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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2亿人失业 “上山下乡”将重启

作者:乔龙 — 已发布 2020-03-29 07:20, 上次修改时间: 2021-04-04 02:37
贡献者:天涯(责任编辑)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3月20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晓梧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时说,中国仍有7.9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尤其是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全世界仍然是比较大的。
大陆2亿人失业 “上山下乡”将重启

受到疫情等不利因素冲击,广东多家大型制造商不是停产休假,就是索性倒闭结业。(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受到疫情等不利因素冲击,广东多家大型制造商不是停产休假,就是索性倒闭结业。(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截至去年9月末的数据显示,中国登记在册市场主体共计1.34亿户。其中,企业4200万户。企业中的外商投资企业64.1万户;个体工商户9021.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22.2万户。

个体工商户带动就业人口数量超过2亿,是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

4月2日,中国国务院官网发布文章,李克强称要发展市场主体,“这是一项事关全局的基础性工作。”

“我们讲‘稳’和‘保’,突出的是要保市场主体和稳就业。”李克强说,“市场还是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李克强强调,“最终真正撑住经济基本盘,上亿市场主体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经济连年下滑,北京当局在2018年7月30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稳就业和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去年4月17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李克强再次提及保市场主体和稳就业,也凸显COVID19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打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去年底表示,中国的失业人口恐怕高达上亿人,明显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

姚洋接受腾讯财经采访时说,尽管中国受疫情直接影响的时间较短,但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仍然很深。有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被迫关门。而对于这些利润微薄的企业来说,关门后再想重开有相当大的难度,其中的一些企业恐怕永远消失了。

并且,“国进民退”的现象愈演愈烈,中国的网络和民间有关“国进民退”、“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讨论始终没有降温。

近年来,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现象引发各界关注,国有企业挤占民营企业各类资源。但是,民营企业始终为中国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统计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创造了50%以上财政收入;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就业,民营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0%以上。

《美国之音》4月2日发文认为,阿里巴巴北京总部设党委,进一步凸显中共与民企的纠葛。中共《党章》和《公司法》早有规定,有权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作为统战工作的一部分,中共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民营企业制度”,强调党在民营企业要有三权:人力资源权、监察审计权、领导工会权。“现在还是要加强国企方面的技术能力,因为私营经济一般要比国营的效率高,毕竟国营经济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所以一定要加强公企的技术及赢利能力,这是加强党的执政基础的方式。”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斯科特·利文斯顿(Scott. Livingston)撰写的《中共盯上私企》一文,认为中共将党对商业领域的控制正规化,对国际贸易及其现行规则影响甚大,迫使越来越多的自由市场经济体进行抉择。

中国内地媒体报道说,中国已有158.5万家民营企业建立了党组织,超过民营企业总数4成。民营企业盈利大户半数以上已设有党的基层组织。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于3月20至22日在北京召开。会上,经济学家林毅夫称,10年后中国的经济体量将成为全球第一,15年后进入高收入国家。专家宋晓梧则表示,中国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有7.9亿人,而经济增长是要靠消费来拉动的。

3月20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晓梧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时说,中国仍有7.9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尤其是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全世界仍然是比较大的。

宋晓梧表示,中国的基尼系数长期徘徊在0.46、0.47,高的时候达到0.50左右。而在低收入群体里面,农民工群体对消费影响非常大。

他说:“我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以后,进入一个新的台阶。根据国际经验看,人均收入迈过一万美元以后,投资的增长速度都低于GDP增长速度,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

从2019年的来看,2.9亿农民工占4.4亿城镇就业人员的66%左右,这么大的低收入群体,对消费影响非常大。

“月收入两千以下的人有7.2亿,农民工大多数在这个群体当中。一个农工家庭就按三口人算,农民工群体影响到七、八亿人的消费。”

宋晓梧表示,消费不仅受到一次分配的约束,还有二次分配。发达国家一般可以缩小20-25个百分点,而中国缩小的数据在8个百分点到12个百分点之间。

网友点赞说,总算有专家说了实话。

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被网友戏称为“五年复五年”的林毅夫,照旧画了一个中国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大饼。

去年8月24日,林毅夫出席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个人名义召开的经济学者座谈会,与会的9名经济学者首次被媒体曝光,外界称他们为习近平的“经济国师”。

林毅夫这一次发言将5年翻了三倍变成了15年。

林毅夫3月20日在发言中说,中国从2020一直到2035年都可以实现高速的增长,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应当跨越12345,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如果跨域了这样一个门槛,中国将进入到高等收入国家的群体。

林毅夫表示,如果中国可以在接下来的十年每年实现5%-6%的增长,一直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将成为全球第一。如果中国在接下来的15年可以实现5%-6%的经济增长,到2035年的时候,中国将实现设立的增长目标,2035年比2020年的人均GDP翻番,那将是人均23000美金的水平。

曾经有网友在知乎网站撰文说,“或许是主人的任务吧,林教授不厌其烦的通过解释前三十年的历史来论证后三十年发展成就,并以此得出结论——我们的前景无比美好”,在林教授的口中,“五年后”我们就能跻身高收入国家,但是,五年复五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林教授“美好”的预言不断逾期。

不知道这一次,林教授的十五年预言是否能实现。

不过公众并没有林教授这么乐观。有网友评论说,目前国家关系环境下没有可能。中美关系、电子信息、芯片制造等均是年前的大山,通过智慧打造良好国际关系是成功必经之路。

2021年3月2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谈到中美关系时称,“全面脱钩”不符合双方根本利益。

而日前刚刚结束的中美两国高层会谈,双方依旧是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丝毫看不到经济贸易方面有任何转缓的迹象。

 

 

今年夏天,中国大约将有909万大学生毕业,给本来就艰难的就业市场,又增添了几分拥堵。而就业咨询公司则从这种困境中看到了商机。虽然这一行业增长迅速,但抱怨和争议也层出不穷。

2019年9月,赵乔治(音)从英国留学后回到上海。他支付了36000元人民币(约5500美元),签下了6个月的服务合约。培训内容包括10次小型的小组讨论,事先录制的辅导,5次一对一指导。内容有修改简历、培训面谈技巧和内部职业机会介绍。合约期结束时,如果还没有找到工作,公司许诺退款70%。

由于疫情原因,公司把合约免费延长到一年。但赵同学依然没有得到太多就业介绍。他只参加了一次面谈,是一家从事外包咨询的公司。4月份,他自己找到了工作。

他要求就业咨询公司退款,但遭到拖延,也不提供任何理由。不久这家公司就失去了联系,也不回应他的询问。

由于就业市场的竞争激烈,在2014年以来,这种就业咨询公司的销售额增加了3倍。留学海外的学生支付能力更高,这些公司的客户主要是这些生源。

不过,这些公司退款违约的情况经常发生,而且服务质量远远达不到许诺的水平。去年,北京著名的就业咨询公司“职问”也报出拖欠员工工资。

去年,从海外留学回国的学生比前一年增加了67%。许多帮助学生联系外国学校的中介公司,也扮演起职业介绍的角色。

如果被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公司录用,中介公司一般收费5万元,如果不成功,则退款80%。

一位徐(音)同学支付了33000元,许诺3次面谈,并保证找到工作,否则退款80%。她最终自己找到了工作,但退款长达6个月后才收到。

徐同学怀疑公司使用新学生的付费支付老学生的退款。一旦新学生人数下降,公司就陷入财务困境。

她还说,公司教授的求职技巧都能够在网上找到,面谈技巧往往也是常识。同样,赵乔治同学也认为这些公司利用了学生求职的急切心理。

 

 

中国总理李克强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后,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配重点任务,表示保住就业就是底线。不过中国经济下滑,COVID19疫情导致失业人员增加,都对增加就业不利。

中国国务院官网3月16日发布新闻稿,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工。

会议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38个方面44项重点工作分解到国务院部门和有关地方,明确责任和完成时限。“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一些地方经济恢复仍面临不少困难,”李克强说。

李克强又强调,财政、金融等政策都要围绕增加就业协同发力。加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和服务。“只要把就业保住,我们的心里就有‘底’,经济就能稳得住。”

此前在3月11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出席记者会并答记者问。

CNBC记者提问:中国就业质量和收入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中方将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改善这种状况?

李克强称,就业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家庭可以说都是天大的事。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发展之基,也是财富创造的源头活水。

李克强说,“今年我们的就业压力仍然很大,城镇新增劳动力约14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909万人,创历史新高,还要保障退役军人就业,还要为两亿七八千万农民工提供打工的机会。”

李克强还说,“中国的灵活就业正在兴起,已经涉及到两亿多人。”

中国国务院在2020年7月31日发布名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的文件,称对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的,按规定给予创业担保贷款、税收优惠、创业补贴等政策支持。

并且鼓励个体经营发展,“鼓励劳动者创办投资小、见效快、易转型、风险小的小规模经济实体。支持发展各类特色小店。”

中国经济受COVID19疫情冲击,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的情况各地比比皆是,在去年6月份,官媒开始宣传“地摊经济”:“下班摆地摊,一天挣一千”、“每名城管要拉三名商贩,领导带头拉五个”……

可以说,灵活就业是颗烟幕弹,也成为修饰失业率的“好方法”。

另外,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不久前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目标任务是到2025年,乡村人才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文件中15次出现“引导”字样,例如,“引导城市人才下乡”、“引导各类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引导乡村人才增强力争上游、务农光荣的思想观念”。

并且,各大官方媒体及官方学者也纷纷为重启“上山下乡”运动造势。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在2020年12月22日刊文称,“上山下乡”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壮举”;北京大学教授于鸿君也发文呼吁政府重启“上山下乡”;中国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称,应届生到城乡社区创业换言之就是到基层工作。

面对经济不断下滑,以及COVID19疫情,北京当局先后出台“六稳”、“六保”政策。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可见就业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也凸显COVID19疫情对中国就业市场的打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去年底表示,中国的失业人口恐怕高达上亿人,明显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

姚洋接受腾讯财经采访时说,尽管中国受疫情直接影响的时间较短,但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仍然很深。有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被迫关门。而对于这些利润微薄的企业来说,关门后再想重开有相当大的难度,其中的一些企业恐怕永远消失了。

 

 

中国官方发布的文件显示,到2025年前,完成引导城市人才下乡等目标。曾经席卷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似乎有卷土重来之势,表明就业情况堪忧,中国经济复苏之路坎坷。 

“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终于70年代末,当时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号召和官方组织下,上千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被送去“支援”农村和边疆,“上山下乡”运动成为那一代人的梦魇。时隔半个世纪,“上山下乡”似乎有卷土重来的迹象。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日前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目标任务是到2025年,乡村人才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文件中15次出现“引导”字样,例如,“引导城市人才下乡”、“引导各类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引导乡村人才增强力争上游、务农光荣的思想观念”。

而在2020年秋季,中国七个部委同时发出“大学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鼓励。

并且,各大官方媒体及官方学者也纷纷为重启“上山下乡”运动造势。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在2020年12月22日刊文称,“上山下乡”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壮举”;北京大学教授于鸿君也发文呼吁政府重启“上山下乡”;中国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称,应届生到城乡社区创业换言之就是到基层工作。

3月9日,据《美国之音》报道,何先生大学毕业后,父母便在天津老家为他安排了稳定的国企工作,但他因为年轻气盛不满国企单位的安逸工作,辞职决定参加人才下乡计划。

如愿落户农村的何先生并没有想到,自己堂堂名牌大学毕业生,通过层层筛选进入乡镇后,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这让他不仅有些失望。

何先生说:“在我就职后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是我们这批人,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并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毕竟我们相对于其他(乡村)政府普通职工来说,我们是有高学历的。上面把我们招募过来之后,我们并没有分到我们最开始考试时的那个岗位,而是像普通职工一样放到各个部门去完成简单的工作。”

研究历史的人士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实际上为了解决文革带来的严重经济问题及巩固政权。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共党史及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上山下乡”是毛氏还是习氏,他们的相同点都是通过把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使知识分子或者知识青年农民化。

面对经济不断下滑,以及COVID19疫情,北京当局先后出台“六稳”、“六保”政策。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可见就业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也凸显COVID19疫情对中国就业市场的打击。

根据中国教育部发布的信息,2021年大学毕业生将首次突破900万人,达到909万人,2022年毕业生预计将超过1000万人。

北京当局隐晦的再次发起“上山下乡”运动,也戳穿了中国经济复苏谎言。

天钧政经智库研究员任重道指出,经济增速与就业息息相关,经济学界的研究表明,GDP增速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为200万人,但如果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会减少就业400万人。如果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无从谈起。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去年底表示,中国的失业人口恐怕高达上亿人,明显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

姚洋接受腾讯财经采访时说,尽管中国受疫情直接影响的时间较短,但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仍然很深。有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被迫关门。而对于这些利润微薄的企业来说,关门后再想重开有相当大的难度,其中的一些企业恐怕永远消失了。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独立学者吴祚来则认为,新老“下乡”的政策目的一致,都是要“把这些人打发到边远地区去,缓解中共的压力。”

 

 

在COVID-19疫情下,有不少研究和新闻报导指出,中国零工经济(Gig Economy)时代已经到来,但它究竟真是社会成长的新动能,还是社会维稳的廉价工具?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零工经济的特点跟发达国家知识型零工经济截然不同,“欧美的今天不必然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还有很多必须要迈过的“槛”。

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与北京字节跳动公共政策研究院上月发布“网际网络时代零工经济的发展现状、社会影响及其政策建议”报告将网际网络时代的零工经济定义为:以网络平台为基础,以独立自主且有特定能力的劳动者为主体,以碎片化任务为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地点、方式灵活,最大程度实现供需匹配的新兴经济模式。

零工经济有助于减少疫情传播

中国金融学者贺兵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受到COVID-19居家隔离的影响,中国的零工经济变得越来越兴盛:“欧美的传统消费习惯还是商场,实体经济;但疫情呢,反而是让他们在家消费网购成一种习惯。这个疫情改变了消费习惯,对减少疫情传播,遏止疫情有一个比较好的促进作用、帮助作用。”

贺兵江指出,病毒疫情冲击实体经济,现在所谓的零工经济已是第二波,第一波是在过去SARS爆发时期即已出现。他说:“第一轮是在2003年的SARS期间,中国第一轮网购潮就是2003年开始,京东的发展就是在2004年开始。以前网购在中国不是特别火,就是2003年大家都不出门,就是送到家。2020年是第二轮。第一轮兴起网购的时候,欧美网购还不是怎么火,第二轮欧美可能也会习惯临时经济。”

企业家:零工经济将日益盛行

台湾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所长成之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根据他阅读的文献或资料,在COVID-19出现之前,就已看到零工经济发展的趋势,而在疫情后的劳动市场,很多企业的CEO反应,零工经济将会越来越盛行。

成之约说:“可能是考量到避免跟人的接触,可能很多工作就委外出去,或许也考虑到如果把很多员工聚集在一个工厂里面或职场里面,会不会造成这些接触频繁,甚至或有更多病毒感染的这方面问题,所以大量的工作搞不好还是透过委外的方式,交给这些不管是个人工作者去自行接案,还是透过零工经济的工作者去进行这些商品的外送。这些资料如果显示确实是如此的话,那我相信未来的劳动市场还是会看到大量的工作者,会持续发展,甚至被应用的范围还会不断扩大也不一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零工经济只是正规就业的补充,而在中国情况更为复杂。她说,零工经济在中国以前叫做“农民工”,他们主要是在实体经济的制造业中工作,而零工经济是在现有基础之上又加入不少知识青年,载体不同,现在更依托虚拟经济,为平台经济从事生活服务业和娱乐等内容。

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陈云表示:“中国的背景跟发达国家背景不一样,中国零工经济的一个特色就是知识青年依托网络平台进行的这种零工式生存或就业扩大,它的背景是大学扩招跟经济的增速放缓,这就产生很大的就业压力。像今年2020年的高校毕业生是874万,这在十年以来是每年创新高的,而中国的GDP(增长率)在2018年降到6.6%,现在疫情之下的话,还不知道到底是多少。一季度虽然报了三点几的这样一个增数,但全年下来,有的人说是二点几,现在还不知道,所以现在的就业形势就更加严峻。”

陈云表示,中国零工经济能不能发展以解决经济下行的问题,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面及从事零工经济的从业人员主体,他们本身是否具备独特的知识型技能。她说,事实上,为了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中国在2017年就提出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这个看似面对的是所有大众,但总体还是瞄准知识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

陈云说,这个政策在实践层面并不成功,因为市场上有很多领域被国企还有一些民营企业等大企业垄断,因此真正能够创业创新的空间其实很小。

市场需求与知青主体

陈云表示:“第二个就是这些大学生知识青年主体,大学生创新技能意识上面的缺乏。其实中国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所以从小到大都没有在创新这方面的意识和技能上有所积累,所以2017年以后的这个口号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又加上去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跟疫情的问题,很多人感兴趣零工经济能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虽然有报导指出,由于经济成长放缓、市场饱和,加上政府监管趋严,中国网络零工经济恐怕无法再吸纳大量工厂失业人力;随着滴滴出行、美团点评等平台陆续裁员,恐怕将让中国劳动市场再次拉警报。也有媒体指出,中国传统产业招不到工也跟年轻人都转去从事零工经济有关。不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与北京字节跳动公共政策研究院共同撰写的报告认为,零工经济在带动就业、助推新兴产业发展上,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新动能。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中国零工经济对传统行业是一种促进作用,而不是破坏作用。比如网购销售越多,更会促进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在家买无论是什么家电啊,产品啊,它的生产还是需要传统产业来生产,只不过是对于价格上,可能会更降低价格,使这个传统的行业产品销售更快,资金回流更快。”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不讳言,在COVID-19下,确实有更多人投入零工经济,像是一些超市员工转移到河马生鲜快递,但她还是认为零工经济的发展有其极限,并且认为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网际网络零工经济很不一样:中国在生活服务业的占比最高,而发达国家则有着知识型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拥有比较高的知识型技能,并且市场上也有需求。这跟中国经济下行、人员就业困难而去从事平台经济是两种情况。

陈云表示:“你要知道,网络这种外卖的消费首先要有收入才行,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的双重打击,造成整个经济萎缩很严重的话,你没有收入,这些外卖服务本身也会严重萎缩,需求也会萎缩。第二个,不断压价的情况之下,外卖员工的收入可能也会直线下降。共享员工这个概念听起来很美好,实际上只能存在于可替代性非常强的工作时间,就是都是非常低技能、低门槛的工作,谁来干都行,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当然(疫情下)有总比没有好,但也不用去夸大共享员工好像以后会成为一个趋势似的。”

在广州从事外卖小哥的胡元,虽然大学毕业,但为了能赶快找到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因而选择门槛低的外卖工作,以尽快进入就业市场。

胡元跟美国之音分享了他为什么会去当外卖小哥的原因:“我个人因素,我比较不喜欢在一个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的工厂里面工作;第二是因为我送外卖比较快的话,我赚小费会比别人多。如果在工厂里面我做事做得快,领导也不一定会提升我的薪水,他也不一定会知道我是谁。所以我自己光是跑送外卖的话,在限定时间里面把餐送到客人手上,如果我提供的服务好的话,他就可以提供我多一点的小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表示,这显示传统性的工作吸引力不断在降低,以前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在厂区发生了十三连跳的高自杀率,说明了制式工厂管理模式跟现在年轻人追求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但与此同时,平台经济中的这种劳动密度很强的外卖等工作,无论从收入保障或是自身发展来看,也并不是真正年轻人的归属,特别是知识青年。

发达国家的今天是中国之明天?

陈云表示,该份报告总体看好中国的零工经济,是从一个整体视角,把中国未来定义为知识型、技术型的工作会很多,有点一厢情愿地认为“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她认为,中国零工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体的零工经济状态之间不存在必然性。

陈云说:“它需要打零工的这些人本身的人力资源要能改善,要有技能,真正成为一种技能型的、有创意型的,你才能去需要灵活员工的市场中找到你的工作。否则,不是说你的身份自由了,你就必然能找到工作。现在很多年轻人本身这方面的技能和创意是很匮乏的,应试教育可能要担负很大的责任,就是教大家刷题刷出来的,追求标准答案式的学习方式。”

陈云表示,她真正关注的是中国现在经济增数下降,又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每年大学毕业生知识青年在不断壮大,在这种局势下应如何解决他们稳定生活和福利的问题。毕竟,零工经济在个人层面属低收入、低保障型,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比较差,又非雇佣关系,因此变数非常大,这对知识青年的个体保障和福利也是很大的问题。

专家:正面溢出效应有限

陈云表示:“第二个就是说这种经济型态对于全社会是不是会有正面溢出效应,其实我个人觉得这里的挑战是更大的。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自己原创技术,而是应用,对外部性的创新和产业结构上带动整体提升,不能说一点成效都没有,像是百度热心开发自动驾驶,但还没有很成熟,要说已产生正面溢出效应还言之过早。”

不过,在中国大学毕业生急着找份工作餬口的当下,对于劳动保障的权益似乎并非他们选择工作的首要考量。外卖小哥胡元说:“在我自己来说,我当然希望多一分保障,对我当然是好一点。但现在蛮多人去做外卖行业,我们之间竞争很厉害,对体力的要求很高,我当然也不希望工作时候受伤。刚刚你提到保障那些,我从来没有想过,只是现在你说到、提到了,然后我开始有点担心。我看看啰,如果继续做下去,我会问我的领班,到底我有没有好一点的员工保障。”

台湾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所长成之约表示,不管工作内容有何层次上的差异,零工经济的劳工为了换取高报酬,工时相对来说会比较长;而外送人员为了抢单、抢快,可能引发交通意外的职业安全卫生方面也存在风险;最重要的是,他们普遍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不管是对失业还是对退休生活的保障也会相对不足。

零工经济从业人员三大风险

成之约表示:“对于从事零工经济的工作者,如果他不在一个雇佣关系之下,他存在的风险就是工时过长,甚至引发过劳问题,还有所谓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风险,还包括我们讲的这些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来讲对这些人是不够周延、不够完整的。现在所面对的零工平台经济工作者,尤其是个人工作者,他如果不是受雇的话,即便他加入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这个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基本上都没办法代表他去跟平台业者去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或权益的保障。”

成之约主张打破这种必须在雇佣关系下,工会才能代表劳工去进行谈判协商的法规限制。他说,有些欧美国家把团体协商的制度定位在只要有利益关系跟利害关系下,工会就可以代表这些会员去进行谈判协商,即便并非雇佣关系。成之约认为,这个部分是团体协商制度在设计上可能要去突破的地方。

对发展中的中国而言,零工经济为大学毕业生创造了更多工作机会,或许足以扮演重要的角色,满足中国最重要的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但这种商业模式延伸出来的劳动保障不足的问题,世界各国都还处于一个重视或注意的阶段,要真正做到超前部署,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中国的失业率问题,一直是大家高度关注的数据,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将其当做国家机密,不肯公开。

特别是当前新冠疫情给世界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重创,大批人失业,很多国家的失业率都创了历史新高,但是中国的失业率不增反降。中国政府从没有公开承认疫情也使很多中国人失业,反而在粉饰太平,从前段时间中国教育部要求高校推荐大学生到边远艰苦地方去就业,而且还要把这个纳入考核指标就可以看出来。

说中国政府在掩盖失业率,当然不是随口说的,是有依据的。近日,有官方学者通过调查,透露了中国失业的一些真实数据,我认为是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更接近中国失业的实际情况。

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近日接受腾讯财经采访时说,尽管中国受疫情直接影响的时间较短,但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仍然很深。今年第一季度,有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被迫关门。而对于这些利润微薄的企业来说,关门后再想重开有相当大的难度,其中的一些企业恐怕会永远消失了。

他透露,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六月底曾做过一项六千多人的网络调查,调查显示失业率高达15%,另有5%处于半失业状态。考虑到中国有近八亿就业人口,按两成失业率计算,当时就有上亿人失业。这么庞大的失业人口,显然与政府部门当时所说的“全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有重大出入。

因为疫情的冲击,今年中国就业很严峻,因为大量的企业倒闭势必会增加失业率。中国国家统计局七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五百多万人,“超额”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截至六月,全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而最新公布的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 连续4个月下降。如果按照官方5.2%的失业率对比姚洋公布的失业率是15%,两者几乎相差近3倍。中间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官方的统计方法里所谓的调查失业,不是真正的市场调查,更可能是采用的登记失业的方法和数据。这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2005年开始,中国基本上有了常规的劳动力调查制度,但是登记失业率一直是中国失业率的指标,调查失业率一直秘而不宣。

直至2018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将城镇调查失业率作为一项经济目标,2018年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为5.5%。自2018年4月起,中国国家统计局将调查失业率纳入主要统计信息发布计划中,按月定期发布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但是即便如此,中国公布出来的也远不是真正的失业率。

失业率数据降低与经济增长的数据不相匹配。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低于7%,2015-2018年分别为6.9%、6.7%、6.9%、6.6%。这样的数据违背了“奥肯定律”(经济增速每增加2%,失业率大约下降一个百分点)。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经济增速在下滑,失业率竟也在下滑。也就是说,经济在下行,就业却在向好。这就是一个矛盾。

放在今年来说,这种情况也是不匹配的,我们可以初步计算一下。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是下降6.8%,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下降,新增就业人员229万人。这个数据不仅不准确,而且可以说近乎很荒唐。按照奥肯定律,中国第一季度失业率应该上升3.4%才对,但是在经济下降6.8%的情况下,就业居然还增加了。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维度,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是下降6.8%,平均调查失业率是5.9%;但是到了第三季度,中国的GDP增速同比增长4.9%,比第一季度高了11.7%,按照奥肯定律,中国的失业率应该下降6%左右才对。但是我们看到第三季度中国官方的失业率还是在5%以上,这就完全不符合逻辑,证明了中国公布的调查失业率完全不准确!

为什么会出现奥肯定律悖论?

首先是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劳动市场。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城乡分割的市场。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的是城镇的就业,没有统计农村的就业。如果城镇的就业一旦趋紧,农民就会回到农村。农民回到农村,结果显示城市里依然就业很“饱满”,就业率很高。说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劳动市场,没有统计农民工就业,这个确实是事实。

其次,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短缺。

最后,中国的失业统计不够完善。以前,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行政登记失业率,而不是劳动力抽样调查失业率,同时还缺乏公开的数据来源。

不管是登记失业率还是调查失业率,都出现了这种背离的现象。中国的两套失业率统计方法,问题都很大。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将在政府部门登记、并符合失业条件的人员统计为失业,明显存在漏算。而调查失业率没有很好的处理农民工的失业统计状况,例如,中国一季度调查失业率上升幅度很小,但第一季度的农民工外出务工数同比减少了超过5000万。很明显,就是没有将农民工统计进失业人数里。

长期以来,中国调查失业率只覆盖城镇户籍人口。中共政府长期以农民“有田可种”就不算失业为由,掩盖了农村的隐性失业规模。事实上,由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非常有限,农村出现了大批剩余劳动力,而这些流动性很强的人口通常不在政府的统计范围内,被视为可有可无。

在农村里面,即便失业人口再多,他们也没有组织力和行动力。这就好像毛当年把城里的知识青年都赶到乡下去,把城市的压力化解到广大的农村。只要这些人去了农村,就都算充分就业,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习近平一直提倡学生们到艰苦的地方去的主要原因,说明中国的失业问题很严重。

针对这一问题,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六月底曾在一场网络论坛上说,国内农民工的失业问题非常严重!第二季度开始,农民工开始大规模返城,但由于城里工作有限,在五月就出现了一波农民工返乡潮。他还提到,这还没算上今年毕业的870多万名大学生。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新增900万人以上的城镇就业,这充其量只能满足大学生就业,而这些已经失业的人很可能会陷入困境。

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源,还是要追溯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上去。谈到今年中国经济的恢复情况,投资恢复得比较快,当然其中主要是房地产的投资拉动,基础建设的投资恢复的一般般,但是这一块解决不了多少人就业。而在出口方面,中国11月的出口增速已经创了一个新高,当然中间主要是全世界的生产能力没有恢复,中国恢复得比较快,特别是防疫用品和健康用品的出口非常猛,拉动了中国的出口,但是外贸提供的就业岗位毕竟也有限。解决就业最大头的消费恢复得是最差的,中国的消费复苏依然缓慢。直到八月,消费增速才在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全年预计仍将是负增长。

消费不起来,为国内提供最多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产品没人消费,他们怎么能盈利,怎么会扩大再生产,去招兵买马呢?没有消费,就业岗位的增加当然就无从谈起。这也是这段时间中共高层提需求侧改革的主要原因,所谓的需求侧改革,主要就是促进消费,让这些提供消费品的主体活下来,然后扩大就业。

但是,就业和消费就是一个货币的正反面,要想刺激消费,政府必须稳住民众的信心和就业。如果没有经济发展,没有就业,收入都没有,我们还怎么消费呢?这其实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悖论。中国现在经济是在增长了,看起来在全世界是一枝独秀,但是背后严峻的失业状态,扯下了中国经济的华丽新装,中国目前高达20%左右的失业率,一亿人失业的状况,怎么都看不出来经济一枝独秀的影子,更像是浪得虚名的欲盖弥彰。

姚洋的这份中国一亿人失业的报告,让我想起了年初经济学家李迅雷发布的一个失业报告。4月26日,李迅雷发表了《中国失业率有多高?》的文章。这篇文章里面预测中国的失业率在20%左右,新增失业人口在7000万左右。这和中国官方公布失业数据相比翻了几倍,主流经济学家公布这样的数据,可以说让大家感到非常震惊的。据说,李迅雷因此被免除了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其实,他发布的这个新增失业7000万人的数据,如果加上中国存量失业人员的数据,基本上也是达到了1个多亿,和现今姚洋发布的数据正好是相互对应起来的。而且,两者预计的中国失业率基本上在20%左右,这也是说得通的,比起不靠谱的官方数据来说,至少算是相对客观的。

如果大家不相信这样的失业情况,其实还可以观察一下周围,进行一个对照。我一直都说,经济学和统计学没什么高深的,就是对你日常生活中现象和数据的提炼。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周围的餐饮、服装小店的经营/关闭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周围亲戚朋友房贷和信用卡的还款情况,也可以看一下今年你的老家有多少人回村之后就再没有进城务工的,看看这些情况是否和20%的失业率和上亿人失业相互映照起来,你基本就能知道中国真实的失业率了!

 

 

在目前中国经济大幅衰退的背景下,中国大陆今年874万的高校毕业生遭遇了真正的“最难就业季”,很多人不得不面对刚毕业即失业的情况,而明年,这个问题将更加严峻,因为明年的高校毕业生总人数预计是909万。

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喊出了口号,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也就是所谓的到“基层工作”,这个有点像中共在几十年前搞的“上山下乡”的2.0版,这也可能是中共解决当前就业难所找到的最便捷途径了。

就业严峻 重走毛时代老路

就在几天前,中共教育部发出《关于做好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大陆各省市“拓宽基层就业渠道”,各地要“鼓励”、“引导”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乡村、西部等地“就业创业”。

2019年3月,中共共青团中央就曾经印发文件,声称要在2022年之前的3年里动员超过1000万青年“志愿下乡”,这一年半到底有多少人真的听话的下乡去了,中共现在还有没给出个数儿,但是这第二轮宣传又已经开始了。

从这个就业通知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高校生的就业情况有多严峻,而这种严峻让中共又想重走几十年前毛时代的老路。

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时候,中共曾经搞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共在建政后,这几十年来搞的各种运动多了,当然都是一个特点,就是根本的目的都是整人害人,打击想要专政的对象。而这个上山下乡,是中共针对当时知识青年的一场政治运动,中共让这些知青到中国大陆的农村定居和劳动,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中共的宣传中,这个“上山下乡”也叫做“下放”、“插队”。

中共大规模、有组织地进行“上山下乡”运动,主要是在“文革”期间,规模可以说史无前例,几乎波及到中国大城市中的每一个家庭,这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很多都是被中共定为“黑五类”家庭的子女们,这些人因为被中共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在升学和就业上都遇到巨大阻力,所以不得不选择上山下乡。

到了70年代后,知青们开始通过顶替、病退等各种办法像潮水般返回大城市,也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根据历史数据,“上山下乡”的知青总数大约在1200万至1800万人之间,而仅仅在1974到1979年的5年间,就有超过2万5000名知青死亡。而这些回城的知青,因为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在中国九十年代的所谓“下岗潮”中又首当其冲被工作单位裁员失业。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政府喊的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用这个口号把千万计的知识青年骗到了农村,从这个口号,也看出当时夺取政权后的中共,搞了各种运动把中国搞得一团乱,却不会真正搞经济、治理国家,造成了大量的无业城镇劳动力,怎么办呢?就把这些人赶到农村去来解决失业人口问题。因此几千万年轻人的宝贵青春就这样被荒废了,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同时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

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在经历了上山下乡后,外加文革的冲击,最后发觉自己被欺骗利用,也由此放弃了马列主义这个骗人的意识形态。

或许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身心伤害还没有抚平,但是,显然中共对这场运动没有任何反思。现在,中共面对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又喊出了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去,虽然现在没有用“下放”和“插队”的叫法了,但是思路却和当年毛时代的上山下乡如出一辙。

年轻的“骂共”大军正集结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如何。

在中共官媒的报导中,说是今年874万毕业大学生,有三分之一的就业率,但就是这个三分之一也是被认为有水分的,因为中共教育部7月下发的就业统计文件中,要求把开网店、做微信公众号、电子竞技玩家以及拥有网志的人等,都归类为灵活就业,就是无论是否有真实的收入,都要被算进就业统计数据中。

一些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数据显示,今年的毕业大学生中,只有25%的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如果按这个比例,那就有650万左右的毕业生没有工作,而且马上面临的是2021年的毕业季又要到来,马上又有900多万的毕业生要加入就业大军,在目前中国经济没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这900多万的就业情况显然也不乐观。

那这些人怎么办呢?可能只能暂时待在家中。而这些年轻的过剩劳动人口待在城市里,对中共来说,就像一桶随时可能点燃的炸药,让中共强烈地感到不安全。怎么办呢?可能就想出了这么个主意,让这些年轻人到农村去。

只是,今非昔比,今天的大学生可不像文革时那样好骗了,中共虽然使劲喊口号,但没办法用行政手段强制年轻人再去上山下乡了。而且很多大学生,包括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大学,都是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他们愿意再回到贫困地区吗?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中共最初鼓励年轻人回乡创业,没人响应。后来李克强鼓励大家摆地摊,也解决不了就业。现在又鼓吹内循环、双循环,这个显然也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接下来没工作的年轻人要么啃老,要么在社会上游荡,随时会变成一种抗议。

除了待在城市中的毕业生以外,回到农村地区的毕业生也存在不得不在家“啃老”的情况。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程晓农说,在每年超过800万的毕业生中,并非都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学校毕业,很大一部分是比较差的“三本学校”,这就导致在农村地区出现大批这样的失业人口,他们变成了“啃老族”!这些人在自己家乡没办法挣钱,也不肯下地种东西,只能靠父母养、同时一肚子火气,所以现在大陆有很多农村的青年每天在社交媒体上翻墙啊等等,整天找机会骂共产党,发泄自己的不满。因为完全没有出路!

所以,中共急着想疏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去,这或许是太一厢情愿了,因为农村地区的毕业生都没办法在农村本地实现就业创业。看来,中共将不得不接受高校生就业难的问题。

权贵子弟移民

自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几次对中共政权产生威胁的社会动荡中,不少都与青年人失业有直接关系。《华尔街日报》报导说,1989年,中国的高通胀情况以及令人失望的就业前景,推动学生发起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自此,当局一直密切关注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并将其视为引发政治动乱的潜在因素,也以此来衡量社会的稳定。

现在,中共为了重新配置中国这些年轻人资源,消除社会隐患,又想故伎重施“上山下乡”运动,只是,在这个新版的“上山下乡2.0”计划中,却不包括中共权贵的子女们。

12月4日,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说,在中共教育部动员毕业生去偏远地区就业的同时,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批中共权贵子弟却选择了留学甚至是移民欧美。

有评论表示,中共官二代、商二代有些去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有的进入国企、有的进入事业单位,有权势的高干子女还利用权势经商。

所以,中共的这个“上山下乡”,也都是看人下菜碟的,忽悠的都是党国无权无势的普通“韭菜”们。

外资撤离 影响的不仅是“中国制造”

就在中共展开“上山下乡2.0”的同时,富士康撤出中国的传闻持续不断。近期,根据路透社的报导,富士康(Foxconn)首次将部分iPad与MacBook的生产线迁出中国大陆,并在越南建立一条全新的供应链,这个越南产线将在2021年启用。

有消息说,富士康迁出中国生产线是应Apple公司的要求,以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降低人工成本以及对中国的依赖。

但是结合当前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严峻问题,富士康的搬厂一事,却让人有种一叶知秋的感受。

外资迁厂,最大的问题是当地的就业。搬走一个厂,不仅仅是财政收入减少的简单影响,而是民众的就业问题,以及这些员工的家庭都会受到影响。

在中国投资界曾流行一句话,“2019年,会是过去十年中最差的一年,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这句话如果套用在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上,可能也让人觉得会非常有可能。

老年人延迟退休

除了年轻人被中共鼓励上山下乡外,老年人也没有逃过中共的盘算。12月7日,有关中共要延迟退休年龄的传闻终于落地,中共社科院专家提出实施相同法定退休年龄,统一将男女的退休年龄调到60岁。

其实这些年,中共要延迟退休年龄的传闻一直没断,外界也普遍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陆的养老金面临枯竭,未来几年将耗尽。11月20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曾发布《养老金第三支柱研究报告》,预测在5到10年中,中国会有高达8万亿到10万亿元人民币的养老金缺口,而这个缺口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扩大。

有分析说,一般谈到的养老金问题是指城市居民。但中共对于机关干部的养老,早已做了周详的安排。退休金、养老金支付最高的,就是这些权贵阶层。中共百分之零点几的人,他们占的医疗资源却达到了百分之几十,这种情况无疑加剧了养老金的负担。这庞大的官僚体系,每年都有这么多人退休,要养活这些人,实际上对社会就是个不公平的负担,超出其它正常国家的负担。

从高校毕业生一毕业就失业,再到延迟退休年龄,我们可以想像这样的场景,年轻人不得不待在家中提前过上退休生活,而父母一辈将继续奋战职场、养家糊口……在中共的经济乱象下,整个社会都在为中共打补丁,而普通民众们,也不得不为中共变换着人生的角色和轨迹。

 

 

就业问题关系到饭碗,一直是民生的第一大要务。西方几乎所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首先保的就是就业,保证大家有工作的机会,公民有生活的经济来源。而中国只重视GDP增速,不太重视就业,因为就算大量失业,中国也有办法安置,也不担心百姓造反。当年毛泽东就是通过上山下乡来安置的,现在这招习近平也学会了,就是将毕业生送到艰苦的边远地方去。

12月1日,中共教育部网站发布了一个文件:《关于做好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推进就业工作综合评价,各地各高校要改革就业评价机制,建立分层分类就业评价指标体系,将推送毕业生到西部、基层、艰苦边远地区和重点领域就业情况作为高校就业工作评价考核的重要内容。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制度,更好发挥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对高校招生、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的反馈作用。持续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大规模跟踪调查。

这个通知的主要意思就是,如果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鼓励学校吧毕业生送到艰苦边远的地方工作,并将推送的人数作为学校考核的重要指标。意思很明显,推送得越多,学校的评分就越高,在资金拨款、教学扶持方面得到的奖励就越多。说白了,就是鼓励学校这么干!那什么地方是艰苦边远的地方呢?当然不是现在大学生就业的城市。文件中也说了,到西部、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比如说农村就是典型的基层,夹边沟就是典型的西部,艰苦边远地区当然还有北大荒、内蒙古和云南的西双版纳以及青藏高原、新疆之类的地区。特别是新疆,现在正在哄很多汉人过去。这些学生会不会成为发配的主力军呢?

所以,总体按这个情况,基本上就和毛的上山下乡差不多了。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很多也是去的这些老少边穷的地区。去的时候是一腔火热,觉得是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做贡献,是在当毛的好战士。但是去了之后,那种艰难和悲惨可以说超出了想象。很多女知青在当地被村干部凌辱,也有很多被迫嫁给当地农民,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回到城市的父母身边,那可是一代人的悲惨记忆。可惜现在,习近平的上山下乡又要开始了,和毛的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毕竟,习近平的知识文化水平有限,他有限的知识结构都是从毛时代学来的。现在要治国,当然也会从那时的知识框架里去找。

我之前一直在说中国就业困难,习近平准备搞上山下乡,解决就业问题。但是之前都是社会媒体的一些报道,比如说卖核桃一年挣60万,到乡下养鸭子一年赚100万,都是这种零星式的鼓励引导式的报道,当然也可以说是诱导,就是大家到边远的农村去,没有强制性。而在今年大学生800多万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习近平借给学生回信的机会,也是在全国呼吁大学生“趁年轻,去基层”。

7月7日,习近平给中国石油大学新疆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肯定他们到边疆基层工作的选择,对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出期望。在这封专为2020届高校毕业生所写的回信中,习近平勉励广大青年学子“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上面都是官媒的报道,是一些大话空话,当然主题还是哄毕业生到艰苦边远的地方去,缓解中国城市的就业压力。

如果说以上都是软性的呼吁号召之类的话,那么像这次教育部的发文就正式将到边远地区的学生人数和学校考核相结合的,这就有点半强制性质了,我们可以理解为教育部对习近平讲话的回应,或者是对习近平心思的揣摩后作出的安排。

今年,中国的就业形势到底如何?失业率到底有多高?可能这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10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09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9月份下降0.1百分点。

当然,统计局的数据有水分我们都知道,而失业率可以说是水分最多的一个数据。中国失业率到底是多少,失业人口到底有多少,谁都没有准确的数据!中国官方把失业率当成国家核心机密,禁止民间机构和学者调查统计,这就让失业率更加扑朔迷离。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不包括农村人口失业在内,而且将5.5%列为失业的红线,当然大家是不相信这个数据的。但是,今年7月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达到5.3%,非常接近红线,李克强都数次提到稳就业,在很大程度上能说明问题。

一些民间经济学家的算法,得出的失业率约在25.4%,这个算法是将“公开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市的隐藏性失业人数”、“农村的失业人数”3项数据加总,即得出真实的失业人数。

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第三季度的表现虽然比较抢眼,但还存在结构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增长相对比较快,同比已经是正增长了,特别是房地产的投资增长。而消费这块还没有恢复到去年同期的水平,同比还是下降的。我们知道,真正带来就业岗位的,应该是在消费这块儿,而不是投资。

那些大基建投资能解决多少就业岗位?比起消费带动的那些民营工厂、小作坊和实体店网店来,是九牛一毛。这些民营实体才是解决就业的大头,那些生产销售衣帽、鞋袜、日用品、家电等实体,才是中国经济涵养水源的血管,才是中国解决中国人饭碗的根本行业。

但在这次疫情冲击,这些民营企业成片倒闭,失业的人群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失业的人多了消费当然就无法起来。反过来,因为没有消费能力,这些民营企业和实体生存艰难,只有关门倒闭,当然失业问题就更加严重。而投资和出口两块和消费带动的就业相比,还相差很远。而且出口也存在结构性的一些问题,比如医疗健康电子产品出口还可以,但是很多传统行业的出口受到的冲击比较大。

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中国目前所谓的经济恢复增长,对就业其实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的失业率还没有从疫情冲击下缓过劲来。这也是这一次为什么教育部要落实习近平的呼吁,鼓励高校推送毕业生到艰苦地方去,并将这个和奖励挂钩的根本原因。

今年年初,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本来是毕业生应聘的黄金季节,因为赶上疫情,企业不敢招人,还大裁员,870万人延后招聘的基本上全部都耽搁了,压到了2021年。而现在,2021年毕业季的学生们也要开始找工作了,据说这一届毕业生达到了破纪录的900万人,两届叠加,明年的就业压力可想而知。

在12月1日的工作会议上,就连教育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承认,明年应届毕业生实际就业形势可能比想象中还要严峻。

灾情之下,今年应届生找工作可能已经面临着地狱模式。没想到,毕业即失业。本来大家觉得2019年是就业最难的一年,哪里知道2020年就业更难。真应了那句话:现在的每一年,都是以后最好的一年。

之前,中国各个大学统计的就业率基本都在99%以上,但是,每年中国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却是越来越严重,成为啃老族。因为大学统计的失业率,很多是学校的辅导员拿着数百学生的信息表,找企业签字盖章造假造出来的。要统计真实的高校就业率其实很容易,只需要统计毕业学生的社保和五险一金就可以。还有很多读研究生,或者做微信公众号、网络营销等一些人员都被统计进了就业名单,可以看出这种造假还在继续。这也是就业形势严峻的一个体现。

今年以来,因为疫情,中小企业自身难保,能维持现有能力不裁员、不倒闭已经不错了,哪还有能力去新招人呢?就算是一些大企业,也是在裁员求生。就算招人,需要的就业岗位也有限。所以,现在就是中国不少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都在想尽办法,投身相对不受经济周期影响的公务员或国企行列。前段时间报道的,北大清华的顶尖名校博士生硕士生就职基层街道办成为社会热议的新闻。其实就是毕业生就业难的真实写照。

所以,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这2020年870万毕业生和2021年900万毕业生叠加,1千万以上的就业大军将要涌向市场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这么多岗位给他们提供生活来源,缓解他们因为读书欠下的债务,而且社会上还有蛋壳公寓这些金融机构等着收割他们。可以说这届毕业生确实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如果无法就业,还可能被学校推送到所谓的艰苦边远地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这批人会像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样,成为被抛弃的一代人吗?

 

 

中国总理李克强召开部分地方政府负责人座谈会称,“你们讲真话我们才能出实策”。武汉肺炎疫情冲击经济,从地方政府非税收收入大幅增长来看,“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情况仍然存在。

11月23日,中国政府网发布新闻稿,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部分地方政府负责人视频座谈会,一开场先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本地区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总体情况;第二,如何考虑本地区下一步经济工作;第三,对国家宏观政策有什么具体建议?希望大家就以上三个问题畅所欲言,谈各自的看法”。

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黑龙江省、山东省、湖南省、广东省、云南省政府负责人,围绕上述三个问题,谈了对本地区今年经济总体情况和下一步经济走势的分析判断。

李克强说,“这将为我们研究考虑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提供重要依据。你们讲真话,我们才能出实策。”

李克强还强调,要着力稳就业、扩内需,有就业有收入就有消费,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中国财政部日前披露了2020年中央财政预算,根据2020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表,2020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数为82,77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执行数下降7.3%。

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央财政收入预计下滑极为罕见。

中国财政部表示,这主要是根据武汉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价格水平变动等因素计算出来的。

相对于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情况更不乐观。官媒报道称,一些地方财政收入大跌一半或以上,结余不够给公务员发工资。

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此前报道,受疫情影响,中部省份今年首季度财政收入大跌一半或以上,财政储备跌至低于安全水平。有地方官员透露,库房中可用的钱不足3成,不足以支付未来一个月的工资开支。

并且,官媒认为这并非个别例子,地方财政运行风险更严重。

《瞭望》记者向该省财政厅查询,其负责人表示,实时监控并未显示库房余额低于安全线。但是调查发现,财政部门为了避免被省领导约谈,会把一些政府基金暂时转移到库房,不过这些钱其实“能看不能用”。

非税收入增加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按照官方的解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包括:(1)各项税收:包括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出口货物退增值税和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船舶吨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等。(2)非税收入: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它收入。

通过对28个重点城市前7个月非税收入增速梳理发现,有19个城市非税收入实现增长,占比达68%;有21个城市非税收入增速高于税收收入增速,占比高达75%。其中,有8个城市的非税收入增速超过了20%。

非税收入过高,意味着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增加收入,这会增加企业和民众的负担。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意思是,最高决策层的指示仅仅在他们居住的中南海里打转,下级官员拖延或不予执行。

中共中纪委下辖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去年1月22日刊文,列举了官场的弊病,哪怕民声鼎沸的问题,官员往往会用一句“这个问题很复杂”的话,推脱责任和敷衍问题;即使当局出台政策,也会被官员以“不完整”、“不科学”、“不实际”等各种理由不予理会。

文章还专门提到偷奸耍滑、虚伪浮夸的“虚功之法”,以陕西秦岭违建别墅问题为例,因陕西官场阳奉阴违,习近平不得不六次批示。

在2018年9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也提到地方政府懒政、怠政的问题。

李克强举例说,“汽车被飓风刮倒的大树砸坏,需要找气象部门开具‘风力气象证明’;去银行兑换破损钞票,需要找第三方开具‘非被人为故意破坏’的证明”;“不知跑多少腿、磨多少嘴,咱们能不能出台点硬措施?”

在2015年4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批评政策被卡住的现象:“国务院领导常常半夜拿到特急文件立刻就批了,但有些部门、地方的文件却经常在那里原地‘转圈’。”

李克强发怒道:“不能让文件再在处长、司长那里一层一层地画圈了”。

官媒《新京报》也曾报道李克强时常因官员“为官不为,尸位素餐”,“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等问题发怒,甚至为此多次“拍桌子”发火。

 

 

中国10月下旬发布第三季中国平均月薪达到7819元人民币,而9日有调查显示,中国电商直播主的平均月薪达到1万636元,这让中国许多民众“怀疑人生”。有中国科技网站痛批,这些所谓的薪资调查根本是在进行“洗脑”,其实99%的中国人月薪根本不到5000元。

科技网站《36氪》一篇名为<别被洗脑了,这才是99%中国人的工资真相>的报导指出,中国2020年劳动人口参与率为67.5%,也就是有大约9.45亿人投入工作,而这些人“月入不足5000才是常态”,之所以经常会看到平均月薪报告远高于这个数字,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平均月薪甚至超过万元,那是因为贫富不均的缘故,“你和马云的工资一平均,也能打败全世界99.99%的人。”

而大陆民间许多人常被官方公布的数据“洗脑”,认为中国劳工月薪还不错,但事实上,中位数才能比较反映真实情况,除了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这几个城市的中位数超过5000元,其它中国一线城市的工资中位数只有3、4000元。如果是非一线城市的话就更惨,依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万1655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为1万3232元,除以6个月的话,也就是中国城镇劳工每月收入只有2205元,“县城青年才是中国的真实底色”。

报导还举例,江苏省淮安市某个小县城的洗脚城员工,底薪为1500元,晚上住在店里,晚饭花费不超过10元;火锅店的女员工,底薪2000元。在城镇中公务员是高薪职业,一名40年工龄的中学退休教师,月退俸有4000元;而刚就职大约一年的公务员,即便加上年终奖金等,平均每月收入也大概只有3000元,这才是中国“最真实的国情”。

相关消息引发民间热烈讨论。许多网友纷纷在文章下方留言说,“郑州保安3000多”、“我爸就干保安,月薪2000”、“月薪超过5000的占总人口比例不超过5%”。但也有网友表示不相信这个数据。

不过,翻查资料可知,中共总理李克强5月在两会时曾提及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6月3日也曾发布调查,指中国月收入在人民币1090元以下约有6亿人,占总人口数42.85%,呼应李克强说法。同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也在一场论坛上表示,李克强的说法与相关统计数据是一致的。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曾指,“6亿人月收入1000元”这是一个事实,李克强透露这个数据,正是要提醒如果不解决就业问题,这大批人口生活无以为继。

 

 

根据领英中国(LinkedIn)和中国全球化智库(CCG)日前发布的“高校校友观察:中国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研究与展望2020”报告,尽管中国经济逐渐摆脱疫情开始回温,今年毕业的874万名大学生仍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公部门仅吸收280万人;另据一些大学学生就业服务中心数据,仅25%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

动用国企扩大雇用

报告指出,受到疫情影响,消费品行业、制造业、软件业及资讯科技服务业的雇用状况明显减少;健康照护、远距学习及法律行业受影响较少,雇用人数相对稳定;运输、后勤、媒体及教育部门仍有缺工情况。

中国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表示:“有许多大学毕业生仍在找工作,2021年要毕业的也即将投入职场,政府将继续增加政策协助,包括扩大国企的雇用。”她说,目前公部门已吸收280万应届毕业生。

中国国家统计局上月指出,20至24岁拥有大专学历的年轻人,9月的失业率比去年同期增加4个百分点,且许多工人的工资被砍或延发。对于今年毕业的874万大学生而言,就业市场前景黯淡,一些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数据显示,仅25%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导,中国国家公务员局表示,有160万人通过了定于11月举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背景调查,比2019年的140万人还多,录取率只有1.6%。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大学毕业生达到874万,同比增长40万人,创历史新高,台湾媒体《自由时报》也指出,一些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数据显示,仅有25%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在10月28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

“今年受疫情影响,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着许多困难,市场需求下滑,招聘延后,求职也遇到了新的阻力。”。她还透露目前公共部门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已达280万人。这个数字占今年大学毕业生总数的三成以上。

中国官方公布的公共部门录用的大学生的数字和《自由时报》的数字不相一致,记者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不过,官方公布的就业率数据曾遭到外界质疑。《南华早报》七月份的一篇报导曾指出,中国官方将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受雇”的定义,扩展到开设网店、电子竞技玩家以及拥有博客的人,将他们归类为“灵活就业”,计入总体就业人数中,试图降低失业率数字。《法制日报》也曾在七月报导,因中共病毒疫情导致就业市场萎缩,有高校以各种硬性或软性条件要求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将毕业生的就业率“掺水”,许多应届毕业生发现有“被就业”的情况。

根据领英中国(LinkedIn)和中国全球化智库(CCG)10月29日发布的《高校校友观察:中国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研究与展望2020》报告,2015-2019年国内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持续增长,年均增速为15%,至2019年的报考人数达到290万人,同比增长22%,但硕士研究生录取率却逐步下降,2019年录取率为28.0%,相对2018年下降4个百分点。

“现在的学历普遍提高以后,本科生的工作在专业上没有优势……本科生的专业能力某种程度上不如以前……有很多大学生愿意去读硕士、博士,对国家是一种缓冲,对于个人来讲也是提高自己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专家程方平告诉记者,在教育逐渐普及之下,许多本科生选择往上攻读增加专业能力,而非直接步入职场,同时各个大学也会竭尽所能招收优秀硕博士生。

虽然此份报告并未针对今年毕业生进行分析,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告诉记者,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影响,许多西方国家疫情控制并无减缓,导致许多本科生毕业后选择“国内读研”,而非进入就业市场,避免求职困难的窘境。

“今年几乎没有申请出国的,没办法呀去不了……今年报研的学生比较多,留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比往年多。”她说。

尽管如此,中国官方对于就业形势表示乐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在10月19日的发布会上表示,9月份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调查失业率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个百分点,但比上个月下降了2.4个百分点,显示说明今年的就业压力对高校毕业生来说仍然非常大,但相较年初疫情肆虐之时已逐渐好转。

程方平认为,若要增加毕业生就业率,可往农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取代以往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的方式。

“现在的农业还是需要大学生,所以这方面就开始有一些领导和政策,它的(人才)容量就很大……光靠工业和服务业是不可能容纳(所有毕业的大学生)的,公务员也不可能。”他说。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决定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并以“内循环”经济为政策主线。

但因中国经济受疫情影响,仍未回到疫情前水准,在工作难找下,有160万人将参与11月举行的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创史上第二高,录取率仅1.6%,代表考完试后很多人将继续失业;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情况下,中国恐难推动内循环经济。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中国国家公务员局表示,160万人通过了定于11月举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背景调查,人数比2019年的140万人还高,但录取率只有1.6%。

高失业率内循环经济难推公职越来越受欢迎,凸显中国就业市场面临的挑战。

尽管经济正在复苏,但雇主减少招聘,导致失业率高过疫情前水准,并拖累民间消费。

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今年前九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减7.2%。

中国官方公布的九月失业率为5.4%,疫情前失业率约5%。

对于今年的870万大学毕业生而言,就业市场前景黯淡,据一些大学学生就业服务中心数据,仅25%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因此当公务员变得更吸引人。

例如在苏州,2018年公务员平均年薪18万227元人民币,当地私人企业平均年薪5万8千333元人民币,相差逾3倍。

咨询公司TS Lombard分析师庄波说:“在大批人员失业之际,提供铁饭碗的政府机构是最佳工作单位。”

 

 

由于大量外资企业撤出中国,中国失业工人为了谋生,不惜冒险偷渡到越南。越南公安边防局近日在中越边境地区先后抓获100多名来自中国广西的偷渡者。这批偷渡者原本在广东打工,打算到越南寻找工作机会。中方在部分地区筑起围墙,防止中国人偷渡。

越南边防部队破获两起特大中国人偷渡越南的案件。综合越南多方消息,本周日,越南北方谅山省公安边防局在境内抓获中国广西籍偷渡越南的中国人76名,河靖省边防局拘留25名中国广西籍偷渡者。经初步审讯,被捕者原本在广东打工,但自去年初以来,因大批外贸企业撤离,导致工人失业,当他们得知撤资企业已搬到越南,打算前往岘港打工。

越南平阳省逸安县安平社台商负责人郭海光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去年以来,有不少中国大陆人偷渡到越南找工作:“最近这几年多了,大部分人从北方那边,越境偷渡过来,从小路偷渡,大陆边界是广西,还有从云南过来的。”

据腾讯微博“越南那些事”说,近日,越南各大媒体发布消息,谅山省公安与交警队配合抓捕了非法入境越南的20名外籍人士和3名越南籍驾驶员,其中2名驾驶员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越南中资企为节省成本招募中国偷渡客

10月26日,越南公安部所属交警局2号高速检查站中校阮长山告知,该单位收到谅山警方的通知后。于同日凌晨1点钟左右,在广宁至海防再到河内的高速公路上,对一伙偷渡客进行拦截并拘捕。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2辆丰田越野车和一辆丰田商务车,车上共载有23人,其中20人为外籍人士,他们都没有合法入境证件。另外3名驾驶员为越南本土人士。被捕者已被送往谅山公安机关,接受警方深入调查。

旅居越南南部的郭海光对本台说,越南警方通常会拘留偷渡客一段时间,再罚款、驱逐:“越南公安很厉害,会调查,把你关起来,然后把你赶回去。”

10月20日在广西中越边境友谊关一带,聚集了近千名中国技术人员,他们打算前往越南打工。郭海光说。外资企业一般不会聘请非法入境者,但中国在当地开设的小工厂可能会:“不敢的,只有中国大陆人比较胆子大,但不是大企业,是小企业。”

再掀偷渡潮显示中国经济急速恶化中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众多越南人偷渡西方谋生,去年10月,曾有39名越南人偷渡英国艾塞克斯郡,被发现死于一辆货车中。一年后,发生大量中国人偷渡越南。网民发帖称,昔日越南人偷渡英国,如今中国人偷渡越南,歧视链已经形成了。

广西商人陈先生对本台说:“现在越南的经济发展就像当年的深圳,比大陆开放的地方可能都要强很多,所以从经济上,商业上来说,劳工向越南转移的态势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北京居民孙雨辰对本台说,偷渡者通常是由经济落后地区前往发达地区,但是中国人偷渡越南,值得深思:“偷渡到越南去说明至少在中国的机会不多,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在走严重下坡,现在只能说明大陆的经济愈来愈不好了。”

另有视频显示,中国在中越边境线修建数百公里长的围墙,墙高2米,据说是为了防止国人出逃。

 

 

受疫情、美国限制中国学生入境影响,大批中国留学生回国谋生。中国有调查显示,今年以来有多达80万留学生要回国求职,比往年大幅增加7成,加重了中国就业市场压力,在竞争激烈环境下,就算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工资也大不如前。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有80万留学生,与874万国内应届毕业生站在同一起跑线。

从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新一轮招聘数据得知,仅是银行初级柜员,就吸引了清华、北大、人民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生,此外,应征者还包括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及美国南加州大学等美英名校毕业生。

对于这种现象,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是受到武汉肺炎、水灾及中美贸易战等负面因素影响,“老美(美国)的制裁下,高科技公司受到很大影响,有很多外国企业已经外迁了。直到7月底申请搬迁补助的日本企业达到1千7百家。就业岗位本来就少,外资外迁加上内资的关门与歇业,中小企业的岗位少了以后,很多人都去考公务员了。”

进行调查的在线职前教育平台透露,受访的“海归”主要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回国,其中超过6成有硕士学位,部分人甚至具有博士学历。

而金融和科技行业则是最多海归从事的行业。报导指出,部分海归原本计划回国工作赚取30万以上年薪,但实际上只有不到5%受访者可以如愿。接近4成“海归”年薪不足10万,这一比例同比增加一成。

“降薪是普遍的。各地的财政收入也在下降。因为企业效益不好,它的税收也上来不了。全国各地的税收和财政收入普遍降低,说明企业的效益普遍下降。”贺江兵表示,海归的工资一般是本地毕业生的两到三倍,随着海归工资减少,本地毕业生的工资会变得更低。

“有的地方(单位)月薪只有3000块钱。如果(海归)是正规大学还是比内地的好一些。因为内地会更低,所以整体会拉低。”贺江兵说。

调查援引业内人士分析,随着中国大陆大学生群体竞争力增强,他们与海归的优势差距正逐步缩小。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专家程方平表示持保留态度。

他说,“国内的教育有弱点,理论跟实际工作能力是有差别的。国外回来的人外语好,有国际视野,特别是国际业务方面,确实比只在国内学习的人有好处。譬如说我们对国外的了解也有很多信息不对称。他们回来有助于中国和外国相互理解。”

有分析认为,海归回国求职的趋势会否持续,很大程度取决于疫情下,美国今年第三季经济能否强势反弹。

 

 

中国总理李克强本周在上海考察自贸区内的外资企业,参观银行,要求银行协助中小企存活下来,显示中小企正面对严峻环境,这也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收入。数据显示,今年头7个月,中国三百多个地级以上城市中,近六成的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

上周,中共中央办公庁向各级政府机关下发文件,要求民营企业家,包括在内地投资的港澳人士,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有经济学者形容,这无疑是走回头路,要中国重回计划经济时代。而一向关注民营经济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本周一及周二,在上海考察期间,参观民营和外资企业,并在交通银行召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工作座谈会,听取小微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

李克强特别叮嘱银行职员,要注意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

他说:“这个业绩不是说自己拿多少钱,是让我们普惠金融业绩有更大的发展,让中小企业存下来、活起来,发展有广阔前景”。

经济学者:李克强已无力扭转局面

关注中国民营经济的学者张昆仑本周三(23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在最新政策下,民营企业很难起死回生。即使李克强到上海考察,力挺民企,他也无力扭转局面:“李克强基本上也就是做一做样子罢了。国务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说话也不太算数,但是总要亮出自己的观点。李克强在现在这种状态下,也是心灰意冷。不管怎么样,反正该说的他已说了,最终谁输谁赢,已经不重要了。”

中国总理李克强本周在上海考察自贸区内的外资企业,参观银行,要求银行协助中小企存活下来,显示中小企正面对严峻环境,这也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收入。数据显示,今年头7个月,中国三百多个地级以上城市中,近六成的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

上周,中共中央办公庁向各级政府机关下发文件,要求民营企业家,包括在内地投资的港澳人士,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有经济学者形容,这无疑是走回头路,要中国重回计划经济时代。而一向关注民营经济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本周一及周二,在上海考察期间,参观民营和外资企业,并在交通银行召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工作座谈会,听取小微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

李克强特别叮嘱银行职员,要注意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

他说:“这个业绩不是说自己拿多少钱,是让我们普惠金融业绩有更大的发展,让中小企业存下来、活起来,发展有广阔前景”。

李克强说中国经济可正成长但不稳定因素很多

“经济内循环”出现新解读民众“舍不得花钱”政府犯愁

美国外汇经纪商退出中国民企外资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

新华网周二晚间报导,9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考察。在喜马拉雅公司,李克强与音频创作者交流。他说,用现代技术开发多样化音频产品,创造出巨大消费市场,可以带动大量就业,丰富群众生活。

李克强考察自贸区内的外资企业思爱普中国研究院,和中外工程师交谈。李克强还到一家招聘公司,详细询问就业市场形势、薪酬变化、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情况。

学者张昆仑对此表示:“他能不能改变民营企业的命运,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习近平肯定没有任何想把空间留给社会自由发展的机会,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民企前景暗淡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税收

本周二,李克强在交通银行召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工作座谈会,听取地方、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负责人意见建议。他说,要继续保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的合理力度。防范金融风险。李克强还到南京路考察商业和消费恢复情况。

金融学者司令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中国民营企业给政府的税收超过五成,解决了八成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问题:“挽救他经济社会危局、实现经济增长,找到创新动力,都作出了比国有企业更大的贡献。中共其实一直离不开民企。李克强更注重民企的活力,而习近平更多的对民企用教条、家长式的做法。非常粗暴的对待他们。”

近六成城市财政收入负增长

在中小企业倒闭潮下,上半年中国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据第一财经报导,今年前7月,调查的176个地级城市公共预算收入中,有102个出现负增长,占比近六成。74个实现正增长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增速超过10%。出现负增长的除了湖北各地、哈尔滨、大连外,还有一些能源重化产业为主的城市。

湖北学者唐树理对本台说,当前就业等形势严峻:“经济压力非常大,就业形势非常不妙,而且民营经济面临困境。而解决这些问题是尽快把民企的发展,要真正落实。只有民企发展,眼下的经济活力,尤其是就业压力才能有所缓解。”

唐树理说,李克强在上海说得再好,如进一步加强保护民营经济,倘若没有实际行动,中国失业率将继续上升。

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6.2%,而中央收入则同比下降11.3%。

 

 

中国官方称8月经济数据是超预期,不过在9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贺铿对媒体表示,经济未超预期,难点在就业。另有信息表明,在疫情影响下,中国失业率高企。

中国官媒《新华社》9月16日发文《多项宏观数据超预期显经济韧劲》称,多项数据向好并超市场预期,需求复苏不断提速,经济运行积极变化增多。随着需求继续回升,“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逐渐增强,预计三季度经济环比继续回升。

9月18日,综合中国大陆媒体报道,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表示,今年第二季度末时出现了一个拐点。所谓的拐点就是说,4、5、6月份的恢复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超预期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和预期相比,三季度恢复的势头比二季度要缓慢一些。“如果说大家认为好于预期的话,对于我来说是差于预期。”

贺铿说:“主要的难点是就业的问题,中小企业的恢复情况不是很好。从这个季度来看,8月份小企业的PMI是47.7%,比7月份还下降了将近一个百分点。这就说明了小企业的情况不是那么很好。小企业的情况不好的话,显然就业就不好,因为80%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现在中型企业稍微恢复得好一点,小企业数量最大,PMI反而还有一点下降,说明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需要重视。”

贺铿认为,从今年一季度到现在就业的整个新增的城镇就业是781万,这比去年的同期少增了203万,那就是说比去年少增了20%以上。今年需要就业的新增就业人员比去年更多,而实际新增的就业数781万比去年又少了超过20%,那就说明城镇就业的情况不是想象的那么好。

贺铿强调,从失业的情况来看,居民的收入增长肯定不是那么乐观。所以要四季度的消费恢复到去年的水平,那么就业和居民收入应该恢复到去年的水平,如果这两个达不到,要想四季度消费恢复到去年的水平就有难度。

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也有相关表态。

李克强9月1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特别对话会,发表致辞并同企业家代表互动交流。对话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主持,全球近600位企业家参加。

李克强在介绍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时说:“中国有1.2亿市场主体,中国人民勤劳、智慧。保住上亿市场主体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就能实现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目标,稳住经济基本盘。”

数据显示,到2019年底,中国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个体工商户带动就业人口数量超过2亿,是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

独立智库天钧政经撰文《解密李克强工作报告中暗藏的信息》提到,北京当局的一个底线是GDP问题,虽然没有提出GDP增长目标,但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2017-2019年新增城镇就业目标是1,1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经济增速与就业息息相关,经济学界的研究表明,GDP增速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为200万人,但如果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会减少就业400万人。如果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无从谈起。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中国缺乏与其经济发展匹配的技术型劳动力,同时引述北京大学今年七月发布的研究显示,有9%的中国民众今年失业后就没有再找到新工作。

为了应对武汉肺炎疫情导致的企业倒闭、人员失业潮,北京当局在各地推出培训课程,希望给庞大的劳工市场注入强心剂。不过,实际上这根本无法帮助中国的失业大军。

据《自由亚洲》电台9月16日报道,成都市民李田慧(音译)在参加了一项由市政府资助、为期十天的化妆课程后,李田慧称,“没有教给学员市场所需技能”,老师们更关心的是他们有没有用指纹扫描仪签到。

值得注意的是,和李田慧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

人社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名工作人员解释说,培训课程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学习基础知识,不是让他们成为专家”。

成都一家餐馆老板张林(音译)就讽刺这些培训课程“不顶用”,表示十四天的证书不足以培训出一个能做宫保鸡丁、吸引回头客的厨师。

有评论人士形容,这一系列培训计划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中国总理李克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特别对话会,表示保住中小微企业就是保住就业。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的文件,则透露出进一步绞杀民营企业的意图。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9月16日报道,李克强9月1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特别对话会,发表致辞并同企业家代表互动交流。对话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主持,全球近600位企业家参加。

李克强在介绍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时说:“中国有1.2亿市场主体,中国人民勤劳、智慧。保住上亿市场主体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就能实现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目标,稳住经济基本盘。”

数据显示,到2019年底,中国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个体工商户带动就业人口数量超过2亿,是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

李克强在5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计划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支持稳就业,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等。

独立智库天钧政经在《解密李克强工作报告中暗藏的信息》分析指出,其中一个底线则是GDP问题,虽然没有提出GDP增长目标,但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2017-2019年新增城镇就业目标是1,1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

经济增速与就业息息相关,经济学界的研究表明,GDP增速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为200万人,但如果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会减少就业400万人。如果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无从谈起。

另外,李克强在对话会上再提改革及优化营商环境,称这样“既助企纾困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并且他称,“中国将继续放宽市场准入,保障外资合法权益,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可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的文件,要求企业“跟党走”,这令各界感到忧虑。

9月16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报道称,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该报道引述文件称,“全面提高党领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能力水平,切实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这份《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的工作对象,要面向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主要包括民营企业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民营企业中持有股份的主要经营者,民营投资机构自然人大股东,以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为主体的工商领域社会团体主要负责人,相关社会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民营中介机构主要合伙人,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性的个体工商户。

从文件内容来看,中共对民营经济进行统战实际是加强控制。该文件要求民营企业家从人才培训、选拔,到业务方向,都要在中共的引导下进行。

该文件是中共四十年来发布的第一份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文件,文件中多次出现政治和推进等指令性词汇。

近年来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现象引发各界关注,国有企业挤占民营企业各类资源。公开资料显示,民营企业创造了50%以上财政收入;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就业,民营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0%以上。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的文件,要求民营企业家“跟党走”。近年来“国进民退”的现象引发各界关注,中国民营企业正处于四十年来最严酷困境。

9月16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报道称,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该报道引述文件称,“全面提高党领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能力水平,切实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这份《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的工作对象,要面向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主要包括民营企业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民营企业中持有股份的主要经营者,民营投资机构自然人大股东,以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为主体的工商领域社会团体主要负责人,相关社会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民营中介机构主要合伙人,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性的个体工商户。

从文件内容来看,中共对民营经济进行统战实际是加强控制。该文件要求民营企业家从人才培训、选拔,到业务方向,都要在中共的引导下进行。

该文件是中共四十年来发布的第一份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文件,文件中多次出现政治、推进、引导等指令性词汇。

9月1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发布“中央统战部就《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的文章,再次强调:“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是实现党对民营经济领导的重要方式”;“任何时候都要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河北邯郸独立文史学者冯智表示,这份文件内容很明显是要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控制,而且用词严厉:“肯定是要控制的,把民营经济纳入全国一盘棋当中去。建立党组织的权威,引导和统筹这样一个架构,然后以工商联和商会作为两个民营经济的组织形式。”

冯智说,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只有一种经济形式:“利用这种形式将民营经济控制起来,完成他们的内循环经济,以避免民营经济人士成为游离分子,形成党派外的力量,他要想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就必先解决民营经济问题,现在已经开始解决了。”

山西学者石向阳说:“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上去很漂亮的措施,政策安排到实际落实,都说骗人的。现在所谓对民营企业加强统战”;“就这个通知来说,是怎么样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

近年来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现象引发各界关注,国有企业挤占民营企业各类资源。

北大国发院教授、副院长黄益平认为,中国亟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需要寻求所谓的‘竞争中性’,确保给予国企和私企同等待遇,这样我们才能为国企去杠杆,信用也能得到更合理的分配。”

国有企业有信贷资源和政府补贴,但是民营企业却难以获得,还得承担高税负。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中国企业的综合税率,即企业实际应缴税费在营业利润中的占比为62.6%,而OECD高收入国家为39.9%,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为33.6%,表现最佳的那些经济体只有26.1%。中国最新税率虽比2015年的68%已有下降,但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民营企业创造了50%以上财政收入;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就业,民营企业占全部企业的90%以上。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在今年5月对媒体表示,企业是社会最有活力的组织之一,特别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运营效率、灵活性都能在社会面对危机的时候帮助政府、社会很好地解决一些问题。因为企业离市场最近,一旦社会出现危机,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企业。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部风险和美国的压力,中共要求民营企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中国官媒新华社在周二晚间发表了一份中共文件,要求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统战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在这份题为“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的文件中,中共中央表示,“民营经济人士作为我们自己人,始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

文件提出,统战工作要面向所有民企和民营经济人士,包括民企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的主要经营者、大股东、和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性的个体工商户。但文件没有提到台商和外商。

新华社称,这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发布的首份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文件。

统战是中共在推翻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的过程中为争取民主派人士和其他社会力量而提出的一项策略。统一战线后来被毛泽东总结为取得新民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

观察人士指出,今天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共的概念中应当属于它依靠的基本力量“人民群众”的范畴。而如今,中共却把这项对敌斗争策略使用在“自己人”身上似乎透露出中共一直以来并没有从内心把这些人民群众视为“自家人”。

从1979年中国经济开始转型以后,中国出现了大量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家。他们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对他们是即依赖也限制,防止这股民间力量脱离中共的控制。

即便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中共的理论研究部门还不时发表文章称,要限制甚至最终取消民营企业。习近平上台以后明确提出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地位明显下降,“国进民退”的问题更加突出。

中共发布的文件说,要加强民营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建设,教育引导他们“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文件还提出,要让优秀的民营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常委会工作,要把“政治素质好、群众认可度高、符合党员条件”的民营代表人士吸收到党内。

病毒大流行爆发以后,中国的民营企业遭遇严重困难。中国政府虽然表示要给企业增加信贷和税收支持,但这些支持大部分还是落在了国有企业手里,民间企业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大批民营企业倒闭。

伦敦国王学院东亚经济系讲师孙鑫(Xin Sun)认为,美中关系恶化和病毒大流行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更加担忧。

路透社引用孙鑫的话说:“结果,许多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对中共统治的前途的信心下降了”,“但与此同时,中共仍然需要民企的贡献,特别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刻,无论是在各种重要的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层面。”

 

 

中国大陆多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提出今明两年持续扩大实习规模,把失业青年都组织到实习活动中,最大程度发挥就业实习稳定就业、促进就业作用。

据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网4日发布,人社部、教育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工商联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见习工作的通知”,作以上政策宣示。

根据“通知”,中国扩大就业实习规模的吸纳对象是: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16至24岁的失业青年。

“通知”规定,实习时间为3至12个月,期间由实习单位给予基本生活费,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吸纳实习的单位,按规定给予就业实习补贴;因疫情实习中断的,相应延长补贴期限。

“通知”宣示要扩大职缺的募集规模,大力募集一批就业实习职缺,做到今明两年实习职缺总量不低于上年,并要丰富职缺来源,透过民营企业募集一批、国有企业征集一批、事业单位提供一批、社会组织收集一批、政府投资专案挖掘一批、科研专案开发一批,满足青年多元实习需求。

“通知”要求保障实习人员待遇,鼓励实习单位留用实习期满人员。对实习后未留用人员做好后续就业帮协助,持续提供职缺资讯、职业指导等服务,促进尽快就业。

根据“通知”,政府部门将指导实习单位适当提高实习人员基本生活费,力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或用人单位,为实习人员购买附加保险,提高实习保障水准。


根据目前规定,中国大学毕业生参加就业实习,实习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每月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补助(政府和实习单位分担),实习单位为他们缴纳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腾讯理财近日发布的《后疫情时代国人财富管理报告》显示,受瘟疫影响,大陆居民收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少,占比为57,4%;其中减幅超过50%的占17.5%;减幅20%~50%的占15%;减幅低于20%的占24.9%。

个体经营者的收入受瘟疫冲击最大,他们多从事餐饮、零售等服务业。78.2%的个体经营受访者表示收入减少,而收入减少超过50%的高达3成。

另外,约七成受访者背负不同类型的贷款。其中,42%的受访者负有房贷,16.4%的受访者负有车贷,26.8%的受访者负有各种消费贷。分年龄段看,80后债务压力最大,有负债的比例高达74%,意味着在80后群体中,每10个人有超过7个身上都背负着债务。相比之下,80后的父辈——60后的债务压力最小,有负债比例仅为45%。

报告显示,29.5%受访者表示瘟疫过后将会适当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不过,52.9%受访者认为消费支出很难削减,收入方面的“开源”更为重要。

瘟疫也降低了人们的投资风险偏好。报告显示,71.7%的受访者表示疫情过后将在投资理财中更趋于保守。

对此,《香港经济日报》认为,大陆居民收入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近两成人收入“腰斩”,而且逾四成人还要还房贷,荷包缩水下,要增加消费并不容易。如果居民就业及收入仍然未改善,“经济内循环”也搞不起来。

此外,目前大陆仍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瘟疫稍缓南方洪灾又到,中共中央要稳定经济,必先要解决居民就业及收入问题,这是摆在高层面前一座大山,不移走居民在荷包缩水、职位不稳的情况下,要推内需更难乎其难。

 

 

中国经济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直接影响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和874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7月6日,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企业应多招聘农民工。另外,教育部发布的通知也透露了今年大学生的就业情况。

7月6日,据中国官媒《中新社》报道,李克强在贵州考察时说,沿途看到很多闲置厂房,当地政府完全可以支持企业,利用这些厂房进一步扩大生产,且“多招一些当地的农民工兄弟姐妹”。

李克强的表态也证实不少制造业的生产线处于停顿状态,也反映中国经济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仍未有起色。

李克强是在贵州铜仁倍易通科技有限公司做出上述表态的,该公司是铜仁市政府从广东深圳引进的大型企业,现有员工超过二千人,其中有1,592人是武汉肺炎疫情趋缓复工后新招聘的农民工。

李克强向该公司的负责人及主管说,“你们办了件好事,既给当地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也降低了自己的生产成本,是‘双赢’”。

李克强又表示,只要有就业岗位就有未来,“我们‘保就业、保民生’就更有底气”。

除了农民工,今年874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始终被人们关注。

7月6日,中国人社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发布了9个新职业。分别是“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员”、“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

除了发布新增职业外,此次还发布了一些职业发展出的新工种,如互联网营销师职业下增设的“直播销售员”,即人们熟知的电商主播和“带货网红”有了正式的职业称谓。

除此之外,“互联网信息审核员”、“小微信贷员”、“劳务派遣管理员”、“泥板画创作员”等5个工种也成了正式的职业称谓。

民众们调侃道,“五毛”们也有了正式的职业称谓(互联网信息审核员)。

中国人社部官员表示,此批新职业除了主要涉及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还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

7月5日,中国内地媒体披露了一份中国教育部《关于严格核查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通知》,其中就业统计有九种分类:

1.包括7种情况的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2.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用人单位提供的录用文件;

3.科研助理;4.应征义务兵;5.国家基层项目;6.地方基层项目;7.其它录用形式就业;

8.自主创业中,“开设网店”算电子商务创业,利用互联网平台从事经营活动;

9.自由职业中,将互联网营销工作者、公众号博主、电子竞技工作者等也算入职业统计。

这意味着,大学毕业生开个网店或者有个公众号,就算其就业,这样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将大大增加。

中国官媒《光明日报》7月4日报道,中央组织部、民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七部门近期发布了《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通知》,以帮助他们就业,并推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消息一出,就有人调侃说,这听上去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翻版。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近年来持续攀升,而各种因素却导致用人需求下降,大学生就业难上加难。那么,北京当局的就业举措又能取得多大成效呢?

中国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媒体表示,今年毕业生要有过紧日子的打算,中国本身存在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难的问题,再加之今年人才供给增加,疫情让市场需求减少,中小企业也不想新增人手,因此大学生的求职活动更受影响。

 

 

武汉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就业情况堪忧,失业率也被学界讨论。6月9日,海通证券发布研究报告进行了分析。

在4月份,中共政治局会议就曾提出“六保”。从此前“六稳”到现在的“六保”,凸显了官方底线,而其目标相同之处,在于就业都居于首位。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同样强调,“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

武汉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同样就业情况堪忧。

6月9日,这份由海通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于博执笔的报告写道,就业形势却依然严峻。4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依然位于6%的高位,比去年同期高出整整1个百分点。而1~4月份的城镇新增就业仅为354万人,较去年同期下滑了23%。

报告认为,从政府预期目标的调整不难看出就业形势严峻。今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下调到900万人,这是2009年以来的首次下调,而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也上调到6%。而历史经验表明,1~4月城镇新增就业占到全年的33%~36%。如果假设疫情对后8个月新增就业影响程度保持不变,也即1~4月新增就业的占比为34.5%,那么今年全年依然可以实现1,026万的新增就业。而城镇新增就业目标是900万人,这不仅表明后8个月就业压力依然较大,也意味着政府预留了一定空间。

6%的调查失业率恐怕还不足以反映真实的就业压力。比如,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是3大就业重点群体之一,而今年考研究所报名人数增幅高达16.3%,也从侧面印证了就业形势的艰难。真实的就业压力可在3个方面显现,一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群体,如大量的农民工返乡之后并未返城,估算这部分群体人数超过2,600万人。二是新增失业群体,估算这部分群体人数超过300万人。三是在职未上班群体,估算超过1,400万人。

报告认为,两类行业人力成本占比较高:一类是以非银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以及以计算机、国防军工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另一类是以休闲服务、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从中国多个渠道传出的信息来看,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正在中国蔓延。不过,非官方的失业率估计远远高于官方数字。中泰证券的测算称,中国的失业率约为20.5%,有超过七千万人失业。

据官媒《新京报》5月29日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认为,有相当规模的老百姓当前遇到了就业收入问题,政府要想办法、并且有办法稳定经济,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疫情之下,对于城市里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大企业工作的人来说影响较小,受影响大的主要是城市里的农民工群体。就业受到整个总需求的影响,“大家都去摆地摊,真正能挣钱的有多少人?毕竟还有一个需求领域。即使在流通领域,搞活一点,促就业、增加收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5月底的的中共二会结束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捅出了“六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这个事实,这个说法是打脸了习近平的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既有目标,可以说给习的难堪是非常之大的。这个话题在海内外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且其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可以说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政治层面的高度,这样一种说法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了习近平执政多年来的一种政绩,将中国人的贫困和这种不堪,全面暴露在了全世界面前,也将习近平的无能和他的可笑,也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个脸打的确实是非常之响,

这两天就传出消息说习近平要求李克强写检讨信,网上就流传出来一个检讨的版本。我粗略地看了一下,文字非常一般,基本上算是高中生的表达水平。你好歹是国务院总理的秘书班底,又是国务院办公厅在后面,不至于拿出这么差的检讨,里面的内容是李克强向习近平和赵乐际做检讨,这个程序可以说明显是不对的。李克强好歹也是二把手,还不至于向赵乐际去做检讨,而且这个检讨一般是向以谁为首的某某组织来做,不是说向某一个人来做的,所以这个程序应该也不对。再说了,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说出一组真实数据也不算错,那么习近平确实也是挑不出什么大毛病的,顶多就是吃个哑巴亏,不至于说要求李克强去写检讨,所以这个检讨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恶意的恶搞,但从网上都在流传的这份检讨来看,说明很多人还是认为李克强公布的数据确实是让习近平是下不来台,非常难堪,这是习近平在报复,那么这才是这封信能够以讹传讹的一个群众心理基础。

从这可以看出,说习近平要求李克强作检讨基本上是谣言,但并不代表习近平不采取措施来补救李克强把数据捅出来后引发的负面影响。而最近,习近平的反击和补救措施就来了。路透社5月31日报道,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就刊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属名文章。文章指出,总体而言,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成效比当初预期的还要好,不过目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一些短板,必须加快补上。官方的新华社周日援引的这篇题目为“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的文章,内容就说,要聚焦短板弱项,实施精准攻坚,从人群看,主要是老弱病残贫困人口,从区域看,主要是深度贫困的地区,从领域看,主要是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短板。

习近平这篇文章,迟不发早不发,刚好赶在李克强把这个数据捅出来之后发这篇文章,那么这个时间点是非常的巧合,可以说是作澄清、替自己辩解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补救。其次,文章说“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成效比当初预期的还要好,那么这当然是在自我表扬自我肯定,意思就是说,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我的领导下其实已经完成了,而且是超预期完成的,我是没问题的,这是表达的第二层意思。那么他的第三层意思是,他承认还有短板并需要补上,这其实才是重点。毕竟李克强把六亿人月收入1000元这个具体,而且是实打实的数据说出来了,习近平是无可辩驳的。有这个数据在,可以说小康社会的目标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没有完成,所以习近平通过承认短板这个形式来承认小康社会目标确实还有短板没有完成。所以,只要我们头脑清醒一点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甚至可以说习近平在2020年要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应该是彻底失败。习近平对李克强的反击,那么也只能糊弄一下糊涂的人,那些明白的人一看就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多“岁月静好”的人呢,或者说是一些中产白领和不知道人间疾苦的大学生,听到李克强的这个数据都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接受。很多人认为这些人只是农民或者老弱病残,其实未必。就我了解,城市里很多人的生活状况,其实比农村是更艰难的,收入也更低。在农村里,你好歹是有的,可以耕种,可以种出粮食有吃的,也有房子住,再不济也有个老房子可以撑一下,不用自己交房租吧,至少你不会饿死、不会冻死,不会在外面流离失所,但是在城市里就不一样,吃的无法耕种你要买,住的你需要付房租,我们知道很多穷人,有些在城市里面的菜市场里面是捡菜叶子的(这我自己就看到过)。还有的是住桥洞或者废弃的一些场所,好一点可能会住在地下室。可以说有的一天的就是靠几个馒头或者是咸菜为生。

去年媒体就报道出来有这样的案例,比如说那个体重只有43斤的女大学生吴花燕,她一天的生活费就是2块人民币,她的生活水平还没有达到一个月1000块钱的标准,更没有达到联合国一天1.9美元这样一个贫困线的标准,可以看出来,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底层人的悲惨,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不知道。很多人觉得自己生活很富足,衣食无忧,岁月静好,然后就想当然的认为别人和自己一样,至少都差不多吧,不会穷的连饭都没的吃这种情况。现实中,媒体的聚光灯也都是聚在这些衣着光鲜的人的身上,他们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状况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他们掌握社会的话语权,但是社会和媒体很少聚焦在那群社会阴暗角落里那些穷人的身上,甚至社会都忽略他们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李克强把这个数据说出来之后很多人非常震惊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感觉突然冒出了这么穷的一群人,平时社会都没有关注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也没有他们,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很多人就很好奇。

其实,李克强说的这六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块钱,还是2018年当时经济情况相对比较好的时候的数据,因为2019年的统计数据还没出来,如果是放在现在来看,可以说2019年和今年的经济情况是更差,更多人的收入可能都没达到1000元,总数会远远超过六亿人。尽管习近平对李克强进行了反击,但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失业、贫困问题反而加剧,这才是李克强鼓吹并倡导地摊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李克强说地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气”,央视甚至直接造谣说摆地摊一天收入是3万块,一个摆地摊卖衣服的女人靠摆地摊买了一辆奥迪车,甚至有的地方都开始摊派名额,要求一个城管拉三个人摆地摊。现在可以说,摆地摊在国内已经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以前摆地摊是违规的,被城管到处追打罚款,那么现在,全国多个省份、数十个城市已经全面铺开来进行摆地摊,可以说地摊经济在全国开始盛行。而全国文明城市的评比中,已明确取消了占道经营等一些考核指标,说就是为地摊经济在让路,但是这只能说是一个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众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摆地摊是一种经济倒退的无奈的选择。地摊经济模式可以说是贫穷和落后条件下的经营模式,因为它简单,灵活,易操作。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随着人们购买力的提升,地摊经济模式是注定要自然消失的。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无奈之下重提地摊经济,其实就像富翁突然倒闭之后重新去做泥瓦匠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地摊经济可以鼓励,但不值得去美化。其次,地摊可以谋生,但不能暴富,不能发财的,不像现在媒体上到处吹一天赚几万块钱。地摊经济的特点,就是规模小,利润少,销量大,产销对接去掉了中间的周转,摆地摊的可以说都是家里条件非常不好的人,你哪里见过一些富豪,有钱的中产去摆地摊了,可以说那纯粹就是炒作,一天赚个百八十块钱还是可能的,说一个月挣上百万,那完全就是忽悠,就是脑袋被驴踢坏了。第三,摆地摊是暂时的过渡而不是长久之计。地摊经济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卖的是穷人买的也是穷人,可以看作是经济条件困难之下穷人的一种互帮互助的合作模式,它的产品质量问题、买卖的纠纷问题、售后服务问题、工商管理问题,可以说会引来很多的社会矛盾。地摊经济是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的一个淘汰品,所以地摊只是过渡,不能成为依赖,大家看到过美国、欧洲有地摊经济吗?

地摊经济突然横空出世,在中国大行其道,可以说只是高层转移社会矛盾的一个手段,它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且说明中国的整个经济形势在急剧地恶化,不管是从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都在全面倒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小康社会目标彻底失败,也意味着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彻底失败,暗存五大危机:

第一点,地摊经济重启,说明失业问题已经掩盖不住了。失业问题在今年是非常严重的,今年因为欧美前疫情,订单大量减少或者可以说几乎消夫,中国沿海的外贸加工企业成片的倒闭,加上美日等外资大规模的撤离,可以说一条条的产业链就这样转移出去了,连带着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这些企业倒闭了,就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员。李迅雷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就是今年新增的失业人口就有7000万,这还是他4月份做的统计,我自己统计出的数据是新增失业人口达到了近2亿,这样多的失业人口可以说是非常恐怖的,必然要想办法进行安置,否则社会治安会出大问题的。这些人在城市里,他回不去农村,然后又没有工作,那肯定会采取其他非常规方式谋生(比如坑蒙拐骗,这些东西可以说慢慢会去做的,没收入没工作那怎么办?)。

前几年想的办法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也是李克强想出来的。当年可以说是忽悠了不少找不到工作的人和大学生去进行创新创业。结果呢,90%以上的人可以说连老本都搭进去了,都亏了,基本是无法翻身了。后来呢,李克强又搞什么金融创新,也就是后来的P2P,想必大家都知道后来的结果了,就是产生了大量的“金融难民”。现在,他要开始搞地摊经济,其实也就是安抚一下失业者的情绪而已,暂时给你找一个事干,至于说赚不赚钱那是你自己的事,反正媒体上说一天可以赚几万,那么你赚不到钱就是你自己的能力不行,所以这样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因为地摊经济就可以慢慢的消除或者是缓解一些,也许只有在他们彻底没有收入没有饭吃的时候,才知道地摊经济就是一场忽悠,所以他们醒来之后就是这个矛盾总爆发的时候。这是第一点,失业问题。

第二点,地摊经济说明消费是在降级,大家没钱消费了,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道理很简单,之所以地摊经济会火了,就是因为它有市场了有人在买了。有很多顾客,他愿意到地摊上去买东西,愿意到地毯上去买一些小商店,不是他们不去高大上的餐馆、商场,而是因为他们消费不起那种餐馆和商场。疫情之后,没有报复性的消费,已经来了的是报复性的存款存钱,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担忧,未来的预期收入会下降,所以对于未来,人人子危为,不敢消费,到地摊上消费,就越来越普遍了。所以地摊经济它本质上是穷人在卖东西,穷人买东西这杨一种非常低端的消费模式,地摊经济火了,实体餐馆、商场、店铺门面倒闭就会更加厉害。这是第二点,就是消费降级。

第三点,地摊经济的兴旺,说明产业升级彻底失败,已经在大幅度的降级了。5年之前,广东的汪洋在那边搞什么“腾笼换鸟”,后来全国的口号都得狠凶,说什么制造业升级,他们都是打着产业升级的旗号,结果这几年,总加速师可以说不断的加速,外贸大规模的撤离,撤离的外贸可以说是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高端制造业,回流美日欧,中低端制造业,因为要求成本比较低,后来就都逃到了东南亚,像印度、越南这样一些国家。现在中国不管是高端的制造业,还是中低端的制造业,几乎全部都没有留下来,笼子是腾出来了,但是鸟儿没有进来,都飞走了,这就是目前中国产业的一个非常尴尬、非常失败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失业率这么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产业链没有了,涵养失业人口的水源都没有了,所以中国的产业升级,从这点看已经是彻底失败,沿海加工制造业“升级”到了地摊货这样的水平,基本上就是一个信号。这是第三点,就是产业升级失败。

第四点,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是彻底失败。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有就是城市里,像武汉的汉正街,浙江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这些地方经济开始活跃起来,这是农村和城市的两个标识。那么这些小商品市场的说到底,其实它本质上就是地摊货,它允许私人倒卖小商品牟利,那么这是城市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现在过了40年改革开放,按理说应该是高大上了、升级完成了,但现在发现其实又回到了他倒卖小商品这样一个原点,而且是全国在鼓励,这是一夜回到了40年前,40年的改革发展全部泡汤、归零。这是第四点,就是改革开放的失败。

第五点,中国对外战略上的彻底失败。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其实最核心的对外战略就是依靠美国,和美国处于一种半结盟的“夫妻”状况,包括人民币可以说也是盯住美元的,而且美国基本上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最大的技术来源国。没有美国的允许,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中国是进不去的。但现在,中国因为贸易战和美国开始翻脸、脱钩,因为疫情又加速了这种脱钩,而香港问题已经让这种脱钩成为了定局。

中美40年合作的历史可以说已经结束,剩下的就是对抗和冷战,而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国力与美国去的对抗,这意味着中国40年来依靠的支柱—美国—已经彻底坍塌,和中国翻脸了,那么中国的败局基本上已定,因为中美实力差距就摆在那里,是非常之大的。用一段话来总结一下,就是:开了一场会议,结果丢掉了一个最大的顾客和金主,美国;丢掉了一座高大上的世界金融中心。最后重启地摊经济,一夜回到改革开放前。这样的智商,这么愚蠢的事,也只有“总加速师”才能干得出来!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冲击下,今年中国800多万应届大学生可能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局。为解决燃眉之急,有专家推动重启原本预计废除的第二学士学位,让应届毕业生再多读两年大学。

综合陆媒报导,中国各大学今年毕业生高达874万人,原本就比去年增加40万人,再加上疫情影响,就业压力格外巨大。

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报导,为解决就业难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力推重启第二学士学位教育。作为大学本科后教育,第二学士学位学制两年,实施全日制教学,主要招收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或近3年暂未就业的毕业生。

卢晓东说,“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确实有助于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这是第一个比较直接的作用,跟研究生扩招相应。”

不过有人质疑,“本科(大学)读6年,直接读研(究所)不香吗?第二学士学位,是机会还是鸡肋?”

事实上,第二学士学位教育自1984年开始试办至今已有30多年历史,但是随着研究所教育的发展,第二学士学位已逐渐停招。

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去年印发的“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规定,2022年这项办法实施后,各学位授予单位将不再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

但是这一决定遭到部分学者的反对后,今年5月29日,中国教育部官网公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一般大学继续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通知,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废而又立。

据表示,这则通知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精神,为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再学习机会,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第二学士学位重启的重点科系包括急需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大数据、积体电路以及家政服务等,但升学规划专家梁挺福表示,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实际上很难缓解当代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问题。

梁挺福指出,难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偏向人文社会等学科,这些科系无法跨学科攻读公卫或积体电路等相关领域增设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

他表示,第二学士学位仅是暂缓燃眉之急,两年后绝大多数学生依然要面对结构性就业难的问题。

 

 

中国总理李克强早前要求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其后,各地政府都在压缩开支。长三角地区政府紧跟随,压缩经费达七成。有中国学者表示,接下来中国民众的生活环境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差。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5月22日,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本周五,在微信群流传一段视频。视频中的一位学者发出警告,中国失业潮已经来临:“很多傻子在为美国的暴乱幸灾乐祸,他不知道接下来国内的失业率会有多么严重。美国一旦没了消费,中国至少有十分之一的人要失业。为什么要发展‘地摊经济’,因为企业倒闭才刚刚开始。”

这位学者说,中国的企业倒闭刚刚开始,失业潮很快来临。江苏商人吴昊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接下来中国民众的生活环境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差:“就不是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那么简单,现在中国是全民负债,尤其是年轻人,八零后、九零后透支信用卡,每一个人平均负债都达到三至五万元人民币,有的更高,超过十万元,他现在失业,没有收入,连信用卡(帐)都还不起。”

据《经济观察报》引述长三角地区一位地级市财政局的预算人士的话说,市财政局刚刚开会,要求全面压缩开支,除了工资,包括出国费、公车购置、设备购置、网络信息建设费等费用,尚未支出的全部收回。以往年度实施的项目,2020年可以暂缓实施的,全部暂缓实施。非刚性、非紧急的支出全部压缩50%。市领导的某项经费也被压缩70%。

商人吴昊说,目前国内很多民营企业濒临崩溃,对外贸易的国企,倒闭的风险大增:“国企依靠外贸型,倒闭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有政府的补贴,应该能撑得下去,相关联的很多产业可能就熬不下去。民有企业没有补贴的根本就不行,现在活不下去。”

一位地级市的财政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说,该市财政去年在编制2020年预算时整体预算压缩了10%。上述长三角地区财政局预算人士说,从6月开始之后的支出,压了50%。

接政府工程被拖欠款两年

在上海做生意的吴昊说,他的股东现在遇上收不到政府工程款的情况:“我有一个股东在上海做建筑工程,专门承包政府的竞标,依靠私人关系接政府的工程项目,垫资一、两年都结不回来账,你说能不倒闭吗?钱拿不回来又不敢得罪人家,万一关系破裂,以后人家不给你项目。”

浙江网络评论人张文雅表示,在中共肺炎疫情和美中贸易战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在遭遇更多的挑战,此前是民营企业倒闭,现在是部分国企难以经营,接下来是裁员。百姓受到的损失最大:“党化下的一个国家,无论中共政府如何变换马甲、变换言词论调,我是永远不会相信他们。从始至终,绝对不会相信他们。”

 

 

中国经济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的情况各地比比皆是,但是官媒却开始宣传地摊经济。有专家认为对商业地产有巨大杀伤力,也有学者表示要当心政府政策朝令夕改。

“下班摆地摊,一天挣一千”、“每名城管要拉三名商贩,领导带头拉五个”……

这是近日中国内地媒体报道最多的新闻:地摊经济。

经济看似一片繁荣时,地方政府以产业升级为名义,地摊就成了破坏所谓城市形象的罪魁祸首。2002年8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将城管(城市管理监察)授予地方政府全权处理,这意味着城管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打手,按照地方政府意志去改造城市,城管对小商贩由隐性打压逐渐变成显性驱逐。

然而,中国经济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随着低收入人群增多、百姓消费力下降,中国内地各城市开始鼓励地摊经济,不在追求城市形象去打压小商小贩。

从中国多个渠道传出的信息来看,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正在中国蔓延。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4月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5.8%。外出农民工减少超五千万,这些农民工隐形失业率并未体现出来。不过,非官方的失业率估计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中泰证券的测算称,中国的失业率约为20.5%,有超过七千万人失业。

于是,保证就业成为了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据相关统计,一家个体商户供养3-4个人口,而中国个体工商户数量为8,000万户,可带动3亿人口就业。正如中国总理李克强6月初在山东考察时所说:“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

随后官媒大肆宣传“地摊经济”、“马路经济”,甚至报道称有大排档业主表示,在允许出店经营的情况下,每天至少收入都是在3万元以上。

这也遭到中国民众的质疑:一般小吃每天也就买几个小时,就按照一天8小时工作来计算,该摊主要做到每天收入3万元,意味着摊主平均一秒钟必须卖出1元多的小吃。而如今失业率飙升,很多人为了节约开支都在家里自己做饭,一个大排档怎么能够日收入3万元?

经济界对地摊经济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讨论。

据《凤凰网》财经6月4日报道,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认为,地摊经济对商业地产确实有着巨大的杀伤力,对租用商铺写字楼的正规经营者、商铺写字楼的所有者、提供资金的商业银行、乃至地方政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全面推广地摊经济之前,要解决好整体框架的问题。

谢逸枫表示,一方面,正规经营者可能因经营问题无法及时偿还银行贷款,这会使得银行面临不良贷款的问题;另一方面,正规经营者一旦因经营问题退出市场,商铺、写字楼就可能面临闲置,进而演变为租金的疯狂下跌,进而影响商业。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贺铿6月3日表示,要防止“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尤其要防止政府乱收费,乱罚款。也不能本末倒置。不能因为促进地摊经济发展,忘记了稳企业、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任务。中小企业的发展还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主要的手段。据统计,中小企业提供了80%的就业岗位。所以,怎么把中小企业发展起来是关键。

 

 

一、中国摊贩的黄金时代?

前不久的疫情中期,领导带头冒险下馆子,引来一波官员吃喝秀;这几天的后疫时代,从成都首开路边摊到全国首肯地摊经济,各地又来了一波“地摊秀”。这一波上下大合唱下来,中国街头宛若梦回80年代。这正是:臭豆腐西施卖颜值,高富帅残疾赚斗金。过街老鼠翻身日,城管跪地求爷声——中国摊贩的高潮来了吗?答曰:似也,非也。

《中国日报网》6月2日刊登一篇文章:“做大做强夜经济 培育激发新活力 为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提供有力支撑”的文章,仅题目已经道尽了地摊经济的所有内涵。

无可否认的是,地摊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而且是民营经济,从要素构成上看完全是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形态,其中难免存在“新动能”因子,所以对这一次的经济原生态回归政策,持肯定和赞赏态度,但也要看到负面底色:

1、政策出台并非主动,而是经济、就业和稳定形势倒逼,没有法律可循,故要明白政策的随机性和脆弱性。

2、需建法立制,防止出现层层加压、行政表功、基层作秀和虚假繁荣等假大空和一阵风现象。

3、地摊经济以夜经济为主,是产业降级和消费降级至市场雏形的“赶大集”,无法创造增量财富。说白了就是业余经济,不能美化为“主流经济”或“创新经济”。

4、对多数别无选择的地摊从业者来说,应拨开虚幻的迷雾,认清自身处境,踏实经营的同时,胸怀梦想和追求,早日步入更高人生境界(少数有钱玩家另议)。

5、地摊经济发挥市场活力同时,还要合理规划路边摊区域,科学管理,谨防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和城市环境重蹈脏乱差覆辙。

6、从严控到跪求,城管也面临突如其来的转型难题。是否需要重新定位,调整(精减)编制?如何防止“强迫摆摊”的另一种极端情况发生?

7、对于地摊从业者中的隐形失业问题,相关部门是否应该正视,并发放失业救济补助?

8、“千元指数”也好,地摊经济也罢,其实是与从2014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2020年“底限思维”下“不设经济增长率” 一脉相承的产业降级和经济返祖现象。骨感的是,这一波地摊繁华甚至难称就业,妄论创新了。

二、受宏观经济、疫情和国际经贸环境恶化影响

经过四十年积淀,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经贸体系进行产品和服务交换的外向型国家。持续多年的国际产业重心转移,多年未果的内需建设和产业重塑,加之疫情对国际产业链的冲击,共同导致中国经济状况处于改开以来最低位。

传统的经济“三驾马车”之内需(国民均富不足,始终未成型)、出口(产业低端,对外依赖度高)、投资(政府基建投资为主)全部熄火,工业、城市就业岗位骤减,刚刚走出家门的外来人员随即又向农村和原籍回流。巨大的流动人口和就业压力,又传导为社会稳定压力。

官方的央视网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下发通知,决定实施《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明确今明两年每年培训农民工700万人次以上。培训对象包括在岗农民工、城镇待岗和失业农民工、农村新转移劳动力、返乡农民工和贫困劳动力等。这是与城市地摊经济相呼应的、以农村多余劳动力为主体的职业培训,至于多少人入训,技术提升几何,就业情况如何,恐需另行观察。

进退维谷,如何是好?城市路边摊,就是“就地稳定”的救急之策。可以暂缓一时,但非一劳永逸之计。

三、“六保”是否多年来民营经济式微的结果?

虽然国与民、进或退不断较量的情况一直存在,理论界也一直存此争论,如朗顾之争,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亲和友好一直强于民营企业则是不争的事实。改良版的国有经济,虽然有了董事会、股份和上市等现代公司的衣装,但占用大量社会资源,产出效率与投入严重不符,科技创新不足(如一汽,400亿搞不出自己的轿车),从未摆脱“大锅饭”的窠臼,且贪腐层出不穷,已成为发展的拖累。至于疫情下的公立医院的主力军表现,也是因为在民营医院没有市场空间和没有参与权利的前提下,才得以独领风骚,并非民营医院不能为之。

难得的是,在国有和外资(近十年外资持续变弱)的夹缝之中,民营经济仍能基本处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曲线中,说明其生命力之强,待发挥空间之大,令人遐想。多年以来,民营经济对全社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

远在世纪之初,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后利好不断释放,中国经济保持了一波10%以上的高增长周期,自2008奥运止(2008年9.36%,2009年9.21%)。之前的政策基调是宏观调控,是防过热、降温、防通胀。2009年之后,政府主导下的“四万亿经济刺激”出台,政策基调调整为“保八”,再后来,降为“稳增长”,到现在,降为“六保”,已降无可降。

当下就业岗位骤然减少,表象是贸易争端和疫情冲击,实则是民营经济式微的直接反应。同时发生的还有财政税费压力,也在等待民营经济来造血补救。至于社会稳定,想必有更多人比笔者我更着急。

如果说2009年的“四万亿”是润物无声,标志着民营经济步入收缩周期,那么2017年“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就是集结号角,民营经济生命力再强,也无法跳出“国有为主体”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手掌心,于是就再也无法避免整体不振的现实了。

若非出于经济主动权掌控之虑,那么“国有主导”这个既有定位,是否也已到了适时调整、全面放开民营的时候了呢?

 

 

中国874万大学生毕业,还有数百万中等教育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6月3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表示,要千方百计保就业。

中国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6月3日召开,李克强称,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严峻形势,任务更为艰巨,要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加大对疫情严重地区和就业困难毕业生的倾斜帮扶。

“为暂时未就业的毕业生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千方百计保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平稳,”李克强称。

李克强在上个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计划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支持稳就业,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等。

独立智库天钧政经撰文《解密李克强工作报告中暗藏的信息》提到,其中一个底线则是GDP问题,虽然没有提出GDP增长目标,但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2017-2019年新增城镇就业目标是1,1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

经济增速与就业息息相关,经济学界的研究表明,GDP增速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为200万人,但如果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会减少就业400万人。如果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无从谈起。那么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所对应的GDP增长要超过4%。

比起总量目标,眼下迫在眉睫的是就业等民生问题。今年高校毕业生874万人,还有超过600万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还有因经济下滑失业、疫情失业的群体,就业压力巨大。

经济分析人士齐俊杰撰文认为:保经济就是保就业,大家都有工作,社会才能平稳。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无以为继,那这个社会就很动荡了。所以一季度经济下滑,最大警示作用就是告诉大家今年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要毕业的874万大学生,就业是个难题。不要告诉我考研,大家都这么想,今年考研也必然会竞争异常惨烈。

从中国多个渠道传出的信息来看,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正在中国蔓延。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4月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5.8%。外出农民工减少超五千万,这些农民工隐形失业率并未体现出来。不过,非官方的失业率估计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中泰证券的测算称,中国的失业率约为20.5%,有超过七千万人失业。

而在5月28日,李克强在记者会上的言论更是犹如一颗震撼弹,引起舆论热议。

李克强说:“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没有就业那就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李克强现在想的是就业问题,现实情况显然很严重。他的一席话,最关键的还是那一句:6亿人每月的平均收入1,000元。

据官媒《新京报》5月29日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解释称,“中国有一半左右人,其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

“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有相当规模的老百姓当前遇到了就业收入问题,政府要想办法、并且有办法稳定经济,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李实说。

 

 

数月来,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造成大陆经济停摆,连猎头公司都丢了工作 。业内传出“中国第一家猎头公司”——北京泰来猎头咨询事务所(简称“泰来猎头”)歇业。实控人纪云确认消息属实。

近日,网传泰来猎头歇业。据一名自称是公司员工的人介绍,因经济下行导致业务萎缩、疫情下的社会停滞、人员流失较大以及物业房租压力高等原因,北京泰来猎头宣布自2020年5月25日起进入歇业状态。

据《中国经营报》的最新报导,泰来猎头实控人纪云已确认:“歇业消息属实”。

天眼查显示,泰来猎头实际控制人是纪云。其官网显示,公司于1993年3月创立,是中国第一家猎头顾问公司。

第一家猎头之“死”引发震撼

“这列运行了27年的列车,似乎被迫到了一个休息站。”泰来猎头的突然歇业,折射了当下招聘市场的境况,也是疫情过后中小企业的缩影。

有知情人士透露,泰来猎头自歇业起将计划搬离SOHO2期,仅保留公司财务和基本事务处理功能。而有关于人力方面,公司敬请员工25日办理离职手续,在岗全勤员工工资5月按5000元发放。

至此,中国第一家本土猎头事务所正式宣告落幕。成立于1993年的泰来猎头,算是中国猎头行业的拓荒者之一,如今突然倒下,在猎头圈引发震撼,纷纷表示: “27年了,还是没扛住。”“在国内经济深度转型的大背景下,必然会有相当多的公司出局,适者生存。”

网民也议论纷纷:“猎头公司都活不下去了,可想而知经济形势有多严峻啊。”

“扛不住啊!没业务没钱赚。”“猎头公司歇业,这个有点猛啊。”

“猎头公司都歇业了,说明大家都歇业了!没事干了,连打猎的都没猎场了。”

“这次疫情的影响还会继续发酵。”

猎头公司纷纷裁员

大陆经济下滑的大环境下,加上疫情的爆发,各行各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减员降薪成为常见词汇。当企业不招人,猎头们也开始岌岌可危。

招聘平台“前程无忧”也被曝出减员消息。据称,“前程无忧”在石家庄、乌鲁木齐、厦门、兰州等11个城市办事处收到分公司人事通知,称“月底立即关闭办事处,所有员工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随后,“前程无忧”对外界证实裁员127人,并回应表示,“主要是因为企业用户的业务趋于集中,叠加疫情影响”。

还有,在脉脉上有人发帖称:此前猎聘网裁掉一批员工,给了两周找工作时间,但没有补偿。而现在猎聘网要求员工填报在家办公申请,在家办公期间工资按照基本工资的80%发放。有实名认证为猎聘员工的网民回帖表示,“情况属实,猎聘这次做的令人寒了心。”

 

 

受疫情影响,今年大陆企业的逾期付款情况将进一步恶化,中小企业被拖欠账款的情况更为严重,正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三角债情况加剧。

《南华早报》6月2日报导,浙江一位从事纺织和家具行业的企业主说,近年来客户两三个月支付货款是很平常的事,最近由于疫情冲击经济,去年11月份的款项还没有到账。

他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自2月以来,据说所有中小型企业(SME)都已恢复生产,但实际上,每个人的订单和现金流都严重短缺。我们如何按时付款给供应商?中小企业的三角债今年将比以往更加严重。”

报导引述分析表示,疫情大流行造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负债的公司无法偿还其供应商,而后者又无法偿还自己的供应商,从而在大陆的供应链中产生连锁反应。

国际信用保险机构科法斯集团(Coface)调查了1000家公司发现,去年就已经有37%的公司需要等待4个多月的付款时间,更糟糕的是,大陆有四分之一企业存在逾期6个月债务相当于10%全年营收的情况。

科法斯的亚太区经济学家宣凯(Carlos Casanova)表示,“有些逾期更长时间的款项根本不会得到支付。”

大陆经济萎缩导致整个社会出现企业倒闭潮和违约潮,大陆中小企业主纷纷表示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广州一位从事家具生意的企业主表示,他的公司向酒店提供家具,目前已经被欠100多万元(人民币,下同)的付款,所以也无法向自己的供货商付款,自己毫无选择。

一位在广州从事电子行业的老板说,从去年开始,付款周期就拖得越来越长,今年比去年同期更严重,现在像他这样的小企业,正遭遇非常严重的付款问题。

另据《民营经济观察》的资料显示,在中小企业被拖欠的账款中,很多来自中共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2019年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账款8900多亿元,官方称截至2019年末还有四分之一欠款未还清。

据悉,大陆民企和中小企业是中共国企的主要供应商,比如,中共央企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旗下的中国一拖仅在洛阳地区的近400家生产供应商中,就有超过70%是民营企业,每年的采购金额达数十亿元。

最近5月中旬曝出,中共国企唐山曹妃甸新城城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拖欠民企唐山市港英公司两笔账款分别长达10年,仅利息就已经超过3000万元。

 

 

连日来,随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两会言论,“地摊经济”成为大陆网络上的一个热词。大陆网友调侃:“美国开启了民营太空经济时代,我们重启了地摊经济。”

李克强在人大记者会上披露,中国有六亿人口月收入只有一千元人民币,立刻引发舆论哗然。他还补充说,“一千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

他再度强调把“稳就业、保民生”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并点赞了四川成都开始的“地摊经济”推动了就业。

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停摆,之后又面临海外订单消失,严重冲击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就业。今年3月份,成都市城管委发布新规,允许居民在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占道摊位、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临时占道促销、允许流动小贩进行售卖等五大范围允许操作。

之后,上海、甘肃、浙江、江西、河北等城市也相继出台政策,松开了“地摊经济”和“马路经济”。在江西南昌,政府5月26日出台政策,指定了100个街道开放夜间市场。

压力大 官媒带头松绑“地摊经济”

5月27日,中共中央文明办突然宣布新要求,不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今年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中共党媒,央媒近日也纷纷出声,正面宣传“摆地摊谋生”,称赞“烟火气”,而不是过去的“脏、乱、差”。

中共自2005年开始文明城市测评后,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加强打压流动商贩,清理占道经营者也成为一种维稳模式。城管暴力执法,与摊贩发生冲突,进而引发血案的事件屡屡发生。

如今,流动的小商小贩在经历了十五年打压后,又“光明正大”地摆摊买卖了,引发网络吐槽和热议。有网友感叹说,“现在鼓励摆地摊,显然是国内已经穷到一定份上了!”

也有网友留言:“开始鼓励摆地摊,一是说白了盘活市民经济;另一个也说明了真正的冬天要来了吗?单纯的放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也有人称是:“失业恐慌的权宜之计。”并讽刺“不让你开的时候叫脏乱差,影响环境,加深雾霾,要你干的时候就叫有烟火气。”“现在经济不好知道让人家摆地摊了……这时候新闻天天鼓励点赞了,以前城管暴力执法收人家三轮车的时候怎么不报导?”

数月来,中共病毒疫情造成全国经济停摆,很多人数个月没有收入。而随着中共疫情在全球蔓延,中国制造业的外贸订单大量消失,公司裁员现象频现。《财经》近期调查发现,珠三角地区有80%的中小外贸工厂遭遇订单问题,大部分工厂都没事干。

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政府这次决定给予老百姓一些通融,明显是出于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和财政等几方面的考虑。“不让他到街头摆摊养家糊口,把他逼急了以后怎么办?报复社会?还是上街游行?老百姓有了收入,政府也能减轻一部分财政压力。如果不是经济下行和社会动荡的压力,政府不会开这个口子。”

网友大吐槽

不少人吐槽时代的变迁。

微博画家网友“画画的老武”调侃称:打倒四人帮以后,发展地摊经济,我赶上了。活到中年了,又赶上发展地摊经济了…

也有人称:“SpaceX将两名宇航员成功送入太空轨道,马斯克不断创造历史。而我们,至少我,准备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摆地摊去,代写书信糊口!”

就在5月30日下午3:22,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首次与民间商业公司SpaceX合作将两名宇航员送上国际太空站。这是人类首次由私企送人飞上太空,开启星际旅行的新时代。

网上因此热传一句话:“美国开启了民营太空经济时代,我们重启了地摊经济。 ”

对于摆地摊是否能解决经济,有些网民表示质疑:“说摆个摊就能赚钱,就能解决就业一样。贫穷的深层次根源不是疫情,是房地产+金融,极限地掏空了消费,极大地抬高了成本。”

还有人对“地摊经济”的叫法表示质疑。作家天佑发文称:“ 这两天,因为成都放开地摊,于是就有专家就开始扯犊子,一本正经地谈什么地摊经济了。看到这些专家的胡说八道,我真是想踢他们。什么地摊经济?咱们谁都别装外宾,不就是就业出现了严重问题,不得不让城市底层有个活路吗?”

“如果地摊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为什么这么多年宁可花大钱组建一支魔鬼队伍——城管,也不发展这种经济模式?”作者还呼吁,如果想让底层弱势群体能有碗饭吃,别喊什么地摊经济这种高大上的口号,还不如把城管这个部门取消了。

 

 

彭博社5月30日报导,浙江平湖米家儿童用品销售经理表示,公司的客户主要是美国制造商,现在马上进入旺季,但订单仍然比去年同期低40%至50%,产能是去年同期的70%至80%,公司正在想办法拿到订单,以避免出现库存压力。

福建海峡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60%订单来自欧美,但现在公司正在寻找境内市场。

分析表示,集中内需市场的经营策略也同样存在挑战——尽管大陆民众现在可以走出家门,但并不愿意像以前一样消费。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5%。

企业经营者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未来数月的担忧。

报导说,大陆企业被迫降价竞争,但形成了通货紧缩。4月份大陆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3.1%,创2016年4月份以来的最大降幅。中共官方最新公布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6,连续2个月下跌。

如果工厂削减产能,就会出现另一大问题——失业。分析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称保就业将是中国政府(中共)最优先的事项之一。

对于大陆的工业行业,内需和外需同样重要,目前两方面都表现疲弱,这令经济面临风险,即使未来内需回升,如果外需不足,仍会很麻烦。

不仅如此,美中关系正在日趋紧张,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发表声明,将在六大领域改变与中共的关系,包括香港、世卫组织、美国科研机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流行、贸易和金融等。

今年4月份的贸易数据显示,中美贸易下降了12.8%。

其它国家与中共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英国近日宣布将摆脱对华为的依赖,通过建立D10联盟自行开发5G技术;日本鼓励企业离开大陆,并计划扩大对大陆通信设备的禁用范围。4月份中欧贸易下降6.5%,中日贸易下降2.1%。

 

 

全球经济因武汉肺炎疫情陷入衰退,中国外贸出口企业遭遇海外订单荒,并且可以预见的是,各国在疫情过后将改变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不少国际机构对2020年全球经济走势持消极态度。欧盟委员会指出,欧洲正经历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休克,欧盟27国GDP全年将下降7.4%;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综合24家机构的预测认为,二季度日本GDP将年化收缩11%。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发达国家二季度可能会陷入同比-7%至-10%的大幅衰退,全球经济至少要经历两个季度的负增长。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数据,全球贸易2020年一季度比上个季度下降了3%,预计二季度环比下降26.9%。

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CPB)的“世界贸易监测”(World Trade Monitor)近日公布数据显示,因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贸易量遭遇10多年来的最大降幅。全球供应链弊端显现,各国政府及企业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策略。

中国外贸形势与全球经济增长及贸易形势密切相关,在整体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外贸也必将受到影响。由于欧美疫情爆发晚于中国,后续影响在下半年持续显现,预计中国二季度外贸出口仍呈现低迷态势,全年外贸走势具有较高不确定性。诸如服装、鞋类、箱包、家具、玩具、手机等主要商品的出口纷纷遭遇负增长,在4月中国制造业PMI指数的分项数据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从46.4锐减至33.5得以佐证。

而根据PMI(采购经理人指数)调查,当前反映订单不足的中国企业占比已高达57.7%,这意味着4月的出口增长并不均等,官方看似靓丽的数据(同比上升3.5%)掩盖了大多数出口企业面临的困境。

目前海外订单量下滑是不少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汽车制造业嵌入全球供应链程度高,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据《财经》杂志5月30日报道,一位在宁波敏实集团研发部门工作的女士表示,进入5月下旬,最明显的感受是公司的海外订单减少,部分生产设备开始闲置,周围从事销售工作的同事因绩效工资明显变低,还房贷的压力开始增大。

而据世界贸易组织4月发布的预测,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在乐观情况下会下跌13%,悲观情况则下降32%以上,与之对应将分别伴随着全球GDP下降2.5%、8.8%两种可能性。

北京当局提出“六保”中的“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至关重要,关乎企业出口创汇、中国外汇储备乃至货币体系稳定。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5月19日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举办的一场视频会议上说,这场疫情危机凸显了美国拓宽关键性物资供应链的重要性。美国不能再仰仗中国这样的战略竞争对手供应关键性物资。“如果我们识别出了一个事关国家安全和民生的关键性产业,而美国又没有国产能力的话,我们最起码应该试着参与到一个足够多元化的盟友合作框架当中。”

在他看来,美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与各大盟友联手打造联营企业,以抗衡北京当局支持的企业在全球的扩张,而这需要各国私营部门的通力合作。

5月18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外贸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受疫情影响,外贸行业企业非常困难,包括资金紧张、订单下降、产业链、供应链风险上升等。疫情爆发初期,由于运输不畅,外贸企业有订单但无法出货。之后企业复产,但疫情从中国扩散到全球,导致海外订单大量取消,这对中国外贸企业造成了很大困难。

有分析人士指出,未来全球供应链将分为两大阵营:制造业低成本国家与高科技国家分别组成的联盟,并将采取措施在全球供应链中“去中国化”。

 

 

5月28日,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人大记者会上出语惊人,称中国现在有6亿人口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有不少大陆网友指出,这一事实太令人震惊,因为今年就是北京当局宣称的“脱贫建小康”的收官之年。李克强一句话正泄露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经济窘境。

据中共官媒报导,李克强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在被问及今年的“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顺利完成。他表示,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

他又指,“今年要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但是“受这次疫情的冲击,可能会有一些人返贫,脱贫的任务更重了”。

李克强还说,现在低保、失业保障、特困救助等人员大概一年6000万人左右,预计今年人数会增加较多。

他举例说,一位农民工50多岁了,在外打工30多年,每年都去。但就因为今年没有找到工作,全家都陷入困境。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一位生活在中国某一线城市的王先生说,他的所居地一份普通工作的收入是4000至6000元人民币,月收入1000元意味着:“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应该是吃不起肉的,毕竟猪肉也要30多元一斤。住房就是老旧小区,没有物业的那种。”

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年1月,中共官媒还宣称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

4月下旬,中共央行课题组在《中国金融》发文称,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317.9万元,户均1.5套房,其中四成家庭有两套房。

野山
@naochashu
央行刚刚说了,人均家庭财富317万,户均1.5套房!
现总理又说:有六亿人每月收入低于1000块…
究竟谁在谣言惑众,愚昧世民?

对此,网民讥讽道,这些数据只反应了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大部分居民都是“被平均”了。

另外,按照当局的计划,2020年将“实现全民脱贫”、“建成小康社会”。

尽管在大瘟疫冲击下经济陷入困局,习近平在今年5月上旬在山西考察时还一再高调声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但李克强在本次人大记者会上却等于说了大实话。

有网民表示,“都被媒体或宣传工具误导了,这些年一直有错觉,还以为国家多厉害呢。”“这就是都脱贫的真相?”

也有很多大陆网友留言,“许多农民每月1000元也达不到!”

“别在这里假惺惺的,大手笔600亿美金捐给非洲,20亿美金送给世卫,40亿美金……这些钱给到老百姓改善一下生活条件绰绰有余。”

冰玉IceJade
@bingyuicejade
“有六亿人,
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

“其中一位农民工50多岁了
在外打工30多年
每年如此
但今年就没有找到工作
全家都陷入困境”

事实让人很震惊!6亿人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
人均收入(8000美元)这个概念毫无意义。

李克强总理说实话比吹牛好。

 

 

武汉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几何?5月28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而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家庭户均总资产超过300万元人民币。这表明中国贫富差距巨大。

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下同),用李克强的话说,“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月收入1,000元意味着什么?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按照这一数字,中国去年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即为2,561元,李克强提供的数字意味着比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的一半还要少。

另外,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为2,370元,也低于去年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2,561元。

据官媒《新京报》5月29日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解释称,“总理所说的是全国的情况,中国有一半左右人,其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

“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有相当规模的老百姓当前遇到了就业收入问题,政府要想办法、并且有办法稳定经济,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李实说。

李实认为,疫情之下,对于城市里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大企业工作的人来说影响较小,受影响大的主要是城市里的农民工群体。就业受到整个总需求的影响,“大家都去摆地摊,真正能挣钱的有多少人?毕竟还有一个需求领域。即使在流通领域,搞活一点,促就业、增加收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还应该有一个经济刺激计划,让大家有信心。李实说:“信心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大家没信心,会减少消费,这就减少了需求。”

5月11日,中国央行发布的2020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4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1.27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7,996亿元。

这意味着在4月份,每天平均有超过266亿元的存款流出银行。

现在,从中国多个渠道传出的信息来看,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正在中国蔓延。2月,中国官方城镇调查失业率飙升至6.2%,外出农民工减少超五千万,这些农民工隐形失业率并未体现出来。3月失业率回落至5.9%,但仍处高位。

中国央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于2019年10月中下旬在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开展了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4月24日,中国央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在《中国金融》发布《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317.9万元,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拥有率达到96.0%;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仅为20.4%。

这些数据再次说明,房产是中国绝大多数家庭主要的资产,也足以说明许多家庭财富都与房地产深度捆绑。

调查报告认为,需关注的一是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流动性风险。二是部分家庭债务风险相对较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低资产家庭资不抵债,违约风险高;中青年群体负债压力大,债务风险较高;老年群体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较多,风险较大。

从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1,000元到家庭户均总资产超过300万元,这也意味着中国的贫富差距巨大。中国是和平国家中罕有的基尼系数超过0.6的国家。

在民众收入中,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为“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年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该年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其余的国民没有收入),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该年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绝对平等,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这两种极端情况,即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年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年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继今年3月大幅裁员之后,福建省的《海峡都市报》突然辞退所有的发行员工。29日,数十名工人集体到福建省委示威,遭警方压制。

杨占青
@yangzhanqing
福建海峡都市报裁员,却不书面通知,跟着报社工作十几年的发行员们反映报社连续两年欠的高温补贴费到现在还没给,经济补偿金也没有,无奈集体上街抗议。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峡都市报》辞退了所有的报纸发行员,他们几十人身着报社的工作服,集体到福建省委示威、抗议,但被阻拦在省委大门外。省委根本没有官员出来接待他们,相反却出动了许多特警、武警、保安来压制抗议的员工。

大多数被裁员工已经在《海峡都市报》工作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反映报社连续两年的高温补贴费到现在还在拖欠着,而没有提供正式辞退通知、证明,也没有提供任何经济补偿。

据悉,福建《海峡都市报》为节省开支,将报纸发行发包给了邮局,因此从6月1日起,辞退了所有的报纸发行员。这些员工在疫情后,突然失去工作,家庭的生活马上可能就陷入困境。而且报社没有提供任何的辞退证明,他们都无法去申请失业救济。因此,他们集体到福建省委,期望能获得相关部门能够出面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困难。

这些被裁退员工在提出的诉求中写道,他们都是《海峡都市报》一线发报员工,从事发报工作从十几年到二十年,一些员工从报纸1997年创刊就入社。但在近日,高层通过口头通知,所有发报工作改为邮局第三方负责。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十多年的工作,即将失业。

他们提出多项诉求,要求落实报社连续两年拖欠员工的高温补贴费,要求报社给予经济补偿金,并出具失业证明,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

在3月25日疫情期间,也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裁员,将泉州100多员工裁到只剩30多人。员工们因此集体举牌在报社门口抗议。

杨占青

@yangzhanqing
【中国媒体网上求助】福建省海峡都市报,疫情期间将泉州100多员工裁到只剩30多人,每人分100万广告任务,对实际下岗员工不裁员不补偿,只提供最低基本工资逼大家自己走人,导致几十个家庭面临生计困难,恳请有良知网友和部门关注,帮帮我们!

但《海峡都市报》的员工呼吁良心网友和部门关注,但似乎并未获得网友们同情,纷纷留言表示:“很好奇这群媒体人疫情期间为人民做了什么。如果没有,似乎也不冤。”

“在中国报社工作的人,哪个不是手上沾满了鲜血,现在轮到他们自己了。”

“平时甘当鹰犬,忽悠老百姓,现在大棒打到自已头上了。”

过去两年来,由于网络媒体的普及,以及中共对媒体的管控升级等原因,已经有数十家包括都市报、晚报、晨报在内的报社宣布停刊。

 

 

中共的失业率数据没有包括失业农民工,而农民工正是此次疫情中受到重创的人群,受影响的程度远远超过2003年的SARS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

《南华早报》5月25日报导,一位曾在南京做保姆工作的农民工讲述她的经历时说,在今年1月份北京当局尚未宣布疫情的时候,她因患上感冒休息一段时间,但从那时起,她就再也没能回去工作。

她说,1月份时雇主让她等电话,希望她在疫情受到控制后能继续回去工作,但这几个月她一直在等,现在已经对此不抱希望了。

这位农民工是3个孩子的单亲妈妈,生活困难,之前在南京工作了10年多。这4个月她一直在尝试找新工作,但多次求职都以失败告终,她越来越感到绝望。

农民工成隐形失业人群 惨过SARS和金融危机

大陆农民工总数超过2.9亿人,大多数农民工的失业状况不被包括在中共官方的失业统计数据中,也不会得到失业救济。

报导引述分析表示,此次疫情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超过2003年的SARS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SARS没有引发全球大流行,而金融危机时农民工的失业人数大约2000万,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

此次疫情重创了全球需求和服务行业,导致的失业潮令农民工实际上面对失业和降薪两大困境。

一位在珠海打工的农民工表示,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了10年,原来的月薪是560美元,但现在被砍掉40%,他每月需要寄给老家的妻子孩子大约280美元用于生活。

他说,现在做的订单是疫情爆发之前的,不知道这些订单完成后该怎么办。尽管很多工人因工资太低已经辞职,但他觉得去找新工作等于浪费时间,因为大多数公司都在缩减规模。

以前,年轻的农民工还能找到服务行业的工作,但现在受疫情影响,服务行业的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少。

中共官方公布的4月份失业率是6%,略高于3月份的5.9%,但大陆的真实失业情况模糊不清。山东省中泰证券(Zhongtai Securities)4月底曾估计,大陆真正的失业率应为20.5%左右,即失业人口超过7000万人,远高于官方统计数字。

另据官方数据,中共在2020年第一季度向230万人提供了经济支持,这个数字远远不及疫情中可能出现的数千万的失业人口。

 

 

疫情爆发后,大陆服装业不仅外资撤单,本土品牌也出现业绩暴跌,最大服装产地广东省的企业几乎停工,大型服饰集团因负债而拖累旗下日资企业倒闭。

大陆最大服装生产地几近停工

日经中文网5月20日报导,受疫情影响,作为大陆最大的服装生产地,广东省的服装业海外订单有80%被取消或延期,很多工厂和批发商的经营状况正在恶化。

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刺绣工厂的员工表示,“现在白天都没有活儿了。”这家工厂的订单从2月上旬开始一直减少,原来10名员工要早晚倒班工作,现在早晚几乎都是停工状态。

据悉,广东省原来有很多国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包括日本的优衣库、瑞典Hennes & Mauritz(H&M)等。

大陆本土服装品牌哀鸿遍野

大陆媒体5月21日报导,大陆服饰类上市公司一季度营收同比跌幅普遍超过两位数,一季度净利润跌幅成倍增长,

截至目前已经披露一季度财务数据的16家服饰企业中,一季度营收同比下跌50%的有4家,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跌超过70%的有9家,跌幅最高的是拉夏贝尔,下滑3609.01%。

大陆前四名运动品牌——安踏体育、李宁、361度、特步,一季度营收均出现两位数跌幅。其中,李宁下跌10%至20%,安踏和特步跌幅为20%至25%,361度跌幅达25%至30%。

休闲品牌方面,森马一季度营收下滑超过30%,净利润下跌94.9%;搜于特一季度营收下跌近60%;美邦一季度营收下跌近50%,净利润下跌671.6%。

大陆“最大全产业服饰集团”旗下外资倒闭

另据5月15日消息,与大陆关系密切的日本RENOWN服装公司宣告破产,也成为疫情爆发后日本首家破产倒闭的上市企业。

RENOWN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大陆最大的全产业服饰集团——山东如意科技集团。

RENOWN公司今年3月份时还曾宣布,将于2020年春季在大陆销售“雅格狮丹”(Aquascutum)和“都本”(D’urban)等品牌的订制西装,由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向大陆本地企业进行营销。

但实际上,疫情爆发后,RENOWN公司3月份的销售额同比去年减少了42.5%,4月减少81.0%,加上如意集团大约有50亿日元的销售款尚未回收,致使RENOWN负债总额达138.79亿日元,资金链断裂。

另外,英国足球名将大卫‧贝克汉姆4月末宣布,终止与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控股的男装品牌Kent & Curwen之间的合作。

 

 

中共两会将在明天(5月21日)召开,疫情下的经济问题恐成为这次大会的焦点之一。有财经界人士认为,“保就业”迫在眉睫,会是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点内容。

因疫情推迟两个多月的全国人大会议将于5月22日召开,虽然会议日程、议程皆被压缩,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仍是人大会议的第一议程,也是大会的第一关注点。

中共政治局5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时,首次把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提并论,提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

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认为,政治局提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显示官方将在“两会”重点保居民就业。此外,官方是否会从国家层面推出刺激消费措施,能否激发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也值得关注。

今年两会特别强调“做好六稳,落实六保”。去年提出的“六稳”,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而今年提出的“六保”,则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保基层运转。无论是“六稳”还是“六保”,排在第一位的都是“就业”。

去年底突然发生的中共肺炎(武汉肺炎)疫情,对于本就下行的中国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据中共官方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同比萎缩6.8%。

每年“两会”,中共为新的一年拟定的经济发展目标都备受注目,但今年在疫情冲击下,近日有不少预测称,当局今年在两会中可能淡化经济增长,甚至不设目标。

中新社引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表示,增长目标过高可能“绑架”宏观政策导致“大水漫灌”。他建议,将经济政策主要目标转变为稳就业和提供失业后的社会保障。

失业压力巨大

据中共官方数据,今年4月调查的失业率为6.0%,高于3月的5.9%,低于2月的6.2%。不过券商中泰证券4月底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实际失业率为20.5%,失业人数为7千万。

香港望正资产管理公司(Upright Asse)首席经济学家刘陈杰在3月底更估计,疫情可能让超过2亿中国劳工失业。

《南华早报》5月12日撰文称,中共肺炎爆发以来,中国已有数千万人失业,对社会福利带来极大压力,其中最脆弱的劳工就是中国3亿的农民工。能否协助他们度过经济低迷是中国经济是否能复苏、政治是否稳定的指标。

文章认为,这次中共肺炎造成的失业远远大于中国之前发生的两次大的失业潮。文章引用驻北京的政治经济观察者张琳(Zhang Lin)的话,中国在90年代末出现国企裁员潮,有2,500万人失业,但当时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迅速吸纳了这些劳工。而2008到2009年间的金融危机,使2,000万农民工失业,城市化的推进帮助将失业者吸收到城市的服务业中。

但这次全面性的经济危机却没有新的“救兵”了。张琳说:“但现在看看吧,增长正在放缓,城市化已经达到顶峰,而私营经济正在艰难的挣扎中。”

今年7月,874万高校毕业生将涌进就业市场,而上亿农民工疫情后要涌入城镇找工作,香港《经济日报》认为,中国就业压力将前所未见,其对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影响力也前所未有的大。

 

 

国社会与经济问题专家程晓农博士,1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三重打击,随之而来的失业潮恐怕再无转还的余地。

【录音】感觉是这波失业潮与以往所有的情况都不同,不是临时性的,不是周期性的,而是永久性的,就是说现在失业的绝大部分人今后可能这辈子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原因是中国经济现在是三重的打击。第一重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前,或者说更早一点,一两年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开始下行,这大家都知道了。由于经济下行、整个经济的萎缩,房地产泡沫已经到了顶了,所以房地产拉动经济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中共没有办法重新挽救经济,所以经济已经告别繁荣,正逐渐走向困境。这种情况下,企业本来就开始越来越困难,就是刚才讲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不会再有回来的那一天,只有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情况会急剧恶化,这是第一重影响。

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波冲击,则是由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产业链转移。程晓农说:

【录音】第二重影响是中美贸易战。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发生,整个的经济全球化开始转轨。现在说美国可能要加关税,那么很多公司开始撤订单,根据中国目前为止提供的消息,是大概半数以上做外贸的企业拿不到订单,这订单有可能已经下到别的国家去了。也就是说,这订单一去不回头了。你把订单丢了,大概就是外贸行业几千万人一半要丢了工作,也是不会再有下一波什么回潮,或者重新外贸上、出口上再有新的发展,这种可能性没有了。

而当前正肆虐全球的中共病毒疫情,更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程晓农说:

【录音】第三波冲击是疫情战。疫情战的结果是中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看来中共现在是用战狼外交作为唯一抵抗手段。如果是按照中共目前的应对态势,因为它不能承认自己的一系列在疫情防范当中隐瞒真相的这个事实,那么一旦这个事实它承认,它就面临着索赔。这巨额的索赔可能会把它赔得精光。所以它现在的办法是坚决地赖帐。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世界各国对中共的不满越来越厉害,同时中美两国现在在疫情战方面走向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为美国国内要求制裁中共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压力下,美国会对中共越来越紧。中共现在没有转还的空间了,也就是说贸易战的情况会恶化,疫情战再加一重冲击,所以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逐渐演变成美国制裁(中共),中共反制裁,然后逐渐脱钩,最后中美进入全面的经济战。「全面经济战」的意思就是,双方在所有可能的方面制裁,那么结果就是中国和世界脱钩了。中共已经提出来了,它们最后一招反制手段就是脱钩!中共拉几个什么伊朗啊、朝鲜啊,搞一个小同盟,他们自己做生意。

程晓农指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严重困境,实际上都是中共政权带来的恶果。

【录音】那么今年2020年将是中共告别过去30年得意忘形的转折点,从此恐怕就是进入每况日下。那么我们只说就业,应该讲是去年是中国就业的顶点。从那个时候开启中国的就业只会下滑,不会反弹了。因为我刚才讲三重冲击,第一重是中国政府造成的,就是房地产泡沫是它选择的,也是老百姓支持的。大家都去买房子嘛,都想发笔小财。第二个中美贸易战,也是因为中共大规模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诱发的,这也是中共作出来的。第三重疫情战不用讲了,更是如此。所以国内老百姓他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苦熬」可能就是从2020年开始,成为一个新常态。

2020年是中共当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其目标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倍,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不过目前,从中国多个渠道传出的信息来看,在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下,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正席卷中国。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今年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飙升至6.2%,外出农民工减少超5,000万,这些农民工隐形失业率并未体现出来。3月,中国的失业率仍处高位。

不过,非官方的失业率估计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据中泰证券的测算,中国的失业率约为20.5%,有超过7,000万人失业。而深圳望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陈杰则预计,疫情可能导致2.05亿工人遭遇「摩擦性失业」,失业率超过25%。

 

 

武汉肺炎疫情仍未好转,中共政治局5月15日召开会议称,加大宏观政策力度保就业。有企业家指出,如果不救中小微企业,经济问题演变为民生问题。

中共政治局5月15日召开会议称,当前疫情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今年下一阶段,着力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官媒的新闻通稿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要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武汉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在一季度GDP同比增长为负值之后,二季度的经济更令各界关注。中共政治局在4月17日的会议上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六保”。

而经济增速与就业息息相关,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元春的研究,中国GDP增速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为200万人,但如果中国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会减少就业400万人。如果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无从谈起。

据凤凰网财经报道,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认为,企业是社会最有活力的组织之一,特别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运营效率、灵活性都能在社会面对危机的时候帮助政府、社会很好地解决一些问题。因为企业离市场最近,一旦社会出现危机,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企业。

郭广昌表示,更令他焦虑的是此次疫情所带来的经济问题,其中,中小微企业的困境尤甚。中小微企业背后是亿万计的普通劳动者,如果不救中小微企业,最后引发的蝴蝶效应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甚至会演变为民生问题、政治问题。

郭广昌提出,中国经济结构里有一个五六七八的说法,即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是,民营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的问题,如果解决80%劳动就业人口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融资太少,那么很容易面临失业潮、企业破产潮。

民营企业融资难并不是新闻,早在2014年,银行信贷就开始对民企收缩,一些地方政府变相给民企增加融资成本,也进一步引发了民企的违约潮。在2019年,民企新增违约债券规模是国企的3倍。

郭广昌认为,民企与国企债券违约规模的差距并非经营效率所能解释,更多的是来自国企背后的隐性刚兑预期所带来的不对称融资环境。

现在,从中国多个渠道传出的信息来看,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正在中国蔓延。2月,中国官方城镇调查失业率飙升至6.2%,外出农民工减少超五千万,这些农民工隐形失业率并未体现出来。3月失业率回落至5.9%,但仍处高位。

不过,非官方的失业率估计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中泰证券的测算称,中国的失业率约为20.5%,有超过七千万人失业。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4月26日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布《中国失业率有多高?》,文章曝出上述数据,随后中泰证券人事变动,李迅雷已不再担任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陈杰则预计,疫情可能导致2.05亿工人遭遇“摩擦性失业”,失业率超过25%。

 

 

在中国经济受到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重创之后,北京当局推出多项宽松货币及财政措施,但经济效果并未明朗,近期,中美贸易关系再度紧张,疫情也在中国境内重燃,大量的失业人口,令外界及投资者质疑中国经济复苏将比预期缓慢。

5月14日,中国股市收跌,路透社报导指因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撰文称,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令投资者担心经济复苏缓慢。

同日,渣打银行也发布报告认为,今年北京举行的人大会议将调低经济增长目标,料以创造就业为先。

5月12日,汇丰发布研究报告指,中国经济复苏的速度较预期缓慢,因中、美紧张关系再度升温,加上外需冲击等因素,该行将中国今年全年GDP增长预期从3%下调至1.7%。

由政府官员到专业机构都表现出对中国经济复苏预期降低的迹象。而来自外部及内部的潜在经济环境变化也令经济复苏雪上加霜。

病毒尚未散去 中、美贸易关系再度紧张

路透社引述汇丰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师屈宏斌表示,疫情大流行似乎加强了华盛顿与北京在经济方向脱钩的趋势,涉及的方面可能从贸易向多领域延伸,包括技术、供应链和金融投资等。虽然近期两国贸易高层通话,北京也承诺兑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缓和了市场的担忧,但围绕着中美贸易战仍存在不确定性。

不仅在贸易领域,围绕病毒的起源及北京在初期的应对措施,川普总统的态度日益强烈。

5月13日,美国总统川普在早上发推文说,“我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与中国打交道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expensive)的事。我们刚达成一项大的贸易协议,墨水都没干,世界就被来自中国的瘟疫袭击。100笔贸易协议也无法弥补损失——所有无辜失去的生命!”

疫情在中国境内重燃

武汉作为中国疫情最初爆发的城市,解封后商业和市民生活开始恢复。但近期,官方称连续几日出现确诊病例。11日,武汉市再次发布紧急通知,将对全市开展全员核酸筛查。

以此同时,吉林省舒兰市也进入“封城”状态。火车停运,市民每户家庭每天可以指派一名家庭成员外出采购生活物资;并暂时关闭公共服务及娱乐场所。

据悉,舒兰市的病例已经输出到周边省市。辽宁已经发现从舒兰输入的确诊病例。

吉林省舒兰市出现的病例,至今未确认感染源,这不仅影响商业活动和市民的正常生活,将长期令市民恐慌,为中国经济重启投下阴影。

大量失业人口危及经济

除了内部和外部的两大潜在风险正在影响中国经济重启,中国本身大量的失业人口,也令经济失去内在修复的力量。

据彭博社报导指出,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在压力下回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厂和商店能否让员工保住饭碗并恢复消费。并指出,不完整的官方失业率数据掩盖了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状况。

报导引述法国巴黎银行的分析师表示,如果包括非城镇居民在内,中国第一季实际失业率可能已达到12%,人数多达1.3亿人。

Natwest Market驻新加坡的经济学家刘培干也表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前景“并不乐观”,目前的经济恢复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驱动的,而经济内在的力量尚未修复。”

麦格理经济学家胡伟俊认为,由供应推动经济的情况会持续,但来自需求端,尤其是出口和通缩的不利因素,可能会令经济复苏“步履蹒跚”。

 

 

中国央行最新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存款减少近8,000亿元人民币。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将发生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民众收入中断而存款加速消耗。

中国央行5月11日发布的2020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4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1.27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7,996亿元(人民币,下同)。

这意味着在4月份,每天平均有超过266亿元的存款流出银行。

住户存款减少的同时,而个人贷款则大幅增加。数据显示,4月住户部门贷款增加6,669亿元,其中,以个人消费贷款为主的短期贷款增加2,280亿元,以个人按揭贷款为主的中长期贷款增加4,389亿元。

5月13日,官媒《中国新闻网》发文称,“进入4月份,疫情防控取得明显的成效,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有序推进,居民消费也开始出现回升,特别是房地产、汽车销售方面,报复性买房买车来了”。

但是,中国民众评论官媒报道称,“没有报复性收入,哪会有报复性消费,这些写文章的智力不如猪”。

也有人说,“难道不是因为没工作,或者收入惨淡,消耗了积蓄?”

2020年是北京当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所谓的“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其目标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倍,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现在,从中国多个渠道传出的信息来看,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正在中国蔓延。2月,中国官方城镇调查失业率飙升至6.2%,外出农民工减少超五千万,这些农民工隐形失业率并未体现出来。3月失业率回落至5.9%,但仍处高位。

不过,非官方的失业率估计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中泰证券的测算称,中国的失业率约为20.5%,有超过七千万人失业。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4月26日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布《中国失业率有多高?》,文章曝出上述数据,随后中泰证券人事变动,李迅雷已不再担任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陈杰则预计,疫情可能导致2.05亿工人遭遇“摩擦性失业”,失业率超过25%。

据《南华早报》报道,北京的政治经济评论家张林(Zhang Lin,音译)认为,疫情引发的失业潮,比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两千五百万国企工人的失业潮、2008-2009年金融危机造成的两千万农民工返乡潮都要严重。

如今,中国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能力大大削弱。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国企大幅裁员时,民营经济在蓬勃成长;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的城市化浪潮也滋生了大批服务业岗位。

张林感叹,“增长放缓,城市化到了顶峰,私营经济在挣扎。”

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也认同这种说法,“朱镕基做总理时,整体国企(规模)没有那么大,就业人数也不多,失业职工有安置费,一次性买断工龄。2008金融危机,中国刚进入WTO以后经济开始腾飞。”

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曾发起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规模开展铁路、公路、机场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把GDP增速从6%上拉到12%。

李恒青认为,中国已不再具备当年的救市能力,自身经济结构不平衡,并且已经进入下行阶段,再加上2018年以后的中美贸易战、2020年的疫情打击,现在是雪上加霜难以翻身。

据《自由亚洲》电台5月13日报道,财经媒体撰稿人叶昭说,农民工密集的制造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现在都在艰难求生。他有朋友在浙江义乌从事批发业,员工只留下30%,工厂订单也降至两三成。

除了就业,疫情期间最让他担心的是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我很多朋友,原来家里还是小康生活,就是一个病,马上进入到处借钱的阶段。农民工本来就不常体检,干的是体力活,越需要医疗保障。”

据统计,2019年中国约有2.9亿农民工,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2016年时,能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的农民工只占17%。

 

 

中共目前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在海外,因其隐瞒疫情,北京导致全球追责索赔;在国内,因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后,中共封城封路、阻断交通、阻断人流,同时也阻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一时无法修复,曾经奔波的人们现在汇成失业大军,或正引发社会动荡。

一名不愿透露名字的中国科技工作者王先生就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他十分困惑,因为失去工作已经三个多月了。2019年,王先生从一家初创公司跳到另一家初创公司,体验到了就业市场的不稳定,但当他一月份失去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工作时,根本没想到事情会变得如此糟糕。

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商业频道(CNN Business)电话采访时说:“去年已经感觉就像生活在地狱中一样,但是2020年更糟,中共病毒就像是当头一棒。”

中共数据不透明 失业率飙升 情况严重

中共肺炎疫情导致中国多省市关闭了数周之久,这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并导致数百万人失业。

由于中共数据不透明,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失业无从得知,而且官方的失业率,向来只追踪城市的失业人数。

但尽管如此,官方的数据也开始出现飙升。中共官方三月份的失业率为5.9%,略低于二月创的6.2%。根据CNN使用中共政府数据进行的计算,这将意味着有超过2700万人失业。

但有专家表示,失业率可能被低估,因为中共愿意报导这个不好的数据不寻常。

实际失业人数或达八千万

美国CNN报导认为,北京的数据不包括农村人口,也不包括2.9亿从事建筑、制造和其它低薪行业的农民工。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四月在一篇合著的文章中说,如果把农民工包括在内,三月底或有多达8000万人没在工作。

其他专家说,8000万这一数字很可能接近现实。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Générale)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令人不安,因为这意味着有近10%应该就业的中国人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

但是北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将承受着更多的痛苦,因为今年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北京方面预计,人数将有870万人,这将给就业市场带来更大的压力。

求职者感到无助 “情况正在恶化”

在科技领域工作的王先生已经对找到工作不报希望,他认为,现在每个人都生活得很艰难。他告诉CNN记者:“我感到很痛苦,对此我无能为力。”

有证据表明,找到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国就业研究所和中国最大就业网站之一招聘网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2020年前三个月的职位空缺下降了28%。与此同时,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调查显示,第一季度的求职者人数跃升了近9%。

陆媒财新传媒和调查公司Markit于5月7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4月份,占中国所有工作近一半的服务业以创纪录的速度裁员。

32岁的易峰(化名,音译:Yi Feng)在3月份失去了在上海一家物流公司的工作,他对CNN说:“我认为就业市场正在迅速萎缩。现在很难找到工作,因为大多数公司自3月底以来已经冻结了招聘。”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22岁的毕业生姚安觉(音译:Andrea Yao)对CNN表示,她联系了61家公司找工作,但只有五家公司要求她提供简历。

她说:“最近我乘地铁时,当我想到自己没有找到工作的事实时,我突然感到内心焦虑。”

李翠玉(音译:Li Cuiyu)将从北京中国农业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她表示自己想当公务员,以便在中国首都获得令人垂涎的“户口”。但是由于疫情爆发,这项工作所需的年度考试被推迟了。当她试图在北京的外企碰碰运气时,她发现已经没有机会了。

她说:“那里根本没有招聘广告,而且一些外国公司已经在裁员了。”

社保不足应对 重返岗位面临更多挑战
失业大潮来势汹汹,中共将拿什么来应对呢?

资本经济公司(Capital Economics)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在最近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特别令人担忧的是,社保网无法帮助最脆弱的人群。”

中共法律要求中国所有雇主提供失业保险。根据中共人事和社保部门的数据,到去年年底,该失业保险计划覆盖了仅仅不到一半的城市劳动力。包括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Générale)经济学家在内的专家都指出,该计划无以应对大量增加的失业人口。

威廉姆斯补充说,中共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因为它最近承诺帮助那些没有工作的人获得保险。

但是其他专家指出,北京在试图促使其公民重返工作岗位时还面临着其它挑战。

香港城市大学的民主活动家、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Joseph Cheng)认为,中国已经在不断增加的债务中挣扎,这使得很难在可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基础设施项目上花费更多。中共官方媒体最近暗示,地方政府可以在道路、机场和其它项目上投资1.1万亿美元,但这些资金实际上尚未拨出,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可以实现这些目标。

中共头疼:失业大军或成社会动荡前奏

美国CNN报导认为,来自(中共)官员的最新消息清楚表明,失业是一个大问题。

近几个月来,增加经济实力和防止失业率急剧上升变得越来越关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导,四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所有政府官员将就业保障和社会稳定放在首位。

保障人民的工作和基本生活现在被认为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基础。现在在中国各地已经爆发了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店主要求减租;建筑工人抗议未拿到工资;出租车司机要求暂停租赁费,以及那些被官媒宣传为英雄的医院工作人员,要求政府支付延迟数月的工资和承诺的补贴。

专家认为,就业很重要,部分原因是中共担心失业潮会导致社会动荡,造成严重政治问题。

 

 

武汉肺炎疫情未止,导致中国各地出现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的情况,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发文认为,中国百姓消费降级。另外,《个人破产条例》若开始实施,或出现一波个人破产潮。

中国企业在二月底好不容易复工复产后,又面临新一波挑战:欧美疫情的爆发导致贸易订单大减,因此中国多地复工复产半个月后,只能再次停工。

据官媒《中国青年报》5月7日报道,对2,015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8.6%的受访者希望用减税降费、贴息贷款等方式帮助企业减轻负担,54.4%的受访者希望加大复工复产政策落实力度,真正惠及广大市场主体,53.1%的受访者希望“点对点”协调开通专车或列车专厢,运送职工返城返岗,50.0%的受访者期待优化营商环境简化企业办事程序。受访者中,一线城市的占26.9%,二线城市的占48.4%,三四线城市的占20.6%,城镇或县城的占3.5%,农村的占0.6%。

两份来自中国官方与民间调查机构的统计数字,反应了第二波全球疫情对中国制造业造成的打击。

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财新传媒分别发布了四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两份数据都显示,制造业PMI在2月份跌入历史低点后,3月份反弹,现又双双下跌。其中,中国官方的数值由3月的52.0降为50.8;财新的数值则由3月的50.1降至49.4。

在这波全球削减订单效应的冲击下,中国企业降低人工成本的方法有几种:裁员、减薪、休无薪假。

瑞银集团在四月发布的报告曾预估,中国正在面临二十多年来最糟糕的就业市场。至今年三月末,中国的服务、制造和建筑业中约失去了八千万个工作岗位。

《经济学人》智库分析认为,2020年中国有2.5亿工人将面临收入减少10%至50%。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日发文说,目前中国新增失业人数可能已经超过七千万,失业率可能超过百分之二十。尽管李迅雷事后澄清这份报告并非他本人所写,而且只是在特定假设情境下对失业率水平的估算,但中国近期有大量人口失业显然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意味着,有不少人陷入了个人现金断流的困境。

5月6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刘穷志撰文认为,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7.8%,高于资本形成总额26.6个百分点。受疫情影响,现阶段经济极度低迷,公众可支配收入大幅减少而消费随之低迷。

文章引用官方数据并得出结论: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同期下降3.9%;一季度全国住户存款增加6.5亿元,同比大幅增加,公众谨慎动机明显;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082元,同期实际下降12.5%,居民消费低迷。恩格尔系数大幅上升,粮油食品零售增速为12.6%,化妆品、金银珠宝增速分别为-13.2%和-37.7%,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同比增长-36.1%,居民消费降级。

在2019年,中国经济下滑时出现消费降级,也就是百姓会选择价格更为低廉的商品,导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

另外现下,如何应对大规模的金融风险再次成为北京当局面临的一大难题。几天前,深圳出台的《个人破产条例》已经提请市人大审议,标志着深圳成为全国首个探索个人破产制度的地区。

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学讲师谢远扬近日发文说,合理的个人破产制度,一是能够给人从头再来的机会;二是能降低社会负债率;三是能及时终结债权债务关系,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因此《个人破产条例》实施或引发一波个人破产潮。

不过,深圳财经评论人士邹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之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因为私人财产权的概念在国内仍然相当模糊。“在中国的特殊体制下,人们对个人财产的定位似乎还停留在一个‘这些都不归我所有’的状态中。不仅如此,中国公民的私人财产权长期以来得不到非常严格的保护。

中国企业能破产、个人破不了产的局面也被一些学者称作“半部破产法”。中国最高法院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3日,全国正在公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已经超过580万,其中包括企业法人和自然人。

 

 

受疫情影响,苹果代工厂富士康的订单减少,在大陆的工厂正在“建议员工休假”,不休假的员工只拿底薪,没有加班。有深圳员工表示,公司正在裁员。

大陆界面新闻5月6日报导,目前富士康对员工的政策主要包括,一是自愿休长假,降薪留岗;二是留厂工作,但只拿底薪;三是自愿离职。

深圳和郑州的富士康曾在2月份招聘工人。郑州富士康公众号“港城帮”发出消息说,现在富士康鼓励一些部门的员工提前离职,对于复工初期招进来的工人,提前离职员工的工资将按天结算。

5月6日,一位深圳富士康的员工在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公司又裁掉十几名员工,由于来自苹果的订单减少,富士康用量萎缩,今年大多数厂家的行情都不好。现在员工上班都是人心惶惶,不知道哪天轮到自己被裁掉。

一位郑州富士康员工4月中旬曾表示,因订单减少,厂区已停止招工,员工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以前有加班能拿四五千,不加班只有一千多,很多人熬不住走了。

另一位员工表示,她现在依靠兼职送外卖来生活。

深圳富士康的一位员工表示,他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苹果手机的屏幕组装,有些生产苹果手机的部门“自愿休假”,休假期间能够拿到30%的底薪,如果按照2300元(人民币,下同)的底薪计算,休假期间每人每月拿690元。

他说,在另一个与苹果手机相关的部门,有工人已经放假两三个月,不清楚具体休假到什么时候。

工人如果选择不休假,只能拿到2000多元的底薪,因为订单减少,员工不再加班。“产品出不去,国外的元件进不来”,上述工人说。

据悉,仅深圳富士康,以往的就业人数就达到近20万,如果发生裁员、被休假、被离职,将导致大量失业人口。

富士康(鸿海科技集团)是苹果公司的主要代工厂,总部位于台湾,生产基地主要在中国大陆。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2017年曾称不会离开中国大陆,但2019年在贸易战期间表示“中国凭什么绑架我”,“鸿海有能力搬走”,并决定在印度建两家工厂生产苹果产品。

 

 

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在某些场合也被称为“大衰退”,为的是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相区分,对美国来说其严重程度仅次于1929年的大萧条(次贷危机在亚洲国家的表现则相对较轻)。在次贷危机爆发过程中,美国GDP下降了6500亿美元(4.3%),直到2011年第三季度才恢复到15万亿美元的衰退前水平。反映股市和房价的家庭净资产下降了11.5万亿美元(17.3%)。有工作的人数(非农业就业人口总数)下降了860万人(6.2%),失业率在2009年10月达到10%的峰值。

1929年大萧条的头五年,美国GDP则萎缩了50%。1923至1929年,美国经历了“柯立芝繁荣”,到1929年,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美国的经济产出达到1050亿美元。1929年8月美国经济开始收缩,9月股市开始暴跌,到年底就有650家银行倒闭。1930年美国经济萎缩了8.5%,1931年萎缩了6.4%,1932年萎缩了12.9%,1933年的GDP为570亿美元,大约是1929年的一半,到1934年美国经济才开始恢复正增长,这意味着开始逐渐走出大萧条。而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失业率曾高达24.9%。所以,大萧条的严重程度高于次贷危机。

2020年出现了瘟疫大流行,一季度美国经济下滑了4.8%,这已经超过次贷危机的下滑幅度,二季度的下滑幅度肯定远远高于一季度,IMF预计美国今年全年经济萎缩的幅度是5.9%。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发展到现在,美国的失业人口已经超过3000万,2017年统计的劳动力总数是1.604亿,失业率已经达到18.7%。美国现在因瘟疫大流行所遭遇的危机显然已经远超次贷危机之时,但尚不及大萧条时期。

如果疫情在今年冬季出现二次爆发,或金融机构未来出现大量的破产倒闭并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破裂,都必然导致经济的继续萎缩和失业率的继续攀升,而且这种情形出现的概率是比较高的——这都有可能让危机程度接近或达到大萧条时期的水平。

欧美各国的失业率目前大多在20%附近,未来一两年,美欧主要经济体都要开始大选,这以美国今年11月的大选最为迫切,对于各国总统(或总理)来说,如何解决失业问题就是核心问题,这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就只能玩儿完。所以,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所有恢复就业的手段都摆在桌面上。

推进基建将是各国恢复就业的手段之一;

提高关税,阻止进口商品输入也是必然手段之一;

经济是为社会服务的,简单理解就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解决就业、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服务的(一些特殊国家不在此列)。1929年大萧条时期,各国使用关税战和汇率战被部分经济学家所批评,缘于这些政策不符合经济效率最优化的要求,事实上这些经济学家在这时就等于傻瓜,因为他们不知道,即便不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在这种特殊时期只要可以解决失业问题或者对失业问题有所帮助的所有手段,都可以使用!这是政治,会受到国会和全民的支持!也所以,1930年3月美国国会就批准了参议员斯姆特和众议员霍利提出的一项法案,将2万余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1830年之后的最高水平。同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胡佛正式签署了这部被称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案”的法律。该法案生效两年后,美国的进口商品税率达到了一个巅峰,这被后世经济学家形容为关税战。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指出,1929年至1934年间,全球贸易萎缩了大约66%(注意:形成这个萎缩幅度的原因不仅包括高关税,也有大萧条时期需求剧烈萎缩的因素)。过去几十年是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几十年,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极力推动全球贸易的增长,一旦出现如此剧烈的全球贸易萎缩,必然在出口国导致大量的企业倒闭,银行坏账飞速积累并引发银行业危机。

大萧条期间美国进行的基建活动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形容为政府先雇人挖坑、然后再雇人填坑,这肯定不会产生GDP;高关税被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不符合经济效率最优化的要求,对世界经济不利,这些都不被经济学家所理解、并认为是不合理的,但只要有助于就业,政治家就会认为是合理的,是正确的,也会被民众和国会所支持,就需要大力推进!至于对世界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不在考虑的范畴。

所以,未来欧美很可能会大规模提升进口关税——现在,欧美的失业率更高,是经济危机的重心地区。一旦高关税开启,危机的重心就很可能转移到亚洲,因为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大多主要集中在亚洲。

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之后,各国为了抵御疫情传播对航空、交通等进行了大封锁,再加上对人口的隔离措施(也是封锁),已经对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害;但这一大封锁与未来相比或许还是次要的,当全球贸易被“铁幕”隔开、进行贸易大封锁之后,企业倒闭问题、债务问题和银行业的坏账问题、各国的财政问题才是最残酷的,这是考虑未来的经济与投资活动的出发点。

到此,一定又有人认为这是悲观或乐观,也有人会问该怎么做。太阳明天会照常升起,看清了前方的沟坎才能更好地奔向未来。对于自强不息的人,无论经济形势好坏都无所畏惧,都会追寻自己的目标,对于只懂得投机赌博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归宿。经济全球化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瞬间,世界回归割裂的状态才是历史的原貌,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4月30日,市场上传出了一个消息,说是中泰证券一个人事变动调整的新闻引发了整个市场关注。根据文件显示,中泰证券免去了李迅雷其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他同时兼任的中泰证券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位还保留着,但是所长这个行政职务被免去了。与此同时,聘任戴志锋为该证券研究所所长,笃慧为副所长。李迅雷在国内还是比较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很多话他还是非常敢说的,比较有个性。按道理说,一个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卸任、被免职,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基本上挑不上筷子。那为什么会引发市场的高度关注呢?为什么今天要来讲这个话题呢?主要是下面的原因,因为很多人士推测李迅雷被免职,可能和在4月26日发表的那篇被删除的文章有关,这篇文章叫做《中国失业率有多高》,这是一篇调研报告。这篇文章中预测中国的失业率在20%左右,新增失业人口有7000万左右。那么这个和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数据基本上就大相径庭,相差甚远,基本上是翻了几倍。主流经济学家公布这样的数据,可以说让大家感到非常震惊,而且网上还有大量的传言说李迅雷因为这篇文章被请去“喝茶”了,反正消息是越传越大。网上对这篇文章的搜索量也是快速上升。所以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不是因为他的职务变动引发了市场关注,而是因为他们做的关于失业的调查报告引发了市场高度的重视。

4月30日,李迅雷发表了一个澄清声明,来给自己“被喝茶”的传言辟谣,他是这样说的:网上有关被请去喝茶、被限制传播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他说,4月26日本公众号发布了《中国失业率有多高》,此文中的作者并非我本人,只是通过本人的微信公众号发表,还说这些数据有些是在假设前提下才能成立,主要是做研究的用途。至于他是否被喝茶,我们没法核实,但他的解释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是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还是首席经济学家。其发表的文章,如果不是他研究所里面的人员发表的,那么至少也是经过他同意的,对不对?就算是所外的人发表,这是他的微信公众号,他本人不同意能发出来吗?所以把这个文章算作是他的,基本上也是没错,至少是他认可的。

在4月中旬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一个“六保”的概念,和去年提出的“六稳”形成一个对比。所谓的“六保”,就是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保基层运转”这“六保”。那么,不管是“六保”还是“六稳”,首先他们要保的都是就业,可以看出当前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可以说,就业问题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的战略层面,是中共当局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几年,中国政府对经济话题的控制和讨论是非常严的,也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比如说,谈失业,谈银行倒闭,或者是外资撤离,企业倒闭破产,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储备等等这些敏感的话题,基本上都是官方的禁忌。你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写这方面的文章,很容易被删、被封。说的轻一点、隐晦点可能还好点,可能过关。但是如果说的直白一点,或者你的数据和官方的差距比较大,你的观点很鲜明的话,这个文章肯定是要被删或者是被封号(我的几个号都是这样被封掉的)。显然,官方就是不让你谈这些话题,就算谈的纯粹是经济问题,也觉得敏感。所以这篇文章的被删,也在情理之中。我去他的公众号上看了看,这篇文章已经找不到了。但奇怪的是在新浪网、金融界的一些主流网站上,都还保存着这篇文章,和以往一些敏感文章被全网封杀完全不一样。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想让大家对当前的失业问题有一个心理准备、让大家做好最坏的打算?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这篇文章我看了一下,基本说的还是比较中肯的,数据上也是比较贴近实际。我之前从各大产业的利润萎缩的多少上分析中国的失业人数,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失业人数大概是两个亿左右。那么,这次李迅雷他们统计出来的7000万人失业,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失业率,应该和我的那个数据比较接近。虽然他的数据比我还保守的多,数据相差也比较大,但即便如此,他这组数据公布出来,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文章说:1、中国失业率和经济形势明显是背离的。美国、欧元区的失业率和经济周期都有明显的负相关,而中国的两套失业率指标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都不高。中国3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回落到5.9%,相比去年年底还上升了0.7%, 这个与其他各项指标下滑不太匹配。

2、两套系统计都需要大幅度的改进,象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将在政府部门登记并符合失业条件的人员统计为失业,存在着明显的漏算。而调查失业率,又没有很好的处理农民工的失业统计问题,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内。例如:一季度调查失业率上升的幅度很小,但是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人数同比是减少了5000万。

3、失业率到底有多高?或在20%附近。中国的总体就业更加偏重于第三产业,并且个体经营户占了很大比重,灾情中个体经营户受到的影响较大,再考虑到服务业和可选消费需求的低迷,外需的大幅冲击,根据我们的预算,目前中国新增失业人数可能已经超过了7000万,对应的失业率大概在20%左右。

4、乘数和连锁反应。没有必然的V型反弹,我们对经济的恢复进度应该有足够的耐心,经济活动“暂停”容易,但从“暂停”到“重启”,再恢复到正常,都是一个非常漫长过程,经济疲软期间带来的收入减少,企业破产,失业增加等诸多问题,都是有乘数效应的,灾情要想得到控制,短期很难,但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5、当初一季度GDP公布的时候,同时公布的失业率。我们讨论后,都觉得这个数据不太准确,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农民工群体非常庞大,城镇调查失业率并未真实反映农民工失业的问题,导致在策划失业状况方面的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具体来说,官方认为农民工在城市有工作的时候,农民工属于工人。在城市持续工作之后,农民工可以回到农村中做农民,两种情况下都有工作可做,那么农民工可以说并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失业问题。但事实上,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农民工也希望能够留在城市继续工作,但是因为无法找到工作而被迫回到农村当农民,也是属于失业。当前针对城乡家庭就业状况的抽样调查,是将在家务农也当作就业,农民工从城市回到农村并不会被作为失业对待,这确实缺乏一定的合理性。

上面都是他文章里的一些摘要,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些主要观点基本都在这里。我的理解就是,他说的5000万农民工的问题,这些人的在城市一般都是在工厂、建筑工地或者是服务业里面从事一些工作,对吧?现在,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加剧,他们在城市失业了就会回到农村,所以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就是失业,我也认可这就是失业。但官方不管是登记失业还是调查失业两个统计口径都没有把他们计算在内,这就是前面说到的,经济下滑了6.8%,但就业人口却反而增加了200多万的主要原因。上次这组数据出来的时候,我还给大家提到过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肯定是存在数据造假。

很多人认为疫情只是暂时的,一旦全面复工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将恢复到常态。其实这个说法我是不赞成的,就像文章中说的,收入减少、企业破产、失业增加等诸多问题,都是有乘数效应的。破产的企业在企业解封之后能重新开张吗?失去的工作在解封之后就一定能重新找到吗?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消费、以及断供的房子在疫情恢复之后能补回来吗?很多是补不回来的,错过就是过了,其实这些都是乘数效应的体现,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说到美国,其实也一样存在这些问题。很多人认为美国经济结构没问题,只是受到了疫情的冲击,所以疫情缓解之后呢,他们觉得美国经济会满血复活,会很快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那些破产的企业,那些亏损的企业,那些失业的工人,那些违约的账单,他们如何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呢?很多东西垮了就是垮了,要重建很难,和那篇文章里说的乘数效应是一个意思,这种恢复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而不是一个V字形的恢复,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美联储现在是无限量的印钞,那么这就是要保这些企业、这些家庭不垮,保证他们的债务不破,这个策略短期来说是可以的,这是美国汲取了大萧条和次贷危机的教训之后,现在开始提前打预防针,提前大放水来防止这一连锁的倒闭,但问题是之后的通胀怎么办?无限量的印钞,无限量的信贷,直升机撒钱,后面的通胀怎么控制呢?通胀是比债务危机、比失业更猛的老虎。现在美国的物价已经感受到明显的上涨,我都能感觉到。疫情之后的通胀会到什么地步,现在还真不好说。

再回到中国的失业问题。7000万的失业人口,20%的失业率对于关心经济人来说,肯定是石破天惊的数据。不管官方是否封杀,中国今年的失业问题是一定会爆发出来的。大家可以看不到真相,但是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会真真切切感受到这个真相。你看不到数据,但是你能感受到这个失业问题严重的数据的存在,每个家庭或者周边的亲戚朋友肯定会很多失业的,大家能体会到失业的切肤之痛。

今年“六保”的第一保“保就业”肯定是保不住的。所以官方不把这篇文章封死,也是对的,给大家提前打一下预防针,提前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这样,到失业潮真正到来的时候也不至于那么痛苦而无法接受,最后铤而走险、走极端。今天就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广东湛江“石油宝”的一个投资者,他所有的存款被银行收走了,然后他在绝望的情况下在街边引火自焚,可以说是非常惨烈。人来人往,也没有人给他伸出援手,最后被烧死。警方给出的结论是:一个拾荒者不小心点燃了自己。我看到派出所的那个鉴定单,确实让人很寒心。我就说以后金融雷爆可能还会层出不穷,“不小心”把自己点燃,“不小心”把自己掉进江里,“不小心”让自己跳楼这样的事,还会有很多很多。其实,很多人为什么宁可死也没有想到反抗,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奇怪一个事,特别是中国的很多人。

再说到石油宝,如果投资者提前知道这投资的是期货,可能面临着本金都不保或者还要倒贴钱这种风险的话,买的不是理财,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也许事后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差,极端的还自杀,前几天还有一个跳楼的。那么中国官方提前剧透失业率,是不是也有这种意思在里面呢?你现在知道失业很残酷,那到时候失业真正落到自己头上,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突然和绝望,也许能减少类似的自杀事件。

文章开头说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六保”,其实刚才只谈了第一个就是保就业,剩下的五保是“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的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既然提出了“六保”,那么很明显就是现在已经面临着保不住的风险,要争取保住,这是一个最低的底线要求,就像孕妇保胎。孕妇为什么要保胎?那就说明孩子可能有些问题,就是可能不是个很健康的孩子,或者是孕妇的身体本身不好才需要医生来保胎嘛! 没有说怀孕非常正常,宝宝和大人都非常健康的还要去保胎,所以相对于“六稳”而言,“六保”提出的更多的是最后的挽救措施,是这样一层意思。

去年提出的“六稳”,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其实这“六稳”和“六保”有好几项都是对应起来一脉相承的。除了第一项都是保就业之外,“六保”中的保产业供应链的稳定,基本对应的就是“六稳”中的稳外资。中国在这次利用自己世界工厂的地位限制大量医疗物资出口,可以说让全世界看到了将产业链放在一个流氓国家对自己带来的威胁和危险,美国可以说是感同身受,所以这才有了美国和日本计划补贴企业来撤离中国这样的举动,只要企业离开中国就行,至于你是回流本土,还是去东南亚等国家,都不限制,政府给你贴钱。而外资都是中国制造业的龙头,一旦这些外资巨头都走了,中国整条产业链也就一条一条的分崩离析了,而中共政治局的这些人显然是已经认识到了产业链转移对中国的危害,所以现在他们想办法要保产业供应链的稳定。但是按照目前的态势啊,我觉得肯定是保不住了。

“六保”中的第三个是保市场主体。什么是市场主体?就是企业、工厂、店铺、网店,所有这些可以提供就业、创造效益的社会细胞单元——经济细胞。实体都保不住了,就业也肯定保不住,就像产业链保不住的话,就业也一样是保住的。失业问题有多严重,这里就不细说了,大家看看沿海有多少外贸企业在倒闭,有多少制造业的工厂在裁员、在轮修,有多少地方的实体店和店铺都在转让,成片成片的转让的公告,大家都可以在视频里面、照片里面看到。之前就提过,从烧粮仓到烧工厂的现象,最近有好几个视频在网上传的都是关于烧工厂的。昨天看到的一个就是在浙江的金华,好像一个工厂着火了。别人说这个老板是亏损的,可能这个厂着火了,是不是为了能套点保险都不好说。有的地方政府是逼着企业开工,别人是亏损开不了工,但是政府为了收税,逼迫这些企业开工,你说别人有什么好办法?一烧了之,反正关也关不掉。还有不少网友告诉说他们自己本地有一些工厂着火,大家想想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一种怎样可怕的现象。

还有“六保”中的保粮食安全保民生,这些基本上都是衣食住行以及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民生的小事。那么粮食问题啊,最近我说了不少,今年能保住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今年的粮食肯定会出大问题。就算今年能涉险过关,但明年肯定也会有不小的问题,这两项都是前面的“六稳”里没有的。“六稳”里面没有提到粮食,但是“六保”里面粮食是重头,说明今年粮食安全和民生可能会出大问题。

而“六保”中政治性最强的一项就是最后一项:保基层组织的运转。在全世界所有的政治组织中,我认为中共是对基层组织控制得最好的、也是最严的。当初毛泽东等中共创始人就是靠着在农村的组织动员能力,才最后达到了和国民党颠覆对决的高度,最终夺取了政权。共产党对农村的乡镇、村组等的一些基层组织的生根和资源调度能力,可以说登峰造极。要知道在国民党之前,国家的政权都是只能延伸到县一级,下面的乡镇和乡村,基本上都延伸不下去、动员不起来的。乡村都是自制的,非常散漫,依靠宗族这种关系来维系着乡村,所以国民党兵源那时候不够,就去抓壮丁,强行抓就引起大家的反感。但共产党需要抓壮丁吗?它分块土地给你,大家都热火朝天地跟着他干了,他的资源调度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共产党的兵源就源源不断,而国民兵源就很少。说了这么多,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共产党对农村的资源调度能力是非常之强的,基层组织的运转是中共的强项,算是他发迹的根基。而现在,“六保”中都提到要保基层组织的运转,那么这一块肯定也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那么,什么会对基层组织的运转带来威胁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追溯到失业的问题。公众号那篇文章说,有5000万的农民工返乡都没有回来,应该都算是失业。这些人很多都是80、90后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里这么多年,现在一下子就失业,回到农村去了,那么他们还会种地吗?他们早已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在农村还能适应吗?没有了收入来源,他们会坑蒙拐骗、拦路抢劫吗?这会对当地的治安和社会秩序带来挑战吗?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还有,在城市里面的很多人就算失业了,他们也不愿意回到农村,或者他们本来就是城里人,他们回不去农村,而城市里又没有社会保障体系,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办?他们失业怎么办?他们依靠什么为生呢?长远来说,他们肯定是通过非法的手段来谋生,那么这就会对城市的社区治安带来一个挑战,这也是对基层组织运转的一个威胁。

其实,刚才提的这些都是对基层组织运转的一个挑战,也是对中共70年建立起来的基层治理秩序的一个威胁。而政治局的会议能把这个提出来,说明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苗头,或者说现实中基层运转失灵的现象,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所以从去年的“六稳”到今年的“六保”,可说是经济非常严峻的一个信号,也是经济、民生和政治将出问题的一个报警。而“六保”中,最根本的还是保实体保就业,目前来看这两项基本上都是保不住的,其他的各项都是建立在这两项的基础之上,就业不保实体不保,那么其他的怎么保的住呢?可以说情况已经越来越明白了,那些政治局的人哪,也看得非常明白。

 

 

《自由时报》引述香港“中国劳工通讯”统计,自3月以来,中国多个产业的工人已发起逾70起抗议行动。在疫情爆发之前,劳资争议仅限于营建、饭店等内需和雇用大量农民工的产业,但疫情大流行,令全球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多个产业都明显遭到冲击。

《日经新闻》形容,中国工人对减薪裁员的忍受力已达“临界点”,并且这种状况短期内不会有所缓解。

报导指出,2016年成立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前途汽车,在疫情爆发后,已停止运作。每日有数百名员工在苏州总部的大厅里静坐,每逢有公司主管经过,这群员工就高声大喊,讨要薪水。

不仅员工讨薪,老板们也有诉求。4月21日和22日,广州市有上千名制衣厂老板和商户,在邻近瑞宝村的地铁东晓南站出口游行,沿途高喊“减租、减租”,要求政府帮助他们减免租金,因为疫情令他们已经整整3个月没有收入。游行中遇到当地公安堵路,双方一度爆发冲突。

瑞银在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估算,截至3月底,中国的服务、制造和建筑业已失去了约8,000万个工作岗位。

而前中国券商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李迅雷近日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失业率约为20%,新增失业人口多达7,000万,这个数字是中国官方失业率5.9%的3倍以上。李迅雷已被卸除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职务。

 

 

中国外贸出口行业持续受到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冲击,据中国大陆媒体统计,近五成在中国A股上市的出口型企业在今年第一季出现亏损,反映疫情对行业的冲击严重。多个机构也纷纷公布数据和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形势并不乐观。

出口类上市公司一季度五成亏损

中国上市公司陆续披露今年第一季财报情况,疫情对出口型上市企业的严重冲击已在财务结果中显现出来。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在海外业务收入占比30%以上的A股上市公司中,近一半企业在第一季度录得亏损。

报导参考Wind数据统计发现,在海外收入占营业总收入30%以上的上市公司中,按数量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为电子、化工、机械设备、医药生物及汽车行业。在这五类行业中,电子行业的上市公司出现亏损的情况最多。并且,其中不少都属于外贸出口类的制造业企业。

疫情爆发后,外贸出口公司反复遭遇打击。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初,因封城等防疫限制,企业停工,复工后又面临缺少员工,之后随着疫情全球蔓延,市场需求和环球航运受到冲击,令企业面临严重的订单取消,生产线再度停摆。

报导引述统计数据显示,对已披露2019年报的企业中,有429家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30%。在这429家企业中,一季财报出现亏损的企业高达213家,占比近50%。

报导还指出已披露第一季度财务结果的A股企业有3829家,其中,录得亏损的有1206家,占比近三成。

机构公布指数与官方乐观数据相悖

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中共病毒疫情对全球贸易造成的损失将达到13%-32%。这对于中国这个全球第一大贸易国来说,影响或会更大。从出口企业的财报数据也印证疫情对中国外贸行业造成损失的程度并不轻。

但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发布的信息显示,4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8%,依然处于50以上的扩张水平。统计局网站新闻指出,4月份,中国大陆生产加快恢复,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继续改善。

然而,《华尔街日报》引述最新的摩根大通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3月份全球制造企业和出口服务型企业的出口订单出现“严重下滑”迹象。

报导引述中国美国商会近期的调查结果显示,42%的受访者表示企业正在恢复运营,但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认为今年业务增长将陷入停滞。

据数据分析公司“中国褐皮书”(China Beige Book)对547家公司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招聘状况从3月底开始恶化,重新运转的公司也未完全步上正轨,真实的经济状况不如官方所称。至4月底,约九成的中国公司已恢复营业,但仅不到一成的公司在满负荷运转。

 

 

深圳富士康部分员工放假四个月,从5月1日开始到9月1日。

富士康2月10日复工后,因为招工困难,2月25日宣布,已聘请钟南山担任集团武汉肺炎(中共病毒)防疫及复工总顾问。富士康iDPBG事业群深圳厂区更是推出“我要聘”招募激励策略,并火爆大陆社交网络。凡是在3月31日前入职的新员工均可获得奖金,其中最多可拿7110元,堪称富士康史上最高入职奖。

时间才刚刚过去两个月,富士康深圳厂区部分员工收到长达4个月放假通知。究其原因,中共病毒蔓延全世界,重创欧美,欧美经济至今停摆。苹果手机店基本都关店,销量锐减,为苹果代工的富士康也就没有了订单。

下面视频是深圳(有龙华和观澜两个厂区)富士康员工对富士康放假4个月长假的看法,员工认为今年不容易,有班上,就已经是幸运的人了。

视频内容:

今天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这里啊,然后给大家说个消息啊。这里呢,就是富士康的厂房,目前的位置是那个富士康的油松,这是油富商城,因为之前这边的树很多,基本都被砍了,亮化了不少。

今天我要说的呢,是富士康啊,要开始放长假了。我们五一都是放假放三天五天,可他们呢,放假放四个月,从5月1号开始放,放到9月1号,也不是所有人嘛,部分人哪。就是说他公司里面会发一部分的生活费嘛,总共的话,四个月是发6000多块钱吧,生活费。

然后,到时候你9月1号过来之后接着上班嘛。看到没有,这里都有人拿着行李准备走了。这里是龙华的富士康,但是他们放假的富士康说的是观澜那边的富士康,所以的话,今年的工作,包括生意呀,都很难做。

你看他们现在开始放假,放四个月,但是对于,如果天天上班的人来说,也是个好消息啊,因为毕竟可以回家陪下父母,在家里面也可以玩两三个月、三四个月。

但是今年啊,我相信二月份、一月份有很多人就已经开始没上班了,基本上手里面也没什么收入,所以的话,根本就不想放假。所以呀,有工作的人,都是幸运的。因为现在外面,我看了很多工厂,基本上都不招男孩子了,所以呢,今年有班上就好好上。

 

 

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二次冲击,大量工人失业。中国券商发布《中国失业率有多高?》报告,中国的真实失业率可能高达20%,其作者传遭官方打压免职。

复工不到一个月 返乡潮开始

据《财新》报导,疫情持续三个多月,令外贸企业订单悬空,大量工人无工失业。在广州打工的一批批湖北农民工,3月底,他们刚从解封的家乡返回工作地,不到一个月,就要开始返乡。并且,这样的返乡潮已出现数日。

据《南华早报》报导,许多工人聚集在广州的一个长途巴士站,他们除了携带了手提包和皮箱,还有厨房用具、冰箱甚至空调。这表明或许他们不打算再返回这里。而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在几周前才返回到广州的。

一位从事裁缝工作,年近30岁的女员工表示,她是差不多10天前从家乡来到广州的,希望在往年服装外贸业最忙碌的时期多赚点钱。但现在工厂给的薪水比往年少了很多,而且工作和每日的工资非常不稳定,也出现一天一分钱也赚不到的情况。她并指出,现在即使是熟练的裁缝,也很难找到工作。

报导指出,因欧美市场需求持续疲弱,中国工厂的接单急速减少,并且员工拿到的薪水也大不如前。这反映出中国实际的经济状况恐比外界所了解的要更加糟糕。

4月3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大陆媒体财新网分别公布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两个指数均出现回落。其中,4月份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从3月份的46.4降至33.5。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分析师张立群对《路透社》表示,4月PMI指数变化表明复工复产已到最重要和紧迫的时期,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而4月出口订单指数骤降反映出疫情对全球经济贸易的冲击仍在持续,并增加了中国外贸出口的下行压力。

各国都在计划重启经济,但疫情持续,失去的订单尚不知何时回恢复,也令中国社会的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中国失业率有多高?

中国官方失业统计显示,3月份城镇失业率为5.9%。但这项统计并未包括近3亿的农民工和870多万的应届毕业生,中国真实的失业率应远高于这个数字。

《纽约时报》引述澳洲投资银行麦格理证券经济学家胡俊伟的估计,中国城市失业率今年将翻一倍。

报导还引述一位来自河南省的北京水果摊主表示,现在每天晚上,他都以6折出售苹果,因为现在没人愿意支付全价来买水果。他并指出几乎他认识的所有民工都在努力的找工作。

中国证券商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李迅雷发布研究报告《中国失业率有多高?》,认为目前中国失业人数超过7,000万人,真实失业率高达20.5%。

随后,网络上传出有关作者被“请去喝茶”、“被限制传播”的消息。并且李迅雷遭免职,不再担任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

4月30日,李迅雷在个人公众号“李迅雷金融与投资”上发表澄清声明。声明称,2020年4月26日,本公众号发布了《中国失业率有多高?》一文,此文作者并非我本人,只是通过本人微信公众号发表。

对于网传的如“请去喝茶”、“被限制传播”等说法,李迅雷予以否认。

 

 

根据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汽车制造业利润下滑80.2%。豪华车领域的销量也是跌声一片。

4月27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6.7%。其中,外企同比下降46.9%,其次是国企同比下降45.5%,股份制企业下降33.0%,私营企业下降29.5%。

其中,汽车制造业利润总额下降80.2%。

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上汽集团(SAIC)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销售同比下降58.56%。今年第一季度共销售汽车67.9万辆,同比下降55.71%。

豪华车领域的销量也同样出现一片跌声。

据陆媒报导,奔驰(含Smart品牌)以一季度13.6万辆的销量成绩领跑豪车市场,不过相比于去年同期仍下滑25.9%;宝马(含MINI品牌)一季度同比下跌25.4%;奥迪一季度同比下跌22.5%。

雷克萨斯一季度累计销售3.29万辆,同比下跌12.7%;凯迪拉克一季度同比下跌37.1%;沃尔沃一季度同比下跌25.4%;捷豹路虎一季度销量下滑38.1%;林肯一季度同比下滑36.0%;英菲尼迪同比下滑48.7%。

 

 

大陆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6.7%。其中,外资企业的利润下滑幅度最大,中共国企次之。就在这一数据公布之前,中共开始挂牌国企混改项目,而中共混改早被指是在利用民企资源。

上述数据由中共国家统计局在4月27日公布。从不同类型的企业来看,利润下滑最大的是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降幅为46.9%;其次是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5.5%,股份制企业利润下降33.0%,私营企业利润下降29.5%。

从不同行业来看,汽车制造业大跌80.2%;通用设备制造业下降39.9%。利润降幅最大的是石油、煤炭及其它燃料加工业,同比下降187.9%。

外资损失最大 “出走潮”不可逆转

疫情爆发后,大陆一些地区强制封城,强制企业停工停售,在大陆设有工厂和专卖店的外企损失最大。比如武汉市集中了多家日本企业,包括本田、日产和马自达汽车,3月份在大陆的销量分别同比减少50.8%、44.9%和28.3%。

日本服饰品牌优衣库(UNIQLO)一度关闭大陆395间专卖店,大中华区3月营收下滑40%。UNIQLO创办人柳井正4月27日对《日经新闻》表示,不应该强制关门,企业应该自己决定是否关停,瑞典就是个范例。

美国苹果公司将于4月30日公布2020年首季营收,26日市场预计同比下滑7.9%,不足600亿美元。2月份苹果曾下调其首季营收目标至630亿至670亿美元之间。

4月份以来,日本和美国政府先后表示将资助本国企业离开中国大陆,日本将斥资22亿美元,美国将负担企业的“搬家费”。

另外,在大陆数量众多的台湾企业也受到冲击,比如富士康与和硕因苹果订单减少被传裁员。但是,台商“出走大陆”的风潮正在蔓延。

自由亚洲电台4月27日引述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的分析表示,一方面台湾的安全性对台商有更大的吸引力,另外,台商很多产品销往美国,现在美日等国正在加速脱离中国供应链,台商势必也随之迁移;再有,大陆的水、电、油、劳工等运营成本也在不断上升。

而且,如果一旦离开大陆就不会再回来,因为不想在中共外汇管制方面再上当——外资一旦进入大陆,如果再想把钱汇出去,需要层层审批。台商面临汇出资金和设备转移的难题,“现在有些台商用比特币,有的是把工厂贱卖,有的连设备都不搬,迁回去设备也不要。”

国企利润大跌 疫情下中共推混改

此次中共统计局公布的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5.5%;中共财政部4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是,首季国企利润总额同比下降59.7%,其中,央企利润总额同比下跌49.1%;地方国企同比下降86.3%。

就在这两个数据发布之间的4月24日,天津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混改项目正式挂牌,并成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陆三大城市群中首家推进的国有大型交通集团混改项目。

天津市交通集团的挂牌披露信息时间为20个工作日,计划以产权转让方式引入一家投资者持有不低于51%股权,交易底价为10.2亿元人民币,或者持有100%股权,交易底价为20.1亿元人民币。

两天后,辽宁省通过沈阳、大连产权交易所平台,发布了国有企业69个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涵盖能源资源、装备制造、冶金化工、基础设施、文化旅游等多个产业领域。

针对中共国企混改,独立经济学者冷山去年12月曾接受大纪元采访表示,国企的混改实质上就是利用民企的资本替国企减轻债务负担,改善国企财务状况,让国企起死回生的“公私合营”,用民企的利润和现金流,去填补央企天量的债务和亏空,央企资产负债表得到改善,民企则花钱消灾。

据悉,在此次疫情中,已经至少有45万各类型民企倒闭,这个数字不包括已经濒临倒闭但尚未申请破产的企业。民企经营者表示,疫情导致企业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资金紧张。

 

 

近期中国官方公布第一季工业企业利润,下滑超三成。分析师表示,未来工业盈利形势仍不容乐观,中国经济远未复苏。

一季度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近四成

4月2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3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一季度实现利润总额7,814.5亿元(人民币,下同),按季度同比下降36.7%。进入2020年以来,该数字的下降幅度一直维持近四成的水平,反映出中国大陆的工业经营继续受疫情冲击。

同日还公布了3月份单月数字,3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3,706.6亿元,按月同比下降34.9%,较1-2月降幅收窄,1-2月规模该指标同比下降38.3%。

在中国全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一季度仅两个行业该指标同比增加,39个行业均出现大幅下降。

其中,利润降幅最大的是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同比下降187.9%。反映基础建设、制造生产等受影响严重,远未复苏。

而农副食品加工业和烟草制品业,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1.2%和28.5%。

按企业类型来看,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下降最大,为46.9%,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5.5%,股份制企业利润下降33.0%,私营企业利润下降29.5%。

分大类看,采矿业利润同比下降27.5%,制造业利润下降38.9%。

外资企业利润下降近五成,一定程度也反映了外贸出口行业失单的严重程度。

第二季度经济并不乐观

中国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副司长张卫华表示,虽然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前两个月有所改善,但受疫情影响,市场需求尚未恢复。企业产品库存大幅上升、工业品价格下跌等多重因素影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压力较大,盈利形势仍不容乐观。

《路透社》引述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示,受国际商品价格下滑及中国国内经济尚未恢复,3月企业利润录得负值;并且二季度国内工业企业整体盈利仍存在压力。

近日,《彭博社》汇总的8项经济先行指标也显示,4月份中国经济反弹力度相当疲弱,在全球需求急速下跌,国内内需不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第二季不太可能有亮眼结果。

报导指尽管中国第一季1至3月的衰退情况逐渐收窄,但到4月收敛的趋势出现停滞,代表中国经济只是已经触底,但并未开始反弹。

在第一季度工业企业盈利降幅接近4成的情况下,外界开始关注并质疑中国官方公布的第一季度失业率的真实情况。

编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的全部工业企业。(2011年1月起,标准从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对北京政权造成打击,中共官方最近宣布,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萎缩了6.8%,打破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四十多年来持续增长的轨迹。中共目前最大的担忧不是GDP的增长,而是高失业率,此外,不被计算在失业率之内的中国数亿农民工也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困境。

《洛杉矶时报》报导,张俊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又来到了火车站。他看着他的同伴老刘向五名蹲在地上等着的人每人分发了一张火车票,他们一起要乘火车去北京城里,去干一些装修的零活。从他们所在的河北省濬县到北京,每人每次需要花费10.60美元。这是他们开始去那里工作的第二天。

老刘边看着显示火车班次时间表的LED大屏幕边对他们说:“我们下午五点钟就回家了。”

张和刘与其他人一起来北京,希望在由于中共病毒瘟疫而被禁足的近三个月后能重新找到一份工作。

起初,这份工作的老板承诺他们,每天每人支付28美元的薪水,外加加班费,是一些装修工作,包括粉刷墙壁、安装管道、固定窗户,并提供他们现场住房和膳食。

但是当他们到达时,情况有些变化,没有工作合同,没有福利,没有假期。老板说,他们每人每天会得到24美元,额外有2.83美元的食物津贴,没有加班费。

由于濬县距离北京大约300英里,所以住宿是个大问题。张计算着费用:入住北京之前,政府要求必须检疫隔离14天,还要自费,每人每天要付28美元。即使隔离期之后,入住北京,最便宜的共享公寓,每个月也要282美元。这样算起来,放弃这个工作回家可能是个最佳选择。

中共目前最大担忧不是GDP的增长 而是失业率

虽然中共当局正在逐步解除封锁措施,但致命病毒给其带来高昂代价。官方最近宣布,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萎缩了6.8%,打破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四十多年来持续增长的轨迹。

这对中共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现实。中共政府曾经扬言在2020年实现对中国2010年经济规模的翻倍以及同时消除贫困的目标。到去年年底,当中国经济增长6.1%时,这是近三十年来最缓慢的增长速度,实现那两个目标令人广泛质疑。

然而,中共目前最大的担忧不是GDP的增长,而是失业率。2月份中国的失业率创下6.2%的最高纪录;3月份,这一数字略有下降,降至5.9%,但专家称,这些数字不包括像刘和张等数亿农民工。

瑞银(UBS)最近的一项分析估计,这种失业惨状分散在各个行业:3月底,有5,000万至6,000万服务业员工,以及2000万工厂员工和建筑工人失业。

即使中国那些在家工作的人都能回办公室上班,由于中共病毒瘟疫导致的全球经济萎缩,中国的工厂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北京需要意识到,其经济的恢复是与其它国家在瘟疫下的强大性和脆弱性是息息相关的。中国制造业已经受到美中贸易战的伤害,且面临订单下降和外国公司将供应链转移到其它地方的风险。日本政府已率先采取行动,斥资20亿美元帮助日本公司迁出中国。

现在,保障人民的工作和基本生活被认为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在中国各地爆发了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店主要求减租,建筑工人抗议未拿到工资,出租车司机要求暂停租赁费,以及那些被官媒宣传为英雄的医院工作人员,要求政府支付延迟数月的工资和承诺的补贴。

当被问到他是否收到政府的纾困金时,现年35岁的张先生笑着说:“大姐,这个梦也太美了吧。”

数以百万计像张先生一样的工人正在陷入困境。

迄今为止,中共的经济措施主要集中在通过增加贷款、提供租金补贴和税收减免,以及降低雇主对养老金和各种保险的缴款来维持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对于对个人的救助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保障系统,因此政府几乎不直接发放现金给个人。

但是,所谓的社会保障系统仅能覆盖有正规编制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和私人企业雇员,但不包括大多数没有正式编制的外来工,尤其是外来农民工,他们通常没有合同就工作,并且由于户籍制度而被限制在城市福利制度之外,这个户籍制度使人们从出生起就被归属于城市或农村,当他们成人时所能够享受到的社会服务和保障就不同。

中共补贴不足以覆盖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工人。

“今年生活得很艰难”

现年51岁的老刘(Old Liu)要求使用他的化名,他说这是自3月以来找工作的第三次失败。他从未签订过正式工作合同。他每年在不同的地方寻找季节性工作:去年是内蒙古,现在是北京,接下来可能是新疆。他是一个充满希望,也愿意到处奔波的人。只要工资高,他就去。

但是今年,中共病毒瘟疫使情况比平常更糟。没有人愿意象以前那样开出高工资了。在今年的头几个月,旅行是不可能的,而中上层的职员适应了在家中工作和开电话会议,而像他这样省吃俭用的基层工人,却看到他们的积蓄蒸发掉了。

“今年生活得很艰难。”刘摇摇头说。

张先生也一样。他说,他已经在10个不同领域工作过,但从未获得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他在厦门一家工厂干了六个月,然后尝试在广州搞销售。这是他第一次与老刘合作。

自1月份以来,张一直被关在家里。

斯坦福大学的农村教育推广计划最近对湖北七个农村的726名村民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在瘟疫检疫隔离开始后,几乎所有人都停止工作整整一个月,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单位被关闭并且旅行受到限制。这意味着在因瘟疫封锁后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全体农民工的工资就损失了1000亿美元。

今年首季 白领工作职位数量同比下降27%

像张先生这样陷入困境的工人还很多。根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对网上求职情况的最新分析,今年第一季度可提供的白领工作职位数量与去年相比下降了27%。

上海的37岁的莫莉(Mo Li)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自从她丢了工作以来,她除了购买食物和猫砂之外不买任何东西。她吃着方便面,在健身房洗澡,省下钱来付每月536美元的房屋贷款。她最近提交了117个履历表找工作,只收到两个回信。

另一北京人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她的父母都是五十多岁,最近失去了工作。她的父亲现在正在为滴滴(这相当于Uber)开一辆借来的汽车,每天赚28美元。他们欠了数万美元,当她的父母每天接到催债人的电话时哭了。

“我每天都上班,但我感觉自己的心被煎熬着,”中医朱君勇写道。她说,在诊所里,来看病的人变少就意味着减薪或裁员。她说:“你永远不知道何时裁员会落在你的头上。”

张对白领工作领域一无所知。他凝视着火车窗外,想知道自己是否为了多赚点钱而过于野心勃勃了。他没有资格获得新的福利金,因为他的收入没有低于当地每年601美元的贫困线。只要他勤奋,他一个月内就可赚到这么多钱,而且他希望有所突破。

但是话又说回来,自从瘟疫爆发以来,他就没有工作过。在火车站,他自知回家时手里的钱比来时还要少,他对一个河南同伴说:“忙了半天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当他的火车徐徐离开车站时,张先生拿出手机拍摄了云端、天空,城市道路越来越远。“再见,北京。”他喃喃地说。

这时一位列车服务员过来要求测他的体温。火车经过的树木在风中摇曳。

 

 

据北京官方公布,武汉肺炎疫情之下,中国一季度失业率与去年年底相比仅小幅增加,3月份城镇失业率5.9%,相比去年年底仅上升了0.7%。有媒体撰文说,这与其他各项经济指标的大幅下滑相背离。以目前的经济指标测算,新增失业人数应超过7000万,失业率高达20.5%左右。

搜狐金融界4月26日刊登中泰证券的文章,指欧美防控武汉肺炎疫情的措施收紧后,经济受到明显冲击,失业率大幅飙升。但北京官方公布的一季度失业率相比去年年底仅小幅增加,和其他指标反映的经济大幅下滑明显背离。

文章称,美国、欧元区的失业率都和经济周期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中国的两套失业率指标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都不高,甚至是背离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将在政府部门登记、并符合失业条件的人员统计为失业,存在明显漏算。而调查失业率没有包括农民工的失业统计问题。

文章指,从理论上来讲,失业率和经济周期应该是密切负相关的。当经济周期向上时,生产扩张加快,就业机会增多,失业就会减少;当经济周期向下时,生产活动放缓,就业机会减少,失业随之增加。而中国的两套失业率指标在过去20年间,不管经济周期怎么变化,失业率总是大幅上行,后小幅下行。2018年开始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波动非常小,基本维持在5.0%上下的窄幅区间,似乎完全不受经济下行的影响。

一季度,中国GDP增速相比去年同期大幅回落超过13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下滑27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下滑22个百分点,出口下滑15个百分点。但3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回落至5.9%,相比去年年底仅上升了0.7%。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末全国总共有7.8亿就业人员,其中第一产业2亿,第二产业2.1亿,第三产业3.6亿。二三产业的5.7亿就业中,个体经营户大概有1.5亿,其余为法人单位就业。

个体经营户中,有1.2亿集中在第三产业,即餐饮旅游(76%)、居民服务(75%)等。据统计,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中餐饮收入下降43%,目前全国餐饮的订单也仅恢复不到6成。根据上述数据,测算出个体经营户至少新增4500万失业。

一季度GDP数据显示,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服务业中批发零售同比下降17.8%,交通运输下降14%,住宿餐饮下降25.3%,该就业群体大约有9300万,假定有15%正处于失业状态,那么服务业中的法人单位新增失业(除个体经营户就业之外)有1400万。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中可选消费比如家具汽车等耐用品同比下降26%,珠宝娱乐同比下降33%,与此相关的就业人口约1400万。假定10%处于失业状态,那么可选消费制造业新增失业为140万。

受国内外疫情双重影响的外贸业,按照一季度出口累计同比下降13%的数据以及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可产生40个就业岗位测算,外贸加工业失业人数约为1000万。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新增失业人数可能已经超过7000万,真实失业率达到20.5%。

另外,根据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数只有1.2亿,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超过5000万,这些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而“被迫”在家务农的,并未纳入到任何口径的失业率统计中。

在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中,与经济指标相背离的,还有居民收入。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经营收入下降了7.4%,但工资收入反而增加了1.2%。事实上,在经营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高的省份,一季度中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幅度更大。

据统计局数据,1-2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8%,随着大量的企业经营压力增大,降薪减员或倒闭潮的来临,居民工资收入的下降会更明显,失业人口会增加更多,对经济需求的影响也会陆续体现出来。

 

 

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市场需求急速下降,中国出口企业失去大量订单,而开始关闭工厂,令大量工人失去工作,不得不再次返乡。疫情已持续数月,彭博预测中国4月经济远未复苏,大量农民工已长期失去收入,生计日益困难。

企业失单令农民工开始返乡

据《财新》报导,疫情持续三个多月,令外贸企业订单悬空,大量工人无工失业。在广州打工的一批批湖北农民工,3月底,他们刚从解封的家乡返回工作地,不到一个月,就要开始返乡。并且,这样的返乡潮已出现数日。

在疫情之下,如果家乡有工作,农民们也不会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出来打工,现在不到一个月就回去,未来的工作和收入更加没有着落。

在受冲击最严重的中国外贸服装业,这样失去订单,工人失业的企业案例很多。近日,《界面新闻》报导,全球最大的纯棉衬衫制造商之一的溢达集团发布公告,宣布因受疫情影响,将在7月底前陆续关闭4家工厂,其中1家工厂位于中国浙江奉化。溢达集团未有披露此次会有多少员工受到影想,但中国的工厂是溢达集团全球主要生产基地之一。溢达在全球范围内有约57,000名员工,每年生产成衣数量超过1亿件。

农民工长期失去收入损失严重

据《路透社》引述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一份调查显示,今年初中国各地相继封城,使农民工损失高达一千亿美元薪资。

香港《南华早报》报导,中国官方公布失业数据势必低估实际状况,因仅计算4.4亿城镇劳工,排除失业或无法返工的农民工。

《自由时报》引述咨询机构策纬中国(Trivium China)报告指出,至二月底,在外地有工作的农民工下滑近30%、仅约1.225亿人,月薪收入平均减7.9%至3,680人民币。

3月下旬,外贸行业整体失单的情况日益严重,虽然部分企业希望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自救。但自疫情爆发起,至今已达数月,农民工从无法返程复工到二次返乡失业,长期失去收入,生活捉襟见肘或难以保障。但此种困难的情况难以短期内改善。

中国4月经济状况并不乐观

中国官方尚未发布4月经济数据,《彭博社》的经济先行指数指出,4月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经济和外贸的不乐观前景会令中国农民工失业和收入问题更加严重。

中国今年第一季GDP较去年同比下滑6.8%。虽然北京强调,随着企业复工、经济重启,这样经济下滑只是暂时的,但《彭博社》汇总的8项经济先行指标却显示,4月份中国经济反弹力度相当疲弱,在全球需求急速下跌,国内内需不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第二季不太可能有亮眼结果。

在彭博的8项先行指标中,其中出口指标,韩国出口在4月前20日暴跌,跌幅为2009年以来最大。

《自由时报》引述World Economics对销售经理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虽然大部分企业开始复工复业,但全球停摆已导致客户和订单消失。据一位销售经理说,第一季度有订单,但没有产能;现在有产能,但没有订单。

另有数据显示,中国外销订单指数从50.8骤降至41,低于50的荣枯线。

 

 

中国官媒4月24日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以视频的方式给广东等六省(市)政府负责人召开会议。其中有三个农业大省和三个外贸省(市),凸显中国经济在农业和外贸领域存在的问题。

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20年第一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跌6.8%,这是自1976年官方开始发布经济增长数据以来首次录得负值。

4月17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称“一季度极不寻常”,未再提及“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首次提出提“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之前北京当局多次提及的是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是中共政治局在2018年7月30日会议首次提出。

据中国官媒4月24日报道,李克强4月23日在北京视频连线吉林、江苏、河南、广东、四川、上海六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走势。他强调,“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科学研判经济走势,通过加大宏观政策调节的力度,切实做到‘六保’,努力实现‘六稳’。”

他并称,“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我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冲击最大。

李克强表示,外贸方面当前首要的任务是保产业链、保供应链,实现稳外资、稳外贸。

上述六省市中,广东、江苏和上海是外贸主要省市,吉林、河南和四川是农业主要省份,这意味着外贸和农业两大领域情况并不乐观。

4月23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利斌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3月中旬以来外贸退单以及弃货拒收现象增多,订单问题显现,“国际疫情仍在扩散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着增多,工业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形势仍不容乐观。”

黄利斌称,受疫情影响,中国今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大幅下降13.5%,工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7.3%,同比回落8.6个百分点;1-2月份企业亏损面达到36.4%。

虽然官方表示情况正在改善,但诸多分析却表示难以乐观:2020年中国经济收缩已成定局。因为中国各地的工厂尤其是外贸企业,在复工复产半个月后因国际订单的取消,不得不再次停工停产,甚至是大规模裁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撰文认为,后续出口压力有较大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同时,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下降幅度较大,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的信心、预期也受到的影响。即使是政策发力,也受到疫情防控考虑的一定制约,因此短期内难以看到经济快速的V型反弹。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复工不等于复产,复工率达到了80%的行业,很多复产率不到30%。现在欧美疫情仍然十分严峻,“长尾特征”明显,世界主要经济体全部中招,全球经济基本停摆。中国很难独善其身,一季度出口同比下降11.4%。疫情何时结束,不确定性很大。

另外,中国农产品形势更加严峻,农业遭遇疫情和恶劣气候的双重袭击。

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是此次疫情二次爆发最严重的省份,省内绥芬河市和省会城市哈尔滨成为二大疫区,据悉,疫情已传播至辽宁省等邻近省市。

官方数据显示,黑龙江粮食产量居中国第一,已是连续八年成为中国粮食产量第一省。并且该省的大豆产量位居中国各省份第一。

此次疫情的疫区所在地,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和牡丹江市则位于黑龙江省八大粮食种植区中的水稻和大豆主产区。

4月23日,据《路透社》引述三位消息人士称,北京计划购买超过3,000万吨的农产品补充国家储备,以防范疫情造成农产品供应中断,并以此来履行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的承诺。

据消息人士称,中国打算购买约1,000万吨大豆、2,000万吨玉米及100万吨棉花,这些将用来充实国家储备粮食。

 

 

大陆上市公司第一季度亏损规模为2003年以来最大,加上利润下滑的企业,以及尚未公布业绩数据的企业,实际情况更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拖累大陆各行业表现低迷。

《日经新闻》4月23日报导,今年第一季度,大陆上市公司40%亏损,亏损或利润下降的公司共计占70%,规模是2003年有记录以来最大。

而此次统计仅包括4月22日之前披露业绩预估的1650家上市公司,还有钢铁、有色金属、汽车等行业的一些上市企业尚未公布第一季业绩,所以最终结果可能更差。

4月22日消息,碧桂园、恒大、中梁控股等大型房企都在“优化人才”,甚至很多高管也仍然在家待业。市场上来自房地产行业员工的求职简历越来越多,甚至业内人士开始讨论哪家房企员工更容易被聘用。

房地产销售因疫情一度停滞,加上购买力下降,楼市销量下滑,降价成为房企自救方式,比如恒大集团已经降价20%。土地成交量也随之下滑,首季各类土地的成交量同比减少16.79%,环比减少46.2%。

家电和汽车行业方面,4月24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称要“促进汽车消费,带动家电家具消费”,被指凸显大陆消费购买力的萎靡。

大陆新能源车企比亚迪预告首季利润减少80%至90%;被称为“全球最大车载电池企业”的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公司,首季利润减少20%至30%。

大陆家电知名企业格力电器、海信集团第一季度净利润均同比减少70%,长虹美菱销售额几乎减半,康佳集团也出现亏损。其中,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公开表示公司在疫情中一度零销量;海信集团针对裁员万人的消息并未否认,仅表示数据不属实。

旅游、餐饮、影视行业是疫情重灾区。作为中共国企的中国国旅,第一季度营收同比减少44.23%,净利润同比减少105.21%,亏损1.2亿元(人民币,下同),这是中国国旅2009年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单季净利润亏损。

餐饮业倒闭企业被指不计其数。上市公司老字号北京烤鸭店全聚德第一季度亏损1亿元,2月份有超过80%的门市停业,重新开业后仍然停止聚会或宴席。

影视行业,大陆最大的影院运营商“万达电影”被传裁员20%至30%,第一季度至少亏损5.5亿元;“华谊兄弟”第一季度预计亏损1.4亿元。

疫情爆发至今,已有超过5000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是去年全年数量的1.78倍,《国际金融报》引述业内人士预计,未来可能还会有超过500家制作公司和超过3000家电影院陆续倒闭。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对大陆外贸行业的影响开始显现,在疫情爆发后,世界各国正逐渐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海外需求大减,大陆外贸企业哀鸿遍野。

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4月23日说,受疫情影响, 3月中旬以来外贸退单以及弃货拒收的现象增多,订单问题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工业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挑战。

台湾《财经新报》近日引述分析表示,各国政府和企业与大陆渐行渐远,是因为在疫情期间亲身体会了中共隐瞒疫情、中国制造、中共搜刮、中共式发言的“威力”,体会到中共政府和企业缺乏诚信,令疫情中失去大量宝贵生命,这也正是过度依赖中国制造的惨痛教训。

美国之音4月24日报导,在华美国商会和欧盟商会都曾表示,跨国公司可能将会认真考虑不再过于依赖在中国的供应链。

按美元计,今年第一季度大陆出口总额年减13.3%,分析认为这显示大陆对全球产业链的供给减少。目前大陆外贸企业老板面对的是疫情在全球大流行,海运空运停滞,海外需求被“冷冻”,订单大量取消,无工可复,无奈停工甚至倒闭。

这种情况涉及各类行业,比如电子行业,在大陆开设iPhone代工厂的富士康与和硕公司,《金融时报》近日曝出其复工后减产裁员。和硕在上海的工厂辞退了1000多名临时工和合作雇用的员工,并表示在有新订单之前,将不会再增加员工。

郑州富士康一些在2月份招募的临时工已经离职,其他员工的加班时间被缩减,大部分员工从4月10日起已经没有加班。

服务外包方面,4月24日中共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算,第一季度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同比分别下降19.9%和7.6%。

服装业在上海财经大学4月23日的一份报告中被指受灾尤其严重。仅据中共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大陆鞋服类销售额同比下降32.2%,3月份鞋服类销售额同比下降34.8%。

香港01网站引述一位深圳服装店老板的话说,以往1月和2月份是旺季,各地的服装业主都会提前来深圳预定当年的春季服装,但疫情改变了一切,从2月份开始,他就没接到一个订单,原本联系的海外客户,也迟迟没有订单。错过春装旺季,就是几个月的淡季,在租金等成本的压力下,很多企业可能会关店。

另外,浙江省是外贸企业主要省份,有很多海外产品的代工厂。浙江嘉兴一家模具生产企业负责人表示,复工后的主要问题就是海外销售业务,预计新订单不乐观。

4月份以来,据来自大陆的消息,企业出现停工潮、倒闭潮,招工几乎停滞,随之而来的是失业潮,大批失业人员面临生活困境。

 

 

疫情重创世界经济,苹果手机富士康郑州工厂自中国新年后,缩减产量及停止招聘新员工。本周网上热传一段视频显示,河南郑州富士康因停止招聘,导致大量农民工找不到工作。深圳一企业招聘50位农民工,招聘现场应聘者多达数百人。据介绍,随着中国企业启用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科技,对员工的要求愈来愈高。

本周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苹果手机代工厂富士康对农民工的需求下降,今年大批农民工过完年回到郑州却找不到工作。在一片空地上,农民工带着行李坐在地上,表现无奈及困惑。另一段拍摄于4月16日的视频显示,深圳一家企业招聘50名工人,却有数百人面试:“面试长龙啊,面试长龙,现在还在老家的不要来深圳了,因为现在深圳的工作确实很难找,深圳招聘50人,几百人排队面试。

北京商人张胜其对自由亚洲电台说,现在中国许多地方出现失业潮:“不久前深圳一个工厂招聘50个工人,结果去了300多人,如果富士康这样的工厂都出现如此严重的缩减工人,其它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大量工人失业,没有了收入,也丧失了消费购买能力。这将会影响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的时期。失业工人同时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未来各种社会矛盾会越来越突出。”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需求,苹果公司多个智能手机代工商降低了产能并缩减员工。据《金融时报》的报导称,富士康郑州工厂拥有十多万名员工,许多是近期招募的,为了在春节之后复工大规模提升产能,由于市场需求下降,部分2月临时招募的员工已经离职,加班时间也被缩减。4月10 日起,大部分员工都没有加班,工厂内部还发出了通知,鼓励员工在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假期休假,2019 年富士康工厂在劳动节期间仅给员工提供了一天假期,今年则可以申请长达一周假期。

苹果手机两家代工厂压缩员工

另外,苹果公司代工厂和硕在上海的工厂也缩减了员工规模,大约一千多名临时员工和合作雇佣的员工被遣散,在新的订单到来之前,将不会再增加员工。许多临时工常年在不同公司的职位转换,但随着大量工厂减少招募规模,这些工人很难在短期内找到新的工作,目前仍然在招募员工的就是口罩制造工厂,但这些工厂自动化程度较高,招募员工的人数少,很快就满额了。

成都居民黄晓敏说,当地的就业情况和其他省份类似,不容乐观:“从官方披露的两个信息,第一是招聘会,招聘的规格很大,但是招聘的人数并不多,层次也不高,但是响应者不少,据说成交的情况,后期没有报道。”

每月薪水降至2600元人民币

据统计,今年有874万大学应届毕业生,但受疫情影响,今年各省新增职位需求量比以往下降约三成。由于就业人数增加,劳工中介向应聘者行骗案随之增加。有网民披露,今年工厂最大的特点就是只维持底薪,或者降低小时工资,以深圳为例,去年很多中介给出22元一个小时,但实际上只能拿到19元,中介抽走3元;今年能到手的减少到15元,一天8小时工作仅120元,每月2640元。

黄晓敏对本台说:“很多企业开工不足,很多企业在裁员,限制招工,限制生产规模。总体而言,就业形势还是不乐观。”

深圳一网民在推特留言,由于欧美疫情严重,外贸公司没有订单,很多厂处于停工状态。人们也很难找到工作。在视频中,一名女孩的表妹上班才半个月,就被放无薪假三个月。另外,今年部分企业启用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科技模式,令大批就业者面临新的挑战。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下滑、中美贸易战等因素影响,外资在加快撤离中国的脚步。一个明显的效应是大批国际企业正在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并且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战造成的不确定性,只会进一步削弱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华尔街日报》2019年7月14日报导,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Stamford)的家具制造商Lovesac Co.在中国生产约60%的家具,低于年初的75%。“我们一直在非常积极地将生产转移到越南,”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肖恩‧尼尔森(Shawn Nelson)说。

尼尔森说,“一旦你搬家,你就不会回去了。”

随着外企撤离中国将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也随着外企撤离的步伐转移其业务。

独立智库天钧政经在《疫情致中国经济第一发动机熄火》中分析指出,北京当局采取强制性的封闭措施应对疫情,可以看到封闭城市的地理范围,都是工业重地、金融中心、贸易港口,特别是长三角地区最为严重,中国经济的第一“发动机”将熄火。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发动机”,在武汉肺炎病毒的包围之下逐渐熄火。长三角地区60%-70%的工业产值和出口额都是外资企业来完成的,而且这个地区60%的民营企业都是给这些外资企业做配套生产,靠外资企业产业链生存,或者靠外资企业的采购来做自营出口。此前在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下,外资企业不断撤离中国,不但外资企业直接贡献的出口和就业急速下滑,在这个产业链上的民营企业同样要倒闭。现在,凶猛的疫情更加对长三角产生深远的影响,届时整个长三角经济都要崩溃,整个中国经济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中国财经分析人士蔡慎坤认为,民营企业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现在出手显然已经晚了。这几年的国进民退,严重破坏了市场规律,动摇了千千万万民营企业的信心,也给未来大规模的失业潮埋下了隐患。

 

 

著名投资人马克·墨比尔斯(Mark Mobius)表示,在中共病毒危机之后,世界各地的公司将重组其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墨比尔斯从事新兴市场投资和研究已有30年经验,被《晨星》、《Money》和《纽约时报》多次列为全球最佳基金经理。

作为Mobius Capital Partners创始人的墨比尔斯周二(4月21日)在CNBC的“欧洲路标”节目上说,这种大瘟疫已经促使各企业考虑供应链的重组,以避免供应链将来遭受类似大规模的冲击。

他说:“依赖中国供应链的许多买家现在都在重新思考,并开始尽可能多地使其供应链多样化,并离本土越近越好。”

墨比尔斯指出,美国公司当然首先考虑把供应链放在美国,其次考虑墨西哥和加拿大。

他补充说:“归根结底,我认为这将是一种多元化的形式,这些供应链将可能被转移到越南、孟加拉国、土耳其、甚至巴西等地方。”

独立分析师弗雷泽·豪伊(Fraser Howie)周一在CNBC上发表讲话时说,各国政府也在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当然中国的供应链也会用到一些。”

与此同时,IMA Asia的理查德·马丁(Richard Martin)上周表示,在瘟疫爆发之前,多个行业的制造商已经开始将业务转移出中国。大瘟疫给供应链的重组加上了许多民族色彩。

在全球瘟疫危机中,制药业、农业和能源等许多领域都承受着压力,原因是它们对中国经济体的依赖以及对国际物流的依赖。

福克斯新闻专栏作家阿德里亚娜·科恩(Adriana Cohen)近日撰文《瘟疫流行给美国政府敲响警钟》,分析美国对中国药品的依赖带来的危险。

科恩写道,众所周知,中共的对疫情加以掩盖、对疫情的控制不利导致疫情扩散到美国、欧洲以至全世界。而我们能够放心去让中共掌控我们的医疗、医药的供应链吗?绝对不应该!

科恩在文章的最后表示,总之,川普政府和国会必须与私有公司合作,为解决以上问题在国内大幅度提高药品的产能。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自从美中贸易战开打后,世界各国已清楚意识到,若把全部的生产基地都压在中国大陆,这样的经济模式将存在巨大“风险”,包括中国的5G设备根本不能购买,在中国生产出口美国的产品,也面临10%至25%的关税调升,厂商完全没有利润。

他表示,这次疫情发生后,世界又明白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的资讯太不透明,不知何时会再面临这种突发而来的危机,让生产线又全部停摆,包括美国手机龙头iPhone的供应链都出问题。

王定宇说,就他所掌握的资讯,目前全球有约800万家企业因为生产基地在中国而受影响,这些企业主正在考虑结束中国的公司、将产线外移,全球许多大型产业也都下令,不能把超过50%的产能投放在单一国家,也就是说当前中国正出现“生产链、供应链、销售端”的三退潮。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表示,疫情已在全球蔓延,各国企业许多处在停摆的阶段,即使中国企业愿意开工,也面临没有订单的窘境,很多外资认为现在“留在中国已毫无意义”。

 

 

武汉肺炎疫情导致众多中国企业倒闭、员工失业,中国第一季度的失业人数应该在2,000万以上,但是,官方登记失业率的数据却下降。

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一季度同比下降6.8%,有记录以来首现负值。并且随着疫情在全球扩散,国际企业纷纷取消订单,中国大陆各地企业复工复产之后又纷纷停工,倒闭企业和失业者激增,而官方至今没有实行有效的救济措施。

此前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称,要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在“六保”之中,“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位居前两位, 如何保就业和民生?

4月21日,中国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表示,1-3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229万人,同比减少95万人。3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同比上升了0.7%,而城镇登记失业率却不升反降,从去年同期的3.67%降到了3.66%。

之前官方声称,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对应约200万的新增就业。现在舆论质疑,GDP同比下降6.8%,但仍创造了229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

浙商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是登记概念,不等于净新增的城镇就业。各级政府机关负责登记统计并逐级上报,城镇新增就业等于一年内的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减去累计自然减员人数,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也属于新就业人数。举例说明,若某人在同一年度内经历先失业再就业,该人会被统计为城镇新增就业,却不能作为城镇就业人口的净增量。因此,中国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不等同于净新增的城镇就业。

报告认为,中国城镇就业人数的概念更关注有多少人加入或重新加入了劳动力市场,而对统计期内的失业情况有所忽略。从其定义可知,只要登记就业的人数大于自然减员人数,城镇就业人数就是正数。因此,一季度净新增的城镇就业人数与GDP一样,都是负值。

中国人口众多,失业率的分子由每一个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组成,调查失业率上升而登记失业率却出现了同比下降,表明疫情期间失业人数确实增多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登记失业率的失灵。

据《第一财经》4月21日报道,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登记失业率不灵敏,是因为登记失业存在各种条件和门槛。

此前登记失业有各种限制,例如,必须当地城镇非农户籍才可以登记,没有包括农村户口劳动力中的失业人员。

报道认为,这些种种原因造成了中国登记失业人数少于真实的失业人数。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公布登记失业人数,2018年的登记失业人数为974万人,当年的登记失业率为3.8%。若按照今年第一季度3.66%来计算,当前登记失业人数也就是900多万。但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9%的调查失业率估算,中国第一季度的失业人数应该在2,000万以上。

 

 

中共病毒正肆虐世界各地的同时,中国的复工复产并不能独善其身,中国首季经济按年下降6.8%。有深圳出口企业管理人士表示,受外贸订单的影响,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得不放长假,甚至倒闭关门,整体经济并非官方所宣传的所谓在复苏向好。


刚刚过去的3月,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PMI为52,较上月回升16.3个百分点,似乎显示制造业行业景气度基本回稳。但外界却指出,3月制造业承受双重压力,不仅复工复产尚不充分;外需恶化、国内消费需求尚未大面积启动,因而造成生产扩张仍比较有限,没有看到明显的生产回补。

深圳一间家具厂的管理人士陈先生17日对大纪元说,复工以来,中共媒体之前一直往好的方面宣传,但情况并非如此,“中共媒体宣传的很好听,就像今天说(1-3月份内生产总值GDP)只下降了6.8%,这个东西谁信呢?不可能的。(因为)1到3月份根本都没做什么东西,基本都是在休息,哪有什么经济好之说。”

陈先生介绍,由于国内家具市场竞争激烈,他们家具厂的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各地,大部分市场是在日本和欧洲。

陈先生表示,每年开工时间是正月初十,但今年受疫情影响,推迟到2月下旬开工,但开工不久,海外爆发疫情,所有的出口企业情况都很差,“现在整个都没有货做,订单很少,出口企业都差不多,我们厂以前没有双休日,没有晚上不加班的,现在晚上也不加班了,每周双休两天,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而这个月已经基本不上班了。”

还有,“以前‘五一’都是放三天(假),这次放六天,我在这里做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过‘五一’放五六天的,(这个月)27号放到(5月)4号,(说明)出口企业肯定没有货做了。”

据悉,家具行业工人工资按基本工资加计件工资,往年比较忙的时候,工厂机器昼夜不停,工人都要加班赶单。“往年能拿到四五千,每天最少上8小时,星期六也加班,现在最多上2小时班,然后星期六也不上班,十六七块钱一个小时,2个小时就三十几块钱,一天三十多块钱,(做22)天,加上基本工资,一个月不到3,000块钱。”

陈先生表示,目前他们厂还没有进行裁员,“(厂里)现在也不敢裁员,如果到时候有订单做就麻烦了。”但如果一直没有工作做,到时候工人也会辞去工作。

他说,在深圳即使每月3,000块钱工资,不包吃不包住,如果不加班(没加班费),很难生活下去,(因为)除了吃饭,再买一点东西根本就没钱剩了,加上外面租房,一房一厅要(租金)1,500元多,两房要更多,如果情况持续下去,就会走很多人了,跟裁员也差不多。“现在厂里好多人都有意见,上个星期开始每天加2个钟班,就是说厂里每天多给员工2个小时的工资,其实也没有工作可做,本来(订)单就少。”他说。

陈先生表示,目前整个广东的外贸工厂由于没有订单陷入困境,许多厂放假甚至倒闭,“我弟弟的朋友在广州花都做皮具(做皮带、钱包、手提包之类的)生意,他说那边好多厂都放假两三个月。”

广州花都狮岭镇是“中国皮具之都”,90%的贸易都是做皮具出口,“就像东莞大朗做毛织(纺织、衣服)的两个镇,也是70%、80%的工厂做毛织品出口,那边好多工厂也都倒闭关门了。”陈先生说。

据海关总署4月14日发布的数据,中国首季出口下降11.4%,贸易顺差减八成。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外贸出口2.04万亿元,下降15.9%。实现贸易逆差425.9亿元,去年同期为顺差2,934.8亿元。

湖南邵阳市出租司机易先生17日对大纪元,他最近接送两位从广东回湖南老家的客人都反映广东那边外贸企业几乎所有的生产线都停摆了。

“大概在四五天前,我拉了一个客人,他在广东东莞开理髪店,他说那边外贸工厂倒(闭)了一片,做外贸订单的企业基本都倒掉、关门大吉了。之后的两天前,有个原来在东莞鞋厂(外贸公司)上班的客人跟我说,中美贸易战增加了关税,由于利润低,他们鞋厂六条生产线只剩下三条,而疫情爆发后,生产线全部停产,就剩老总和管理人员在工厂留守,工厂跟他说今年不用来了。”

易先生说,中共病毒疫情使整个商业经营陷入萧条,无人能幸免,“包括所有的人,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和置身事外。我是开出租的,我们的生意下降了大概30%到40%,(疫情前)毛收入大概六七百元,现在大概四百元。”

易先生说,“中共老说扩大内销,我也想买东西,但钱从哪里来,你用完了钱,到时候一场大病就没有了,不像欧美国家(医疗有保障)。”陈先生说,(即使)中国老百姓有钱也不敢用,“中国人努力一生赚来的钱,到老了的时候治病住院(就花掉)了。”

据数据公司“天眼查”的数据显示,因遭受疫情打击,第一季度就有超过46万家企业倒闭,其中逾三分之一营业不足三年。在倒闭的公司中,有2.6万家是出口企业。据悉,出口相关行业的就业人数就有大约6,000万人,如果出口下滑30%,可能会造成1,800万人失业;疫情爆发以来,所有行业面临失业风险的人数总计可能过亿。

 

 

中共肺炎(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许多外资企业已经或正在撤离中国。因为疫情影响,国际市场需求急剧下降、中国复工受阻,引发国内大量企业的倒闭潮,约有2亿人受到失业的威胁,目前中国社会正面临巨大的失业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维稳问题。

根据中共官方日前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份的全国城镇失业率为5.3%;2月份为6.2%,创历史新高纪录。肺炎疫情难控,失业潮越演越烈,今年中国史上为数最多的874万普通高校毕业生,不幸首当其冲。

大陆官员赵先生(化名)表示,老实说官方宣传的失业率怎么能相信?其实,中国是没有失业率的。因为,第一,官方宣传数据都是假的;第二,中国的农民失业永远不被统计;第三,2019年,真实的失业率至少达到25-30%。这个数据可以拿官方宣传就业总数除以官方宣传就业人口就能得出来结果,也就是用它的矛戳它的盾就不难得出这个数据。第四,到了今年3月份,失业率应该达到40-45%,只要看看有多少企业倒闭,看看外贸订单取消,看看疫情就知道了。

【录音】关于失业率在中国这一块,实在是没有什么失业率可说的,我们主要看就是所谓的就业率就是他们那些毕业生,每年大部分的毕业生,到底他的就业率有多少?那么事实上,我的女儿是2013年、2014年毕业,当时毕业的时候,学校就跟他们说得很明确,你随便找一个单位,这个单位要给你们签了劳动协议以后,你才能拿到毕业证,或者是学士学位证,否则的话你是拿不到毕业证的、拿不到学士学位证的。然后官方,习大大向全国宣布啊或者向哪里宣布啊,我这个学校出来的毕业率就业率是99%、98%、97%,上天知道,怎么可能呢!

赵先生认为2019年,国内真实的失业率至少达到25-30%,今年受肺炎疫情影响将会大幅度飙高,因为赵先生曾经测算过中国前几年的失业率已经达到24%左右,就是用官方公布的就业率,除以官方公布的人口总数的劳动率,这样得出来的数据,也就是失业率大概是24%。本来,多年来国内失业率就已经达到24%左右,还不含农民工计算在内,所以在中国,农民工失业基本不能算作失业的人口。

【录音】事实上吧中国的农民很苦,中国的农民是没有任何尊严、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面子啊等等,事实上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最纯朴、最善良、也是最苦的,没有人把农民当回事,这个我是知道的。从政府来说,你不要听官方讲的那些话,什么农民的苦啊什么啊等等,什么为了农民的、与其为了人民啊等等,这些都是xxx屁话,我讲个粗话,对不对?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的这种体制啊,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过苦日子,让老百姓没有钱、忙着挣钱去吃饭,因为在中国的这种官本位的体制之内啊,他骨子里面就有一种什么呢?老百姓你只有让他天天忙着吃饭,他就没心思造反,中国的老百姓只要饭吃饱了,他就想到要造反了,所以我才不相信什么官方讲的要帮老百姓什么、达到小康什么的,这是屁话,这纯粹xxx就是屁话,这不可能的,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你知道吧?他就是农民、或者是普通的民众啊,就是小康了以后,他都要想办法让你返贫,让你比我们贫穷。

赵先生接着谈到了国内腐败的基本问题,为什么中国不实行全民健保?不实行全民的医疗免费?事实上全民的医疗免费,不花多少钱,只要把中国各个权贵的家族当中,任何一个家族拿出来的钱,都可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

【录音】中国有十七个家庭的家族,资产达到五万亿以上,那么上万亿的资产,你想想看,多少万亿的资产能让多少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全民免费医疗呢?对不对?所以中国所谓的资产、资源,全部是被权贵家族、被这些家族给夺了、掠夺了,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一点点生活的希望就行了,就在他们心目中、他们自己顾着的是什么?顾着的是花天酒地、奢靡的日子,这个就是这种共产党体制的这种无耻的、卑鄙的现状。

受肺炎疫情影响,为了改变日本企业过度依赖中国的现状,在日本政府决定拨款22亿美元帮助日本企业迁出中国后,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日前也表示,为了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美国,考虑为美国企业离开中国的搬迁费用全买单。赵先生表示,这次美国,日本等企业全部撤离中国,那么,冲击最大的是一大批城市白领,金领等大部分失业,随之而来的社会维稳问题将浮上台面。

【录音】这个美国、日本、韩国包括下一步的欧洲,就是这些国家相继的撤离他所在国的企业以后、就是这些企业全部撤离以后,面临的整个的中国城市的白领,特别是四大一线城市的这个白领,他们马上生活就丢了,因为大部分在外县市工作的这些人,马上生活就会有巨大的改变,这个巨大的改变是什么?这个压力是可想而知、非常大的,对不对?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主要讲的失业是什么呢?是城市的白领,在城市打工的大部分毕业生,他们在城市打拼多年了,他们最后失业了,他们将会迅速扩散到小县城来抢饭碗。同时,这些人很多在城市已经按揭贷款买房。一旦失业,马上断供,城市将会一片混乱。你想啊,他们要吃饭,孩子上学,按揭贷款要还,现在失业了,如何生存?那么,城市将会率先混乱,然后到农村。共产党千方百计营造出的维稳局面将会迅速崩塌。2020年,全年寒冬,2020年之后,我们将回到30年前,甚至回到朝鲜时代。

 

 

中国出口萎缩,经济或继续依赖债务膨胀拉动。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在今年3月出现回暖。对此,专家和外媒分析认为,中国出口回暖不可能延续,因海外市场需求大幅萎缩,中国出口未来将会恶化。在中国出口引擎逐渐熄火的同时,中国信贷数据大幅反弹,显示未来中国或继续依赖债务膨胀拉动经济。

中国出口面临非常大的下行压力

海关总署周二(4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3月出口有所回暖,同比下降6.6%。

陆媒《21世纪经济报道》4月15日引述专家观点报道说,中国外贸企业3月出口订单明显下降,但3月外贸数据不降反升,原因是背后存在着两个“时间差”。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第一个时间差是复工节奏变化带来的前期订单履约上的时间错位,2月份,由于企业无法复工,大量年前订单无法履约,不少外贸企业援引不可抗力条款与国外采购商达成了推迟交货的协议,3月之后复工节奏明显提速,2月份未能履约的订单被推迟到3月集中交付,促使当月外贸数据明显好转。

第二个时间差是新订单传导到外贸交货上的时滞。3月中旬开始,大量外贸企业开始面临订单减少的问题,但从下单到交货,往往还有1-2个月的时间差,因此,3月开始的订单下降尚未完全反映在当月外贸数据上来。

白明表示,“外贸统计以实际交货为准,并非以订单为准,现在可能执行的是2月份该执行的订单。而3月份新订单的下降,将会体现在4月之后的交货上。”

白明指出,从4月份开始,订单不足的问题将日益凸显,并逐步反映在外贸数据上。

《华尔街日报》4月15日报道说,3月中旬,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已经肆虐美国和欧洲,而美国和欧洲是中国出口的重要伙伴,4月份中国对这些市场的出口几乎肯定会再次恶化。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表示,“最新的制造业PMI中出口订单指数仍在收缩区间,当前海外大量零售企业关门闭店,市场需求受到打压,外贸企业在手订单很多被推迟,新订单更是困难。尤其是海外疫情仍在持续,各国需求明显萎缩,在拐点出现前,出口订单将持续存在困难,这将对中国外贸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白明则认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将进入第二阶段,由于外部需求不断下滑,中国外贸出口将面临非常大的下行压力。

世贸组织报告最新报告显示,今年全球贸易有可能下降13%-32%。

对此,白明认为,全球疫情如能在三季度出现好转,其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有可能控制在20%左右,其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有可能在15%左右。

中国债务规模将继续膨胀

华日报道称,中国出口回暖迹象不可能延续,从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1.5%的现象来看,未来数月中国或继续依赖债务驱动增长。

华日报道说,目前中国的贷款活动正在强劲反弹,这是中共政府针对失业增加和出口需求将数月低迷的前景而作出的回应。

3月份,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1.5%,高于2月份的10.7%。以百分点计算,这0.8个百分点增幅创2016年11月以来之最。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中共央行青睐的衡量经济整体债务和股权融资水平的指标。

上周五(4月10日),中共央行高级官员孙国峰表示,央行第一季度释放流动性人民币2万亿元,新增银行贷款人民币7.1万亿元。

华日报道认为,对于一个直到不久前还在强调谨慎的机构来说,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语气变化。然而,由于中国家庭和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都很吃紧,即使中共央行加大货币宽松力度,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出现像2016年或2009年那样出现新一轮大幅增长。尽管中共政府试图将中国经济向消费拉动方面转变,却很难完全摆脱对债务和出口驱动增长的依赖。鉴于未来几个月出口和就业将继续受创,这意味着中国的债务规模还会膨胀。

 

 

在发生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开始面临重整问题,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然而台湾是否该重新思考与其他国家重新发展新的链接关系,或该应超前部署产业转型?学者认为,台湾早就超前部署了,全世界产业链的游戏规则也将重新洗牌,在这波疫情中,全球看来很悲观,但台湾受伤程度小,今年台湾的经济不致于太坏。

台湾经济研究院南台湾专案办公室主任高仁山指出,过去传产类,台湾在全球上算是中阶,例如工具机、机械等,在这次疫情中机械产业链中,打的很成功的是口罩机,连疫情都不知何时结束,台湾的口罩生产线订单已排到后年了。

“很多国家已体会到要有这样的事情一爆发,所有口罩都被中国扫光光”高仁山提到,因此,这次疫情造成台湾医疗产业是被全世界看见的,看到台湾的防疫成果做的不错,甚至台湾在一个月内把口罩产能拉到一天一千万片口罩,对全球来说有点不可思议。

除了政府协调这些厂商国家队,非常投入让全世界都看见,这是政府部署吗?他认为,不是政府部署,而是出自于意愿做,这不在全球供应链当中,但全球医疗用口罩最高端是欧美国家,连3M都移到中国生产,现在发觉要把产业链拉回美国生产。

高仁山认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是加速美中贸易战的产业链移转”,这次疫情刚好对在中国投资的外商、台商、日商、韩商等,当生产线一断、全部都封,整个产业链都断,日本将拨22亿美元协助日本生产链撤出中国,不只日本的传产还有高科技产业都想拉回日本生产,另外,韩国想拉回的是液晶显示器、半导体。

“其实,台湾早就超前部署了,台湾一直在这个产业的最上游”,例如晶圆封装测试、IC设计等。他举例,高通被公平会告反垄断,将罚锾金额240多亿元转成在台湾实质投资与技术合作,这样行为就是超前部署。

台湾政府效法美日补助企业撤出中国?高仁山说,台湾政府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他觉得是应该(这样做)。不过,去年底经济部统计台商回台投资近7千亿元,其中,到现在实质开工不到1/3,因为其他人还在观望,大家原本打算要撤出中国,没想到来个中共病毒(武汉肺炎),造成供应链中断,会继续观望这波疫情过后,再来决定投资哪里做什么。

高仁山表示,台湾有一个很庆幸的地方,是这波疫情,对全球产业的打击很大,但对台湾科技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打击,有接到固定的急单都还在出,反而被影响的有观光旅游、餐饮业、零售业、船业、航空业等,台湾的科技业基本上接单都不错,全世界的影响,可能到第三季才会看到需求衰退情形。

他说,在第二季都是急单效应产生,全世界已消退,台湾晚别人消退,这是好事,台湾比别的国家受伤较小,衰退越晚发生,复苏会比别人快,疫情影响台湾不大。在欧美国家疫情中,美国经济衰退最严重,让其他的国家经济就很冷,中国是依赖美国欧洲的需求,但台湾迟早也会受影响,全世界产业链的游戏规则也将重新洗牌,不会全部放在中国,会分散。

高仁山提到,从蔡政府执政以来一直在推新南向,因为在东南亚绝对全世界会看到的投资标的,原本在中国的中阶产传大部分可能会往东南亚移动,例如,苹果iphone供应链也转往印度、鸿海也去印度了。

 

 

中共官方称大陆第一季度GDP萎缩6.8%,并称经济已经开始复苏。经济学家根据各项经济活动表现,以及大陆疫情和封城的情况,质疑中共数据的真实性,并表示大陆经济的复苏前景非常渺茫。

中共经济数据真实性引发质疑

风传媒4月19日报导,中共官方公布第一季度GDP萎缩6.8%之后,德国媒体引述分析质疑其真实性,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因为疫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崩溃,但如今北京当局的说法却是已经成功扭转了局势,令人存疑。

报导引述法国兴业银行的经济学家姚伟的分析表示,(中共官方的数据)今年1月份和2月份大陆的工业生产总值缩水了13.5%,3月份就减少至1.1%,要想达到这样的增长率,只有在3月份已经全力运转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但实际上3月份大陆刚开始逐渐解封,有些地区3月末至4月初才开始逐渐解封。

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中共公布经济数据之前报告,根据大陆的工业生产、零售业销售,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第一季度的GDP预计同比萎缩8%,法新社也得出类似结论。

中共“复苏论”被打脸 分析师:前景渺茫

中共媒体中新网4月19日称,“‘-6.8%’就是触底反弹的转折点,中国经济已经开启复苏发展的新阶段。”

但同日中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梁中华却认为,一些不安全感让中国在疫情后快速复苏的希望破灭——个人所得缩减,失业率上升,许多企业与小生意倒闭,这些都将影响长期整体需求。

法国外贸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埃蕾萝(Alicia Garcia Herrero)表示,大陆民众的可支配所得已经萎缩,这是复苏的大问题,基础建设引导的刺激措施将行不通,提高收入才能奏效,“但中国可能直升机撒钱吗?”

根据4月17日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官员的消息,在中共地方政府的基建计划中,2020年全年基建总投资可能高达22万亿至26万亿元人民币。但至今中共没有向民众和民企直接发放紧急救助资金。

另据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表示,中国大陆快速复苏的希望渺茫,因为大陆面临外需不足,以及逐渐升高的第二波感染威胁的挑战。独立机构TS Lombard分析师预测,大陆第二季度出口恐暴跌40%。

BBC中文网4月17日引述经济学家的分析表示,从中期影响来看,大陆经济能否反弹取决于疫情的发展程度,“长期来看,经济学家们更悲观。”

香港中文大学房地产及金融助理教授胡荣表示,疫情发展还不明朗,对大陆消费和出口的影响仍然很大,第二季度的经济可能进一步恶化。

安德思资产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陆修泉认为,一季度的萎缩不是短期问题,大陆2020年的GDP也可能是负数,基建支出可能无法产生预期影响。

 

 

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持续,中国经济首次出现季度GDP负增长。外贸出口、国内消费持续低迷,企业结业,员工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北京计划以释放内需来刺激经济复苏。失业、家庭收入减少的中国百姓如何释放消费?

蘑菇街应届生全被裁 中小影院三成员工失业

据中国大陆媒体《三言财经》报导,专注时尚消费的电商平台蘑菇街将进行裁员,受影响的员工人数约为140人左右。

报导引述蘑菇街一份内部员工信内容提到,“今年的疫情对时尚消费市场打击巨大,消费者购买力以及商品供应链均受到严重影响。公司经营面临巨大挑战,需要聚拢资源,开源节流。”

4月18日上午,蘑菇街回应称,公司进行人员优化,这是基于业务结构的正常调整。

报导并指出,该公司招聘的应届生几乎全军覆没。有网友表示“蘑菇街2019届应届生被裁,整个小组只剩下组长”,也有网友表示校招员工“一个不留。”

蘑菇街的裁员行动,不仅意味着更多人失去工作和收入,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消费市场的疲弱程度。

近期,还传出许多消费领域的大企业,如海信开始裁员降薪、格力亏损严重等消息,种种迹象都在指出中国家庭消费市场并未如所期待的在迅速复苏。

除了复工被裁员,有很多人自疫情爆发开始就一直无法复工。

4月18日,据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40人论坛”刊发中国社科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金融40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等人的文章指,疫情对城镇就业市场造成严重冲击。截至3月底,仍有7,000万至8,000万人尚未复工,其中7成以上是农民工,人数约在5,000万左右,约占全部农民工数量的17%。

大量的失业人口,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收入减少。

失业潮来临 内需如何释放?

据中国统计局4月17日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5.8%,1-2月下降20.5%。

此前中国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数据显示,第一季度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4.9%.

而第一季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下降3.9%。

由于居民收入出现实质性下滑,而物价持续上涨,消费低迷的情况或会持续。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认为,随着疫情控制后和复工复产逐步推进,再加上积极财政和灵活偏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预计中国经济的底部在一季度,尽管外围经济有所疲软,但只要内需逐步释放出来,中国经济将会有一个V型反弹。

扩大内需在中国大致包括三个方面,投资、消费和政府支出,家庭消费是内需最重要的方面。

面对网络上刺激消费的新闻和信息,网友评论道,“收入都没了,怎么消费?”“始终没搞懂为何困难当前却鼓励消费?困难的日子不是要节俭吗?已经困难再消费以后没钱了有人担负生活费吗?”“还有点良心吗?老百姓口袋已经被掏空了,而且人均负债。”

《界面新闻》引述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等发布的调研报告指出,在接受调查的家庭中,约有4成的家庭表示今年会减少消费,有36.2%的家庭表示如果失去收入,目前的储蓄仅能维持3个月以内的家庭开支。报告建议政府应发放7,500亿元现金补贴,户均补贴2,300元。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一季度GDP是下滑6.8%,是的,下滑就是衰退了6.8%!应该说比我们自己算的还要悲观一些,统计局这次其实也没必要隐瞒了,因为一季度经济大家也都知道什么样,全国人民都在家里,经济不可能还增长。

有人问了GDP跟我有什么关系?单看数字是比较冰冷的,告诉你数字背后的意义你就知道了,GDP的一个百分点,对于全社会来说就意味着100万的就业岗位,每年GDP增长6-8%,也就意味着向全社会提供600-800万个工作岗位,现在不但没增长,反而掉了6.8%,意味着全社会失去680万个岗位消失,这里外里就差了将近1,300万个工作机会,1,300万人没有收入了,你说可怕不可怕?可能其中就有你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

所以我们一直说,保经济就是保就业,大家都有工作,社会才能平稳。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无以为继,那这个社会就很动荡了。所以一季度经济下滑,最大警示作用,就是告诉我们今年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后面要毕业的874万大学生,就业是个难题。不要告诉我考研,大家都这么想,今年考研也必然会竞争异常惨烈。

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六稳之后又提到了六保,所谓六稳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而六保也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可见无论是六稳还是六保,第一位都是就业,除了就业其它的都不一样,不是人家写重复了,而是就业的压力不一样了,原来是有100万就业缺口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的提出稳就业,现在有1000万就业缺口了,就必须上升到保就业的政策高度了,那么要怎么做呢?会议主要还讲了二点。

首先,提出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这句话可能很熟悉,但是一般都是出自国常会,在政治局会议里,很少直接提到降准降息这种手段。可见现在任务之紧急。领导觉得力度还不够。相当于把降准降息,上升了一个政策层次。成为了最高经济指示。有强烈的督促执行的意思。特别注意后面那句话,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这就跟保就业一脉相承,现在没有什么事可以跟保就业相比,保就业就必须先保住中小微企业,如果企业大面积倒闭,那么后果将更加难以挽回。

其次,再提房住不炒,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这意思就很明确了,要求底下人听着,钱不能流到房地产里面去,不能再拿着钱去炒房,如果再炒房,实体经济倒闭就会更多,就业压力就会更大,到时候可能会爆发被动的弃房断供,没工作了,只能违约,这样银行的风险就大了。所以现在必须再敲打银行,当然楼市这个时候涨跌都不好,都是给实体经济添乱,督促各地务必保证楼市平稳。不能大涨,更不能暴跌。这次表态很关键,就是告诉大家,绝不会再拉房地产。释放了强烈的政策信号,炒房的应该可以死了这条心了。房产投资发财的时代,彻底结束了。以后就是时间换空间。就像股市一样,给你来个十年不涨,自住的无所谓,金融风险也能化解,但是投资的,你就很难受了。

最近,最慌的莫过于深圳了,深圳的房价已经蠢蠢欲动,政治局会议之后,深圳第一个站出来表决心,深圳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今年以来深圳房地产市场基本平稳,房价基本稳定,未来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然后深圳出了个政策,要加快商品房供应,这就是要在供给端增加,从而降低商品房稀缺程度,来抑制房价,当然这显然还是不够的,据说这几天深圳一直在开会,深圳房地产协会,甚至还组织了媒体来开会,目的就是要保持楼市稳定,所以深圳不排除有更加严厉的调控手段出台。

所以综合来看,现在经济压力很大,就业压力更大,领导很烦,千万别往枪口上撞,想炒房的悠着点。这时候跟保就业的政策对着干,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深圳已经成为了出头鸟,必然被打击,一个政策下来,你的钱可能就再也出不来了。

 

 

武汉肺炎病毒肆虐的情况下,4月17日,中共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应对疫情,同天中国公布第一季度经济数据,GDP同比下跌6.8%,有史以来首次为负值。而习近平强调确保完成GDP翻番等目标,现下已然无望。

GDP首次为负值 第二季度也危在旦夕

近年来,中国经济不断下滑,在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经济下滑速度加快。现在,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中国经济,远超2003年SARS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跌6.8%,这是自1976年官方开始发布经济增长数据以来首次录得负增长。

官方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06,504亿元(人民币,下同),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0,186亿元,下降3.2%;第二产业增加值73,638亿元,下降9.6%;第三产业增加值122,680亿元,下降5.2%。

另外,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9%。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实际下降3.9%。3月份,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其中25-59岁群体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4%。

虽然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情况正在改善,但诸多分析却表示难以乐观,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收缩已成定局。因为中国各地的工厂尤其是外贸企业,在复工复产半个月后因国际订单的取消,不得不再次停工停产,甚至是大规模裁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撰文认为,后续出口压力有较大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同时,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下降幅度较大,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的信心、预期也受到的影响。即使是政策发力,也受到疫情防控考虑的一定制约,因此短期内难以看到经济快速的V型反弹。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复工不等于复产,复工率达到了80%的行业,很多复产率不到30%。现在欧美疫情仍然十分严峻,“长尾特征”明显,世界主要经济体全部中招,全球经济基本停摆。中国很难独善其身,一季度出口同比下降11.4%。疫情何时结束,不确定性很大。

中共政治局再开会 习近平的目标怎么办?

4月17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充裕。

而在4月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罕见强调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习近平还说,“抓紧解决复工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独立智库天钧政经在《中共病毒逞凶 经济危机已至》中分析认为, 疫情在全球扩散,供应链和产业链均受到影响。而中国经济停止再启动,直至恢复常态将消耗3-6个月时间,若疫情不能得到有效遏制,那么恢复经济耗费的时间将久,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将爆发。

但是2020年官方要实现各个目标:十三五收官之年(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关键一年……

官方智库中国社科院在2019年12月研究认为,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保持6%左右的增速才能够实现两个翻一番目标,即到2020年底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现在结合经济数据和官方智库的分析来看,习近平提出的目标无法达成。

据《自由亚洲》电台4月17日报道,清华大学政治系原讲师吴强担心,经济收缩会为脱贫带来障碍。“农民工返乡找不到工作,没有着落没有土地。大萧条以后产生的大量失业人口才是今年根本的问题。旧的扶贫计划也无力应对。”

企业界也有另外的担忧,是有多少中小企业能挺过当前的难关。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有许多中小企业在苦苦挣扎,因为拥有更好政治背景的国有企业垄断了政策资源和信贷资源。

 

 

中共海关总署4月14日声明说,今年第一季国内出口数据与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贸易顺差人民币983.3亿元,受中共肺炎(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市场的需求萎缩必然对中国外贸出口造成冲击,外贸新订单减少等问题开始逐步显现,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困难不容低估。近日中共商务部已经公开承认,外贸形势严峻,外贸企业面临订单被取消的冲击。

大陆经济学者张先生表示,仍在持续的疫情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和就业造成严重冲击。因为中国一直都是制造业大国,现在欧美各个国家因肺炎疫情都封闭了,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所以中国大陆沿海这些制造业没有了欧美订单根本就无法复工,世界工厂走到了已经无单可接,无工可复。

【录音】经济发展还是要靠这个制造业,他解决的就业又多。20多年来啊,我们国家不是号称世界工厂吗?对不对?就是专门给给这个欧美提供这种原材料之类的初加工。所以他(现在)欧美的订单没了。基本上这个制造业就死了,对不对?而且一个国家的经济啊,他主要还是靠这个制造业支撑的,它所有的产业靠这个制造业的支撑。不是人到了就开工了,你产品没人要哇,对不对?

东莞一家外贸企业的高管叶先生,他们的工厂成立于八九六四的前夕,在中国大陆投资办厂已有三十多年了。今年的订单由于受到一二月份的疫情影响没有开工,中国新年放连假四、五十天,导致年初延期复工积压的订单推迟到现在还有得加工生产,但是经营惨淡,过了5月就没订单了,复工后员工士气低落,因为外资老板2018年已经外移菲律宾建厂,国内厂放任“软瘫”,自生自灭。

【录音】那下半年还看不到、下半年还看不到,但从劳动生产力及机器加工力来讲的话,不理想,员工这个消极怠工啊、生产士气这种工厂这个气氛啊,不是很理想。其实我们在两年多前,我们的集团就已经针对大陆企业“只出不进”,就不再招募新人进来。

然后前年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就逐批裁员了,因为我们企业已经慢慢转向外迁,就是说中国这边的工厂就慢慢让人“软瘫”,然后自生自力慢慢消失吧,会慢慢萎缩,走一步算一步看吧,反正现在工厂人也不是很多,等着里头把他关厂,关门大吉。

从商的上海刁先生有几个在杭州经营外贸公司的朋友,他们说今年为了争取海外的客户,在疫情没有明朗的情况下,他们会跟老外协商“延期放货”,这种交易在当地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可是出口制造业的厂商就很凄惨,面临倒闭。

【录音】杭州这边的,就是浙江的,那他说到的情况就是现在老外很多就是已经下了订单的、已经付了订金的这个都不要了这个货,他订金也不要了,那么作为他们来讲呢,购物方来讲呢我们国内的购物方来讲呢,也可能会跟老外协商,就是叫“延期放货”。如果生产型的企业呢,那么他如果说这种厂房具有正常的费用、员工工资,那么他其实很多企业他的负债率如果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负债率的话呢,他这个是很难支撑下去的,全国大概两万七千多家吧我估计,然后今年(订单)的情况呢,一月份可能是稍有下滑,然后二月份是下滑了百分之八十多,三月份呢有预估说大概下滑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经济学者张先生认为,今年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中国经济一系列的问题全部都显现出来了,对于一党专政的政府只会用印钞票解决问题而言,的确没有其他办法了。

【录音】你看现在这个经济情况啊。他这个税收就是国家的这个财政收入啊,是大规模的而且大量的可能下跌六、七成,但是这个庞大的政府开支对不对?这个几千万的这个工作人员,他这个钱还少不了的,所以,一个最可能出现的大概率的一个时间是会是什么呢?中国就是下一个委内瑞拉那样的情况。或者像当年啊,苏联解体,那段时间那个卢布一样。就这个货币,变成了像草纸一样。这个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因为他们为了资金啊,肯定只有印钞嘛没有其他办法,其实所有的做法都用完了,只有印钞啊。

 

 

日前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罕见强调称,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引发外界关注。4月15日,刘鹤主持金融委会议,也称外部金融风险过大。

4月15日,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 金融委)召开第二十六次会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

官媒发布的会议通稿称,“国际上金融市场震荡回稳,经济走势受疫情冲击十分明显。目前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宏观风险大于微观风险……”

此前4月9日的金融委会议提出,“高度重视国际疫情和经济金融形势研判应对,防范境外风险向境内传递。”

据中国官媒4月8日报道,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分析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

习近平强调,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习近平这一表态比较罕见,《看中国》记者查询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官媒报道,即在中美贸易战难分难解的时期,习近平等决策层官员都没有过上述表态。官媒至多以“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来报道。

《看中国》特约评论员唐新元认为,从习近平的表态可以看出,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在全球蔓延已经让各国比较清醒的意识到,中共在世界上以病毒的形式存在,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是威胁。当疫情缓解之后,中共面对全世界联合起诉和巨额索赔,甚至是关税战、金融战,这些是让中共难以招架的。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威胁加剧,一方面是由于疫情在各国的发展,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疫情导致中国工厂大面积停工,造成全球范围的供应链断裂,进而影响各国经济。

此前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将密切关注全球疫情的形势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从近两年北京当局及各金融监管部门频频发声,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来看,局部性、区域性的金融危机已然发生。而从习近平和刘鹤的表态来看,疫情缓和之后,来自外部的压力就会逐步显现,例如,关税战、金融战等。

在1月份,中国经济成长创新低之际,债券违约、影子银行等多重金融风险袭来,北京当局不断派出金融专家赴各省市担任重要职务。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透露,“任命央行副行长担任省级官员,可以将金融政策与地方做法更好地整合起来,提前防范金融风险。”

《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认为,中国经济更重要的是仍在摆脱债务成瘾的问题。经济最大压力来自政府,多年来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透过借贷和支出推动成长,同时背负大量债务,政府遏止超额借贷,让不谨慎的借款人破产,可能会在短期内对经济造成影响。

德意志银行认为,随着中国企业违约率上升、流动性更趋紧张,中国银行业未施援手而任其倒闭,中国正在不良债务周期。在中国经济景气不佳、银行业削减坏帐之际,各种非正式借贷影子银行偷偷卷土重来,据调查,自从去年第二季非银行借贷占比已从首季的30%激增至45%新高,之后就维持在高点。

 

 

日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习近平罕见表态并强调,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疫情在全球扩散,供应链和产业链均受到影响。而经济停滞再启动直至恢复常态将消耗3-6个月时间,若疫情不能得到有效遏制,那么恢复经济耗费的时间将久,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将爆发。多家研究机构预计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速会很低,甚至有机构预计可能零增长或为负。

4月13日,中国官媒报道称,疫情全面冲击全球市场,造成外部需求发生逆转。扩大内需是抵御外部不稳定风险的关键,“扩大内需必将为复工复产提供强大动能,复工复产也将为扩大内需开辟广阔空间。”

另外,中国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通知称,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城市便捷落户;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未落户常住人口等。

而一些地方政府争相推出“福利”吸引人才落户:降低落户门槛、提供购房补贴……一系列诱人引才政策的背后,新一轮的“抢人大战”已悄然打响。

例如,湖北省荆门市对返乡就业的农民工和大学生,按每人1,000元(人民币,下同)至3,0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大学生到农村创业,每个月发500元生活补助,首次创业的最高补贴10万元;农民工、大学生等创业的,最高可申请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扶持。此外,对在荆门工作的硕士和博士分别给2万元、8万元一次性安家费补贴。

近期,已经有包括天津、苏州、沈阳、重庆、青岛等在内的大城市出台了新的落户政策。加入“抢人大战”的还有天津、重庆两个直辖市。

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不断升级,北京、上海也已经不再是最热门的人口流入地。3月,北京市统计局、中国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了《北京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201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53.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0.6万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连续三年下降。

此次疫情也可能对未来的人口流动产生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3月中国宏观经济报告提到,疫情的冲击可能会进一步促使人们流向公共服务较好的城市。

官方数据显示,2020届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预计将达到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人,规模创历史新高。疫情之下,应届生的毕业求职也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愈演愈烈的“抢人大战”背后是城市的发展焦虑、经济的衰退,业内人士坦言,零门槛落户时代已经到来,一定要看清城市的基本面,不要被送房、送钱、送户口的政策表象所迷惑。

房地产大佬、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群去年10月直言,中国房地产行业进入市场化发展20多年,经历了多少次调控,根本数不清。为什么人们还是抱怨房价高?因为大大小小的调控策略和方法,实际上在相互影响,上一次调控的效果也许很快就被下一次的调控抵消了。如果房地产市场成交持续低迷,即便是炒房者和开发商要想变现,回笼资金都很困难了。而且未来房地产市场流动性变差,变现会越来越困难。

 

 

中共肺炎疫情不断蔓延情况下,4月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罕见强调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另外其对经济的表述也令人关注。

习近平罕见表态:做好准备

据中国官媒4月8日报道,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分析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

习近平强调,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习近平这一表态比较罕见,《看中国》记者查询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官媒报道,即在中美贸易战难分难解的时期,习近平等决策层官员都没有过上述表态。官媒至多以“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来报道。

《看中国》特约评论员唐新元认为,从习近平的表态可以看出,中共肺炎(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在全球蔓延已经让各国比较清醒的意识到,中共在世界上以病毒的形式存在,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是威胁。当疫情缓解之后,中共面对全世界联合起诉和巨额索赔,甚至是关税战、金融战,这些是让中共难以招架的。

印度律师协会近日将中共政府告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要求中共就隐瞒疫情导致病毒全球大流行,追讨20万亿美元的赔偿。目前,该案件已在美国德州联邦法院入禀起诉。

英国顶级智库杰克逊学会(Henry Jackson Society)4月4日也公布了一份向中共政府索赔3.2万亿美元的报告。

美国情报部门日前向白宫提交了中共故意隐藏疫情的报告。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韩裔美籍法学教授柳约翰(John Yoo)等人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撰文表示,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共掩盖疫情、导致疫情失控的恶行已经有所了解。

文章举例称,美国可以终止与中共政府的贸易合作,扣押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没收中共政府“一带一路”计划在世界各国的资产,并要求中共政府以免除债务的方式补偿各国的损失。

习近平对经济方面的表述也令人关注

4月8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还提到,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

习近平称,“抓紧解决复工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独立智库天钧政经在《中共病毒逞凶 经济危机已至》中分析认为,中国官方1-2月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消费、外贸出口、零售和工业等都在大幅下挫,而物价和失业率在上升。而这些数据的产生还包括一月份没有采取封城封路等强制措施的时期,意味着疫情爆发之后的经济情况更难堪。另外,结合3月至今的一些行业高频指标表明,一季度实际GDP增长要比中国官方的数据要弱得多。

天钧政经指出,疫情在全球扩散,供应链和产业链均受到影响。而经济停滞再启动直至恢复常态将消耗3-6个月时间,若疫情不能得到有效遏制,那么恢复经济耗费的时间将久,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将爆发。

多家研究机构预计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速会很低,甚至有机构预计可能零增长或为负。

国际投行高盛发布报告,将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速预估从此前的2.5%调降至-9%,对2020年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速的预测自5.5%下调至3%。

光大保德信基金首席宏观债券分析师邹强认为,目前经济实际增速显然是低于潜在增速的,一季度GDP增速预期在-12%到-5%之间。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迎来海外需求下降、订单取消的第二波冲击。

2020年是中共政府的十三五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三大攻坚战的关键一年……

官方智库中国社科院在2019年12月研究认为,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保持6%左右的增速才能够实现两个翻一番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今年1月17日在官媒中新社举办的国是论坛上表示,考虑到现实情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需要,2020年中国GDP要实现6%左右的增长。

从官方智库和学者的分析来看,习近平提到的目标达成不易。

 

 

3月18日,拥有1200多名员工的大型港资玩具制造商“泛达玩具”,因欧美客户取消订单、供应商催收欠款、资金链断裂,无奈宣布结业。目前,该厂还存在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况。21日,东莞一家知名品牌耳机制造商佳禾电子因其最大客户美国腕表FOSSIL取消所有订单,不得不宣告休假三个月。

本台记者周三致电位于东莞茶山镇的泛达玩具公司和香港佳禾电子集团下属企业东莞市佳禾电子有限公司,但都无人接听。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对本台表示,虽然外资撤离中国已持续数年,但是近两个月爆发的疫情加速了外资撤离:“这次疫情更加速了外资的想法,也就是破釜沉舟,可以预见短期内,他们(工厂)不会搬回来。所谓世界工厂如果一出事,风险比较高,现促使他们分散风险。往东南亚、印度、墨西哥转移产业链。这个趋势比较明确了。”

玩具业内人士称,1992年在广东成立的泛达玩具公司,去年受到美中贸易战影响,今年又被新冠疫情困扰,经营压力大增,近期国外客户延迟或取消订单,导致泛达玩具遭遇供应商催收欠款,银行拒绝贷款,资金链条断裂,无奈宣布倒闭。另一家1991年成立的港资企业家佳禾电子公司,有四千多名员工。其自主品牌Cosonic 在全球主要经济区域市场特别是欧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产品行销全球77个国家。

贺江兵说,目前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各国政府相继封关,企业停摆:“他即便在中国,不仅是外企没有订单,国内的企业也没有订单,在全球经济衰退下,外企留在中国毫无意义,并且还要负担员工工资、房屋租金。”

富士康中国大陆工厂全线暂停招聘员工

更令人关注的是苹果产品代工厂富士康中国大陆工厂于3月18日起,全线暂停招聘员工,此外,长城开发,深越,德同兴,思坎普,启悦,南德普,恩斯迈,比亚迪等知名企业相继缩减工人,甚至停止用工。

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对本台表示,目前投资、消费等领域都遇到很大的问题:“一是因为疫情还没有彻底过去,第二是由于民众手里有钱的人还是少数,一种调查说是中国55%的家庭都是零存款。另外一种调查说中国5.4亿人口零存款,所以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

另外,浙江民营企业杭州乐荣电线电器有限公司员工,3月21日接到厂方通知,由于欧美的订单被取消,他们将在23日被裁员。许多工人是在3月3至6日才回厂复工。另一家不知名的制衣厂工人突然接到停工通知,厂方的理由同样是由于订单大量取消,已经无工可开。

地方政府粗暴防疫牺牲企业利益

北京商人张胜其对本台说,外资企业近期陆续的撤离,关键在于受到疫情影响:“比如他们肯定也看到中国在防御疫情扩散的控制方面,表现出非常冰冷无情的一面,各地都出现滥用职权、滥用法律、所作所为远远超出法律的范围,不受约束。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看不惯,那些外国的投资者,一定对不受约束的权力产生惧怕?他们的资产放在中国,怎能有安全感?”

虽然官方报道指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复工率已达90%以上,但真正开工的企业少之又少,尤其是出口商品生产行业,工厂无订单可做。

外资撤出中国后,中国要面对失业问题,应届的874万大学生今年找工作将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整个庞大产业链上的实体将出现巨大的失业问题,失业的冲击是比任何经济问题都严重,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最近提出 “六稳”中,始终都将稳就业放在第一位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国商品只有医用口罩等医疗物资在其他国家畅销,中共肺炎(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蔓延让中国外贸出口熄火。除了874万大学毕业生,还有众多民众面临就业难题,失业大潮已出现。

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中国的出口制造商造成了冲击,北京当局尽快恢复经济的希望遭搁置。中国经济第一季度的增长为负几成定局,第二季度经济也危在旦夕,因为中国各地的工厂尤其是外贸企业,在复工复产半个月后因国际订单的取消,不得不再次停工停产,甚至是大规模裁员。

独立智库天钧政经在《天钧政经:挽救经济 习近平难打的两场硬仗》中分析认为,经济学界经常把投资、消费和外贸出口,看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现在,外贸出口和消费已经无望,投资也奄奄一息,并且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越来越难以对经济产生正向作用。但是中共正试图“加大基建投资+消费券”模式来刺激经济,中国百姓对此并不买账,直接指出发放的并非消费券,而是满减卷,即先消费满一定额度之后才能使用并享有部分折扣。

其他国家纷纷取消订单,迫使中国许多生产线无法开工,除非对生产线进行改造,生产医用口罩等市场需求火爆的医疗物资。

浙江义乌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据美国之音4月2日报道,在义乌从事纪念品、礼品和玩具等商品的贸易的林先生透露,义乌许多出口批发商都已经破产,他们已经有三个月没有收入了。外国的买家现在什么都不买,只买医用口罩。“许多生意都停了。谁在乎裁员呢?这是灾难。大家都在问,我到哪里找订单?这些天我们大都是在忙着找人生产口罩。”

“许多人都在谈论口罩生产。有些人说建立了一条生产线,另外一些人说,他们建了五条。不开玩笑,许多人已经背了三个月的债了。即便是从零开始,只要能生存,我们都干”,林先生补充道。

中国河南省EHL国际物流平台发现,最近的销售额下跌了50%,外国商品进口已经停止,中国商品的订单大幅度减少,几乎只剩下口罩订单 。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疫情不能够很快得到遏制,接下来,中国将会出现大规模裁员,失业率将会大幅度上升。

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在2019年10月曾表示,外贸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直接和间接带动约1.8亿人口的就业,占全国就业总数的20%以上。

中国劳工通讯发言人杰夫·克罗塞尔(Geoff Crothall)说,“裁员不只是发生在制造业,很多服务业的行业在留住员工问题上都遇到很大的困难,特别是酒店和餐饮等行业。这些行业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克罗塞尔估计,中国官方的城镇失业率将会进一步上涨。2月份,这个数字是6.2%。

中国城镇失业率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因为这个数字不包括就业不足的人,农民工中有很大一部分虽然从名义上说还没有失业,但他们已经处于无薪放假的状态。

失业潮继续蔓延,今年中国有874万应届大学毕业生,萎缩的就业市场令他们毕业就面临艰难的生计问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就业平台招聘联手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今年头两个月,可供应届毕业生选择的工作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0%。

私企外企是吸纳中国毕业生的一个主要方向。中国大陆招聘网站“前程无忧”发布《2020复工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月底,约有34%的雇主表示已暂缓校园招聘。

 

 

据《自由时报》4月5日消息,深圳望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陈杰上周撰文表示,瘟疫可能导致2.05亿工人陷入“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

报导表示,如果这项预估是正确的,代表中国7.75亿劳动人口中,有超过四分之一失业,远高于中国官方公布的6.2%失业率。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达6.2%,创历史新高纪录,相当于新增500万人失业,但该数据排除了因为出行限制而失去工作或无法重回工作岗位的大量农移民工。

刘陈杰认为,今年前2个月,年营收超过2千万人民币(280万美元)的大型工业企业约裁员500万人,小型工业公司则裁员2000万人。但裁员人数最多的产业落于服务业,约有1.8亿人在疫情爆发后失业。

大陆今年就业形势极为严峻,大陆评论人士“侃见财经”认为,仅仅是外贸订单因海外瘟疫被取消一项,就会造成大陆5400万人失业。

而且今年大陆高校毕业生创下了874万的纪录。

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一项面向2万名2020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截至目前,有四成应届生拿到offer。这一比例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4个百分点。普通本科和专科生就业压力较大。去年同期应届生签约率为14%,当前应届毕业生签约率为10%。其中,双一流院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为15%,普通本科院校、专科院校为9%。

中国招聘网站“前程无忧”发布的《2020复工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月末,有34%受访的雇主暂缓校园招聘。

这些高校毕业生就业前途未卜。

 

 

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对外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以出口为导向赚取外汇。对内以政府大规模投资为主,以基建和房地产带动就业。

本来即使没有川普来打贸易战,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日趋没落。然而形势比人强,习近平接班就面临严重产能过剩,他搞的所谓一带一路,就是为了输出过剩产能,顺带搞所谓的战略布局。但是,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绝大多数地处中亚、东南亚、南美和非洲,而发达国家,在中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总算拉进一个意大利。当然这场瘟疫将会让意大利重新考虑对华政策。这些国家普遍贫穷,当然没有钱去搞基建,只能由中国提供贷款。但是贷款就要考虑偿还能力,否则就会掉进债务陷阱。这就是中共的如意算盘,利用这些贫穷国家的政治腐败,对关键决策人进行各种形式的贿赂,让他们接受超过偿还能力的贷款,以便今后用免除或部分免除偿还来换取这些国家让渡部分主权,例如出让港口使用权。

如意算盘打得不错,但是实行起来就是另外的问题了。这些贫穷国家的腐败,同时也意味着政治的不稳定。一旦政治局势有变,换上的领导人可能终止以前的合约,例如马来西亚;或者经济衰败,完全无力偿还,例如委内瑞拉。当然,委内瑞拉至少还有石油可以抵债,而津巴布韦之类就只能留下一个烂尾工程。当然,经手的中共高官或者其家属无论如何都能赚到流油,但是中国的资金打水漂几乎成了定局。

就在这个一带一路近乎焦头烂额的时候,美国开始了对华贸易战,然后在此期间中共在香港又要干涉香港事务。这个贸易战,可不是一两类产品,而是一个长期贸易政策问题。虽然中共嘴皮子硬,但是在政治和经济困境的压力之下,最终还是和美国达成了近乎丧权辱国的第一阶段协议。

然而协议墨迹未干,中共为了不影响过年气氛而对国内外隐瞒武汉的病毒扩散疫情,并且操纵世界卫生组织,导致疫情扩散到全世界。且不说病毒是否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工改造,仅仅因瞒报疫情而导致全球陷入疫情就是灾难性的。

中共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借机扩大影响力,自以为先入者先出,自己瘟疫已经过去就可以向世界输出影响力了。本来如果真的先走出瘟疫也确实是个好机会,偏偏中国产品质量不争气(暂且忽略中共有意输出劣质品的可能),口罩防护服等产品所到之处频频爆出质量低劣的新闻,至于体温检测设备等稍有技术含量的产品更是破绽百出。如果说日常生活用品还可以用廉价换取用户对质量的苛求,那么医护用品直接事关人身安全则无法容忍劣质品了。与此同时,台湾在成功控制疫情之后,利用剩余产能向世界各国,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免费赠送和低价销售口罩,则赢得一片好感,以至于中共恼羞成怒,整天在台湾海峡和周边海域遛飞机遛军舰,甚至还把那艘中看不中用的辽宁号航母都用上,害得我跟华人同胞聊天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就是辽宁人。经此一役,中国制造的所有招牌都自动在旁边加了一个注解:劣质产品。

这一个注解,使得本已风雨飘摇的中国经济模式被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事情还没完,印度在此时又狠狠砸上一砖头:宣布不再承认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严格审查。这本来是美国在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祭出的一招,一直举着没有落下,结果倒是印度先动了手。对于疫情肆虐期间中共外交部到处甩锅的行为,美国朝野官民早已心生怨气,可以预知的是,美国随时可能也会做和印度同样的事。

疫情很严峻,但是终将过去。疫情过后怎么样?显然欧美各国对中共趁疫情期间垄断医护用品趁机囤积居奇极度不满,从中国撤资的大趋势已经无可阻挡。最近调查发现,在华有投资的美企,已经撤资或准备撤资的已经超过60%,而最近白宫已经提出为美企撤离中国支付全部搬迁费用,日本也已经提出补贴日企撤离。其他国家相继跟退只是时间问题。

内外交困之际,因为自然灾害导致世界多国农业歉收,中共目前怎么解决粮荒?单靠忽悠肯定不够了,估计配给制会再次回到中国。

且看内外交困的中共如何活下去!

 

 

最近,两个很有标志性的新闻事件在全球引起了极大关注,那就是美国、日本、欧洲和韩国等一些国家正在采取实际的行动,加快产业从中国转移。这基本上就意味着和中国正在进行彻底的切割,甚至未来不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件事,同时谈一谈,这样做对美国、日本、中国今后的局势,以及对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月9日,据多家国内外权威媒体报导,在日本政府即将推出的总额高达108万亿日元(大约人民币是7万亿,占日本GDP总量20%)这样一个救灾经济方案中,专门中列出了2435亿日元(大约是158亿人民币)资助日本制造商撤离中国大陆。大家知道,日本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而且在中国外商投资的整体产业链中,占有的比例很大,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本政府出面并花钱帮企业从中国撤离,那么这个事怎么看都非同寻常,说明中日过去四十年亲密的政治经济关系可能将结束了。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经济刺激计划的细节,在用于改革供应链的项目中有2200亿日元,就是143亿人民币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它的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日本本土。另外235亿日元,就是15亿人民币,用于资助日本公司,将他们的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中国和日本之外的第三国,以实现其生产基地的多样化,就是分两块,一块是资助转移回日本的企业,另一块是资助转移到日本之外国家的生产线,就是这两块。那么日本国家之外大概主要就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一位参与指定该计划的日本高级官员说,供应链的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迁回本土,厂商今后很可能要将在中国的生产基地转移一部分去亚洲、非洲等多个地区。日本还是鼓励企业回流日本本土的,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得出来。当然,如果这些日企要搬到其他的国家,日本政府也是支持的,但就是不支持留在中国,这是日本政府非常鲜明的一个态度。日本的一个经济学家就说,一些着重于出口的在华日本制造商已经在考虑搬迁了,那么这次政府预算肯定会为这一行动提供动力。他同时还说,那些着重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制造商,比如说汽车市场就可能不太会搬迁。换句话说,向日本提供配套零部件的在华生产的企业,因为这次疫情导致零部件供应中断,影响到了日本企业的正常生产,因此这些日本企业未来有意撤出中国。这次日本政府列出的专门预算,算是助了这些日本企业一臂之力,一方面了加快了产业链尽快的撤离中国的过程,另一方面弥补了日本企业因为搬迁造成的经济损失,并尽快在日本或其他国家恢复成长。日本虽然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不能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决策,但是日本的大型企业和日本政府的关系又是千丝万缕,特别是像日本的三菱、三井、住友、富士等一些大的财团,基本上是依托日本政府的影响力在全世界布局。对于日本政府的指导,他们可以说是十分尊重的。因此,这次日本政府拨巨资,资助日本企业撤离中国,这个影响可是非同小可的,可以说是日本政界和商界达成共识的结果。

2015年之前,日本在中国的制造业投资是稳居第一位的,后来随着中日关系紧张(因为钓鱼岛),日企就逐渐的收缩了对华投资,最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什么呢? 2016年日本商会组团来到中国,要求中国政府简化日本企业换汇撤离的手续。以前提到过,这个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就是别人要撤离了,但中国的外汇管理局卡住,不让别人带走外汇。那么这个行为可以说是非常的下作。所以,日本撤离了,而韩国乘机大举进入中国,后来居上,超过了日本。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中,香港第一位,新加坡第二位,后面的是维尔京群岛,韩国,日本,美国,开曼群岛,台湾,德国等九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来华投资在2015到2018年期间,一直是排前十位的。以制造业而言,日本、韩国、美国基本上是前三名。那么除了日本、韩国这两个中国的邻居,在中国涉及企业最多的就是美国、台湾和欧洲的德国。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这些投资,绝大多数实际上都是内地的资本,只是在海外群岛里面注了一个册来避税,然后反过来投资中国,这是他们玩的一个套路,其他的都属于国际投资基金。更早之前,因为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韩国乐天集团旗下不少企业,其中包括一些制造业就被迫撤离中国,像这两年韩国的三星,现代,海力士,大宇等一些巨头了,也是纷纷撤离中国,布局越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韩国企业跑的也不少,那么这次疫情发生之后,由于和韩国配套的中国企业停产,也导致了韩国汽车生产线和部分消费类的电子产品的生产企业了就停产,韩国内部也曾经检讨过在华供应链的安全问题,说白了就是减少对中国的零部件进口的依赖。别看韩国喜欢在历史问题上与日本教板,但是在制定经济和产业政策方面,韩国还是向亚洲的老大哥日本学的非常多,因此接下来,在中国投资巨大的韩国企业的动向就尤其值得人关注了。这几年韩国企业其实已经走了不少,如果这次再撤离,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撤干净了,包括日本企业也是一样。

在两岸关系中,中美之间近三年来已陷入了非常紧张的关系,那么台湾几大电子巨头像富士康,基本上已经有不少企业在悄悄撤离中国,大部分是撤回了台湾本土,去年曾经出现了因为撤回的企业太多,高雄工业园无地可用的情况,台湾转移出去的企业小部分转移到了越南、印度等亚洲国家,去年台湾撤离中国的进程是明显的加快,光撤回台湾的资金就高达6000多亿新台币,在蔡英文胜选之后,两岸关系必然带来新的挑战,加上今年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各方面带来的巨大冲击,那么中国的不安全性、不可靠性就越来越高,预料台资撤离中国的进程今年还会进一步加快。

美国在川普(特朗普)上台之后公开呼吁美国制造业返回美国,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其中在华美国企业由于返销美国的税收成本太高(因为加大的关税),所以美国企业在中国制造再出口到美国,它的成本是越来越高,那么他们就面临着撤离里在中国企业非常大的压力,在疫情发生之后,川普是多次公开呼吁美国制造业回流本土,因为这涉及到美国的经济安全,甚至是国家的安全,他就公开表示,美国人的命运的不应该掌握在其他国家的手中。其他国家的数据,其实他说的其他国家就是中国,虽然美国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远不如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些国家,但是美国政府还是可以通过制定经济和产业政策,甚至是国会的立法来引导,甚至迫使美国部​​分产业回流美国这位置,这一次美国医疗物资基本上给中国卡死了。讹诈加上要挟,可以说是让美国吃尽了苦头非常难堪。可以说美国是吃尽了产业空心化的苦果,因为这些年美国的制造业全部都转移到了亚洲(主要是中国)。那么美国这次应该是大彻大悟了,他必然会加快医疗产业链的回流,然后将所有的制造业撤离中国,那么就这将是美国接下来的一个大的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说了,应该将中国和其他美国以外医疗设备供应链转移回美国。那么川普在4月9日的每日抗灾特别工作组简报会上,他也强调不应该过分依赖外国来获取自己的生存手段,那么他说的就是医疗物资,这是人命关天的事,这些东西卡在别人的手上,那么你这个国家在战略上就很被动。目前,美国正在准备通过行政的手段以及国会立法的形式来落实这些企业产业链的转移。

欧洲国家之中,在华投资最多的就是德国企业。一度因为在外资企业中设立党支部组织的问题引发了德国在华投资企业协会和德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就是说中国政府要求德国在华企业设立党支部。后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对这个问题作出公开回应,认为在华外资企业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不过后来,双方各退一步,矛盾呢暂时是缓和下来了,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啊,还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大问题。那么在疫情冲击之下,受疫情影响极为严重的美国和欧洲各个国家的他们就强烈意识到,产业配套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能生产整车,但是你的零部件卡在别的国家;你能生产一个成品,但是原材料依靠中国,那么这样你的产业链就不完整了,别人不卖给你原材料、不卖给你零部件你就完了,你没有阻挡的能力,因此这样就大大增强了将海外企业撤回本国的动力,所以这次疫情之后呢,美国也看到了全球化的一个弊端,就是全球化是分工式的,他们中间的一个国家出了问题,其他国家全部歇菜,这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弊端,美国已经发现了,所以美国现在开始考虑做自己的全产业链,就是美国将一些主要的、关系到民生关心健康的一些东西全部回流,从原材料到半成品到组装开发,全部都放在美国内,这就是全产业链,我觉得在此之后美国会朝这个方向走,所以疫情将大大增加美国将海外企业撤回本土的动力,预料受到日本政府资助其企业撤离中国的启发,美国也不排除出台类似的政策、措施来刺激美国的企业回流美国。

扣除来自维尔京、开曼群岛的假外资之外的,那么日本、韩国、美国、台湾、德国大致占了全部外资制造业投资的70%以上。如果这些外资全都跑了,那么他们转移出去的产能,绝大多数不会被国内的企业所替代,因为这些外资的产品本来就是供应海外市场的,现在只是把基地搬回到自己的国家而已,这样会更方便,而且有着长期稳定的配套关系。所以,这些外资制造业的撤离,意味着中国的外汇收入、税收和就业岗位会大幅度减少。

外贸引发的失业潮可以说只是刚刚开始。这些外资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出中国带来的失业潮可以说才是最致命的,当然对于许多仇美仇日的人来说,这何尝又不是他们求仁得仁呢?

说到美日欧的制造业转移,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开头所说的关于美国的一个事件。4月9日,美国政府允许谷歌启用连接加州和台湾的海底光缆,但是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启用加州连接香港的部分。其实原计划是同时连接台湾和香港,那么现在的只连台湾不连香港,大家想想这其中是什么意思。美国司法部表示,允许美国和香港间的直接电缆连接将严重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重大的风险,这项决定获得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的支持。香港的网络自由度其实很高,一向享有国际企业进军中国的跳板地位。香港过去受到英国政府统治的时候,美国政府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的,因为那时候香港是一个自由的经济体制,是在英国政府的治下。我们知道,海底光缆传送的是大量的信息,在廿一世纪这些信息都是非常珍贵的资产,因为这会涉及到国家机密和商业机密。但中共这些年来对香港管制越来越严,且其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也受到了非常大的破坏和威胁,激起了香港人强烈的反抗,就是去年的“反送中”运动,这也引起美国对信息安全的警觉,促使美国在涉及国家的资讯传输的计划上选择了更安全的台湾而放弃了香港,防止华为事件重演。这说明美国是将台湾看作自己可靠的盟友而对待,所以他才会允许加州跟台湾的海底光缆启动、建设。同时,这对香港发出的是一个非常不信任的信号,可以说这个信息现在在网络上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那么香港越来越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了。在疫情之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框架中,可以说中国不仅将会受到追责,而且中国和香港都将会被排除在世界政治经济的框架之外,中国将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孤立状态,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习近平近期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相反,台湾有自由民主的体制,在这次疫情中,给了美国以及国家社会巨大的援助,而且是抗灾表现最好的国家——没有之一,可以说已经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和尊重。比起香港地位的骤降,台湾的地位正在快速的爆升,那么这种趋势,我觉得还会继续。这种趋势的背后是全世界正在和中国进行切割,中国的地位在下降,台湾的地位在上升,是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不管是产业上的切割还是信息技术上的切割,可以说整体来讲就是全世界在政治、经济上和中国全面脱钩。

疫情爆发,欧美各国深受医护用品生产基地外置,制造业产业基地外置带来的痛苦,很多国家因此遭到更严重的人员伤亡。今天,无论是那些将产业基地外置的国际大企业,还是一些议员、甚至是官员,他们都在面对民众的怒火和愤怒,那么他们怎么办?等待被怒火烧死吗?当然不是,他们为了给死去的公民一个交待,为了给本国带来这么巨大的损失作一个交代,也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那么国际大企业可以说都将在本国的政治司法压力之下全部狼狈地撤回来,将自己的海外产业全部搬回本国,美国的回美国,欧洲的回欧洲,日本的回日本,因为他们面对的可以说是全体本国民众的怒火,同时他们在海外的很多投资也都失去了本国政治和军事的保护,这些个投资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风险资产,搬回家对他们来说是最安全的选择。如果中美一旦进行政治、甚至是军事的对抗,那么这些在华的美资企业怎么做生意?他们可以说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人质,他们现在不走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也是前面讲的日本政府出钱安排日本企业撤离中国,美国政府用行政命令、甚至是立法的方式开始强制美国的企业搬离中国的原因。

疫情情之后,我觉得全世界对中共的索赔和追责将会启动,而中共必然是不会甘心就范的。按照目前的局势来看,国际地缘政治和军事局势会骤变。欧美等西方文明力量和以中共为代表的国际流氓军团,可以说将开始正式的政治和军事对抗,这是一种概率很高的事件,那么这种对抗的可能就是邱吉尔演讲中的“铁幕”,可能就是建立柏林墙这样的国际大的政治军事事件。当然,不管过程如何,那么最终的结果,我觉得必然是以中共国的全面溃败告终,这个过程可能会比二战之后的苏联溃败短很多,结果也会惨很多。那些现在在路边摊上吃着10块钱一碗素面、嘲笑着美国欧洲日本将衰落的中国人,可以说再也没有机会吃上这样的面条了。

没有了欧美市场,没有了外汇来源,中国人集体失业后吃草的黑铁时代将彻底到来——大家且行且珍惜!

 

 

国社会与经济问题专家程晓农博士,15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三重打击,随之而来的失业潮恐怕再无转还的余地。

【录音】感觉是这波失业潮与以往所有的情况都不同,不是临时性的,不是周期性的,而是永久性的,就是说现在失业的绝大部分人今后可能这辈子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原因是中国经济现在是三重的打击。第一重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前,或者说更早一点,一两年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开始下行,这大家都知道了。由于经济下行、整个经济的萎缩,房地产泡沫已经到了顶了,所以房地产拉动经济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中共没有办法重新挽救经济,所以经济已经告别繁荣,正逐渐走向困境。这种情况下,企业本来就开始越来越困难,就是刚才讲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不会再有回来的那一天,只有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情况会急剧恶化,这是第一重影响。

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波冲击,则是由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产业链转移。程晓农说:

【录音】第二重影响是中美贸易战。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发生,整个的经济全球化开始转轨。现在说美国可能要加关税,那么很多公司开始撤订单,根据中国目前为止提供的消息,是大概半数以上做外贸的企业拿不到订单,这订单有可能已经下到别的国家去了。也就是说,这订单一去不回头了。你把订单丢了,大概就是外贸行业几千万人一半要丢了工作,也是不会再有下一波什么回潮,或者重新外贸上、出口上再有新的发展,这种可能性没有了。

而当前正肆虐全球的中共病毒疫情,更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程晓农说:

【录音】第三波冲击是疫情战。疫情战的结果是中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看来中共现在是用战狼外交作为唯一抵抗手段。如果是按照中共目前的应对态势,因为它不能承认自己的一系列在疫情防范当中隐瞒真相的这个事实,那么一旦这个事实它承认,它就面临着索赔。这巨额的索赔可能会把它赔得精光。所以它现在的办法是坚决地赖帐。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世界各国对中共的不满越来越厉害,同时中美两国现在在疫情战方面走向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为美国国内要求制裁中共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压力下,美国会对中共越来越紧。中共现在没有转还的空间了,也就是说贸易战的情况会恶化,疫情战再加一重冲击,所以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逐渐演变成美国制裁(中共),中共反制裁,然后逐渐脱钩,最后中美进入全面的经济战。「全面经济战」的意思就是,双方在所有可能的方面制裁,那么结果就是中国和世界脱钩了。中共已经提出来了,它们最后一招反制手段就是脱钩!中共拉几个什么伊朗啊、朝鲜啊,搞一个小同盟,他们自己做生意。

程晓农指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严重困境,实际上都是中共政权带来的恶果。

【录音】那么今年2020年将是中共告别过去30年得意忘形的转折点,从此恐怕就是进入每况日下。那么我们只说就业,应该讲是去年是中国就业的顶点。从那个时候开启中国的就业只会下滑,不会反弹了。因为我刚才讲三重冲击,第一重是中国政府造成的,就是房地产泡沫是它选择的,也是老百姓支持的。大家都去买房子嘛,都想发笔小财。第二个中美贸易战,也是因为中共大规模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诱发的,这也是中共作出来的。第三重疫情战不用讲了,更是如此。所以国内老百姓他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苦熬」可能就是从2020年开始,成为一个新常态。

2020年是中共当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其目标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倍,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不过目前,从中国多个渠道传出的信息来看,在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下,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正席卷中国。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今年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飙升至6.2%,外出农民工减少超5,000万,这些农民工隐形失业率并未体现出来。3月,中国的失业率仍处高位。

不过,非官方的失业率估计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据中泰证券的测算,中国的失业率约为20.5%,有超过7,000万人失业。而深圳望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陈杰则预计,疫情可能导致2.05亿工人遭遇「摩擦性失业」,失业率超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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