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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之光”的重工业基地东北被中共毁掉

作者:玉亮 — 已发布 2020-09-21 04:25, 上次修改时间: 2021-02-16 16:49
贡献者:天涯(责任编辑)
来源:看中国新闻网
东北独特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形势决定了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北亚各大政治势力的演武场,多少次文化建设在毁灭性战争后几乎要重新来做,这是东北古代文化缺少遗存的重要原因,而东北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更加扑朔迷离,令史学家望而却步。可叹的是,在文化记录和传播手段日益完备的近现代,我们仍然难以知道东北的那段岁月。
“亚洲之光”的重工业基地东北被中共毁掉

重工业基地东北,被苏共和中共轮番毁掉。(网络图片)

重工业基地东北,被苏共和中共轮番毁掉。(网络图片)

 

习近平加紧部署二十大人事布局,来巩固自身权力。最近海外中文媒体从接近中共统战部高层的知情人处获悉,东北三省对习近平的不满声浪很严重,也让面对内外交迫的习近平“再添心病”。

据报导,一名接近中共统战部高层的知情人士,透露统战部的“老领导”话说,“东北人对习近平不满的声讨很严重”,且“国家网信办和统战部现在都关注到了东北网民的不满情绪,目前网络过滤非常严重”。

这位“老领导”说,东北经济持续下滑导致东北民众的怨气很重,这与官方政策不向东北倾斜有关。

“既然中国不是自由化的市场经济,那么哪里发展、哪里不发展,就看国家给不给政策,给政策给地给人给钱、就能发展”,因此“东北民众现在对习的不满情绪非常大,有激化的苗头;新政策几乎没有给过东北,目前中国要出台第十个国家中心城市,东北百万平方公里却一个都没有”。

至于为何习近平当局冷遇东北,这名“老领导”指出,东北地区人士认为,习近平因为和薄熙来有个人恩怨,因而迁怒东北,让东北三省惨遭牺牲,得不到优惠政策,发展也不受中央支持。

报导指,东北三省一般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其中辽宁、吉林都是习近平的政敌江泽民派系势力深植之地,也是习上台后反腐重灾区。伴随着官场动荡,三省经济也一路下跌。

在过去十余年间,东三省的经济起伏与中共权斗出现了惊人的契合。

据报导,薄熙来是由中共江泽民势力扶持、与习近平争夺权力的政治对手,2004年进京前曾盘踞辽宁20年;2012年因其马仔、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叛逃成都美领馆,而导致勾结江派周永康发动政变的阴谋败露,最终被习近平拿下。

根据薄熙来履历,1984年薄熙来在辽宁省金县任职县委副书记、书记,随后一路升迁,先后担任大连市金州区委书记、大连市委宣传部部长、大连市委副市长、大连市市长、大连市委书记、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2004-2007年,进京先后任职商务部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2007-2012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2012年薄熙来落马后,习近平当局曾多次提出“振兴东北”的口号都成空话。

例如,2016年中共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称,要奋力走出全面振兴东北的新路子;2018年9月,习近平在东北三省考察,并提出“新时代东北振兴”;2019年6月,李克强召开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会议时提出,“奋力实现东北全面振兴”。

在中共统治下,尤其是近些年来,东北地区日益衰败,致使民心涣散,社会对中共权斗累及经济和民生日益不满。

当局担心东北或会成为下一个新疆和西藏。知情人说,东三省生活着满、蒙、回、朝等多个少数民族,同时又是边疆大区,毗邻与中国历史仇怨深重的俄罗斯,以及濒临失控的朝鲜,地理位置极度敏感;最重要的是,东三省历史上曾经闹过“独立”,对抗过中央政府。

报导认为,面对内外交迫情势的习近平,如今还得面对东北三省的不满,可说是再添心病。

 

 

2020年还剩最后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中国很多地方政府都在拼命冲刺,追回因疫情而落下的时间。争取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增量,让年度GDP数据更好看,让官员在年度考核中有一个好的业绩。


根据已公布的前三季度数据,再次说明了中国区域经济正在经历40年来的最大变局。前一段时间前三季GDP总量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汉。

在中国的主要城市竞争中,南京自改革开放以来,GDP总量首次进入前十。武汉扛住了疫情冲击,保住了前十的位置。天津则不幸跌出前十名,创下自清末以来的最低排名。

这样计算,北方只剩北京一座TOP 10城市了。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因为这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上从来未曾发生过,可以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短短几个月,市场已从“投资不过山海关”,退后到了“投资不过胡焕庸线”,也就是东北的瑷珲到云南腾冲一线,退到“投资不过长江以南,雪峰山以东”。沃森生物事件之后,再退到“投资不过南宋版图”……在天津滑出前十名后,北方仅剩下北京一棵独苗了!江浙广,每年百万的大学生流入,让其他省份如何竞争?未来就是湾区的竞争,但是京津冀地区基本已经退出了湾区的竞争,中国基本只剩下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的竞争。

胡焕庸线:是一条贯穿中国版图的假想直线段,从中国东北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旧称瑷珲),一直延伸到中国西南边境的云南省腾冲市

如果列出各自前十,一一对比。你会惊讶发现,除京沪以外,南方各城市GDP总量几乎都是相对应北方城市的2倍。

考虑到中国城市的庞大体量,2倍已是一个很悬殊的差距。这或意味着,中国南北差距已经到了最严峻时刻。而这种南北差距,当然和气候以及经济条件对人口的吸引力有关,还和北方的重工业为主,轻工业滞后的产业布局有关系,当然也和北方贸易的衰败以及人文环境有关。

整体而言,就是改革开放之后那种南方北方齐头并进,至少南北差距没有太大的那个经济格局开始改变。

这样的局面倒不是因为南方进步有多快,而是说中国北方的衰退在加速。前几年,中国普遍唱衰东北,认为投资不过山海关。而现在5年不到的时间,中国的投资已经不能过长江了。这点其实从中国最近的房价上就能体现出来。

最近,中国楼市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说冰火两重天。北方城市的房价掉了冰窖里,而南方的一些城市比较火爆。

在上个月的70城市房价统计中,下跌一年的城市排名前十的有:牡丹江,南充,郑州,天津,贵阳,北海,太原,湛江,烟台,青岛。北方城市占据大半江山!

从各城市历史高点至2020年10月,20个城市房价距最高点调整幅度均在10%以上,其中9城市房价距最高点调整幅度均在15%以上,廊坊房价下调幅度最大,达46.9%。青岛下跌23%,天津下跌了22%,石家庄、济南下跌了18%,北京下跌了6%。这些房价大跌的城市基本上也是在北方为主。

而最近,北方的郑州、天津纷纷传出楼市不行启动救市的消息,虽然后来当地政府都出来辟谣,但是楼市不景气的现状可见一斑。而哈尔滨拟推十四条政策鼓励房企降价“救市”消息,更是在全国登上了热搜。这是第一个省会城市中政府鼓励降价卖房的城市,可以说是打响了房子降价的第一枪。而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在高库存和人口流失之下,整个东北地区楼市的疲软。

所以,综合起来而言,东北及北方楼市的下跌。和整个北方经济的下滑和人口流失是相对应的。

但是一路向南,这里的房企,购房者却异常的火热,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局面。最典型的就是刚过去的深圳华润四期的开盘,众筹打新,横扫2000万的豪宅,然后转手赚500万。还有万科上午拍地,下午奠基的迅速,以及合肥业主集体抱团,房价上涨,还有扬州这些城市的土地溢价比较高,中间穿插杭州万人摇号……

南方城市的深圳、杭州、南京让“打新”成为一种神话!并且成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并被官方的新华社痛批。随之,引来新的打压政策的下一步出炉!

 

 

我是东北人,我的生长地在哈尔滨。在我们那儿,从我小的时候开始“下岗”就是一个主题词。我从小听大人们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今天面对着这么多人,在公众场合下谈论这件事情,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尺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尺度。我打算就讲我身边的人。至于大的局势、大的形势,我不是很感兴趣,也不会去说它。

整个东北占到了国土面积的七分之一,但是这些年的经济数据、人口数据是一直在缩小的。对于东北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其实一直都有特别好的运气。因为建国以后的政治、外交、军事这些原因,再加上那边发现了石油和煤炭,所以国家最重要的企业、大学都摆在我们那儿。从我们哈尔滨来说,当时叫“八大军工、三大动力”。那些有五千职工以上的企业最少有二三十家,像现在大家可能有点印象的只有哈啤和哈药了。

这些平白无故出现的东西改变了东北的一种景观。那个时候一大批工厂在辽阔空旷的黑土地上拔地而起,然后才有了城市,所以这些工厂是城市的主干。即使是在城外,那些林地和农地也是属于国家的企业所有。在里面上班的人叫国家林业工人,国家农业工人。谁要是把他们当成农民或者山民,他们会很愤怒。

工厂里面的生活特别整齐。比方说我父亲在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上班,他们那个工厂特别大,覆盖了整个行政区,号称有八千工程师。因为电力调度,他们每周星期三是公休日,所以星期二就是全厂人最快乐的一天。整个工厂里面的生物钟都是这样的。

这些工厂有自己的从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厂技校这样的教育系统,有自己的医院、公安局,有自己的报纸和电视台。电视台的新闻每天就是讲厂长干了什么,书记干了什么,代替了地方上新闻联播里那些领导的行踪。这在当时叫作企业办社会。意思就是说,除非企业里发生了命案,其余基本上都是由他们自治的。

所以工人们就觉得工厂像个山盟海誓的恋人,对他们许下了养生送死的承诺。工人们看到这个工厂非常非常庞大,它是由坚固的钢铁建造起来的,上面每一天都在运行着巨大的数据,他们会觉得非常踏实。没有人在那个时候会相信,这一切其实像是纸搭起来的一样,划一根火柴就可以把它们统统都烧掉。

在我小的时候,整个社会最体面的生活就是在这种大的国企里面上班。他们自我的心理状态是自豪的,甚至也可以说是非常自大的。这种自大来自于和当时的干部、医生、教师这些行业的一种比较,同时他们享受着大集体职工的那种嫉妒。那个社会刚刚出现的个体户、出租司机,在他们看来就有点像是七千万年前的恐龙看哺乳动物一样,觉得这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小流氓,都是“严打”的对象。

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和整个东北以体制和权力为中心的价值观有关系。但是也有特别具体的原因,就是他们享有着正常收入以上的高福利和高津贴。老人看病、孩子上学,这些都是免费的。在医院的药房里头可以领出高压锅,推出自行车。

我妻子是在厂区里长大的。她说他们小时候从来也不知道洗澡、理发、吃冰棍这些事情还要花钱。她说他们那个厂里有一种水龙头,每天到了下午的一个时候,里面就会哗啦啦流出来橘子汽水,全厂的人都可以拿着桶去接。我当时觉得这就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里的场景。但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真实的。

所有那些大企业都会盖家属楼。有一些企业就像是和谁示威一样,把这个楼一直盖到了二十层,那是当时城市里的最高建筑。工人们站在新分到的阳台上往下一看,发现省政府大楼就在自己的脚下。这是特别特别直观的一种主人翁的感觉。

主人翁感觉的另外一面,是有一些工人会像败家子一样疯狂地偷厂里的东西。比方说在油田,他们会整油罐车整油罐车地偷油;在汽车厂,你开一辆快报废的车进去能换一辆快下线的车出来。有经验的采购员都去工厂旁边那些不起眼的小商店买货,比工厂销售科便宜,都是工人偷出来的。这些人是聪明人。他们在什么时候都能混得很好。在那个时候之前,他们是一些“造反派”;在那之后,他们就是所说的改革的弄潮儿。

绝大部分的工人因为已经心满意足了,而且老实听话,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除非自己家里干活需要什么的时候他去工厂拿一些,这在当时还不算什么大问题。

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人都会努力地把自己的亲属都办到工厂里来,然后大家像鸡犬一样升天。当时找对象有比现在还要明确的一个等级标准。连相声里都说,“全民”的一定要找“全民”的;亚麻厂的女工,最好嫁给马路对面量具厂的男工,因为量具厂刚刚分了宿舍楼,那个时候女工不分房。

我们那个时候最让人羡慕的一个场景,是一大家人全都在一个大国企里上班,出来进去人人都白白胖胖高高兴兴的。远远看到他们,是有一种特殊的得意和谦逊的表情。走到你面前又会和你很平易近人地打招呼。

我在当时是个小孩儿。说实话它是一个很微小的局部,真实的生活远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但是他们也一样,他们是安稳地生活在这一个微小的局部里。至于后面的事情,就像万青乐队唱的那首歌一样:“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我们人对自我的认知,基本上来自于一种比较。我们首先会根据所谓的社会阶层划分,根据你的收入水平明确自己的位置。这一点和猴子有一点像。猴子首要的生存是要知道自己在猴群里的位置,不知道这个位置它的行为会很怪,会很焦虑。而人知道了自己这个位置以后,会去寻找不如自己的人,或者是在心里轻视他,或者是在行为上欺负他。反正他是领取自己的这么一点快乐。

我说他们是失落者,是因为他们曾经拥有过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想讲这样一个过程:从他们拥有过什么,到他们失去以后是一种什么样。在接下来的这个时代里,他们就是整个这个时代里最扭曲最痛苦的人。他们的痛苦,来自于和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中的自己,和同时代的他人,和这个抛下他们的时代进行了比较。

一直到现在,很多工人谈起当年的国企改革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他们反复问我、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了一九九几年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们在当时是这样想的,认为这都是暂时的一种困难,很快就可以继续下去。

支持他们的其实没有什么理性的理由。一个就是工厂当时向他们许下了这个承诺——有点像现在的小女孩相信老男人在意乱情迷时向她们许的承诺。另外一种,就是他们彼此之间不断坚信的一个逻辑:第一,我必须活下去;第二,没有工厂我活不下去;第三,工厂应该让我活下去。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三段论。

一件不幸只有在你真正理解它的时候它才能够过去。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二十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像当初一样在这个矛盾里面打转。

在下岗潮到来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听起来好像还是挺多种多样的。比方说可以先选择“买断”。买断的意思就是给你一笔钱,然后你和工厂就彻底地摆脱了关系了。这个算法挺复杂的,原则上就是你的工龄越长给你的钱越多,快退休的老工人大概能拿到两万块。

我的姨姥姥是电池厂的车间主任,所以她能拿到四万块,这在当时是一笔挺大的钱。可是很不幸,她拿到钱之后,我的姨姥爷就得了心脏病,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心脏搭桥和下岗在当时是同样流行的两件事情。正好把这四万块都花光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公费医疗都已经中断了,同时很多很多东西都中断了。

刚才说的那个二十层楼高的家属宿舍楼的电梯也停了。那个时候,那些工人每一天到了上下班的时候很恐惧又很尴尬。按照北方话讲,他们每天要拽着猫尾巴上楼。所以你再上这个楼的时候,低头看机关大院就好像在咧着嘴嘲笑你一样。

总之,我姨姥姥和工厂的一辈子的关系,换了两个撑开心血管的支架。我记得她家最风光的时候,是当年娶儿媳妇,从厂食堂里摆了五六十桌酒席,一直摆到大街上。我那时候是个小孩,正看小人书里的《封神榜》。当时我就想,这就叫酒池肉林。

年轻的工人因为拿不到那么多钱,所以大多数都选择继续留在工厂。他们只能领到原来一半的工资,而且所有的津贴和福利都没有了。每天要打六遍卡,有的工厂要打八遍,上厕所也要报告。他们发现原来称兄道弟的这些很熟悉的同事,因为掌握了考勤的权力,可能背后还有把他们赶回家的这么一种任务,都变得面目可憎,非常凶狠。

他们还发现,在这种血肉模糊的改制里,一些厂领导很神奇地发家了。工厂三改两改变成了私产;那些更大的国企,通过复杂的一些财务政策、一些技术,被安上四个轱辘推到境外,随着交易所的一声锣响就不再是全民所有,更加不是他们所有了。

几年前有过这么一场讨论,说的是这一代企业家和国企改制上市有关的企业家身上的“原罪”问题。他们如果足够走运或者选对边的话,现在还是上流人物。但是这一场讨论我听不懂,因为原罪这个词用错了。原罪是指你生来就有的罪行,而这些人应该不是这样。

但是工人们的愤怒往往是漫无目的的。我认识一个人,他就说那个时候最不愿意上别人家里去,要是看到谁还有工作,他就会特别恨谁。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他的父亲以前每次下班都要自己喝一点酒,自斟自饮。喝完了之后就笑嘻嘻地看着屋里,因为屋里摆满了当时最时髦的家俱和电器。下岗以后他喝得更多了。他喝那种散装白酒,也买不起下酒菜了,一直喝到两只血红的眼睛“在一个很黄的小灯泡底下眨巴”。然后就动手打儿子和妻子。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们只敢把自己的这种委屈、不愤,倾泄到比他们更弱小的人身上。

并没有一个关于离婚率和失业率之间关系的统计。但是我的印象里,那些年只要是生活在厂区里的人,几乎家家都在闹离婚。当时的一些事件、一些案件,也都和社会上的这种失业带来的动荡有关系。东北的很多案件在那个时候是震惊全国的。

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他们会把遭受到的不幸理解为一种豁免权。当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时候,就会漫无目的地把这些东西施加给一些无辜者。然后自己还理直气壮,觉得这是公正的。直到现在恐怕还有一些人群是这样的。

那些年,大多数的工人都深陷于一种没有结果的抗争里面。他们中间有一些很聪明的,摆脱这个大队伍,去跟踪厂长和书记。他不知道从哪儿弄的一个很破的摄像机天天扛着,东拍西拍去寻找能够勒索的一些证据。有一些人靠更加下作的手段,不仅找回了工作,而且成为了干部。

但是多数的工人,在这种漫长的等待和申诉的交替里,最后选择了放弃,因为他还要谋生。这样一个集体的愤懑,开始逐渐分化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他们当时都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有很多的负担,一睁开眼就要面对这些,是不能够一走了之的。

但是东北直到现在也没有发展出足够的替代产业和工业来吸纳这一部分就业,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生路就很少。他们只能依据自己能够承受的劳动能力去选择,只有打零工、计时工、蹬三轮、发传单。或者去摆一个很小的地摊,开一个很小的饭店。可能真是当年那个“没有工厂我活不下去”的逻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即使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但是我真是很少能见到这个人群里有创业的成功者。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他们觉得非常难以忍受的困境,其实对于那些一直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来说是很习惯的。他们甚至在这种生活里发展出了市井智慧,可以很平静地过这种日子。但是这些人刚刚滑入这个阶层,他们每一天都会过得极其痛苦。有一些人承受不了干脆就退回到农村去了。

我的姑姥姥,老两口和三个儿子都在亚麻厂上班。亚麻厂过去是中国麻纺行业的一个龙头企业。1987年那里发生了一次大爆炸,是最凶险的那种粉尘爆炸,死伤几百人。最出名的一件事,是亚麻厂把那些严重烧伤的女工都安置到了两栋家属楼里。

因为这些年轻女孩受伤之后的那种面目,每天到了夜里,那些楼里都会发出非常凄厉的哭声。这两栋楼一直被称作鬼楼,这些姑娘到现在如果年轻的话都不到50岁。她们还在。楼也还在。

我的三舅当时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那天晚上值班,亲眼目睹了这个地狱一样的场景,就在这个场景里面被吓得精神失常了。他在工厂里办了病休,到了分流的时候最先回到了家里。治精神病是很贵的,所以他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耗尽了,自己也没法再去找长期的工作。

到了发病的时候,他会用十年积攒的力量,把家里仅存的一点东西一件一件很认真地都摔碎了。等他清醒过来,他就把头紧紧地贴在膝盖上,坐在椅子上,试图从地里陷进去。

我的二舅很幸运,他有一个很好的嗜好,爱喝酒。他高高兴兴地从厂里领到了这笔遣散费,高高兴兴地回家把老婆打了出去,然后高高兴兴地把他那间宿舍卖掉,全都换了酒喝。他那段时间天天醉倒街头。现在这个时候,我们那头是昼夜零下二十多度,但就是这样也冻不死他。

后来他已经没钱再在城里生活,就到了吉林的农村去,在那儿还找到了一个女人。每隔一两年他会进城一次,到我们这些亲戚家里挨家挨户地要钱。

所以今天好多人问我,说你们东北人为什么那么爱喝酒,喝醉了不行还要劝别人也喝。我的回答总是很夸张。我说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

我的大舅一直留在那个工厂里。他每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能领到工资,因为只有半年的时候才有订单。他们一家三口就靠着我姑姥姥老两口的退休金来生活。

又过了些年,地方上找到了一种土地财政的方式。我们的感受,就是国家领着我们一起炒房子。我们那儿的房子后来也贵起来了,所以这些家庭开始收获到一种应该也是唯一一次的机会,就是老人身后的房产。这种兄弟姐妹之间的斗争,在老人在世的时候就进行着。在这种激烈的斗争里面,最后一点的亲情、最后一点的脸皮都这么丧失掉了。

在当时那个时候,应该讲社会也尽到了一些努力。比方说“下岗”这个词,发明得就是很巧的,它代替了难听的失业,还给你一种好像还能再上岗的希望似的。当时各地还都有“4050计划”,就是说安置40岁50岁没有劳动技能的人的一个就业计划。其实他们有技能,只不过是那些工厂消失了。但是在我们那儿,只能是类似于交通协管、辅警这样的职务。

为了鼓励他们,那个时候有一首歌叫《从头再来》。我是一个理解能力很差的人,我在那个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这首歌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来找我,这是你自己的事。只不过说得很文艺而已,用一个非常动听的歌喉唱出来。

那一年的春晚,有一个人,他在小品里头也说了那么一句话: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我印象里,那个灯火通明的演播室就开始响起经久不息的残忍的掌声。这个演员也是哈尔滨人。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不理解,工人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大过年的不允许他们安安静静地过一个好年。

总之,这些努力因为受制于东北这种众所周知的局面,并没有发生什么效果。好像唯一的作用就是一直在提醒这些人,你多么地无能,你多么地无助,你多么地没有资格。

那些工厂在其后的关停并转,改制上市之后,陆续重新恢复了运转,雇用了新的工人。城市随着造城运动也开始有了新的景观。这个地方是哈尔滨的车辆厂。哈尔滨车辆厂过去是专门生产铁路交通设备的,后来只有几个车间被中车集团的孙公司收购了,大部分企业被拆除,被一些上海来的开发商开发成了现在这种高档楼盘,留了这么一个街心公园。公园里有一个老火车头,一个车间,还有一个水塔。挺不错的,像一个蒸汽朋克风格似的。毕竟是上海人盖的嘛。

在这个工厂拆迁过程中,老职工就会出来摆地摊,卖他们的家当。他们卖什么呢,一小盆仙人掌,旧磁带,二十年前的旧杂志,一个暖瓶塞,两条旧棉裤和一摞前进帽。不大可能有人买,也卖不出几个钱,只不过是把他们那个一无所有的破家,从里到外翻出来给别人任意翻看。

我的一个朋友,大城市来的,他看了之后特别难过和惊讶,说怎么到了这个年代还有人这样生活,这是他见过最凄惨的一个二手市场。弄得我还得反过来安慰他。

我注意到,这些地摊上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筐一筐的螺丝螺母,扳手和工具,卖废铁能卖不少钱。一看就是他们当年从工厂里拿出来的。

关于这些老工人有一种争论。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当初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了这个大工厂,甚至是献完了青春献子孙;而工厂和工厂所代表的坚硬的世界背叛了当初对他们的诺言,所以他们是一些不幸的被欺凌的人,被抛弃的人。

另外一种说法是,其实在那个时代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能够得到的那种幸运和安定,在那个时代是少数人才有的;而且到了下岗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跟各位讲的,他们也不是最贫困的人。何况当年国企改革是不能够选择的,那种方式是难以为继的。

总之这种争论争来吵去,这个世界完成了一次颠覆。在这种争论声里,这一群人就散去了,老去了。

我的这些长辈,他们都有一种特长:如果私下去问他这些年代发生的事情,他会很怨毒,比我要愤怒得多地跟你说一些事情;可是如果有这样一台摄像机对着他,他就自动切换成了感恩模式,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也确实领到了低保和社保。那些和他们无关的事情他们不去关注就好了。

所以作为一个群体,下岗工人好像真的没有了。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东北那些下岗职工哪去了,我也可以说我真的不知道。那么我,今天这个无关者站在这儿,浪费了大家半个小时的时间究竟想讲一些什么呢?

每到了转折的时代,总会有这样一群失落者。这个时候,人们追求的东西会像雨水一样蒸发到空气里,然后用一种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无法把握的概率落下来。时代和人群永远朝向新的宾客,发出新的颂扬。新的失落者在输光了一切以后就要走向被人遗忘的路程。

这些人,在当年我的印象里,他们相信自己完全配得上也守得住这一切。就像今天在大城市里的精英阶层一样,他们相信自己有资本,有智慧,有能量,相信自己完全能够Hold住这种生活,永远不会是输家。他们也相信这个世界已经合理了,已经足够合理,任何失败者不是愚蠢的就是懒惰的。其实这也和三十年前这些下岗的工人想的差不多。

今天,或者通过一种系统的推论,或者是通过直觉,我们都越来越强地感觉到,我们又来到了这样一个转折面前。在这种转折里,有的人注定会被送到风口,送到浪尖;有的人会被送去水底,甚至在石头上撞得粉碎。这一次失落的不知道是谁,是不是我,有没有各位?

我一直很偏执地记录这些人,甚至到了他们自己都忘记自己的时候。我今天又站在这儿很扫兴地和大家讲起这些,是因为我不知道很多年以后,谁来讲我,谁来讲各位?

对不起。

 

 

东北曾经如此富强:1945年工业规模亚洲第一,是世界四大工业区之一

东北独特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形势决定了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北亚各大政治势力的演武场,多少次文化建设在毁灭性战争后几乎要重新来做,这是东北古代文化缺少遗存的重要原因,而东北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更加扑朔迷离,令史学家望而却步。可叹的是,在文化记录和传播手段日益完备的近现代,我们仍然难以知道东北的那段岁月。

零星读到过《奉天日报》和《满洲日日新闻》等张作霖时期和伪满洲国时期的报纸,但对东北从1920年到1949年的历史一片模糊。读罢曲晓范先生的《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除了惊讶于东北昔日的富强,更佩服于曲先生治学的公心、魄力,悲叹于中国的文化胸怀。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东北1949年以前的历史,讲的只是奉系军阀和关内军阀一样压榨百姓,伪满洲国的14年就只是日本如何奴役人民。而对关内中国工商业介绍得太多,以致于谁都知道武汉天津、上海、青岛,知道江浙财团。关于中国电影史则总是反复讲上海影业的繁荣,阮玲玉、胡蝶、赵丹广为人知,而对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厂——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只字不提,总是直接跳到1945年中共到长春接受日伪设备、厂房、人员,成立东北电影公司。这就有太多的自相矛盾,怎么1949年的东北突然就成了共和国长子?东北又是拿什么来支援解放战争和赤贫中国的建设?长春又怎么突然成了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其实,东北人从年纪大的长辈那里很难听到像关内那样的对于旧社会生活的痛苦回忆,小时候的疑问在曲先生这部书里我们找到了线索。

1925年,奉系军阀在第三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占领上海,这背后的基础就是东北的经济已经比肩江南,20年代末东北工业化水平已超过长江流域,张氏父子的新政使东北的民族工商业成为日本满铁附属地经济的威胁,这成为9・18事变的经济诱因。东北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而直到1949年,关内中国可怜的工业还只是局限于几个大城市。20年代末,北平、上海拍发到欧美的电报需转经沈阳。东北易帜前夕,东北拥有了中国最强大的海空军,易职后全部移交南京政府。而当我们广泛宣传上海滩的繁华时,千万不要忘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亚洲第二国际大都市——哈尔滨,34家外资银行在哈埠开设分支机构,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直接业务往来,哈埠的金融动态左右远东的金融形势。在哈尔滨的外国商业机构达1809个。1928年,以出超实际利益比较,哈尔滨滨江海关稳坐全国六大海关头把交椅,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1926年,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成立并开播。1928年5月,哈尔滨车站已经可以出售直达欧洲各城市的客票。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1943年,当时世界上约有80个独立国家或政权,承认伪满洲国的有苏联、泰国等23个,中华民国虽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但在1935年之后与其建立了通邮、通车、通航及贸易联系。从1933年到1942年,伪满当局详尽规划了大大小小109个城市的建设,而这样的对东北的全面系统规划我们还没有做过。

长春曾是亚洲近代唯一一个比东京还先进的城市,是中国第一个全由外国专家规划设计的城市,是中国唯一的仿照外国首都建造的城市(巴黎、堪培拉),“国都新京(长春)”到1934年,整个城市全部掩映在绿海之中,因此有了“城市山林”和“森林之都”的美称。到1942年,长春人均占有绿地2272平方米,超过华盛顿1倍,是日本大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的5倍,为世界大城市之冠,一时在国际上声名鹊起。1934年,长春建成亚洲最大的无线电台——新京无线电台,长春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的城市,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管道煤气的城市。长春是中国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1938年开始,在长春规划120公里的环城地铁和有轨电车道路,还有环城高速公路。主要街道的照明和电讯线路采用地下管线,是亚洲第一个实现主干道电线入地的城市。

伪满洲国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由于关内连年内战,赤贫的中国人口大量涌向关外,1936年1月,全东北人口3097万,到年底猛增到3701万人,1941年达到4229万人。东北在张氏家族时代就以惊人的城市化进度超越东部沿海,伪满时期城市人口继续增长,1931年9・18事变前夕,东北城市化水平为11.5%,1942年达到23.8%,而中国城市化水平1990年才达到18.96%(2001年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高,达到52.1%,而2003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37%)。1939年东北铁路里程超过10000公里,1945年达到11479公里,而中国1949年铁路总里程22000公里,1943年东北公路总里程近6万公里,而到了1949年,中国含东北在内公路总里程才8.09万公里。1932年,东北航空线总里程1.5万公里,当年或近年的中国航空线总里程目前没有数据,但是可以参考的是,1950年的中国民用航空线总里程才1.14万公里。1940年,时速130公里的弹丸高速列车由大连机车厂研制成功。1934年至1943年运营于南满铁路新京至大连区间的亚细亚号特快列车采用大连制造的SL-7流线型机车,全封闭式空调车厢。

到1945年,东北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烟囱林立,城市连成一片,成为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沈阳铁西区被誉为“东方鲁尔”。东北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1931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6.9%增加到59.3%,而中国2003年才达到57.5%。1938年,伪满洲国共发电16.3亿度,而且有亚洲最早的大量的水力发电,1943年,丰满水电站开始发电,发电能力每年22亿度,而到了1949年整个中国发电量才43亿度。1943年时,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49.4%的煤,87.7%的生铁,93%的钢材,93.3%的电,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形成了庞大的人造石油、特种钢等当时领先世界的尖端科技企业。1945年时,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东北占85%,台湾占10%,连年内战的“一穷二白”的中国其余部分只占5%。

作为全亚洲最美丽的城市,长春一度成为许多学者讨论国民政府还都何处的首选。胶着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为了换取苏联参战以大幅减少自己对日作战的伤亡,在雅尔塔,美英合伙秘密出卖了中国,以中国在外蒙古和东北权益的巨大丧失为代价换取了苏联的参战,他们指出:“惟有苏联参战,才能最终战胜和彻底摧毁日本”。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150万军队在满洲里、朝鲜半岛北部、南萨哈林岛(库页岛)迅速摧毁了日本军队。仅仅23天的战争,苏联军队以极少的对日作战伤亡从中国换取了巨大利益(中国抗战后没敢追究关于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加入苏联成为图瓦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又在1946年1月被迫同意了外蒙古独立,合计失去达173.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打下1300万平方公里江山的清政府才丢失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地区和外蒙古大部是丰美的草原和高山森林、草场,还有星罗棋布的湖泊和丰富的矿藏,而我们中国人至今还以为那里都是戈壁荒漠),还缴获了丰厚的战利品。这还不知足,从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苏军把东北的工厂、矿山、电站等物资绝大多数拆运回国,9月起7个月里火车日夜不停,甚至连长春市政府的办公家俱都不放过。仅拆运宏大的鞍钢就用了40天,发运货车60列。1945年11月15日前,仅从沈阳每天就有200辆货车开往苏联,到1946年初,大沈阳90%以上工厂都成空壳,连门窗都被拆走。共计劫走东北铁路机车的75%和货车的93%,而东北集中了中国当时的大部分铁路物资和几乎全部的世界先进水平的运输车辆。

东北抗日英雄李兆麟将军抗战后曾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面对当时东北复杂险恶的形势,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坚定地说:“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据我党的一贯说法是,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但至今仍有歧义认为是苏军所为。著名地质学家、吉林人张莘夫受国民政府委派接收抚顺煤矿,1946年在试图阻止苏联工程师运走工厂里的机器时被害。鉴于苏联在伊朗、东北、东欧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威胁了美国利益,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在中国要求下对苏联提出交涉,1946年3月苏军开始回国。

残存的千疮百孔的东北工矿交通和破败的城市仍然让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咋舌,国军更没有见过密集的高压电网和遍地飞驰的火车,留下了“将军全国都走遍,发现工业聚南满”的惊叹。

东北的牺牲在哪里?

看了太多全国各地人们打笔仗,你好,我好。你坏,他坏。够了!终于拿起笔自己写一点东西,不为别的,只为我挚爱的家乡——东北,鸣几声怨,以减轻我心中压抑了多年的沉重感,表达一下我对他们的怀念。

我出来前是辽宁省某重工业城市某局办公室成员,负责写一点东西。接触的文件资料多一点,内心便有诸多的愤慨:为什么东北会变成这个样子?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吗?为什么我们无法发展,越来越差?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整个东北的“落后化”,“非工业化”,并非偶然,而是某种无形的东西在起作用,如果你不想被任何的谎言和矫饰所迷惑,那就请往下看!

先看看刚刚建国的时候。如果大家看过那时候中央政府出的任何一个关于工业和产业布局的文献,都会注意到这样的一句话“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于上海和偏居一地”。这个“偏居一地”是什么意思?中央政府可是对东北连称呼一下都不屑的!毫无疑问的是,上海是轻工业的基地,占全国轻工业产量的35%左右。而当时的东北,准确地说是辽宁,却把当时全国重工业的产量囊括了近七成!其中,关系到国际民生的主要产品:钢材、成品油、电力、机床,军工更高达八成以上!即便是原煤这样在关内手工劳动盛行的产业,辽宁仍然占到55%的份额(因为有抚顺,阜新这两个当时在亚洲无可匹敌的露天煤矿)。

今天,总有一些人牵强附会地说什么上海、青岛、天津,甚至重庆,太原什么的是“老重工业基地”,这真叫人笑掉大牙。不客气地讲,跟辽宁中部的重工业基地相比,这些城市根本不配叫什么工业基地,顶多能称得上“手工业基地”。当时东北区的主席高岗很牛,为什么?资格老是一方面,主要是实力强,毛泽东在北京阅兵,他在沈阳阅兵,然后的群众队伍展示的是什么?北京老百姓拿出来的是棉花和麦子,沈阳的老百姓拿出来的是火车和机床!

诸位有兴趣的去看看老将军们的回忆录,多少人走南闯北很多年,“到了南满才见到成片的高压电网,密集的铁路,知道了什么叫工业”。这里还必须提及一个城市——大连。大连是日本人在中国的战略基地,基础设施良好,工业底子胜过川琦和广岛。刚建国时,大连是中国最大,也是保存最完好的重化学工业基地,其中原因我就不说了。

关于大连的贡献,这里还要纠正一个历史的冤案。大家可能都还记得某位元帅在淮海战役之后讲的一句话:淮海战役是小推车推出来的。但是,历史上的原话是:淮海战役的胜利,靠的是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这里的“大连的大炮弹”指的是当时国内军工第一厂“大连立新厂”的产品。这个厂就是后来的“大连五二三厂”,首任厂长是吴运铎。为什么后来有人把后半句删去了呢?仅仅是因为领袖人物讲的“新疆和东北仍然是两块殖民地”吗?请各位读者自己去理解吧!

毫无疑问的是,中央政府的高层也很清楚东北的重要性,否则也不会有“只要我们有了东北这块巩固的根据地,即使失去了现有的所有根据地,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成功的基础(见谅!可能记的不大准确)”这样的话。东北人民不但肩负了解放中国的重任,在保家卫国的朝鲜战争中也是前方战士流血,后方百姓拚命。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不是辽南地区稠密的铁路网,前方的物资如何能无误送到?比较一下此后的抗美援越,差距多大!可是令人气愤的是,即便是这些,今天也被歪曲成了,流血牺牲的是四川人,山东人(今天甚至有人写出是湖南人这样的鬼话,真是无耻!),大生产的是上海人!奇怪了,难道中国的几个王牌军不是由东北子弟兵编成的?难道数万火车皮的战略物资不是由辽中工业基础生产的?这等明目张胆的歪曲是不是太无耻了呢!

再谈谈建国后的建设时期。笔者从祖父那里认真地学习过“一五计划建设纲要”(一本发了黄而且被老鼠啃过的小册子)。其中工业建设的中心意思其实只有八个字“完善一个,铺开大网”。最中心的一句话是“建设并完善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础,使之能够有效地支援全国的工业建设!”这里,前半句是手段,后半句是目的。不幸的是,这个“目的”一直持续了五十年!!!请各位注意,计划经济时代,东北产品的输出与八,九十年代的“广货北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叫“调配”。所谓“调配”是无偿地支援,如果是出售的话,年产量一直超过五千万吨,稳产二十年,人口只有八十几万的大庆岂不早就成了科威特了?

全国机电产品的集中地--沈阳,每年无偿调配到关内的产品多达89%!有人说,沈阳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我看,应该叫奶娘才对!鞍钢大型厂很长一段时期是国内唯一能生产重轨的工厂,可是诸位读者你们想一想,建国以后,在东北地区究竟建设了几公里的铁路?就是七十年代建设的沟海线也是辽宁省自筹资金建成的!没有东北的无私奉献,何来的中国六十年代铁路建设的黄金时代?其实,又何止是产品?六十年代支援“大三线”建设,辽宁承担了最重的任务。超过30%的技术,管理骨干被抽调到了西部,很多甚至是整厂整矿地搬迁。今天在河南,在陕西,在四川,在云南,在贵州,在甘肃,在湖北的工厂,矿山,军企,基地中大部分,甚至整厂整矿的沈阳人,大连人,鞍山人,抚顺人,本溪人……在金沙江畔,赤水河边,阴山脚下,戈壁荒滩,他们甚至隐姓埋名,死了都不为人知(笔者父亲的一位年轻时的好友,在一个叫金川还是金昌的地方工作,死后整整六年家里人才知道)。

东北人民为国家作出了这样的贡献,可是得到的是什么?别的不说,“陈三两”,想来大家都还记得吧?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作出了无数贡献的人们,每人每年只有三两油吃!难道是东北不产豆油吗?不是,东北的大豆产量占全国的44~57%(1962~1977年)。难道是全国人民都只吃三两油吗?不是,北京市的人均配比是东北的6.67倍,可是它半两油都不产!年轻的人们如果有兴趣,可以问问任何一个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那究竟是怎样的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笔者外祖母的一个学生在沟帮子机务段负一点责任,现在回想起来满肚子的气: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东北的情况也不大好,但还可以勉强维持,因为有吉林和黑龙江两地的大粮仓。但是上边连续的指令,调配口粮,饲料粮入关,目标河北、山东、河南、安徽、上海、江苏、浙江。调走的那是什么?那是人命啊!要不是东北的自然基础好,大自然赋予的粮食多的话,这等釜里抽粮的作法保不齐也会在东北发生人间惨局。今天有人发帖说东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人较少是因为周恩来从苏联那里弄来了粮食,简直是一派胡言!事实上,这样的无偿调配不仅滋长了懒惰和依赖,更重要的是它鼓励了欺诈和诡辩!

今天,那么多的人上网骂东北人的不是,他们可曾记得,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是靠那一口东北大米活下来的?为什么如此的忘恩负义!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们应该还记得七十年代东北人到北京抢购的情景吧,“猪肉甚至整扇整扇地往回扛!”,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东北的工业产品可以无偿地调配给关内,而关内的农副产品却不能无偿地调配给东北呢,而是要东北人民千里迢迢进京去买?这其中是否就有资本外流一类的什么问题呢?如果说八十年代之前,东北人民只是“小苦”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之后,东北人民便是“独享”这份苦果了。改革开放,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几个圈搞窗口,搞实验田,当然是有风险的,这就需要由上缴财政的大户来分担,这其中东北又是主力军。八十年代初期,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每年的本级财政支出都是财政收入的三到六倍。如果说,此时的广东、福建等地经济实力弱,减免税收制度对中央财政的影响不大的话,那么到了一九八四年(请大家记住,一九八四年是中国经济领域一个极为重要的年头,这一年很多有利于南方各省的经济政策出台,东南部各省的发展势头正式形成),南方各省的经济已初具规模,再如此地“减免”就不免有些偏心的味道了(当然,这其中有政治和派系交易的因素在里面)。当时的情况是,南方,尤其的广东,已经初显活力。而北方,尤其是东北已经显得有些吃力了。但是当时的决策层似乎很欣赏这样的,即将发生的“马太效应”,对东南部各省的优惠政策一个接着一个,对东北个省要求一视同仁,减轻负担的呼声充耳不闻。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东北真正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成本的承担者(李贵鲜语)”。

这里笔者要澄清一个事实,一直有人声称,并有人相信,八十年代上海为国家上缴了最多的税收,这其实是错误的,真正的第一是辽宁省。问题就在于上海是作为一个整体为国家交税的,而辽宁省内还分出去了几个所谓的计划单列单位:沈阳市、大连市、鞍钢、辽河油田……最为典型的是一九八八年,全国上缴税利的前十名中,竟有四个来自辽宁省:辽宁、沈阳、鞍钢、大连。此外在鞍钢之前是大庆油田,东北一共占了五个!占全国人口总数不到十分之一的东北三省,是不是有些出血过度了呢?!其实,按比例上缴税金未尝不可,但是问题就在于它的不公平,这时的广东,其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辽宁的70%,可是上缴税金之少,却只能用“骇人听闻”来形容了:当时武汉市一个市上缴税金就是广东一个省的3-4倍。同样的情况发生的福建浙江和江苏,苏州工业园完全靠免税和垄断出口配额发展起来的。这时候的东北已经显出发展后劲的不足,表现在:工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企业留利过少、自我发展资金短缺(当然,这些都是相对于全国而言的)。为了完成每年沉重的上缴任务,东北工业基础错过了八十年代后期工业领域升级换代的良机!这难道是无意中形成的吗?错!上层搞经济的人心知肚明。

举个例子。鞍钢是钢铁行业的老大,每年上缴的利税是首钢的6.5倍,可是它每年的留利只有三千多万元,在冶金工业部十大钢厂中名列第七,仅比酒钢、水钢高一点点,连首钢的一个零头都不够!用鞍钢计划处的人的话讲“每天的流动资金的最低线都不够!”。这些都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那几年冶金工业部出的年监,你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公平,什么叫压榨!九十年代初期,鞍钢最困难的时候,连买煤的钱都是全体职工捐来的,可是国家的上缴任务却未见丝毫的松动。同时的首钢确实利税全退,国家贷款多得挡不住,又是建大高炉又是买大铁矿,真是风光无限!更多的例子发生在沈阳的铁西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86~89年出版的辽宁经济信息报,那里的东西更全面,相信会更有说服力!

邓小平在九十年代初的南巡后,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把上海落下了,现在是该大发展了。这时陈云的势力已衰,对上海的控制已经不行了,但是上海的税收都返回宝钢已建设成型,此外,上海得到了各种各样,也许连它自己都不敢想的优惠政策,如出栏的猛虎一般,大发展了。而这时,用经济界的一句共识来形容“东北,仍然是计划经济束缚下的笼中之虎”。也就是在这几年,辽宁的工业产值先后被江苏、广东、山东超过(接下去是浙江,甚至河北、河南)。不难看出,中央的经济政策何等见效!共和国的工业长子就这样被无情地废掉了!此时的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东北现象”这个名词,关于这个词的理解,笔者清楚地记得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的某期参考消息的第四版右上角,一位读卖新闻的记者讲的一句话“中央政府对满洲的政策是歧视性的”。这句话笔者半个字也没记错,同时他也半个字没说错。

对于一个经济日益衰落的地区课以重税,并设法堵塞它左冲右突的道路,居心何在?良心何在?二零零一年的统计分析显示,全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排行中,辽宁省排名第四,在所有省区中名列第一,吉林、黑龙江也都在前十之列。但是,这样的发展水平却不能给我们带来收入上的实惠,广东、福建、浙江,河北,湖北这样的地区的收入都排名我们之前,为什么?如果说粤、闽、浙、苏是第一批起飞的地区的话,京、沪、桂则是第二批了。那么,东北能否成为第三批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央政府的目光已经投向了西部,重庆、四川、甘肃、新疆……东北又一次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次,也许就是致命的。

但是,这正是某些人希望看到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开“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关于地区经济布局的部分,上面已经给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未来定了性:……完整的原材料基地,确定大农业的发展方向!看看,用心何其恶毒,决口不谈一个“工”字。把一个工业区“发展”为一个农业区也许就是这个“纲要”的指导思想。由此,我想到了当年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发展的指导思想:非工业化。对的,非工业化!!!套用当年德国人的话说“我们(东北人)将永远为他们(南方人)生产煤、原油,提供木材、大豆、粮食,并世世代代作他们的奴隶!”德国人民是幸福的,有铁血的宰相,有自由发展的契机,颈上也没有沉重的枷锁,而东北人民呢?

要想知道东北为什么落后,一定不要错过共产党对东北农业和农村落后政策,除了因为东北工业产业类型对农村经济没有联动能力,除了因为为了确保中国工业家底的稳定,进而从财政、金融等政策打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外,导致东北农村落后的还有工农业剪刀差对东北的危害。

实际上,中国有两种剪刀差,工业对农业外,还有轻工业对重工业。不幸的是,东北既是重工业大本营,又是中国农业的根本,在中国,只有东北同时遭遇了两种剪刀差的祸害。幸运的是,上海同时成为两种剪刀差的受益者。不是那些地方多有本事。

什么是工农业剪刀差,大致的意思是,农业部门将其产品按照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给工业部门,主要是纺织、粮食、服装等轻工业,而工业部门则按照高于价值的价格把工业品卖给农业。从而形成了所谓剪刀差,这就是几十年来中国工业剥削了农业,现在中央说工业要反哺农业了也是这个道理。剪刀差的概念来源于原苏联,其含义是工业品和农业品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是左倾势力在东欧和亚洲非洲迅速积累国家工业基础的办法。

工农业剪刀差实际造成工业集中区对农业集中区人民的剥削,而享受国家富强的机会却是一样的,甚至也是不平等的。从1953年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无偿从农民手里拿走了6,000—8,000亿元资金。1978年以后,农民的剪刀差负担并未消失,剪刀差呈波浪起伏状,1989年后又有所扩大;1994年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后剪刀差又开始缩小,然而1996年后剪刀差却又回升。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由于绝大多数非农产品已经进入市场竞争决定价格的时代,剪刀差的汲取功能才开始弱化。而这时的东北农业又马上面对入世后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这让东北农业雪上加霜,形成了农业上的“东北现象”。

那么什么是轻工业对重工业的剪刀差?因为轻工业在改革开放后,除烟酒等专卖产业外,多数已经不再受国家严控,而重工业和主要矿山开采业一段时间以来被国家控制价格,这就形成了轻工业对重工业的剪刀差,而资源大省和富集地区就再次受害,这就是山西和东北的命运。我们拿上海和东北来比:东北主要向国家提供定价极低的:没法回笼货币的产品(军品)、非回笼货币的产品(包括工业装备等资本品;粮食、房子、医疗、教育等生活必需品;石油木材等生产原料)上海主要向国家提供定价极高的:国家回笼货币的商品,包括香烟、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收音机等生活必需品。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都列入国家定价范围。1962年直至1986年,自行车实行凭票供应。1962至1963年之间,“凤凰”、“飞鸽”和“永久”的标价高达每辆650元,1980年前后,在天津的郊区,盖一栋80平米左右的房子只需要1000元人民币,2辆自行车的价格等于80平米的房子,你说当时国家定的上海轻工产品格价高不高。这不就是剪刀差吗?凤凰自行车产量由1958年的15.6万辆迅速扩张至1990年的354万辆.。我个人大概算了一下账由于工业消费品与源材料剪刀差巨大每辆自行车最少有300元以上的税收以平均年产100万计凤凰自行车税收起码每年2亿1958-1990年估计税收96亿以上这就是上海计划时期上交税收多的原因之一

就是在东北产品和上海产品如此之大的价格剪刀差下,大庆一个市贡献的金额也比上海高,辽宁也比上海高。可见如果刨除不同工业品之间的巨大剪刀差,以上海名义上缴中央财政中又有多少是本应属于东北的?有多少是国家为轻工业品高定价下以上海名义上缴给中央的?迄今为止,大庆油田累计上缴税金4561亿元承担原油差价4190亿元创汇500亿美元如果按每桶原油50美元计算大庆已向国家累计贡献6300亿美元合人民币近5万亿元。这个数字属于东北那么东北会不会是又一个科威特?

国际上,工业国往往会用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出口价格的方法,以工业品利润补贴本国农业,剥削和压榨海外农业国。同时轻工业和尖端科技重工业发达的国家会剥削初级重工业和采矿业发达的国家。而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根本就是人为地制造出三类地区,东北是最大的受害者。第一类是上海:占据工业品中定价最高、但技术含量却并不高的非生活必需品;第二类是东北三省:生产以成本价定价(平价调出)、但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技术装备等资本品,非回笼货币类工业品(包括军品),承受工业品内部剪刀差;同时承担工农业剪刀差。第三等是其他农业地区:承担工农业剪刀差。

东北不仅生产技术含量高、却按照成本价定价的重型工业装备,而且生产定价最低的农业品,承受着两种剪刀差,是计划经济两种剪刀差的最大受害者;而上海不仅生产工业品,而且生产工业品中定价最高、但技术含量却并不高的暖瓶、手表、自行车等日用品,而计划经济时期恰恰规定由后者承担着国家从老百姓中回笼货币的作用,因此强于此项的上海占了便宜。

而负责重型机器装备制造的东北工业品却以成本价上缴中央,这些机器装备调到上海后被用于生产远高于成本价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轻工业品(一辆自行车近200块钱,工人月工资只有不到40块)卖给老百姓,税收却以上海产品的名义上缴中央,所以才有生产机床、汽车、飞机、发电设备、重型冶金、矿山装备的辽宁,上缴中央税收竟然和只能生产轻工业品的上海相差不多,两者50年代到80年代贡献国家税收竟然都是3千多亿。

这就形成了上海等轻工业发达地区对中央税收贡献很大、国家似乎对东北投了项目十分偏爱的假象,掩盖了东北沦为轻工业地区经济殖民地的实质。陈云指出,“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然而,东北却在1949年以后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更不要说应有的超级富足。

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主任张国宝10月7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东北农业对全国的贡献越来越大。可是,想没想东北百姓得到了什么?东北农村得到了什么?别忽悠,来点实的吧!他还说,东北黑土地素来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产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这个作用越发明显,东北地区提供的商品粮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越来越高,现在已达到1/3。可是这恰恰是东北最大的不幸!贡献很大,可是老百姓没有相应的实惠,黑土地反倒被糟蹋得严重水土流失,不知道当下面的黄土裸露之后,谁能对东北负责?黑土下面的黄土可是十分贫瘠的。

还是那句话,别把东北当成普通关内省份,他是关东,他是满洲,他曾经是亚洲最最发达的地方。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提供的数据显示,1980年广东经济总量是辽宁的1/2,而2001年东北三省经济总量只有广东的62%,东北三省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约17%下降到2005年的8.7%。而1945年的时候,东北占中国的比重高达95%,1946年苏军破坏后还占到75%。您怎么面对这个数据?

 

 

这几年,中国有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北方城市的吸引力越来越差了,就拿大家都熟悉的城市GDP排名来看,今年前三季度结束一看,TOP 10里只剩下北京了,剩下的基本都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中部大城市。

1978年的时候,排名前十的有六个在北方,然后逐步的,哈尔滨、青岛、大连、沈阳都被南方城市挤了出去,最近几年只剩下了北京和天津,今年,天津也被挤出去了。

不光排名有变化,体量差的也多,把京沪排除后,南北方前九的大城市一比较,南方的经济总量大概是北方的两倍。

这种差距在很多地方都有体现,比如最近一南一北两个城市的房价都引人关注。

前几天,深圳华润城润玺一期的房子被一扫而空,每平米差不多13万左右,别看房子挺贵,可抢房的人不少,因为收益实在是太可观了。相比周边卖到18万一平的二手房,13万均价的新房跟捡漏差不多——即使按照最小户型100平米计算,也有500万元的账面浮盈,买到就赚到真不是说说而已。

一边是715新政之后的调控重压,一边是万人摇号抢房的盛况,深圳楼市还真是有点魔幻,别的不说,光是让新华社等等大官媒集体点名批评“打新盛况”这一点,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相比之下,中国最北边的大城市哈尔滨就显得有点萧瑟。

上个月底的时候,他们出台了诚意满满的楼市新政,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条——引导、鼓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采取打折促销团购等方式让利销售新建商品房。这么多年以来,各地对楼市的态度其实都挺有默契的,说到底还是稳字当头。

房价牵一发而动全身——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收入、等米下锅的开发商、甚至动不动就去售楼处的老业主们都是降价背后的重重障碍,如今被哈尔滨整了“打折卖房”这么一出,还真有点石破天惊。

这背后的原因有点多。

房子卖不动,是哈尔滨现在遇到的难题。

靠“刚需”?有点难。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哈尔滨的常住人口减少了16.6万,其中最重要的一拨人——小学生,比十年前也少了6.5万,刚需对房价的支撑有点弱。

靠炒房投资拉动呢?这就更没谱了。先不说哈尔滨的楼市打从疫情后就开始量价齐跌,有“打新赚钱”的深圳珠玉在前,一套恨不得顶哈尔滨七套,炒房的也看不上这里啊。

整个11月,哈尔滨的二手房挂牌数近9.85万套,在全国排名第八,不乐观。

如果大家手里有点闲钱的话,其实“改善”的需求是最旺盛的,但这一点哈尔滨也有点难。

把2019年主要省会城市的人均GDP做个排名会发现,前排基本是东南、华中地区的几个优等生争奇斗艳,紧接着就是中西部各自开花,而哈尔滨在这个榜单中垫底,距离东三省的另两个省会城市——沈阳、长春差距也有点大,大概是这两个城市的62%。

早年间的哈尔滨可比现在风光多了。得益于中东铁路发达的运力和商贸,当时的哈尔滨是资本的宠儿——光是在1918年,这里就有16家外资银行、18家华资银行,保险、信托、票据交换等业务繁荣,远东中心的名号实至名归,有“东方小巴黎”的美誉。

等到1949年之后,黑龙江的先天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庆的油田、鹤岗鸡西的煤矿、伊春的钢铁,那些年是黑龙江的高光时刻。

可随着重工业化进入尾声,产能过剩越来越突出、过度依赖资源的后果就凸显出来了。在2003到2013这十年里,能源工业占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的一半以上,增速均超过6.3%。等到2013年,这一数字降到0.1%,工业引擎熄火,连带着哈尔滨也成了铁锈最厚重的一颗螺钉。

后来的区划调整也没给哈尔滨带来太多增量,原属松花江地区的几个县被并入、代管之后,哈尔滨的市辖面积和人口急剧膨胀。可惜这些地方多以农业生产为主,贡献度不算高。

相比之下,长春带着德惠、榆树、农安和一直发展不错的公主岭,沈阳带着新民、康平和法库,包袱轻、动力足,加之近些年略有起色的固投和基建项目不断上马,三个城市的差距就越拉越大了。

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相对简单,如果几个主要产业能齐头并进,那核算下来的经济增长也是很可观的,像吉林的长春就是个例子。

反观哈尔滨,曾经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恰恰是最先熄火的。

在工业增速刚开始放缓的那几年里,黑龙江有过不少扶持政策,比如2012年推出了促进工业经济增长17条,2014年又出台了稳增长的65条措施、计划投资3000亿元,但效果一般——

在产业日渐向东南、中西部聚集的今天,高寒地区建设难度大、运输成本高的先天不足是很明显的,大厂外迁、小厂死扛,光靠哈飞、哈药、哈啤这几个大企业的税收养活这一千多万人实在有点困难。

基建和固投也不太靠得住,这从有限的地铁里程中就可窥一斑:截至2019年底,哈尔滨的地铁线路仅有2条、里程23km;相比之下,长春地铁运营里程100.17km,沈阳地铁运营里程117km,大连地铁运营里程157.88km,差距还是很大的。

工业、基建都一般,于是有人想到黑龙江有冰雪特色,亚布力早就名声显赫,搞搞冰雪旅游应该也不错,可惜在互联网时代,负面新闻的传播效率太高了:比如,去年就有几个外地游客被本地的哥坑了一千多块的新闻爆出,除了亲自下场宰客之外、“协同”作战的也不少,一脚油把你拉到黑店里吃干抹净,外人看来实在是义愤填膺。

再比如前几年就被翻出来的“雪乡宰客”,冰天雪地里坐地起价的民宿老板,也许真的应了那句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的老话,这种事一出,那负面影响就不局限于雪乡了,连带着整个黑龙江都被吐槽,而想恢复口碑得花好几年的时间,还动不动就被拉出来说一番。所以哈尔滨在2019年被长春反超,在东北四市里也逐渐退居末位。

在“东北重工业靠烧烤,轻工业靠直播”的调侃声中,留下的是当地人对“铁锈带”现状的唏嘘和落寞。说起来,哈尔滨的资源还是很多的,比如教育——本科学校27所、专科学校24所,其中哈工大、哈工程更是经过川建国“制裁名单”金字招牌认证的国之重器,可最后培养出来的年轻人留在当地的实在寥寥。

一边是疲软的产业,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地方经济,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吗?

这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土地。

今年前三季度哈尔滨住宅用地成交规模超过了800万平方米,比去年全年的规模还多50%。地是卖了,那地产商得盖房啊,但是当地的地产库存状况是,即使不再新推楼盘,哈尔滨现有的楼盘要两年才能卖完,去化压力很大。

消化不掉的地产库存就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这些库存不消灭,那未来几年的土地供应也就成问题了,压力会更大——实在没办法,就只能鼓励大家打折卖房了。但效果咋样,还得看看再说。

最近这些年,东北铁锈带题材的电影拍了不少、建言献策的也很多,但大多绕不过产业转型升级、投资这些老生常谈,在如今这个大环境下有点不切实际、光靠砸钱行不通了。但除了这些慢功夫之外,还有一些可以从当下做起的改变。

相比琳琅满目的产业政策和投入,营商环境的改变是最实际的,比如在上个月的亚布力论坛上,黑龙江省长就表示要把办事不求人当作突破口,让投资争过山海关。

这倒确实是个好想法,但需要自上而下方方面面的努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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