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坦承淮海战役打赢的真正原因

在1948年11月毛泽东中共发动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前，渗透到国民党各部门的大小共谍们就已经刺探收集了国军各方面的情报，国民党在战前已经处于十分被动不利的局面。

共谍郭汝瑰祸害国军的罪行，早已经广为人知。在三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汝瑰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直接参与制定多项剿共作战计划。他把国军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大别山国军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江防计划、国军在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密送给毛泽东中共。这个吃里扒外的匪谍，在徐蚌会战期间，跟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故意误导国民党国防部，把国军往共军“口袋”中输送。

除了郭汝瑰，还有许多间谍特务们在为中共刺探收集情报。据陆媒披露，国共内战爆发初始的1946年10月，张澜任主席的“中国民主同盟”即派邹铎来徐州开展地下工作。经共谍宋庆龄介绍，邹铎被任命为国民党徐州陆军总医院中尉司务长。后来，邹铎被提拔为上尉总务主任，遂以“主任”身份为掩护，与中共地下党派出的共谍互相配合，对国军开展了情报刺探收集工作。

在毛泽东中共发动淮海战役之前，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在徐州组成了严密的情报系统，可提供战略情报的联络点就有六处。

其中打入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机要处的共谍钱树岩负责收集搞清国民党军几十个军的番号、军长姓名等战略情报。民盟派出的特务邹铎则负责在陆军总医院刺探了解国军高级将领的性格，高级将领间的相互关系，各军师的作战特点、各军中的新兵老兵比例、官兵士气以及作战实力等情报，并搜集每场作战后的国军士气的变化等情报。

为刺探收集情报，特务邹铎假装关心国军官兵，经常主动找住院的国民党军官“谈心”聊天，为他们进行所谓的“心理咨询”，还故意不时为他们多开些药。不少善良的国军负伤官兵见邹铎是医院的总务主任，不疑有诈，对他不加防备，什么事情都和他聊。狡猾的邹铎从这些聊天中，分析提炼出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有一次，邹铎和一个新五军的军官聊起防御工事，那名军官告诉他：国军构筑的碉堡射击孔由平直射击改为向下倾斜角度射击。邹铎明白这个信息的意义：新五军内新兵多，缺乏作战经验，为防止新兵看到共军害怕，所以国军把射击孔改为向下倾斜，这样新兵的视野看不到百米以外。这说明国军新兵们的射击有效距离仅在百米以内。邹铎迅速将这个情报报告给中共。此情报在后来共军的进攻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当时，中共华野情报外线工作组，根据共谍们收集的情报，汇编成一份《徐州敌军防御工事》报送给粟裕。但粟裕对这份材料提出疑问。因为根据这份材料，国民党在徐州的防御工事比济南的工事脆弱，甚至可以说难以抵挡共军的炮火重击。粟裕便命外线工作组再进行一次复查。

邹铎接到任务后，以看望归队伤兵的名义，对徐州市内国军的各个据点、工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由于这家伙平时惯于伪装，和住院的国民党官兵混得很熟，因此迅速探明情况，证实了此前中共情报部门的判断：国军没有打算依托徐州城作坚决抵抗。事实上，当黄百韬兵团被包围后，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很快就放弃了徐州城。

除了郭汝瑰、刘斐外，另外一个中将级共谍是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他是早在1928年就潜伏在国军中的“中共特别党员”。1948年6月，张克侠将自己保管使用的一套经“徐州剿总”审定的徐州城防图表共10余张，通过中共秘密联络员带给陈粟裕华野共军。这套城防图是图表式，并附有文字说明，较为详细地标注着担任城防部队的番号、兵员、武器数量，兵力部署，炮兵群的配置、地堡群的位置、结构、数量、火网地段以及封锁区域和指挥机关的位置等。

11月初，黄百韬第七兵团跟共军开战后，张克侠伙同另外一名潜伏共谍、第77军军长何基沣，策动第59军、第77军共两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叛变投共，从而开放了台儿庄运河上的通道，使徐州东北门大开，陈粟共军得以直取徐州，并截断了黄百韬兵团的退路。

徐蚌会战，国军惨败，并非毛泽东、粟裕、刘伯承的军事指挥有多么英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通过大小共谍们充分掌握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情报，以及共谍策动某些见风使舵、投机攀附的国军官兵临阵叛变倒戈。

台湾报刊后来对共谍郭汝瑰做出这样的评论：“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此言虽然夸大了共谍个人对于战争胜负的作用，但也说明共谍是国民党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粟裕是华东野战军副司令代理司令一职，指挥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在淮海战役结束后，粟裕曾讲：“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粟裕还说过：“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炮弹。”

参考文献：

罗平汉著《党史细节》

粟裕：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一九四九年六大任务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各位同志！

此次会议的意义十分重大，去年十月的曲阜会议，是为了加强纪律性， 为了改变江北战局，求得在江北歼灭大量敌人。而此次贾汪会议的唯一目的， 则是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过长江是比较艰难的。毛主席说：长江不是个阴沟，而是阳沟，过长江不容易。此次会议及今后两个月的休整，对于渡江作战有重大的决定作用。

关于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淮海战役确实是一次伟大的战役。我们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有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后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连国民党统帅部也未意料到，他的五大主力有两个被歼在这一仗中。此次战役中，敌人兵力最多时有八个兵团。敌人估计我军不敢与他交手，仍以旧的眼光来看我们，以为我们打一打就要走。敌人犯了主观主义。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都有了重大变化。辽沈战役后，在全国范围内敌我力量对比上，我军已占优势。特别是在济南战役以后，我们华野部队全部集中了，力量大大变化了；山东境内敌人基本肃清，敌我力量的变化给人民以很大鼓舞，使敌人内部非常动摇。再者，各个战场上的配合有很大作用。辽沈战役东北四五十万敌军在一个月中被消灾干净了。东北敌人不消灭，我们难以下决心打这样大的仗。解放区党政军民全力支援，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前线部队有给养，伤员有人抬，使我们能连续持久作战两个多月。各兵团各兵种协同作战，到会各位同志在前线机动灵活指挥，全体指战员不辞艰苦英勇作战，我们终于取得了全战役的彻底胜利。

淮海战役的影响很大。首先是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中央要我们在淮海战役中消灭敌人二十个师到二十二个师，而我们却加倍地完成了任务。敌人在江北的防线被完全粉碎了，敌人在全国最主要战场的绝大部分兵力被歼灭了，关内敌人主要军事力量被打垮了。徐州战场上的敌人原有八个兵团，二十八个军，六十六个师，被我军歼灭了五个兵团全部，一个兵团大部，两个兵团各一部，共二十二个军五十五个师，占其总兵力百分之八十一，敌人只剩下百分之十九的兵力，逃跑了。敌人现在守江防的只有三十多个师，敌人的长江防线是可以打破的。

此次战役中，我军在军事上、政洽上发挥了原有优势，取得了新的优蛰。我军在一九四七年转到外线作战的时候，在政治上、战略上取得了优势，在数量上技术上还不是优势，只有取得了技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才能彻底打败敌人。而现在我们取得了技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了。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我们在政治上更获得了完全的优势。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乞求所谓“和平”，外国通讯社便说：要战要和完全操在共产党手中。这是战争胜利发展的结果。中央原来计划在淮海战役之后，休整两个月，再组织一个江淮战役，把江北残敌歼灭了再渡江，现在看来，江北没有仗打了，因为江北敌人已经被我们打垮了。我军过江以后，如果敌人把台湾、华南和西北胡宗南、马鸿逵的部队都集中到京沪地区，则在京沪地区可能有一次决战。但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淮海战役的胜利更促进了敌人的分崩离析。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仅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全世界亦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越打胜仗，给人民鼓舞越大，对敌人的打击也越大，我们的国际地位也越提高。敌人现在求和了，这是两年前敌人所没有想到的。现在国民党政府中的人员也在打主意留后路了。由于这样的变化，所以毛主席说，再有一年左右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如果打得好一些，时间还要缩短。只要渡江准备早日完成，在京沪地区进行一两个战役，也许年底就结束全国战争。这当然要依靠大家努力。

敌人的失败，证明蒋介石很小气。黄百韬被包围，他舍不得丢下黄百韬，不但派邱清泉、李弥来救，还派黄维来救黄百韬，结果黄百韬未救了，黄维又被包围了；他又救黄维，结果黄维未救了，又丢了杜聿明的三个兵团。这里要说明几点：首先，当时华野除参加打黄维的三个纵队外，其他部队放在徐州南面，防敌突围。要打李延年兵团恰好未打上，如果打上了李延年，一时又解决不了战斗，部队转移不过来，则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可能向西走掉。同时，在徐州敌人逃跑前，徐州正南我军曾丢了几个阵地，山东兵团有两三个纵队转移到徐州南边来，因此，敌人向西南逃跑，很快就被我军赶上。其次，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杜在印缅作战时，有美帝国主义供应，出过风头；在东北时，有火车，轮船、飞机供应。但被包围在永城东北地区时，攻不动，守不住，结果被全部歼灭。杜聿明只能在有利的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的条件下打仗。再次，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十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最后解决敌人不会这样快，我军的伤亡一定还要大些， 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

华野一九四九年的六大任务

这些任务，是前委根据我们华野部队的主客观情况提出来的。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报告中央，一月初中央回电批准：“完全同意”。但中央要我们集中力量全歼杜聿明集团，所以放到今天才传达。

第一，在全国作战总任务下，华野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坚决与完满地完成一九四九年的作战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淮海战役我们与中野在一个战场上为着一个共同的战役目标，进行作战。今后作战的规模更大，更需要高度集中。我们全国作战的总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与残余的军事力量。因此，我们要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现在与兄弟部队配合作战，打滑头仗是不会有的了。今后在作战中，我们要与兄弟野战军很好的配合，向兄弟野战军虚心学习。此次，有些同志认为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多少天未打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忘记了：中野最先担负了外线出击的最艰苦的任务，我们同志忘记了人家的装备，人家的情况。在消耗方面来说，我们打杜聿明，打手榴弹很少。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很多手榴弹，每门炮只打几发炮弹。而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中野一个纵队只有一两万人，而我们华野每个纵队至少有两万人。敌十八军比五军强，不弱于七十四师，而十军、十四军、八十五军也都不弱，以中野那样的装备，消灭最强的敌人，是不容易的事情，人家发挥了我军作战的长处，我们应该向人家虚心学习，不容许有骄傲现象。在以后配合作战中，大家要愿意多吃一点亏，愿意受人家指挥。团结是双方面的事情，别人要团结，你不要团结，就团结不好；要尊重人家，才能团结好。另外，完成任务，不仅要坚决，而且要机动灵活地、完满地完成任务。淮海战役我们完成任务是比较完满的，我们应该更坚决地与更完满地完成一九四九年的作战任务。

第二，全军上下应把做群众工作，看作与歼灭敌人同等重要的任务，努力发动和组织新区广大群众，建设地方人民政府及地方武装。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任务？在内线作战时期，没有提出这个任务，是因为老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今后可能在南京还有一场恶战，因为如果蒋介石不守南京，他将失败得更快。如果我们在渡江后歼灭了大量敌人，则东南半壁完全解放，那时需要部队分散一下，一个兵团去一个省。到一个省里，必须发动群众，部队才能安下后方。去年中央为了发动新区群众，准备抽调五万三千名干部，每个县去七十个人，那时只准备过江打开近一百个县。而今后过江打开的局面，就不止一百个县了。济南八十万人口，用了八千个干部，平均每十万人口用一千个干部，京沪人口众多，需要的干部更多。所以，东南各省解放后，广大地区单靠地方干部是很难把群众很快发动起来的。我们部队应该担负发动群众的任务。做群众工作，是我军的三大任务之一。我军在军事上打垮敌人，要跟踪追击；在政治上打垮敌人，也要跟踪追击。从政治上跟踪追击，就是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使群众迅速获得彻底的解放，才能从政治上根本肃清敌人。江南人民长期受国民党的压榨，我军所到之处，人民必然起来，容易发动和组织。再者，根据战争形势发展，我军补给是个大问题，百万人马过长江，要吃多少粮？要用多少马料？数字是庞大的。长江以北的新区，有些群众就拿不出粮来，如果到华南，群众拿粮也困难，那时，弹药可能由东北、华北运送，但粮食如果也要从东北、华北运送，则需要多少担子，多少牛车？因此，要发动群众，尽量就地筹粮。民工也不能全从山东带过江去，必须在江南人民中动员。去年在中原，我们没有打这样的大仗，因为当时中原群众未发动；睢杞战役中，给养供应与伤员救护发生了不少困难，大家有意见。因此过江去必须发动群众，组织后备力量。山东人民经过日寇和国民党的大蹂躏，仍全力支援战争，对淮海战役贡献极大，山东人民应记大功，不应该再叫山东人民出工到华南。我们应将南中国的人民发动起来，补充兵员也要靠南中国的人民。如果不发动新区群众，不建立人民政府和地方武装，敌人便要复辟，胜利是不巩固的，革命是会失败的。中央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只有发动群众，使人民有了革命政权和武装，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

第三，加强政策纪律教育，正确执行党的各种政策，严肃群众纪律，尊重群众风俗习惯，爱护人民利益，并以实际的模范行动来保证实行。在我们同志中间对政策纪律是不会有人反对的，大家都知道重要。特别是潍坊、开封、济南等战役中，群众知道我们的政策好，我们受到群众拥护。徐州解放也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我们靠政策胜利了。但我们的政策执行得不一定都好。这因为认识上还不够，由于不懂得政策，而违犯政策的事情还不少。今后过江去执行政策很要紧。京沪杭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四大家族起家的老窝，对国际上影响很大，如果执行政策不好，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孤立。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执行我党的各项政策。对于南方生活要熟悉。上海、南京生活程度高，吃大饼油条是很普遍的，这在许多山东人看来是最好的了。如果认为上海、南京吃大饼油条的都是地主，就很糟糕。南方有些事情是山东人所想不到的，例如：南方有些人吃了早饭不知夜饭在哪里，但他们却穿得很好，所谓“白天挂帐子（长袍），夜里盖帐子”。很多穷苦的人，虽然没有吃的，还穿得好，还烫发。中农有时也吃几个菜，我们不能把两三个菜上桌子的人家都看成地主。总之，我们到了经济生活状况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政策纪律也应该有所不同。同时，我们过江到新区，群众未发动，我们还要筹粮筹款。前年外线作战时，把筹粮筹款的事情叫司务长去搞，他们上课少、开会少、学习少，他们不懂得政策，常因此而破坏政策，这种现象今后必须防止发生。

要尊重人民的风俗习惯。在北方，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可以睡在一个大炕上，而在南方就不能够这样，公公不能进媳妇的房。北方人牛一家，在南方就不是这样。北方一定要毛房，而在南方是坐马桶，你不能踏上去。北方有些很普通的话，而在南方人听来却认为是粗鲁无礼的。南方人对北方“侉老” 印象不佳，这是北洋军阀队伍留下的恶劣影响。此次我们要带许多北方人过江，必须进行政策纪律教育，使他们与南方群众密切结合。我们要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而最重要的，必须做得正确，用模范行动，来保证政策纪律的正确贯彻执行。特别是部队成分变动大，此次淮海战役，有的纵队战斗兵伤亡五六千人，有的伤亡百分之八十，俘虏成份多，干部新的多。部队的情况变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差了。新参军的工农成份还讲老区“扫地出门”的一套。因此，要在部队中加强政策纪律的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四，加强军事政治学习，提高理论水平，钻研党的政策，强化政治工作，提高军事技术、战术，学会新的作战方法，并吸收扣培养大批军政干部及技术人才。我们的党与军队对世界局势影响很大。中央要我们少犯错误，努力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加强纪律性，不能随便自作主张。现在故意破坏政策的人已经很少，但懂得政策的则不多，能精通与掌握政策的尤其不多。其主要原因是理论贫乏。联共党说我们中国党，英勇艰苦斗争的精神不下于布尔什维克，而理论水平低。我们的干部必须精研党的政策，掌握政策，努力学习理论，提高理论水平，使我们有远见，不盲目，不近视，观察问题能够透彻全面。要强化政治工作。过去我们的政治工作有很大成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内线运动防御的时候，在外线拉锯作战，无后方作战的时候，我们的政治工作部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下面，保持部队的高度的作战情绪。但是也有不够的地方，例如一、四纵队在鲁南行动，三、八、十纵队转移到鲁西南，部队逃亡减员较多。西兵团被敌人追击时，有些气馁，在睢杞战役中有些人怪话连天，在碾庄圩敌六十四军未歼灭时，有些人对这样的“硬骨头”不愿啃下去。在战争最紧张最重要的关头，政治工作发挥威力还不够。在对杜聿明集团开展政治攻势时，我们收到了重大效果，对巩固俘虏成份起了很大作用，对三十五军的教育也很大。

当前整个形势很好，这有利于我们政治工作的开展。但俘虏及新成份多了，进到新区，远离后方，生活可能苦一些，都会增加政治工作的困难。而且过了江，外界的繁华奢侈也会引诱部队，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北有句俗话，“到了兴化心就花”，估计我军到了苏杭、南京、上海，心跳眼花的人一定有。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我们的政工干部大批伤亡等等，都可能对部队有些影响，中央特别要我们加强教育。我们的政治工作要有预见性，顽强性，不间断地进行。我们的军事工作干部也要做政治工作，不仅要用枪杆子去消灭敌人，而且要用政治工作去消灭敌人。军事工作干部，不应该瞧不起政工干部，应把政治工作看作与军事工作同等重要， 大家动手做政治工作，不能把做政治工作看作只是政工干部的事情。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两者是二位一体，要密切配合，互相保证。提高军事技术。我们在军事上学会了不少东西，特别是爆破，大家都会了，攻坚也会了，过去不会筑工事，现在都学会了筑工事。我们的工事，比敌李弥兵团做得好，同敌五军不相上下。我们的炮兵有很大进步，步炮协同得好。我们在军事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有很多地方是退步了。我们不能光看到自己进步的一面，而且还要看到不够的和退步的一面。退步的是：其一，我们的白刃肉搏战不如从前了，这可以由手榴弹打得少来证明。将来过江后，大量炮兵不好使用，需要用手榴弹打仗。其二，群胆多了，但孤胆英雄少了。苏联军队知道我们军队战胜国民党的美械部队，以为我们的装备总要比敌人好。张爱萍同志向他们解释不是这样，我们还用刺刀、手榴弹和步枪来作战，他们更加钦佩我们。苏联军队的服从精神好，我们军队的机动灵活比较好。我们好的地方要发扬，退步的地方要赶上，不够的地方要学习，要学会新的作战方法。南方山地多、河川多、森林多、雨水多、道路少，是一种特殊情况，我们要特别学会河川战、山地战以及雨季作战的方法。同时，要学会使用新式武器，敌人在垂死挣扎时，将不择一切手段，使用一切武器，如毒气、喷火器及水陆坦克、兵舰等等，我们应学会对付敌人新武器，学会防毒、制服敌人坦克和军舰，以及有效地组织对空射击。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建设正规军，我们要培养大批新干部及技术人才。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有些成绩，今后还要大批培养，才能掌握现代武器，使部队现代化。要大批培养知识分子，工农老干部要努力学习知识，同时要培养大批技术人才。在训练干部上，师团及纵队办各级训练班，训练战斗小组长及基层干部。把教导团集中到兵团办。野战军办中级干部学校。为了培养知识分子，随营学校改为新建大学，设立各系：政治系培养政工干部，文艺系培养文化教员，医务系培养医务人员，电气系培养无线电人才，机械工程系培养工程人才，招的新生先经过预科半年（着重思想训练），再进新建大学。如果在京沪招生两万人，则可以补充一部分干部。但要基本上解决干部问题，还至少需要五年时间。在职干部学习，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

第五，团结友爱，加强各兵团、各部队、各兵种间亲密团结，互相学习，密切协同，打破家乡观念地域界限，巩固部队，尊重政府，服从政府法令。上面已经说过，根据今后战局的发展，大兵团会战还会出现。因此，要特别注意团结协同，不能互相争吵，我们情愿吃一点亏，多担负一些任务，这样，有利于加强团结。大兵团作战，自然有的主攻，有的牵制，缴获与伤亡也有多有少，这是免不了的。几个兵团乃至兵团以上单位协同作战的时候，应该密切协同，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使配合作战收到更好更大的效果。过去存在的影响团结的看不起别人的骄傲现象，应该严加纠正和克服。即使自己吃了亏，也不应互相埋怨。应该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应该从全体利益着想，不要从局部利益着想。这样，才不会发生纠纷和打滑头仗的现象。应绝对禁止打滑头仗，坐观成败，见危不救，只图自己占便宜的事情发生。争抢胜利品和俘虏，也是应该禁止的。

由于连续作战，编并连队是免不了的，是必需的。但过去编并连队时， 不是这个连不愿意编人那个连，就是那个连不愿编入这个连，需要动员，会耽误时间，影响作战。在编并班排时，也有同样现象。关于这方面，我们必须在部队中进行教育。我军要正规化，一定要打破这个界限。关于各兵种的配合协同，步兵对炮兵要求很高。敌人说：“你们炮兵很好，就是没有刺刀”，这意恩就是说我们以炮兵打冲锋。炮兵可以抵近射击，但距敌过近，是有困难的。要求炮兵把敌人工事完全摧毁，步乒再上去拣枪，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军的炮兵虽比敌人强，但因弹药限制，只能在攻击时作短促的炮火准备，不能光用炮火摧毁敌人。对炮兵要求过高，会降低步兵冲锋肉搏的精神。我们的步乓往往没有按战斗条令进行攻击，冲锋出发地应该是距敌一五○米到二百米，而我们步兵的冲锋出发地距敌只五○至六○米，距敌这样近，要炮兵摧毁敌人的前沿工事，会杀伤自己的步兵。步兵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火力摧毁敌人的前沿工事。我们的步兵对炮兵的困难和其安全照顾不够，如睢杞战役中，步兵先撤出战斗，使榴弹炮白天行军，距敌很近，没有掩护，几乎发生危险。步兵对我们的坦克也有不合理的要求，济南战役中，步兵曾要求坦克爬城墙。所以步炮、步坦协同，要了解双方的特性，互相学习，互相密切配合，不应该只看人家的缺点，不看人家的长处，而应该虚心向人家学习，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打破家乡观念，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我们部队绝大部分是北方人，如今家乡解放了，有的不愿意远离家乡。俘虏兵过了江，巩固便是个大问题。不仅北方人到南方会开小差，南方人回到南方也会开小差。因此，对部队要进行教育工作，消除家乡观念，强调天下穷人是一家，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部队中要打破地域界限。今后过江去，我们的北方兵可能变成干部，来带领南方兵。这中间便会有些矛盾，有些距离。我们的干部要了解南方的情况，适应南方的生活，尊重南方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部队与南方人民的团结问题。另外，要训练炊事员，学会做大米饭，要注意水土不服，防止疾病发生。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来巩固部队。要尊重政府，服从政府法令。特别是部队打下城市以后，认为“我们打天下，别人坐天下”，见到政府人员住洋房，点电灯，放暖气，坐沙发等而不满，产生平均主义思想。对禁止破坏公共房屋财产，虽没有人公开反对，但在行动上时常或多或少的表现出来，甚至有的把沙发、皮箱割坏，将电灯泡及玻璃打烂，这就不仅是农民意识，而是一种流寇行为。有些部队对军管会不满意，也是不对的，须知军管会是临时的政权机关，是为了使新解放的城市很快地恢复秩序，恢复生产，不然新解放城市，对我们则是一个负担。有些部队不遵守交通规则，不听军管会管制，不遵守城市治安秩序，强拉车子，强占房屋、车厢，抢购物资，争先人城搞东西，不服从军管会，甚至打骂政府人员等等，都是军阀残余的行为。特别是交通运输问题，最近部队拦车、打车、扣车的事情很多。我们要求从今天起在二十天内禁绝这些事情继续发生，五天内要查明向前委报告。中央来电指示，要我们军、师党委在检查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时，联系检讨这一问题。现在我军在重要铁道线上成立了铁道运输司令部，今后如有在铁路上违犯纪律的，要受到军纪处分。对交通规则不遵守，是危险的事情。前天，四纵有人拦火车，就被压死了人，这一方面是部队不懂，另一方面是纪律不严，需要进行教育，经过教育以后再犯的，便是明知故犯，就要受到纪律处分。此外，有些同志认为政府人员是替部队办差事的，这就无异于旧式的反动军队。应知政府是替人民办差事的，而不是替军队办差事的，军队有军队自己办差事的机关——后勤部。军队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军队负有维护政府法令之责，如果军队犯法，便应加重处罚，因为犯了双重纪律。同时，政府有其本身的重要任务，不能全部精力放在支前方面，而支前是支援战争，不是支援什么个人，如果你个人要政府支援，那便是特权思想。所以我们要尊重政府，服从政府法令，维护政府法令，我们打仗就是为了夺取政权，维护政府法令的彻底实行。

第六，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思想领导，克服一切不良倾向，加强军队正规建设。曲阜会议揭发了部队中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引起了大家警惕，我们在思想上深刻地认识了加强纪律性的重要，同时，在组织上也进行了必要的工作。我军各部对于执行任务及遵守政策纪律比过去好得多了，请示报告制度执行比过去有进步。淮海战役中，部队英勇顽强艰苦地连续作战，包括战前战后部队运动的时间在内，共经三个多月，我军得到了很大的考验，这是曲阜会议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够自满自足，我们还有许多缺点，如刚才说的破坏交通规则等等，就是无纪律现象。淮海战役中，有无纪律事件，例如：第一阶段，缴到山炮八十多门，是如何处理的，至今还没有得到报告。还有几千挺机枪、几万条步枪，也不知如何处理，有的纵队把武器向后运。中央军委指示要我们将缴获的武器补充中原部队，我们也要拨出十几门野炮加强海防，但我们缴到的炮不知哪里去了，难以完成任务。战役第一阶段中，在打六十四军时，有些部队发生气馁叫苦，“伤亡太大了”，“部队不充实了”， “不能再打了”。后来军委来了一个准备伤亡十万人的电报，才将这种情绪克服了。在战役第二阶段中，有些部队执行命令不坚决，谎报敌情，如十纵某师的干部，说“铁桥占领了”，“敌人的后路切断了”。实际上，铁桥并未占领，敌人的后路并未切断，致使敌人逃走了，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又如二纵要某师迅速行动，该师干部说：“我们没有坐飞机”。在战役第二及第三阶段中，部队有一种要“歇一歇”的思想，认为部队不能再打了，部队太疲劳了，伤亡太大了，恰巧军委又来了个电报，要我们准备伤亡二十万人，这才帮助我们克服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围歼杜聿明集团时，有些部队怕担负重要的任务，堵击要求正面窄些，攻击要求正面宽些。但又不愿攻正面，要求攻侧后（实际上到处都是正面），不愿攻硬要攻软。而政治攻势因为收获较大，要求正面宽些。这都是不对的。在调整武器中，对有些部队照顾不够。中野、华野由总前委统一领导，武器装备也由总前委统一调配。存在这些无纪律现象，主要由于连续战斗，曲阜会议的精神尚未及时向下传达。因此，今后要深入传达曲阜会议的精神，认真教育部队，加强纪律性。要加强思想领导，纠正不良倾向。我们打了胜仗，可能产生骄傲现象，据说最近我军有人在徐州打戏院，在火车站打员工。这种骄横现象必须克服。另外，有些人有保命思想，说自己不知道哪一天“报销”，不愿做部队工作， 强调有病，要求休养等等。最近还可能产生和平思想。中央指示：毛主席声明中提出八个和平条件与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并无矛盾之处。蒋介石提出五个和平条件，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提出八个条件，特别是第一、第八两个条件，国民党也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八个条件，是针对蒋介石的五条提出来的，是揭露国民党和平阴谋的欺骗性与反动性，是打击反动派的有力武器，要在部队中进行有力的解释教育工作，将革命进行到底。至于动员去江南问题，要对战士说江南好，但不要把江南说得太好，说得太好了，在发生困难时，容易消极。我们要向战士说清楚一切可能遇到的困难与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政治工作要有预见性。一方面要克服现在的不良倾向，一方面要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不良倾向。

关于部队正规化建设问题。我们已经有的正规制度要加强，没有的要建立。所谓正规有一定的标准，中央要求首先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编制，统一番号。野战军各纵队一律改为军，军下为师，三三制，一直到团，团以上全国统一番号。全军计划编二十个兵团，西北野战军编成第一、二兵团，中原编成第三、四、五、六兵团，华东编成七、八、九、十、十一兵团，东北编成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兵团，华北编成十八、十九、二十兵团。西北和华北合编为第一野战军，中原编为第二野战军，华东编为第三野战军，东北编为第四野战军 。地方军一律改为警备旅，不成立纵队，直属军区，旅为最高单位。游击区可以编纵队、支队、大队，冠以地方名称。以后凡成立一个新团，要呈请中央军委批准，不呈请中央军委批准，则不合法。中央军委决定，三万人左右一个军（炮兵团除外），但目前全国统一困难，暂时可以按一个野战军为单位统一编制。我们每个军编九个步兵团，另一个炮兵团，共三万五千人左右。除编制、番号统一外，内务、装备、纪律等都要统一，一切按制度、条例行事。以后到差要报到，调动工作要办交代，对部队人员、马匹、武器都要弄清楚，多了要交，缺的要发，按一定手续来处理，一切要求高度的集中，提高正规化程度。制度是为了整体利益，不是为了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制度是在照顾全体利益下来照顾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制度与个人是有矛盾的，但又是没有矛盾的，如果你按照制度做事，则没有矛盾，对个人也有利；如果不按制度做事，则有矛盾，对个人利益也有妨碍。有人说：“制度，制度，制到我的头上来了。”这些人有特权思想，是要不得的。有人说：“制度太死板了。” 这也不对，制度就是固定性的规定。“制”字，按字义解释，是控制、限制、强制，带有强迫性，要大家按照规定来行事，走上正规的道路。我们要把遵守制度变成习惯，这是一个斗争。这个斗争，比同敌人拼刺刀还要艰苦。总之，今后，我们要遵照统一的编制、番号、制度、条令、法规、手续行事，不得自作主张，各自为政。任何“通融”办事，本位主义，把军队当成是个人的，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过来。关于今后两个月的休整问题淮海战役以后，中央给我们新的光荣任务：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我们两个月休整，一切是为了打过长江去，一切是为了如何渡过长江。能不能顺利地打过长江，决定于此次休整的好坏，如果休整不好，则过江困难，如果休整好，则渡江容易。过江不能光凭勇敢，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思想问题、物质准备问题，都要解决。中央规定我们休整到三月底为止，因部队行动，到二月初开始休整，敌休整时间只有两个月。此次休整应该比淮海战役更要紧张，我们要更加发扬淮海战役的战斗精神来完成此次休整任务，要反对歇一歇的思想。现在蒋介石“引退”了，敌人内部混乱不堪，正是我们发起冲锋打倒敌人的最好机会。因此，休整时间也可能缩短。我们要抓紧时间，根据部队不同情况，区别休整任务的轻重缓急，以纵队为单位，制定休整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整训。整训的目的是为了过江，整训的重点应放在干部身上。对于大批新提拔的干部要耐心的进行培养教育，要求各级负责同志，有计划地上干部课，集合干部讲话。同时，机关中的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等杂务人员，都要进行教育，炊事员要学会做大米饭，运输员要学会如何在稻田埂上走路。休整中，要继续提拔大批优秀的干部。巩固新兵，溶化俘虏，是个很大的任务，对他们不单是巩固和溶化，而且要提高。对新兵，不单要形式上升级，而且要着重教育，从实质上升级。要选配好的干部去做后勤工作，加强后勤工作的领导，改造后勤工作机构。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今后我军要远离大后方作战。高级干部由中央决定调整。在调整期间，难免有脱节的现象，同志们要作好思想准备，减少混乱。

渡江问题，在不暴露军事秘密的条件下，可以公开动员，但不要说明我军何时从何处渡江。对部队不要采取欺骗办法，也不应该采取迁就的办法。走一步看一步，是不对的。淮海战役中，下边有不少同志把作战方针当作政治动员的材料，严重地泄漏机密，是个严重的错误，以后要防止。在休整期间，休整地区可能要发生柴草困难，我们应该协同地方政府和人民很好地商讨解决。在休整期间，我们要求各纵、各师党委，深入传达曲阜会议关于加强纪律性的决定，同时检查执行政策和纪律的情况。各纵要把检查曲阜会议以来执行纪律的情况，作为一月份向前委报告的中心内容。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最大兵工厂在大连建设始末
http://www.chinaneast.gov.cn/dbtk/2010-08/20/c_13453585.htm
2010年08月20日　来源： 大连日报

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说法，人民军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大炮。这是一种形象的比喻，但真正打起仗来，武器装备非常重要。实际上，人民军队也不是只有“小米加步枪”，在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就集中了500多门重炮攻打锦州，使这个国民党把守的重镇被迅速攻破。

人民军队从“小米加步枪”到拥有强大炮兵，除了缴获，主要还是靠创办自己的军事工业。在大连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资料中，我们看到1947—1950年间，我党以民办名义在旅大地区组建了一个大型兵工联合企业——大连建新公司。它是我党当时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兵工企业。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大连建立这样规模的军工生产基地？这个基地是怎样建起来的？这些问题直到最近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和研究了当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有关领导关于在大连建立军工生产基地的往来电报后，才找到了答案。

■建军工基地，大连有四大有利条件

抗战胜利后，为提高人民军队战斗力，在同国民党的武装斗争中取得胜利，1945年9月，我党发出《关于加强炮兵建设的指示》，把炮兵、工兵等特种兵建设作为“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1946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派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肖劲光来大连筹划后勤工作。当时旅大地委领导同志向他汇报了在大连建立军工生产基地的有利条件。首先大连有港口，可以利用大连“自由港”的条件，同上海、天津、香港、朝鲜联系，采购到各种原材料，解决军工生产问题。其次，大连为苏军管制，苏军对我党的工作是默认的、支持的。大连是由我党控制的一个隐蔽的后方，不直接受解放战争的影响。第三，大连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占领的工业城市，日本投降后，虽然工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钢铁、机械、化工等行业基础未被破坏。第四，大连是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基地，熟练技术工人多，有利于生产。根据这些汇报，肖劲光又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后，向党中央提出了在大连进行兵工生产的重要建议。

■党中央高度重视在连建立军工基地

在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文电：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大连军工生产问题给中共东北局并告华东局电》、1946年11月13日朱德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派干部到大连组织兵工生产》的电报、1946年11月22日朱德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抽调干部去大连办兵工厂致聂荣臻等电》、194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在大连成立军工生产委员会的决定》、1947年11月9日—1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派军工技术人员问题与中央军委、董必武的往来电文》等。这些文电，集中体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从长远的战略高度，制定了在大连建立大规模的军工生产基地的决策，并采取许多得力措施，调动各解放区的力量，集中到大连建设我党第一个规模空前的军工生产基地。党中央、中央军委在电文中明确要求各解放区向大连“派出干部，携带一部分资本，前往该地，开办兵工厂”“大连设厂是为长久计”。为此，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中分局、胶东兵工总厂和晋察冀中央局等都派出干部、技术人员到大连。

中共中央东北局及中共大连党组织也坚决贯彻落实上级的战略决策，迅速行动起来。到1947年7月1日，苏军同意将“满洲”化学、大华炼钢、进和、金属制品、制罐及曹达等6家工厂移交我方；同时，我方投资建设的引信厂、弹药厂等也陆续建成。这批新旧工厂共同组建为一个规模庞大的联合企业，对外用民办企业的名义称“大连建新公司”。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现代化军工联合企业就这样诞生了。

大连建新公司的历史价值

根据档案资料，重新审视建新公司的历史价值可以看出，这里不仅为支援解放战争作出重要贡献，更为新中国工业发展埋下了种子。

第一，建新公司军工生产成绩卓著，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中使用的炸药、炮弹，主要是建新公司生产的。

第二，建新公司为我国工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沈阳兵工厂、大冶特殊钢厂、辽阳火药厂等一系列工厂企业，都是由建新公司派出的干部和技术骨干帮助恢复和建设的。建新公司先后向全国各地输送干部和技术骨干上千人，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新解放区的人才队伍建设，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第三，建新公司建立健全科学管理制度，为我国工业发展探索了经验。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根据地工业，生活上实行供给制度，生产上以满足前线需要为主，“只要产品，不顾成本”。而建新公司是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工人上千的大型企业，在学习苏联管理工业的经验基础上，依靠留用的部分日本技术人员，通过学中管、管中学，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如实施经济核算制度；执行生产定额管理和质量管理；建立岗位责任制；加强民主管理，实行合同制；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其内容包括基本工资、各种配给物品、计件超额累计奖励等。这些管理经验为新中国恢复、发展工业生产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第四，建新公司转行民品生产，为国家重建和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作出了贡献。1949年建新公司开始民品生产，它们自行设计制造了包括200吨水压机、千吨油压机等成套设备，生产出高压水泵、操纵活门、矿山设备、蒸汽压路机、水泥搅拌机、锅炉、高速钢、硬质合金、弹簧钢、镀锌铁丝、硫酸、硝酸、盐酸、耐酸泵、耐火砖等一大批经济建设急需的设备和产品，为新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