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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四野是超级版关东军

作者:杨奎松 — 已发布 2021-08-16 08:05, 上次修改时间: 2021-10-01 05:46
贡献者:淳真(责任编辑)
来源:看中国新闻网
四野实际是关东军,住朝鲜日军,满洲军,反蒋的军阀,新疆突厥,蒙古,苏军中朝鲜族等的联军。装备了整个关东军的重武器,还有苏联提供的尖端重武器。四野拥有苏联高级军事顾问,10多万日本技术兵开坦克打重炮做手术,30多万按照日本陆军教程训练10多年的满洲军,还可能有10万朝鲜族苏军坦克部队(这批军人后来编成4个师首开韩战,一直打到釜山)。卫立煌于其守沈阳回忆文中,甚至说自己在望远镜中,亲眼看到本驻旅大的苏军坦克,赫然也来沈阳参与共军攻城。另一文献记载,辽沈战役之时,苏援汽车燃油罐车甚至开到了战场近处。
林彪的四野是超级版关东军

2019年9月25日,中国驻日本使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向27名日本籍解放军老战士及12名老战士家属颁发纪念章。

2019年9月25日,中国驻日本使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向27名日本籍解放军老战士及12名老战士家属颁发纪念章。

 

日本投降后,入满洲作战的苏军将千门美制火炮及其他大量饷械无偿交给中共解放军四野,组成机动炮兵发挥攻坚威力。否则中共不可能赢得内战。

网上读到很久以前上海学者杨奎松答刘统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一文,便根据我已经采访到事实真相说上几句:驻满苏军曾将缴自日本关东军五十万支、驻朝鲜军十万支、溥仪军的十万支,共七十万支枪(多为步骑枪),缴自德军的枝数不详的枪(多为冲锋枪。抗联人言),以及自身携带入满的美援美制榴炮——应有千门之多,大大多于北方国军之坦克、汽车、燃料、被服、药物、食品等等,无偿送给了四野和三野(通过大连旅顺到山东荣城悝岛海路送给三野)。

苏军将美制千门火炮交给四野

十多年前我面访过时任东北军区军械部部长的张明远将军,他说苏军交给四野的缴获日军武器是全部,不是部分或者少量。他是军械部部长,负责储藏、运输军械;何长工是军工部部长,负责修理、制造军械,何氏并不清楚苏军移交武器全貌。苏军还应协助中共策划、准备、指挥了辽沈、淮海战役。卫立煌于其守沈阳回忆文中,甚至说自己在望远镜中,亲眼看到本驻旅大的苏军坦克,赫然也来沈阳参与共军攻城。另一文献记载,辽沈战役之时,苏援汽车燃油罐车甚至开到了战场近处。可见“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红军大学学生战胜陆军大学学生”、“小米加步枪可打赢飞机加大炮”乃属过谦之辞。

以下挑出最为重要的制胜武器——火炮来讲。解放军军史集正式版《炮兵史》至今仍为难产(只有炮兵史料汇集)。引起作者怀疑:是不是因为驻扎旅大苏军曾经帮助将那千门榴炮全部或者一部经由或陆或海两路,先于辽沈战役之前运往山西打晋中、太原,后于辽沈战役之末运往华东战济南、淮海此类原因,导致有关方面难以启齿?四野千门榴炮理应原属配备入满苏军的美援租借武器,因为陈诚曾于三大战役前夕报告:内战爆发以来,国军损失火炮仅为二百余门而已。

又据网上资料记载,辽沈战役缴获国军火炮连同高炮不足二百门。四野打下四平之后,陈明仁弟陈明信被俘,在被押往城外俘虏营时,他看到几处共军炮群,内中火炮全为美制,没有他原先相信的苏制火炮,方才悻悻服输。他不知道,这是苏军借花献佛杰作,他的直觉并无误导。电影《决战太原》导演郝蕴,在得知太原城墙墙上、墙内各种工事密布,火力可以覆盖所有墙前地段角落之后,曾经大为感叹“解放军竟能够攻下来太原城,真是不可想像!”其实,四野榴炮到后,一次齐射就可将城墙轰出多处豁口进而形成斜坡,可供攻城士兵一拥而上,各种工事同时也被摧毁大半,有什么难以想像?

苏援军火外金钱数额也大于美援

驻满苏军最多时达十二万人。此时苏共派驻西柏坡的总顾问科瓦廖夫原是苏联铁道部长。卫国战争之中,科氏因为后勤供给得力,立了大功,深受斯大林赏识。斯派他来华,应是看重他组织运送武器尤其是重型武器的能力。科氏此时必与驻满苏军总部有着密切电报往来,将来寻出档案,应可证明这点。另一方面,国军当时只有炮兵旅,没有炮兵师,而且从没像对手那样,被集中使用。

同期美国给予国民党大量饷械援助,国民党仍然败走台湾一事,并不能反过来说明共产党不靠苏援饷械就能打赢敌手;何况事实之上,苏援饷械数量、质量大于美援饷械。仅就钱款而言,苏援是四点七亿美元,美援仅是三亿美元。曾任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的姚醒吾将军,一九四○年代后期就曾暂脱军装,担任大连某一钱庄老板,专门处理这笔巨额战费的分拨。由此可见,(中共)若没有苏援饷械,就没有四野、三野等部的暴兴乃至二次国内战的胜利。

 

 

苏联解密档案:中共内战用的真实装备

真的是小米加步枪?

我们教科书一个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历史知识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小米加步枪,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打败了美式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蒋介石是共产党的运输大队长,中共手中的美式武器都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吗?

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从中了解历史事实:

苏联解密档案公布数据

(1)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

(2)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

(3)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

(4)而且苏联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

(5)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中共军队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中共军队(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以及日本在北朝鲜军队的全部武器都交给了中共军队。尔后,苏联又向中共军队提供了40亿美圆的美式武器,以及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蒋的失败不是运气问题,毛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民心所能解释,小米加步枪!“国民党经过八年抗战各精锐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灭打光,剩下的杂牌军剧多,精锐越打越少,中共军队越打越多,战争初期中共军队实力已远在国军之上。”

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在其中第8章中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依据,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苏联方面的档案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

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

这些大部来自苏方的档案资料。

 

 

要搞清楚中共接收了多少武器,以中方提供的资料为基础进行估算相对更可靠些。一是因为作为受援助方,具体接收了多少武器,当时的记载相对比较可靠;二是受援助方一般不会夸大自己接收援助的武器数量;三是从60年代开始中苏进入论战甚至兵戎相见,因此,中方之后的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对苏联援助数量及发挥作用基本不会夸大。

但是由于相关的材料尚未完全公开,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资料中找出中方在东北接收武器数量的最小值。

1、1945-1948年中共最少得到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各种炮1500门,弹药无数

1945年苏军占领东北时,抗联也随苏军直接进驻东北,几乎在同一时刻,毛泽东命令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冀热辽军区中共部队迅速奔赴东北进行接收。各个部队接收到武器的情况,有据可查的如下:

(1)据周保中介绍,跟随苏军回国的东北抗联在长春占接收了日本的一个军火库,并在各地收缴搜罗各种武器,“截止1945年10月15日,抗联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日伪武器计有:步枪近6万支,轻机枪9千余挺,重机枪8百余挺,掷弹筒5百多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和野炮5门,弹药1200余万发。”

(2)冀热辽军区周家美部500余人进驻锦州,在苏军协助下解除了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并从日伪军火库中获取武器,共得火炮近80门,轻重机枪690余挺,步枪13200余支,手枪3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1000多万发。

(3)1945年9月中旬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随苏军接管沈阳,据其回忆:“苏军曾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我军看守(后来又收回)。针对当时东北人民热烈参军的情况,我组织直属队的干部战士拉炮拉武器,战士们看到有这么多武器,各个兴奋不已。在繁忙的公务中,我也抽出时间加入拉武器的行列,干部战士不顾疲劳,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20000余支,轻重机关枪1000挺,20多万发子弹,还有155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

(4)1945年9月下旬前后,苏军为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在此背景下,9月21日,彭真电告中央:“现在我看守下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9月30日,彭真就又电告中共中央称:“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31日他再度电告中央说: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80门,迫击炮100余门,子弹稍多”。

(5)1945年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10月4日,苏方通知中共东北局……决心从军事上援助中共。之后已知中共方面所得到的武器就有三批,“其中步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炮100余门,各种弹药将近2000万发。”不久,苏方又“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路文娟《对苏联给予中共东北解放战争军事援助情况的考察》)10月25日,东北局还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交我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

(6)1945年11月5日、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2万支步枪和300挺机枪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11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2.4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

(7)1945年12月29日,彭真在致各兵团电文中又提到:“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一项即达八百万发,手榴弹约十五万个,皮帽、鞋子各三万,大衣两万,棉裹腿近十万,另有北面运去一万两千支步枪,机枪六百挺,十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

(8)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1946年3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

(9)苏联撤军时,苏联为了帮助民主联军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弹药。高岗1946年4月20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

(10)1947年10月,当时在东北担任军工部长的何长工得知苏军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仓库里存放着一大批日本武器,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便去与管仓库的苏军上校卡瓦洛夫谈判,后苏军同意移交这批武器。这批武器有多少呢?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

(11)据当年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回忆,苏军占领的朝鲜向中共运动的军用物资有:“1946-1948年,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两千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作战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要的十二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要的二十四个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要的一百一十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六百到八百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在采购和交换的物资中,一九四六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三百吨炸药、三百万只雷管、一百二十万米导火线。一九四七年春,山东又指派黄友年等通过办事处买到一百二十吨炸药、二百吨硝酸、一百吨丙酮、十五万双胶鞋。这些物资在战争中都是非常宝贵的,从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山东,对支援山东以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

以上是我们从已有资料中察知的中共部队在苏军直接或间接帮助下接收的较大数额的武器状况,从上述最保守的情况我们可知,扣除有可能重复统计的情况,东北解放军最少获得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掷弹筒1000个,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山炮、野炮最少1500门。

2、1945年中共最少获得了140架飞机,完好的100架左右

除了枪支弹药和火炮之外,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还获得了多架日军留下的飞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东北老航校。那么,东北解放军获得了多少架飞机呢?

据曾克林回忆:“当时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航空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大队长是林弥一郎……我军共缴获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一百八十多人及各种器件和配件。”(《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30)这46架飞机是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是报废的旧货呢?根本不是!据黄乃一回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我们开始从宫源向通化转移。先遣部分人员去通化准备机场和驻地,随即将能飞的飞机分批转场通化。当时,航空器材十分紧张,暂不能飞的二十多架飞机,也必须转去通化。但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我们只好把飞机的机翼卸下米,装在大板车上,机身装上轮子,把机尾绑在大板车后边,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向通化转移。”(黄乃一《老航校诞生前后》)由此可见,当时至少有20多架是完好的,剩下的20多架不能飞的也不一定是飞机本身有问题,因为一来当时只有“飞行员17人”,二来当时燃油也奇缺;三来如果真是废品,何必如此大费周章转移到通化呢?

中共获得的飞机数量远不止这些,据1945年9月21日彭真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十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1945年9-12月)

综上可知,中共进入东北初期仅在沈阳附近就获得了140架飞机,其中完好的有100架左右,只是由于燃油和飞行员缺乏的问题,很少使用。

3、运往关内的武器:2万支枪,2000万发子弹,4.5万发炮弹,22万斤炸药

除了直接用于东北战场的武器外,还有很多的苏援武器被运往关内直接支援华东和中原战场,这批武器有多少呢?

1946年5月,苏军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苏军开始向山东解放区提供武器。据5月28日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电告,驻朝苏军已开始经过南满辽东军区向山东的中共军队发送武器弹药。第一批运送去东北的,有重机枪83挺,轻机枪32挺,子弹43万发,炸药1万箱,还包括一批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影机等。这批物资秘密经由安东通过海路运去山东烟台,送交陈毅部队。6月,驻朝苏军又进一步接连经过山东向华北中共部队发送了两批武器弹药,其中第三批就有步枪5000支,子弹300万发,高射机枪20挺,重机枪30挺,并有其他资材一批。7月15日到8月7日,又运送了12145支步枪,182挺重机枪,506挺轻机枪,167个掷弹筒,7门炮,11164把刺刀,1000余万发子弹,43588发炮弹,6700发掷弹筒弹,22万斤炸药,以及500箱填装炮弹的火药等武器弹药到山东。8月下旬还进一步运送了2000发山炮炮弹和50万发七九子弹,包括100多车皮的各种弹药。到9月,朝鲜北部所存日军各种子弹、炮弹、炸药和枪炮,2000多车皮(一车皮载重约40-50吨)的物资已全部运抵安东,数量之大,已非过去海船运量所能解决。故根据辽东军区要求,中共中央明令山东胶东军区全力组织机轮船前往安东“运输物资,愈快愈好”。(《肖华致陈、黎、舒并报东北局、中央电》,1946年5月28日、6月15日、6月23日、8月9日)

1946年夏季,通过海路运向山东的武器共有2万支枪和2000万发子弹。毛泽东专电规定一半给山东区,35%给晋冀鲁豫区,其余转交晋绥区。全面内战爆发后,刘伯承、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战况的电文中也说明,歼敌一个旅大约需消耗子弹20万发,主要是靠东北转运而来。

5、苏军控制下的大连成了解放军部队的后方基地

解放军进入东北后,东北军区后勤部专门成立了军事工业部,主要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沈阳地区大东区兵工总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厂。后苏军又将这些工厂要了回去,但允许军工部拉走了30多部机器和200多吨物资。中共也先后将抚顺、本溪、延边等地的兵工厂、化学工厂数百台机器和上千吨各种原料运走。中共1946年6月向北满撤退时,仅各种军工机器和原料就运了300多车皮。(东北军工部:《三年来主要工作》,1950年10月,《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3页。)正是有了这些工业基础,中共后来才能在北满的军工生产基地生产战争所需的大量弹药。据统计,军工部后来在珲春建立起子弹厂、手榴弹厂等6个兵工厂,1946年9月一个月就生产子弹13万发,手榴弹35000个。与此同时,军工部在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也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军工厂。到1947年,东北军工的年生产能力达到手榴弹300万个、子弹2000万发、各种炮弹150万发。

同时,处于苏军控制下的大连简直就成了解放军部队的后方基地,国民党部队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共部队倒是进出自由。据统计,“在解放战争3年中,中共旅大党组织在苏军的暗中帮助下,往前线输送兵员3万余人,做军鞋236万余双,做军服300万套,还提供了大批药品和医疗设备,连续分批组织医疗队上前线。仅一‘建新公司’就生产炮弹50余万发、引信80余万枚、弹体中碳钢3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迫击炮1430门,以及其它军工产品。当时,旅大地区名义上是苏联海军基地,实际已成为解放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军工生产基地、兵员基地、军事转运站和可靠的后方根据地。”

难怪当年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时曾评价建新公司的军工生产说:“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的138页—141页上,记载了四野初进东北时后勤系统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职员、日籍医生、护士的情况,含注解,总计876字。

1956年6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解放军里有多少原日本军人?

作者:思明洲

又是1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1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公开的书籍比如中国的1948两种命运的决战...等书说是12000人-20000左右,大部分是军工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和军事教官.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1954年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谈话:“1945年8月15日以后,日本军队放下 了武器。在那一天以前,我们打了15年的仗,可是一旦放下武器,日本人就跟中国人友好起来,中国人也把日本人当作朋友,并没有记仇。最大的、最生动的一件 事,就发生在东北。当时有许多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 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大多数的日本朋友,工作很好,帮助了我们,我们很感谢他们。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这就是我们友好的种子。”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加藤局长肯定地认为,据他们周密调查,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中共军于前线工作,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以上记录见诸于《纽约时报》,1948年9月29日。

日中经济贸易中心理事兵头义清1943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在38军112师335团。他透露日本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10000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335团的有好几十人。兵头义清说: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10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根据当时日军官员回忆录:八路在60万关东军中搞了个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分人的代价换取大部分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间是重视责任感,他们误认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团队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干便要求留下,换取大部分袍泽的平安归国。

《大东亚战争史》书1737页载1948年满洲“仍有数万日本人留在中共控制的地区”。《被留用的日本人》一书中的表述是:败战后,留在旧满洲的日本人有六万人以上,这个是包含家属的,所以可以征集的人数最多也就是12000--20000人.在中国他们被称为“国际友人”,在日本被称为“留用者”。

四野招募2千名日本技师到工厂,从事关键的冲模,配制精炮药,无烟炸药,中碳钢,镍铜合金,引信.............. 这个东西是科学,靠蛮干是不行地,四野的吴运择就是操作不规范,霸王硬上弓结果成了重伤.84在西北整了好多年,只会做黑火药,次品也很多.

日本教官比如关东军林弥一郎队长就是四野第一个空军东北航校的主任教官,黑田正义、平信忠雄、系川正夫、长谷川正等为飞行主任教官。 他带领关东军航空兵第2军团练习大队200多人加入四野,简直就是四野空军教育之父. 林弥一郎的严厉则更是有名。张积慧是当时最好的学员之一,在放单飞的时候出了一点点小毛病,没想到却被林弥一郎卡住了。别人都不理解,林弥一郎说身为教官 如果不严格要求,那就是对学员、对中国最大的不负责。在林弥一郎的精心指导下,张积慧又刻苦练了起来。最后他的单飞放得非常成功。当时因条件所限,学员一 般只飞行十几个小时就可以放单飞。正是日本教官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才造就了王海、刘玉堤、张积慧等闻名世界的空军英雄。

49年10月开国大典的飞行员全是他的学生.四野韩战王牌,王海,刘玉提,张积慧都是他的学生.另外还有日本教官训练四野的炮兵,机枪,战车军官.也是成绩斐然.比如曾在士官学校学习轻武器,对武器的理论和操作都较熟练田村义男军曹就是四野机枪射手训练班教官.

1954年,日籍人员返回自己的祖国。为了纪念那段特殊的日子,林弥一郎亲自发起和组织了“航七会”。到1990年,会员已有800多人,在日本各地设有7个支部,两个筹委会。1986年6月1日是东北航校建校40周年纪念日,林弥一郎率老航校教官50人应邀来中国参加纪念活动。他们受到了空军司令员王海等人的热烈欢迎,老朋友、老学员相逢格外激动。林弥一郎于1999年8月14日病逝,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航七会”的会员们在大阪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林弥一郎是一位中国人民永远尊敬和仰慕的空军之友与良师。

3000多日本医护人员也加入84军队,极大保障了四野的军队医疗卫生工作.

说1万日本人在四野工作是很低估地,53年3月中日红十字会协定遣返依然滞留中国的日本人,周恩来说要作好政治工作,物资上加以宽待.黑龙江53年遣返7456人,56年遣返208人,58年遣返1950人.

辽宁53年3-9月遣返5461人,占辽宁日本人的82%[辽宁省公安志,99年版,335页].吉林统计有日本人3627人,回国2837人,呼伦贝尔265人,遣返219人.可以看到84在东北有2万日本人.另外在东北遗留的遗孤结婚的还有5000人.

另外说个,45年12月-47年12月,国军10个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死刑110人,无期徒刑41人,有期徒刑167人.

50年7月苏联移交969名被苏联审讯后判定是战犯地日本战犯,[将军35人,佐官132人][军事单位599,宪兵118,行政39,警察200,特务26].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34次会议决定,给予日本战犯宽大处理.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所有在中国的1017人[包括国军已经判刑地]免于起诉,全部释放.

包括宪兵少将齐藤美夫,调查课长长岛村3郎,警务厅长三宅秀也,锦州,四平宪兵队长掘口正雄,上坪铁一,731部队162支队长神原绣 也..............全使杀人狂,59师团长这个在山东扫荡杀人无数的藤田茂以为自己死定了,结果听到判决,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说杀我几次,都 不能赎罪之万一.那想还无罪释放了.政务厅长次长古海忠之说东北每一寸土地都有他们惨无人道的暴行,他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坚决要求判处自己死刑.也还是强制释放了.

如果说到这里大家会说俺蒙事,不过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嘛!精彩的还在后面.

1895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占领朝鲜, 1910年8月22日,日本伊藤博文政府和朝鲜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条约的签署标志朝鲜成为日本国土,《日韩合并条约》全文共8条,其主要内容是:朝鲜将其全部主权永久地让与日本;日本对朝鲜王室给予“尊重”;日本将其控制朝鲜外交大权的“统监府”改为“总督府”,总督直属日本天皇,并由其负责掌管朝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

日本和朝鲜成为了1个统一的国家.1910--1945年的朝鲜人就是日本人.

1915年日本宣布日本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土地商租,等所有权利也适用于朝鲜人.其实日本早在1907年就开始有计划的把朝鲜人向东北移民.[从此以后中国又多了1个民族].

918以后为了控制开发东北,日本加快了向东北移民的速度.除了从日本本土,还从朝鲜向东北移民.1931年在中国的朝鲜族不过63万,到了1945年达到了216万之多.这些移民的朝鲜人全部是日本国籍.日本为朝鲜移民建立了自耕自卫的屯田兵式的组织,居住在有炮台,围墙保护的宿舍里,白天在自卫队保护下进行农业作业.截止1940年日本投资为日本国籍朝鲜族建设了1132所学校.所以这些朝鲜人文化知识不错,身体素质优良.

1940年日本在东北的日本国籍朝鲜人里建立义勇军制度,16--19岁的,小学文化的朝鲜男孩要接受3年军事训练.

早在1938年2月日本就在全朝鲜半岛征召陆军志愿兵,43年7月开始征召海军志愿兵和在学校的学生组成的学徒志愿兵.1942年5月陆军在朝鲜实行义务兵役制度,所有朝鲜男人都必须接受军事训练,服兵役.征集24万人.朝鲜籍日本兵大部分被分配到日本关东军,华北军中。

除了服兵役,日本1939-1945年还征集东北,朝鲜半岛的14.5万朝鲜人做军属.113万朝鲜人做军夫,工程兵.

到了45年日本终战以后四野总共征召了63000朝鲜族加入84军队.其实这些朝鲜人都是日本军队的老兵和接受过义勇军训练的.就是原日军.

当然军工里也少不了这些朝鲜人,比如辉春军工的副厂长就是原关东军一个军工厂的厂长朝鲜人周洪奎,这家伙厉害,他监制的手榴弹不合格率只有1/200,这个工厂多半都是朝鲜人.

除了这些人,朝鲜的金策将军还在1947年带领30000北朝鲜人到东北参战.咱们就先不计算金策将军了,就说前边的这些人,实际上就是75000--83000名关东军直接加入四野军队打击国军呀!

这个时候无知小孩和脑子锈道了的老头,肯定要说国军在山西收留日军了,岗村宁次回忆录111页:46年6月为止,被国军留用的日军,山西691名,南京17人,武汉15人,广州13人,海南58人,总共829人.只有四野的一点点,1%而已.

 

四野日本老兵:三万日籍解放军历史解密

--作者:傅乐平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上述讲话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的。不过,它曾很长时间几乎不见诸国内报端,沉寂近30年后,这段话背后的历史逐渐为人所知。而我则无意中扮演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并与部分当年四野的日本老兵成为朋友。

四野原来曾有日本兵

1990年4月,我时任陕某师政治处主任,一天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参加接待从日本来的“第四野战军日籍战友回娘家访问团”。

日本人到中国回娘家,而且是回解放军的“娘家”,我当时一头雾水,不得其解。我虽然喜欢阅读部队战史和报纸,但从来还不知道有日本籍官兵参加解放战争。

当时一起参加接待工作的有集团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吕兴元,还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院长张宝林,副院长尚兴禄。接待的代表团成员名单是:团长中村义光,副团长福山三利、平野丹通、秘书长、若生爱子,团员本间雅子、幅敬信等,共17人。

原来他们几乎全是在第四野战军10纵工作过的医生、护士、宣传队员。代表团的成员大都参加了四平血战,三保临江,四下江南,林海雪原剿匪,黑山阻击战,锦州战役。尔后四野百万雄师入关,他们又参加平津战役,百万大军下江南,一直随队打到海南岛。而张宝林和尚兴禄当年就曾和日籍战友一起工作过。

1953年起,这些四野日籍老兵陆续开始以日侨身份归国,37年后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当年老部队的番号早已变更,四野10纵野战医院二所演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我所在的部队即是10纵前身,这些日籍官兵到我们部队,当然算是回娘家。

我们负责接待的代表团,是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次由原第四野战军原日籍官兵自费组成的旅行团。因此史称“第一次回娘家访问团”。

据有关史料载: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粗略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梦中常被惨烈的战斗惊醒

访问团从上海入境,探访路线首先是四野南下时征战的旧地:长沙、宜昌、荆门、襄樊、沅陵等旧战场。然后再北上转到东北的白山黑水,那里是他们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四平、沈阳、长春、敦化、大连、开原、锦州、黑山。

这些离开中国几十年的日籍老战友尽管都仍操一口流利的中文,但分别近40年,他们身上日本民族含蓄、内向和彬彬有礼的节制,是很容易一眼把他们与周围的中国人分出来的。

但是,随着这批老兵离自己的娘家越来越近,他们身上当年打下的中国烙印就开始一点点泛上来。部队安排他们到工作、战斗过的原四野10纵野战医院二所,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进行40年后的回访。成员个个事先郑重其事地准备一番,身挂奖章、勋章、衣着整齐、精神抖擞。当走进医院,看到数百名身着白衣的医生、护士手挥鲜花、彩带热烈欢迎老战友高呼“欢迎老战友回娘家”时,访问团成员个个热泪盈眶,有几位女团员扑到欢迎队伍中的女战士怀中,抱头痛哭。

爆发的顶点则是在某部钱树根军长、宫永丰政委主持的欢迎宴会上。当时主客突然放下酒杯,集体起立,情绪激昂泪花滚滚地唱起当年最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幅敬信和几位女团员还干脆离席在空地扭起了东北大秧歌。

代表团的伤心地是黑山阻击战烈士纪念陵园。黑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最关键的战场,也是他们生涯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当年,仅二所三天三夜就抢救医治了2000多伤员,许多日本藉医生、护士三天三夜没合眼,吃饭都在手术台上。

代表团中的本间雅子永远面带微笑,举止优雅,像是演员或大学教授出身。她当时除了做手术外,还多次为危重伤员输血,被称为“万能输血者”。据介绍,医院几乎所有的日本医生和护士都给伤员输血。

雅子回忆说:“那时三天三夜下来,每个人躺下就不省人事,人累得像死人一样,看着断肢少腿,鲜血淋漓、生命垂危的伤员,马上又挣扎着起来也要去抢救生死与共的战友”。几十年后,这些日籍老兵与当年幸存的老战友重聚这无数战友长眠之地,相拥号啕大哭。

代表团的老战友向我这后辈介绍说,只要一想起黑山阻击战,耳边就响起子弹炮弹的呼啸轰鸣。团长中村义光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些惨烈的战斗场面,回日本后,睡觉常常梦中惊醒”。

中村义光与“四野回想会”

代表团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团长中村义光,这个温和朴素的小老头,在中国期间总是精神矍铄,充满昂扬的精气神,从未见他疲倦过,在代表团成员中非常有号召力。所以对他的经历特别好奇。

和中村先生熟悉并保持常年通信往来后,逐渐了解了他的经历:1944年3月,中村被征召入日军,1945年8月,任日本关东军7352部队的少尉,听到日本投降消息,中村与10多名不愿向苏军投降的日本兵逃亡到吉林敦化,寄身于一股流亡日军与当地土匪合伙组成的武装,1946年3月,“八路军”(民主联军)进驻当地剿匪,这股流亡的日本人再次面临选择,经交涉,决定交出武器,并留在队伍中。

中村不懂医务,所以在四野的卫生部门长期担任会计工作,但在战争中却立了3次大功、3次小功,这即使在一线作战部队也不多见。全国解放时,中村因表现优异,上级一度准备发展动员中村入党,后因考虑到中村将来要回国而作罢。

1949年,只是连级(大尉)干部的中村,在组织关照下与同在卫生系统的近藤清结婚,当时部队中只允许大校以上才可结婚,所在的医院破格提供了中村夫妇结婚的一切方便。

1954年5月,中村夫妇携两个在中国出生的女儿返回日本,在县政府谋到一份公职安顿下来后,中村开始力所能及地为那些回到日本谋生不便的老战友提供帮助。

1967年,鉴于当时回国的日本老兵生活都已安定,但留恋在四野时期形成的团队认同感却越来越强烈,中村率先开始联系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四野老战友,发起组织了“回想四野会”1970年3月,在富士宫市举行第1次正式成立会议后,“回想四野会”便每年1次地在日本各地轮番召开。

“回想四野会”最初会员达600余人,由于病、亡,现在只有120余人。1980年以后,为确认会员及报道中国老战友的消息,中村义光创办并发行了1年4次的“回想四野会报”季报,成为紧密联系往昔战友的纽带。

“回想四野会报”不但记叙会员们的活动和战争回忆,还积极评论时事热点新闻,尤其是关注如何加强中日两国的友谊。

中村义光除了发起“回想四野会”外,还组织了中日友好会、解放奖章授给事务局,并长期义务从事日本在华遗孤的寻找救济工作。

日本司机被选去为毛泽东专列开车

四野战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战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的138页-141页上,记载了四野初进东北时后勤系统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职员、日籍医生、护士的情况,含注解,总计876字。

他们当中最多的是医疗行业人员,东北1946年初就发生内战,急需医护人员,当时国共双方有日本侨民移送协定,后来发现,共产党方面移送过去的日本侨民不少被国民党军队留用,于是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也开始大规模留用日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著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事实上,共产党进入东北后,被吸收进来的日本侨民并非全部从军追随四野一路征战,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因解放区建设急需被分散到中国各地,规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被送抵甘肃天水,负责修建兰州到天水的铁路。1951年春,天兰线正式开始建设,1952年10月1日,在建国3周年时,天兰线提前8个月通车。抵达天水的这批日籍铁路技术人员,除了修建天兰线外,还有部分人员被抽调修建兰新铁路和山西铁路修建改造的工程中。

在日籍铁路技术人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四野29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吉冈以前是技术高超的火车司机,解放战争结束后,吉冈转业至地方,在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1953年毛泽东南巡,吉冈被上级交代一项意外的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返回北京时,担任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吉冈宽当时惊得目瞪口呆,今天,他依然将之视为此生最大荣誉。

我们为青春留在中国而自豪

中村先生在自述中坦承最初留下来并非情愿,只是因为别无选择的临时之计。尤其是并未打消对共产党的疑虑和恐惧。中村和那批加入中日混合武装集团的日本人被四野收留不久,因朝鲜族战友的揭发,那位曾担任土匪头目的前日本军官被枪决,不熟悉共产党政策的中村和另外两名日本人因恐惧而一起逃跑,但很快被追回。

民主批判会上,朴素的中国战友们纷纷主张应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处决,但当时的机关卫生部的首长伊海的一番话救了他们的命,也彻底改变了中村等人的看法,伊海说:“日本同志是不同国家的人,人情,风俗,习惯也不同,在语言不通的环境里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稍有误解便会给他们带来不安。指责他们的同时,更应该给他们反省的机会,让他们为中国革命发挥更大的力量。”

当年留下来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日本籍官兵,像中村一样非情愿的恐怕在多数。建设天兰线的铁路技术人员在中国刚解放时,就曾强烈要求回国,甚至发起了联合署名的“归国运动”。后来开出有固定住处、设立日本人子弟学校的保证,他们才安下心来。

但是,随着成为新中国建设者的一员,日籍官兵的情感完全与他们中国的战友融为一体。参加天水铁路建设的日籍人士回国后的第二年,便成立了“天水会”。

一位名叫小木曾博子的护士回忆,朝鲜战争暴发,她所属的部队奉命从湖南开赴丹东,但所有日本籍战士一律在原地待命或转到地方建制,14岁就参加四野征战全国的博子想不通为什么她就不允许跟随部队转移。

几乎所有归国日本老战友都会在回忆中强调当年解放军的纪律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日本媒体。

中村义光今天还能熟练地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旧日本军队也有类似的纪律规定,但从来不像共产党军队这样当真。而且,经历过日本军队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厉的体罚的人,再加入共产党军队,会有异常巨大的反差感受。

与中国相似,当年大量日本人参加解放军的历史也是近些年才被正面关注,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被留用的日本人》专题片,被采访到的当年解放军老兵们,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的那段历史时,几无例外的回答是:现在我为参加了中国革命而骄傲,为青春奉献给了中国而自豪。

对一生的影响,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在留用的过程中,我的人生观得以形成。我们和农民在一起,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奔波。人民解放军教会了我应该做什么。留在我脑子里的不是现在的中国而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

如果不知道这些日本老兵回国后,在漫长的中日特殊关系时期的委屈,可能无法充分理解这些人为什么对中国怀有那样深沉的情愫。

1990年4月,我在陪同“第一次回娘家访问团”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参观回来,这些前辈战友们就早早熄灯就寝,房间一齐闭灯,招待所死一般沉寂,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后来和老战友们谈心才知道,这是他们回国几十年养成的特殊习惯。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日籍人员,归国后处于日本警视厅和各种组织的监视之下,有的人找不到工作,有的受到上司和同事的猜疑。

中村义光回日本30年不讲中国话,不敢写中国字。当他快退休前义务参与到对中国日本孤儿救助工作时,那流利的汉语,娟秀的中文使厚生省的官员们大吃一惊。

小木曾博子28岁那年回国,到家第一天,来了5个警察,询问她在解放军中是否被强奸,博子愤怒地回答:“解放军与日本军队不一样,他们绝不会干那样的事!”

中村义光希望周恩来帮助兑现诺言

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回国时,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态度,出于保护这批日本战友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决定收回他们珍藏的各种中国解放纪念章、军功章,并说明将来条件允许,环境变好了将发还他们的这些奖章。

1972年9月30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天,中村义光就提笔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补发或归还这些珍贵的奖章。他在信中说:“突然给总理同志写信,请原谅我的失礼。1972年9月29日,那是我们1953年5月12日从上海港返回舞鹤港以来,苦苦等待19年中日建交的一天。因为,我们从中国返回日本以来,19年来一直被歧视的生活中稍稍被解放出来,期待着至少能够过上光明的生活。

“离开中国时,中国政府保管、回收了曾经发给我们的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及对个别人发放的西北,海南岛)等解放纪念章。现希望能够按约定,把这些纪念章再次交给我们这些同志。这纪念章应该是我们为中国革命付出的青春奖赏。我们绝对不会要求特权与养老金,而是希望现在毫无顾忌地向子孙讲述我们曾是在中国工作过的,是伟大革命的一部分的参与者这一事实当作话题,当作最大的骄傲。”

第一封信发出后,中村和战友们又历经9年时间反复申请和要求,中国方面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补发当年收回的奖章和纪念章。由于历经文革的动乱,许多单位保存的奖章已不复存在。经各方面努力,按原样制作数千枚补发给日本战友,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和热切愿望。

制作完成后,两箱由当年受中国空军之邀来华访问的原四野东北航校教官、《航七会》会长林弥一郎乘飞机带回日本,另两箱则用船运回日本交给“回想四野会”事务局局长中村义光,随后“回想四野会”组成了“中国解放纪念奖章授给事务局”。中村义光担任授给局长。经过极端认真地核发、登记会员、发表调查,审查合格后方开始分发,除病亡,联系不上者外,共1560名日本战友重获证章。

1982年5月25日,日本歧山会馆的“回想四野会”聚会上,这些年过半百的老人们身着整齐的正装,佩上了久别的各种解放纪念章,洋溢着无比的荣耀和自豪。这是他们人生中难忘的经历和殊荣。

自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这些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日本老兵已到垂暮之年,他们怀念中国,怀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怀念在第四野战军渡过的日日夜夜,认为那是他们的“再生之地”。他们先后在日本成立了“中日友好和平会”、“回想四野会”、“航七会”、“洛阳战友会”、“鸡公山战友会”、“长城友好会”等十几个日中友好组织,从事中日友好活动。

自九十年代以来,以中村义光为首的“回想四野会”先后组织了四次“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日本籍官兵回娘家访问团”。1998年国防部长迟浩田率军事代表访日,特意邀请“回想四野会”会长中村义光等老朋友来中国大使馆做客。

日籍官兵参加解放军,是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也是无意中谱就的中日民间友好的插曲。今天,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当年周恩来总理说的那些话和背后的历史,当让更多人知道。

转自《光冕传媒》

 

 

瞒天过海!林彪的四野中有多少日本关东军

根据侵华日军的军官回忆录记载,当年不但有十几万朝鲜人部队加入了林彪的四野,而且还有大批日本关东军被改编成东北野战军。中共在60万关东军中搞了个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分人的代价换取大部分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间非常重视责任感,他们误认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团队中的精英和骨干便要求留下,换取大部分袍泽的平安归国。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加藤认为,据他们周密调查,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共军在前线工作,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

不过这只是一部分,被苏军俘虏关押在苏联境内的日本关东军还有近五十万部队,当林彪部队最危急的时候,已经被国军撵的快逃进苏联国境,苏联在联合国和美国一起通过一项决议,让国民政府立即停战,国共双方搞谈判(苏联的意思也就是不允许国民政府在自己的家门口“胡搞”)。谈判当然只是苏联一时的缓兵之计,等国军发现上当了再次发起进攻,发觉打不动了,林彪的部队好像个个吃了蚁力神,大力丸之类的仙药,战斗力不但大增,武器也焕然一新。战斗力增强主要是苏联把关集中营里劳动的日本关东军改编了二十万加入林彪的野战军,并威胁这些日本朋友如果在战场上逃跑,就把剩下的几十万皇军集体处死!武器用的全是苏联红军的装备,只有军装是共军的,于是国军悲剧,共军反攻。东北野战军中究竟有多少改编的日军,现在要搞清楚可能已经非常困难,毕竟已经过去了快七十年。不过在日本有个四野战友联谊会,这个联谊会每年都在搞活动,一大帮当年在中国战斗过的日本皇军聚在一起回忆当年在中国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打国军打的太爽了,皇军当年没做到居然跟着共军做到了。

有个四野联谊会的日本军官兵头义清说: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十多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当听说北京有个38军战友会时,兵头义清透露日本也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一万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

在东北,中共的技术兵种几乎都是外国人,因为培训起来需要时间,而从山东带过来的十万土八路几乎都是文盲,给他们扫盲都需要大量时间,不要说让他们去开飞机驾驶坦克,操作野战火炮也有困难。刚好日本关东军的素质就相当高,于是改编了一大批,其中还有几万中共最早的铁道兵。但消灭东北国军的主力,还有大批苏联红军的参与。

在东北,几十万国军主力的覆灭,苏军出了大力。辽沈战役,作战计划早在半年前在莫斯科就制定了出来,6月,以科瓦廖夫为首的二十一人苏联专家小组启程到达中国东北。表面看廖是铁路运输部门负责人,实际上他是苏联任命的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也是辽沈战役的战场总指挥,受命指挥所有中苏部队。

这时战场上的形势已经逆转,从装备上、人员数量上共军辽沈战役准备阶段,更悲剧的是,苏联把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元武器中的40亿美元的重型武器,全部装备了四野,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国军因为美国武器禁运政策导致所用的美式武器缺乏弹药,不得不拿起库存的日本三八大盖,推出了日军的山炮搞防守,而四野清一色美式装备——美国坦克、装甲车、美国榴弹炮,美国四轮卡车。而且为了方便指挥全军,苏联顾问配置到四野营一级单位,所有顾问直接听命科瓦廖夫的苏联作战指挥部,这些人都是久历苏德战争的苏联军官,都远远优于国军。

来看一组数据,从二战开始的1938年到1949年,美国各种类型援助总和30亿美元。而其中对华武器援助只有8亿美元,而且这些武器装备大部分都用于二战中对日战场。1946年6月26日,中国内战爆发。1946年底,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停战建议下对华实施军火禁运,直到1948年11月才解除武器军火禁运,而解除武器禁运后,首批少量武器运抵中国港口已经是半年过后的事情,也就是1949年6月,而共军渡江战役在1949年6月2日结束。

看完悲惨的国军,来看看共军方面: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莫斯科通过外蒙和新疆为中共秘密运送了数万支枪械。苏联红军于1945、1947年又两次将日本关东军的70万支枪械(其中20万支来自驻朝日军)交给了中共。据原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分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这些来自欧洲的枪械是通过北朝鲜运进东北,最繁忙时,东北车站里德制军火堆积如山,往往一车卸完另一车又接着进站。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但从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个步兵师。

不过斯大林还是不放心基本是文盲组成的林彪东北野战军的战斗力,命令苏联红军直接参战。辽沈战役是苏联将领亲自指挥,以苏联军队为主体的加中共军队的混合军队完成的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因,就是苏联精锐的步兵、空军、装甲、炮兵,甚至海军的全面参战,导致国军被完全击败。例如锦州之战完全由苏军独立完成,四野的部队不过是战斗结束后帮忙打扫了一下战场。

以后苏军又混编进四野,一路打进关去,被俘的国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贴身卫士在牢中交待说他在被押到城墙上的一路,从共军攻城的尸体看到技术兵种中有很多穿着共军军服的黄头发的苏联阵亡士兵。14万日军,10万朝鲜军,10余万关内干部以及数万伪满军,构成一支强大的日俄联军。而中共在三大战役中基本还是使用红军的那套打法,也就是人海战术。如果没有苏军、日军、朝军的强大支援,没有他们驾驶的坦克、飞机、大炮、火车、卡车助阵,仅靠共军根本不可能歼灭几十万国军精锐部队。

据国军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徐州办事处处长姚立夫记述:“当碾庄战幕即启,一时炮声震天,爆炸声此起彼伏,黄伯韬7万余众被迫于共军的人海战术之下。当炮声隆隆过后,照例是震人心弦的冲锋号声,潮水般的人海,一股一股地涌向我军所扼守的各据点,在黑夜冲杀中,照明弹不停地大放光芒,照映着穿着灰色土布棉军服、胸前挂满手榴弹、拚命前冲的士兵们。国军据守在碉堡内,一待人潮涌近,便集中火力扫射,眼看着一排排的战士倒了下去,又一排排地冲了上来。这种前仆后继的人海,任凭你火力如何充足,火网如何密集,也有着死不完的人来和你的枪弹相拼。

但奇怪的是,在那些阵亡的共军尸体上,却很少见到有肩负皮囊、手持短枪或冲锋枪的,甚至连步枪也见不到一支,似乎都是徒手。当这些勇士们冲进国军的碉堡,雨点般的手榴弹便纷纷投进碉堡,那一簇簇的火花,映着地面上激起的黄土,真乃血肉与炮弹齐飞,泥沙共烟雾一色,在青白色的照明弹的余辉下,构成一幅悲壮的战地图画。有一些碉堡内的国军面临一个极大的困难,即阵亡的共军尸体渐渐地竟成为一座尸墙,遮断了碉堡内国军的视线,以致正面火力无法发挥效能……。

共军知道人海战术奏效,此时精锐部队,倾巢而出,在步炮配合下,发起总攻。一时炮火震天,杀声遍野。国军士兵则以尸墙作掩护,无奈敌不过四面八方汹涌冲过来的人潮。也有很多机枪射手们从未见过如此的场面,杀人而杀得令自己害怕和恶心,经过了一次次冲杀,很多机枪射手都换成了军官,因为颇多的士兵受不了这样的精神压迫。

这种人海战术是以付出大批生命为代价的,东北1946年光复时统计有5千7百万人口,而到了1949年毛登上天安门,人口下降到了3千5百万,这两千万人口哪里去了,莫非都移民俄国了?可以说三大战役都是苏联人策划、指挥的,斯大林可以被称为中国“解放”之父,而不是土毛。毛1948年还说要打垮国民党起码还要五年,没多久改口说看起来用一年就可实现,原因就是他的解放军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又有日、朝、苏军的加入,才能一路势如破竹。

 

 

国共内战时期,东北的许多朝鲜人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至1949年5月初,其规模已达3个师。此时,毛泽东同意将这3个师移交给朝鲜,其中两个师在7月到达朝鲜,另一个师从1950年1月末开始整编为一个师和一个团,在同年3月至4月间移交给朝鲜。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编入朝鲜人民军,使当时只有3个师、1个团和2个边境保安旅编制的朝鲜军队实力瞬时大增。1950年6月25日,亦即这3个师被交给朝鲜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战争初期,与韩国作战的朝鲜人民军共21个步兵团,其中10个团是由中国移交给朝鲜的部队组建的。许多朝鲜人民军的高级指挥员包括总参谋长姜健、2个军长以及6个师长都在中国东北经历过同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在朝鲜战争中他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朝鲜人部队的入朝与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些部队的回朝被视为中国积极帮助朝鲜进攻韩国的证据。

著名朝鲜战争专家布鲁斯库明斯(Bruce Cummings)认为,就朝鲜战争爆发而言,中国的作用和影响比苏联大。他甚至认为,朝鲜战争之所以没有在1950年6月以前爆发,是因为在中国南部及海南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朝鲜人精锐部队还没有回国。他还认为,从1946年底起,朝鲜开始派遣数万名朝鲜人部队,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同国民党战斗,特别是在朝鲜将军金策的指挥下,大约3万朝鲜部队于1947年4月进驻满洲。1948年2月,战斗力很强的李红光支队大约1万人回到朝鲜并成为朝鲜人民军的骨干力量。此后,1949年7月至10月大约3万至4万、1950年2月至3月大约4万至5万兵力陆续回到朝鲜。从1948年到1950年秋,在中国参加战斗的朝鲜部队陆续回国,其总数在7.5万至10万人之间。还有些学者根据当时驻韩国美军的《每日情报》G-2报告,认为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朝鲜向中国直接派遣了部队。1947年3月到5月间集中派遣的兵力达到3万人,再加上东北的朝鲜义勇军,由朝鲜人组建的部队共计7.7万至12.7万人之间。

朝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奔赴北京,寻求毛以及中国的支持。毛允诺特使金一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3个朝鲜人师,其中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中国会随时准备把这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朝鲜政府。如果朝鲜同志现在不需要这两个师,那么我们可以负责训练和保障这些部队。另一个师正在长江以南地区作战,等作战行动结束后才能调回。首先在1949年5月17日,第 164 师、第 166 师先后返回朝鲜,分别被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5师和第6师。1950年4月8日,已经完成作战任务的156师也从江南调回了朝鲜,被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4师。6 月 10 日,军委铁道兵团所属的朝鲜人部队 3200余人,编为暂编独立团返回朝鲜。8月1日,东北军区的 3100 余名朝鲜人官兵返回朝鲜,整编为第 10 师。就这样,朝鲜人民军中4野出身的士兵,已经达到5万人之多。而当时朝鲜进攻韩国的所有兵力,也不过8万人。可以说,朝鲜前期的战果,完全是由来自4野的百战勇士打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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