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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鹏《六四日记》

作者: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 — 已发布 2019-11-19 19:55, 上次修改时间: 2019-11-19 20:00
贡献者:天涯(责任编辑)
来源:看中国新闻网
读了李鹏《六四日记》后,我想此本日记乃是“后来”编写的,加入了“后来得知”的情节与分析。不过,此日记的价值在于李鹏提供了一些有利于自我表扬和诿过于人的重要史料,特别是自作聪明,傻乎乎地揭发了邓小平的十大罪行与恶行。对于这些事实,我相信是真的。李鹏提供了把邓小平钉在历史的耻辱十字架上的十根铁钉。
读李鹏《六四日记》

图为杨尚昆参加解放军空军代表团讨论后,为江林带去的邮票纪念首日封签名。

读了李鹏《六四日记》后,我想此本日记乃是“后来”编写的,加入了“后来得知”的情节与分析。不过,此日记的价值在于李鹏提供了一些有利于自我表扬和诿过于人的重要史料,特别是自作聪明,傻乎乎地揭发了邓小平的十大罪行与恶行。对于这些事实,我相信是真的。李鹏提供了把邓小平钉在历史的耻辱十字架上的十根铁钉。

现摘录李鹏《六四日记》中揭露的邓小平十大罪行与恶行部分内容如下:

一、李鹏揭露,邓小平说要准备流点血。邓小平是“六四”开枪杀人的罪魁祸首,犯反人类罪。

在李鹏《六四日记》中揭发,正是邓小平杀气腾腾地多次讲到“不怕流血”、“打压”、“快刀斩”。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日记,李鹏透露,邓小平说:“我们必须是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支持地方放手处理”、“采取把动乱打压下去”、“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

““傍晚,温家宝电话请示邓小平讲话中有些敏感问题是否先不传达,李鹏当即表示同意。”因此,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谈话的“敏感问题”肯定是比“打压”、“斩”等更狠的手法,希望李鹏能全文公布,忠实于邓小平原文。”

“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当然,要运用得当,注意缩小打击面。”“要尽力避免流血事件。”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说:“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戒严步骤要稳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流血!”这是手狠心辣的邓小平的语言,也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动员令和军令。这样,“六四”在中国进行的血腥屠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李鹏日记》供出了重要罪证,可以肯定邓小平是“六四”屠杀平民的罪魁祸首,犯了反人类罪的。

二、李鹏揭露,邓小平调军进京早有预谋,并且早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已调动军队进入北京。

邓小平任军委主席后,只有经邓下令才能调动军队,才能进京。李鹏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透露,“为防止万一,军委调三八军一个团进驻中南海。”“从驻防在保定的三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中抽调一千五百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抽调的都是老兵,赤手空拳,不带武器,以避免与学生发生流血事件。”

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说:“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

四月二十八日李鹏去尚昆处,他认为局势仍然紧张,已调入北京的三八军武装力量还不能撤回。

因此,在和平时期,调动国防军进入首都的大事,并不是在五一九戒严以后,而是在此之前,早在四月二十一日三八军战士噎进京的既成事实了。这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决定,此事没有经过政治局、军委、人大、国务院、党中央正式开会研究通过。因此,按《李鹏日记》调军队进京是由邓小平个人负责的。

三、李鹏揭露,早在一九八八年九月,邓小平、李先念密谋要搞赵紫阳下台。

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李鹏说:“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去年(一九八八年)九月开妇女大会时(后面又说工会大会),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

四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三月下旬会见外宾就不点名地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不满。他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这个难题在三年前就出现了苗头。如果把现在克服困难的措施放到三年前,问题就不会这么大,解决起来会好办得多。”

李鹏揭露,邓小平、李先念早在一九八八年就准备把赵紫阳搞下台,不过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借口与替代人选。因此,“六四”是早有预谋的。

四、李鹏揭露,邓小平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按要求写出引发争论的“四二六社论”

四月二十五日去小平同志处。他听完我们的简单汇报后,讲了话。他确定当前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必须态度鲜明尽快地加以制止。“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次动乱一出现就是全国性的,我们不可低估。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成为以后这场斗争的争论焦点。)社论认定,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场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不坚决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在适当的时候就要予以处理。”

“现在的性质变了,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就能及时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这样,四?二六社论,以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错误定性为标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制造了一九八九年新的社会矛盾,挑起长期争论和不断升级的冲突。邓小平罪责难逃。

五、李鹏揭露,邓小平动用二十万大军威慑人大委员会和中央全会,堵死反政变的渠道。

五月二十一日李鹏透露:“我给王瑞林打电话,请他报告小平同志。我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想,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李鹏公开透露出的这个“六四”的绝密情报,揭发出邓小平调动二十万大军进京的阴恶的真实目的就是“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邓小平担心在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军委、人大常委会中他得不到支持。没有二十万大军进京,难以“避免冲击和干扰”,会议“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调动大军进入北京,就是为了威慑、压制、控制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委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免受“冲击”、“干扰”。邓小平害怕朱可夫帮助赫鲁雪夫成功地反夺权的政治斗争局面再出现,本来在政治局莫洛托夫是多数,结果反而被赫鲁雪夫召集中央委员会把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因此,邓小平讲要调动大军,“才能开得更有把握”。同时人大常委会委员们提出撤销李鹏的戒严令,计画六月二十日开常委会,多数委员长也支持,邓小平也担心。

而调动大军进京的表面上的理由就是北京出现动乱,具体就是天安门广场有学生静坐。这样才能师出有名。而学生甯死不撤。赵紫阳五月十七日代表常委承认学生爱国,可继续对话后,学生仍坚持不走,结果给邓小平决定调大军进京提供了借口,事与愿违。当然,可能后面还大有文章,青年学生中了奸计。

六、李鹏揭露,邓小平决定戒严。

李鹏揭露: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小平同志提出了实施戒严的任务。邓小平说:“只有宣布戒严”。“戒严首先须保护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政府部门的安全。”“戒严的风不能过早放出去,否则效果就差了。”“调一些部队进京”。李鹏还揭露:“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精神指出:“实行戒严,如果是我的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己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的帐上。””五月十九日邓小平又说:“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只有戒严才能保护人民。”

李鹏如实供出邓小平的原话,真是想把“六四”的帐,全写在邓小平的帐上。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各人有各人的帐,老百姓心知肚明。

七、李鹏揭露,邓小平诬陷无辜公民。

五月十七日《李鹏日记》揭露: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警告我们:“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

“据赵紫阳《改革历程》回忆,李鹏在这次会上指出,鲍彤是坏人。后来鲍彤被捕,以泄露戒严罪判刑。但第二次法院宣判时,又取消了这个罪名。证明邓小平、李鹏对鲍彤犯了诬陷罪。”

五月十九日《李鹏日记》揭露,邓小平说:“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陈云同志插话:“该隔离的,不只鲍彤一个,搞内外勾结的还有若干人,要立即采取措施,打乱学生的指挥系统。”)“对头,什么“高自联”、“工自联”,都要宣布非法、取缔,绝不能手软。开一个名单,尽量全一点。”

五月三十一日《李鹏日记》透露,邓小平说赵紫阳:“不能留在政治局”。他还说:“胡赵各有一个小圈子,你们以后不能学他们。”

邓小平绝不手软,按“尽量全一点”、“赵有小圈子”的名单,把清查变成肃反扩大化,迫害、诬陷大量无辜公民、党员、干部。这是一笔有待清算的血泪帐。《李鹏日记》提供的罪证,可以确认邓小平是主犯。

八、李鹏揭露,邓小平违反党章,指定江泽民为总书记。

李鹏揭露,江泽民不急于当总书记,担心胡耀邦下台,赵紫阳上台的非程式更迭、违反党章,为后人诟病。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五日《李鹏日记》:“江泽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绝不能接受一九八七年初通过批胡耀邦同志,让赵紫阳上台的那种做法,总书记上台、下台都没有按照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免职和产生。所以,他一直要求我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

早在五月十九日《李鹏日记》就揭露了邓小平的霸道决定:“新班子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江泽民这个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担任这个责任。”

邓小平违反党章,自己作主一言堂以宫廷政变方式搞掉了两任党的主席、总书记华国锋和胡耀邦,一九八九年又以武装政变方式搞掉赵紫阳。但是,江泽民担心名不正则言不顺,要求经过中央全会正式组织手续再上台,而且避开了“六四”开枪杀人的领导责任,证明江泽民确实比起傻乎乎的李鹏多几个心眼。

九、李鹏揭露,邓小平是阴险狠毒的两面派。

对照李鹏《六四日记》和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李鹏与赵紫阳一直都是真诚地相信,邓小平这个婆婆是真诚、坚决地信任和支持自己的。没有发现看透邓小平是地地道道阴险狠毒的两面派。

邓小平五月十七日常委会上对要求辞职、不同意戒严的赵紫阳所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总书记还是你,赵紫阳。”

而李鹏《六四日记》揭露出的事实是,邓小平五月十九日噎确定:“我提议江泽民当总书记。”邓小平个人指定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李鹏日记》证实,邓小平真是两面派。

为了利用和稳住李鹏,五月十九日《李鹏日记》透露,邓小平说:“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邓小平)和赵紫阳。”

可悲的李鹏,为邓小平拼死拼命、出头露面打前锋,自认是代表邓小平的统帅,到最后论功行赏、加官进爵时,李鹏还是李鹏总理,原地踏步。而总书记却是江泽民,不调军队没流血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天津李瑞环也捞上一个管意识形态的常委。李鹏心里不服气,从李鹏《六四日记》全书看,只为自己的一贯正确、评功摆好、涂脂抹粉,以镇压“六四”领导人自居,企图树个人权威。而错误全推给赵紫阳,镇压“六四”的责任和决定、全推给邓小平,李鹏似乎一点错误或悔恨都没有。原来自认为可以当上总书记了。无怪乎邓小平警告李鹏、姚依林,对江泽民不要不服气,领导人要有改革形象。而李鹏要出版《六四日记》,仍然是不服气的表现,还想在历史上争地位,但不料爆出邓小平的罪证来,邓小平如在世,定当训这个傻小子。至于赵紫阳,也太天真,至死还认为邓小平一直是支持他的。

十、李鹏揭露,戒严部队的真正指挥员不是杨尚昆、杨白冰,是XXX、迟浩田和周依冰。

五月二十一日李鹏《六四日记》:“十时,……城区戒严部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指挥,整个北京戒严部队由总参谋长迟浩田指挥。”(因此,戒严部队的实际指挥权是迟浩田,周依冰掌握。杨尚昆、杨白冰充当公开露面、中间传话,最后当替死鬼的可怜角色。有人认为,他们后面的督战官和戒严部队真正的指挥员是刘华清、迟浩田、周依冰。)

因此,无论“二杨”如何表现对邓小平的忠诚,最后免不了被废黜的可怜命运。因为邓小平一定掌握著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四─五月同杨尚昆密切联系,并得到支持的情报,利用完了再“烹走狗”。但是,杨尚昆并不甘心在历史上、政治上的死亡,在他的生命晚年向蒋彦永公开自己的内心想法:“六四”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错误,希望平反。杨尚昆最后也希望他的灵魂得到救赎。

杨尚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走了重要的一步,认错,要求平反“六四”。李鹏的《六四日记》,证明他至死也不想走这一步,拒绝认罪,拒绝忏悔,拒绝平反,决心为邓小平殉葬。愿上帝保佑李鹏平静地走入地狱。

至于邓小平作为军委主席,他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五月十七日决定戒严和六月四日,他领导的军人向平民开枪时,邓小平噎把自己钉在历史罪人的耻辱的十字架上了。

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从正面打入铁钉,把邓小平钉牢在十字架上了。现在李鹏的《六四日记》又从反面,钉上几颗铁钉,让邓小平更紧密地固定在罪恶的十字架上了。邓小平早有预见:“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的帐上。”不是将来,而是现在,赵紫阳和李鹏都把“六四”的帐,写在邓小平的头上了。

不过,“六四”的帐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邓小平一个人,而要看到一个坏的制度的强大作用。只要不废除“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制度,中国还将出现新的“六四”,必将出现邓大平、邓中平。中国共产党的第N届总书记,也必将成为又一个被软禁终身的赵紫阳。

不是史达林、毛泽东、邓小平制造了独裁制度,而是不民主的法西斯专制政治制度产生了史达林、毛泽东、邓小平式的政治人物。因此,必须废除“最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同最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形成最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的统治”的极权主义制度(李慎之语),必须废除毛一代、邓二代,一代又一代延续至后代的法西斯专制统治制度。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是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策划、设计、发动屠城的中共政权,迄今为止,仍不愿对这历史事件负责,更不愿意平反;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一直在掩盖并粉饰历史,隐瞒真相,欺骗世人。但,历史真相是任何人也掩盖不了的,迟早必将大白于天下。

这次将邓小平当年在“六四”前后的言论和活动的档案资料,披露于下。

“六四”之前部署镇压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

李先念,薄一波向邓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势恶化发展,不能再等了,要采取果断措施,恢复社会秩序。”

邓小平接受了这一建设,于五月七日召开临时组织生活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讲:“事态继续在恶化,已扩大到各阶层,有不少党员、干部参与,党内高层也有人唱反调。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要共产党下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作出妥协。要有准备,动乱会在一些大、中城市蔓延开,要设法阻止。政治局要有个缝一认识,有个决定,不能再等了。”

五月八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在武汉会见了各军区的司令员、政委、部分集团军军长、政委。

五月十三日,邓小平向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十五位党政军老人通报了他在武汉会见军方领导人的情况,说:“军队的立场是绝对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挥的。其他人连一个师、一个团,甚至一个警卫中队都调动不起,我是很放心的。”

邓小平下今沈阳济南军区调兵进京

五月十五日,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邓颖超、余秋里、谷牧、胡乔木、陈钖联等四十多位党政军政治老人,给邓小平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对局势恶化表示担忧,要求尽快采取坚定措施,平息动乱。

邓小平作了两点答复;待苏联弋尔巴乔夫访华返苏后,准备实施军事管制、恢复秩序;已下令从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调动部队进京。

五月十八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论议,专题讨论天安门前事态的情况。

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不赞同邓意

杨尚昆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一、政治局要旗帜鲜明、目标一致,不要搞个人得失的意气斗争;二、事态正在恶化,性质已变了,首都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再乱下去,这局面怎么收?三、要采取实质性措施、维护社会治安,尽快恢复秩序。

到会的有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二名书记处书记、一名候补书记。会上,有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名书记处书记发言表示支援邓小平的三点意见。赵紫杨发言表示对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不理解、难理解。胡启立发言表示,以政治局名义请小平同志到会作指示,实际上是对邓的三点意见的不赞同。芮杏文、阎明复发言表示,在事件未明朗前,要保留自己的意见。

邓责赵紫阳分裂党并著赵停职

五月十八日下午,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顾委,中央军委作了总结性讲话。

邓小平说:“这是一场演变为有组织、蓄意制造的政治动乱,已发展到反革命性质的暴乱。前一阶段,党内对事件性质在人识上有分歧,对事性的演变把握得不够准,措施软弱,得不到落实。赵紫杨在事件中采取了机会主义后,又公开了党内分歧,站到支援动乱的立场上,使事态蔓延、恶化。”

邓小平又说:“明日(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召开会议,宣布实行戒严,维护首都社会治安。”

邓在会上又说:“建议会议自即日起,暂停赵紫杨的党内职务,至下次中央全会作出解决。”

五月十八日晚十时,首批军队第二十六集团军第七十七师到达京郊待命。

邓下令军队“坚决行动起来制止动乱”

与此同时,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再度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陈云、彭真、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参加了会议。

陈云在会上说:“要采取措施解决了。外地也在乱,再乱下去,要麻烦了。我们要汲取沈重的教训;搞社会主义建设,能不搞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小平同志,你是头,要有决策。”

陈云发表了他的意见后,因健康原因,提前离开会场休息。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两点总结性讲话:“一、事态的恶化发展,在时间上不允许再争论了。个人、少数人意见可以保留,也可以请假休息;二、当务之急是要采取措施,即日从外地调动部队进京担任戒严,恢复正常秩序。同时召开首都干部大会,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号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制止动乱。”

赵紫阳提出请假休息

五月十九日上午,赵紫阳提出要会见邓小平,并提出请假休息。邓小平通过办公室主任王瑞林作出答复:“已作出决定的事,不能凭个人意志去否定、改变。请假休息,随意,不勉强。”

五月二十二日,陈云、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与邓小平会见,部分政治局委员列席在座。众老人就局势的发展表示忧虑。邓小平表示:“事态恶化到这种程度,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但也不必忧虑。如果事态不能好转,我们只有采取平息措施。”

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分别有八十多名和一百二十多名党政军‘老人(以中顾委委员为主体)给邓小平写信,要求迅速平息政治风波,恢复社会主义正常秩序。

五月二十五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由李鹏主持,从上午九时开到下午七时,对北京局势恶化以及全国一些大城市发生暴乱事件,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平息,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意见和决策。

邓调江泽民到政治局参加领导工作

五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接受政治局、中顾委的委托,召开了政治局、中顾委联合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

一、赵紫阳对事态的变化,要负青任。

二、动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已演变成反革命暴乱,目的是要打倒共产党,经查证,有外国(主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卷入,也有境外人士卷入。

三、政治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统一步调,是采取坚定措施、平息暴乱的时机了。

四、建议调江泽民到政治局参加领导工作。

五月二十七日,政治局召开会议,由杨尚昆宣布:经政治局讨论决定,停止赵紫阳党内外一切职务,接受审查;停止胡启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邓:解决动乱的时机和条件成熟

五月三十日,邓小平受政治局、中顾委的委托,召开了政治局、中顾委的第二次联席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四点工作布置,获得通过:

一、解决当前动乱的时机和条件,已成熟了。二、要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党内要思想通一通,暂时不通的,可以请假休息;再不通的,可以退休。三、要动员党政骨干力量,加强宣传事件的性质、事件的气候,教育广大人民,包括干部。四、平息后,要整顿党组织,消除在这场政治事件中的不合格者,有重点、有领导地展开清查工作。

“六四”之后,邓建议江泽民任总书记职

六月九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极少数人先是搞动乱,后来进一步发展到的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打字员语:为什么不能打倒共产党?中国人无法拥有合法地打倒共产党的权力,正是中国无法解脱以暴易暴之恶运的主要原因。)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中,人民解放军、武警警和公安干警表现了很高的觉悟,经受了考验。

六月十二日,邓小平在中南海和李鹏、乔石、姚依林三人谈话,杨尚昆、刘华清在座。

邓小平说:“总书记人选,我建议由江泽民同志担任。人选不是匆忙提出的,我和陈云、先念、尚昆、王老都通了气。总书记人选是个头,一班之长,在实际工作中是考察了一段时间,才有这样建议的。什么人都不用争了,不用再提名了。我还要再说一遍,不要不服气,要当好配角,当好助手。工作搞不好,你们三人要负责。团结搞不好,你们三人都要下,这是一条原则。我们这一代都快走了。如果马克思不想请,这三、五年我还是能为你们做些清道夫的

工作。但主要还是要靠你们这一班人。政治路线确定了,党的中心工作确定了,问题就在于政治局的团结,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团结,要有个核心。你们要自觉、高标准地来维护、巩固这个核心。”

六月二十五日晚,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安微厅,和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部份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谈话。

“党内指我给动乱提供气候条件”

邓小平说:“春夏间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政治性动乱,今后会不会再发生?我找不到答案来解答。但我们要从中汲取深刻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政治动乱有个土壤条件、气候温度,这不是我们的意志所能改变的。动乱开始,我们不少同志还若无其事,以为兴不起大风、作不了大浪的;后来,事件性质转化了,蔓延了,激化升温了,不少同志又感束手无策,担忧局势失控了。上海、四川,还有天津,就解决得不错。性质、局势不同,就有不同的措施、手段。有一条要坚决执行,对于反革命暴乱,有外来势力作后台的政治性动乱,就要用无产阶级转政手段打击和镇压。党内有股风,指党的中心工作是否出了大问题,走的方向是否朝右了。我对他们说了:是否要推翻党的中心工作?是否要翻改革开放方针?除非发生外来的大规模军事侵略、全国总动员的非常时期。这段时期,党内指责、埋怨声多了,指我邓小平不悔改走资了,给动乱提供气候条件;指我选错、用错了人,主观武断。我承认有责任,责任不轻。全党是授权委托我对大事、决策把关的。”

邓:军队在政治暴乱中的表现是合格的

十一月九日晚,邓小平在中南海和刚参加十三届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中央军委领导班子的讲话。

邓小平说:“在和平建设年代,我们还要时时刻刻认识到霸权主义还在压我们,在制造机会搞垮我们;要时时刻刻认识到国家的统一大业要我们去完成。一个要对付,一个要解决。凭喊口号、发表声明是不起作用的。根本上要团结,要抓住时机碍济、科技搞上去。过十年就多些主动;再过十年,就有大的主动掌握。关键还是一个班子团结,不要犯大错误。”

十二月十七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军级以上干部时讲了话。

邓小平说:“我们军队在那场政治暴乱中的表现是合格的。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作出了牺牲。解放军担负起三大神圣职责:保卫祖国、打击外国侵略者;时刻准备着,为祖国统岸大业等候党的召唤;维获社会主义建设正常秩序,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

 

最近,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在《纽约时报》公开讲叙她在天安门学生运动和“六四”血腥镇压中的亲身经历。

江林说,那时候天安门火光冲天,从午门看过去就一片火,能看到士兵钢盔的轮廓。应该11点左右。我们在东华门锁车的时候,门口看门的大爷就说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你们快走吧。我们没理他,还是往里走,刚走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外国记者拿着器材,抱着摄像机、照相机,从天安门跑出来。看到我们以后说,不要再往里走了,太危险了,已经被部队占领了,你听现在的枪声特别密集。我说一定要去。他们刚出了东华门,我们就被藏在这里的一队武警截住、包围了。这些人提前隐蔽在这儿,我们都不知道。

当时,江林和张胜一家三口共四个人在一起。

江林说,我和张爱萍的儿子张胜是军人,而且是高级机关的军人。我是《解放军报》专门从事突发事件报道的记者,张胜是总参军训部战役局局长,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们包围了我们,我想肯定进不去了。我说我们现在就出去,“不行,你们出不去了”,上来举着电警棍就打,我第一次见到电警棍,那时候是第一次装备这些人,是一万伏的高压电警棍。你想它的力量多大,一棍子,打在我后背,电流加上力度。我从这儿就趴在门口儿了,我的记者证放在口袋里,飞出去没了。但是如果我们四个人有任何一个人说明自己的身份,都不会挨打,因为我们身份太显赫了。我们四个人那时候根本没有商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身份。就这么忍着,直到被打昏在地。

江林表示,我在协和医院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各种伤员不停地往协和医院送。我算轻的,被安排在协和医院体疗室,做恢复运动的地方,很大。运动的垫子上都躺着伤员,一条绳子拉着输液瓶,人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的。他们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记者,哪个报社的,我当时没说我是《解放军报》的,我觉得那天的解放军就是耻辱的代名词。

三总部里面唯一在工作的就是杨白冰领导的总政治部,那时候杨白冰是总政的主任,他的哥哥杨尚昆是军委的常务副主席,所以你想这个屠杀会跟他们两人没关系吗?

后来跟报社的人讨论这事儿,我说哪儿用这么多部队进来,13个还是16个集团军,一个天安门需要这么多人吗?他们说怕兵变。

军队高级干部对杀人很抵触,士兵完全受蒙蔽

江林表示,抵触情绪那时很普遍,很多人不同意。将近一年的时间,北京三总部军队机关的干部都不敢穿军装出来,甚至他们在军队的办公楼里都穿便衣。你只要穿军装出来就会被老百姓打啊、骂啊。

我觉得士兵完全受蒙蔽,而且士兵完全被戒严部队新闻处所谓的暴徒抢占北京、破坏北京要夺权所蒙蔽。说赵紫阳要夺权,现在看就是一个政变。就是他们想要赵紫阳下台,用这种办法。所以我觉得太杀鸡用牛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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