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2亿人失业 “上山下乡”将重启

 

中共国务院5月25日召开了一次特别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的举行方式和北京高层对会议的重视程度都显示，中国经济出现了极为严重的问题，当局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加以应对。

十万人大会

中共新华社周三在报道这次会议时把它叫做“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参加会议的官员阵容庞大，李克强，韩正这两名政治局常委，三名政治局委员，分别是孙春兰、胡春华、刘鹤和四名国务委员，魏凤和、王勇、肖捷、赵克志。

李克强在会议上作了所谓的“重要”讲话。他以罕见的严峻口吻谈到了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李克强说，“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他要求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

李克强还强调说，“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全面把握，防止单打一、一刀切。”
有分析表示，李克强把中国经济目前遭遇的冲击与2020年遭遇的冲击相比较，而且认为前者比后者“还大”，足以说明中国的经济形势的确“极为严峻”。而且，“稳住经济大盘”与之前类似会议使用的“稳增长”的提法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显示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快慢的问题，而是经济大盘已经面临整体弱化的危险。

经济专家们普遍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当局坚持的“动态清零”防控政策。

在此轮疫情反扑中，中共当局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封城措施，以遏制传播速度更快的奥密克戎毒株的蔓延。结果事与愿违，非但没有取得武汉封城时的效果，反而大大拖延了诸如上海等核心经济区域因封城导致的经济停摆的时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台北经济学者吴嘉隆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经济处于俄乌战争和封城引发的生产和就业困境，陷入了四个恶性循环：生产和就业恶化影响到消费信心，而消费信心的下降进一步增加生产和就业的困难；投资信心导致投资减少，而投资减少导致投资信心的进一步下滑；银行害怕呆账而减少贷款，反而引起更多的呆账；资产通缩迫使人们抛售资产，而抛售资产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

吴嘉隆表示，这四个恶行循环同时发作，给中国经济造成了雪上加霜的效应。

北京当局对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视程度也是前所罕见，会前北京就要求全国省、市、县各级领导都要到指定会议专场参加会议。

网上流传的江西南昌市进贤县发出的会议通知不仅规定了会议举行的时间和地点，还具体列出了参会的各级领导名单，上至县级官员七名，下至各局委领导和各乡镇长。

李克强在会议上强调，稳住经济大盘各级政府都有责任。他说，“地方肩负着促一方发展、造福一方的重任，要守土尽责抓落实”。他的这番话解释了为什么要全国各级政府参加此会的原因。会议不只是中央下达经济工作大政方针，而且是要求地方政府尽职尽责，全力推动经济复苏工作。

李克强召开的这一罕见会议，让人们更加关注中国经济的同时，再度让人关注中南海里的政治博弈，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有关“习下李上”的政治传闻被传的沸沸扬扬，各种消息也是满天飞，引发很多网友的极大关注。

很多人由于对动态清零政策的厌恶、痛恨，因此迫切希望传闻成真，哪怕他们知道李克强也是要维护中共这个一党体制，但还是希望李克强能够取代习近平。

然而，从中共党报上透露出的迹象看来，李克强在权力上依然无法和习近平抗衡。

李克强报道获“特殊”待遇

李克强召开十万人大会，虽然引发外界极大关注。但是，如此重要的一篇报道，却没有出现在中共各大喉舌26日的头版上。让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头版上都有什么？

中共《经济日报》26日的头版头条是《习近平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这篇报道同时出现在了中共各大党报的头版头条上。另外《经济日报》的头版上还有以“《经济日报》编辑部”刊发的评论文章《全面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从标题可以看出，这是以很高的规格在进行维稳，这篇文章同时被中共各大党报进行了转载。而李克强的这个报道，竟然被安排在了《经济日报》的第二版。这一点非常不同寻常，要知道《经济日报》是中共国务院主办的中央直属党报。

而在中共《光明日报》的头版上，同样没有李克强这篇报道，而是被放到了第三版。

在中共军队喉舌《解放军报》上同样如此，头版头条依然是习近平会见公安系统代表，李克强这条报道也没有出现头版上。

在中共《人民日报》上，李克强的报道总算出现在了头版上，但是仅有短短的几百个字，其它内容则被放到了第四版最不起眼的部分，那一版的头条是《北京采取更加坚决措施——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通过上述中共党报的版面安排，显示出李克强虽然召开了令世界瞩目的十万人大会，但是并非像是一些分析认为的是“李上习下”。

很多人看到这个十万人大会，在网上留言说，感觉如同是中共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

这让人想起一位著名专家的分析。5月中旬，美国知名记者比尔・格茨（Bill Gertz）在保守派网站《华盛顿时报》上，针对最近有关习近平将要下台的谣言，他引述了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Miles Yu）的分析，他说，“在中国，这些传闻无论真假，都经常被中共党内的敌对派别在频繁的权力斗争中作为武器”。

余茂春先生还说，"当整个中共在中国造成灾难时，该政权通常需要传播一个谣言，让人寄希望于一个更好的人出现，以挽救党的形象"，

报道将习近平将要下台的传闻，和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三年大饥荒时的毛泽东相比。当时的毛泽东被迫退出日常管理，但仍然是最高领导人。

余茂春说，"四年之内，毛泽东发动了一场更加致命的权力斗争，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清除了所有那些迫使他退位的中共领导人”，他认为“如果这个传闻被证实是真的，习近平先生没有理由不在他仍然掌权时重复这种情况。”

很多网友在将这次十万人大会和“七千人大会”相提并论的时候，也不约而同的谈到了“文革2.0”。这和余茂春先生的分析相一致。

我们在这里提一个问题，一些朋友不见得会想到，就是当很多海外的网友将这次大会和“七千人大会”相比较的时候，大陆的网友会不会？中共官场上的这些官员们会不会？习近平会不会？

他们一定会！

那么这次大会的后续效应将陆续出现，习近平绝不希望给外界造成他政治上失势的错觉，而这恰恰是他的党内敌对派系，如江泽民、曾庆红派系所极力要达到的目的。

从中共各大喉舌26日头版的版面安排已经露出端倪，李克强如此重要的会议，几乎没有在头版出现，这显然是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宣传系统的刻意安排。而且，枪杆子和刀把子的表态至关重要。习近平会见中共公安系统代表的报道被放到了头版头条，无疑在宣示其对“刀把子”的掌控。而此前中共军方包括张又侠的一再表态，也证明习近平目前依然获得军队方面的支持。

再来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

1958至1960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三年大饥荒”，造成三四千万人的无辜死亡，搞得天怒人怨。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七千多人，这就是所说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被迫作了自我批评，不得不承认中共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

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刘少奇批评大跃进说：“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关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天灾，也有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人祸。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据说，这句话刚一说完，全场马上爆发了持续五分钟（有人说有十分钟）的雷鸣般的掌声。因为鼓掌声太过猛烈，连后台的服务生也跑进会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刘少奇虽然在会上承认三年灾害的主要原因是“人祸”，但他仍然积极配合毛泽东批判彭德怀，而七千人大会要解决的问题，却正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提出的。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谈到庐山会议，他说：“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而且，刘少奇说，彭德怀“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以，“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不能平反。”

刘少奇所说彭德怀的两大问题，即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的问题，所有中央委员都知道，这事连一点影子也没有，谁对这一点都是心知肚明。

从目前传出的信息看，李克强在这次大会上，并未对习近平进行某种形式的批评。这次大会虽然阵容庞大，远超七千人大会，却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不过，这次大会却真实的反应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极其严峻危险时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内也将呈现更加激烈的权力斗争。因为以江曾派系为首的中共党内反习派看到了机会，他们一定会利用“动态清零”、“经济下行”，进一步利用舆论对习近平展开进攻。

不过，习近平显然不可能束手待毙，毕竟枪杆子、刀把子掌握在他的手中。

正如余茂春先生所说，"四年之内，毛泽东发动了一场更加致命的权力斗争，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清除了所有那些迫使他退位的中共领导人”。

习近平和江曾派系的政治博弈随着二十大的临近会更趋激烈。

一场大的政治风暴或正在酝酿之中。

 

2月14日消息，滴滴出行开启了覆盖几乎全公司裁员计划。此外，其还积极准备到香港交易所上市，但滴滴出行业绩方面令投资者担忧。

裁员20%的指标 补偿为法定标准 N+1

2月14日，“晚点 LatePost”获悉，滴滴内部传了大半年的裁员消息终于落定。裁员最先从创新事业部R-Lab开始。R-Lab事业部成立于 2017 年，孵化的最重要业务是滴滴外卖，此外还做过小巴的探索。这一次，R-Lab 国内业务裁撤，国际化外卖技术团队并入国际化部门。

紧接着，滴滴开启了覆盖几乎全公司裁员计划。“晚点 LatePost”报道称，近日，滴滴网约车、两轮车、货运等出行业务的负责人都收到了裁员通知。

国际化部门尚未受影响，还在持续招人中。知情人士认为，滴滴国内业务无法注册新用户，份额下降，但国外还可以继续做。

自动驾驶也没有裁员。滴滴自动驾驶从2019年分拆成独立子公司后，就是滴滴现有业务中最独立的部门之一。

“先是部门 leader 通知，再是 HR 通知，”一位滴滴人士说。整个裁员计划将会非常迅速地执行。裁员通知将在2月底完成。

这一次各部门裁员比例不一，总体裁员比例约为20%，职能和业务线都要背负裁员20% 的指标。裁员补偿为法定标准 N+1。

一位滴滴员工称，滴滴的年终奖于2月底才会发放，一些被裁员工的年终奖或将受影响，2月底仍在职的员工年终奖按照绩效正常发放。不过在2021年，滴滴被信息安全审查，市场规模下滑，员工年终奖本来就会受到影响。

滴滴员工手中的股票价值也大幅缩水。目前滴滴的市值只有188.4亿美元，低于2016年融资估值。员工手中股票的价值比滴滴上市后的高点少了75%。

滴滴难维系此前一家独大的行业格局

一些滴滴员工认为，受限于市场和政策，滴滴在网约车上不太可能维系此前一家独大的行业格局。

去年12月30日，滴滴公布了未经审计的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业绩。财报显示，2021年第二季度，滴滴的总收入为482亿元人民币；第三季度总收入为427亿元人民币。其中，第三季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为306亿元。

滴滴收入主要来自中国出行业务。滴滴当前收入由三部分构成，中国出行业务包括网约车、出租车、代驾和顺风车等业务、国际业务包括国际出行和外卖等业务和其它业务（共享单车和电单车、车服、货运、自动驾驶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此外，滴滴再次披露启动纽交所退市及港股上市相关准备的信息。滴滴宣布董事会支持公司从纽交所退市，已批准公司进行相关工作，董事会也授权公司启动在香港主板上市的准备工作。同时，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辞任滴滴董事会董事一职。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称，滴滴正计划与高盛、招银国际、建银国际合作，透过“介绍形式”在香港上市，意味着不会发行新股和集资，并允许美国投资者将其股份转换成香港新股。

滴滴曾因将Uber赶出中国风光一时，如今却也成为北京当局镇压企业的头号目标之一，其在6月30日在纽交所上市的决定惹怒了当局，引发一系列的监管调查，最终不得不宣布退市。

有分析人士曾指出，当局希望借此对滴滴出行等科技公司暴露出来的数据安全漏洞亡羊补牢，因为滴滴出行拥有中国上亿人的出行信息，它可以精确到某个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什么时候去打车、什么时候到哪里去、什么时候比较忙，以及每个地方的路况，而这些数据都涉及到了所谓的“国家安全”。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中共政府的各种所谓“调控措施”犹如狂风暴雨，正在席卷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而近期除了恒大集团负债3000亿美元“暴雷”外，新力控股集团又传出“爆雷”。 9月15日新力控股集团总部员工收到降薪50%的口头通知，之后又传出裁员50%。不仅如此，绿地也裁员40%、雅居乐总部裁员50%、区域裁员33.3%、花样年裁员30%、金科裁员20%、阳光城分区域裁员40%，接着中南、海伦堡、禹州等房企宁波区域并入杭州，一大波裁员统统上路。

据界面新闻统计，截至9月7日至少有274家房地产公司宣布破产，平均每天倒闭1家。

也可以说，房地产大幅度裁员、倒闭，造就中国第一支失业大军。

不只如此，中国还有第二只失业大军，就是补习教育行业。在“双减”政策（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减轻校外培训负担）下，中国补教产业一夕间被“团灭”，各地上千万教职人员失业。

据财联网披露，中国补教龙头新东方共有10万员工，创办人兼董事长俞敏洪宣布，秋季课程结束将停止小学和初中学科业务的线下招生，各个城市将逐步关闭教学点，目前已裁员近1万人，预定年底前裁员逾4万人。据瑞银研究报告称，中小学课后辅导业务占新东方2021财年80%的收入，2020财年占到90.7%。

就在房地产、补教业纷纷陷入危机之际，中国又出现第3只失业大军“跨境电商”。

中国媒体《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7月曾报导，亚马逊正在大肆封锁涉嫌伪造商品评价的中国电商帐号，约有20万到25万用户与亚马逊市场供应商涉嫌“刷好评”；市场传闻，约有20万个帐号已列入亚马逊黑名单，封号潮将持续至9月底。

自由亚洲电台也称，知名跨境电商“有棵树”1.3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被亚马逊冻结，该品牌的营收一夕间从4500万下跌到100万人民币，1400名员工离职。

报导还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发生过5次大规模裁员潮。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大量国企员工下岗。第二次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实体企业破产。第三次是2016年O2O行业大面积倒闭而出现的裁员潮。第四次是去年的武肺疫情影响到中国的餐饮、旅游、外贸等行业，出现裁员潮。第五次裁员潮发生在今年。地产、补教行业、跨境电商行业三支失业大军，正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构。

有评论指出，当前中国的失业潮与上世纪90年代的失业潮有很大不同，“上世纪90年代，国企的改革导致大量的下岗，我们也可以说是失业潮，也可以说是创业潮，这使得另外一些产业有充足的劳动力来源，它处在改革开放的上升阶段。现在这几次裁员潮，说明改革开放在走下坡路”。

 

 

从事外贸行业的朋友都知道，中国这两年的外贸饱受集装箱匮乏之苦，出口发出去了的集装箱就回不来，滞留在欧美各国。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欧美各国以前的生产和运输链条被所谓的新冠疫情给打断了，至今没有很好的恢复。好吧，对于现在的集装箱匮乏症，这里必须给出直观的数据予以论证：

2018年中国的集装箱生产量达到阶段性峰值11175万立方米。2019年，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集装箱产量剧烈下降到7236万立方米，降幅35.2%。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表示远洋运输企业普遍的订单不足，所以不愿意采购集装箱。不过2020年峰回路转，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还能维持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国家，所以出口大增，当然集装箱出去了就回不来。于是2020年中国集装箱产量上升到9864万立方米。

2020年之后，集装箱回不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每一箱货发出去，那个箱子本身就石沉大海，从此再也不见踪影。于是，搞笑的事情出现了：今年1-7月份，中国集装箱产量达到了惊人的12645万立方米，已经超过此前2018年峰值的全年产量，同比增幅达到了惊人的232%！

这种搞法实在是令人始料未及，中国航运价格指数因此达到了如下图所示的史上最高。外贸企业原本以为自己会挣得盆满钵满，结果那点利润全被运费吃掉了。这场外贸闹剧要怎么继续走下去，让我们继续观察就是了。

另外，我们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从2018年开始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这个数据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的主导机构是国家统计局，方式为抽样调查，相对来说更准确。而登记失业率的主导机构是人力资源部，方式为进行了失业登记领取补助的人群。由于中国的失业登记手续极其繁琐，想要正常完成登记难如登天，所以登记失业率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就城镇调查失业率之中，最有价值的分项数据为“16-24周岁城镇青年失业率”，这个数据从2018年开始发布以来，始终都很高，算是相对准确的反应了年轻人的就业难问题。2018年底16-24周岁城镇人口的失业率为10.1%，2019年底12.2%，2020年底12.3%，到2021年7月份为16.2%。当然，7月份的数据存在季节性因素，刚毕业的700多万大学生集中释放出来，拉高了月度数据，不过这种年轻人失业率一路走高的趋势，是不会变的。

现在就等2020年人口普查的完整数据，因为不是很确定城镇青年人口数的精准数据。在获得这个数据之后，再扣除城镇相关年龄的在校学生数量，就能计算出城镇社会青年的真实失业率了。

这里先使用已经发布的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粗略估算，2010年城镇16-24周岁年轻人总量为11611万，以当下16.2%的城镇青年失业率计算，那失业总人数为1881万。当然现在的城镇青年基数会增加很多，所以失业总人数也会增加很多，一定超过2千万，这里也不管。2010年城镇16-24周岁的在校生约5100万，则当时社会青年总量为11611-5100=6511万。所以，如果现在的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放到2010年，则当时的城镇社会青年失业率为1881÷6511=28.9%。我估摸着这个数据应该与当下的现实情况差不多，结果应该是30%左右。

总之，社会青年的普遍失业现象，其实应该已经构成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了。

 

 

年初至今，北京当局的监管风暴，原材料上涨以及现在的大范围限电等情况，均让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失业潮也不可避免，令中国总理李克强保就业的目标难上加难。

中国制造业大省如浙江、广东和江苏，陆续发出“限电停产”政策，更多省份的工业企业被要求“开三停四”甚至“开二停五”、“开一停六”错峰用电，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较大影响，订单交货期甚或拉长1倍。若严格限电达2个月，预计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

如果出口企业生意不佳，出现破产倒闭潮，势必影响就业和居民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内需增长、消费升级都是空谈，经济只会面临更大压力。

这也反映到经济数据上，9月30日，中国9月官方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降至49.6，刷新19个月低点，为19个月以来首次跌至萎缩区域。供需两端放缓同时，价格指数持续抬升，中国经济滞胀风险加深。

COVID-19疫情未止、原材料不断上涨导致短缺、限电限产持续影响中国经济，房地产活动放缓也是一大风险。制造业PMI整体恐难改变偏弱趋势，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甚至有分析师担忧四季度GDP增速可能“破4”。

北京当局各种所谓监管措施更是如狂风暴雨，正在席卷经济的每一个领域。

一支失业大军是房地产企业大幅度裁员。除了恒大集团二万亿人民币的债务“爆雷”，新力控股集团近日也传出类似债务危机。9月15日，新力公司总部员工已陆续收到降薪50%的口头通知，其后传出裁员50%。

还有一支失业大军是教育培训行业。在当局“双减”政策下，中国各地上千家教育培训机构被“团灭”，上千万教职人员失业。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截至 9 月中旬，裁员近一万人，预计年底前将裁减4万人。

9月30日，《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分析认为，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行业裁员，是政治环境造成。民营企业大量倒闭，员工大量失业，这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失业潮还有不同之处。

近四十年来，中国发生过五次大规模失业潮。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大量国企员工失业。第二次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实体企业破产。第三次则是2016年，O2O（即在线离线/线上到线下）行业大面积倒闭而出现的失业潮。第四次是去年的COVID-19疫情影响到的餐饮、旅游、外贸等行业，出现失业潮。

李克强此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称，“十四五”时期（2020-2025年）中国城镇就业压力依然较大，要继续把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宏观政策优先位置。

中国官方声称有2亿人“灵活就业”，但是专家指出，这个数字只是针对城镇人口来说的，而“灵活就业”就是“半失业”的代名词。官方发布失业率为5%，但北京大学曾经做过调查，疫情原因下真实的失业率恐高达20%。

根据中国国务院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稿，李克强多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强调，就业是民生的头等大事。

“天钧政经”研究员任重道指出，在社会阶层早就已经固化的中国，年轻人进入社会一眼就可以看到天花板，没有奋斗的希望，于是纷纷选择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子的低欲望生活状态，即所谓的“躺平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官方希望年轻人为经济增长贡献力量是很难的。

 

 

近日，新东方创始人、董事长俞敏洪在高管会议上宣布，秋季课程结束以后，将停止小学和初中学科业务的线下招生，各个城市也将逐步关闭教学点。一位参会的高管表示，到年底裁员人数将超过4万人。

陆媒财经网报导，俞敏洪在内部说，原来的计划是在8月底裁员4万人，但截止至9月中旬裁员还不到1万人，两位新东方人士表示，今年初新东方整体人数约10万人左右。一位新东方老师在内部的文件中写到，“秋季课程是重中之重，没有续班的任务了，把学生教好，送好最后一程。”

俞敏洪在高管会上称，决定收缩小学、初中的线下业务，主要是由于时间和价格的限制，在现在的政策环境下，“调整迫在眉睫”，他鼓励各地分校长积极尝试素质等新方向，“大不了是尝试所有业务都失败了，新东方账上没钱了，我们喝顿大酒，就散伙。”

新东方停止小学和初中学科业务的线下招生，意味着新东方将放弃最重要的营收来源，据瑞银最新研究报告称，中小学课后辅导业务占新东方2021财年80%的收入，2020财年占到90.7%。

接着新东方也有新的举措，陆媒快科技报导，9月25日，新东方召开“大学生学习与发展中心品牌升级”发布会称，新东方将对现有的四六级项目、出国考试项目、考研项目、财会项目、教资项目进行全面升级，未来也将拓展司法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等教育培训项目。俞敏洪表示，对新东方而言，大学生“学习与发展中心”的升级不是转型，而是坚守和回归。

今年7月，中共《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提出，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中共“双减”政策出台以后，国内众多培训机构，将面临退出或转型两种选择。

中共7月下旬提出“双减”政策之后，大陆教育培训机构已有超过16万家宣布破产倒闭，包括上海巨人教育、启文教育、杰睿教育、趣口才等。中共在打击培训机构的同时，还设立了一个“白名单”。《证券日报》报导称，没被列入白名单的机构都面临倒闭的风险。目前被列入“白名单”的机构包括新东方、新航道、学而思、高思等机构的相关分校。

 

 

在中国，由于政策的原因，民营企业的工作朝不保夕。年轻人不管学历有多高，都纷纷去挤考公务员的这座独木桥。因为有了编制，就可以享受良好的环境，清闲的工作，高薪、双休，连殡仪馆也成了挤破头都进不去的香饽饽工作。

据然财经报导，随着疫情的持续，经济的下滑，很多人都直接体验到了“上着上着班，公司破产了”或“上了半年班，没拿到工资”的惨遇。而与互联网公司动辄996、007，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相比，编制内有着环境好、强度不高、加班少，收入稳定，工作稳定的显著优势。

有网友称，6年时间换了三份工作，每次都是很努力的做到管理层，收入开始可观，但随后公司说倒就倒，而每次公司的倒闭，都是与上面的政策对行业的打压有关。

考公务员，是很多年轻人无奈的选择。

国考招考数据显示，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审核通过人数超140万，招考职位13172个，招录人数25726人，平均竞争比例39.5：1，热门岗位竞争比例高达3000：1。

报导说，为了增加“上岸”成功率，一些“冷门”岗位成为了考生们眼中的香饽饽。一些原本与年轻这个词格格不入的岗位，如残联、提名人防办（全名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老干部局，还有县党史办、县供销联社、团委、妇联、文联、民语办、档案馆等，都成了竞争激烈的职业，还有“不好为外人道”的殡仪馆岗位。

对民营公司越来越多的重锤，让年轻人看到了未来的命运，房价、医疗、教育的巨大压力，让他们不再有热血去创新、创业，只求安稳，而有一个事业编，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

一名27岁的殡仪馆管理员表示，很少会和身边亲友谈论自己的工作，毕竟“殡仪馆”这几个字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太好听”。但这份工作确实不错。

他称，大四那年研究生考试落败，于是考编成了次之的选择。而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距离考试已经没几个月了，所以一番衡量之下，“冷门”的殡仪馆岗位成为目标。

当时，这个岗位只需要大专学历就可以报名，但还是要签订5年服务期的工作合同。本以为殡仪馆这样冷门的岗位，不会有多少人去，但没想到竞争依然非常激烈，3个岗位有将近100个人应聘。

在收入方面，殡仪馆的管理人员保持在事业单位的中等偏上水平，但关键胜在稳定。他表示，现在5年服务期快满了，“但我不会选择离开，毕竟现在跳出去再回来就没可能了”，虽然有编制的工作很满意，但找对象成为难事，周围的人也会因为“晦气”远离自己。

有网友爆料说，自己也去应聘过殡仪馆的岗位，结果也是100多人争抢，一打听，没有“关系”还进不去。

那些挤公务员这座独木桥的年轻人表示，自己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考进体制内，呆在空调房里，每天喝茶看报，又清闲又舒服。

网友评论说，“一切工作加上编制两个字就是好工作。”年轻人纷纷以这样的姿势躺平，“这种趋势，说明（这个国家）病得不轻”。

 

 

中国的年轻人不愿上流水线做工，农民工也越来越喜欢留守家乡，导致疫情以来中国各地工厂，出现了劳动力短缺。

《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的海外市场，对手袋、化妆品等中国产的商品，需求急剧增加，但是生产这些商品的中国工厂，却纷纷表示遇到了招工难。现在的农民工，不想在工厂染上新冠病毒，其他的年轻劳动力，也更愿意选择服务业的工作。

加薪也招不到工人

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一家50名工人的化妆品厂，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但却不能扩大生产规模，主要原因是，招不到40岁以下的员工，即使提供了每小时30元的报酬和免费食宿，前来应聘的年轻人，仍屈指可数。

41岁的工厂老板说，“现在的年轻人对工作的看法和老一代不同，家里都是独生子女，谋生压力不大，甚至很多人来工厂上班，是为了结交异性朋友。”

许多工厂为了招到员工，被迫支付奖金或提高薪资水平。富士康科技集团(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的一个业务部门发布的微信通告称，富士康在郑州的一家工厂，从7月份开始，新员工在职满90天，可获奖金9,000元。

位于东莞的亚洲鞋业协会(Asia Footwear Association）表示，新冠Delta毒株疫情近期席卷亚洲，导致制造业务转到中国的工厂，工厂现在只能加薪招聘员工。

农民工不愿离开故土

疫情以来，农民工担心较大城市的疫情，愿意留在家乡或在家乡附近工作的越来越多。中共国家统计局称，2020年，农民工总量10年来首次下降，减少了500多万，降到了2.856亿，

BSK Fashion Bags联合创始人Jeroen Herms称，今年2月份春节过后，该公司在广州的100多名工厂员工，有快1/3没有回厂，高于往年20%的不返厂比例。Herms说，“很多人不再愿意离开家乡，我们几乎招不到工人了。而且，工人的平均年龄已从10年前的28岁，提高到现在的至少35岁。”

万得(Wind)的数据显示，30岁以下 的农民工比例，从2008年的46%稳步下降的2020年的23%。去年，中国有过半的农民工，年龄不低于41岁。

农民工愿意干服务业

渣打银行的经济学家丁爽表示，年轻人对工作有了更高的期望，他们不再愿意从事任何类型的艰苦工作。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的年度调查也表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工厂工作视为苦差事，2018年服务业已经超过制造业和建筑业，成为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就业领域。

在2020年初之前，33岁的王先生在南方城市东莞不断跳槽，6年内工资在稳步提高；但是，在去年疫情得到控制后，他并没有回工厂上班。他和家人搬到了北京，走入了薪酬更高的的服务行业。

现在，王先生当上了外卖送餐员，工资比他在工厂的每月近6000元，高出10%左右。王先生说，他的目标是，能够月入万元人民币，就和其他干了多年送餐的朋友一样。

 

 

毕业后不到两周，陈琳收到离职的通知。她在2021年春季招聘中和一家线上教育机构签下劳动合同意向书，但是7月13日，刚在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门口完成本科毕业的拨穗仪式，7月26日，她收到了离职的通知。从毕业到失业，前后不过13天。

告别

“过去这几个月就像一场梦，现在是碎到不知从何捡起。”陈琳说。她入职这家线上教育机构，是靠朋友的“内推”。朋友在2020年秋招的时候加入了这家风头正盛的在线教育公司。“美好”，对方用这个词向陈琳概括自己在这家教培企业的工作。

某种意义上，朋友说的没有错，那称得上是教培最巅峰，也同样最为癫狂的年份。2020年，教培行业到达顶峰。疫情破开了线上教育的需求豁口，整个市场加速渗透，不断扩大。根据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发布的《中国K12在线教育市场调研及用户消费行为报告》，K12教育行业的渗透率于2020年3月达到85%的峰值。课题组预测，2022年K12教育行业的渗透率预计能突破55%。

行业快速扩张，让从业人员的需求不断扩大。陈琳还记得初入公司实习时，办公室的座位不断在调换，“因为每天都有人在加入”。隔壁工位的同事和陈琳聊天，说起自己入职时，“从简历投出去到最后拿到正式录取通知，前后只用了3天。”

揽人的同时，教培行业将入行门槛逐渐抬升，名校毕业生成为香饽饽。

“他们需要名校名师，帮他们打响招牌。”面试时，教培机构的人力资源告诉陈琳，她所参加的校招计划基本只招来自清华北大的学生。除此之外，只有如北外的英语专业或者北师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才可能获得入围机会。

郭豪是北大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他还记得2020年秋招时候的场景，新东方、好未来、高斯……教培机构排着队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办宣讲会。他当时扫了一下别人的简历，中文系的硕士、物理学院的博士、曾经的数学竞赛获奖者……一张张被写得满满当当的纸堆叠在人力资源的案头。

名校招牌带来的是高额底薪。“一年保底60万元”，这是人力资源给陈琳开出的薪资。中信证券于2020年2月发布的《在线K12课外辅导行业专题报告》中统计，主讲教师薪酬水平普遍高于18万元一年，薪资20万-40万元一年的居多。甚至不止在职员工，实习生也待遇优厚。郑希是北京大学2020级的硕士毕业生，2020年春以管培生的身份在某教培机构实习。疫情影响，公司让她在家里看教师培训视频，听机构开的报告会。“当时我就把培训视频开着在那儿放，公司就能给我开出每月5000元的实习工资。”郑希觉得疯狂，“公司是不是有钱没处花，要烧着玩。”

事实上，那时教培行业确实受资本青睐。据媒体报道，截至2020年12月，当年投入教培行业的资金已超500亿元。就在当年最后一个月，作业帮E+轮融资超过16亿美元，好未来定增33亿美元……来自名校的讲师收获了底薪高昂的劳务合同，有人转行跳槽来做中台运营，用3个月赚到了前一份职位两年才能挣到的钱。

而现在，教培行业大量裁员。这一届进入教培的毕业生，由此面临新的职业选择。

高薪

教培曾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一家招聘网站发布的《2019教育培训行业教师从业者大数据报告》显示，教培行业本科和硕士学历从业者占比分别为59.52%、33.12%。从年龄层看，25-30岁年龄段的从业者占比达到41%。某家在线教育企业的校招计划自2020年推出以来，在顶尖学府招走了近70名应届毕业生。

高薪是吸引毕业生的重要因素。有一家在线教育的企业打出过“将心注入，全力以赴”的口号。但在校招生的聚会中，同龄人会互相打趣：你为什么来公司，是为了将心注入？是为了保底年薪60万元吧。

“这种高薪建立在对你青春的消耗。”曾经作为某教育培训机构管培生的郑希说。有毕业生自嘲说，进入教培行业是“恰烂钱”（恰，网络流行语，出自中国西南地区的方言“吃”——作者注）。郑希觉得“烂钱”“烂”在“你得不到太多的提升”。

当时她负责教培机构小升初的语文衔接班，她本以为自己需要购置小六教材和初中课本，但她的同事告诉她，只需要按照讲义去“磨课”就好。换句话说，主讲教师只需要根据教培机构发放的这份讲义反复推敲试讲。讲义内容事无巨细，老师在其中几年没有钻研和发挥的空间。“所有老师讲的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可能只有老师们讲的段子。”郑希说。

教培行业中的老师需要使出浑身解数让学生喜欢上你，进而让学生能够继续报下一期教师的课程，提升个人的续班率。行业将其称为“表现力”。郑希在表现力培训的课堂上被“刷新三观”，她的培训老师建议，可以用屎尿屁的笑话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与续班率相配套的，是教培行业由上而下的营销逻辑。有企业的营销费用在一年内涨了7倍。而销售逻辑推导到员工身上，那就是推课、卖课。

陈琳在教培机构“磨”的第一门课就是以“推课”为最终目的。在这门一个半小时的课堂上，她需要用至少30分钟的时间进行课程推销。每次练课到最后的半小时，她的语速和神情会显得不自然。郑希参加了公司教研部的会议，负责人提出要进行“学科三板斧”的改革，具体操作是让数学老师在课堂上推荐语文课的老师，在语文课堂上去推销机构的英语班。公司要求郭豪每天和家长联系，保证学生能够顺利续课。“有同事会给家长打电话，然后提续报的事。我做不到，很多时候就是发条微信。”续报目的性太强，对着电话那头的家长，郭豪话到嘴边，停住了。

陈琳还记得当时提交毕业论文的时候，导师问她毕业去向。陈琳发现，自己没办法把公司的名字报出来，只能模糊地说“教育行业”。导师又问：“公立校还是私立校？”陈琳沉默了。

退路

和很多进入教培行业的应届毕业生一样，陈琳最初没有把这条路纳入自己的人生选项之中。

在此之前，她想成为一名综艺制片人。大二那年暑假，她获得了到某顶尖综艺制作公司实习的机会，然而现实与她的设想完全相反。“我分配到的任务就是将韩国综艺里面的各种游戏、桥段记录下来”。那年暑假，她电脑里存了近60部的韩国综艺片片源，“你在里面没有价值，你的所有想法、点子，他们是不会看的，他们只需要你像流水线工人一样完成桥段的搬运”。在团队领导将自己熬夜原创的文案甩在桌面上，尖着嗓子叫“你们是猪吧”的时候，陈琳在心里默念“梦想已死”。她重新开始尝试提绩点，保研，继续读书。

但事情发展依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顺利。大三下学期的暑假，她被告知由于没有完成必修课程的学分，无法获得推免资格。保研失败了。并不乐观的疫情状况以及仍旧紧张的中美关系，也打消了陈琳出国的念头。家人会时常打来电话，一边责备女儿没能在保研期间多做一手准备，一边是催促女儿把考研提上日程，在家人看来，研究生才能成为就业市场的“硬通货”。“那个时间节点，考研好像也来不及了”，陈琳整个人蒙了，按照她自己的话说，她“平躺了小半年”。迷茫、挣扎成为了这一时期陈琳心中的高频词，她被挤出了原本明晰、可知的赛道。

2021年4月，进入教培机构让陈琳短暂地结束了迷茫期。“能挣钱是一个因素”，陈琳告诉记者，“但更重要的是让我感觉我在做一件事情。”签完意向书后，陈琳参加了公司的岗后培训，投入到讲课、做卷子、分析试题中去。

“我还给初中语文的作用类题总结出了一套口诀”，陈琳用了一周不到的时间将《五年中考三年模拟》刷完了，“比我自己中考的时候还要认真。”

这是她久违的状态，生活像是有了抓手，“虽然现在看回去觉得也没啥实际意义，因为这东西总结也没啥意义，但当时自己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好充实。”早上开完例会，陈琳会进到直播间录课、讲题。直播间隔音效果很好，它隔掉了外面的杂音，也暂时性地隔掉陈琳的迷茫与焦躁。

郭豪也是在自己的迷茫期撞见了教培行业。在走入教培企业校招宣讲会前，郭豪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考公和考研存在很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其他行业要么是与自己的专业不匹配，要么就是薪资不合适。这样算下来，顶着学校招牌就能去，且动辄几十万元起薪的教培行业是一个合算的选择。

7月2日，没等到学校的毕业典礼，郭豪就赶到教培机构开始暑期一期课程的讲授。机构的业绩提成按照开课班次计算，如果不赶着第一期，这个暑假他将少掉至少三分之一的工资。他需要尽快开课，因为他知道，这份底薪50万元的工作能让自己在回拒家长对于考研、考公的催促时，多一分底气；同时也能说服自己——看，我接受这么多年的教育，还是能在金钱上看到回报的。

“我肯定不会久待”。郭豪把教培这个来钱快门槛低的行业当做“临时避难所”，北大本科的身份能够先让自己在里面过上不错的一两年。

未来

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那天是周六，按照主讲培养要求，陈琳需要参与公司课程培训。同事在课程进行中看到了“双减”政策的发布。会议厅里出现骚动，同事间不断议论，有人对着政策读其中的关键语句“坚决防止”“从严治理”“3年内成效显著”；有人和同事坦陈，自己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做好了抽身的打算，在不断向其他公司投递简历；给他们讲课培训的老师看到政策后，“脸一下就黑了”，陈琳形容。

陈琳对此并非全无预料。在她看来，规范教培行业的声音从未停止。在陈琳签下意向书的前，今年全国两会上，义务教育阶段课外培训存在的问题就引起关注。6月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面向教培行业进行管理。资本更早地嗅到了这一变化，二级市场中，去年暴涨的教育企业市值纷纷缩水，当中，好未来市值由5月中旬的314.3亿美元缩水至7月初的150.9亿美元。

“双减”政策出台前一晚11点左右，陈琳的朋友下班到工位领东西，她看到工位上有一台电脑屏幕还亮着，工位上一个男人躺在转椅上，思考自己的未来，他反问陈琳的朋友：“你难道不迷茫自己的未来吗？”他是2020届北大数院毕业的学生，入职担任初中数学讲师两年，绩效指标一直排在初中主讲教师的首位。

7月13日陈琳拿到毕业证，毕业一周后她拿到了正式合同。按照安排，她将在7月26日周一进行“磨课”，公司安排了一名资深的万人主讲给她点评。她特意去了趟理发店，做了个护理，希望正式试讲的这一天能够有好的形象。但就在准备试讲的当天，陈琳被告知自己被“优化”了。

“教培60万元养刁了我的胃口”，被“优化”后，陈琳和一位同行谈到了未来计划，对方抱怨现在重新再找工作的过程让自己很暴躁，因为怎么看工资都好低。“教培行业让我无法对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的价值有一个清醒的认知。”陈琳身边也有朋友选择了本科就业，但无论是互联网、公务员、传媒……没有一个行业能让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获得如此高的报酬：“就连搞金融的，你第一年也不一定拿到这么多钱。”

陈琳本来还期待着自己能成为明星讲师，在教培行业的逻辑中，万人讲师是所有入行者的终极目标，“他们可能一年赚几百万元”。不过现在，一切清零。

沈源是在2019年进入教培行业的，高薪是让她动心的原因。两年内，沈源被裁员两次，但薪资却不断抬升，在再次被裁之前，她的月薪已经从第一份工作的6000元涨到了1.6万元。“当时很多朋友都羡慕我能赚这么多钱。”

如今教培行业泡沫挤出，沈源自嘲：“我竟然真的以为自己年纪轻轻就能赚那么多钱。”

陈琳家人给她打了电话，让她赶紧准备雅思考试，能赶上明年申请季节。郭豪还没有接到被辞退的通知，但他感觉到，能到手的工资越来越少，“拿不到高薪就有违我入行的初心了”。他打算带完这期课就离职，但离职之后呢？找工作吗？他好像还没想好。

 

 

截至去年9月末的数据显示，中国登记在册市场主体共计1.34亿户。其中，企业4200万户。企业中的外商投资企业64.1万户；个体工商户9021.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22.2万户。

个体工商户带动就业人口数量超过2亿，是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

4月2日，中国国务院官网发布文章，李克强称要发展市场主体，“这是一项事关全局的基础性工作。”

“我们讲‘稳’和‘保’，突出的是要保市场主体和稳就业。”李克强说，“市场还是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李克强强调，“最终真正撑住经济基本盘，上亿市场主体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经济连年下滑，北京当局在2018年7月30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稳就业和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去年4月17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李克强再次提及保市场主体和稳就业，也凸显COVID19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打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去年底表示，中国的失业人口恐怕高达上亿人，明显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

姚洋接受腾讯财经采访时说，尽管中国受疫情直接影响的时间较短，但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仍然很深。有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被迫关门。而对于这些利润微薄的企业来说，关门后再想重开有相当大的难度，其中的一些企业恐怕永远消失了。

并且，“国进民退”的现象愈演愈烈，中国的网络和民间有关“国进民退”、“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讨论始终没有降温。

近年来，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现象引发各界关注，国有企业挤占民营企业各类资源。但是，民营企业始终为中国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统计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创造了50%以上财政收入；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就业，民营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0%以上。

《美国之音》4月2日发文认为，阿里巴巴北京总部设党委，进一步凸显中共与民企的纠葛。中共《党章》和《公司法》早有规定，有权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作为统战工作的一部分，中共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民营企业制度”，强调党在民营企业要有三权：人力资源权、监察审计权、领导工会权。“现在还是要加强国企方面的技术能力，因为私营经济一般要比国营的效率高，毕竟国营经济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所以一定要加强公企的技术及赢利能力，这是加强党的执政基础的方式。”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斯科特·利文斯顿（Scott. Livingston）撰写的《中共盯上私企》一文，认为中共将党对商业领域的控制正规化，对国际贸易及其现行规则影响甚大，迫使越来越多的自由市场经济体进行抉择。

中国内地媒体报道说，中国已有158.5万家民营企业建立了党组织，超过民营企业总数4成。民营企业盈利大户半数以上已设有党的基层组织。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于3月20至22日在北京召开。会上，经济学家林毅夫称，10年后中国的经济体量将成为全球第一，15年后进入高收入国家。专家宋晓梧则表示，中国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有7.9亿人，而经济增长是要靠消费来拉动的。

3月20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晓梧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时说，中国仍有7.9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尤其是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全世界仍然是比较大的。

宋晓梧表示，中国的基尼系数长期徘徊在0.46、0.47，高的时候达到0.50左右。而在低收入群体里面，农民工群体对消费影响非常大。

他说：“我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以后，进入一个新的台阶。根据国际经验看，人均收入迈过一万美元以后，投资的增长速度都低于GDP增长速度，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

从2019年的来看，2.9亿农民工占4.4亿城镇就业人员的66%左右，这么大的低收入群体，对消费影响非常大。

“月收入两千以下的人有7.2亿，农民工大多数在这个群体当中。一个农工家庭就按三口人算，农民工群体影响到七、八亿人的消费。”

宋晓梧表示，消费不仅受到一次分配的约束，还有二次分配。发达国家一般可以缩小20-25个百分点，而中国缩小的数据在8个百分点到12个百分点之间。

网友点赞说，总算有专家说了实话。

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被网友戏称为“五年复五年”的林毅夫，照旧画了一个中国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大饼。

去年8月24日，林毅夫出席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个人名义召开的经济学者座谈会，与会的9名经济学者首次被媒体曝光，外界称他们为习近平的“经济国师”。

林毅夫这一次发言将5年翻了三倍变成了15年。

林毅夫3月20日在发言中说，中国从2020一直到2035年都可以实现高速的增长，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应当跨越12345，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如果跨域了这样一个门槛，中国将进入到高等收入国家的群体。

林毅夫表示，如果中国可以在接下来的十年每年实现5%-6%的增长，一直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将成为全球第一。如果中国在接下来的15年可以实现5%-6%的经济增长，到2035年的时候，中国将实现设立的增长目标，2035年比2020年的人均GDP翻番，那将是人均23000美金的水平。

曾经有网友在知乎网站撰文说，“或许是主人的任务吧，林教授不厌其烦的通过解释前三十年的历史来论证后三十年发展成就，并以此得出结论——我们的前景无比美好”，在林教授的口中，“五年后”我们就能跻身高收入国家，但是，五年复五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林教授“美好”的预言不断逾期。

不知道这一次，林教授的十五年预言是否能实现。

不过公众并没有林教授这么乐观。有网友评论说，目前国家关系环境下没有可能。中美关系、电子信息、芯片制造等均是年前的大山，通过智慧打造良好国际关系是成功必经之路。

2021年3月2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谈到中美关系时称，“全面脱钩”不符合双方根本利益。

而日前刚刚结束的中美两国高层会谈，双方依旧是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丝毫看不到经济贸易方面有任何转缓的迹象。

 

 

今年夏天，中国大约将有909万大学生毕业，给本来就艰难的就业市场，又增添了几分拥堵。而就业咨询公司则从这种困境中看到了商机。虽然这一行业增长迅速，但抱怨和争议也层出不穷。

2019年9月，赵乔治（音）从英国留学后回到上海。他支付了36000元人民币（约5500美元），签下了6个月的服务合约。培训内容包括10次小型的小组讨论，事先录制的辅导，5次一对一指导。内容有修改简历、培训面谈技巧和内部职业机会介绍。合约期结束时，如果还没有找到工作，公司许诺退款70%。

由于疫情原因，公司把合约免费延长到一年。但赵同学依然没有得到太多就业介绍。他只参加了一次面谈，是一家从事外包咨询的公司。4月份，他自己找到了工作。

他要求就业咨询公司退款，但遭到拖延，也不提供任何理由。不久这家公司就失去了联系，也不回应他的询问。

由于就业市场的竞争激烈，在2014年以来，这种就业咨询公司的销售额增加了3倍。留学海外的学生支付能力更高，这些公司的客户主要是这些生源。

不过，这些公司退款违约的情况经常发生，而且服务质量远远达不到许诺的水平。去年，北京著名的就业咨询公司“职问”也报出拖欠员工工资。

去年，从海外留学回国的学生比前一年增加了67%。许多帮助学生联系外国学校的中介公司，也扮演起职业介绍的角色。

如果被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公司录用，中介公司一般收费5万元，如果不成功，则退款80%。

一位徐（音）同学支付了33000元，许诺3次面谈，并保证找到工作，否则退款80%。她最终自己找到了工作，但退款长达6个月后才收到。

徐同学怀疑公司使用新学生的付费支付老学生的退款。一旦新学生人数下降，公司就陷入财务困境。

她还说，公司教授的求职技巧都能够在网上找到，面谈技巧往往也是常识。同样，赵乔治同学也认为这些公司利用了学生求职的急切心理。

 

 

中国总理李克强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后，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配重点任务，表示保住就业就是底线。不过中国经济下滑，COVID19疫情导致失业人员增加，都对增加就业不利。

中国国务院官网3月16日发布新闻稿，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工。

会议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38个方面44项重点工作分解到国务院部门和有关地方，明确责任和完成时限。“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一些地方经济恢复仍面临不少困难，”李克强说。

李克强又强调，财政、金融等政策都要围绕增加就业协同发力。加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和服务。“只要把就业保住，我们的心里就有‘底’，经济就能稳得住。”

此前在3月11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出席记者会并答记者问。

CNBC记者提问：中国就业质量和收入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中方将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改善这种状况？

李克强称，就业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家庭可以说都是天大的事。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发展之基，也是财富创造的源头活水。

李克强说，“今年我们的就业压力仍然很大，城镇新增劳动力约14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909万人，创历史新高，还要保障退役军人就业，还要为两亿七八千万农民工提供打工的机会。”

李克强还说，“中国的灵活就业正在兴起，已经涉及到两亿多人。”

中国国务院在2020年7月31日发布名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的文件，称对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的，按规定给予创业担保贷款、税收优惠、创业补贴等政策支持。

并且鼓励个体经营发展，“鼓励劳动者创办投资小、见效快、易转型、风险小的小规模经济实体。支持发展各类特色小店。”

中国经济受COVID19疫情冲击，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的情况各地比比皆是，在去年6月份，官媒开始宣传“地摊经济”：“下班摆地摊，一天挣一千”、“每名城管要拉三名商贩，领导带头拉五个”……

可以说，灵活就业是颗烟幕弹，也成为修饰失业率的“好方法”。

另外，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不久前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目标任务是到2025年，乡村人才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文件中15次出现“引导”字样，例如，“引导城市人才下乡”、“引导各类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引导乡村人才增强力争上游、务农光荣的思想观念”。

并且，各大官方媒体及官方学者也纷纷为重启“上山下乡”运动造势。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在2020年12月22日刊文称，“上山下乡”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壮举”；北京大学教授于鸿君也发文呼吁政府重启“上山下乡”；中国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称，应届生到城乡社区创业换言之就是到基层工作。

面对经济不断下滑，以及COVID19疫情，北京当局先后出台“六稳”、“六保”政策。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可见就业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也凸显COVID19疫情对中国就业市场的打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去年底表示，中国的失业人口恐怕高达上亿人，明显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

姚洋接受腾讯财经采访时说，尽管中国受疫情直接影响的时间较短，但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仍然很深。有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被迫关门。而对于这些利润微薄的企业来说，关门后再想重开有相当大的难度，其中的一些企业恐怕永远消失了。

 

 

中国官方发布的文件显示，到2025年前，完成引导城市人才下乡等目标。曾经席卷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似乎有卷土重来之势，表明就业情况堪忧，中国经济复苏之路坎坷。 

“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终于70年代末，当时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号召和官方组织下，上千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被送去“支援”农村和边疆，“上山下乡”运动成为那一代人的梦魇。时隔半个世纪，“上山下乡”似乎有卷土重来的迹象。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日前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目标任务是到2025年，乡村人才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文件中15次出现“引导”字样，例如，“引导城市人才下乡”、“引导各类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引导乡村人才增强力争上游、务农光荣的思想观念”。

而在2020年秋季，中国七个部委同时发出“大学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鼓励。

并且，各大官方媒体及官方学者也纷纷为重启“上山下乡”运动造势。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在2020年12月22日刊文称，“上山下乡”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壮举”；北京大学教授于鸿君也发文呼吁政府重启“上山下乡”；中国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称，应届生到城乡社区创业换言之就是到基层工作。

3月9日，据《美国之音》报道，何先生大学毕业后，父母便在天津老家为他安排了稳定的国企工作，但他因为年轻气盛不满国企单位的安逸工作，辞职决定参加人才下乡计划。

如愿落户农村的何先生并没有想到，自己堂堂名牌大学毕业生，通过层层筛选进入乡镇后，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这让他不仅有些失望。

何先生说：“在我就职后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是我们这批人，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并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毕竟我们相对于其他（乡村）政府普通职工来说，我们是有高学历的。上面把我们招募过来之后，我们并没有分到我们最开始考试时的那个岗位，而是像普通职工一样放到各个部门去完成简单的工作。”

研究历史的人士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实际上为了解决文革带来的严重经济问题及巩固政权。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共党史及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上山下乡”是毛氏还是习氏，他们的相同点都是通过把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使知识分子或者知识青年农民化。

面对经济不断下滑，以及COVID19疫情，北京当局先后出台“六稳”、“六保”政策。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可见就业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也凸显COVID19疫情对中国就业市场的打击。

根据中国教育部发布的信息，2021年大学毕业生将首次突破900万人，达到909万人，2022年毕业生预计将超过1000万人。

北京当局隐晦的再次发起“上山下乡”运动，也戳穿了中国经济复苏谎言。

天钧政经智库研究员任重道指出，经济增速与就业息息相关，经济学界的研究表明，GDP增速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为200万人，但如果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会减少就业400万人。如果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无从谈起。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去年底表示，中国的失业人口恐怕高达上亿人，明显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

姚洋接受腾讯财经采访时说，尽管中国受疫情直接影响的时间较短，但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仍然很深。有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被迫关门。而对于这些利润微薄的企业来说，关门后再想重开有相当大的难度，其中的一些企业恐怕永远消失了。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独立学者吴祚来则认为，新老“下乡”的政策目的一致，都是要“把这些人打发到边远地区去，缓解中共的压力。”

 

 

在COVID-19疫情下，有不少研究和新闻报导指出，中国零工经济（Gig Economy）时代已经到来，但它究竟真是社会成长的新动能，还是社会维稳的廉价工具？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零工经济的特点跟发达国家知识型零工经济截然不同，“欧美的今天不必然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还有很多必须要迈过的“槛”。

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与北京字节跳动公共政策研究院上月发布“网际网络时代零工经济的发展现状、社会影响及其政策建议”报告将网际网络时代的零工经济定义为：以网络平台为基础，以独立自主且有特定能力的劳动者为主体，以碎片化任务为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地点、方式灵活，最大程度实现供需匹配的新兴经济模式。

零工经济有助于减少疫情传播

中国金融学者贺兵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受到COVID-19居家隔离的影响，中国的零工经济变得越来越兴盛：“欧美的传统消费习惯还是商场，实体经济；但疫情呢，反而是让他们在家消费网购成一种习惯。这个疫情改变了消费习惯，对减少疫情传播，遏止疫情有一个比较好的促进作用、帮助作用。”

贺兵江指出，病毒疫情冲击实体经济，现在所谓的零工经济已是第二波，第一波是在过去SARS爆发时期即已出现。他说：“第一轮是在2003年的SARS期间，中国第一轮网购潮就是2003年开始，京东的发展就是在2004年开始。以前网购在中国不是特别火，就是2003年大家都不出门，就是送到家。2020年是第二轮。第一轮兴起网购的时候，欧美网购还不是怎么火，第二轮欧美可能也会习惯临时经济。”

企业家：零工经济将日益盛行

台湾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所长成之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根据他阅读的文献或资料，在COVID-19出现之前，就已看到零工经济发展的趋势，而在疫情后的劳动市场，很多企业的CEO反应，零工经济将会越来越盛行。

成之约说：“可能是考量到避免跟人的接触，可能很多工作就委外出去，或许也考虑到如果把很多员工聚集在一个工厂里面或职场里面，会不会造成这些接触频繁，甚至或有更多病毒感染的这方面问题，所以大量的工作搞不好还是透过委外的方式，交给这些不管是个人工作者去自行接案，还是透过零工经济的工作者去进行这些商品的外送。这些资料如果显示确实是如此的话，那我相信未来的劳动市场还是会看到大量的工作者，会持续发展，甚至被应用的范围还会不断扩大也不一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零工经济只是正规就业的补充，而在中国情况更为复杂。她说，零工经济在中国以前叫做“农民工”，他们主要是在实体经济的制造业中工作，而零工经济是在现有基础之上又加入不少知识青年，载体不同，现在更依托虚拟经济，为平台经济从事生活服务业和娱乐等内容。

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陈云表示：“中国的背景跟发达国家背景不一样，中国零工经济的一个特色就是知识青年依托网络平台进行的这种零工式生存或就业扩大，它的背景是大学扩招跟经济的增速放缓，这就产生很大的就业压力。像今年2020年的高校毕业生是874万，这在十年以来是每年创新高的，而中国的GDP（增长率）在2018年降到6.6%，现在疫情之下的话，还不知道到底是多少。一季度虽然报了三点几的这样一个增数，但全年下来，有的人说是二点几，现在还不知道，所以现在的就业形势就更加严峻。”

陈云表示，中国零工经济能不能发展以解决经济下行的问题，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面及从事零工经济的从业人员主体，他们本身是否具备独特的知识型技能。她说，事实上，为了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中国在2017年就提出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这个看似面对的是所有大众，但总体还是瞄准知识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

陈云说，这个政策在实践层面并不成功，因为市场上有很多领域被国企还有一些民营企业等大企业垄断，因此真正能够创业创新的空间其实很小。

市场需求与知青主体

陈云表示：“第二个就是这些大学生知识青年主体，大学生创新技能意识上面的缺乏。其实中国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所以从小到大都没有在创新这方面的意识和技能上有所积累，所以2017年以后的这个口号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又加上去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跟疫情的问题，很多人感兴趣零工经济能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虽然有报导指出，由于经济成长放缓、市场饱和，加上政府监管趋严，中国网络零工经济恐怕无法再吸纳大量工厂失业人力；随着滴滴出行、美团点评等平台陆续裁员，恐怕将让中国劳动市场再次拉警报。也有媒体指出，中国传统产业招不到工也跟年轻人都转去从事零工经济有关。不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与北京字节跳动公共政策研究院共同撰写的报告认为，零工经济在带动就业、助推新兴产业发展上，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新动能。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中国零工经济对传统行业是一种促进作用，而不是破坏作用。比如网购销售越多，更会促进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在家买无论是什么家电啊，产品啊，它的生产还是需要传统产业来生产，只不过是对于价格上，可能会更降低价格，使这个传统的行业产品销售更快，资金回流更快。”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不讳言，在COVID-19下，确实有更多人投入零工经济，像是一些超市员工转移到河马生鲜快递，但她还是认为零工经济的发展有其极限，并且认为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网际网络零工经济很不一样：中国在生活服务业的占比最高，而发达国家则有着知识型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拥有比较高的知识型技能，并且市场上也有需求。这跟中国经济下行、人员就业困难而去从事平台经济是两种情况。

陈云表示：“你要知道，网络这种外卖的消费首先要有收入才行，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的双重打击，造成整个经济萎缩很严重的话，你没有收入，这些外卖服务本身也会严重萎缩，需求也会萎缩。第二个，不断压价的情况之下，外卖员工的收入可能也会直线下降。共享员工这个概念听起来很美好，实际上只能存在于可替代性非常强的工作时间，就是都是非常低技能、低门槛的工作，谁来干都行，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当然（疫情下）有总比没有好，但也不用去夸大共享员工好像以后会成为一个趋势似的。”

在广州从事外卖小哥的胡元，虽然大学毕业，但为了能赶快找到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因而选择门槛低的外卖工作，以尽快进入就业市场。

胡元跟美国之音分享了他为什么会去当外卖小哥的原因：“我个人因素，我比较不喜欢在一个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的工厂里面工作；第二是因为我送外卖比较快的话，我赚小费会比别人多。如果在工厂里面我做事做得快，领导也不一定会提升我的薪水，他也不一定会知道我是谁。所以我自己光是跑送外卖的话，在限定时间里面把餐送到客人手上，如果我提供的服务好的话，他就可以提供我多一点的小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表示，这显示传统性的工作吸引力不断在降低，以前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在厂区发生了十三连跳的高自杀率，说明了制式工厂管理模式跟现在年轻人追求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但与此同时，平台经济中的这种劳动密度很强的外卖等工作，无论从收入保障或是自身发展来看，也并不是真正年轻人的归属，特别是知识青年。

发达国家的今天是中国之明天？

陈云表示，该份报告总体看好中国的零工经济，是从一个整体视角，把中国未来定义为知识型、技术型的工作会很多，有点一厢情愿地认为“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她认为，中国零工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体的零工经济状态之间不存在必然性。

陈云说：“它需要打零工的这些人本身的人力资源要能改善，要有技能，真正成为一种技能型的、有创意型的，你才能去需要灵活员工的市场中找到你的工作。否则，不是说你的身份自由了，你就必然能找到工作。现在很多年轻人本身这方面的技能和创意是很匮乏的，应试教育可能要担负很大的责任，就是教大家刷题刷出来的，追求标准答案式的学习方式。”

陈云表示，她真正关注的是中国现在经济增数下降，又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每年大学毕业生知识青年在不断壮大，在这种局势下应如何解决他们稳定生活和福利的问题。毕竟，零工经济在个人层面属低收入、低保障型，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比较差，又非雇佣关系，因此变数非常大，这对知识青年的个体保障和福利也是很大的问题。

专家：正面溢出效应有限

陈云表示：“第二个就是说这种经济型态对于全社会是不是会有正面溢出效应，其实我个人觉得这里的挑战是更大的。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自己原创技术，而是应用，对外部性的创新和产业结构上带动整体提升，不能说一点成效都没有，像是百度热心开发自动驾驶，但还没有很成熟，要说已产生正面溢出效应还言之过早。”

不过，在中国大学毕业生急着找份工作餬口的当下，对于劳动保障的权益似乎并非他们选择工作的首要考量。外卖小哥胡元说：“在我自己来说，我当然希望多一分保障，对我当然是好一点。但现在蛮多人去做外卖行业，我们之间竞争很厉害，对体力的要求很高，我当然也不希望工作时候受伤。刚刚你提到保障那些，我从来没有想过，只是现在你说到、提到了，然后我开始有点担心。我看看啰，如果继续做下去，我会问我的领班，到底我有没有好一点的员工保障。”

台湾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所长成之约表示，不管工作内容有何层次上的差异，零工经济的劳工为了换取高报酬，工时相对来说会比较长；而外送人员为了抢单、抢快，可能引发交通意外的职业安全卫生方面也存在风险；最重要的是，他们普遍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不管是对失业还是对退休生活的保障也会相对不足。

零工经济从业人员三大风险

成之约表示：“对于从事零工经济的工作者，如果他不在一个雇佣关系之下，他存在的风险就是工时过长，甚至引发过劳问题，还有所谓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风险，还包括我们讲的这些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来讲对这些人是不够周延、不够完整的。现在所面对的零工平台经济工作者，尤其是个人工作者，他如果不是受雇的话，即便他加入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这个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基本上都没办法代表他去跟平台业者去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或权益的保障。”

成之约主张打破这种必须在雇佣关系下，工会才能代表劳工去进行谈判协商的法规限制。他说，有些欧美国家把团体协商的制度定位在只要有利益关系跟利害关系下，工会就可以代表这些会员去进行谈判协商，即便并非雇佣关系。成之约认为，这个部分是团体协商制度在设计上可能要去突破的地方。

对发展中的中国而言，零工经济为大学毕业生创造了更多工作机会，或许足以扮演重要的角色，满足中国最重要的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但这种商业模式延伸出来的劳动保障不足的问题，世界各国都还处于一个重视或注意的阶段，要真正做到超前部署，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中国的失业率问题，一直是大家高度关注的数据，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将其当做国家机密，不肯公开。

特别是当前新冠疫情给世界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重创，大批人失业，很多国家的失业率都创了历史新高，但是中国的失业率不增反降。中国政府从没有公开承认疫情也使很多中国人失业，反而在粉饰太平，从前段时间中国教育部要求高校推荐大学生到边远艰苦地方去就业，而且还要把这个纳入考核指标就可以看出来。

说中国政府在掩盖失业率，当然不是随口说的，是有依据的。近日，有官方学者通过调查，透露了中国失业的一些真实数据，我认为是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更接近中国失业的实际情况。

一

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近日接受腾讯财经采访时说，尽管中国受疫情直接影响的时间较短，但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仍然很深。今年第一季度，有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被迫关门。而对于这些利润微薄的企业来说，关门后再想重开有相当大的难度，其中的一些企业恐怕会永远消失了。

他透露，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六月底曾做过一项六千多人的网络调查，调查显示失业率高达15%，另有5%处于半失业状态。考虑到中国有近八亿就业人口，按两成失业率计算，当时就有上亿人失业。这么庞大的失业人口，显然与政府部门当时所说的“全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有重大出入。

因为疫情的冲击，今年中国就业很严峻，因为大量的企业倒闭势必会增加失业率。中国国家统计局七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五百多万人，“超额”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截至六月，全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而最新公布的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 连续4个月下降。如果按照官方5.2%的失业率对比姚洋公布的失业率是15%，两者几乎相差近3倍。中间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官方的统计方法里所谓的调查失业，不是真正的市场调查，更可能是采用的登记失业的方法和数据。这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二

2005年开始，中国基本上有了常规的劳动力调查制度，但是登记失业率一直是中国失业率的指标，调查失业率一直秘而不宣。

直至2018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将城镇调查失业率作为一项经济目标，2018年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为5.5%。自2018年4月起，中国国家统计局将调查失业率纳入主要统计信息发布计划中，按月定期发布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但是即便如此，中国公布出来的也远不是真正的失业率。

失业率数据降低与经济增长的数据不相匹配。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低于7%，2015-2018年分别为6.9%、6.7%、6.9%、6.6%。这样的数据违背了“奥肯定律”(经济增速每增加2%，失业率大约下降一个百分点)。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经济增速在下滑，失业率竟也在下滑。也就是说，经济在下行，就业却在向好。这就是一个矛盾。

放在今年来说，这种情况也是不匹配的，我们可以初步计算一下。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是下降6.8%，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下降，新增就业人员229万人。这个数据不仅不准确，而且可以说近乎很荒唐。按照奥肯定律，中国第一季度失业率应该上升3.4%才对，但是在经济下降6.8%的情况下，就业居然还增加了。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维度，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是下降6.8%，平均调查失业率是5.9%；但是到了第三季度，中国的GDP增速同比增长4.9%，比第一季度高了11.7%，按照奥肯定律，中国的失业率应该下降6%左右才对。但是我们看到第三季度中国官方的失业率还是在5%以上，这就完全不符合逻辑，证明了中国公布的调查失业率完全不准确！

为什么会出现奥肯定律悖论？

首先是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劳动市场。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城乡分割的市场。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的是城镇的就业，没有统计农村的就业。如果城镇的就业一旦趋紧，农民就会回到农村。农民回到农村，结果显示城市里依然就业很“饱满”，就业率很高。说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劳动市场，没有统计农民工就业，这个确实是事实。

其次，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短缺。

最后，中国的失业统计不够完善。以前，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行政登记失业率，而不是劳动力抽样调查失业率，同时还缺乏公开的数据来源。

不管是登记失业率还是调查失业率，都出现了这种背离的现象。中国的两套失业率统计方法，问题都很大。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将在政府部门登记、并符合失业条件的人员统计为失业，明显存在漏算。而调查失业率没有很好的处理农民工的失业统计状况，例如，中国一季度调查失业率上升幅度很小，但第一季度的农民工外出务工数同比减少了超过5000万。很明显，就是没有将农民工统计进失业人数里。

长期以来，中国调查失业率只覆盖城镇户籍人口。中共政府长期以农民“有田可种”就不算失业为由，掩盖了农村的隐性失业规模。事实上，由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非常有限，农村出现了大批剩余劳动力，而这些流动性很强的人口通常不在政府的统计范围内，被视为可有可无。

在农村里面，即便失业人口再多，他们也没有组织力和行动力。这就好像毛当年把城里的知识青年都赶到乡下去，把城市的压力化解到广大的农村。只要这些人去了农村，就都算充分就业，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习近平一直提倡学生们到艰苦的地方去的主要原因，说明中国的失业问题很严重。

针对这一问题，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六月底曾在一场网络论坛上说，国内农民工的失业问题非常严重！第二季度开始，农民工开始大规模返城，但由于城里工作有限，在五月就出现了一波农民工返乡潮。他还提到，这还没算上今年毕业的870多万名大学生。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新增900万人以上的城镇就业，这充其量只能满足大学生就业，而这些已经失业的人很可能会陷入困境。

三

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源，还是要追溯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上去。谈到今年中国经济的恢复情况，投资恢复得比较快，当然其中主要是房地产的投资拉动，基础建设的投资恢复的一般般，但是这一块解决不了多少人就业。而在出口方面，中国11月的出口增速已经创了一个新高，当然中间主要是全世界的生产能力没有恢复，中国恢复得比较快，特别是防疫用品和健康用品的出口非常猛，拉动了中国的出口，但是外贸提供的就业岗位毕竟也有限。解决就业最大头的消费恢复得是最差的，中国的消费复苏依然缓慢。直到八月，消费增速才在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全年预计仍将是负增长。

消费不起来，为国内提供最多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产品没人消费，他们怎么能盈利，怎么会扩大再生产，去招兵买马呢？没有消费，就业岗位的增加当然就无从谈起。这也是这段时间中共高层提需求侧改革的主要原因，所谓的需求侧改革，主要就是促进消费，让这些提供消费品的主体活下来，然后扩大就业。

但是，就业和消费就是一个货币的正反面，要想刺激消费，政府必须稳住民众的信心和就业。如果没有经济发展，没有就业，收入都没有，我们还怎么消费呢？这其实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悖论。中国现在经济是在增长了，看起来在全世界是一枝独秀，但是背后严峻的失业状态，扯下了中国经济的华丽新装，中国目前高达20%左右的失业率，一亿人失业的状况，怎么都看不出来经济一枝独秀的影子，更像是浪得虚名的欲盖弥彰。

姚洋的这份中国一亿人失业的报告，让我想起了年初经济学家李迅雷发布的一个失业报告。4月26日，李迅雷发表了《中国失业率有多高？》的文章。这篇文章里面预测中国的失业率在20%左右，新增失业人口在7000万左右。这和中国官方公布失业数据相比翻了几倍，主流经济学家公布这样的数据，可以说让大家感到非常震惊的。据说，李迅雷因此被免除了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其实，他发布的这个新增失业7000万人的数据，如果加上中国存量失业人员的数据，基本上也是达到了1个多亿，和现今姚洋发布的数据正好是相互对应起来的。而且，两者预计的中国失业率基本上在20%左右，这也是说得通的，比起不靠谱的官方数据来说，至少算是相对客观的。

如果大家不相信这样的失业情况，其实还可以观察一下周围，进行一个对照。我一直都说，经济学和统计学没什么高深的，就是对你日常生活中现象和数据的提炼。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周围的餐饮、服装小店的经营/关闭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周围亲戚朋友房贷和信用卡的还款情况，也可以看一下今年你的老家有多少人回村之后就再没有进城务工的，看看这些情况是否和20%的失业率和上亿人失业相互映照起来，你基本就能知道中国真实的失业率了！

 

 

在目前中国经济大幅衰退的背景下，中国大陆今年874万的高校毕业生遭遇了真正的“最难就业季”，很多人不得不面对刚毕业即失业的情况，而明年，这个问题将更加严峻，因为明年的高校毕业生总人数预计是909万。

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喊出了口号，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也就是所谓的到“基层工作”，这个有点像中共在几十年前搞的“上山下乡”的2.0版，这也可能是中共解决当前就业难所找到的最便捷途径了。

就业严峻 重走毛时代老路

就在几天前，中共教育部发出《关于做好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大陆各省市“拓宽基层就业渠道”，各地要“鼓励”、“引导”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乡村、西部等地“就业创业”。

2019年3月，中共共青团中央就曾经印发文件，声称要在2022年之前的3年里动员超过1000万青年“志愿下乡”，这一年半到底有多少人真的听话的下乡去了，中共现在还有没给出个数儿，但是这第二轮宣传又已经开始了。

从这个就业通知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高校生的就业情况有多严峻，而这种严峻让中共又想重走几十年前毛时代的老路。

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时候，中共曾经搞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共在建政后，这几十年来搞的各种运动多了，当然都是一个特点，就是根本的目的都是整人害人，打击想要专政的对象。而这个上山下乡，是中共针对当时知识青年的一场政治运动，中共让这些知青到中国大陆的农村定居和劳动，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中共的宣传中，这个“上山下乡”也叫做“下放”、“插队”。

中共大规模、有组织地进行“上山下乡”运动，主要是在“文革”期间，规模可以说史无前例，几乎波及到中国大城市中的每一个家庭，这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很多都是被中共定为“黑五类”家庭的子女们，这些人因为被中共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在升学和就业上都遇到巨大阻力，所以不得不选择上山下乡。

到了70年代后，知青们开始通过顶替、病退等各种办法像潮水般返回大城市，也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根据历史数据，“上山下乡”的知青总数大约在1200万至1800万人之间，而仅仅在1974到1979年的5年间，就有超过2万5000名知青死亡。而这些回城的知青，因为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在中国九十年代的所谓“下岗潮”中又首当其冲被工作单位裁员失业。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政府喊的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用这个口号把千万计的知识青年骗到了农村，从这个口号，也看出当时夺取政权后的中共，搞了各种运动把中国搞得一团乱，却不会真正搞经济、治理国家，造成了大量的无业城镇劳动力，怎么办呢？就把这些人赶到农村去来解决失业人口问题。因此几千万年轻人的宝贵青春就这样被荒废了，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同时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

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在经历了上山下乡后，外加文革的冲击，最后发觉自己被欺骗利用，也由此放弃了马列主义这个骗人的意识形态。

或许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身心伤害还没有抚平，但是，显然中共对这场运动没有任何反思。现在，中共面对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又喊出了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去，虽然现在没有用“下放”和“插队”的叫法了，但是思路却和当年毛时代的上山下乡如出一辙。

年轻的“骂共”大军正集结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如何。

在中共官媒的报导中，说是今年874万毕业大学生，有三分之一的就业率，但就是这个三分之一也是被认为有水分的，因为中共教育部7月下发的就业统计文件中，要求把开网店、做微信公众号、电子竞技玩家以及拥有网志的人等，都归类为灵活就业，就是无论是否有真实的收入，都要被算进就业统计数据中。

一些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数据显示，今年的毕业大学生中，只有25%的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如果按这个比例，那就有650万左右的毕业生没有工作，而且马上面临的是2021年的毕业季又要到来，马上又有900多万的毕业生要加入就业大军，在目前中国经济没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这900多万的就业情况显然也不乐观。

那这些人怎么办呢？可能只能暂时待在家中。而这些年轻的过剩劳动人口待在城市里，对中共来说，就像一桶随时可能点燃的炸药，让中共强烈地感到不安全。怎么办呢？可能就想出了这么个主意，让这些年轻人到农村去。

只是，今非昔比，今天的大学生可不像文革时那样好骗了，中共虽然使劲喊口号，但没办法用行政手段强制年轻人再去上山下乡了。而且很多大学生，包括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大学，都是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他们愿意再回到贫困地区吗？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中共最初鼓励年轻人回乡创业，没人响应。后来李克强鼓励大家摆地摊，也解决不了就业。现在又鼓吹内循环、双循环，这个显然也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接下来没工作的年轻人要么啃老，要么在社会上游荡，随时会变成一种抗议。

除了待在城市中的毕业生以外，回到农村地区的毕业生也存在不得不在家“啃老”的情况。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程晓农说，在每年超过800万的毕业生中，并非都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学校毕业，很大一部分是比较差的“三本学校”，这就导致在农村地区出现大批这样的失业人口，他们变成了“啃老族”！这些人在自己家乡没办法挣钱，也不肯下地种东西，只能靠父母养、同时一肚子火气，所以现在大陆有很多农村的青年每天在社交媒体上翻墙啊等等，整天找机会骂共产党，发泄自己的不满。因为完全没有出路！

所以，中共急着想疏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去，这或许是太一厢情愿了，因为农村地区的毕业生都没办法在农村本地实现就业创业。看来，中共将不得不接受高校生就业难的问题。

权贵子弟移民

自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几次对中共政权产生威胁的社会动荡中，不少都与青年人失业有直接关系。《华尔街日报》报导说，1989年，中国的高通胀情况以及令人失望的就业前景，推动学生发起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自此，当局一直密切关注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并将其视为引发政治动乱的潜在因素，也以此来衡量社会的稳定。

现在，中共为了重新配置中国这些年轻人资源，消除社会隐患，又想故伎重施“上山下乡”运动，只是，在这个新版的“上山下乡2.0”计划中，却不包括中共权贵的子女们。

12月4日，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说，在中共教育部动员毕业生去偏远地区就业的同时，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批中共权贵子弟却选择了留学甚至是移民欧美。

有评论表示，中共官二代、商二代有些去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有的进入国企、有的进入事业单位，有权势的高干子女还利用权势经商。

所以，中共的这个“上山下乡”，也都是看人下菜碟的，忽悠的都是党国无权无势的普通“韭菜”们。

外资撤离 影响的不仅是“中国制造”

就在中共展开“上山下乡2.0”的同时，富士康撤出中国的传闻持续不断。近期，根据路透社的报导，富士康（Foxconn）首次将部分iPad与MacBook的生产线迁出中国大陆，并在越南建立一条全新的供应链，这个越南产线将在2021年启用。

有消息说，富士康迁出中国生产线是应Apple公司的要求，以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降低人工成本以及对中国的依赖。

但是结合当前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严峻问题，富士康的搬厂一事，却让人有种一叶知秋的感受。

外资迁厂，最大的问题是当地的就业。搬走一个厂，不仅仅是财政收入减少的简单影响，而是民众的就业问题，以及这些员工的家庭都会受到影响。

在中国投资界曾流行一句话，“2019年，会是过去十年中最差的一年，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这句话如果套用在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上，可能也让人觉得会非常有可能。

老年人延迟退休

除了年轻人被中共鼓励上山下乡外，老年人也没有逃过中共的盘算。12月7日，有关中共要延迟退休年龄的传闻终于落地，中共社科院专家提出实施相同法定退休年龄，统一将男女的退休年龄调到60岁。

其实这些年，中共要延迟退休年龄的传闻一直没断，外界也普遍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陆的养老金面临枯竭，未来几年将耗尽。11月20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曾发布《养老金第三支柱研究报告》，预测在5到10年中，中国会有高达8万亿到10万亿元人民币的养老金缺口，而这个缺口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扩大。

有分析说，一般谈到的养老金问题是指城市居民。但中共对于机关干部的养老，早已做了周详的安排。退休金、养老金支付最高的，就是这些权贵阶层。中共百分之零点几的人，他们占的医疗资源却达到了百分之几十，这种情况无疑加剧了养老金的负担。这庞大的官僚体系，每年都有这么多人退休，要养活这些人，实际上对社会就是个不公平的负担，超出其它正常国家的负担。

从高校毕业生一毕业就失业，再到延迟退休年龄，我们可以想像这样的场景，年轻人不得不待在家中提前过上退休生活，而父母一辈将继续奋战职场、养家糊口……在中共的经济乱象下，整个社会都在为中共打补丁，而普通民众们，也不得不为中共变换着人生的角色和轨迹。

 

 

就业问题关系到饭碗，一直是民生的第一大要务。西方几乎所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首先保的就是就业，保证大家有工作的机会，公民有生活的经济来源。而中国只重视GDP增速，不太重视就业，因为就算大量失业，中国也有办法安置，也不担心百姓造反。当年毛泽东就是通过上山下乡来安置的，现在这招习近平也学会了，就是将毕业生送到艰苦的边远地方去。

12月1日，中共教育部网站发布了一个文件：《关于做好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推进就业工作综合评价，各地各高校要改革就业评价机制，建立分层分类就业评价指标体系，将推送毕业生到西部、基层、艰苦边远地区和重点领域就业情况作为高校就业工作评价考核的重要内容。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制度，更好发挥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对高校招生、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的反馈作用。持续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大规模跟踪调查。

这个通知的主要意思就是，如果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鼓励学校吧毕业生送到艰苦边远的地方工作，并将推送的人数作为学校考核的重要指标。意思很明显，推送得越多，学校的评分就越高，在资金拨款、教学扶持方面得到的奖励就越多。说白了，就是鼓励学校这么干！那什么地方是艰苦边远的地方呢？当然不是现在大学生就业的城市。文件中也说了，到西部、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比如说农村就是典型的基层，夹边沟就是典型的西部，艰苦边远地区当然还有北大荒、内蒙古和云南的西双版纳以及青藏高原、新疆之类的地区。特别是新疆，现在正在哄很多汉人过去。这些学生会不会成为发配的主力军呢？

所以，总体按这个情况，基本上就和毛的上山下乡差不多了。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很多也是去的这些老少边穷的地区。去的时候是一腔火热，觉得是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做贡献，是在当毛的好战士。但是去了之后，那种艰难和悲惨可以说超出了想象。很多女知青在当地被村干部凌辱，也有很多被迫嫁给当地农民，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回到城市的父母身边，那可是一代人的悲惨记忆。可惜现在，习近平的上山下乡又要开始了，和毛的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毕竟，习近平的知识文化水平有限，他有限的知识结构都是从毛时代学来的。现在要治国，当然也会从那时的知识框架里去找。

我之前一直在说中国就业困难，习近平准备搞上山下乡，解决就业问题。但是之前都是社会媒体的一些报道，比如说卖核桃一年挣60万，到乡下养鸭子一年赚100万，都是这种零星式的鼓励引导式的报道，当然也可以说是诱导，就是大家到边远的农村去，没有强制性。而在今年大学生800多万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习近平借给学生回信的机会，也是在全国呼吁大学生“趁年轻，去基层”。

7月7日，习近平给中国石油大学新疆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肯定他们到边疆基层工作的选择，对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出期望。在这封专为2020届高校毕业生所写的回信中，习近平勉励广大青年学子“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上面都是官媒的报道，是一些大话空话，当然主题还是哄毕业生到艰苦边远的地方去，缓解中国城市的就业压力。

如果说以上都是软性的呼吁号召之类的话，那么像这次教育部的发文就正式将到边远地区的学生人数和学校考核相结合的，这就有点半强制性质了，我们可以理解为教育部对习近平讲话的回应，或者是对习近平心思的揣摩后作出的安排。

今年，中国的就业形势到底如何？失业率到底有多高？可能这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10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09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9月份下降0.1百分点。

当然，统计局的数据有水分我们都知道，而失业率可以说是水分最多的一个数据。中国失业率到底是多少，失业人口到底有多少，谁都没有准确的数据！中国官方把失业率当成国家核心机密，禁止民间机构和学者调查统计，这就让失业率更加扑朔迷离。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不包括农村人口失业在内，而且将5.5%列为失业的红线，当然大家是不相信这个数据的。但是，今年7月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达到5.3%，非常接近红线，李克强都数次提到稳就业，在很大程度上能说明问题。

一些民间经济学家的算法，得出的失业率约在25.4%，这个算法是将“公开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市的隐藏性失业人数”、“农村的失业人数”3项数据加总，即得出真实的失业人数。

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第三季度的表现虽然比较抢眼，但还存在结构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增长相对比较快，同比已经是正增长了，特别是房地产的投资增长。而消费这块还没有恢复到去年同期的水平，同比还是下降的。我们知道，真正带来就业岗位的，应该是在消费这块儿，而不是投资。

那些大基建投资能解决多少就业岗位？比起消费带动的那些民营工厂、小作坊和实体店网店来，是九牛一毛。这些民营实体才是解决就业的大头，那些生产销售衣帽、鞋袜、日用品、家电等实体，才是中国经济涵养水源的血管，才是中国解决中国人饭碗的根本行业。

但在这次疫情冲击，这些民营企业成片倒闭，失业的人群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失业的人多了消费当然就无法起来。反过来，因为没有消费能力，这些民营企业和实体生存艰难，只有关门倒闭，当然失业问题就更加严重。而投资和出口两块和消费带动的就业相比，还相差很远。而且出口也存在结构性的一些问题，比如医疗健康电子产品出口还可以，但是很多传统行业的出口受到的冲击比较大。

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中国目前所谓的经济恢复增长，对就业其实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的失业率还没有从疫情冲击下缓过劲来。这也是这一次为什么教育部要落实习近平的呼吁，鼓励高校推送毕业生到艰苦地方去，并将这个和奖励挂钩的根本原因。

今年年初，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本来是毕业生应聘的黄金季节，因为赶上疫情，企业不敢招人，还大裁员，870万人延后招聘的基本上全部都耽搁了，压到了2021年。而现在，2021年毕业季的学生们也要开始找工作了，据说这一届毕业生达到了破纪录的900万人，两届叠加，明年的就业压力可想而知。

在12月1日的工作会议上，就连教育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承认，明年应届毕业生实际就业形势可能比想象中还要严峻。

灾情之下，今年应届生找工作可能已经面临着地狱模式。没想到，毕业即失业。本来大家觉得2019年是就业最难的一年，哪里知道2020年就业更难。真应了那句话：现在的每一年，都是以后最好的一年。

之前，中国各个大学统计的就业率基本都在99%以上，但是，每年中国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却是越来越严重，成为啃老族。因为大学统计的失业率，很多是学校的辅导员拿着数百学生的信息表，找企业签字盖章造假造出来的。要统计真实的高校就业率其实很容易，只需要统计毕业学生的社保和五险一金就可以。还有很多读研究生，或者做微信公众号、网络营销等一些人员都被统计进了就业名单，可以看出这种造假还在继续。这也是就业形势严峻的一个体现。

今年以来，因为疫情，中小企业自身难保，能维持现有能力不裁员、不倒闭已经不错了，哪还有能力去新招人呢？就算是一些大企业，也是在裁员求生。就算招人，需要的就业岗位也有限。所以，现在就是中国不少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都在想尽办法，投身相对不受经济周期影响的公务员或国企行列。前段时间报道的，北大清华的顶尖名校博士生硕士生就职基层街道办成为社会热议的新闻。其实就是毕业生就业难的真实写照。

所以，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这2020年870万毕业生和2021年900万毕业生叠加，1千万以上的就业大军将要涌向市场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这么多岗位给他们提供生活来源，缓解他们因为读书欠下的债务，而且社会上还有蛋壳公寓这些金融机构等着收割他们。可以说这届毕业生确实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如果无法就业，还可能被学校推送到所谓的艰苦边远地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这批人会像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样，成为被抛弃的一代人吗？

 

 

中国总理李克强召开部分地方政府负责人座谈会称，“你们讲真话我们才能出实策”。武汉肺炎疫情冲击经济，从地方政府非税收收入大幅增长来看，“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情况仍然存在。

11月23日，中国政府网发布新闻稿，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部分地方政府负责人视频座谈会，一开场先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本地区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总体情况；第二，如何考虑本地区下一步经济工作；第三，对国家宏观政策有什么具体建议？希望大家就以上三个问题畅所欲言，谈各自的看法”。

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黑龙江省、山东省、湖南省、广东省、云南省政府负责人，围绕上述三个问题，谈了对本地区今年经济总体情况和下一步经济走势的分析判断。

李克强说，“这将为我们研究考虑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提供重要依据。你们讲真话，我们才能出实策。”

李克强还强调，要着力稳就业、扩内需，有就业有收入就有消费，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中国财政部日前披露了2020年中央财政预算，根据2020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表，2020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数为82,77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执行数下降7.3%。

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央财政收入预计下滑极为罕见。

中国财政部表示，这主要是根据武汉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价格水平变动等因素计算出来的。

相对于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情况更不乐观。官媒报道称，一些地方财政收入大跌一半或以上，结余不够给公务员发工资。

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此前报道，受疫情影响，中部省份今年首季度财政收入大跌一半或以上，财政储备跌至低于安全水平。有地方官员透露，库房中可用的钱不足3成，不足以支付未来一个月的工资开支。

并且，官媒认为这并非个别例子，地方财政运行风险更严重。

《瞭望》记者向该省财政厅查询，其负责人表示，实时监控并未显示库房余额低于安全线。但是调查发现，财政部门为了避免被省领导约谈，会把一些政府基金暂时转移到库房，不过这些钱其实“能看不能用”。

非税收入增加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按照官方的解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包括：（1）各项税收：包括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出口货物退增值税和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船舶吨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等。（2）非税收入：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它收入。

通过对28个重点城市前7个月非税收入增速梳理发现，有19个城市非税收入实现增长，占比达68%；有21个城市非税收入增速高于税收收入增速，占比高达75%。其中，有8个城市的非税收入增速超过了20%。

非税收入过高，意味着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增加收入，这会增加企业和民众的负担。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意思是，最高决策层的指示仅仅在他们居住的中南海里打转，下级官员拖延或不予执行。

中共中纪委下辖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去年1月22日刊文，列举了官场的弊病，哪怕民声鼎沸的问题，官员往往会用一句“这个问题很复杂”的话，推脱责任和敷衍问题；即使当局出台政策，也会被官员以“不完整”、“不科学”、“不实际”等各种理由不予理会。

文章还专门提到偷奸耍滑、虚伪浮夸的“虚功之法”，以陕西秦岭违建别墅问题为例，因陕西官场阳奉阴违，习近平不得不六次批示。

在2018年9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也提到地方政府懒政、怠政的问题。

李克强举例说，“汽车被飓风刮倒的大树砸坏，需要找气象部门开具‘风力气象证明’；去银行兑换破损钞票，需要找第三方开具‘非被人为故意破坏’的证明”；“不知跑多少腿、磨多少嘴，咱们能不能出台点硬措施？”

在2015年4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批评政策被卡住的现象：“国务院领导常常半夜拿到特急文件立刻就批了，但有些部门、地方的文件却经常在那里原地‘转圈’。”

李克强发怒道：“不能让文件再在处长、司长那里一层一层地画圈了”。

官媒《新京报》也曾报道李克强时常因官员“为官不为，尸位素餐”，“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等问题发怒，甚至为此多次“拍桌子”发火。

 

 

中国10月下旬发布第三季中国平均月薪达到7819元人民币，而9日有调查显示，中国电商直播主的平均月薪达到1万636元，这让中国许多民众“怀疑人生”。有中国科技网站痛批，这些所谓的薪资调查根本是在进行“洗脑”，其实99%的中国人月薪根本不到5000元。

科技网站《36氪》一篇名为<别被洗脑了，这才是99%中国人的工资真相>的报导指出，中国2020年劳动人口参与率为67.5%，也就是有大约9.45亿人投入工作，而这些人“月入不足5000才是常态”，之所以经常会看到平均月薪报告远高于这个数字，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平均月薪甚至超过万元，那是因为贫富不均的缘故，“你和马云的工资一平均，也能打败全世界99.99%的人。”

而大陆民间许多人常被官方公布的数据“洗脑”，认为中国劳工月薪还不错，但事实上，中位数才能比较反映真实情况，除了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这几个城市的中位数超过5000元，其它中国一线城市的工资中位数只有3、4000元。如果是非一线城市的话就更惨，依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万1655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为1万3232元，除以6个月的话，也就是中国城镇劳工每月收入只有2205元，“县城青年才是中国的真实底色”。

报导还举例，江苏省淮安市某个小县城的洗脚城员工，底薪为1500元，晚上住在店里，晚饭花费不超过10元；火锅店的女员工，底薪2000元。在城镇中公务员是高薪职业，一名40年工龄的中学退休教师，月退俸有4000元；而刚就职大约一年的公务员，即便加上年终奖金等，平均每月收入也大概只有3000元，这才是中国“最真实的国情”。

相关消息引发民间热烈讨论。许多网友纷纷在文章下方留言说，“郑州保安3000多”、“我爸就干保安，月薪2000”、“月薪超过5000的占总人口比例不超过5%”。但也有网友表示不相信这个数据。

不过，翻查资料可知，中共总理李克强5月在两会时曾提及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6月3日也曾发布调查，指中国月收入在人民币1090元以下约有6亿人，占总人口数42.85%，呼应李克强说法。同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也在一场论坛上表示，李克强的说法与相关统计数据是一致的。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曾指，“6亿人月收入1000元”这是一个事实，李克强透露这个数据，正是要提醒如果不解决就业问题，这大批人口生活无以为继。

 

 

根据领英中国（LinkedIn）和中国全球化智库（CCG）日前发布的“高校校友观察：中国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研究与展望2020”报告，尽管中国经济逐渐摆脱疫情开始回温，今年毕业的874万名大学生仍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公部门仅吸收280万人；另据一些大学学生就业服务中心数据，仅25%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

动用国企扩大雇用

报告指出，受到疫情影响，消费品行业、制造业、软件业及资讯科技服务业的雇用状况明显减少；健康照护、远距学习及法律行业受影响较少，雇用人数相对稳定；运输、后勤、媒体及教育部门仍有缺工情况。

中国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表示：“有许多大学毕业生仍在找工作，2021年要毕业的也即将投入职场，政府将继续增加政策协助，包括扩大国企的雇用。”她说，目前公部门已吸收280万应届毕业生。

中国国家统计局上月指出，20至24岁拥有大专学历的年轻人，9月的失业率比去年同期增加4个百分点，且许多工人的工资被砍或延发。对于今年毕业的874万大学生而言，就业市场前景黯淡，一些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数据显示，仅25%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导，中国国家公务员局表示，有160万人通过了定于11月举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背景调查，比2019年的140万人还多，录取率只有1.6%。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大学毕业生达到874万，同比增长40万人，创历史新高，台湾媒体《自由时报》也指出，一些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数据显示，仅有25％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在10月28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

“今年受疫情影响，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着许多困难，市场需求下滑，招聘延后，求职也遇到了新的阻力。”。她还透露目前公共部门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已达280万人。这个数字占今年大学毕业生总数的三成以上。

中国官方公布的公共部门录用的大学生的数字和《自由时报》的数字不相一致，记者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不过，官方公布的就业率数据曾遭到外界质疑。《南华早报》七月份的一篇报导曾指出，中国官方将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受雇”的定义，扩展到开设网店、电子竞技玩家以及拥有博客的人，将他们归类为“灵活就业”，计入总体就业人数中，试图降低失业率数字。《法制日报》也曾在七月报导，因中共病毒疫情导致就业市场萎缩，有高校以各种硬性或软性条件要求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将毕业生的就业率“掺水”，许多应届毕业生发现有“被就业”的情况。

根据领英中国（LinkedIn）和中国全球化智库（CCG）10月29日发布的《高校校友观察：中国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研究与展望2020》报告，2015-2019年国内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持续增长，年均增速为15%，至2019年的报考人数达到290万人，同比增长22%，但硕士研究生录取率却逐步下降，2019年录取率为28.0%，相对2018年下降4个百分点。

“现在的学历普遍提高以后，本科生的工作在专业上没有优势……本科生的专业能力某种程度上不如以前……有很多大学生愿意去读硕士、博士，对国家是一种缓冲，对于个人来讲也是提高自己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专家程方平告诉记者，在教育逐渐普及之下，许多本科生选择往上攻读增加专业能力，而非直接步入职场，同时各个大学也会竭尽所能招收优秀硕博士生。

虽然此份报告并未针对今年毕业生进行分析，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告诉记者，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影响，许多西方国家疫情控制并无减缓，导致许多本科生毕业后选择“国内读研”，而非进入就业市场，避免求职困难的窘境。

“今年几乎没有申请出国的，没办法呀去不了……今年报研的学生比较多，留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比往年多。”她说。

尽管如此，中国官方对于就业形势表示乐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在10月19日的发布会上表示，9月份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调查失业率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个百分点，但比上个月下降了2.4个百分点，显示说明今年的就业压力对高校毕业生来说仍然非常大，但相较年初疫情肆虐之时已逐渐好转。

程方平认为，若要增加毕业生就业率，可往农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取代以往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的方式。

“现在的农业还是需要大学生，所以这方面就开始有一些领导和政策，它的（人才）容量就很大……光靠工业和服务业是不可能容纳（所有毕业的大学生）的，公务员也不可能。”他说。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决定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并以“内循环”经济为政策主线。

但因中国经济受疫情影响，仍未回到疫情前水准，在工作难找下，有160万人将参与11月举行的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创史上第二高，录取率仅1.6％，代表考完试后很多人将继续失业；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情况下，中国恐难推动内循环经济。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中国国家公务员局表示，160万人通过了定于11月举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背景调查，人数比2019年的140万人还高，但录取率只有1.6％。

高失业率内循环经济难推公职越来越受欢迎，凸显中国就业市场面临的挑战。

尽管经济正在复苏，但雇主减少招聘，导致失业率高过疫情前水准，并拖累民间消费。

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今年前九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减7.2％。

中国官方公布的九月失业率为5.4％，疫情前失业率约5％。

对于今年的870万大学毕业生而言，就业市场前景黯淡，据一些大学学生就业服务中心数据，仅25％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因此当公务员变得更吸引人。

例如在苏州，2018年公务员平均年薪18万227元人民币，当地私人企业平均年薪5万8千333元人民币，相差逾3倍。

咨询公司TS Lombard分析师庄波说：“在大批人员失业之际，提供铁饭碗的政府机构是最佳工作单位。”

 

 

由于大量外资企业撤出中国，中国失业工人为了谋生，不惜冒险偷渡到越南。越南公安边防局近日在中越边境地区先后抓获100多名来自中国广西的偷渡者。这批偷渡者原本在广东打工，打算到越南寻找工作机会。中方在部分地区筑起围墙，防止中国人偷渡。

越南边防部队破获两起特大中国人偷渡越南的案件。综合越南多方消息，本周日，越南北方谅山省公安边防局在境内抓获中国广西籍偷渡越南的中国人76名，河靖省边防局拘留25名中国广西籍偷渡者。经初步审讯，被捕者原本在广东打工，但自去年初以来，因大批外贸企业撤离，导致工人失业，当他们得知撤资企业已搬到越南，打算前往岘港打工。

越南平阳省逸安县安平社台商负责人郭海光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去年以来，有不少中国大陆人偷渡到越南找工作：“最近这几年多了，大部分人从北方那边，越境偷渡过来，从小路偷渡，大陆边界是广西，还有从云南过来的。”

据腾讯微博“越南那些事”说，近日，越南各大媒体发布消息，谅山省公安与交警队配合抓捕了非法入境越南的20名外籍人士和3名越南籍驾驶员，其中2名驾驶员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越南中资企为节省成本招募中国偷渡客

10月26日，越南公安部所属交警局2号高速检查站中校阮长山告知，该单位收到谅山警方的通知后。于同日凌晨1点钟左右，在广宁至海防再到河内的高速公路上，对一伙偷渡客进行拦截并拘捕。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2辆丰田越野车和一辆丰田商务车，车上共载有23人，其中20人为外籍人士，他们都没有合法入境证件。另外3名驾驶员为越南本土人士。被捕者已被送往谅山公安机关，接受警方深入调查。

旅居越南南部的郭海光对本台说，越南警方通常会拘留偷渡客一段时间，再罚款、驱逐：“越南公安很厉害，会调查，把你关起来，然后把你赶回去。”

10月20日在广西中越边境友谊关一带，聚集了近千名中国技术人员，他们打算前往越南打工。郭海光说。外资企业一般不会聘请非法入境者，但中国在当地开设的小工厂可能会：“不敢的，只有中国大陆人比较胆子大，但不是大企业，是小企业。”

再掀偷渡潮显示中国经济急速恶化中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众多越南人偷渡西方谋生，去年10月，曾有39名越南人偷渡英国艾塞克斯郡，被发现死于一辆货车中。一年后，发生大量中国人偷渡越南。网民发帖称，昔日越南人偷渡英国，如今中国人偷渡越南，歧视链已经形成了。

广西商人陈先生对本台说：“现在越南的经济发展就像当年的深圳，比大陆开放的地方可能都要强很多，所以从经济上，商业上来说，劳工向越南转移的态势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北京居民孙雨辰对本台说，偷渡者通常是由经济落后地区前往发达地区，但是中国人偷渡越南，值得深思：“偷渡到越南去说明至少在中国的机会不多，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在走严重下坡，现在只能说明大陆的经济愈来愈不好了。”

另有视频显示，中国在中越边境线修建数百公里长的围墙，墙高2米，据说是为了防止国人出逃。

 

 

受疫情、美国限制中国学生入境影响，大批中国留学生回国谋生。中国有调查显示，今年以来有多达80万留学生要回国求职，比往年大幅增加7成，加重了中国就业市场压力，在竞争激烈环境下，就算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工资也大不如前。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有80万留学生，与874万国内应届毕业生站在同一起跑线。

从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新一轮招聘数据得知，仅是银行初级柜员，就吸引了清华、北大、人民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生，此外，应征者还包括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及美国南加州大学等美英名校毕业生。

对于这种现象，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是受到武汉肺炎、水灾及中美贸易战等负面因素影响，“老美（美国）的制裁下，高科技公司受到很大影响，有很多外国企业已经外迁了。直到7月底申请搬迁补助的日本企业达到1千7百家。就业岗位本来就少，外资外迁加上内资的关门与歇业，中小企业的岗位少了以后，很多人都去考公务员了。”

进行调查的在线职前教育平台透露，受访的“海归”主要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回国，其中超过6成有硕士学位，部分人甚至具有博士学历。

而金融和科技行业则是最多海归从事的行业。报导指出，部分海归原本计划回国工作赚取30万以上年薪，但实际上只有不到5%受访者可以如愿。接近4成“海归”年薪不足10万，这一比例同比增加一成。

“降薪是普遍的。各地的财政收入也在下降。因为企业效益不好，它的税收也上来不了。全国各地的税收和财政收入普遍降低，说明企业的效益普遍下降。”贺江兵表示，海归的工资一般是本地毕业生的两到三倍，随着海归工资减少，本地毕业生的工资会变得更低。

“有的地方（单位）月薪只有3000块钱。如果（海归）是正规大学还是比内地的好一些。因为内地会更低，所以整体会拉低。”贺江兵说。

调查援引业内人士分析，随着中国大陆大学生群体竞争力增强，他们与海归的优势差距正逐步缩小。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专家程方平表示持保留态度。

他说，“国内的教育有弱点，理论跟实际工作能力是有差别的。国外回来的人外语好，有国际视野，特别是国际业务方面，确实比只在国内学习的人有好处。譬如说我们对国外的了解也有很多信息不对称。他们回来有助于中国和外国相互理解。”

有分析认为，海归回国求职的趋势会否持续，很大程度取决于疫情下，美国今年第三季经济能否强势反弹。

 

 

中国总理李克强本周在上海考察自贸区内的外资企业，参观银行，要求银行协助中小企存活下来，显示中小企正面对严峻环境，这也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收入。数据显示，今年头7个月，中国三百多个地级以上城市中，近六成的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

上周，中共中央办公庁向各级政府机关下发文件，要求民营企业家，包括在内地投资的港澳人士，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有经济学者形容，这无疑是走回头路，要中国重回计划经济时代。而一向关注民营经济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本周一及周二，在上海考察期间，参观民营和外资企业，并在交通银行召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工作座谈会，听取小微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

李克强特别叮嘱银行职员，要注意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

他说:“这个业绩不是说自己拿多少钱，是让我们普惠金融业绩有更大的发展，让中小企业存下来、活起来，发展有广阔前景”。

经济学者:李克强已无力扭转局面

关注中国民营经济的学者张昆仑本周三（23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在最新政策下，民营企业很难起死回生。即使李克强到上海考察，力挺民企，他也无力扭转局面：“李克强基本上也就是做一做样子罢了。国务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说话也不太算数，但是总要亮出自己的观点。李克强在现在这种状态下，也是心灰意冷。不管怎么样，反正该说的他已说了，最终谁输谁赢，已经不重要了。”

中国总理李克强本周在上海考察自贸区内的外资企业，参观银行，要求银行协助中小企存活下来，显示中小企正面对严峻环境，这也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收入。数据显示，今年头7个月，中国三百多个地级以上城市中，近六成的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

上周，中共中央办公庁向各级政府机关下发文件，要求民营企业家，包括在内地投资的港澳人士，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有经济学者形容，这无疑是走回头路，要中国重回计划经济时代。而一向关注民营经济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本周一及周二，在上海考察期间，参观民营和外资企业，并在交通银行召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工作座谈会，听取小微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

李克强特别叮嘱银行职员，要注意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

他说:“这个业绩不是说自己拿多少钱，是让我们普惠金融业绩有更大的发展，让中小企业存下来、活起来，发展有广阔前景”。

李克强说中国经济可正成长但不稳定因素很多

“经济内循环”出现新解读民众“舍不得花钱”政府犯愁

美国外汇经纪商退出中国民企外资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

新华网周二晚间报导，9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考察。在喜马拉雅公司，李克强与音频创作者交流。他说，用现代技术开发多样化音频产品，创造出巨大消费市场，可以带动大量就业，丰富群众生活。

李克强考察自贸区内的外资企业思爱普中国研究院，和中外工程师交谈。李克强还到一家招聘公司，详细询问就业市场形势、薪酬变化、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情况。

学者张昆仑对此表示：“他能不能改变民营企业的命运，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习近平肯定没有任何想把空间留给社会自由发展的机会，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民企前景暗淡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税收

本周二，李克强在交通银行召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工作座谈会，听取地方、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负责人意见建议。他说，要继续保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的合理力度。防范金融风险。李克强还到南京路考察商业和消费恢复情况。

金融学者司令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中国民营企业给政府的税收超过五成，解决了八成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问题：“挽救他经济社会危局、实现经济增长，找到创新动力，都作出了比国有企业更大的贡献。中共其实一直离不开民企。李克强更注重民企的活力，而习近平更多的对民企用教条、家长式的做法。非常粗暴的对待他们。”

近六成城市财政收入负增长

在中小企业倒闭潮下，上半年中国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据第一财经报导，今年前7月，调查的176个地级城市公共预算收入中，有102个出现负增长，占比近六成。74个实现正增长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增速超过10%。出现负增长的除了湖北各地、哈尔滨、大连外，还有一些能源重化产业为主的城市。

湖北学者唐树理对本台说，当前就业等形势严峻：“经济压力非常大，就业形势非常不妙，而且民营经济面临困境。而解决这些问题是尽快把民企的发展，要真正落实。只有民企发展，眼下的经济活力，尤其是就业压力才能有所缓解。”

唐树理说，李克强在上海说得再好，如进一步加强保护民营经济，倘若没有实际行动，中国失业率将继续上升。

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6.2%，而中央收入则同比下降11.3%。

 

 

中国官方称8月经济数据是超预期，不过在9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贺铿对媒体表示，经济未超预期，难点在就业。另有信息表明，在疫情影响下，中国失业率高企。

中国官媒《新华社》9月16日发文《多项宏观数据超预期显经济韧劲》称，多项数据向好并超市场预期，需求复苏不断提速，经济运行积极变化增多。随着需求继续回升，“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逐渐增强，预计三季度经济环比继续回升。

9月18日，综合中国大陆媒体报道，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表示，今年第二季度末时出现了一个拐点。所谓的拐点就是说，4、5、6月份的恢复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超预期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和预期相比，三季度恢复的势头比二季度要缓慢一些。“如果说大家认为好于预期的话，对于我来说是差于预期。”

贺铿说：“主要的难点是就业的问题，中小企业的恢复情况不是很好。从这个季度来看，8月份小企业的PMI是47.7%，比7月份还下降了将近一个百分点。这就说明了小企业的情况不是那么很好。小企业的情况不好的话，显然就业就不好，因为80%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现在中型企业稍微恢复得好一点，小企业数量最大，PMI反而还有一点下降，说明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需要重视。”

贺铿认为，从今年一季度到现在就业的整个新增的城镇就业是781万，这比去年的同期少增了203万，那就是说比去年少增了20%以上。今年需要就业的新增就业人员比去年更多，而实际新增的就业数781万比去年又少了超过20%，那就说明城镇就业的情况不是想象的那么好。

贺铿强调，从失业的情况来看，居民的收入增长肯定不是那么乐观。所以要四季度的消费恢复到去年的水平，那么就业和居民收入应该恢复到去年的水平，如果这两个达不到，要想四季度消费恢复到去年的水平就有难度。

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也有相关表态。

李克强9月1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特别对话会，发表致辞并同企业家代表互动交流。对话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主持，全球近600位企业家参加。

李克强在介绍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时说：“中国有1.2亿市场主体，中国人民勤劳、智慧。保住上亿市场主体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就能实现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目标，稳住经济基本盘。”

数据显示，到2019年底，中国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个体工商户带动就业人口数量超过2亿，是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

独立智库天钧政经撰文《解密李克强工作报告中暗藏的信息》提到，北京当局的一个底线是GDP问题，虽然没有提出GDP增长目标，但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2017-2019年新增城镇就业目标是1,1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经济增速与就业息息相关，经济学界的研究表明，GDP增速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为200万人，但如果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会减少就业400万人。如果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无从谈起。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中国缺乏与其经济发展匹配的技术型劳动力，同时引述北京大学今年七月发布的研究显示，有9%的中国民众今年失业后就没有再找到新工作。

为了应对武汉肺炎疫情导致的企业倒闭、人员失业潮，北京当局在各地推出培训课程，希望给庞大的劳工市场注入强心剂。不过，实际上这根本无法帮助中国的失业大军。

据《自由亚洲》电台9月16日报道，成都市民李田慧（音译）在参加了一项由市政府资助、为期十天的化妆课程后，李田慧称，“没有教给学员市场所需技能”，老师们更关心的是他们有没有用指纹扫描仪签到。

值得注意的是，和李田慧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

人社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名工作人员解释说，培训课程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学习基础知识，不是让他们成为专家”。

成都一家餐馆老板张林（音译）就讽刺这些培训课程“不顶用”，表示十四天的证书不足以培训出一个能做宫保鸡丁、吸引回头客的厨师。

有评论人士形容，这一系列培训计划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中国总理李克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特别对话会，表示保住中小微企业就是保住就业。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的文件，则透露出进一步绞杀民营企业的意图。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9月16日报道，李克强9月1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特别对话会，发表致辞并同企业家代表互动交流。对话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主持，全球近600位企业家参加。

李克强在介绍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时说：“中国有1.2亿市场主体，中国人民勤劳、智慧。保住上亿市场主体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就能实现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目标，稳住经济基本盘。”

数据显示，到2019年底，中国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个体工商户带动就业人口数量超过2亿，是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

李克强在5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计划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支持稳就业，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等。

独立智库天钧政经在《解密李克强工作报告中暗藏的信息》分析指出，其中一个底线则是GDP问题，虽然没有提出GDP增长目标，但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2017-2019年新增城镇就业目标是1,1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

经济增速与就业息息相关，经济学界的研究表明，GDP增速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为200万人，但如果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会减少就业400万人。如果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无从谈起。

另外，李克强在对话会上再提改革及优化营商环境，称这样“既助企纾困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并且他称，“中国将继续放宽市场准入，保障外资合法权益，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可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的文件，要求企业“跟党走”，这令各界感到忧虑。

9月16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报道称，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该报道引述文件称，“全面提高党领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能力水平，切实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这份《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的工作对象，要面向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主要包括民营企业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民营企业中持有股份的主要经营者，民营投资机构自然人大股东，以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为主体的工商领域社会团体主要负责人，相关社会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民营中介机构主要合伙人，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性的个体工商户。

从文件内容来看，中共对民营经济进行统战实际是加强控制。该文件要求民营企业家从人才培训、选拔，到业务方向，都要在中共的引导下进行。

该文件是中共四十年来发布的第一份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文件，文件中多次出现政治和推进等指令性词汇。

近年来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现象引发各界关注，国有企业挤占民营企业各类资源。公开资料显示，民营企业创造了50%以上财政收入；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就业，民营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0%以上。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的文件，要求民营企业家“跟党走”。近年来“国进民退”的现象引发各界关注，中国民营企业正处于四十年来最严酷困境。

9月16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报道称，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该报道引述文件称，“全面提高党领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能力水平，切实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这份《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的工作对象，要面向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主要包括民营企业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民营企业中持有股份的主要经营者，民营投资机构自然人大股东，以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为主体的工商领域社会团体主要负责人，相关社会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民营中介机构主要合伙人，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性的个体工商户。

从文件内容来看，中共对民营经济进行统战实际是加强控制。该文件要求民营企业家从人才培训、选拔，到业务方向，都要在中共的引导下进行。

该文件是中共四十年来发布的第一份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文件，文件中多次出现政治、推进、引导等指令性词汇。

9月1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发布“中央统战部就《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的文章，再次强调：“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是实现党对民营经济领导的重要方式”；“任何时候都要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河北邯郸独立文史学者冯智表示，这份文件内容很明显是要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控制，而且用词严厉：“肯定是要控制的，把民营经济纳入全国一盘棋当中去。建立党组织的权威，引导和统筹这样一个架构，然后以工商联和商会作为两个民营经济的组织形式。”

冯智说，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只有一种经济形式：“利用这种形式将民营经济控制起来，完成他们的内循环经济，以避免民营经济人士成为游离分子，形成党派外的力量，他要想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就必先解决民营经济问题，现在已经开始解决了。”

山西学者石向阳说：“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上去很漂亮的措施，政策安排到实际落实，都说骗人的。现在所谓对民营企业加强统战”；“就这个通知来说，是怎么样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

近年来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现象引发各界关注，国有企业挤占民营企业各类资源。

北大国发院教授、副院长黄益平认为，中国亟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需要寻求所谓的‘竞争中性’，确保给予国企和私企同等待遇，这样我们才能为国企去杠杆，信用也能得到更合理的分配。”

国有企业有信贷资源和政府补贴，但是民营企业却难以获得，还得承担高税负。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中国企业的综合税率，即企业实际应缴税费在营业利润中的占比为62.6%，而OECD高收入国家为39.9%，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为33.6%，表现最佳的那些经济体只有26.1%。中国最新税率虽比2015年的68%已有下降，但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民营企业创造了50%以上财政收入；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就业，民营企业占全部企业的90%以上。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在今年5月对媒体表示，企业是社会最有活力的组织之一，特别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运营效率、灵活性都能在社会面对危机的时候帮助政府、社会很好地解决一些问题。因为企业离市场最近，一旦社会出现危机，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企业。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部风险和美国的压力，中共要求民营企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中国官媒新华社在周二晚间发表了一份中共文件，要求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统战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在这份题为“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的文件中，中共中央表示，“民营经济人士作为我们自己人，始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

文件提出，统战工作要面向所有民企和民营经济人士，包括民企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的主要经营者、大股东、和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性的个体工商户。但文件没有提到台商和外商。

新华社称，这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发布的首份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文件。

统战是中共在推翻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的过程中为争取民主派人士和其他社会力量而提出的一项策略。统一战线后来被毛泽东总结为取得新民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

观察人士指出，今天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共的概念中应当属于它依靠的基本力量“人民群众”的范畴。而如今，中共却把这项对敌斗争策略使用在“自己人”身上似乎透露出中共一直以来并没有从内心把这些人民群众视为“自家人”。

从1979年中国经济开始转型以后，中国出现了大量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家。他们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对他们是即依赖也限制，防止这股民间力量脱离中共的控制。

即便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中共的理论研究部门还不时发表文章称，要限制甚至最终取消民营企业。习近平上台以后明确提出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地位明显下降，“国进民退”的问题更加突出。

中共发布的文件说，要加强民营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建设，教育引导他们“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文件还提出，要让优秀的民营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常委会工作，要把“政治素质好、群众认可度高、符合党员条件”的民营代表人士吸收到党内。

病毒大流行爆发以后，中国的民营企业遭遇严重困难。中国政府虽然表示要给企业增加信贷和税收支持，但这些支持大部分还是落在了国有企业手里，民间企业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大批民营企业倒闭。

伦敦国王学院东亚经济系讲师孙鑫（Xin Sun）认为，美中关系恶化和病毒大流行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更加担忧。

路透社引用孙鑫的话说：“结果，许多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对中共统治的前途的信心下降了”，“但与此同时，中共仍然需要民企的贡献，特别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刻，无论是在各种重要的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层面。”

 

 

中国大陆多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提出今明两年持续扩大实习规模，把失业青年都组织到实习活动中，最大程度发挥就业实习稳定就业、促进就业作用。

据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网4日发布，人社部、教育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工商联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见习工作的通知”，作以上政策宣示。

根据“通知”，中国扩大就业实习规模的吸纳对象是：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16至24岁的失业青年。

“通知”规定，实习时间为3至12个月，期间由实习单位给予基本生活费，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吸纳实习的单位，按规定给予就业实习补贴；因疫情实习中断的，相应延长补贴期限。

“通知”宣示要扩大职缺的募集规模，大力募集一批就业实习职缺，做到今明两年实习职缺总量不低于上年，并要丰富职缺来源，透过民营企业募集一批、国有企业征集一批、事业单位提供一批、社会组织收集一批、政府投资专案挖掘一批、科研专案开发一批，满足青年多元实习需求。

“通知”要求保障实习人员待遇，鼓励实习单位留用实习期满人员。对实习后未留用人员做好后续就业帮协助，持续提供职缺资讯、职业指导等服务，促进尽快就业。

根据“通知”，政府部门将指导实习单位适当提高实习人员基本生活费，力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或用人单位，为实习人员购买附加保险，提高实习保障水准。

根据目前规定，中国大学毕业生参加就业实习，实习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每月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补助（政府和实习单位分担），实习单位为他们缴纳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腾讯理财近日发布的《后疫情时代国人财富管理报告》显示，受瘟疫影响，大陆居民收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少，占比为57，4%；其中减幅超过50%的占17.5%；减幅20%～50%的占15%；减幅低于20%的占24.9%。

个体经营者的收入受瘟疫冲击最大，他们多从事餐饮、零售等服务业。78.2%的个体经营受访者表示收入减少，而收入减少超过50%的高达3成。

另外，约七成受访者背负不同类型的贷款。其中，42%的受访者负有房贷，16.4%的受访者负有车贷，26.8%的受访者负有各种消费贷。分年龄段看，80后债务压力最大，有负债的比例高达74%，意味着在80后群体中，每10个人有超过7个身上都背负着债务。相比之下，80后的父辈——60后的债务压力最小，有负债比例仅为45%。

报告显示，29.5%受访者表示瘟疫过后将会适当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不过，52.9%受访者认为消费支出很难削减，收入方面的“开源”更为重要。

瘟疫也降低了人们的投资风险偏好。报告显示，71.7%的受访者表示疫情过后将在投资理财中更趋于保守。

对此，《香港经济日报》认为，大陆居民收入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近两成人收入“腰斩”，而且逾四成人还要还房贷，荷包缩水下，要增加消费并不容易。如果居民就业及收入仍然未改善，“经济内循环”也搞不起来。

此外，目前大陆仍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瘟疫稍缓南方洪灾又到，中共中央要稳定经济，必先要解决居民就业及收入问题，这是摆在高层面前一座大山，不移走居民在荷包缩水、职位不稳的情况下，要推内需更难乎其难。

 

 

中国经济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直接影响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和874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7月6日，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企业应多招聘农民工。另外，教育部发布的通知也透露了今年大学生的就业情况。

7月6日，据中国官媒《中新社》报道，李克强在贵州考察时说，沿途看到很多闲置厂房，当地政府完全可以支持企业，利用这些厂房进一步扩大生产，且“多招一些当地的农民工兄弟姐妹”。

李克强的表态也证实不少制造业的生产线处于停顿状态，也反映中国经济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仍未有起色。

李克强是在贵州铜仁倍易通科技有限公司做出上述表态的，该公司是铜仁市政府从广东深圳引进的大型企业，现有员工超过二千人，其中有1,592人是武汉肺炎疫情趋缓复工后新招聘的农民工。

李克强向该公司的负责人及主管说，“你们办了件好事，既给当地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也降低了自己的生产成本，是‘双赢’”。

李克强又表示，只要有就业岗位就有未来，“我们‘保就业、保民生’就更有底气”。

除了农民工，今年874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始终被人们关注。

7月6日，中国人社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发布了9个新职业。分别是“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员”、“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

除了发布新增职业外，此次还发布了一些职业发展出的新工种，如互联网营销师职业下增设的“直播销售员”，即人们熟知的电商主播和“带货网红”有了正式的职业称谓。

除此之外，“互联网信息审核员”、“小微信贷员”、“劳务派遣管理员”、“泥板画创作员”等5个工种也成了正式的职业称谓。

民众们调侃道，“五毛”们也有了正式的职业称谓（互联网信息审核员）。

中国人社部官员表示，此批新职业除了主要涉及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还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

7月5日，中国内地媒体披露了一份中国教育部《关于严格核查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通知》，其中就业统计有九种分类：

1.包括7种情况的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2.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用人单位提供的录用文件；

3.科研助理；4.应征义务兵；5.国家基层项目；6.地方基层项目；7.其它录用形式就业；

8.自主创业中，“开设网店”算电子商务创业，利用互联网平台从事经营活动；

9.自由职业中，将互联网营销工作者、公众号博主、电子竞技工作者等也算入职业统计。

这意味着，大学毕业生开个网店或者有个公众号，就算其就业，这样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将大大增加。

中国官媒《光明日报》7月4日报道，中央组织部、民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七部门近期发布了《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通知》，以帮助他们就业，并推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消息一出，就有人调侃说，这听上去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翻版。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近年来持续攀升，而各种因素却导致用人需求下降，大学生就业难上加难。那么，北京当局的就业举措又能取得多大成效呢？

中国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媒体表示，今年毕业生要有过紧日子的打算，中国本身存在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难的问题，再加之今年人才供给增加，疫情让市场需求减少，中小企业也不想新增人手，因此大学生的求职活动更受影响。

 

 

武汉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就业情况堪忧，失业率也被学界讨论。6月9日，海通证券发布研究报告进行了分析。

在4月份，中共政治局会议就曾提出“六保”。从此前“六稳”到现在的“六保”，凸显了官方底线，而其目标相同之处，在于就业都居于首位。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同样强调，“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

武汉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同样就业情况堪忧。

6月9日，这份由海通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于博执笔的报告写道，就业形势却依然严峻。4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依然位于6%的高位，比去年同期高出整整1个百分点。而1~4月份的城镇新增就业仅为354万人，较去年同期下滑了23%。

报告认为，从政府预期目标的调整不难看出就业形势严峻。今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下调到900万人，这是2009年以来的首次下调，而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也上调到6%。而历史经验表明，1~4月城镇新增就业占到全年的33%~36%。如果假设疫情对后8个月新增就业影响程度保持不变，也即1~4月新增就业的占比为34.5%，那么今年全年依然可以实现1,026万的新增就业。而城镇新增就业目标是900万人，这不仅表明后8个月就业压力依然较大，也意味着政府预留了一定空间。

6%的调查失业率恐怕还不足以反映真实的就业压力。比如，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是3大就业重点群体之一，而今年考研究所报名人数增幅高达16.3%，也从侧面印证了就业形势的艰难。真实的就业压力可在3个方面显现，一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群体，如大量的农民工返乡之后并未返城，估算这部分群体人数超过2,600万人。二是新增失业群体，估算这部分群体人数超过300万人。三是在职未上班群体，估算超过1,400万人。

报告认为，两类行业人力成本占比较高：一类是以非银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以及以计算机、国防军工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另一类是以休闲服务、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从中国多个渠道传出的信息来看，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正在中国蔓延。不过，非官方的失业率估计远远高于官方数字。中泰证券的测算称，中国的失业率约为20.5%，有超过七千万人失业。

据官媒《新京报》5月29日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认为，有相当规模的老百姓当前遇到了就业收入问题，政府要想办法、并且有办法稳定经济，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疫情之下，对于城市里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大企业工作的人来说影响较小，受影响大的主要是城市里的农民工群体。就业受到整个总需求的影响，“大家都去摆地摊，真正能挣钱的有多少人？毕竟还有一个需求领域。即使在流通领域，搞活一点，促就业、增加收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5月底的的中共二会结束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捅出了“六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这个事实，这个说法是打脸了习近平的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既有目标，可以说给习的难堪是非常之大的。这个话题在海内外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且其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可以说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政治层面的高度，这样一种说法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了习近平执政多年来的一种政绩，将中国人的贫困和这种不堪，全面暴露在了全世界面前，也将习近平的无能和他的可笑，也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个脸打的确实是非常之响，

这两天就传出消息说习近平要求李克强写检讨信，网上就流传出来一个检讨的版本。我粗略地看了一下，文字非常一般，基本上算是高中生的表达水平。你好歹是国务院总理的秘书班底，又是国务院办公厅在后面，不至于拿出这么差的检讨，里面的内容是李克强向习近平和赵乐际做检讨，这个程序可以说明显是不对的。李克强好歹也是二把手，还不至于向赵乐际去做检讨，而且这个检讨一般是向以谁为首的某某组织来做，不是说向某一个人来做的，所以这个程序应该也不对。再说了，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说出一组真实数据也不算错，那么习近平确实也是挑不出什么大毛病的，顶多就是吃个哑巴亏，不至于说要求李克强去写检讨，所以这个检讨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恶意的恶搞，但从网上都在流传的这份检讨来看，说明很多人还是认为李克强公布的数据确实是让习近平是下不来台，非常难堪，这是习近平在报复，那么这才是这封信能够以讹传讹的一个群众心理基础。

从这可以看出，说习近平要求李克强作检讨基本上是谣言，但并不代表习近平不采取措施来补救李克强把数据捅出来后引发的负面影响。而最近，习近平的反击和补救措施就来了。路透社5月31日报道，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就刊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属名文章。文章指出，总体而言，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成效比当初预期的还要好，不过目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一些短板，必须加快补上。官方的新华社周日援引的这篇题目为“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的文章，内容就说，要聚焦短板弱项，实施精准攻坚，从人群看，主要是老弱病残贫困人口，从区域看，主要是深度贫困的地区，从领域看，主要是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短板。

习近平这篇文章，迟不发早不发，刚好赶在李克强把这个数据捅出来之后发这篇文章，那么这个时间点是非常的巧合，可以说是作澄清、替自己辩解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补救。其次，文章说“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成效比当初预期的还要好，那么这当然是在自我表扬自我肯定，意思就是说，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我的领导下其实已经完成了，而且是超预期完成的，我是没问题的，这是表达的第二层意思。那么他的第三层意思是，他承认还有短板并需要补上，这其实才是重点。毕竟李克强把六亿人月收入1000元这个具体，而且是实打实的数据说出来了，习近平是无可辩驳的。有这个数据在，可以说小康社会的目标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没有完成，所以习近平通过承认短板这个形式来承认小康社会目标确实还有短板没有完成。所以，只要我们头脑清醒一点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甚至可以说习近平在2020年要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应该是彻底失败。习近平对李克强的反击，那么也只能糊弄一下糊涂的人，那些明白的人一看就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多“岁月静好”的人呢，或者说是一些中产白领和不知道人间疾苦的大学生，听到李克强的这个数据都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接受。很多人认为这些人只是农民或者老弱病残，其实未必。就我了解，城市里很多人的生活状况，其实比农村是更艰难的，收入也更低。在农村里，你好歹是有的，可以耕种，可以种出粮食有吃的，也有房子住，再不济也有个老房子可以撑一下，不用自己交房租吧，至少你不会饿死、不会冻死，不会在外面流离失所，但是在城市里就不一样，吃的无法耕种你要买，住的你需要付房租，我们知道很多穷人，有些在城市里面的菜市场里面是捡菜叶子的（这我自己就看到过）。还有的是住桥洞或者废弃的一些场所，好一点可能会住在地下室。可以说有的一天的就是靠几个馒头或者是咸菜为生。

去年媒体就报道出来有这样的案例，比如说那个体重只有43斤的女大学生吴花燕，她一天的生活费就是2块人民币，她的生活水平还没有达到一个月1000块钱的标准，更没有达到联合国一天1.9美元这样一个贫困线的标准，可以看出来，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底层人的悲惨，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不知道。很多人觉得自己生活很富足，衣食无忧，岁月静好，然后就想当然的认为别人和自己一样，至少都差不多吧，不会穷的连饭都没的吃这种情况。现实中，媒体的聚光灯也都是聚在这些衣着光鲜的人的身上，他们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状况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他们掌握社会的话语权，但是社会和媒体很少聚焦在那群社会阴暗角落里那些穷人的身上，甚至社会都忽略他们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李克强把这个数据说出来之后很多人非常震惊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感觉突然冒出了这么穷的一群人，平时社会都没有关注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也没有他们，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很多人就很好奇。

其实，李克强说的这六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块钱，还是2018年当时经济情况相对比较好的时候的数据，因为2019年的统计数据还没出来，如果是放在现在来看，可以说2019年和今年的经济情况是更差，更多人的收入可能都没达到1000元，总数会远远超过六亿人。尽管习近平对李克强进行了反击，但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失业、贫困问题反而加剧，这才是李克强鼓吹并倡导地摊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李克强说地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气”，央视甚至直接造谣说摆地摊一天收入是3万块，一个摆地摊卖衣服的女人靠摆地摊买了一辆奥迪车，甚至有的地方都开始摊派名额，要求一个城管拉三个人摆地摊。现在可以说，摆地摊在国内已经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以前摆地摊是违规的，被城管到处追打罚款，那么现在，全国多个省份、数十个城市已经全面铺开来进行摆地摊，可以说地摊经济在全国开始盛行。而全国文明城市的评比中，已明确取消了占道经营等一些考核指标，说就是为地摊经济在让路，但是这只能说是一个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众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摆地摊是一种经济倒退的无奈的选择。地摊经济模式可以说是贫穷和落后条件下的经营模式，因为它简单，灵活，易操作。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随着人们购买力的提升，地摊经济模式是注定要自然消失的。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无奈之下重提地摊经济，其实就像富翁突然倒闭之后重新去做泥瓦匠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地摊经济可以鼓励，但不值得去美化。其次，地摊可以谋生，但不能暴富，不能发财的，不像现在媒体上到处吹一天赚几万块钱。地摊经济的特点，就是规模小，利润少，销量大，产销对接去掉了中间的周转，摆地摊的可以说都是家里条件非常不好的人，你哪里见过一些富豪，有钱的中产去摆地摊了，可以说那纯粹就是炒作，一天赚个百八十块钱还是可能的，说一个月挣上百万，那完全就是忽悠，就是脑袋被驴踢坏了。第三，摆地摊是暂时的过渡而不是长久之计。地摊经济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卖的是穷人买的也是穷人，可以看作是经济条件困难之下穷人的一种互帮互助的合作模式，它的产品质量问题、买卖的纠纷问题、售后服务问题、工商管理问题，可以说会引来很多的社会矛盾。地摊经济是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的一个淘汰品，所以地摊只是过渡，不能成为依赖，大家看到过美国、欧洲有地摊经济吗？

地摊经济突然横空出世，在中国大行其道，可以说只是高层转移社会矛盾的一个手段，它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且说明中国的整个经济形势在急剧地恶化，不管是从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都在全面倒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小康社会目标彻底失败，也意味着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彻底失败，暗存五大危机：

第一点，地摊经济重启，说明失业问题已经掩盖不住了。失业问题在今年是非常严重的，今年因为欧美前疫情，订单大量减少或者可以说几乎消夫，中国沿海的外贸加工企业成片的倒闭，加上美日等外资大规模的撤离，可以说一条条的产业链就这样转移出去了，连带着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这些企业倒闭了，就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员。李迅雷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就是今年新增的失业人口就有7000万，这还是他4月份做的统计，我自己统计出的数据是新增失业人口达到了近2亿，这样多的失业人口可以说是非常恐怖的，必然要想办法进行安置，否则社会治安会出大问题的。这些人在城市里，他回不去农村，然后又没有工作，那肯定会采取其他非常规方式谋生（比如坑蒙拐骗，这些东西可以说慢慢会去做的，没收入没工作那怎么办？）。

前几年想的办法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也是李克强想出来的。当年可以说是忽悠了不少找不到工作的人和大学生去进行创新创业。结果呢，90％以上的人可以说连老本都搭进去了，都亏了，基本是无法翻身了。后来呢，李克强又搞什么金融创新，也就是后来的P2P，想必大家都知道后来的结果了，就是产生了大量的“金融难民”。现在，他要开始搞地摊经济，其实也就是安抚一下失业者的情绪而已，暂时给你找一个事干，至于说赚不赚钱那是你自己的事，反正媒体上说一天可以赚几万，那么你赚不到钱就是你自己的能力不行，所以这样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因为地摊经济就可以慢慢的消除或者是缓解一些，也许只有在他们彻底没有收入没有饭吃的时候，才知道地摊经济就是一场忽悠，所以他们醒来之后就是这个矛盾总爆发的时候。这是第一点，失业问题。

第二点，地摊经济说明消费是在降级，大家没钱消费了，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道理很简单，之所以地摊经济会火了，就是因为它有市场了有人在买了。有很多顾客，他愿意到地摊上去买东西，愿意到地毯上去买一些小商店，不是他们不去高大上的餐馆、商场，而是因为他们消费不起那种餐馆和商场。疫情之后，没有报复性的消费，已经来了的是报复性的存款存钱，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担忧，未来的预期收入会下降，所以对于未来，人人子危为，不敢消费，到地摊上消费，就越来越普遍了。所以地摊经济它本质上是穷人在卖东西，穷人买东西这杨一种非常低端的消费模式，地摊经济火了，实体餐馆、商场、店铺门面倒闭就会更加厉害。这是第二点，就是消费降级。

第三点，地摊经济的兴旺，说明产业升级彻底失败，已经在大幅度的降级了。5年之前，广东的汪洋在那边搞什么“腾笼换鸟”，后来全国的口号都得狠凶，说什么制造业升级，他们都是打着产业升级的旗号，结果这几年，总加速师可以说不断的加速，外贸大规模的撤离，撤离的外贸可以说是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高端制造业，回流美日欧，中低端制造业，因为要求成本比较低，后来就都逃到了东南亚，像印度、越南这样一些国家。现在中国不管是高端的制造业，还是中低端的制造业，几乎全部都没有留下来，笼子是腾出来了，但是鸟儿没有进来，都飞走了，这就是目前中国产业的一个非常尴尬、非常失败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失业率这么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产业链没有了，涵养失业人口的水源都没有了，所以中国的产业升级，从这点看已经是彻底失败，沿海加工制造业“升级”到了地摊货这样的水平，基本上就是一个信号。这是第三点，就是产业升级失败。

第四点，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是彻底失败。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有就是城市里，像武汉的汉正街，浙江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这些地方经济开始活跃起来，这是农村和城市的两个标识。那么这些小商品市场的说到底，其实它本质上就是地摊货，它允许私人倒卖小商品牟利，那么这是城市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现在过了40年改革开放，按理说应该是高大上了、升级完成了，但现在发现其实又回到了他倒卖小商品这样一个原点，而且是全国在鼓励，这是一夜回到了40年前，40年的改革发展全部泡汤、归零。这是第四点，就是改革开放的失败。

第五点，中国对外战略上的彻底失败。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其实最核心的对外战略就是依靠美国，和美国处于一种半结盟的“夫妻”状况，包括人民币可以说也是盯住美元的，而且美国基本上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最大的技术来源国。没有美国的允许，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中国是进不去的。但现在，中国因为贸易战和美国开始翻脸、脱钩，因为疫情又加速了这种脱钩，而香港问题已经让这种脱钩成为了定局。

中美40年合作的历史可以说已经结束，剩下的就是对抗和冷战，而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国力与美国去的对抗，这意味着中国40年来依靠的支柱—美国—已经彻底坍塌，和中国翻脸了，那么中国的败局基本上已定，因为中美实力差距就摆在那里，是非常之大的。用一段话来总结一下，就是：开了一场会议，结果丢掉了一个最大的顾客和金主，美国；丢掉了一座高大上的世界金融中心。最后重启地摊经济，一夜回到改革开放前。这样的智商，这么愚蠢的事，也只有“总加速师”才能干得出来！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冲击下，今年中国800多万应届大学生可能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局。为解决燃眉之急，有专家推动重启原本预计废除的第二学士学位，让应届毕业生再多读两年大学。

综合陆媒报导，中国各大学今年毕业生高达874万人，原本就比去年增加40万人，再加上疫情影响，就业压力格外巨大。

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报导，为解决就业难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力推重启第二学士学位教育。作为大学本科后教育，第二学士学位学制两年，实施全日制教学，主要招收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或近3年暂未就业的毕业生。

卢晓东说，“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确实有助于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这是第一个比较直接的作用，跟研究生扩招相应。”

不过有人质疑，“本科（大学）读6年，直接读研（究所）不香吗？第二学士学位，是机会还是鸡肋？”

事实上，第二学士学位教育自1984年开始试办至今已有30多年历史，但是随着研究所教育的发展，第二学士学位已逐渐停招。

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去年印发的“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规定，2022年这项办法实施后，各学位授予单位将不再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

但是这一决定遭到部分学者的反对后，今年5月29日，中国教育部官网公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一般大学继续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通知，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废而又立。

据表示，这则通知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精神，为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再学习机会，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第二学士学位重启的重点科系包括急需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大数据、积体电路以及家政服务等，但升学规划专家梁挺福表示，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实际上很难缓解当代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问题。

梁挺福指出，难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偏向人文社会等学科，这些科系无法跨学科攻读公卫或积体电路等相关领域增设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

他表示，第二学士学位仅是暂缓燃眉之急，两年后绝大多数学生依然要面对结构性就业难的问题。

 

 

中国总理李克强早前要求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其后，各地政府都在压缩开支。长三角地区政府紧跟随，压缩经费达七成。有中国学者表示，接下来中国民众的生活环境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差。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5月22日，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本周五，在微信群流传一段视频。视频中的一位学者发出警告，中国失业潮已经来临：“很多傻子在为美国的暴乱幸灾乐祸，他不知道接下来国内的失业率会有多么严重。美国一旦没了消费，中国至少有十分之一的人要失业。为什么要发展‘地摊经济’，因为企业倒闭才刚刚开始。”

这位学者说，中国的企业倒闭刚刚开始，失业潮很快来临。江苏商人吴昊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接下来中国民众的生活环境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差：“就不是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那么简单，现在中国是全民负债，尤其是年轻人，八零后、九零后透支信用卡，每一个人平均负债都达到三至五万元人民币，有的更高，超过十万元，他现在失业，没有收入，连信用卡(帐)都还不起。”

据《经济观察报》引述长三角地区一位地级市财政局的预算人士的话说，市财政局刚刚开会，要求全面压缩开支，除了工资，包括出国费、公车购置、设备购置、网络信息建设费等费用，尚未支出的全部收回。以往年度实施的项目，2020年可以暂缓实施的，全部暂缓实施。非刚性、非紧急的支出全部压缩50%。市领导的某项经费也被压缩70%。

商人吴昊说，目前国内很多民营企业濒临崩溃，对外贸易的国企，倒闭的风险大增：“国企依靠外贸型，倒闭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有政府的补贴，应该能撑得下去，相关联的很多产业可能就熬不下去。民有企业没有补贴的根本就不行，现在活不下去。”

一位地级市的财政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说，该市财政去年在编制2020年预算时整体预算压缩了10%。上述长三角地区财政局预算人士说，从6月开始之后的支出，压了50%。

接政府工程被拖欠款两年

在上海做生意的吴昊说，他的股东现在遇上收不到政府工程款的情况：“我有一个股东在上海做建筑工程，专门承包政府的竞标，依靠私人关系接政府的工程项目，垫资一、两年都结不回来账，你说能不倒闭吗？钱拿不回来又不敢得罪人家，万一关系破裂，以后人家不给你项目。”

浙江网络评论人张文雅表示，在中共肺炎疫情和美中贸易战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在遭遇更多的挑战，此前是民营企业倒闭，现在是部分国企难以经营，接下来是裁员。百姓受到的损失最大：“党化下的一个国家，无论中共政府如何变换马甲、变换言词论调，我是永远不会相信他们。从始至终，绝对不会相信他们。”

 

 

中国经济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的情况各地比比皆是，但是官媒却开始宣传地摊经济。有专家认为对商业地产有巨大杀伤力，也有学者表示要当心政府政策朝令夕改。

“下班摆地摊，一天挣一千”、“每名城管要拉三名商贩，领导带头拉五个”……

这是近日中国内地媒体报道最多的新闻：地摊经济。

经济看似一片繁荣时，地方政府以产业升级为名义，地摊就成了破坏所谓城市形象的罪魁祸首。2002年8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将城管（城市管理监察）授予地方政府全权处理，这意味着城管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打手，按照地方政府意志去改造城市，城管对小商贩由隐性打压逐渐变成显性驱逐。

然而，中国经济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随着低收入人群增多、百姓消费力下降，中国内地各城市开始鼓励地摊经济，不在追求城市形象去打压小商小贩。

从中国多个渠道传出的信息来看，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正在中国蔓延。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4月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5.8%。外出农民工减少超五千万，这些农民工隐形失业率并未体现出来。不过，非官方的失业率估计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中泰证券的测算称，中国的失业率约为20.5%，有超过七千万人失业。

于是，保证就业成为了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据相关统计，一家个体商户供养3-4个人口，而中国个体工商户数量为8,000万户，可带动3亿人口就业。正如中国总理李克强6月初在山东考察时所说：“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

随后官媒大肆宣传“地摊经济”、“马路经济”，甚至报道称有大排档业主表示，在允许出店经营的情况下，每天至少收入都是在3万元以上。

这也遭到中国民众的质疑：一般小吃每天也就买几个小时，就按照一天8小时工作来计算，该摊主要做到每天收入3万元，意味着摊主平均一秒钟必须卖出1元多的小吃。而如今失业率飙升，很多人为了节约开支都在家里自己做饭，一个大排档怎么能够日收入3万元？

经济界对地摊经济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讨论。

据《凤凰网》财经6月4日报道，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认为，地摊经济对商业地产确实有着巨大的杀伤力，对租用商铺写字楼的正规经营者、商铺写字楼的所有者、提供资金的商业银行、乃至地方政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全面推广地摊经济之前，要解决好整体框架的问题。

谢逸枫表示，一方面，正规经营者可能因经营问题无法及时偿还银行贷款，这会使得银行面临不良贷款的问题；另一方面，正规经营者一旦因经营问题退出市场，商铺、写字楼就可能面临闲置，进而演变为租金的疯狂下跌，进而影响商业。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贺铿6月3日表示，要防止“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尤其要防止政府乱收费，乱罚款。也不能本末倒置。不能因为促进地摊经济发展，忘记了稳企业、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任务。中小企业的发展还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主要的手段。据统计，中小企业提供了80%的就业岗位。所以，怎么把中小企业发展起来是关键。

 

 

一、中国摊贩的黄金时代？

前不久的疫情中期，领导带头冒险下馆子，引来一波官员吃喝秀；这几天的后疫时代，从成都首开路边摊到全国首肯地摊经济，各地又来了一波“地摊秀”。这一波上下大合唱下来，中国街头宛若梦回80年代。这正是：臭豆腐西施卖颜值，高富帅残疾赚斗金。过街老鼠翻身日，城管跪地求爷声——中国摊贩的高潮来了吗？答曰：似也，非也。

《中国日报网》6月2日刊登一篇文章：“做大做强夜经济 培育激发新活力 为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提供有力支撑”的文章，仅题目已经道尽了地摊经济的所有内涵。

无可否认的是，地摊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而且是民营经济，从要素构成上看完全是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形态，其中难免存在“新动能”因子，所以对这一次的经济原生态回归政策，持肯定和赞赏态度，但也要看到负面底色：

1、政策出台并非主动，而是经济、就业和稳定形势倒逼，没有法律可循，故要明白政策的随机性和脆弱性。

2、需建法立制，防止出现层层加压、行政表功、基层作秀和虚假繁荣等假大空和一阵风现象。

3、地摊经济以夜经济为主，是产业降级和消费降级至市场雏形的“赶大集”，无法创造增量财富。说白了就是业余经济，不能美化为“主流经济”或“创新经济”。

4、对多数别无选择的地摊从业者来说，应拨开虚幻的迷雾，认清自身处境，踏实经营的同时，胸怀梦想和追求，早日步入更高人生境界（少数有钱玩家另议）。

5、地摊经济发挥市场活力同时，还要合理规划路边摊区域，科学管理，谨防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和城市环境重蹈脏乱差覆辙。

6、从严控到跪求，城管也面临突如其来的转型难题。是否需要重新定位，调整（精减）编制？如何防止“强迫摆摊”的另一种极端情况发生？

7、对于地摊从业者中的隐形失业问题，相关部门是否应该正视，并发放失业救济补助？

8、“千元指数”也好，地摊经济也罢，其实是与从2014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2020年“底限思维”下“不设经济增长率” 一脉相承的产业降级和经济返祖现象。骨感的是，这一波地摊繁华甚至难称就业，妄论创新了。

二、受宏观经济、疫情和国际经贸环境恶化影响

经过四十年积淀，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经贸体系进行产品和服务交换的外向型国家。持续多年的国际产业重心转移，多年未果的内需建设和产业重塑，加之疫情对国际产业链的冲击，共同导致中国经济状况处于改开以来最低位。

传统的经济“三驾马车”之内需（国民均富不足，始终未成型）、出口（产业低端，对外依赖度高）、投资（政府基建投资为主）全部熄火，工业、城市就业岗位骤减，刚刚走出家门的外来人员随即又向农村和原籍回流。巨大的流动人口和就业压力，又传导为社会稳定压力。

官方的央视网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下发通知，决定实施《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明确今明两年每年培训农民工700万人次以上。培训对象包括在岗农民工、城镇待岗和失业农民工、农村新转移劳动力、返乡农民工和贫困劳动力等。这是与城市地摊经济相呼应的、以农村多余劳动力为主体的职业培训，至于多少人入训，技术提升几何，就业情况如何，恐需另行观察。

进退维谷，如何是好？城市路边摊，就是“就地稳定”的救急之策。可以暂缓一时，但非一劳永逸之计。

三、“六保”是否多年来民营经济式微的结果？

虽然国与民、进或退不断较量的情况一直存在，理论界也一直存此争论，如朗顾之争，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亲和友好一直强于民营企业则是不争的事实。改良版的国有经济，虽然有了董事会、股份和上市等现代公司的衣装，但占用大量社会资源，产出效率与投入严重不符，科技创新不足（如一汽，400亿搞不出自己的轿车），从未摆脱“大锅饭”的窠臼，且贪腐层出不穷，已成为发展的拖累。至于疫情下的公立医院的主力军表现，也是因为在民营医院没有市场空间和没有参与权利的前提下，才得以独领风骚，并非民营医院不能为之。

难得的是，在国有和外资（近十年外资持续变弱）的夹缝之中，民营经济仍能基本处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曲线中，说明其生命力之强，待发挥空间之大，令人遐想。多年以来，民营经济对全社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

远在世纪之初，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后利好不断释放，中国经济保持了一波10%以上的高增长周期，自2008奥运止（2008年9.36%，2009年9.21%）。之前的政策基调是宏观调控，是防过热、降温、防通胀。2009年之后，政府主导下的“四万亿经济刺激”出台，政策基调调整为“保八”，再后来，降为“稳增长”，到现在，降为“六保”，已降无可降。

当下就业岗位骤然减少，表象是贸易争端和疫情冲击，实则是民营经济式微的直接反应。同时发生的还有财政税费压力，也在等待民营经济来造血补救。至于社会稳定，想必有更多人比笔者我更着急。

如果说2009年的“四万亿”是润物无声，标志着民营经济步入收缩周期，那么2017年“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就是集结号角，民营经济生命力再强，也无法跳出“国有为主体”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手掌心，于是就再也无法避免整体不振的现实了。

若非出于经济主动权掌控之虑，那么“国有主导”这个既有定位，是否也已到了适时调整、全面放开民营的时候了呢？

 

 

中国874万大学生毕业，还有数百万中等教育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6月3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表示，要千方百计保就业。

中国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6月3日召开，李克强称，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严峻形势，任务更为艰巨，要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加大对疫情严重地区和就业困难毕业生的倾斜帮扶。

“为暂时未就业的毕业生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千方百计保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平稳，”李克强称。

李克强在上个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计划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支持稳就业，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等。

独立智库天钧政经撰文《解密李克强工作报告中暗藏的信息》提到，其中一个底线则是GDP问题，虽然没有提出GDP增长目标，但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2017-2019年新增城镇就业目标是1,1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

经济增速与就业息息相关，经济学界的研究表明，GDP增速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为200万人，但如果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会减少就业400万人。如果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无从谈起。那么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所对应的GDP增长要超过4%。

比起总量目标，眼下迫在眉睫的是就业等民生问题。今年高校毕业生874万人，还有超过600万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还有因经济下滑失业、疫情失业的群体，就业压力巨大。

经济分析人士齐俊杰撰文认为：保经济就是保就业，大家都有工作，社会才能平稳。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无以为继，那这个社会就很动荡了。所以一季度经济下滑，最大警示作用就是告诉大家今年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要毕业的874万大学生，就业是个难题。不要告诉我考研，大家都这么想，今年考研也必然会竞争异常惨烈。

从中国多个渠道传出的信息来看，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正在中国蔓延。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4月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5.8%。外出农民工减少超五千万，这些农民工隐形失业率并未体现出来。不过，非官方的失业率估计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中泰证券的测算称，中国的失业率约为20.5%，有超过七千万人失业。

而在5月28日，李克强在记者会上的言论更是犹如一颗震撼弹，引起舆论热议。

李克强说：“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没有就业那就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李克强现在想的是就业问题，现实情况显然很严重。他的一席话，最关键的还是那一句：6亿人每月的平均收入1,000元。

据官媒《新京报》5月29日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解释称，“中国有一半左右人，其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

“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有相当规模的老百姓当前遇到了就业收入问题，政府要想办法、并且有办法稳定经济，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李实说。

 

 

数月来，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造成大陆经济停摆，连猎头公司都丢了工作 。业内传出“中国第一家猎头公司”——北京泰来猎头咨询事务所（简称“泰来猎头”）歇业。实控人纪云确认消息属实。

近日，网传泰来猎头歇业。据一名自称是公司员工的人介绍，因经济下行导致业务萎缩、疫情下的社会停滞、人员流失较大以及物业房租压力高等原因，北京泰来猎头宣布自2020年5月25日起进入歇业状态。

据《中国经营报》的最新报导，泰来猎头实控人纪云已确认：“歇业消息属实”。

天眼查显示，泰来猎头实际控制人是纪云。其官网显示，公司于1993年3月创立，是中国第一家猎头顾问公司。

第一家猎头之“死”引发震撼

“这列运行了27年的列车，似乎被迫到了一个休息站。”泰来猎头的突然歇业，折射了当下招聘市场的境况，也是疫情过后中小企业的缩影。

有知情人士透露，泰来猎头自歇业起将计划搬离SOHO2期，仅保留公司财务和基本事务处理功能。而有关于人力方面，公司敬请员工25日办理离职手续，在岗全勤员工工资5月按5000元发放。

至此，中国第一家本土猎头事务所正式宣告落幕。成立于1993年的泰来猎头，算是中国猎头行业的拓荒者之一，如今突然倒下，在猎头圈引发震撼，纷纷表示： “27年了，还是没扛住。”“在国内经济深度转型的大背景下，必然会有相当多的公司出局，适者生存。”

网民也议论纷纷：“猎头公司都活不下去了，可想而知经济形势有多严峻啊。”

“扛不住啊！没业务没钱赚。”“猎头公司歇业，这个有点猛啊。”

“猎头公司都歇业了，说明大家都歇业了！没事干了，连打猎的都没猎场了。”

“这次疫情的影响还会继续发酵。”

猎头公司纷纷裁员

大陆经济下滑的大环境下，加上疫情的爆发，各行各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减员降薪成为常见词汇。当企业不招人，猎头们也开始岌岌可危。

招聘平台“前程无忧”也被曝出减员消息。据称，“前程无忧”在石家庄、乌鲁木齐、厦门、兰州等11个城市办事处收到分公司人事通知，称“月底立即关闭办事处，所有员工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随后，“前程无忧”对外界证实裁员127人，并回应表示，“主要是因为企业用户的业务趋于集中，叠加疫情影响”。

还有，在脉脉上有人发帖称：此前猎聘网裁掉一批员工，给了两周找工作时间，但没有补偿。而现在猎聘网要求员工填报在家办公申请，在家办公期间工资按照基本工资的80%发放。有实名认证为猎聘员工的网民回帖表示，“情况属实，猎聘这次做的令人寒了心。”

 

 

受疫情影响，今年大陆企业的逾期付款情况将进一步恶化，中小企业被拖欠账款的情况更为严重，正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三角债情况加剧。

《南华早报》6月2日报导，浙江一位从事纺织和家具行业的企业主说，近年来客户两三个月支付货款是很平常的事，最近由于疫情冲击经济，去年11月份的款项还没有到账。

他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自2月以来，据说所有中小型企业（SME）都已恢复生产，但实际上，每个人的订单和现金流都严重短缺。我们如何按时付款给供应商？中小企业的三角债今年将比以往更加严重。”

报导引述分析表示，疫情大流行造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负债的公司无法偿还其供应商，而后者又无法偿还自己的供应商，从而在大陆的供应链中产生连锁反应。

国际信用保险机构科法斯集团（Coface）调查了1000家公司发现，去年就已经有37%的公司需要等待4个多月的付款时间，更糟糕的是，大陆有四分之一企业存在逾期6个月债务相当于10%全年营收的情况。

科法斯的亚太区经济学家宣凯（Carlos Casanova）表示，“有些逾期更长时间的款项根本不会得到支付。”

大陆经济萎缩导致整个社会出现企业倒闭潮和违约潮，大陆中小企业主纷纷表示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广州一位从事家具生意的企业主表示，他的公司向酒店提供家具，目前已经被欠100多万元（人民币，下同）的付款，所以也无法向自己的供货商付款，自己毫无选择。

一位在广州从事电子行业的老板说，从去年开始，付款周期就拖得越来越长，今年比去年同期更严重，现在像他这样的小企业，正遭遇非常严重的付款问题。

另据《民营经济观察》的资料显示，在中小企业被拖欠的账款中，很多来自中共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2019年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账款8900多亿元，官方称截至2019年末还有四分之一欠款未还清。

据悉，大陆民企和中小企业是中共国企的主要供应商，比如，中共央企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旗下的中国一拖仅在洛阳地区的近400家生产供应商中，就有超过70%是民营企业，每年的采购金额达数十亿元。

最近5月中旬曝出，中共国企唐山曹妃甸新城城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拖欠民企唐山市港英公司两笔账款分别长达10年，仅利息就已经超过3000万元。

 

 

连日来，随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两会言论，“地摊经济”成为大陆网络上的一个热词。大陆网友调侃：“美国开启了民营太空经济时代，我们重启了地摊经济。”

李克强在人大记者会上披露，中国有六亿人口月收入只有一千元人民币，立刻引发舆论哗然。他还补充说，“一千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

他再度强调把“稳就业、保民生”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并点赞了四川成都开始的“地摊经济”推动了就业。

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停摆，之后又面临海外订单消失，严重冲击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就业。今年3月份，成都市城管委发布新规，允许居民在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占道摊位、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临时占道促销、允许流动小贩进行售卖等五大范围允许操作。

之后，上海、甘肃、浙江、江西、河北等城市也相继出台政策，松开了“地摊经济”和“马路经济”。在江西南昌，政府5月26日出台政策，指定了100个街道开放夜间市场。

压力大 官媒带头松绑“地摊经济”

5月27日，中共中央文明办突然宣布新要求，不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今年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中共党媒，央媒近日也纷纷出声，正面宣传“摆地摊谋生”，称赞“烟火气”，而不是过去的“脏、乱、差”。

中共自2005年开始文明城市测评后，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加强打压流动商贩，清理占道经营者也成为一种维稳模式。城管暴力执法，与摊贩发生冲突，进而引发血案的事件屡屡发生。

如今，流动的小商小贩在经历了十五年打压后，又“光明正大”地摆摊买卖了，引发网络吐槽和热议。有网友感叹说，“现在鼓励摆地摊，显然是国内已经穷到一定份上了！”

也有网友留言：“开始鼓励摆地摊，一是说白了盘活市民经济；另一个也说明了真正的冬天要来了吗？单纯的放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也有人称是：“失业恐慌的权宜之计。”并讽刺“不让你开的时候叫脏乱差，影响环境，加深雾霾，要你干的时候就叫有烟火气。”“现在经济不好知道让人家摆地摊了……这时候新闻天天鼓励点赞了，以前城管暴力执法收人家三轮车的时候怎么不报导？”

数月来，中共病毒疫情造成全国经济停摆，很多人数个月没有收入。而随着中共疫情在全球蔓延，中国制造业的外贸订单大量消失，公司裁员现象频现。《财经》近期调查发现，珠三角地区有80%的中小外贸工厂遭遇订单问题，大部分工厂都没事干。

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政府这次决定给予老百姓一些通融，明显是出于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和财政等几方面的考虑。“不让他到街头摆摊养家糊口，把他逼急了以后怎么办？报复社会？还是上街游行？老百姓有了收入，政府也能减轻一部分财政压力。如果不是经济下行和社会动荡的压力，政府不会开这个口子。”

网友大吐槽

不少人吐槽时代的变迁。

微博画家网友“画画的老武”调侃称：打倒四人帮以后，发展地摊经济，我赶上了。活到中年了，又赶上发展地摊经济了…

也有人称：“SpaceX将两名宇航员成功送入太空轨道，马斯克不断创造历史。而我们，至少我，准备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摆地摊去，代写书信糊口！”

就在5月30日下午3:22，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首次与民间商业公司SpaceX合作将两名宇航员送上国际太空站。这是人类首次由私企送人飞上太空，开启星际旅行的新时代。

网上因此热传一句话：“美国开启了民营太空经济时代，我们重启了地摊经济。 ”

对于摆地摊是否能解决经济，有些网民表示质疑：“说摆个摊就能赚钱，就能解决就业一样。贫穷的深层次根源不是疫情，是房地产+金融，极限地掏空了消费，极大地抬高了成本。”

还有人对“地摊经济”的叫法表示质疑。作家天佑发文称：“ 这两天，因为成都放开地摊，于是就有专家就开始扯犊子，一本正经地谈什么地摊经济了。看到这些专家的胡说八道，我真是想踢他们。什么地摊经济？咱们谁都别装外宾，不就是就业出现了严重问题，不得不让城市底层有个活路吗？”

“如果地摊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为什么这么多年宁可花大钱组建一支魔鬼队伍——城管，也不发展这种经济模式？”作者还呼吁，如果想让底层弱势群体能有碗饭吃，别喊什么地摊经济这种高大上的口号，还不如把城管这个部门取消了。

 

 

彭博社5月30日报导，浙江平湖米家儿童用品销售经理表示，公司的客户主要是美国制造商，现在马上进入旺季，但订单仍然比去年同期低40%至50%，产能是去年同期的70%至80%，公司正在想办法拿到订单，以避免出现库存压力。

福建海峡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60%订单来自欧美，但现在公司正在寻找境内市场。

分析表示，集中内需市场的经营策略也同样存在挑战——尽管大陆民众现在可以走出家门，但并不愿意像以前一样消费。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5%。

企业经营者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未来数月的担忧。

报导说，大陆企业被迫降价竞争，但形成了通货紧缩。4月份大陆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3.1%，创2016年4月份以来的最大降幅。中共官方最新公布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6，连续2个月下跌。

如果工厂削减产能，就会出现另一大问题——失业。分析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称保就业将是中国政府（中共）最优先的事项之一。

对于大陆的工业行业，内需和外需同样重要，目前两方面都表现疲弱，这令经济面临风险，即使未来内需回升，如果外需不足，仍会很麻烦。

不仅如此，美中关系正在日趋紧张，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发表声明，将在六大领域改变与中共的关系，包括香港、世卫组织、美国科研机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流行、贸易和金融等。

今年4月份的贸易数据显示，中美贸易下降了12.8%。

其它国家与中共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英国近日宣布将摆脱对华为的依赖，通过建立D10联盟自行开发5G技术；日本鼓励企业离开大陆，并计划扩大对大陆通信设备的禁用范围。4月份中欧贸易下降6.5%，中日贸易下降2.1%。

 

 

全球经济因武汉肺炎疫情陷入衰退，中国外贸出口企业遭遇海外订单荒，并且可以预见的是，各国在疫情过后将改变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不少国际机构对2020年全球经济走势持消极态度。欧盟委员会指出，欧洲正经历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休克，欧盟27国GDP全年将下降7.4%；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综合24家机构的预测认为，二季度日本GDP将年化收缩11%。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发达国家二季度可能会陷入同比-7%至-10%的大幅衰退，全球经济至少要经历两个季度的负增长。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数据，全球贸易2020年一季度比上个季度下降了3%，预计二季度环比下降26.9%。

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CPB）的“世界贸易监测”（World Trade Monitor）近日公布数据显示，因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贸易量遭遇10多年来的最大降幅。全球供应链弊端显现，各国政府及企业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策略。

中国外贸形势与全球经济增长及贸易形势密切相关，在整体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外贸也必将受到影响。由于欧美疫情爆发晚于中国，后续影响在下半年持续显现，预计中国二季度外贸出口仍呈现低迷态势，全年外贸走势具有较高不确定性。诸如服装、鞋类、箱包、家具、玩具、手机等主要商品的出口纷纷遭遇负增长，在4月中国制造业PMI指数的分项数据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从46.4锐减至33.5得以佐证。

而根据PMI（采购经理人指数）调查，当前反映订单不足的中国企业占比已高达57.7%，这意味着4月的出口增长并不均等，官方看似靓丽的数据（同比上升3.5%）掩盖了大多数出口企业面临的困境。

目前海外订单量下滑是不少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汽车制造业嵌入全球供应链程度高，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据《财经》杂志5月30日报道，一位在宁波敏实集团研发部门工作的女士表示，进入5月下旬，最明显的感受是公司的海外订单减少，部分生产设备开始闲置，周围从事销售工作的同事因绩效工资明显变低，还房贷的压力开始增大。

而据世界贸易组织4月发布的预测，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在乐观情况下会下跌13%，悲观情况则下降32%以上，与之对应将分别伴随着全球GDP下降2.5%、8.8%两种可能性。

北京当局提出“六保”中的“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至关重要，关乎企业出口创汇、中国外汇储备乃至货币体系稳定。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5月19日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举办的一场视频会议上说，这场疫情危机凸显了美国拓宽关键性物资供应链的重要性。美国不能再仰仗中国这样的战略竞争对手供应关键性物资。“如果我们识别出了一个事关国家安全和民生的关键性产业，而美国又没有国产能力的话，我们最起码应该试着参与到一个足够多元化的盟友合作框架当中。”

在他看来，美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与各大盟友联手打造联营企业，以抗衡北京当局支持的企业在全球的扩张，而这需要各国私营部门的通力合作。

5月18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外贸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受疫情影响，外贸行业企业非常困难，包括资金紧张、订单下降、产业链、供应链风险上升等。疫情爆发初期，由于运输不畅，外贸企业有订单但无法出货。之后企业复产，但疫情从中国扩散到全球，导致海外订单大量取消，这对中国外贸企业造成了很大困难。

有分析人士指出，未来全球供应链将分为两大阵营：制造业低成本国家与高科技国家分别组成的联盟，并将采取措施在全球供应链中“去中国化”。

 

 

5月28日，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人大记者会上出语惊人，称中国现在有6亿人口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有不少大陆网友指出，这一事实太令人震惊，因为今年就是北京当局宣称的“脱贫建小康”的收官之年。李克强一句话正泄露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经济窘境。

据中共官媒报导，李克强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在被问及今年的“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顺利完成。他表示，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

他又指，“今年要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但是“受这次疫情的冲击，可能会有一些人返贫，脱贫的任务更重了”。

李克强还说，现在低保、失业保障、特困救助等人员大概一年6000万人左右，预计今年人数会增加较多。

他举例说，一位农民工50多岁了，在外打工30多年，每年都去。但就因为今年没有找到工作，全家都陷入困境。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一位生活在中国某一线城市的王先生说，他的所居地一份普通工作的收入是4000至6000元人民币，月收入1000元意味着：“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应该是吃不起肉的，毕竟猪肉也要30多元一斤。住房就是老旧小区，没有物业的那种。”

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年1月，中共官媒还宣称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

4月下旬，中共央行课题组在《中国金融》发文称，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317.9万元，户均1.5套房，其中四成家庭有两套房。

野山
@naochashu
央行刚刚说了，人均家庭财富317万，户均1.5套房！
现总理又说:有六亿人每月收入低于1000块…
究竟谁在谣言惑众，愚昧世民？

对此，网民讥讽道，这些数据只反应了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大部分居民都是“被平均”了。

另外，按照当局的计划，2020年将“实现全民脱贫”、“建成小康社会”。

尽管在大瘟疫冲击下经济陷入困局，习近平在今年5月上旬在山西考察时还一再高调声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但李克强在本次人大记者会上却等于说了大实话。

有网民表示，“都被媒体或宣传工具误导了，这些年一直有错觉，还以为国家多厉害呢。”“这就是都脱贫的真相？”

也有很多大陆网友留言，“许多农民每月1000元也达不到！”

“别在这里假惺惺的，大手笔600亿美金捐给非洲，20亿美金送给世卫，40亿美金……这些钱给到老百姓改善一下生活条件绰绰有余。”

冰玉IceJade
@bingyuicejade
“有六亿人，
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

“其中一位农民工50多岁了
在外打工30多年
每年如此
但今年就没有找到工作
全家都陷入困境”

事实让人很震惊！6亿人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
人均收入（8000美元）这个概念毫无意义。

李克强总理说实话比吹牛好。

 

 

武汉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几何？5月28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而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家庭户均总资产超过300万元人民币。这表明中国贫富差距巨大。

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下同），用李克强的话说，“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月收入1,000元意味着什么？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按照这一数字，中国去年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即为2,561元，李克强提供的数字意味着比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的一半还要少。

另外，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为2,370元，也低于去年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2,561元。

据官媒《新京报》5月29日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解释称，“总理所说的是全国的情况，中国有一半左右人，其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

“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有相当规模的老百姓当前遇到了就业收入问题，政府要想办法、并且有办法稳定经济，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李实说。

李实认为，疫情之下，对于城市里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大企业工作的人来说影响较小，受影响大的主要是城市里的农民工群体。就业受到整个总需求的影响，“大家都去摆地摊，真正能挣钱的有多少人？毕竟还有一个需求领域。即使在流通领域，搞活一点，促就业、增加收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还应该有一个经济刺激计划，让大家有信心。李实说：“信心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大家没信心，会减少消费，这就减少了需求。”

5月11日，中国央行发布的2020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4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1.27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7,996亿元。

这意味着在4月份，每天平均有超过266亿元的存款流出银行。

现在，从中国多个渠道传出的信息来看，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正在中国蔓延。2月，中国官方城镇调查失业率飙升至6.2%，外出农民工减少超五千万，这些农民工隐形失业率并未体现出来。3月失业率回落至5.9%，但仍处高位。

中国央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于2019年10月中下旬在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开展了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4月24日，中国央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在《中国金融》发布《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317.9万元，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拥有率达到96.0%；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仅为20.4%。

这些数据再次说明，房产是中国绝大多数家庭主要的资产，也足以说明许多家庭财富都与房地产深度捆绑。

调查报告认为，需关注的一是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流动性风险。二是部分家庭债务风险相对较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低资产家庭资不抵债，违约风险高；中青年群体负债压力大，债务风险较高；老年群体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较多，风险较大。

从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1,000元到家庭户均总资产超过300万元，这也意味着中国的贫富差距巨大。中国是和平国家中罕有的基尼系数超过0.6的国家。

在民众收入中，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为“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年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该年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其余的国民没有收入），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该年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绝对平等，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这两种极端情况，即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年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年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继今年3月大幅裁员之后，福建省的《海峡都市报》突然辞退所有的发行员工。29日，数十名工人集体到福建省委示威，遭警方压制。

杨占青
@yangzhanqing
福建海峡都市报裁员，却不书面通知，跟着报社工作十几年的发行员们反映报社连续两年欠的高温补贴费到现在还没给，经济补偿金也没有，无奈集体上街抗议。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峡都市报》辞退了所有的报纸发行员，他们几十人身着报社的工作服，集体到福建省委示威、抗议，但被阻拦在省委大门外。省委根本没有官员出来接待他们，相反却出动了许多特警、武警、保安来压制抗议的员工。

大多数被裁员工已经在《海峡都市报》工作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反映报社连续两年的高温补贴费到现在还在拖欠着，而没有提供正式辞退通知、证明，也没有提供任何经济补偿。

据悉，福建《海峡都市报》为节省开支，将报纸发行发包给了邮局，因此从6月1日起，辞退了所有的报纸发行员。这些员工在疫情后，突然失去工作，家庭的生活马上可能就陷入困境。而且报社没有提供任何的辞退证明，他们都无法去申请失业救济。因此，他们集体到福建省委，期望能获得相关部门能够出面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困难。

这些被裁退员工在提出的诉求中写道，他们都是《海峡都市报》一线发报员工，从事发报工作从十几年到二十年，一些员工从报纸1997年创刊就入社。但在近日，高层通过口头通知，所有发报工作改为邮局第三方负责。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十多年的工作，即将失业。

他们提出多项诉求，要求落实报社连续两年拖欠员工的高温补贴费，要求报社给予经济补偿金，并出具失业证明，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

在3月25日疫情期间，也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裁员，将泉州100多员工裁到只剩30多人。员工们因此集体举牌在报社门口抗议。

杨占青

@yangzhanqing
【中国媒体网上求助】福建省海峡都市报，疫情期间将泉州100多员工裁到只剩30多人，每人分100万广告任务，对实际下岗员工不裁员不补偿，只提供最低基本工资逼大家自己走人，导致几十个家庭面临生计困难，恳请有良知网友和部门关注，帮帮我们！

但《海峡都市报》的员工呼吁良心网友和部门关注，但似乎并未获得网友们同情，纷纷留言表示：“很好奇这群媒体人疫情期间为人民做了什么。如果没有，似乎也不冤。”

“在中国报社工作的人，哪个不是手上沾满了鲜血，现在轮到他们自己了。”

“平时甘当鹰犬，忽悠老百姓，现在大棒打到自已头上了。”

过去两年来，由于网络媒体的普及，以及中共对媒体的管控升级等原因，已经有数十家包括都市报、晚报、晨报在内的报社宣布停刊。

 

 

中共的失业率数据没有包括失业农民工，而农民工正是此次疫情中受到重创的人群，受影响的程度远远超过2003年的SARS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

《南华早报》5月25日报导，一位曾在南京做保姆工作的农民工讲述她的经历时说，在今年1月份北京当局尚未宣布疫情的时候，她因患上感冒休息一段时间，但从那时起，她就再也没能回去工作。

她说，1月份时雇主让她等电话，希望她在疫情受到控制后能继续回去工作，但这几个月她一直在等，现在已经对此不抱希望了。

这位农民工是3个孩子的单亲妈妈，生活困难，之前在南京工作了10年多。这4个月她一直在尝试找新工作，但多次求职都以失败告终，她越来越感到绝望。

农民工成隐形失业人群 惨过SARS和金融危机

大陆农民工总数超过2.9亿人，大多数农民工的失业状况不被包括在中共官方的失业统计数据中，也不会得到失业救济。

报导引述分析表示，此次疫情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超过2003年的SARS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SARS没有引发全球大流行，而金融危机时农民工的失业人数大约2000万，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

此次疫情重创了全球需求和服务行业，导致的失业潮令农民工实际上面对失业和降薪两大困境。

一位在珠海打工的农民工表示，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了10年，原来的月薪是560美元，但现在被砍掉40%，他每月需要寄给老家的妻子孩子大约280美元用于生活。

他说，现在做的订单是疫情爆发之前的，不知道这些订单完成后该怎么办。尽管很多工人因工资太低已经辞职，但他觉得去找新工作等于浪费时间，因为大多数公司都在缩减规模。

以前，年轻的农民工还能找到服务行业的工作，但现在受疫情影响，服务行业的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少。

中共官方公布的4月份失业率是6%，略高于3月份的5.9%，但大陆的真实失业情况模糊不清。山东省中泰证券（Zhongtai Securities）4月底曾估计，大陆真正的失业率应为20.5%左右，即失业人口超过7000万人，远高于官方统计数字。

另据官方数据，中共在2020年第一季度向230万人提供了经济支持，这个数字远远不及疫情中可能出现的数千万的失业人口。

 

 

疫情爆发后，大陆服装业不仅外资撤单，本土品牌也出现业绩暴跌，最大服装产地广东省的企业几乎停工，大型服饰集团因负债而拖累旗下日资企业倒闭。

大陆最大服装生产地几近停工

日经中文网5月20日报导，受疫情影响，作为大陆最大的服装生产地，广东省的服装业海外订单有80%被取消或延期，很多工厂和批发商的经营状况正在恶化。

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刺绣工厂的员工表示，“现在白天都没有活儿了。”这家工厂的订单从2月上旬开始一直减少，原来10名员工要早晚倒班工作，现在早晚几乎都是停工状态。

据悉，广东省原来有很多国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包括日本的优衣库、瑞典Hennes & Mauritz（H&M）等。

大陆本土服装品牌哀鸿遍野

大陆媒体5月21日报导，大陆服饰类上市公司一季度营收同比跌幅普遍超过两位数，一季度净利润跌幅成倍增长，

截至目前已经披露一季度财务数据的16家服饰企业中，一季度营收同比下跌50%的有4家，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跌超过70%的有9家，跌幅最高的是拉夏贝尔，下滑3609.01%。

大陆前四名运动品牌——安踏体育、李宁、361度、特步，一季度营收均出现两位数跌幅。其中，李宁下跌10%至20%，安踏和特步跌幅为20%至25%，361度跌幅达25%至30%。

休闲品牌方面，森马一季度营收下滑超过30%，净利润下跌94.9%；搜于特一季度营收下跌近60%；美邦一季度营收下跌近50%，净利润下跌671.6%。

大陆“最大全产业服饰集团”旗下外资倒闭

另据5月15日消息，与大陆关系密切的日本RENOWN服装公司宣告破产，也成为疫情爆发后日本首家破产倒闭的上市企业。

RENOWN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大陆最大的全产业服饰集团——山东如意科技集团。

RENOWN公司今年3月份时还曾宣布，将于2020年春季在大陆销售“雅格狮丹”（Aquascutum）和“都本”（D’urban）等品牌的订制西装，由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向大陆本地企业进行营销。

但实际上，疫情爆发后，RENOWN公司3月份的销售额同比去年减少了42.5%，4月减少81.0%，加上如意集团大约有50亿日元的销售款尚未回收，致使RENOWN负债总额达138.79亿日元，资金链断裂。

另外，英国足球名将大卫‧贝克汉姆4月末宣布，终止与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控股的男装品牌Kent & Curwen之间的合作。

 

 

中共两会将在明天（5月21日）召开，疫情下的经济问题恐成为这次大会的焦点之一。有财经界人士认为，“保就业”迫在眉睫，会是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点内容。

因疫情推迟两个多月的全国人大会议将于5月22日召开，虽然会议日程、议程皆被压缩，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仍是人大会议的第一议程，也是大会的第一关注点。

中共政治局5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时，首次把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提并论，提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

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认为，政治局提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显示官方将在“两会”重点保居民就业。此外，官方是否会从国家层面推出刺激消费措施，能否激发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也值得关注。

今年两会特别强调“做好六稳，落实六保”。去年提出的“六稳”，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而今年提出的“六保”，则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保基层运转。无论是“六稳”还是“六保”，排在第一位的都是“就业”。

去年底突然发生的中共肺炎（武汉肺炎）疫情，对于本就下行的中国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据中共官方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同比萎缩6.8%。

每年“两会”，中共为新的一年拟定的经济发展目标都备受注目，但今年在疫情冲击下，近日有不少预测称，当局今年在两会中可能淡化经济增长，甚至不设目标。

中新社引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表示，增长目标过高可能“绑架”宏观政策导致“大水漫灌”。他建议，将经济政策主要目标转变为稳就业和提供失业后的社会保障。

失业压力巨大

据中共官方数据，今年4月调查的失业率为6.0%，高于3月的5.9%，低于2月的6.2%。不过券商中泰证券4月底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实际失业率为20.5%，失业人数为7千万。

香港望正资产管理公司（Upright Asse）首席经济学家刘陈杰在3月底更估计，疫情可能让超过2亿中国劳工失业。

《南华早报》5月12日撰文称，中共肺炎爆发以来，中国已有数千万人失业，对社会福利带来极大压力，其中最脆弱的劳工就是中国3亿的农民工。能否协助他们度过经济低迷是中国经济是否能复苏、政治是否稳定的指标。

文章认为，这次中共肺炎造成的失业远远大于中国之前发生的两次大的失业潮。文章引用驻北京的政治经济观察者张琳（Zhang Lin）的话，中国在90年代末出现国企裁员潮，有2,500万人失业，但当时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迅速吸纳了这些劳工。而2008到2009年间的金融危机，使2,000万农民工失业，城市化的推进帮助将失业者吸收到城市的服务业中。

但这次全面性的经济危机却没有新的“救兵”了。张琳说：“但现在看看吧，增长正在放缓，城市化已经达到顶峰，而私营经济正在艰难的挣扎中。”

今年7月，874万高校毕业生将涌进就业市场，而上亿农民工疫情后要涌入城镇找工作，香港《经济日报》认为，中国就业压力将前所未见，其对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影响力也前所未有的大。

 

 

中国社会与经济问题专家程晓农博士，1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三重打击，随之而来的失业潮恐怕再无转还的余地。

【录音】感觉是这波失业潮与以往所有的情况都不同，不是临时性的，不是周期性的，而是永久性的，就是说现在失业的绝大部分人今后可能这辈子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原因是中国经济现在是三重的打击。第一重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前，或者说更早一点，一两年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开始下行，这大家都知道了。由于经济下行、整个经济的萎缩，房地产泡沫已经到了顶了，所以房地产拉动经济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中共没有办法重新挽救经济，所以经济已经告别繁荣，正逐渐走向困境。这种情况下，企业本来就开始越来越困难，就是刚才讲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不会再有回来的那一天，只有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情况会急剧恶化，这是第一重影响。

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波冲击，则是由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产业链转移。程晓农说：

【录音】第二重影响是中美贸易战。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发生，整个的经济全球化开始转轨。现在说美国可能要加关税，那么很多公司开始撤订单，根据中国目前为止提供的消息，是大概半数以上做外贸的企业拿不到订单，这订单有可能已经下到别的国家去了。也就是说，这订单一去不回头了。你把订单丢了，大概就是外贸行业几千万人一半要丢了工作，也是不会再有下一波什么回潮，或者重新外贸上、出口上再有新的发展，这种可能性没有了。

而当前正肆虐全球的中共病毒疫情，更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程晓农说：

【录音】第三波冲击是疫情战。疫情战的结果是中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看来中共现在是用战狼外交作为唯一抵抗手段。如果是按照中共目前的应对态势，因为它不能承认自己的一系列在疫情防范当中隐瞒真相的这个事实，那么一旦这个事实它承认，它就面临着索赔。这巨额的索赔可能会把它赔得精光。所以它现在的办法是坚决地赖帐。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世界各国对中共的不满越来越厉害，同时中美两国现在在疫情战方面走向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为美国国内要求制裁中共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压力下，美国会对中共越来越紧。中共现在没有转还的空间了，也就是说贸易战的情况会恶化，疫情战再加一重冲击，所以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逐渐演变成美国制裁（中共），中共反制裁，然后逐渐脱钩，最后中美进入全面的经济战。「全面经济战」的意思就是，双方在所有可能的方面制裁，那么结果就是中国和世界脱钩了。中共已经提出来了，它们最后一招反制手段就是脱钩！中共拉几个什么伊朗啊、朝鲜啊，搞一个小同盟，他们自己做生意。

程晓农指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严重困境，实际上都是中共政权带来的恶果。

【录音】那么今年2020年将是中共告别过去30年得意忘形的转折点，从此恐怕就是进入每况日下。那么我们只说就业，应该讲是去年是中国就业的顶点。从那个时候开启中国的就业只会下滑，不会反弹了。因为我刚才讲三重冲击，第一重是中国政府造成的，就是房地产泡沫是它选择的，也是老百姓支持的。大家都去买房子嘛，都想发笔小财。第二个中美贸易战，也是因为中共大规模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诱发的，这也是中共作出来的。第三重疫情战不用讲了，更是如此。所以国内老百姓他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苦熬」可能就是从2020年开始，成为一个新常态。

2020年是中共当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其目标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倍，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不过目前，从中国多个渠道传出的信息来看，在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下，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正席卷中国。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今年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飙升至6.2%，外出农民工减少超5,000万，这些农民工隐形失业率并未体现出来。3月，中国的失业率仍处高位。

不过，非官方的失业率估计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据中泰证券的测算，中国的失业率约为20.5%，有超过7,000万人失业。而深圳望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陈杰则预计，疫情可能导致2.05亿工人遭遇「摩擦性失业」，失业率超过25%。

 

 

中共政治局5月15日召开会议称，加大宏观政策力度保就业。有企业家指出，如果不救中小微企业，经济问题演变为民生问题。

中共政治局5月15日召开会议称，当前疫情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今年下一阶段，着力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官媒的新闻通稿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要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武汉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在一季度GDP同比增长为负值之后，二季度的经济更令各界关注。中共政治局在4月17日的会议上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六保”。

而经济增速与就业息息相关，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元春的研究，中国GDP增速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为200万人，但如果中国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会减少就业400万人。如果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无从谈起。

据凤凰网财经报道，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认为，企业是社会最有活力的组织之一，特别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运营效率、灵活性都能在社会面对危机的时候帮助政府、社会很好地解决一些问题。因为企业离市场最近，一旦社会出现危机，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企业。

郭广昌表示，更令他焦虑的是此次疫情所带来的经济问题，其中，中小微企业的困境尤甚。中小微企业背后是亿万计的普通劳动者，如果不救中小微企业，最后引发的蝴蝶效应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甚至会演变为民生问题、政治问题。

郭广昌提出，中国经济结构里有一个五六七八的说法，即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是，民营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的问题，如果解决80%劳动就业人口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融资太少，那么很容易面临失业潮、企业破产潮。

民营企业融资难并不是新闻，早在2014年，银行信贷就开始对民企收缩，一些地方政府变相给民企增加融资成本，也进一步引发了民企的违约潮。在2019年，民企新增违约债券规模是国企的3倍。

郭广昌认为，民企与国企债券违约规模的差距并非经营效率所能解释，更多的是来自国企背后的隐性刚兑预期所带来的不对称融资环境。

现在，从中国多个渠道传出的信息来看，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正在中国蔓延。2月，中国官方城镇调查失业率飙升至6.2%，外出农民工减少超五千万，这些农民工隐形失业率并未体现出来。3月失业率回落至5.9%，但仍处高位。

不过，非官方的失业率估计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中泰证券的测算称，中国的失业率约为20.5%，有超过七千万人失业。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4月26日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布《中国失业率有多高？》，文章曝出上述数据，随后中泰证券人事变动，李迅雷已不再担任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陈杰则预计，疫情可能导致2.05亿工人遭遇“摩擦性失业”，失业率超过25%。

 

 

在中国经济受到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重创之后，北京当局推出多项宽松货币及财政措施，但经济效果并未明朗，近期，中美贸易关系再度紧张，疫情也在中国境内重燃，大量的失业人口，令外界及投资者质疑中国经济复苏将比预期缓慢。

5月14日，中国股市收跌，路透社报导指因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撰文称，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令投资者担心经济复苏缓慢。

同日，渣打银行也发布报告认为，今年北京举行的人大会议将调低经济增长目标，料以创造就业为先。

5月12日，汇丰发布研究报告指，中国经济复苏的速度较预期缓慢，因中、美紧张关系再度升温，加上外需冲击等因素，该行将中国今年全年GDP增长预期从3%下调至1.7%。

由政府官员到专业机构都表现出对中国经济复苏预期降低的迹象。而来自外部及内部的潜在经济环境变化也令经济复苏雪上加霜。

病毒尚未散去 中、美贸易关系再度紧张

路透社引述汇丰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师屈宏斌表示，疫情大流行似乎加强了华盛顿与北京在经济方向脱钩的趋势，涉及的方面可能从贸易向多领域延伸，包括技术、供应链和金融投资等。虽然近期两国贸易高层通话，北京也承诺兑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缓和了市场的担忧，但围绕着中美贸易战仍存在不确定性。

不仅在贸易领域，围绕病毒的起源及北京在初期的应对措施，川普总统的态度日益强烈。

5月13日，美国总统川普在早上发推文说，“我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与中国打交道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expensive）的事。我们刚达成一项大的贸易协议，墨水都没干，世界就被来自中国的瘟疫袭击。100笔贸易协议也无法弥补损失——所有无辜失去的生命！”

疫情在中国境内重燃

武汉作为中国疫情最初爆发的城市，解封后商业和市民生活开始恢复。但近期，官方称连续几日出现确诊病例。11日，武汉市再次发布紧急通知，将对全市开展全员核酸筛查。

以此同时，吉林省舒兰市也进入“封城”状态。火车停运，市民每户家庭每天可以指派一名家庭成员外出采购生活物资；并暂时关闭公共服务及娱乐场所。

据悉，舒兰市的病例已经输出到周边省市。辽宁已经发现从舒兰输入的确诊病例。

吉林省舒兰市出现的病例，至今未确认感染源，这不仅影响商业活动和市民的正常生活，将长期令市民恐慌，为中国经济重启投下阴影。

大量失业人口危及经济

除了内部和外部的两大潜在风险正在影响中国经济重启，中国本身大量的失业人口，也令经济失去内在修复的力量。

据彭博社报导指出，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在压力下回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厂和商店能否让员工保住饭碗并恢复消费。并指出，不完整的官方失业率数据掩盖了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状况。

报导引述法国巴黎银行的分析师表示，如果包括非城镇居民在内，中国第一季实际失业率可能已达到12%，人数多达1.3亿人。

Natwest Market驻新加坡的经济学家刘培干也表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前景“并不乐观”，目前的经济恢复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驱动的，而经济内在的力量尚未修复。”

麦格理经济学家胡伟俊认为，由供应推动经济的情况会持续，但来自需求端，尤其是出口和通缩的不利因素，可能会令经济复苏“步履蹒跚”。

 

 

中国央行最新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存款减少近8，000亿元人民币。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将发生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民众收入中断而存款加速消耗。

中国央行5月11日发布的2020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4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1.27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7,996亿元（人民币，下同）。

这意味着在4月份，每天平均有超过266亿元的存款流出银行。

住户存款减少的同时，而个人贷款则大幅增加。数据显示，4月住户部门贷款增加6,669亿元，其中，以个人消费贷款为主的短期贷款增加2，280亿元，以个人按揭贷款为主的中长期贷款增加4，389亿元。

5月13日，官媒《中国新闻网》发文称，“进入4月份，疫情防控取得明显的成效，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有序推进，居民消费也开始出现回升，特别是房地产、汽车销售方面，报复性买房买车来了”。

但是，中国民众评论官媒报道称，“没有报复性收入，哪会有报复性消费，这些写文章的智力不如猪”。

也有人说，“难道不是因为没工作，或者收入惨淡，消耗了积蓄？”

2020年是北京当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所谓的“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其目标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倍，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现在，从中国多个渠道传出的信息来看，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正在中国蔓延。2月，中国官方城镇调查失业率飙升至6.2%，外出农民工减少超五千万，这些农民工隐形失业率并未体现出来。3月失业率回落至5.9%，但仍处高位。

不过，非官方的失业率估计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中泰证券的测算称，中国的失业率约为20.5%，有超过七千万人失业。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4月26日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布《中国失业率有多高？》，文章曝出上述数据，随后中泰证券人事变动，李迅雷已不再担任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陈杰则预计，疫情可能导致2.05亿工人遭遇“摩擦性失业”，失业率超过25%。

据《南华早报》报道，北京的政治经济评论家张林（Zhang Lin，音译）认为，疫情引发的失业潮，比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两千五百万国企工人的失业潮、2008-2009年金融危机造成的两千万农民工返乡潮都要严重。

如今，中国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能力大大削弱。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国企大幅裁员时，民营经济在蓬勃成长；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的城市化浪潮也滋生了大批服务业岗位。

张林感叹，“增长放缓，城市化到了顶峰，私营经济在挣扎。”

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也认同这种说法，“朱镕基做总理时，整体国企（规模）没有那么大，就业人数也不多，失业职工有安置费，一次性买断工龄。2008金融危机，中国刚进入WTO以后经济开始腾飞。”

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曾发起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规模开展铁路、公路、机场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把GDP增速从6%上拉到12%。

李恒青认为，中国已不再具备当年的救市能力，自身经济结构不平衡，并且已经进入下行阶段，再加上2018年以后的中美贸易战、2020年的疫情打击，现在是雪上加霜难以翻身。

据《自由亚洲》电台5月13日报道，财经媒体撰稿人叶昭说，农民工密集的制造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现在都在艰难求生。他有朋友在浙江义乌从事批发业，员工只留下30%，工厂订单也降至两三成。

除了就业，疫情期间最让他担心的是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我很多朋友，原来家里还是小康生活，就是一个病，马上进入到处借钱的阶段。农民工本来就不常体检，干的是体力活，越需要医疗保障。”

据统计，2019年中国约有2.9亿农民工，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2016年时，能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的农民工只占17%。

 

 

中共目前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在海外，因其隐瞒疫情，北京导致全球追责索赔；在国内，因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后，中共封城封路、阻断交通、阻断人流，同时也阻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一时无法修复，曾经奔波的人们现在汇成失业大军，或正引发社会动荡。

一名不愿透露名字的中国科技工作者王先生就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他十分困惑，因为失去工作已经三个多月了。2019年，王先生从一家初创公司跳到另一家初创公司，体验到了就业市场的不稳定，但当他一月份失去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工作时，根本没想到事情会变得如此糟糕。

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商业频道（CNN Business）电话采访时说：“去年已经感觉就像生活在地狱中一样，但是2020年更糟，中共病毒就像是当头一棒。”

中共数据不透明 失业率飙升 情况严重

中共肺炎疫情导致中国多省市关闭了数周之久，这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并导致数百万人失业。

由于中共数据不透明，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失业无从得知，而且官方的失业率，向来只追踪城市的失业人数。

但尽管如此，官方的数据也开始出现飙升。中共官方三月份的失业率为5.9％，略低于二月创的6.2%。根据CNN使用中共政府数据进行的计算，这将意味着有超过2700万人失业。

但有专家表示，失业率可能被低估，因为中共愿意报导这个不好的数据不寻常。

实际失业人数或达八千万

美国CNN报导认为，北京的数据不包括农村人口，也不包括2.9亿从事建筑、制造和其它低薪行业的农民工。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四月在一篇合著的文章中说，如果把农民工包括在内，三月底或有多达8000万人没在工作。

其他专家说，8000万这一数字很可能接近现实。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Générale）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令人不安，因为这意味着有近10%应该就业的中国人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

但是北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将承受着更多的痛苦，因为今年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北京方面预计，人数将有870万人，这将给就业市场带来更大的压力。

求职者感到无助 “情况正在恶化”

在科技领域工作的王先生已经对找到工作不报希望，他认为，现在每个人都生活得很艰难。他告诉CNN记者：“我感到很痛苦，对此我无能为力。”

有证据表明，找到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国就业研究所和中国最大就业网站之一招聘网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2020年前三个月的职位空缺下降了28%。与此同时，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调查显示，第一季度的求职者人数跃升了近9%。

陆媒财新传媒和调查公司Markit于5月7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4月份，占中国所有工作近一半的服务业以创纪录的速度裁员。

32岁的易峰（化名，音译：Yi Feng）在3月份失去了在上海一家物流公司的工作，他对CNN说：“我认为就业市场正在迅速萎缩。现在很难找到工作，因为大多数公司自3月底以来已经冻结了招聘。”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22岁的毕业生姚安觉（音译：Andrea Yao）对CNN表示，她联系了61家公司找工作，但只有五家公司要求她提供简历。

她说：“最近我乘地铁时，当我想到自己没有找到工作的事实时，我突然感到内心焦虑。”

李翠玉（音译：Li Cuiyu）将从北京中国农业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她表示自己想当公务员，以便在中国首都获得令人垂涎的“户口”。但是由于疫情爆发，这项工作所需的年度考试被推迟了。当她试图在北京的外企碰碰运气时，她发现已经没有机会了。

她说：“那里根本没有招聘广告，而且一些外国公司已经在裁员了。”

社保不足应对 重返岗位面临更多挑战
失业大潮来势汹汹，中共将拿什么来应对呢？

资本经济公司（Capital Economics）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在最近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特别令人担忧的是，社保网无法帮助最脆弱的人群。”

中共法律要求中国所有雇主提供失业保险。根据中共人事和社保部门的数据，到去年年底，该失业保险计划覆盖了仅仅不到一半的城市劳动力。包括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Générale）经济学家在内的专家都指出，该计划无以应对大量增加的失业人口。

威廉姆斯补充说，中共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因为它最近承诺帮助那些没有工作的人获得保险。

但是其他专家指出，北京在试图促使其公民重返工作岗位时还面临着其它挑战。

香港城市大学的民主活动家、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Joseph Cheng）认为，中国已经在不断增加的债务中挣扎，这使得很难在可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基础设施项目上花费更多。中共官方媒体最近暗示，地方政府可以在道路、机场和其它项目上投资1.1万亿美元，但这些资金实际上尚未拨出，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可以实现这些目标。

中共头疼：失业大军或成社会动荡前奏

美国CNN报导认为，来自（中共）官员的最新消息清楚表明，失业是一个大问题。

近几个月来，增加经济实力和防止失业率急剧上升变得越来越关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导，四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所有政府官员将就业保障和社会稳定放在首位。

保障人民的工作和基本生活现在被认为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基础。现在在中国各地已经爆发了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店主要求减租；建筑工人抗议未拿到工资；出租车司机要求暂停租赁费，以及那些被官媒宣传为英雄的医院工作人员，要求政府支付延迟数月的工资和承诺的补贴。

专家认为，就业很重要，部分原因是中共担心失业潮会导致社会动荡，造成严重政治问题。

 

 

武汉肺炎疫情未止，导致中国各地出现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的情况，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发文认为，中国百姓消费降级。另外，《个人破产条例》若开始实施，或出现一波个人破产潮。

中国企业在二月底好不容易复工复产后，又面临新一波挑战：欧美疫情的爆发导致贸易订单大减，因此中国多地复工复产半个月后，只能再次停工。

据官媒《中国青年报》5月7日报道，对2,015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8.6%的受访者希望用减税降费、贴息贷款等方式帮助企业减轻负担，54.4%的受访者希望加大复工复产政策落实力度，真正惠及广大市场主体，53.1%的受访者希望“点对点”协调开通专车或列车专厢，运送职工返城返岗，50.0%的受访者期待优化营商环境简化企业办事程序。受访者中，一线城市的占26.9%，二线城市的占48.4%，三四线城市的占20.6%，城镇或县城的占3.5%，农村的占0.6%。

两份来自中国官方与民间调查机构的统计数字，反应了第二波全球疫情对中国制造业造成的打击。

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财新传媒分别发布了四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两份数据都显示，制造业PMI在2月份跌入历史低点后，3月份反弹，现又双双下跌。其中，中国官方的数值由3月的52.0降为50.8；财新的数值则由3月的50.1降至49.4。

在这波全球削减订单效应的冲击下，中国企业降低人工成本的方法有几种：裁员、减薪、休无薪假。

瑞银集团在四月发布的报告曾预估，中国正在面临二十多年来最糟糕的就业市场。至今年三月末，中国的服务、制造和建筑业中约失去了八千万个工作岗位。

《经济学人》智库分析认为，2020年中国有2.5亿工人将面临收入减少10%至50%。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日发文说，目前中国新增失业人数可能已经超过七千万，失业率可能超过百分之二十。尽管李迅雷事后澄清这份报告并非他本人所写，而且只是在特定假设情境下对失业率水平的估算，但中国近期有大量人口失业显然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意味着，有不少人陷入了个人现金断流的困境。

5月6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刘穷志撰文认为，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7.8%，高于资本形成总额26.6个百分点。受疫情影响，现阶段经济极度低迷，公众可支配收入大幅减少而消费随之低迷。

文章引用官方数据并得出结论：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同期下降3.9%；一季度全国住户存款增加6.5亿元，同比大幅增加，公众谨慎动机明显；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082元，同期实际下降12.5%，居民消费低迷。恩格尔系数大幅上升，粮油食品零售增速为12.6%，化妆品、金银珠宝增速分别为-13.2%和-37.7%，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同比增长-36.1%，居民消费降级。

在2019年，中国经济下滑时出现消费降级，也就是百姓会选择价格更为低廉的商品，导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

另外现下，如何应对大规模的金融风险再次成为北京当局面临的一大难题。几天前，深圳出台的《个人破产条例》已经提请市人大审议，标志着深圳成为全国首个探索个人破产制度的地区。

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学讲师谢远扬近日发文说，合理的个人破产制度，一是能够给人从头再来的机会；二是能降低社会负债率；三是能及时终结债权债务关系，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因此《个人破产条例》实施或引发一波个人破产潮。

不过，深圳财经评论人士邹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之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因为私人财产权的概念在国内仍然相当模糊。“在中国的特殊体制下，人们对个人财产的定位似乎还停留在一个‘这些都不归我所有’的状态中。不仅如此，中国公民的私人财产权长期以来得不到非常严格的保护。

中国企业能破产、个人破不了产的局面也被一些学者称作“半部破产法”。中国最高法院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3日，全国正在公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已经超过580万，其中包括企业法人和自然人。

 

 

受疫情影响，苹果代工厂富士康的订单减少，在大陆的工厂正在“建议员工休假”，不休假的员工只拿底薪，没有加班。有深圳员工表示，公司正在裁员。

大陆界面新闻5月6日报导，目前富士康对员工的政策主要包括，一是自愿休长假，降薪留岗；二是留厂工作，但只拿底薪；三是自愿离职。

深圳和郑州的富士康曾在2月份招聘工人。郑州富士康公众号“港城帮”发出消息说，现在富士康鼓励一些部门的员工提前离职，对于复工初期招进来的工人，提前离职员工的工资将按天结算。

5月6日，一位深圳富士康的员工在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公司又裁掉十几名员工，由于来自苹果的订单减少，富士康用量萎缩，今年大多数厂家的行情都不好。现在员工上班都是人心惶惶，不知道哪天轮到自己被裁掉。

一位郑州富士康员工4月中旬曾表示，因订单减少，厂区已停止招工，员工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以前有加班能拿四五千，不加班只有一千多，很多人熬不住走了。

另一位员工表示，她现在依靠兼职送外卖来生活。

深圳富士康的一位员工表示，他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苹果手机的屏幕组装，有些生产苹果手机的部门“自愿休假”，休假期间能够拿到30%的底薪，如果按照2300元（人民币，下同）的底薪计算，休假期间每人每月拿690元。

他说，在另一个与苹果手机相关的部门，有工人已经放假两三个月，不清楚具体休假到什么时候。

工人如果选择不休假，只能拿到2000多元的底薪，因为订单减少，员工不再加班。“产品出不去，国外的元件进不来”，上述工人说。

据悉，仅深圳富士康，以往的就业人数就达到近20万，如果发生裁员、被休假、被离职，将导致大量失业人口。

富士康（鸿海科技集团）是苹果公司的主要代工厂，总部位于台湾，生产基地主要在中国大陆。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2017年曾称不会离开中国大陆，但2019年在贸易战期间表示“中国凭什么绑架我”，“鸿海有能力搬走”，并决定在印度建两家工厂生产苹果产品。

 

 

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在某些场合也被称为“大衰退”，为的是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相区分，对美国来说其严重程度仅次于1929年的大萧条（次贷危机在亚洲国家的表现则相对较轻）。在次贷危机爆发过程中，美国GDP下降了6500亿美元（4.3%），直到2011年第三季度才恢复到15万亿美元的衰退前水平。反映股市和房价的家庭净资产下降了11.5万亿美元（17.3%）。有工作的人数（非农业就业人口总数）下降了860万人（6.2%），失业率在2009年10月达到10%的峰值。

1929年大萧条的头五年，美国GDP则萎缩了50%。1923至1929年，美国经历了“柯立芝繁荣”，到1929年，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美国的经济产出达到1050亿美元。1929年8月美国经济开始收缩，9月股市开始暴跌，到年底就有650家银行倒闭。1930年美国经济萎缩了8.5%，1931年萎缩了6.4%，1932年萎缩了12.9%，1933年的GDP为570亿美元，大约是1929年的一半，到1934年美国经济才开始恢复正增长，这意味着开始逐渐走出大萧条。而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失业率曾高达24.9%。所以，大萧条的严重程度高于次贷危机。

2020年出现了瘟疫大流行，一季度美国经济下滑了4.8%，这已经超过次贷危机的下滑幅度，二季度的下滑幅度肯定远远高于一季度，IMF预计美国今年全年经济萎缩的幅度是5.9%。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发展到现在，美国的失业人口已经超过3000万，2017年统计的劳动力总数是1.604亿，失业率已经达到18.7%。美国现在因瘟疫大流行所遭遇的危机显然已经远超次贷危机之时，但尚不及大萧条时期。

如果疫情在今年冬季出现二次爆发，或金融机构未来出现大量的破产倒闭并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破裂，都必然导致经济的继续萎缩和失业率的继续攀升，而且这种情形出现的概率是比较高的——这都有可能让危机程度接近或达到大萧条时期的水平。

欧美各国的失业率目前大多在20%附近，未来一两年，美欧主要经济体都要开始大选，这以美国今年11月的大选最为迫切，对于各国总统（或总理）来说，如何解决失业问题就是核心问题，这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就只能玩儿完。所以，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所有恢复就业的手段都摆在桌面上。

推进基建将是各国恢复就业的手段之一；

提高关税，阻止进口商品输入也是必然手段之一；

经济是为社会服务的，简单理解就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解决就业、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服务的（一些特殊国家不在此列）。1929年大萧条时期，各国使用关税战和汇率战被部分经济学家所批评，缘于这些政策不符合经济效率最优化的要求，事实上这些经济学家在这时就等于傻瓜，因为他们不知道，即便不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在这种特殊时期只要可以解决失业问题或者对失业问题有所帮助的所有手段，都可以使用！这是政治，会受到国会和全民的支持！也所以，1930年3月美国国会就批准了参议员斯姆特和众议员霍利提出的一项法案，将2万余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1830年之后的最高水平。同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胡佛正式签署了这部被称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案”的法律。该法案生效两年后，美国的进口商品税率达到了一个巅峰，这被后世经济学家形容为关税战。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指出，1929年至1934年间，全球贸易萎缩了大约66%（注意：形成这个萎缩幅度的原因不仅包括高关税，也有大萧条时期需求剧烈萎缩的因素）。过去几十年是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几十年，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极力推动全球贸易的增长，一旦出现如此剧烈的全球贸易萎缩，必然在出口国导致大量的企业倒闭，银行坏账飞速积累并引发银行业危机。

大萧条期间美国进行的基建活动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形容为政府先雇人挖坑、然后再雇人填坑，这肯定不会产生GDP；高关税被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不符合经济效率最优化的要求，对世界经济不利，这些都不被经济学家所理解、并认为是不合理的，但只要有助于就业，政治家就会认为是合理的，是正确的，也会被民众和国会所支持，就需要大力推进！至于对世界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不在考虑的范畴。

所以，未来欧美很可能会大规模提升进口关税——现在，欧美的失业率更高，是经济危机的重心地区。一旦高关税开启，危机的重心就很可能转移到亚洲，因为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大多主要集中在亚洲。

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之后，各国为了抵御疫情传播对航空、交通等进行了大封锁，再加上对人口的隔离措施（也是封锁），已经对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害；但这一大封锁与未来相比或许还是次要的，当全球贸易被“铁幕”隔开、进行贸易大封锁之后，企业倒闭问题、债务问题和银行业的坏账问题、各国的财政问题才是最残酷的，这是考虑未来的经济与投资活动的出发点。

到此，一定又有人认为这是悲观或乐观，也有人会问该怎么做。太阳明天会照常升起，看清了前方的沟坎才能更好地奔向未来。对于自强不息的人，无论经济形势好坏都无所畏惧，都会追寻自己的目标，对于只懂得投机赌博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归宿。经济全球化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瞬间，世界回归割裂的状态才是历史的原貌，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4月30日，市场上传出了一个消息，说是中泰证券一个人事变动调整的新闻引发了整个市场关注。根据文件显示，中泰证券免去了李迅雷其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他同时兼任的中泰证券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位还保留着，但是所长这个行政职务被免去了。与此同时，聘任戴志锋为该证券研究所所长，笃慧为副所长。李迅雷在国内还是比较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很多话他还是非常敢说的，比较有个性。按道理说，一个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卸任、被免职，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基本上挑不上筷子。那为什么会引发市场的高度关注呢？为什么今天要来讲这个话题呢？主要是下面的原因，因为很多人士推测李迅雷被免职，可能和在4月26日发表的那篇被删除的文章有关，这篇文章叫做《中国失业率有多高》，这是一篇调研报告。这篇文章中预测中国的失业率在20%左右，新增失业人口有7000万左右。那么这个和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数据基本上就大相径庭，相差甚远，基本上是翻了几倍。主流经济学家公布这样的数据，可以说让大家感到非常震惊，而且网上还有大量的传言说李迅雷因为这篇文章被请去“喝茶”了，反正消息是越传越大。网上对这篇文章的搜索量也是快速上升。所以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不是因为他的职务变动引发了市场关注，而是因为他们做的关于失业的调查报告引发了市场高度的重视。

4月30日，李迅雷发表了一个澄清声明，来给自己“被喝茶”的传言辟谣，他是这样说的：网上有关被请去喝茶、被限制传播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他说，4月26日本公众号发布了《中国失业率有多高》，此文中的作者并非我本人，只是通过本人的微信公众号发表，还说这些数据有些是在假设前提下才能成立，主要是做研究的用途。至于他是否被喝茶，我们没法核实，但他的解释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是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还是首席经济学家。其发表的文章，如果不是他研究所里面的人员发表的，那么至少也是经过他同意的，对不对？就算是所外的人发表，这是他的微信公众号，他本人不同意能发出来吗？所以把这个文章算作是他的，基本上也是没错，至少是他认可的。

在4月中旬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一个“六保”的概念，和去年提出的“六稳”形成一个对比。所谓的“六保”，就是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保基层运转”这“六保”。那么，不管是“六保”还是“六稳”，首先他们要保的都是就业，可以看出当前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可以说，就业问题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的战略层面，是中共当局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几年，中国政府对经济话题的控制和讨论是非常严的，也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比如说，谈失业，谈银行倒闭，或者是外资撤离，企业倒闭破产，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储备等等这些敏感的话题，基本上都是官方的禁忌。你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写这方面的文章，很容易被删、被封。说的轻一点、隐晦点可能还好点，可能过关。但是如果说的直白一点，或者你的数据和官方的差距比较大，你的观点很鲜明的话，这个文章肯定是要被删或者是被封号（我的几个号都是这样被封掉的）。显然，官方就是不让你谈这些话题，就算谈的纯粹是经济问题，也觉得敏感。所以这篇文章的被删，也在情理之中。我去他的公众号上看了看，这篇文章已经找不到了。但奇怪的是在新浪网、金融界的一些主流网站上，都还保存着这篇文章，和以往一些敏感文章被全网封杀完全不一样。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想让大家对当前的失业问题有一个心理准备、让大家做好最坏的打算？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这篇文章我看了一下，基本说的还是比较中肯的，数据上也是比较贴近实际。我之前从各大产业的利润萎缩的多少上分析中国的失业人数，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失业人数大概是两个亿左右。那么，这次李迅雷他们统计出来的7000万人失业，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失业率，应该和我的那个数据比较接近。虽然他的数据比我还保守的多，数据相差也比较大，但即便如此，他这组数据公布出来，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文章说：1、中国失业率和经济形势明显是背离的。美国、欧元区的失业率和经济周期都有明显的负相关，而中国的两套失业率指标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都不高。中国3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回落到5.9%，相比去年年底还上升了0.7%, 这个与其他各项指标下滑不太匹配。

2、两套系统计都需要大幅度的改进，象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将在政府部门登记并符合失业条件的人员统计为失业，存在着明显的漏算。而调查失业率，又没有很好的处理农民工的失业统计问题，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内。例如：一季度调查失业率上升的幅度很小，但是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人数同比是减少了5000万。

3、失业率到底有多高？或在20%附近。中国的总体就业更加偏重于第三产业，并且个体经营户占了很大比重，灾情中个体经营户受到的影响较大，再考虑到服务业和可选消费需求的低迷，外需的大幅冲击，根据我们的预算，目前中国新增失业人数可能已经超过了7000万，对应的失业率大概在20%左右。

4、乘数和连锁反应。没有必然的V型反弹，我们对经济的恢复进度应该有足够的耐心，经济活动“暂停”容易，但从“暂停”到“重启”，再恢复到正常，都是一个非常漫长过程，经济疲软期间带来的收入减少，企业破产，失业增加等诸多问题，都是有乘数效应的，灾情要想得到控制，短期很难，但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5、当初一季度GDP公布的时候，同时公布的失业率。我们讨论后，都觉得这个数据不太准确，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农民工群体非常庞大，城镇调查失业率并未真实反映农民工失业的问题，导致在策划失业状况方面的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具体来说，官方认为农民工在城市有工作的时候，农民工属于工人。在城市持续工作之后，农民工可以回到农村中做农民，两种情况下都有工作可做，那么农民工可以说并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失业问题。但事实上，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农民工也希望能够留在城市继续工作，但是因为无法找到工作而被迫回到农村当农民，也是属于失业。当前针对城乡家庭就业状况的抽样调查，是将在家务农也当作就业，农民工从城市回到农村并不会被作为失业对待，这确实缺乏一定的合理性。

上面都是他文章里的一些摘要，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些主要观点基本都在这里。我的理解就是，他说的5000万农民工的问题，这些人的在城市一般都是在工厂、建筑工地或者是服务业里面从事一些工作，对吧？现在，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加剧，他们在城市失业了就会回到农村，所以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就是失业，我也认可这就是失业。但官方不管是登记失业还是调查失业两个统计口径都没有把他们计算在内，这就是前面说到的，经济下滑了6.8%，但就业人口却反而增加了200多万的主要原因。上次这组数据出来的时候，我还给大家提到过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肯定是存在数据造假。

很多人认为疫情只是暂时的，一旦全面复工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将恢复到常态。其实这个说法我是不赞成的，就像文章中说的，收入减少、企业破产、失业增加等诸多问题，都是有乘数效应的。破产的企业在企业解封之后能重新开张吗？失去的工作在解封之后就一定能重新找到吗？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消费、以及断供的房子在疫情恢复之后能补回来吗？很多是补不回来的，错过就是过了，其实这些都是乘数效应的体现，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说到美国，其实也一样存在这些问题。很多人认为美国经济结构没问题，只是受到了疫情的冲击，所以疫情缓解之后呢，他们觉得美国经济会满血复活，会很快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那些破产的企业，那些亏损的企业，那些失业的工人，那些违约的账单，他们如何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呢？很多东西垮了就是垮了，要重建很难，和那篇文章里说的乘数效应是一个意思，这种恢复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而不是一个V字形的恢复，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美联储现在是无限量的印钞，那么这就是要保这些企业、这些家庭不垮，保证他们的债务不破，这个策略短期来说是可以的，这是美国汲取了大萧条和次贷危机的教训之后，现在开始提前打预防针，提前大放水来防止这一连锁的倒闭，但问题是之后的通胀怎么办？无限量的印钞，无限量的信贷，直升机撒钱，后面的通胀怎么控制呢？通胀是比债务危机、比失业更猛的老虎。现在美国的物价已经感受到明显的上涨，我都能感觉到。疫情之后的通胀会到什么地步，现在还真不好说。

再回到中国的失业问题。7000万的失业人口，20%的失业率对于关心经济人来说，肯定是石破天惊的数据。不管官方是否封杀，中国今年的失业问题是一定会爆发出来的。大家可以看不到真相，但是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会真真切切感受到这个真相。你看不到数据，但是你能感受到这个失业问题严重的数据的存在，每个家庭或者周边的亲戚朋友肯定会很多失业的，大家能体会到失业的切肤之痛。

今年“六保”的第一保“保就业”肯定是保不住的。所以官方不把这篇文章封死，也是对的，给大家提前打一下预防针，提前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这样，到失业潮真正到来的时候也不至于那么痛苦而无法接受，最后铤而走险、走极端。今天就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广东湛江“石油宝”的一个投资者，他所有的存款被银行收走了，然后他在绝望的情况下在街边引火自焚，可以说是非常惨烈。人来人往，也没有人给他伸出援手，最后被烧死。警方给出的结论是：一个拾荒者不小心点燃了自己。我看到派出所的那个鉴定单，确实让人很寒心。我就说以后金融雷爆可能还会层出不穷，“不小心”把自己点燃，“不小心”把自己掉进江里，“不小心”让自己跳楼这样的事，还会有很多很多。其实，很多人为什么宁可死也没有想到反抗，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奇怪一个事，特别是中国的很多人。

再说到石油宝，如果投资者提前知道这投资的是期货，可能面临着本金都不保或者还要倒贴钱这种风险的话，买的不是理财，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也许事后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差，极端的还自杀，前几天还有一个跳楼的。那么中国官方提前剧透失业率，是不是也有这种意思在里面呢？你现在知道失业很残酷，那到时候失业真正落到自己头上，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突然和绝望，也许能减少类似的自杀事件。

文章开头说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六保”，其实刚才只谈了第一个就是保就业，剩下的五保是“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的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既然提出了“六保”，那么很明显就是现在已经面临着保不住的风险，要争取保住，这是一个最低的底线要求，就像孕妇保胎。孕妇为什么要保胎？那就说明孩子可能有些问题，就是可能不是个很健康的孩子，或者是孕妇的身体本身不好才需要医生来保胎嘛! 没有说怀孕非常正常，宝宝和大人都非常健康的还要去保胎，所以相对于“六稳”而言，“六保”提出的更多的是最后的挽救措施，是这样一层意思。

去年提出的“六稳”，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其实这“六稳”和“六保”有好几项都是对应起来一脉相承的。除了第一项都是保就业之外，“六保”中的保产业供应链的稳定，基本对应的就是“六稳”中的稳外资。中国在这次利用自己世界工厂的地位限制大量医疗物资出口，可以说让全世界看到了将产业链放在一个流氓国家对自己带来的威胁和危险，美国可以说是感同身受，所以这才有了美国和日本计划补贴企业来撤离中国这样的举动，只要企业离开中国就行，至于你是回流本土，还是去东南亚等国家，都不限制，政府给你贴钱。而外资都是中国制造业的龙头，一旦这些外资巨头都走了，中国整条产业链也就一条一条的分崩离析了，而中共政治局的这些人显然是已经认识到了产业链转移对中国的危害，所以现在他们想办法要保产业供应链的稳定。但是按照目前的态势啊，我觉得肯定是保不住了。

“六保”中的第三个是保市场主体。什么是市场主体？就是企业、工厂、店铺、网店，所有这些可以提供就业、创造效益的社会细胞单元——经济细胞。实体都保不住了，就业也肯定保不住，就像产业链保不住的话，就业也一样是保住的。失业问题有多严重，这里就不细说了，大家看看沿海有多少外贸企业在倒闭，有多少制造业的工厂在裁员、在轮修，有多少地方的实体店和店铺都在转让，成片成片的转让的公告，大家都可以在视频里面、照片里面看到。之前就提过，从烧粮仓到烧工厂的现象，最近有好几个视频在网上传的都是关于烧工厂的。昨天看到的一个就是在浙江的金华，好像一个工厂着火了。别人说这个老板是亏损的，可能这个厂着火了，是不是为了能套点保险都不好说。有的地方政府是逼着企业开工，别人是亏损开不了工，但是政府为了收税，逼迫这些企业开工，你说别人有什么好办法？一烧了之，反正关也关不掉。还有不少网友告诉说他们自己本地有一些工厂着火，大家想想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一种怎样可怕的现象。

还有“六保”中的保粮食安全保民生，这些基本上都是衣食住行以及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民生的小事。那么粮食问题啊，最近我说了不少，今年能保住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今年的粮食肯定会出大问题。就算今年能涉险过关，但明年肯定也会有不小的问题，这两项都是前面的“六稳”里没有的。“六稳”里面没有提到粮食，但是“六保”里面粮食是重头，说明今年粮食安全和民生可能会出大问题。

而“六保”中政治性最强的一项就是最后一项：保基层组织的运转。在全世界所有的政治组织中，我认为中共是对基层组织控制得最好的、也是最严的。当初毛泽东等中共创始人就是靠着在农村的组织动员能力，才最后达到了和国民党颠覆对决的高度，最终夺取了政权。共产党对农村的乡镇、村组等的一些基层组织的生根和资源调度能力，可以说登峰造极。要知道在国民党之前，国家的政权都是只能延伸到县一级，下面的乡镇和乡村，基本上都延伸不下去、动员不起来的。乡村都是自制的，非常散漫，依靠宗族这种关系来维系着乡村，所以国民党兵源那时候不够，就去抓壮丁，强行抓就引起大家的反感。但共产党需要抓壮丁吗？它分块土地给你，大家都热火朝天地跟着他干了，他的资源调度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共产党的兵源就源源不断，而国民兵源就很少。说了这么多，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共产党对农村的资源调度能力是非常之强的，基层组织的运转是中共的强项，算是他发迹的根基。而现在，“六保”中都提到要保基层组织的运转，那么这一块肯定也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那么，什么会对基层组织的运转带来威胁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追溯到失业的问题。公众号那篇文章说，有5000万的农民工返乡都没有回来，应该都算是失业。这些人很多都是80、90后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里这么多年，现在一下子就失业，回到农村去了，那么他们还会种地吗？他们早已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在农村还能适应吗？没有了收入来源，他们会坑蒙拐骗、拦路抢劫吗？这会对当地的治安和社会秩序带来挑战吗？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还有，在城市里面的很多人就算失业了，他们也不愿意回到农村，或者他们本来就是城里人，他们回不去农村，而城市里又没有社会保障体系，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办？他们失业怎么办？他们依靠什么为生呢？长远来说，他们肯定是通过非法的手段来谋生，那么这就会对城市的社区治安带来一个挑战，这也是对基层组织运转的一个威胁。

其实，刚才提的这些都是对基层组织运转的一个挑战，也是对中共70年建立起来的基层治理秩序的一个威胁。而政治局的会议能把这个提出来，说明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苗头，或者说现实中基层运转失灵的现象，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所以从去年的“六稳”到今年的“六保”，可说是经济非常严峻的一个信号，也是经济、民生和政治将出问题的一个报警。而“六保”中，最根本的还是保实体保就业，目前来看这两项基本上都是保不住的，其他的各项都是建立在这两项的基础之上，就业不保实体不保，那么其他的怎么保的住呢？可以说情况已经越来越明白了，那些政治局的人哪，也看得非常明白。

 

 

《自由时报》引述香港“中国劳工通讯”统计，自3月以来，中国多个产业的工人已发起逾70起抗议行动。在疫情爆发之前，劳资争议仅限于营建、饭店等内需和雇用大量农民工的产业，但疫情大流行，令全球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多个产业都明显遭到冲击。

《日经新闻》形容，中国工人对减薪、裁员的忍受力已达“临界点”，并且这种状况短期内不会有所缓解。

报导指出，2016年成立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前途汽车，在疫情爆发后，已停止运作。每日有数百名员工在苏州总部的大厅里静坐，每逢有公司主管经过，这群员工就高声大喊，讨要薪水。

不仅员工讨薪，老板们也有诉求。4月21日和22日，广州市有上千名制衣厂老板和商户，在邻近瑞宝村的地铁东晓南站出口游行，沿途高喊“减租、减租”，要求政府帮助他们减免租金，因为疫情令他们已经整整3个月没有收入。游行中遇到当地公安堵路，双方一度爆发冲突。

瑞银在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估算，截至3月底，中国的服务、制造和建筑业已失去了约8,000万个工作岗位。

而前中国券商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李迅雷近日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失业率约为20%，新增失业人口多达7,000万，这个数字是中国官方失业率5.9%的3倍以上。李迅雷已被卸除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职务。

 

 

中国外贸出口行业持续受到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冲击，据中国大陆媒体统计，近五成在中国A股上市的出口型企业在今年第一季出现亏损，反映疫情对行业的冲击严重。多个机构也纷纷公布数据和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形势并不乐观。

出口类上市公司一季度五成亏损

中国上市公司陆续披露今年第一季财报情况，疫情对出口型上市企业的严重冲击已在财务结果中显现出来。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在海外业务收入占比30%以上的A股上市公司中，近一半企业在第一季度录得亏损。

报导参考Wind数据统计发现，在海外收入占营业总收入30%以上的上市公司中，按数量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为电子、化工、机械设备、医药生物及汽车行业。在这五类行业中，电子行业的上市公司出现亏损的情况最多。并且，其中不少都属于外贸出口类的制造业企业。

疫情爆发后，外贸出口公司反复遭遇打击。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初，因封城等防疫限制，企业停工，复工后又面临缺少员工，之后随着疫情全球蔓延，市场需求和环球航运受到冲击，令企业面临严重的订单取消，生产线再度停摆。

报导引述统计数据显示，对已披露2019年报的企业中，有429家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30%。在这429家企业中，一季财报出现亏损的企业高达213家，占比近50%。

报导还指出已披露第一季度财务结果的A股企业有3829家，其中，录得亏损的有1206家，占比近三成。

机构公布指数与官方乐观数据相悖

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中共病毒疫情对全球贸易造成的损失将达到13%-32%。这对于中国这个全球第一大贸易国来说，影响或会更大。从出口企业的财报数据也印证疫情对中国外贸行业造成损失的程度并不轻。

但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发布的信息显示，4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8%，依然处于50以上的扩张水平。统计局网站新闻指出，4月份，中国大陆生产加快恢复，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继续改善。

然而，《华尔街日报》引述最新的摩根大通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3月份全球制造企业和出口服务型企业的出口订单出现“严重下滑”迹象。

报导引述中国美国商会近期的调查结果显示，42%的受访者表示企业正在恢复运营，但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认为今年业务增长将陷入停滞。

据数据分析公司“中国褐皮书”（China Beige Book）对547家公司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招聘状况从3月底开始恶化，重新运转的公司也未完全步上正轨，真实的经济状况不如官方所称。至4月底，约九成的中国公司已恢复营业，但仅不到一成的公司在满负荷运转。

 

 

深圳富士康部分员工放假四个月，从5月1日开始到9月1日。

富士康2月10日复工后，因为招工困难，2月25日宣布，已聘请钟南山担任集团武汉肺炎（中共病毒）防疫及复工总顾问。富士康iDPBG事业群深圳厂区更是推出“我要聘”招募激励策略，并火爆大陆社交网络。凡是在3月31日前入职的新员工均可获得奖金，其中最多可拿7110元，堪称富士康史上最高入职奖。

时间才刚刚过去两个月，富士康深圳厂区部分员工收到长达4个月放假通知。究其原因，中共病毒蔓延全世界，重创欧美，欧美经济至今停摆。苹果手机店基本都关店，销量锐减，为苹果代工的富士康也就没有了订单。

下面视频是深圳（有龙华和观澜两个厂区）富士康员工对富士康放假4个月长假的看法，员工认为今年不容易，有班上，就已经是幸运的人了。

视频内容：

今天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这里啊，然后给大家说个消息啊。这里呢，就是富士康的厂房，目前的位置是那个富士康的油松，这是油富商城，因为之前这边的树很多，基本都被砍了，亮化了不少。

今天我要说的呢，是富士康啊，要开始放长假了。我们五一都是放假放三天五天，可他们呢，放假放四个月，从5月1号开始放，放到9月1号，也不是所有人嘛，部分人哪。就是说他公司里面会发一部分的生活费嘛，总共的话，四个月是发6000多块钱吧，生活费。

然后，到时候你9月1号过来之后接着上班嘛。看到没有，这里都有人拿着行李准备走了。这里是龙华的富士康，但是他们放假的富士康说的是观澜那边的富士康，所以的话，今年的工作，包括生意呀，都很难做。

你看他们现在开始放假，放四个月，但是对于，如果天天上班的人来说，也是个好消息啊，因为毕竟可以回家陪下父母，在家里面也可以玩两三个月、三四个月。

但是今年啊，我相信二月份、一月份有很多人就已经开始没上班了，基本上手里面也没什么收入，所以的话，根本就不想放假。所以呀，有工作的人，都是幸运的。因为现在外面，我看了很多工厂，基本上都不招男孩子了，所以呢，今年有班上就好好上。

 

 

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二次冲击，大量工人失业。中国券商发布《中国失业率有多高？》报告，中国的真实失业率可能高达20%，其作者传遭官方打压免职。

复工不到一个月 返乡潮开始

据《财新》报导，疫情持续三个多月，令外贸企业订单悬空，大量工人无工失业。在广州打工的一批批湖北农民工，3月底，他们刚从解封的家乡返回工作地，不到一个月，就要开始返乡。并且，这样的返乡潮已出现数日。

据《南华早报》报导，许多工人聚集在广州的一个长途巴士站，他们除了携带了手提包和皮箱，还有厨房用具、冰箱甚至空调。这表明或许他们不打算再返回这里。而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在几周前才返回到广州的。

一位从事裁缝工作，年近30岁的女员工表示，她是差不多10天前从家乡来到广州的，希望在往年服装外贸业最忙碌的时期多赚点钱。但现在工厂给的薪水比往年少了很多，而且工作和每日的工资非常不稳定，也出现一天一分钱也赚不到的情况。她并指出，现在即使是熟练的裁缝，也很难找到工作。

报导指出，因欧美市场需求持续疲弱，中国工厂的接单急速减少，并且员工拿到的薪水也大不如前。这反映出中国实际的经济状况恐比外界所了解的要更加糟糕。

4月3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大陆媒体财新网分别公布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两个指数均出现回落。其中，4月份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从3月份的46.4降至33.5。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分析师张立群对《路透社》表示，4月PMI指数变化表明复工复产已到最重要和紧迫的时期，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而4月出口订单指数骤降反映出疫情对全球经济贸易的冲击仍在持续，并增加了中国外贸出口的下行压力。

各国都在计划重启经济，但疫情持续，失去的订单尚不知何时回恢复，也令中国社会的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中国失业率有多高？

中国官方失业统计显示，3月份城镇失业率为5.9%。但这项统计并未包括近3亿的农民工和870多万的应届毕业生，中国真实的失业率应远高于这个数字。

《纽约时报》引述澳洲投资银行麦格理证券经济学家胡俊伟的估计，中国城市失业率今年将翻一倍。

报导还引述一位来自河南省的北京水果摊主表示，现在每天晚上，他都以6折出售苹果，因为现在没人愿意支付全价来买水果。他并指出几乎他认识的所有民工都在努力的找工作。

中国证券商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李迅雷发布研究报告《中国失业率有多高？》，认为目前中国失业人数超过7,000万人，真实失业率高达20.5%。

随后，网络上传出有关作者被“请去喝茶”、“被限制传播”的消息。并且李迅雷遭免职，不再担任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

4月30日，李迅雷在个人公众号“李迅雷金融与投资”上发表澄清声明。声明称，2020年4月26日，本公众号发布了《中国失业率有多高？》一文，此文作者并非我本人，只是通过本人微信公众号发表。

对于网传的如“请去喝茶”、“被限制传播”等说法，李迅雷予以否认。

 

 

根据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汽车制造业利润下滑80.2%。豪华车领域的销量也是跌声一片。

4月27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6.7%。其中，外企同比下降46.9%，其次是国企同比下降45.5%，股份制企业下降33.0%，私营企业下降29.5%。

其中，汽车制造业利润总额下降80.2%。

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上汽集团（SAIC）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销售同比下降58.56%。今年第一季度共销售汽车67.9万辆，同比下降55.71%。

豪华车领域的销量也同样出现一片跌声。

据陆媒报导，奔驰（含Smart品牌）以一季度13.6万辆的销量成绩领跑豪车市场，不过相比于去年同期仍下滑25.9%；宝马（含MINI品牌）一季度同比下跌25.4%；奥迪一季度同比下跌22.5%。

雷克萨斯一季度累计销售3.29万辆，同比下跌12.7%；凯迪拉克一季度同比下跌37.1%；沃尔沃一季度同比下跌25.4%；捷豹路虎一季度销量下滑38.1%；林肯一季度同比下滑36.0%；英菲尼迪同比下滑48.7%。

 

 

大陆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6.7%。其中，外资企业的利润下滑幅度最大，中共国企次之。就在这一数据公布之前，中共开始挂牌国企混改项目，而中共混改早被指是在利用民企资源。

上述数据由中共国家统计局在4月27日公布。从不同类型的企业来看，利润下滑最大的是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降幅为46.9%；其次是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5.5%，股份制企业利润下降33.0%，私营企业利润下降29.5%。

从不同行业来看，汽车制造业大跌80.2%；通用设备制造业下降39.9%。利润降幅最大的是石油、煤炭及其它燃料加工业，同比下降187.9%。

外资损失最大 “出走潮”不可逆转

疫情爆发后，大陆一些地区强制封城，强制企业停工停售，在大陆设有工厂和专卖店的外企损失最大。比如武汉市集中了多家日本企业，包括本田、日产和马自达汽车，3月份在大陆的销量分别同比减少50.8%、44.9%和28.3%。

日本服饰品牌优衣库（UNIQLO）一度关闭大陆395间专卖店，大中华区3月营收下滑40%。UNIQLO创办人柳井正4月27日对《日经新闻》表示，不应该强制关门，企业应该自己决定是否关停，瑞典就是个范例。

美国苹果公司将于4月30日公布2020年首季营收，26日市场预计同比下滑7.9%，不足600亿美元。2月份苹果曾下调其首季营收目标至630亿至670亿美元之间。

4月份以来，日本和美国政府先后表示将资助本国企业离开中国大陆，日本将斥资22亿美元，美国将负担企业的“搬家费”。

另外，在大陆数量众多的台湾企业也受到冲击，比如富士康与和硕因苹果订单减少被传裁员。但是，台商“出走大陆”的风潮正在蔓延。

自由亚洲电台4月27日引述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的分析表示，一方面台湾的安全性对台商有更大的吸引力，另外，台商很多产品销往美国，现在美日等国正在加速脱离中国供应链，台商势必也随之迁移；再有，大陆的水、电、油、劳工等运营成本也在不断上升。

而且，如果一旦离开大陆就不会再回来，因为不想在中共外汇管制方面再上当——外资一旦进入大陆，如果再想把钱汇出去，需要层层审批。台商面临汇出资金和设备转移的难题，“现在有些台商用比特币，有的是把工厂贱卖，有的连设备都不搬，迁回去设备也不要。”

国企利润大跌 疫情下中共推混改

此次中共统计局公布的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5.5%；中共财政部4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是，首季国企利润总额同比下降59.7%，其中，央企利润总额同比下跌49.1%；地方国企同比下降86.3%。

就在这两个数据发布之间的4月24日，天津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混改项目正式挂牌，并成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陆三大城市群中首家推进的国有大型交通集团混改项目。

天津市交通集团的挂牌披露信息时间为20个工作日，计划以产权转让方式引入一家投资者持有不低于51%股权，交易底价为10.2亿元人民币，或者持有100%股权，交易底价为20.1亿元人民币。

两天后，辽宁省通过沈阳、大连产权交易所平台，发布了国有企业69个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涵盖能源资源、装备制造、冶金化工、基础设施、文化旅游等多个产业领域。

针对中共国企混改，独立经济学者冷山去年12月曾接受大纪元采访表示，国企的混改实质上就是利用民企的资本替国企减轻债务负担，改善国企财务状况，让国企起死回生的“公私合营”，用民企的利润和现金流，去填补央企天量的债务和亏空，央企资产负债表得到改善，民企则花钱消灾。

据悉，在此次疫情中，已经至少有45万各类型民企倒闭，这个数字不包括已经濒临倒闭但尚未申请破产的企业。民企经营者表示，疫情导致企业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资金紧张。

 

 

近期中国官方公布第一季工业企业利润，下滑超三成。分析师表示，未来工业盈利形势仍不容乐观，中国经济远未复苏。

一季度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近四成

4月2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3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一季度实现利润总额7,814.5亿元（人民币，下同），按季度同比下降36.7%。进入2020年以来，该数字的下降幅度一直维持近四成的水平，反映出中国大陆的工业经营继续受疫情冲击。

同日还公布了3月份单月数字，3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3,706.6亿元，按月同比下降34.9%，较1-2月降幅收窄，1-2月规模该指标同比下降38.3%。

在中国全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一季度仅两个行业该指标同比增加，39个行业均出现大幅下降。

其中，利润降幅最大的是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同比下降187.9%。反映基础建设、制造生产等受影响严重，远未复苏。

而农副食品加工业和烟草制品业，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1.2%和28.5%。

按企业类型来看，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下降最大，为46.9%，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5.5%，股份制企业利润下降33.0%，私营企业利润下降29.5%。

分大类看，采矿业利润同比下降27.5%，制造业利润下降38.9%。

外资企业利润下降近五成，一定程度也反映了外贸出口行业失单的严重程度。

第二季度经济并不乐观

中国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副司长张卫华表示，虽然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前两个月有所改善，但受疫情影响，市场需求尚未恢复。企业产品库存大幅上升、工业品价格下跌等多重因素影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压力较大，盈利形势仍不容乐观。

《路透社》引述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示，受国际商品价格下滑及中国国内经济尚未恢复，3月企业利润录得负值；并且二季度国内工业企业整体盈利仍存在压力。

近日，《彭博社》汇总的8项经济先行指标也显示，4月份中国经济反弹力度相当疲弱，在全球需求急速下跌，国内内需不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第二季不太可能有亮眼结果。

报导指尽管中国第一季1至3月的衰退情况逐渐收窄，但到4月收敛的趋势出现停滞，代表中国经济只是已经触底，但并未开始反弹。

在第一季度工业企业盈利降幅接近4成的情况下，外界开始关注并质疑中国官方公布的第一季度失业率的真实情况。

编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的全部工业企业。（2011年1月起，标准从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