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文化蓝图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大戏，走马灯转，起伏汹涌。比起剧院中演出的戏，这一部世界史更似铺展在天地之间的一幕幕好戏连台的大戏。在这千秋万代而不绝的戏剧和换装登场的生旦净末中，有些大戏或是角儿来的更是引人入胜。他们溶入后世的生活，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们成为文明的缔造者。

在这儿，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和这时代叫人难忘的人们。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由于种种原因，伟大的路易十四时代曾经试图成就而最终未能完成的，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完成。也就是说，这一场大戏跨越整整300年，一直延伸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天赐之子

路易十四的诞生有如一个奇迹。似乎是这样：老天选择了一个天赐的时机，把他安放在一座特地为他而搭建的舞台上。

在路易十四降生前约40年，他的祖父亨利四世才把法兰西从长年战乱的废墟中拉拔起来。百姓口中的好王亨利曾这么说：“交到我手中的法兰西已近乎毁灭，对法国人而言法兰西可以说已不复存在。”

在他的父亲路易十三统治期间，法国经历了牵连欧洲多国的30年战争，终于击败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崛起。然而一个咒诅在这胜利上蒙了一层阴影：路易十三和西班牙公主奥地利的安娜结婚后23年一直没有子嗣。当小路易十四终于诞生时，整个波旁王朝欣喜若狂。这婴孩被视为一个迟来的礼物，人们叫他“神赐之子”。

1643年，4岁半的小路易被母后抱上了宝座，成为法兰西国王。在一幅画像中，小路易披着及肩的金色卷发，身穿美丽的玫瑰色铠甲，一双蓝眼睛温柔地望出来，稚嫩的脸颊高贵而又甜美。谁也不曾料到这名小国王将成长为一名自信的英主，统治法兰西四分之三个世纪，成为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他的文化疆域远远超出了法兰西，覆盖了整个欧洲。

路易十四拥有足以在欧洲王室中称傲的血统。他的父亲路易十三是波旁王朝的国王，他的祖父亨利四世仁慈而又热情，为波旁王朝打下坚实的基础。他的外祖父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三世，而在当时，西班牙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强权。

小路易母系的血统更是显赫：母后奥地利的安娜是西班牙公主，祖母是意大利美帝奇家族的玛丽美帝奇（Marie de Medici），外曾祖母则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的女儿。此外，小路易的血液中还流着奥地利、巴伐利亚王室的高贵血统。

路易十四的血缘一直往上溯，可以追溯到阿奎但国王：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这一位虔敬的国王是查理曼大帝的儿子，而查理曼大帝不但奠定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基础，也被尊为基督教世界的保护者。在这血缘的牵系下，日后路易十四不惜长年征战，正是为了重建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另外，路易十四力图建立纯正的天主教王国也和这血缘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遥远的血缘赋予了路易十四牢不可破的对于建立崇高王国的信念。

这名神赐的婴孩聚集了欧洲最尊贵的血统，在他的父亲和祖父打下的坚实基础上，他开拓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直到现在，人们提起那个奇妙的时代，宛如一座无法复制的冠冕。

太阳王的传奇

从父亲路易十三手中，小路易继承了一个刚刚在欧洲崛起的法兰西。他在位的前18年由母后和红衣主教玛萨林代理政事，其间发生了投石党叛乱，小路易匆匆逃离巴黎，颠沛在自己的国土上。然而体内流淌着高贵血统的小国王有着不可侵犯的自信。很早，少年路易十四展露了天赋的异禀。

1653年，15岁的路易十四身穿罗马战裙，头戴象征太阳光芒的彩羽大冠，站立在一架移动的台子上，升上了舞台。在四面八方芭蕾舞演员的众星拱月下，他漫移庄严的腿臂，指引着乾坤日月移转：黑暗向后撤退，光明到临。这是太阳神阿波罗，艺术的守护神，光明的神祇。

从这一刻开始，坐在观众席中仰望着善舞的太阳王的母后和众近臣王亲知道，此后带领法兰西的，是一位不同于所有以往君主的英君。

从他24岁亲政起，路易十四展现了不容反抗的威仪。在《路易十四时代》中，伏尔泰描绘了风华正茂的路易十四打完猎从马背上下来，一身猎装，脚蹬大皮靴，手执皮鞭大跨步走入最高法院，以尊贵的语调和姿势，威严地对在场的法官说：“我的敕令不是让你们讨论的。我命令你们停止讨论我的敕令。首席法官先生，我禁止你准许召开这类会议，禁止你们之间任何人要求开这类会议。”三年后，路易十四说的话就更斩钉截铁了：“你们以为国家是你们的吗？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

甜美的小法王长成了一名公正自信的国王。宫廷女官莫特维尔夫人曾说：“在公正、仁厚、宽大、自律、严明方面，当代与历代所有的君王都赶不上路易十四。”在圣西蒙的回忆录以及流传下来的多本传记中也记载了路易十四在感情上的节制，以及他对待臣民的宽厚和善、在言语上的智慧和谨慎。由他同时代的人见证的路易十四和今天在流行文化中流传的路易十四天差地别，几乎可以说是不同的两个人。

在路易十四继承的血统中包含了意大利的华丽性格、法国多情浪漫的艺术气质、西班牙的英武和虔诚。他的父亲路易十三多才多艺：他会弹奏鲁特琴、作曲、设计舞蹈服装；和当时的贵族一样，他登上舞台跳芭蕾舞。路易十四继承了父亲在艺术上的禀赋，并把它推展到极致。在他的宫廷中，巴洛克音乐、莫里哀的讽世喜剧、古典主义绘画和成熟中的芭蕾交织着，打造了一个艺术的宫殿。在对应着天体星系的凡尔赛宫，臣子贵族的举止优雅，衣袍典美，而在国王与外国使节之间的礼仪更是优美有如舞蹈。

很快人们就发现，路易十四的宫廷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这样的吸引力在欧洲还没出现过。

从他登台扮演阿波罗开始，路易十四获得了太阳王的称号。这一荣耀的称号施在他身上不是偶然。在他赢得的许多赞词中，歌德是这么说的：“他是自然造就的帝王中的完美样本。”

缔造一个时代

路易十四在位期间前后被伏尔泰称为路易十四时代，又唤作“伟大世纪（le grand siècle）”。在这期间，人类从思想到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不知不觉中，骁勇好战、粗鲁野蛮的欧罗巴蜕变为彬彬有礼、文化荟萃的欧洲。这变化的旋风中心正是巴黎——当时欧洲的首都，以及全欧洲贵族艳羡的凡尔赛宫。

路易十四时代最吸引人的，或许，是创造了这个时代的人们。生活在这时代晚期的伏尔泰这么说：“大自然似乎乐于在法国产生各个艺术领域里最伟大的人物，并在宫廷里聚集最漂亮、身材最优美的男女。国王健壮的身材、威严俊美的容貌又胜过所有的群臣。他的声音庄严动人，赢得人心，但他在场时又令人生畏。他有一种独特的风度举止，这种举止只和他本人及他的地位相称。”

对于自身时代的重要性，生活在路易十四时代的人们有一种自觉。他们似乎知道自己将在时间中留下印记：罗浮宫、凡尔赛宫，一栋栋华伟的建筑，布满了雕像和花园的巴黎，机智优雅的法语，男子头上戴的长又卷的假发，都将为那个时代留下趣味横生的见证。

无论在文化艺术、政治和社会习俗上，这个伟大世纪都刻下了印记。在曾经是贵族拥权自立的法国，路易十四确立了绝对君主制的典范，并且促成了欧洲大陆民族国家的形成。另外，他大力推动了古典主义，并以古典艺术的优雅内涵改变了当时人的风貌。同时，在太阳王的推动下，形成了欧洲知识共和国。这是一个人类思想取得最大进步的时代，也是欧洲人学会了礼仪文化、学会了如何以人的形象生活的时代。打造一整个正在成形的欧洲，正是太阳王的光荣伟业。

失落的文化蓝图

一如中世纪的唐朝盛世，路易十四时代蕴藏了许多叫人惊艳的事迹。它的舞台横跨整个欧洲，演员包括了新兴的现代欧洲各王国不同领域中的人物，更深入了新世界亚美利坚、黑暗非洲和神秘的东方。在那一切充满了可能，也充满了天真和好奇的时代，太阳王派出无数名使者，其中一批人抵达了当时东方最强盛的中华帝国。不久，出现了一段史上的佳话：欧洲百年中国热。这是太阳王和康熙大帝合手催生的，东西方文明绚丽的交会。

路易十四时代的伟大正是在于它把东西方两个迥异的世界连接了起来。不久我们就要发现，打造这一座桥梁的路易十四对于这世界有着奇妙的、不为人知的蓝图。以少有的热情和勤奋，在他统治法兰西的72年中，他把心中的蓝图一一实践。虽然在生命的晚期，路易十四遭遇了接连的挫败，在他逝世之后300年间发生的巨变更是打乱了他悉心的筹划，然而没有人能否认，在这场时代大戏的中心是太阳王。正如一个金黄太阳，他的光芒从法兰西辐射出去，遍照整个欧洲，更照射到了东方的古老帝国。

路易十四时代身处现代潮流汹涌而来的前夕，也身处世界思潮的交叉路口。太阳王不在世300年间，他所擘画的人类文明的蓝图已遗失在时间之中。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这张失去的蓝图意味着什么？在我们和路易十四时代之间，为什么横跨着一座难以跨越的深渊？当人们褪下随意的便装，穿上300年前人们穿的天鹅绒袍服步入金银打造的凡尔赛宫，这一切，难道又仅仅是一场时间大河中逆向而行的梦境？

在不远处森林的环绕下，有一座布置成中世纪场景的椭圆形场地。上百位贵族装扮成中世纪的骑士，手上持着刻着金色诗句的盾牌和徽像，骑在骏马上浩浩荡荡地踏蹄而入。场外，王后和贵妇们在拱门下观看这古味盎然的演出，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射到穿一身华丽的红宝石色软甲、头戴高冠、无比尊贵的国王身上。那一年，路易十四25岁，他亲政已三年。

在这浩大的骑士纵队之后是一辆高大的镀金太阳神马车，金马车后边是由人和奇兽、花树果实组成的方阵。这些方阵分别是：金银铜铁四个时代、运行的天体、四季以及时辰。当这浩大的队伍穿过凡尔赛宫花园时，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式揭开了序幕。

夜幕降临，四千支蜡烛点燃，把园中的花树照亮，恍如白昼。两百名仆人打扮成森林之神、林中仙女，或是牧人、摘葡萄的人，把来自山林大地的佳肴美酒送上宴席。在庆宴的高潮，缓缓升起一座半圆形的戏台。

这是1664年。为了庆祝拓建凡尔赛宫工程揭幕，这一场庆典持续了六天。在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更从来没有想像过的梦幻传奇、芭蕾喜剧、音乐、奇兽，还有燃亮了夜空和群树的烟火一波接一波的撞击下，受邀前来参观庆典的六百名法兰西贵族和众臣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预感：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朝代即将展开。年轻的国王以无比的信心和气魄，向他们展开了一幅恢弘的，没有人敢想像的文化图卷。

地上的凡尔赛宫

1682年，太阳王把宫庭移入还在建造中的凡尔赛宫。推开雕刻太阳光芒的大门，穿过千百座雕塑、喷泉，进入一间间以土星、水星、金星命名的大厅。天青色穹顶上到处飞翔着带翼的天使，戴金头盔的小天使拖着剑，奥林匹克山上的诸神也一一降临。一切依稀似幻，像是谁把遥远的天体放入了这座地上的宫殿。

一条王家大运河穿过庭院南北轴。在运河尽头的大水池中，阿波罗驾驶太阳战车驶出水面——这是一天的开始，太阳神驾着壮丽的群马驶过天穹，把光明照向大地。

仿佛是为了提醒人们：我们的家园不在地上，而在遥远的天上。这一座耗费心血搭建的凡尔赛宫把遥远的天体和诸神一一放回了人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送给世人最慷慨的礼物。

在太阳王的意志下，来自各国的艺术家创造了一座座雕像，一幅幅描绘人间天上场景的油画——凡尔赛宫成了艺术家们一展才华的大舞台。丰盛的艺术作品倾巢而出，又和花园中拂动的树荫、廊柱、镜厅中的金色玻璃融为一体。

作为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君王，路易十四把凡尔赛宫的大门敞开，让百姓自由进入，他们唯一需要的门票是头上戴一顶礼帽，腰间配一柄剑。在这不可思议的庭院中徜徉的时候，运气好的话，他们可能会遇到戴一顶华丽的大圆帽、帽上插着彩色大羽毛、举止优雅的国王，这时他们可以向他请愿。路易十四有一个心愿：奢华的凡尔赛宫不仅是王家的，也是百姓的。

太阳王正在把对法兰西的骄傲植入人民的心中。不久人们就发现，昔日被意大利视为野蛮的法兰西正在蜕变成整个欧洲仿效的文化大国。

宫廷中的舞育

正如同希腊罗马时代的男子每天去竞技场角力，在路易十四的宫廷中，每周至少举行一次化装舞会。对那时的人们来说，人的身体宛如一件需要悉心守护的艺术品，人体的平衡、旋转、手足在空间中如何移动，都体现出一个人内在的品质。每天早晨，国王在骑马课后学习舞蹈。很自然的，贵族们也开始把舞蹈视为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那时的人们，舞蹈体现了远古人们的理想特质，如智慧、勇气、和谐、节制。凡尔赛宫花园中随处可见的雕像不是偶然出现的：当时的人们以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为理想的人格，努力完善着自身。而他们所跳的舞，可以想见，也是庄重而又典雅的，努力朝着神性趋近。

在舞会上，近臣们必须展现自己对每一支舞蹈的娴熟。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优美的风姿外，还需要敏锐的心智，因为路易十四朝廷的社交舞是不亚于专业舞蹈的高难度舞蹈。舞会上，当在国王和全体宫廷王族面前，贵族们一对对两相对舞，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都展现在众人审判式的视线下。圣西蒙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一个舞姿特别笨拙的人，在舞会中成了众人的笑柄，众人围着他瞅、拍起手来，闹成一团。 “很快，他一溜烟儿消失了。好一阵子都没再出现在人们眼前。”

在法兰西，仅仅是一个屈膝躬身而拜，仅仅是两腿一前一后站立，都深深透露超出礼仪之上的内涵。对于来到路易十四宫廷中的各国使节，法兰西贵族和臣子们优雅的举止、谈吐，他们华贵的衣饰、他们躬身而拜、进退如舞的礼仪，都叫他们暗自感到震惊。在一幅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会见路易十四的版画中，我们清楚地看见整个法兰西朝廷显现出来的气度是如此优越，和那来自远方的客人不可同日而语。难怪许多欧洲的君主都把法语放入了贵族学校的课程里，并以法语为宫廷中的官方语言。

直到国王将芭蕾开放给民间之前，芭蕾是贵族的专利，也是他们必须吸收的肢体语言。路易十四曾失望地表示自己的近臣没能把跳好芭蕾这件事认真对待。1661年，他成立了王家舞蹈学院，把源自于意大利的芭蕾简单的舞步逐渐发展成熟，并在以后三百年间成为展现人体美极致、世界舞蹈中登峰造极、独一无二的舞蹈体系。

太阳王的芭蕾传奇还不止这些。巴哈在吕内堡做学生时经常听一个来自法国的乐团演奏路易十四宫廷芭蕾的音乐，学会了法国音乐家的技巧。他和魏玛的同侪抄写法国音乐家的曲谱，而一些在路易十四宫廷里向宫廷乐正卢利学习的德国音乐家把法国式序曲引入了德国音乐中。日后，巴哈、韩德尔、珀塞尔（Henry Purcell）等人创作的乐曲开启了巴洛克音乐的全盛时期。

另外，卢利在歌剧中加入合唱和芭蕾，开创了法国歌剧的新形式。莫里哀的喜剧则和芭蕾及音乐结合，形成一种当时十分时髦的艺术形式。从音乐、戏剧、舞蹈到文学，法兰西的天才寻索着艺术无穷尽的可能。

与艺术文化上的创新平行，围绕着太阳王，一连串化学作用发生了。拥权自立、桀骜不驯的臣子在国王的威严下一一驯服，以得到国王的恩宠为荣。他们住入有七百多间房间、100顷园林围绕的凡尔赛宫，迎接国王每天起床的第一句话、第一个视线。路易十四以文化、礼仪和荣誉收服了国土上的王亲贵族。如果我们记得他年幼时投石党的叛变，路易十四精心筹划的这场《驯悍记》就更显出它的智慧和必要。

“上帝使你成为国王。只要你有良好的意愿，他将给你必须的智慧。”这是路易十四留给他的后裔的训诫。毫无疑问，太阳王来自于天的智慧很少有帝王能企及。我们看见，法兰西的绝对君主制是建立在一个巧妙的文化机制上，并和整体国家古典主义的氛围结合为一。

莫里哀，莫里哀

如果没有莫里哀创作的《伪君子》、《无病呻吟》、《布尔乔亚绅士》等这些讽世喜剧，凡尔赛宫的各种庆典将失去坚实的核心。在凡尔赛宫花园中升起的半圆形剧场舞台上，人性光怪陆离的面目被揭发，又在爆发的笑声中获得了洗涤。

莫里哀年轻时随剧团四处流浪，曾因团务负债而下狱。在巴黎，他赢得了路易十四的激赏。1664年那一场创世纪的庆典中，他的两出喜剧芭蕾挑起了大梁。他主持的剧团成为国王剧团，在巴黎王家剧院中演出。莫里哀犀利的讽刺剧戳破了人们的面具，揭穿了那时宗教界人士的虚伪和装腔作势的上流社会。在莫里哀貌似玩世、即兴的戏剧中，人们的弄虚作假被放在聚光灯下，而他也成了卫道之士的箭靶。为了庇护莫里哀，路易十四成了莫里哀的保护者和赞助人。

为了节省开支，莫里哀时常抱病演出。患肺结核的他抱病饰演《无病呻吟》中的主人翁，以观众如雷的笑声掩盖自己剧烈的咳嗽。演出中，他在一阵突发的咯血中倒下，但坚持把戏演完。戏一结束，莫里哀被人们送回家之后几个小时便溘然长逝。

在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表象下蕴藏着一颗要求人们生活在诚实中的心。唯其如此，凡尔赛宫的声誉才能流传到今天而不变色。在莫里哀戏剧性的人生中，我们看到了路易十四时代那贯穿每一个生命的、独特的流光溢彩。正是这样以全部生命努力生活、不惜付出所有的人物，谱写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欧洲艺术共和国

作为艺术的守护神，太阳王大量收集希腊罗马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1683年，迁入凡尔赛宫后的第二年，阿尔勒城把《阿尔勒的维纳斯》雕像献给了路易十四。同时，太阳王把罗浮宫的收藏大幅扩充，并向民众开放。现在，罗浮宫已成为世界四大美术馆之一。

此外，路易十四创建了王家音乐学院、科学院、天文台，以及第一座培育艺术人才的绘画雕刻学院（1663年），并把路易十三时创立的法兰西学院推上了高峰。这些学院不但和欧洲相互影响，并主导了此后欧洲的艺术及思潮。新古典主义大师大卫就是绘画学院培养出来的，而法兰西学院日后吸收的人才包括了改变时代思潮的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十分可观。

同时，路易十四把臂膀探入整个欧洲，以丰厚的奖金奖励及赞助各国的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对于太阳王，艺术是没有疆界的。他把各领域的一流人才揽入怀中，好让他们专心创造。

以路易十四为辐射的中心，凡尔赛宫和巴黎聚集了来自各国拔尖的人才，把热量辐射到整个欧洲。把法语锤炼成熟的诗人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和古典主义悲剧作家拉辛都是路易十四宫廷的史官，拉辛后来并成了国王的秘书。“国王第一画家”勒布杭负责凡尔赛宫镜厅的天顶壁画和所有的室内设计，奠定了华贵的路易十四风格。凡尔赛宫花园中的阿波罗喷泉是原籍意大利的雕刻家图比（Jean-Baptiste Tuby）创造的，而在近代名声鹊起的夏庞蒂埃（Marc-Antoine Charpentier）曾为国王的儿子谱曲，并为莫里哀的《无病呻吟》及其它戏剧谱写音乐。

在巴黎的众多天才中有一位集哲学家、数学家和外交家于一身的莱布尼兹。他有一个不寻常的外交任务：说服路易十四放弃攻打荷兰、德国，转而攻打埃及。身为来自德意志的使官，莱布尼兹不是路易十四最忠实的崇拜者，他却曾中肯地说过：“路易十四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王。”

这位26岁的通才来到太阳王的首都，在各强权暗中角力的外交界活动，并主动扮演了欧洲各学者之间的桥梁。不久我们发现，在即将展开的一场世界史大戏中，这位有着无限奇思妙想、勇于把理想实践的哲学家扮演了宛如催化剂一般的角色，画下了最生动也最珍贵的笔触。

法兰西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艺术文化的领军。在路易十四的大力推动下，从语言、艺术到精神思想，一个“欧洲艺术知识共和国”悄悄成形。即使各国间为了宗教、王位继承权依然征战不已，然而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知识上，在太阳王的热力下，欧罗巴形成一个水乳交融的共同体。

在此时，人类的理性已臻成熟。文艺复兴时代依然显得贫瘠的社会整体精神面貌和表象已在文化法兰西的潜移默化下悄然蜕变。以全新的面貌，欧罗巴跃上人类文明的舞台。

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法国充满了路易十四留下的印记。他开疆辟土开拓出来的自然屏障：庇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莱茵河，和地中海一起守护了这有着欧洲高贵血统的王国。

太阳王留下的印记远远不止于此。从文化、语言到生活，太阳王都为现代法国、为人类文明留下了久远的印记。他不仅打造了文化欧洲，也为现代生活描绘了一个雏形。从时尚、弹簧马车、白面包到刊物，路易十四时代留下的足迹叫人惊艳。可以这么说：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穿透后现代数码科技的表象，无论在艺术或生活上，我们是太阳王遗产的继承人。

作为一座城市，巴黎是太阳王留下的最大的遗产。路易十四梦想着把巴黎建造成一座新罗马。罗马——西方文明的诞生地之一，第一个世界级大都会，文化及艺术的世界中心，永恒的城市，世界的首都。十七世纪，当太阳王开始改造巴黎时，这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城。

很难想像人们对一个城市能这么着迷。今天的法国是全世界最多游人到访的地方，而对于许多人，“巴黎”这两个法语音节流溢出一种迷人的磁力。

300年前，巴黎依然是一个中世纪的城市。街道狭窄弯曲，矮房子随意地挤在一起，空气不流通，街角传来一阵阵扑鼻的朽味，缺乏卫生设备和新鲜的水，人们在塞纳河边洗衣裳、洗澡，河水污浊发出气味。夜里黑漆一片，暗藏着危险和罪行。然而就像路易十四坚持在沼泽地上建起凡尔赛宫，就像在他亲政初期，凡尔赛宫的第一场庆典上点燃了一幕幕耀目的传奇和烟火，把天穹和树桠燃亮，现在，顶一头蓬松的褐色长发，如一头雄狮的年轻路易展现了叫人讶异的意志力和想像力。

他下令打掉巴黎的旧城墙，把窄小曲折的街道扩宽，街面铺上整齐的砖石。一寸一寸，宽阔的街道铺好了，大道两旁种上树木。那时，全欧洲的城市还没有像巴黎这样宽阔平坦的大道，就是罗马的街道也远不及巴黎铺的这般平整。为了让巴黎成为适合人居住之地，四处建起了桥梁和宽阔的广场。

1661年左右，巴黎发明有弹簧和玻璃的马车，不久就传遍欧洲。人们从街道上不时受惊仰颈嘶鸣的马儿背上爬下来，改乘舒适又摩登的马车。回想起没有弹簧的马车一路颠簸，带给长途跋涉的乘客那苦不堪言的折磨，对于人类在陆地上的交通，弹簧马车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1667年，巴黎黑暗的街道上燃起了第一盏油灯。然后，全城安上五千盏街灯，巴黎把夜的大门打开，人们可以在入夜后沿着街灯行走，把白天的活动延续。从此以后，夜里传出了笙歌和欢笑声。有些像是石器时代林地里燃起的一丛篝火，巴黎的街灯驱逐了黑暗。一直要到许多年后，欧洲的城市才开始仿效巴黎的照明设备。

驱逐了黑暗之后，国王下令在骚动不安的城市里派上24小时轮班的骑警和守卫巡守，并派人打扫街道。然后，像是在王冠上嵌上一颗颗宝石，巴黎街头竖起来一座座人类艺术的瑰宝：众神的雕像。

林荫大道上驰骋的马车，科学院庄严的圆顶，塞纳河左岸一列排开的文化建筑，河面上灯光的倒影：大地上，一座适合人类栖居的城池立起来了。

十七世纪的新生活

随着居住背景的改变，人们的生活也有了新的面貌。绅士淑女在高耸的王家剧院里观看戏剧，在林荫大道和广场上漫步；不知不觉中，人们变得高雅从容起来，社交生活也变得亲切而有文化教养。正如近臣们受到了路易十四宫廷礼仪的熏陶而不再桀骜无礼，原本好勇粗鲁的百姓也悄悄发生了某种不可预料的化学变化。他们散步在花木扶苏的广场上、花园中，穿过街角伫立的雕像，夜里不怕黑暗的吞噬。好似脱胎换骨似的，巴黎人成了有礼有节的文明人。

林荫大道上奔跑着时髦的马车，马车里坐着时尚的男女。巴黎呼吸著文明的气息，同时，一件接一件带领人类生活迈向现代化的发明被创造出来了。

1710年，巴黎商人尚马回斯Jean Marius 发明了可以收放的雨伞。此后，老天落下的雨水不能阻挡人们自在的行走，也不能阻挡人们每天的活动。也就是说，人生活的空间扩展了。手持鲜艳的绿雨伞、红雨伞，身穿长裙或礼服漫步在雨中的巴黎人可说是文明的一大新景象。

事实上，在这伟大的世纪里，人类的食衣住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细看路易十四时代的绘画中贵族们的穿着，我们明白在太阳王的宫廷中，现代人津津乐道的“时尚”是什么。长卷发，阔大的长袖子，华丽的宽饰带，长及膝盖、剪裁完美的衣摆，布料富丽堂皇的色彩和质感，加上贵族们优雅的姿势，紧腿袜中健美的一双腿，交织成了路易十四宫廷独特的美感。头一回，我们仿佛感觉到在这时尚的后面是一种难以模仿的气质。这些带有艺术品味的服饰似乎把人蜕变成了一件艺术品。整个太阳王的宫廷就弥漫着这样一种高贵的气质，告诉我们文化是什么，人是什么。

在国王的主导下，在上流社会，精制的白面包取代了粗糙的黑面包。国王亲自定下制作标准的马赛皂一直流传到今天，是为“古法”炼制的高级香皂。另外，罗马式的超级豪华型假发的流行不但改变了绅士淑女的外貌，也催生了美发师这个行业。在一幅风俗版画中，一位美发师站在手持一面镜子、坐着顾盼而笑的少年身后，为他整饰那一顶又卷又长的白色假发。在那崇尚美感的时代，出现了和今天类似的“发型季”的时尚现象。

让我们想像：这名清秀的少年顶一头泛香味的假发登上马车，马车慢驶过宽阔的林荫大道。从玻璃窗内望出来，两旁是婆娑的、在风中拂动的高树。不久，马车驶过罗浮宫。在这时，舞蹈学院、绘画雕刻学院、法兰西学院都已移入这座重新设计打造过、重生的老建筑，许多才华洋溢的艺术家、音乐家在太阳王的邀请下入住了宫殿一楼。如果这是一个有文艺倾向的少年，那么对他来说，在一个秋天驶过燃起油灯的罗浮宫，他的心里或许会浮出一丝淡淡的忧郁。

黄昏时分，他的马车来到了塞纳河边，不远处，是带着浓郁的古老气息的巴黎圣母院。少年的眼光不由自主地被河边一群马车伕吸引住。他们裸露短发，腰上围块粗布，油污的肥袖子卷高了，探出一双褐色的膀子。卸下重物的时候，下巴和脖子紧紧撑了起来。一个手臂上横着皱纹的、白发苍苍的马车伕蹲下身，一边刷淌一身白汗的马儿，一边和马儿低声咕哝着。一匹粗腿的栗色马仰颈打一串响鼻，劈嘴咧出一排大马齿，大口吞下石槽里的水。

塞纳河面上吹过来一袭夜风，少年登上马车，又一回穿过林荫大道。大道上，树影拂过一盏盏金黄的光晕。右侧，一座硕大的雕像转瞬即逝，那是骏马背上挥刀的太阳王。

社会生活的革命

“从黎塞留的晚年到路易十四死后的一段岁月中，和我们的政体一样，在我们的艺术、精神、习俗方面发生了一场全面的革命。”（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在知识上，欧洲同样发生了一场革命。

十七世纪的欧洲还没脱离巫术的阴影，行巫蛊的谣传甚至进入了国王的朝廷。1672年，路易十四下令停止法院受理对妖术的控告。逐渐的，理性破除了迷信的浓雾。随着巴黎成为一座文明的城市，中世纪女巫的阴影、百姓对宗教“圣物”荒唐可笑的癫狂逐渐被时间冲刷去。

1663年，路易十四下令废除决斗。这从11世纪欧洲就有的恶习夺取了许多正值英年的男子的生命。在这之后，欧洲的决斗大幅减少。虽然一直要到十八世纪后期，决斗才真正式微，对欧洲人告别野蛮走向理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转折点。

同时，每一座城市都盖起了医院。路易十四对医疗十分重视，他悉心培育医护人员，在需要卓越的外科治疗和手术时，欧洲人不惜远赴巴黎寻求医治。路易十四并在巴黎兴建一栋外形十分可观的“荣军院”，收纳了多年征战下来的四千多名年老多病的士兵。此外，王家图书馆的馆藏增加了三万册图书，为日后知识的发展奠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与此同时，巴黎成为欧洲出版书籍的中心。

一步一步，巴黎完善了一座文明城市的基础建设。荣耀的新罗马城出现了。

巴黎准备好自己，成为一座叫世界惊艳的舞台。这座舞台上出现了莱布尼兹、伏尔泰、莫里哀、库珀兰，以及后来改变人类历史轨道的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马车川流的大道，藏满了艺术瑰宝的罗浮宫、西郊的凡尔赛宫，宫中阿波罗沙龙里难以企及的太阳王，都使得巴黎成为当时全欧洲向往的首都。好比一块磁石，巴黎吸引来大量的菁英，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

在这欧洲的首都，巴洛克音乐在剧院中响起，莫里哀的喜剧引爆了阵阵的笑声。人们在贵妇人高雅的客厅中进行文雅的交谈；而在科学家聚集的沙龙，这些有着各种怪癖的学者激烈地辩论著笛卡尔的二元论，还有地球到底“像一个橘子还是一个西瓜。”在这座弥漫着浪漫的文化气息和自由思想的城市，来路各异的学者作家开启了启蒙运动的初期阶段。

十七世纪的巴黎还有另一个使命：为了成为世界的窗口，巴黎打扮着自己，以准备迎接来自遥远世界的另一端的尊荣的客人。

“在地上挖个洞，一直钻到地球的另一端，你就到了中国。”——西方谚语

狂飙来临的前夕

“从黎塞留的晚年到路易十四去世后的一段岁月中，和我们的政体一样，在我们的艺术、精神、习俗方面发生了一场全面的革命。”（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两个大力扭转了人类文明方向的时代，而路易十四时代正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站立在文明的十字路口，这伟大的世纪扮演了什么角色？十六到十七世纪，在太阳王登基前后，欧洲经历了全方位的冲击。把他所身处的时代放入历史的大背景中，我们将更能理解路易十四时代的意义。

源自于意大利，传遍欧洲的文艺复兴把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和文化放回了人类的地平线，然而在同时，文艺复兴所强调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为人类在以后的发展种下了生命力旺盛、难以逆转的因子。

在德意志，马丁路德对当时僵化了的天主教推行改革，成立了新教。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渊源深远的角力之下，导致了欧洲长年的宗教纷争，更激发了有名的三十年战争。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这场战争要一直打下去，直打到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

在英国，光荣革命推翻了詹姆斯二世，建立君主立宪。这一场所谓不流血的战争其实代价不小：不但爱尔兰、苏格兰竭力抵抗信奉新教，越界夺位的威廉三世，施行绝对君主制、信奉天主教的法兰西大力支持詹姆斯二世，因而扩大了欧洲大同盟战争的战场。

在对于天体运行的认知上，哥白尼在1543年（太阳王登基一百年前）发表《天体运行论》，提出了日心说。他的学说在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观测到更多天象，以及克卜勒提出椭圆形运行轨道、行星运动三大规律后，获得了有力的证据。之后，科学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人类的世界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天宇无穷的奥秘在科学革命中一步一步打开来，把人类领上一条未知的路。

与天穹的探索同步，人类也在逐步认识自己居住的家园。在地理大发现上，1492年-1503年，哥伦布航行到好望角及美洲，发现新大陆。1519-1522年，麦哲伦率领的船队跨越大西洋航行地球一周，证实了地球是圆的这一大胆的假设。

让我们想像一下：人们赫然发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圆形的、会转动的球体上，而不是“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坚实大地上。对于全体人类来说，这一发现带来的冲击可以想见。在这之后，开始了航海热。欧洲人驾驶着新发明的拉丁式大帆船，横渡浩瀚的大西洋、太平洋，看到了更多大海上的新陆地和陆地上陌生的人种。

对于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人类一旦开始了探索，这探索就将一直进行下去。天体的运行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奥秘，相对来说，地球似乎简单一些。人们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同时还发现了和自己一起生活在这圆球上的，同样长着两只手、两只脚，披一头长发，有些野蛮、口吐奇言、行为举止难以让人理解甚至可笑的人。而对于未能完成航海全程的麦哲伦来说，这些陌生人是致命的。

从遥远的非洲，西班牙、葡萄牙人带回来金子、宝石、香料，勾起了欧洲人危险的欲望。离开多年来辛苦的劳动、求生的土地，人类撑开巨大的风帆漂洋过海，寻求另一种生存方式。乘着一兜一兜的贸易风，在那海难频繁的年代，一艘艘新式的三桅船航向了未知的大海。

也就是说，整个十六世纪，欧洲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一切正在发酵，一场真正的巨变即将来临。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正处在剧烈的狂飙前夕。在这当口，路易十四时代犹如寂静的飓风之眼，在奉献出丰美的文化硕果的同时，以最大的力量力挽狂澜，扭转了即将来临的狂潮。

第一张精确的世界地图

在一幅1671年创作的版画《科学院》中，太阳王被众多的科学家和星体轨道仪、天文探测器、地球仪、硕大的地图和骨架包围着，身后，一架天文望远镜遥遥朝向大窗外遥远的天穹。窗外，是正在兴建的巴黎天文台。这幅画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大自然的探寻，以及对于理性知识的敬重。

十七世纪，欧洲已经历了哥白尼、伽利略对于天体运行颠覆性的发现，但很大程度上，天文学家们对于上帝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敬畏。对于那时的许多天文学家来说，把天文望远镜调转向无垠的星空，就像是对着造物主最深的奥秘发出的虔敬的探问。

1665年，路易十四接受建议，创办《博学者报》Le Journal des Sçavans，这份周报是近代科学刊物的先驱。早在狄德罗等人编《百科全书》之前，太阳王已看出时代的巨变就要来临，自己必须和时间赛跑。在这变化的前夕，出版事业，尤其是掌握科学最新发现的刊物所起的作用不可轻估。许多年后，他的另一项出版事业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

第二年，路易十四在财务大臣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的建议下成立科学院，重金礼聘欧洲的一流科学家，包括意大利的多米尼克卡西尼，丹麦的罗美尔和荷兰天文学家惠更斯等人。太阳王移除国土的疆界，把欧洲的人才揽入自己怀中。那一年，他28岁。1667年，太阳王耗费巨资在巴黎近郊建立一座天文台，成为科学院的中心。在这座后来贡献卓越的天文台里，卡西尼发现了土星的四颗卫星，并发表了一幅月面图和一部月食时刻表。1679年，巴黎天文台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天文年历。在今天，这座天文台依然屹立，是世上依然运作的最早的一座天文台。

巴黎天文台成了欧洲科学界的领军。出于军事及贸易上的需要，在路易十四的要求下，天文台台长卡西尼着手准备描绘一张准确的世界地图。卡西尼写信给各国科学家，邀请他们一起来依据最新的探测方法划定子午线。散布世界40处（包括魁北克、好望角和北京）的天文学家们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探测分队，出发到自己的国家各处，把天文望远镜指向了木星和围绕木星旋转的四颗卫星，依据卡西尼发展出来的测量办法，以最大的精确度划定了子午线。从各国科学家那儿，卡西尼得到了数百个城市和乡镇的数据。就这样，地球大拼图一块一块拼出来了。

在欧洲首都——巴黎的主导下，各国科学家携手描画出了一幅远比之前所有地图都准确的新世界地图。巴黎科学院解决了勘察子午线的难题，第一次，人类对地球有了精确的认知。以后我们会看见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穿越恶海抵达了中国，在那块古老的大地上加入了世界上的科学家，把天文望远镜举向环绕木星的四枚月亮，划定了东方的子午线，把中国准确地放到了世界地图上。

欧洲科学革命

在法兰西科学院之后，维也纳、彼得堡、柏林先后在莱布尼兹的建议下成立科学院（还记得莱布尼兹吗？那一位来到巴黎的哲学家外交官），欧洲科学家游走在一座座知识的城堡之间，新兴的知识加速流通。理性的思想主导了文化界，各路人马各显其能，奋力一搏。和所有伟大的时代一样，各种新奇的思想和学说喷薄而出，对于自己生存的世界，学者们生出了对于他们的先辈来说大逆不道的想法。

从一开始，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王家学会和格林威治天文台就是巴黎最棘手的对手。在那里，牛顿发现了地心吸引力（1687年），同年并提出了动力学，即运动三大定律，把人类的宇宙观从上帝创世论大力扭转到机械宇宙论。在哥白尼的日心说把地球从宇宙的中心移开后，无论牛顿如何表白自己对上帝的忠诚，机械宇宙论还是进一步把创世主从宇宙的运行中移了出去。

一方面，万有引力的假说让人臣服于地球的重力，另一方面，上帝之手开始往后退，退出了人类的视线。对于宇宙，对于自己的生命，人类和传统神学的认知渐行渐远。对于数千年来无论是东方人或是西方人的世界观，科学革命开始了更根本，也更致命的颠覆。

在欧洲，一个相互竞争、携手合作的知识共和国已成形。欧罗巴加快了脚步，向另一个世界进发。同时，随着生活及知识的理性化，带着前所未有的自信，一个全新的法兰西诞生了。她准备好跃升到世界舞台上，把世界史改写。

“看！一名中国人”

在哥伦布航行到新大陆之后，对于这无奇不有的地球，西方人生出来更多的好奇心。带上罗盘和指南针，行李箱里备好治疗疟疾的金鸡纳，登上远航能力强大的阿拉伯式高帆船，一海里一海里的，地球在野心勃勃的欧洲人脚下展开。同时，栖居在大地上的人类开始移动起来。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跨越波浪汹涌的大海，来到了距离家园十分遥远的、陌生的地方。黄的、黑的、白的，肤色不同的人种瞪大了眼睛，第一次看见了彼此。

1684年，在路易十四的宫廷中，出现了一名来自远方的稀客。他的衣着让引领欧洲时尚的太阳王宫廷大为惊叹。他厚重的青丝蓝缎纹龙织锦衣袍及地，行走时，衣袍的下摆微微生风，有一种说不出的气度。他的面容端庄，眉眼舒缓，宛如瓷器。最突出的是他束起来的头发，连着他的一双杏仁眼睛都是黑色的。

在太阳王面前，他手持一支长毛大笔，展示了中国的书法和奇异的象形文字，并解说这古国文明的内涵。他出示了圣人孔子的画像，并在圣路易宫展出中国丝画。另外，他把《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赠送路易十四，并要求在法国出版。在第二天的宴会上，他向法兰西贵族示范如何使用一双象牙筷子。

这是凡尔赛宫中第一次出现中国人，也是法国国王第一个会见的中国人。他站在太阳王外貌和举止优异的众臣之中，有一种古老文明特有的智慧和沉稳的气度。这名中国人的画像刊登在报纸上，成了巴黎的大新闻，传遍全城。

这一名青年叫沈福宗（Michael Alphonsius，1657–1692），是一名耶稣会士，在随同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前往罗马觐见教宗的路上。出现在巴黎之后的第二年，他在伦敦觐见了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特地让画家为他绘了一幅真人大小的全身油画像，悬挂在自己的国王寝室里。直到现在，这幅画像仍悬挂在温莎城堡中。

在这之前，欧洲人只有从《马可波罗游记》中读到这遥远东方古国的事迹。对于整个西方，这神秘的国度遥远得像是在天边，又好比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在地上挖个洞，一直钻到地球的另一头，你就到了中国。”

现在，是什么机缘把地球另一端的古国人带到了这一群戴假发的法兰西人面前？当穿一身东方古袍的中国人穿过全欧洲艳羡的凡尔赛宫，来到声威赫赫的太阳王面前，他看到的又是什么？

在那时，散居在地球四方的人类对于彼此还没有一个理解。对于远方的民族，人们有着最奇特的想像力，或是最深的误解。在东方，《山海经》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而在西方，马可波罗受到的待遇是另一个例子。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于元朝大都，西域诸城及杭州等各城，马可波罗以少见的清晰而有条理的风格口述自己的见闻，却被当时的人认为是天方夜谭，马可波罗甚至成了“说大话的人”的同义词。虽然后来人们以马可波罗的记载做为旅行的向导，他的遭遇说明了在不短的一段时间里，地球上的人们看不见，也听不见彼此。

从那遥远的帝国走来了一名神采奕奕的年轻人。对于充满了奇思异想的太阳王，这一位年轻人的出现将带来什么化学效应？

远在世界的另一端，东亚最强盛的帝国——中华帝国正值康熙盛世。不久，亚洲最庞大的古老帝国和欧洲最强盛的新兴王国就将相遇。东西方两位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文治武功交相辉映的帝王就将在时间中相遇。

航向东方古国

出现在凡尔赛宫的第一个中国人——沈福宗所描述的古国文明深深吸引了路易十四。同时，同行的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也向路易十四转达了南怀仁的请求：尽速遣使去中华帝国。无论从贸易、科学或宣教的角度来说，太阳王深知法兰西必须赶上西班牙、葡萄牙，深入新大陆和古老的东方。也就是说，对于法兰西，遣使前往中国是十分自然而必要的一件事。

不久，凡尔赛宫选定六名博学的耶稣会士。由于他们特殊的使命，这六名耶稣会士被太阳王命名为国王数学家。1685年，这六名耶稣会士带上厚重的观测仪器和三十箱仪器，乘上远洋航行的飞鸟号，从勒布斯特港出发，航向遥远的东方。

经历了三年海上、陆上险恶的旅途，这些耶稣会士终于抵达宁波。这时，六人中的一人被暹罗国王留在了暹罗，剩下五人：白晋、张诚、洪若翰、刘应、李明。在化解了浙江巡抚的诘难后，他们一行由南往北穿越硕大的东方古国，终于在1688年抵达了京城。比起那时伤亡惨重的海路，这样的结果算是万幸了。据柏应理推算，当年约有600名传教士飘洋过海来中国传教，最终能抵达的只有100人，其余大多葬身大海或遇疾而亡。

经历了惊险万状的海路和陆路，又在中国境内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路途后，太阳王的使者终于来到了当时东亚第一大帝国——满清帝国的京城。他们携带的来自太阳王的礼物也一起抵达了地球另一端的中国。

从这里，开始了一段千载难逢的东西方两大帝王，也是东西两大文明的历史性邂逅。

白晋、张诚等人进入了硕大的紫禁城，穿过一级又一级的石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英武自信的康熙大帝。那一年，康熙三十多岁。他穿一身绣龙大绸袍，目光和煦而有神采。很快，这些来自法兰西的耶稣会士发现皇帝陛下精力充沛，孜孜不倦，比史上大多数的帝王都要好学，才华洋溢，充满了自信。

在很多方面，康熙大帝和太阳王宛如一对镜像。在地球的这一边，康熙大帝8岁登基，14岁亲政，治理满清长达61年。他体内流淌着女真族、蒙古以及汉族的血液，是一名神射手和一流的骑手，一生猎获无数猛兽，长途骑马时可以一连几天换下几匹骏马而不觉疲乏。他超时工作、仁政爱民，开创了清朝的顶峰——康乾盛世。

康熙帝精通汉文和满文，少年时，往往在书斋中苦读到深夜，完全不像个皇帝，倒像是个准备赴京赶考的书生。一如年轻时的路易十四，康熙的感情丰富细腻。他写了许多首真情流露的诗，甚至在耶稣会士的影响下写了几首赞颂耶稣的诗。这些诗完全没有帝王的口吻。康熙朝还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大部类书，对满清的汉化投注了不少心血。

另外，康熙帝对艺术和戏剧的喜好也不亚于路易十四。南巡到苏州时，他每晚观赏昆曲；南巡到镇江，他把白晋从法国带回来的九名耶稣会士召来，让他们登船演奏键盘乐器、提琴、横笛。宫中也时常演出京戏，一演数天。

康熙帝亲切地接见了来自太阳王的使者，他派遣李明、洪若翰、刘应去上海和陕西，完成他们向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传教的心愿，留下白晋和张诚在京城学习满文，并教授自己数学、几何、天文物理、乐理等西学。

于是白晋和张诚努力学习满文，蓄起了好叫“鞑靼人”敬畏的长髯，每天清晨骑马一两个小时来到养心殿，为康熙教授几何、音乐、物理，还为他讲述欧洲的文化习俗。他们从凡尔赛宫带来的礼物：天文探测器放置在御花园，康熙的寝宫中放着铜制的大尺规。白晋写信向路易十四报告，说康熙“最喜欢的是用于观察天体的双筒望远镜、两座挂钟、水平仪，这种仪器精确度很高，他把这些仪器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把着直尺和圆规爱不释手”。

皇帝出行时，随行的侍从扛着这些仪器。夜空清澈时，康熙大帝把双筒望远镜对准了东方的星空；来到黄河边上，他用水平仪测量黄河的水位。

康熙对古典科学的喜好超越了业余爱好。他不但在南巡时测出了黄河倒灌的现象，还在殿中设自然科学的讲筵，向九卿、大学士讲授天文历法、算学、乐律，并挑选学子去钦天监学习。他不但亲自向皇子讲授这些西学，也让耶稣会士教导他们。康熙并且命耶稣会士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和一些医学书籍翻译成满文。之后，他在白晋等人的建议下成立了“蒙养斋算学馆”，也就是满清皇家科学院，培养科学人才，并命三皇子胤祉主持编纂了一系列大型天文地理方面的丛书。

康熙帝对西学的兴趣一直持续到他晚年。下面这封信是1717年，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写的。

“我们行过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之后，皇帝命我们走近他，到安放皇帝宝座的台前去。我们到了台前刚跪下，他又叫我们直接登上台，跪在他宝座前的小桌边。我们可以把手放在桌上，用指头指或者写字。首先谈起关于算术和几何的各种问题。随后皇帝唱了一个c-d-e-f的音阶，叫我跟着唱。他弹了弹我的羽管键琴，垂询了各种音调的问题。最后，皇帝表现出十分喜悦和对我的恩宠，说：我的到来使他感到十分高兴，他早就希望来一个好乐师，同时又是一个好数学家。”（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写给老友玆维克尔的信，1717年）

欧洲耶稣会士们留下了大量的书信，信中，他们详实地记载了自己在这神秘古国中的见闻。在今天，这些书简是我们理解这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汇十分珍贵的一手资料。在这些书信中，耶稣会士们记下了或是万分有趣，或是叫人悲从中来的故事，忠实地描绘了当时中华帝国的图景。

“他们经常问我们欧洲有没有城市、有没有村庄、有没有房屋。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看地球仪时那副惊讶窘困的神态，真叫我忍俊不禁。有九到十位文人要我让他们看一下地球仪，他们在上面找中国找了老半天。最后，他们认为包含着欧洲、非洲和亚洲的那个半球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甚至觉得把世界其它部分归于美洲似乎还大了一点。

“我故意不纠正他们，直到他们其中一人要我解释一下地图上标明的文字和地名时，我才对他说：‘你们看到的是欧洲、非洲和亚洲。在亚洲，这是波斯、这是印度、这是鞑靼地区。’

“‘那么中国在哪呢?’他们大家都喊了起来。我回答道：‘就在这块陆地的里面，这就是它的边界。’我难以表达当时他们是多么地惊讶，他们面面相觑，自言自语地吐出几个中国字：‘小得很。’”（耶稣会传教士沙守信神父致郭弼恩神父的信）

1708年，康熙发布上谕：“谕传教西士分赴内蒙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廓，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并谕部臣，选派干员，随往照料⋯⋯并咨各省督府将军，札行各地方官，供应一切需要。”

在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等人的主导下，十几名传教士及满汉学者分赴全国各省勘测，他们使用先进的三角测量及天文测量法，以十年的功夫描绘出第一幅实地勘察、绘有经纬线的中国地图——《皇屿全览图》。这幅地图标志着中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

为了在世界各个角落传教，耶稣会士接受的教育是严格而又多元的。来到康熙朝廷的欧洲耶稣会士不仅知悉天文物理，他们之中还有许多一流的音乐家、画家、建筑家。在康熙居住的畅春园中摆放了许多欧洲各国赠送的钢琴、小提琴、竖琴和各种西洋乐器。康熙对这些乐器很感兴趣，并让耶稣会士教会了他弹奏这些乐器。很快，远在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知道了中国皇帝不单会演奏中国的丝竹，他演奏起西洋音乐来也十分娴熟。就像他对待科学的认真和专业，康熙对音乐戏曲的兴趣有创新独到之处。

热爱音乐的康熙皇帝任命徐日昇为宫中首席乐师，经常让他在御前演奏风琴和古钢琴，另外法国传教士巴多明曾演奏长笛、古竖笛及海军军号。徐日昇、德理格等人在宫中向皇室子弟及后妃讲授西洋乐曲、乐理及西洋乐器演奏法，使得西方音乐成为清宫中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耶稣会士还会自己制造乐器。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自制大管琴，法国教士南光国为康熙帝制造羽管键管、定音鼓，葡萄牙传教士徐日昇则制作了一座巨大的风琴，安放在宣武门天主教堂里，轰动了朝野。这座巨大的风琴奏出了惊人的巨风吹奏一般的音乐，震动了整座教堂。

徐日昇还在教堂钟楼上制作了一座报时钟，钟上装有铜锣，以齿轮与小钟相连，演奏中国乐曲。这座钟轰动了北京城，全城百姓士子官绅倾巢而出，涌向教堂。当时有传教士说，巨风琴加上这报时钟，就能使这些古国老百姓相信天主。南怀仁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景象。“我实在是无法用言词来形容这一新奇精巧的设计是如何使前来观看的人们感到狂喜。甚至在超出我们教堂前广场之外的广大的街区里，都不能阻止这拥挤、失序的人潮，更不要说我们的教堂和教堂前的广场了。特别是在固定的公共节日里，每个小时都有不同的观光者潮水般地、络绎不绝地前来观看。虽然其中绝大部分人是异教徒，但他们还是以屈膝叩头的方式向救世主的塑像表示他们的敬意。”

为了在康熙帝御前演奏，精通音乐的耶稣会士们组成了一个室内乐团。在夜晚，花木扶疏的畅春园内举办小型音乐会，花园中传来了德里格谱写的钢琴奏鸣曲，或是悠扬的室内乐。在传教士写回欧洲的信中，提到了他们以大键琴、木笛、大提琴、小提琴和巴松管为中国皇帝演奏巴洛克室内音乐会。有时，康熙也会坐到钢琴前面，优雅地弹奏一首曲子。

康熙帝不但学习乐器、乐理，并命耶稣会士教导皇子乐理。1714年，在康熙亲自主持下，徐日昇、德里格等人编撰完成《律吕正义》，包括了中国传统乐律、西洋乐理及五线谱。

1715年，康熙的朝廷中出现了一名卓越的耶稣会士画家郎世宁。他来自文艺复兴的源头意大利。在他笔下，中国传统的花鸟画和骏马图获得了透视法的精确和丰富的彩度。年轻画师开始学习西洋透视法，以另一双眼睛观察这个世界。

在乾隆朝，郎世宁把他来自于上天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但为满清皇室留下了气势磅礡的历史图卷和多幅画像，如《乾隆大阅图》，乾隆的妃子香妃的画像，更留下了传世的《百骏图》和结合东西方艺术风格的、好似透明、有景深的花鸟画。

郎世宁的才华不止于绘画。他和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等人参与了圆明园长春园北部西洋楼群的建造。这是一组巴洛克风格的宫苑建筑群，建了十二年才完成。或许由于一种天赐的东方的神韵，这一组建筑宛若一件件高超的艺术品，美不胜收。蒋友仁建造的大水法流转四射的珠玉可与全欧洲最美的宫殿——凡尔赛宫花园中的喷泉媲美，而由两座圆形阶梯环绕的宴海堂、两翼呈弧形，紫色圆光琉璃瓦顶的谐奇趣更是充满了遐思奇想，有如自天外飞来。

谐奇趣是一座音乐厅，演奏满族、少数民族的音乐和西洋乐。和他的祖父康熙一样，乾隆也热爱音乐。他成立了一个小型的西洋管弦乐队，令宫中的乐师学习西洋乐器，不定期演奏。乐器有大拉琴（大提琴）、中拉琴、小拉琴、竖笛、弦子（吉他、曼陀林）、古钢琴等。于是，在这座东西合璧的梦幻花园中传出了和声对位、宛如天音的西洋音乐。曼妙的音乐中，谐奇趣前方的大水法洒下白花花的万斛珠玉，叫人沉醉。没人在跟前的时候，足踏花盆鞋的宫女们弓下腰，探手将铜羊铜雁嘴里喷出来的凉水花，拍上脸颊。对于她们听多了胡琴、唢呐的耳朵，这西洋音乐不免有些奇异。

夜里，圆明园的千灯熄灭，喷泉也安静下来。只有来自欧洲的自鸣钟按时打开小门，弹出来一圈旋转的小人，击打出一阵咚咚的金属声，打破园子的寂静。

从康熙到乾隆，这些来自上帝的使者在中土收获了丰盛的果实。然而这些耶稣会士在中华帝国刻下的最深的印记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而是基督教。

1692年，康熙颁布了天主教赦令，允许百姓入教。在康熙大帝的支持下，各地建造了教堂，耶稣会士远赴各省传教。逐渐的，在这古老的国度中，人们皈依这洋人的教派，信起了蓝眼睛黄胡须的耶稣，读起了翻译成满汉文的、厚厚的圣经。在满清皇族中，一些亲王也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到康熙朝中期，满清帝国有大约三十万名基督徒。

从那不勒斯港启程的那一天起，这些虔敬的耶稣会士开始了他们人生中最神奇的章节。在那神秘的古老大陆上，他们所成就的，很可能，超出了当初自己的所求所想。如果这些传教士留下的事迹仅止于我们在上面所陈述的，也足以叫人赞叹不已了。然而人类创造的历史充满了惊奇。不久我们就要发现，太阳王的使者所做的远远不只这些。他们所成就的，是一件更为奇妙的事业。

来自遥远东方的书简

来到了地球另一端的中华帝国，博学勤奋的耶稣会士学会了满文汉文，孜孜不倦地展开了工作。他们奔波四方绘测中国地图，在最偏远的乡下向贫苦的百姓热诚地宣教，教授皇帝及皇子几何、乐理、人体结构。在每天忙碌的工作之外，他们以灰色蓝色、睿智的一双眼睛观察记录中华帝国。在欧洲，飞来了一封封来自地球另一端的书简。

中国人十分执著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道德、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他们的学说信条，他们相信只有中国才配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我们使他们承认基督教是伟大的、神圣的和颠扑不破的宗教时，他们似乎准备入教了，但事实远非如此。他们会冷冷地回答道：“我们的书里从来也看不到关于你们宗教的事情，这是外来的宗教，如果中国以外真有什么好东西，真有什么真实的东西，我们的圣人学者们会不知道?”（沙守信神父致郭弼恩神父，1703年，江西抚州府）

进入珠江，我们就开始看到中国是什么样了。珠江两岸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绿得像美丽的大草坪。无数纵横交叉的小水渠把水田划分成一块块的。只看到远处大小船只穿梭往来，却不见船下的河水，仿佛它们在草坪上行驶似的。更远些的小山丘上树木郁郁葱葱，山谷被整治得犹如杜伊勒利宫花园的花坛。大小村庄星罗棋布，一股田园清新的气息。千姿百态的景物令人百看不厌，流连忘返。我们从法国出发，经过八个月的航行，终于于11月6日至7日夜间抵达广州。（马若瑟神父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忏悔师拉雪玆神父，1699年，广州）

有关中国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区、最富庶的国家一类话我不再赘言，因为这些年来大家已给您写过千百次。皇帝及其宫廷之豪华、达官显贵们之富有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人们无疑首先会对琳琅满目的丝绸、瓷器、家具和珍品收藏产生强烈印象，它们虽不见得更加绚丽多彩，但毕竟比我们多数的欧洲工艺品更引人注目。（马若瑟神父致郭弼恩神父，1700年江西省抚州府）

这些不幸者的辛劳超出了人们一切想像。一个中国人整天用双手翻地，而且往往在水深及膝的水田里劳动，但晚上若能就着淡而无味的清水汤吃一小碗饭便是幸事。这便是他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已惯于忍受这一切；如果您从中剔除对穷人而言是如此自然的欲望，那么，他们品行的纯洁便与其贫穷和劳动强度甚为相称了。（马若瑟神父致郭弼恩神父，1700年江西省抚州府）

这些信开启了中华帝国和欧洲之间的一道桥梁。这是切切实实摆在欧洲人面前的古国，她的富庶和贫穷、骄傲和愚昧。这些书简历经70年而编辑成《耶稣会士书简集》，18世纪上半叶在巴黎陆续出版，其中10卷是关于中国政治制度、风俗、史地、哲学思想的观察实录。在中国的器物大量抵达欧洲之前，这些书简宛如来自这遥远古国的信使，向欧洲人描绘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在那儿生活的遥远的人们。同时，这些书简也记录了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劳苦不懈的耕耘。

重回凡尔赛宫

对于为了治理帝国付出一切、励精图治的康熙帝来说，白晋等人只是满清帝国吸收西方文化知识的开始。他需要更多的“国王数学家”来协助他建立王家科学院，也需要更多有音乐、艺术、科学、地理才能的传教士来完成接下来的探索和文化传播。

1693年，康熙帝派遣白晋回法国，召唤更多博学的耶稣会士来中国。在这里，白晋的身份有一个戏剧性的转变：他穿上满清钦差大臣的袍服，带上康熙大帝的旨意和一箱箱贵重的礼物，从法兰西太阳王的使者变为满清帝国康熙大帝的大臣，第二度横越惊涛骇浪，辗转在充满险阻的海陆上，回到了十二年前飞鸟号出发的布勒斯特港。

于是，阔别家乡多年的白晋回到了法兰西。这时已是1697年。离开时还没有竣工的凡尔赛宫现在已完成了主体的几栋辉煌的宫殿，立在阳光下，尽显这全欧洲瞻仰的王宫应有的荣光。白晋穿一身东方的绸袍穿越凡尔赛宫浩大的前庭，有如做了一场梦。在梦中，自己似乎口吐一种奇异的方言，却在醒来的时候全部忘记。

在令全体臣子和贵族们震惊的眼前，出现了身穿满清钦差大臣袍服、项上佩戴天主教十字架的白晋。整个凡尔赛宫，连带着整个巴黎都震动了。

深眼高鼻的白晋穿一身贵重的古国大臣大绸袍，来到了太阳王的面前。当初派遣六名国王数学家出使中国之时，谁也想不到耶稣会士会把这神秘的古国穿在身上，把自己蜕变成一名中国皇帝的使者，回到了法兰西。

白晋向太阳王献上了一箱箱来自康熙大帝的珍贵的礼物及49卷珍藏的中国典籍。在那时，法兰西只有23册汉文书籍，这49册中国典籍让路易十四欣喜万分。白晋带回来的还有《康熙帝传》和《中国现状》这两本自己的著述。《康熙帝传》是多年前出使时，路易十四吩咐下来的。现在白晋幸不辱命，完成了这个使命。

不久，《康熙帝传》在巴黎出版，成为欧洲的畅销书。书中开页处有一幅康熙大帝丰盈的版画像，这幅画像的风釆赢得了欧洲人对远方的中国皇帝的喜爱。欧洲的读者们惊喜地发现这位皇帝不但是个神射手、骑士、诗人，还熟读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会用大半圆仪观测天象，还热爱巴洛克音乐。更叫人讶异的是，他不但会弹奏中国乐器，还会弹钢琴！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不消说，对于这位远远超出他们想像的中国皇帝，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康熙帝今年44岁，在位已有36年。他没有半点和皇位不相称的资质和品德。他威武雄壮，仪表堂堂，身材高大，举止不凡。他的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鼻尖略圆而稍显鹰钩状。虽然脸上有一点天花留下的痘痕，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美好形象。

不论是立射还是骑射，也不管马是停下时还是飞奔时，他都能左右开弓、百发百中。飞禽走兽，无论是静立的、飞跑的，他都能箭不虚发。各种武器，甚至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的武器，他也能样样精通。此外，他使用我们的火器就像对本国的弓弩一样熟悉。对于鞑靼人所擅长的骑术，康熙帝也是出类拔萃的，他骑术高超，姿势优美，无论在平路还是陡坡上，都能上下自如，奔走如飞。

每天，皇帝都和我们在一起达一两个小时，而且在此期间，房间里只有两三个宦官陪侍。我们和皇帝谈论关于西洋科学、西欧各国的风俗、传闻，以及其它各种问题。其中我们最愿意对皇帝谈起的话题，就是关于路易大帝的宏伟业绩，而这同样也可以说是康熙皇帝最喜欢听的话题。在进行这样的谈论的时候，皇帝竟让我们坐在御座的两旁，要知道，除皇子外，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皇帝的这种特殊恩赐。（白晋，《康熙帝传》）

对于这本传记的第一位读者——太阳王，地球另一端的康熙大帝似乎并不那么遥远。他们两人对音乐和艺术相似的爱好，更重要的，他们对彼此文明的尊重和热爱，拉近了这两位君主的距离。

白晋的另一本书《中国现状》（L’état Present de la Chine）同时在巴黎出版，这是一本彩色手绘图汇编，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帝王、皇室贵族、满清（鞑靼）朝官、将士、僧尼、文官士族以及中国生活，包罗万象。这些立体的图象把遥远的东方古国人以视觉的方式展现在欧洲人眼前。在摄影术还未发明的十七世纪，这样的图册弥足珍贵，也显出欧洲人对这世界上唯一幸存的古国极大的兴趣。

正如巴黎是当时欧洲的文化首都，巴黎成了中国热旋风的中心。随着中国皇帝的家喻户晓，欧洲对这东方帝国的痴迷推向了高峰。

东西方君王的一双镜像

十七世纪，英国人及荷兰人在远东拓展殖民地，并先后成立东印度公司，在贸易上攻城略地，带给法兰西极大的压力。1664年，路易十四的财务大臣柯尔贝尔筹建东印度公司，大力拓展亚洲贸易。在回到法兰西期间，白晋向法王建议成立一个结合贸易及传教的代表团，前往中国。

1698年3月，东印度公司旗下的海之女神号（Amphitrite）从拉罗歇尔港（La Rochelle）启程，航向中国。这是第一艘从法兰西直航中国的越洋帆船。这艘船不但带回了钦差大臣白晋，还带来了白晋为康熙帝召来的九名耶稣会士。这些人当中，巴多明博学多才，为清廷培养外交人才，并研究中国医学；雷孝思有地理勘测的专才，在后来绘制《皇舆全览图》时贡献极大，并将《老子》翻译成拉丁文；南光国是小提琴家，也精通乐器制作，曾为康熙制造羽管键管、定音鼓；马若瑟则深入研究中国文学，翻译了对法国文化界影响极大的《赵氏孤儿》。

同年11月，海之女神号抵达广州。对于这第一艘来自太阳王的高船，康熙帝减免了所有的税务，并允许法国人在广州建立商馆。同时，康熙帝特地赐两位传教士为钦差，与一位满洲官员一同前去迎接远道而来的法兰西耶稣会士。在这两位钦差中，有一位就是当年和白晋一起来到中国的国王数学家——刘应。

白晋一行人往北行的时候，康熙帝正在南巡的路上。在镇江，他令他们登上自己乘坐的御舟，接见了新来的九名耶稣会士，并让他们随行三个月。在御舟上，康熙帝令新到中国不久的耶稣会士在御前演奏。当南光国拉起小提琴的弓弦，御舟在河上微微晃动，来自太阳王宫廷的巴洛克音乐带着难以言传的意蕴，丝丝入扣地传入中国皇帝的耳朵。

这回重返中国，白晋带来了路易十四馈赠的珍贵礼物。在众多礼物中，有一幅路易十四的油画像。回到北京后，白晋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康熙如何仔细端详画像中英姿勃发的太阳王。

我们在江西省会南昌府获悉皇帝已离京前往江苏，遂也朝这一方向进发。皇帝沿运河南下，我们在运河岸边两个商业重镇扬州和淮安之间见到了他。

这位君主听说我们到达后便派张诚神父用船把我们接上他的龙舟。按惯例，我们一靠拢他的船就跪下向皇帝请安。这时，他在一扇窗前出现了，令我备感荣幸地问候我身体可好，其仁慈之神情足以让最铁石心肠的人感动。

我们一到那里就把礼物整理得井井有条，见过礼物的几名朝中大臣赞不绝口，还说在宫中从未见过如此稀罕珍奇之物。皇帝希望仔细欣赏，命人逐件拿给他看；由于他对各类工艺品都很内行，因此所作的评价比任何人都更高明。不过他最感兴趣的是法国王宫的图画，尤其是国王肖像，皇帝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仿佛这幅色彩自然鲜艳的肖像在他眼前活生生地再现了他听我们说过的我们尊严的君主的一切奇迹。（白晋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拉雪玆神父，1699，北京）

读到这里，我们回想起了这两位东西方英主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身居地球一东一西，他们各自留下了一幅骑在白马上的画像。在《路易骑马画像》中，正值盛年的太阳王骑在两蹄高举的白骏马背上，举剑向前方。在《康熙行猎图》中，白马上的康熙帝为众人环绕着，慈祥的望着地下跪着的百姓。巧合的是，他的孙子乾隆也留下了两幅骑在白骏马上阅兵的画像。乾隆继承了康熙帝汲汲吸取西学的事业，把西方文化和艺术更深的引入中国。

当康熙目不转瞬的凝视太阳王的画像，我们仿佛看见这两位缔造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君王走向彼此，合而为一。在这个时代中，东西方文明谦逊而殷切的吸收着彼此来自于天的美德，努力均衡着彼此，完善着自身。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这是稀有而值得纪念的一个短暂，犹如昙花一现的时代。

来自中国的高帆船

一年后，东印度公司收购了一箱又一箱琳琅满目的青花瓷、一匹匹丝绸、上好茶叶、红木、花梨木家具、玳瑁屏风和一册册厚重的典籍，放入准备回航的海之女神号船舱中。码头工人抬着一箱箱沉重的木箱爬上船梯，把船舱塞得结结实实。海之女神号的吃水量达到了饱和，船身沉甸甸地压在海面上。

1700年，法兰西殖民地毛里求斯岛的路易港Port-Louis 外海出现了一艘壮丽的高帆船。几十张牙白色的大小风帆吃饱了海风，在青蓝海面上飘着，一路向港口驶来。海岸上，人们一阵阵呼喊起来：“海之女神！她回来了！”

自从她在1698年航向中国后，人们一直惦记着这第一艘航向中华帝国的高船。现在，她越过重重险恶的大海，从中国驶回来了。这是第一艘直接从中国启航的商船，她的肚子里载满了古国新奇的货物。对于征战频仍，在当时远洋贸易上远远落后荷兰的法兰西人来说，这艘巨帆船带来的礼物超出了他们的想像。

水手们把船舱打开来，像是打开一扇传奇故事中的门，从船肚里抬出来一箱又一箱密封的货物。路易港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他们钻着头，争着瞅大船带来了什么稀奇的东西？当时，由于亚东的货品都是由荷兰转到欧洲各国，来自中国的东西非常稀罕。

大木箱抬下来了，一箱箱装得严严实实的，密不透风，偶尔抬出来一架落单的屏风，或是一张红木太师椅、花梨木大床、炫琴案，光是那形状就叫人大开眼界，若是缠裹的布松了，围观的人群可振奋了：“瞧！那是个啥？”不就是一张花梨木大方案探出来的一只胖大狮子脚么？可瞧在这群人眼里，这腿太不一般了。

“瞅啥？太贵啦，对你来说！”摆阔的二副在船舷上趾高气昂地朝下吆喝着一路上，他们在恶海上守护这些宝物，度过了多少惊险万状的无眠夜，他心里自有一本账。

船舱中载的货堆积如山，光卸货就卸了一整天。那是多神奇的一天，很多年以后人们还记得那一天，当一艘从中国驶来的高船临近了路易港。

欧洲最大的时髦

高挑描花纹的青花瓷、一匹匹发光的丝绸、玳瑁屏风上嵌的山水画、磁器上白描的人物、形状不免有些古怪的太师椅、镂雕的漆器。来自古国的珍奇异物叫人目不暇接。

海之女神号载来的东方货物奇货可居，很快成了欧洲贵族争相收集的珍宝。七世纪后，中亚形势变化，丝绸之路中断，只有少数的商旅旅行到中国，中国的丝绸、漆器经由危险的陆路抵达欧洲，非常稀有，也因此十分昂贵。

从法兰西到俄罗斯，欧洲王室穿起了大器的中国丝绸。就像穿戴一身钦差大臣云缎的白晋，欧洲人穿上了典雅的中国绸袍。衣袍上绣着各式花纹，自有一种来自古文明的气质。其实早在罗马帝国时，质地特殊的中国丝绸就已在罗马贵族中引起了惊叹。现在，欧洲人把丝绸穿在了身上。

早在十七世纪中，路易十四和他的大臣玛萨林、史官拉辛就有喝茶的习惯。许多欧洲人相信茶可以调理痛风。1657年，科学家姜奎特甚至称茶为神圣的草药。在十八世纪初期，茶风靡巴黎，就像巧克力流行西班牙一样。而在英国，茶更进入了贵族社会的生活。安妮皇后穿着华美的中国绸袍，在围绕着中国家具、高大屏风的室内举办中国茶会。逐渐地，茶成为英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风成为欧洲最大的时髦。La Chine，法语中的中国，有一种独特的音调。Chinoiserie 这个字来自于 Chine，它更广泛地指向当时流行的东方情调。这个字在十八世纪是一个时髦的字眼，犹如金色的油，洒在了欧洲的时尚和生活上。在欧洲贵族家中，若是没有一件昂贵的青花瓷，似乎就降低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同时，绘有各色山水人物、花鸟、养蚕织丝、水稻种植，带有异国情调的中国壁纸妆点了欧洲贵族的客厅。中国玉、绘画、银器、百宝盒、石雕像，中国的珍奇涌入了欧洲贵族的家中，中国风主导了欧洲的时尚。

携带着高明的技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携带着一种古文明稀有的美感，中国出现在整个欧洲面前。对中国，对中国来的东西，欧洲生出来一种痴迷。来自东方古国的器物似乎有一种特殊的份量，妆点着贵族的大厅，是当时人们身份地位的象征。由于当时的欧洲制造瓷器和髹漆的技术远远落后中国，细腻光滑的青花瓷，无论是高挑的形状还是上面的花纹，都叫人爱不释手。而描金漆器家具上的金漆更是富贵的象征，富人们不惜耗费重金远去中国订制。

中国的珍宝从巴黎散布到欧洲各国。又一次，太阳王是风靡全欧洲的中国风的领军。

凡尔赛宫中的中国皇帝

1700年1月7日，凡尔赛宫中的新年化装宴会有一个名字：“中国皇帝”。男女演员穿上华美的中国绸袍，大厅中演奏着中国音乐，在宫中的中国风装饰陪衬下，这一场盛宴显得特别的贵重，有一种比以往不同的气氛。当太阳王穿丝绣的中国大绸袍，坐一乘八抬大轿上进入金壁辉煌的大厅，宴会上的人们传出一阵惊叹。还记得1664年凡尔赛宫前庭上演的中世纪骑士传奇故事中，穿一身宝石红的青年路易吗？现在，凡尔赛宫把全世界唯一幸存的文明古国：中华帝国在宫中做了一次演绎。这一场戏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统御这东方帝国的中国皇帝。

以太阳王对待中国文明的尊重，同样重要的，以太阳王对待艺术和仪式的严肃，这一跨世纪的新年盛宴并不仅仅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异国情调的符号的宴会。1700年，白晋的《康熙帝传》正在巴黎流传，书中康熙帝完美的帝王形象使得欧洲人生出了景仰之心。作为一个遥远的典范，一个光明的形象，中国皇帝成了这一场新世纪盛宴欢庆的主题。

太阳王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欧洲王室的效仿。在喜好华丽视觉效果的意大利，1715年奥古斯都大力王访问威尼斯的时候，欢迎的仪式中有一艘大型舢板，上面载着许多硕大的华盖，华盖下是唱着中国歌，演奏着中国音乐，跳着舞的演员，一群船夫摇着浆，一路沿着运河驶下去。在意大利西北部的都灵城，中国皇帝成为嘉年华的一个主题，在大道上游行。另外，欧洲王室模仿中国皇帝每年春天的亲耕大典（耕措礼），从路易十五到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都举行过这样的仪式。

18世纪的第七天，太阳王的宫廷举行了一个特殊的仪式。这一名中国皇帝以及他统御的帝国的文明将在欧洲上演的，我们可以预料，是一场精彩的大戏。中国，这世界上唯一幸存的古文明，将带给欧洲什么？正如多年前少年路易十四在舞台上化身为太阳神阿波罗，当太阳王穿上中国绸袍，化身为中国皇帝出现在凡尔赛宫，这一场东西方文明的交会进入了出人意表的阶段。

在今天，我们或许早已忘记欧洲是这样进入18世纪的。

中国宝塔

1670年，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建造了一座“中国宫”瓷宫。瓷宫落成后，欧洲各国纷纷仿效。在尼霍夫着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使节团》一书中，有一张脍炙人口的南京宝塔插图。欧洲人不会忘记这样的景象：在宽阔的地平线上，一座中国的玲珑瓷塔高高的竖立。塔的四面一层层悬挂着风铃，塔看起来高大威严，却又透露出一种天真浪漫的美感。寻遍整个欧罗巴，纵使有一千栋雄伟的宫殿、城堡，这样动人心弦的景象却是见不着的。

从凉亭到宝塔，欧洲大地上盖起了一座座中国风格的建筑。普鲁士无忧宫中的中国茶亭，斯德哥尔摩近郊爵庭夏宫中的中国亭子，慕尼黑英式花园中的中国塔，一座座出现在欧洲的风景中。

这些建筑中，最有野心的或许是俄罗斯凯萨琳大帝洛可可风格的中国村。村里的建筑墙上涂了童话般的彩色，村里有一间蓝厅，从壁纸到壁炉台上的瓷器到色彩都带有强烈的中国风。这间罗曼蒂克的房间让我们明白对于那时的欧洲，中国是一个浪漫透顶的，乌托邦式的文化符码。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风完全让位给欧洲人的文化幻想去自由驰骋。事实上，那样的中国是不存在的。当中国风越来越和洛可可风格结合，它和真正的中国就完全没有了关系。

然而真正的中国当然存在。或许正由于她的真实，正由于她的独特性和不可测的深度，这个中国是无法模仿，无法复制的。甚至，她是难以真正理解的。

中国园林与欧洲心灵

在欧洲对中国建筑的仿效中，最值得我们留意的可能是中国园林对欧洲人的影响。

从最早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开始，欧洲的传教士留下了许多对中国园林的赞叹。这些赞美传回欧洲，更掀起了欧洲人无尽的向往。乾隆时期，圆明园的名声远播，欧洲人生出来与自己熟悉的西方园林完全不同的，对于花园的想像力。中国花园那曲迳通幽，依物造景，峰回路转又豁然开朗的园林境界和欧洲一览无遗，直线条的风格全然不同。透过中国花园曲折有致的长廊，犹如自然而成的石阶，还有水塘不同方位的取景，水中来回游的各色彩鱼儿，春夏秋冬花木的相互掩映，欧洲人吸收另一种观看大自然的方式，也学习着另一种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在花园中有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连记述它们都是很愉快的，那儿有一座人工的假山，全用各种粗犷毛石叠起来，恰当地开着几个山洞，洞里有屋、厅、踏级、池塘、树木和其它珍奇的东西，处理得素静淡雅。夏天山洞里有凉气，人们到那那里避暑……”（利玛窦《基督徒中国布教记》）

“这梦幻奇景是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成，雪松木做梁，以宝石点缀，用丝绸覆盖；……彩釉熠熠，金碧生辉；在颇具诗人气质的能工巧匠创造出天方夜谭般的仙境之后，再加上花园、水池、及水雾弥漫的喷泉、悠闲信步的天鹅、白□、和孔雀。” （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一封信》）

依据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耶稣会士的自述，在这遥远的异乡，他们学会了用另一双眼睛去看事物。他们学会了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和自然沟通的语言。就这一点来说，欧洲对中国这百年的狂热中，有了较深的文化蕴含。

对于这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古老文明 — 如果正在寻找文明道路的欧洲看见的仅只是她的青花瓷，她的丝绸和茶，无论对于东方或西方文明，都将是一个重大的失落。幸而，欧洲人看见了圆明园在月光下诗意的园林和中国大地上天真美丽的亭台楼阁。看见了中国庭院那不强夺自然，依天而行，灵气生动的风格。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写道：“人们到园林里来是为了避开世间的烦扰，自由地呼吸，在沉寂独处中享受心灵和思想的宁静。”

在古诗中我们一次次读到文人在深林高山中倘徉，寻觅与天合一的，自在的生命境界。中国园林不仅是一个观赏景致的地方，而是人的心灵在其中遨游安居之所，是人回归内在的寂静与和谐的地方。这样的园林美学启迪了欧洲人与自然的另一种牵系。他们看到了和欧洲的风景截然不同的，气韵生动，烟云缭绕的东方景致。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这样的景致更贴近他们渴求的心灵。

随着中国的宝塔、亭子出现在欧洲的地平线上，欧洲风景获得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味道。而中国幽密的园林更赋予了欧洲心灵更深的向度。从质地充满了美德的中国丝绸和青花瓷出发，来到了吐纳天地之气，俯仰自如的园林，欧洲人看见了人在地球上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思维的可能。

“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对于中国，我们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模仿他们。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 ——伏尔泰

“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相反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无所不包的统一体。中国人成了人类。他们感到自己在其它民族之外，超然于他们之上，其它民族虽然在现实上并不臣属于中国，但是根据中国人的观念，这些民族都是臣属于他们的。” ——谢林

“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魏礼贤、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一事实：在这里，我们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

“魏礼贤的工作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这是魏礼贤全力投入的文化使命，他认识到，对于满足我们灵魂的需求，东方可说是一个宝贵的源泉。” ——荣格

来到欧洲的孔子

还记得第一位出现在罗浮宫里的中国人沈福宗吗？1684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带沈福宗去凡尔赛宫觐见了太阳王路易十四。他们献上了殷铎泽、柏应理等人编著的拉丁文《四书》，并要求太阳王在巴黎出版。这就是包含了《论语》、《大学》、《中庸》在内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出版时，书中对太阳王的致谢词是这样开始的：“今天，从远东，来了一位君子，他出自中华帝王的皇家血统，人们称他孔夫子——被所有中国人一致尊奉为他们国家史上最有智慧的伦理学与政治学老师和圣贤。”

这本书的准备工作跨越了一百年，包含许多人的心血。一个世纪之前，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已将《论语》粗略地译成拉丁文。随后，法国人、葡萄牙人、热那亚人、西西里人、比利时人和奥地利人，至少有17位耶稣会士参与了翻译及导读的工作。为了让欧洲人——尤其为了让罗马教廷——理解儒家哲学不是无神论，更不是什么异端，欧洲传教士倾全力以赴之。

沈福宗在凡尔赛宫展示的中国文化和他献上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让太阳王十分欣喜。他下令打开新建成的凡尔赛宫花园中所有的喷泉。花园中尽情喷洒的壮丽喷泉庆祝着这东方古国文明的来临，欢庆着古国的圣人和稀有的象形文字一起来到了法兰西。和众人蜂拥而上围观来自中国的海之女神号一样，在众喷泉的欢呼声中，这幸存的古国文明进入了欧罗巴的文化首都，进入了太阳王的宫殿。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出版业的中心，《中国哲学家孔子》出现在文物荟萃的巴黎，书页上画着高大的孔子揖立在又似庙宇又似图书馆的建筑物前方。和希腊哲人截然不同的东方圣哲形象出现在欧洲人眼前。这时，欧洲刚刚经历了漫长的三十年战争，欧洲人对冗长的宗教纷争深感倦怠。对他们来说，这延续了五千年而不消亡的古老文明有许多自己可以学习的地方。

就如文艺复兴时出土的希腊罗马古籍成为欧洲学者钻研的对象，现在，孔丘要求自省，重视伦理和秩序的东方哲学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哲学家孔子》中包含了《四书》的译介（独缺被视为与神学抵触的《孟子》），以及《孔子传》、《周易六十四卦及其意义》、《中华帝国年表》。这本由耶稣会士精心编纂的书籍为欧洲人开启了一扇进入中国传统儒道哲学的天窗。这本书大受欢迎，同年在巴黎再版。就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在神秘的东方，西方人发现了一个高度成熟的古老文明。对于任何有智慧的航海探险家来说，这一发现都有如来到了一片藏满了钻石矿的新大陆。

从这里开始了涵盖器物、文化、哲学、生活，长达一百年的欧洲中国热。

中华帝国印象

从明朝时来到北京的利玛窦起，散布在中国的传教士孜孜不倦地写出了丰富的笔记及手稿。这些手稿在18世纪时编辑成三部大部头丛书，成为18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三大名著：《中华帝国志》、《耶稣会士书简集》、《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其中，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编著、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大中华帝国志》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阵风潮，和16世纪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相映成趣。书中优美的铜版画、如同百科全书一般丰富的内容脍炙人口。在此前后，欧洲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与此同时，更多耶稣会士带回来的手稿被藏入了教堂藏书室，封藏在时间之中。

下面是出现在这些书稿中的中国形象。

他们穿的衣服像我们古代的样式，有长裙和不满折子，胸上有一道边用来系在左侧，袖子又宽又大，在外衣上他们按照各自的需要穿袈裟和长袍，形式像我们穿的，只是袖子更大，王室血统和被授以官职的人，服装跟其他绅士不一样。

这条大道上不断有驮马往来，载负商货以及其它东西，但大多数却是骡子。大路很宽，20人并排骑行，谁也不妨碍谁，而且铺以大石头，据说其它省的大道情况也相同。 ——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志》，1585
䜩和新年节庆盛宴连续三日，他们在这三天日夜看戏，人们都陶醉在笑剧中，三天中，城门关闭。因为人们大吃大喝，有时失去控制。 ——无名氏，16世纪

皇帝亲切地接近老百姓，力图让所有人都能看见自己，就像在北京时的惯例一样，他谕令卫兵们不许阻止百姓靠近。所有的百姓，不管男女，都以为他们的皇帝是从天而降的，他们的目光中充满异常的喜悦。为一睹圣容，他们不惜远涉跑来此地，因为对他们来讲，皇帝亲临此地是从不曾有过的事情。皇帝也非常高兴臣民赤诚的表露，他尽力撤去一切尊严的夸饰，让百姓们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传下来的朴质精神。 ——南怀仁《鞑靼旅行记》，1682

官员们的府邸神秘莫测。必须穿过几重院落才能到达他们接见下属和会晤朋友之地。他们出巡时排场很大。以总督（这是主管两个省的官员）为例，若无至少百人随行，他是从不动身的。随行人员互不相扰，各司其职。一部分人穿着专门的号衣，举着各种牌子在总督前面开道，有时还有大队士兵步行跟随总督左右，总督乘坐一顶由六至八人用肩抬着的宽大的金黄色轿子高高在上行进于整个队列中间。这种队列往往占据整条街道。百姓们出于恭敬而止步肃立两侧，直至队列通过。 ——马若瑟神父，1699

我们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溪中满是大石，都是雨天从岩壁上剥落下来的。山崖上点点茅屋散布，间杂着零星耕地，仿佛中国瓷器或其它工艺品人物山水画再现。许多欧洲人或许会以为这些都是幻想，其实一切都是真的。 ——约翰贝尔，1719－22

光的交易Commerce of Light

在海之女神号船舱中，除了瓷器、丝绸、漆金家具之外，还有来自康熙大帝的四十九册中国典籍。正如伏尔泰所说：“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风俗论》）

17、18世纪的欧洲人不能否认，在器物、制度、人伦道德和文明的悠久上，中国远远领先欧洲。不知不觉中，欧洲贵族的生活发生了一种变化。他们穿上来自中国的丝绸，手持精致的瓷杯喝中国茶，壁炉台上是一尊青花瓷，瓶肚上手绘的彩画中，穿一身长袍的中国文人坐在山林水畔，叫人神往。

随着中国典籍大量的出版，欧洲人对中国的迷恋上升到了对其文明内涵的探索。从王宫贵族到所有欧洲的文人，从天生叛逆的伏尔泰到堪称全才的莱布尼兹，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这古国文明的典册，有如探入一个宝库、一个待解的谜团。一本接一本介绍中国风土民情、图文并茂的书相继出版，加上汗牛充栋的中国古籍译介，掀起了欧洲人浓厚的好奇心。在耶稣会士的耕耘下，中国文明的精神逐一展现。孔子、老子，这些欧洲人从来没听过的东方圣人现身，说出来欧洲人从来没听过、更没想过的奇妙话语。一道全新的地平线展现在欧罗巴前方。

欧洲人摊开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不确定该如何对待这些远远超出自己想像的、神话一般的故事。伏羲、神农，这些从名字到长相都这么陌生的中国人的祖先到底是真实还是虚构？面对一个如此古老、和自己如此不同的文明，欧洲人的欧洲中心意识受到了剧烈的冲击。不少固守欧洲中心论的人嘲讽中国的种种，怀疑这些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然而在这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中，相信多元化文明的欧洲文人看见了中华帝国的美德。对这些人来说，这优异的古文明打开她的宝藏，向他们展现了一个东西方文明彼此融会的历史契机。

以犀利的文笔，伏尔泰提醒他的同胞：这些中国典册在两三千年前欧洲人还不识字的时候就写下来了。“让我们首先注意一个民族，她在我们还没有发明文字时，就已拥有一部以稳定的语言连续记载的历史了。”（《风俗论》）

莱布尼兹的说法更传神，他把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交流称为“光的交换”：“我觉得它是如今最伟大的事业，不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福音的传播，更有利于人类的幸福，有利于我们欧洲与中国的科学与技艺的成长。这就像文明之光的交换，能在短时间内让我们掌握他们奋斗几千年才掌握的技能，也让他们学会我们的技艺，丰富双方的文化宝库。这都是超出人们想像的光辉伟业。”

一生负笈奔走、在各地播下知识的种子的莱布尼兹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以最大的热情，他深入中国的文化与哲学内涵，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事》。

中国人的天：有神论vs无神论
在欧洲传教士大力翻译中国经典的背后，事实上，暗藏着波涛汹涌的暗流。《哲学家孔子》初步形成书稿是在1667年。为了讨论如何因应罗马教廷对中国祭祖及祭孔礼仪的误解，长达40天的广州会议在广州耶稣会院紧急召开。这个会议的背景是持续了两个世纪、影响深远的中国礼仪之争。

同样是天主教，耶稣会士Jesuits遵循利玛窦的传统，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的祭祖，并深明中国人信天敬神的精神。然而道明会（Dominican）和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s）会士视中国人祭祖为偶像崇拜，并宣称中国是一个不信仰神灵的无神论国家。他们向罗马教庭提出报告，教廷展开了调查。

为了向教廷说明中国人所相信的天道以及祭拜祖先和基督教精神不相违背，在广州会议上，以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简略的《四书》翻译为基础，柏应理等人重新校对和注释《四书》。这就是后来掀起欧洲人对中国哲学强烈兴趣的《哲学家孔子》。在之后的百年中，耶稣会士铆足了劲从汉语翻译了所有中国的重要典籍。可以这么说，各国耶稣会士戮力翻成拉丁文的一册册中国典籍负有一个使命：为了消弭教廷的误会，以保证基督教能够在中国继续播下种子。然而在同时，这些典籍的翻译巩固了中国文明敬天信神的声誉，更把这虔敬的古国文明之光向远方传去，一直传入了信奉基督教的欧罗巴。

下面是欧洲传教士翻译中国典籍的成果。在18世纪初，《四书》已被全部译成欧洲文字。利玛窦最早译朱熹注的《四书》；殷铎泽与郭纳爵合译了《论语》、《大学》，后者取名《中国的智慧》，殷铎泽并翻译《中庸》；蒋友仁译《孟子》（未完成）。

第一个将《五经》译为拉丁语的是金尼阁。雷孝思译《易经》；马若瑟选译《书经》、《诗经》；孙璋翻译《礼记》；宋君荣译《诗经》、《书经》。卫方济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为基础，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合译为拉丁文《中国六大经典》。

回顾这一长串名字，我们是否认出了一些熟悉的面孔？为乾隆设计大水法的蒋友仁；和白晋一起乘坐海之女神号来到中国，初见南方美丽的水景，偏爱文学的马若瑟；冒着生命危险到蛮荒之地勘测地形，对绘制《皇舆全览图》贡献极大的雷孝思。许多年过去了，这些来自太阳王的使者善用他们在中华帝国的每一天，把天赐的能力发挥到了极限。这些从象形文字移植入拉丁文的厚厚的书页是他们如两头燃烧的蜡烛一般，在夜里一笔一笔磨出来的。同时，这个浩大的工程中注入了他们迫切的心情。

到17世纪中，中国已有二十多万基督徒。为了能够为这些信徒（以及所有中国人）敬天祭祖的传统做有力的辩护，这些耶稣会士付出了所有的心血。可以这么说：为了证实这些古国人民不是什么偶像崇拜者，更不是什么无神论者，也为了传教士能把基督的种子植入这些古国人民心中，这些传教士不惜付出所有。

玄而又玄，众妙之门

在这些译成拉丁文的经典中，最受欢迎的是老子的《道德经》。从16世纪起，《道德经》被译成了拉丁、法、德等17种欧洲文字，共约一千多种版本。在译入外语的世界经典之中，《圣经》发行量第一，《道德经》第二。同时，到了1720年，路易十四生前努力扩展的国王图书馆已拥有超过一千卷中文书。

“可以说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可以界定的名就不是永远不变的名。”

“一个好的旅行者没有固定的计划，也不想抵达什么地方。”

“神秘不可测而又奥妙不可知，这是通向所有奇妙的一扇门。”

当李聃玄而又玄的句子映入欧洲人的心灵，我们可以想见，对这些习惯于柏拉图式思辨风格的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不比寻常的文化遭遇。确实，发现了老子和孔子，也就是说，发现了中国哲学儒道两大家泉源的欧洲人，他们心灵受到的震撼犹如在地球上发现了另一块坚实的大陆一般。就像所有的新大陆，这一块大陆把他们引入一个无限辽阔的空间。

来自中国的典籍打开了欧洲人的视野。这是传教士昼夜辛劳结出的果实。然而要使这古国文明的精神在欧洲发酵，还得借助欧洲本土人士的接引。历史的安排何等巧妙：当时欧洲最具才华和个性的两位知识份子自愿扮演了这接引的角色。以最大的热情，他们挑起了这一出东西方文化交会大戏的大梁。于是，这出在太阳王世纪盛大登场的文化史喜剧就有了动人的风采。

在前面我们提到过，太阳王世纪处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她介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经历了文艺复兴以人为主的人本主义、欧洲脱离中世纪以宗教为中心的素朴生命观，为十八世纪朝向启蒙主义理性及科学的转向做了铺垫。

在《地球那端的稀客》中，我们提到了欧洲时代变化的大背景。到了路易十四时代后期，欧洲启蒙运动的健将已各自锻炼好了八百般的武艺，为推动历史下一步的转轮而一一就位。在法兰西学院、在路易十四精心建造的巴黎，还有在欧洲新兴王国普鲁士、瑞典、英格兰、俄罗斯的王室、科学院之内，笛卡尔、莱布尼兹、牛顿、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各自抱着他们来路各异的思路和相互扞格的使命，默默埋头工作。一场巨大的时代变革正在悄悄酝酿。

在这场历史性变革中注入一种神奇的物理作用的，是耶稣会士们从地球另一端传递回来的古文明。在早期启蒙运动身上，遥远古中国的文明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初接触中国哲学及文化，欧洲学者经受了一场文化震撼。这东方的思维风格和希腊古典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辨性哲学有着天壤之别。从哲学、政治、考试制度到农业，中国带给欧洲全新的灵感。

面对与自己大异其趣的东方文明，在欧洲这块土地上，一场充满了戏剧张力的角力开始了。怀抱着欧罗巴优异种族的骄慢，对那遥远的古文明，有人持以轻视或怀疑的态度，或是曲解，或是出于欧洲中心论而排拒。下面著名的事件能够说明中国哲学在当时的欧洲文化界掀起的波澜。1712年，沃尔夫在豪尔大学演讲，吸引了上千名听众。他赞美中国的自然神学及孔子的教导，并大胆地提出了儒家和基督教之间并不冲突。他的言论被攻击为无神论，并被解除职位，逐出了大学。

无论中国思想在欧洲如何被误解或误用（包括沃尔夫在本质上的误解），有一件事不容否认：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不可置疑地放在了欧洲人的眼前。在十八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也就是“海之女神号”抵达路易港之后的十年中，欧洲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即使是对于卢梭、狄德罗这些反传统的犀利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来自中国的经典也是必读的典册。

十八世纪的欧洲风起云涌，所有的思潮都汇聚在一起了。从哪一个方面看，这都是一个风云诡谲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强调：是在抵达了顶点的科学革命、东亚殖民贸易、牛顿的力学、笛卡尔的二元论、洛克的经验主义、太阳王的绝对君主制和初萌芽的启蒙运动相互激荡倾轧之时，中华帝国古文明现身在欧洲，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在这些欧洲思想家中间，有两位对中国哲学生出来浓烈的兴趣，并投注了极大的精力去理解这古国文明。这两位思想家我们已不陌生。一位是因写《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而扬名，抨击既有制度的伏尔泰；一位是哲学数学家莱布尼兹，那位顶一头黑色的大假发，一生中给各国人士写了上万封信，充满了奇想的德意志外交官。对于来自于远古的东方文化，出于他们各自的原因和目的，这两位欧洲知识分子情有独钟。在他们的大力推下，中国哲学及制度进入了欧罗巴的文化核心。

孔门弟子伏尔泰

伏尔泰攻击天主教不遗余力，并在年轻时由于写诗嘲讽法国王室而被关入巴士底狱。然而当这位启蒙运动的先锋遇见了孔子，奇妙的化学变化发生了。

“这或许是西方人的耻辱，出于什么样的不幸，我们要到远东去找寻一位简朴的贤哲。⋯⋯这位贤哲就是孔子，他是古代立法者中唯一从不欺骗别人的。” （《哲学辞典》）

1763年，伏尔泰做了一个异梦。梦中他置身天堂，目睹了一场大审判。这场审判的法官是缔造人类历史的伟人。在这些法官里，孔子立在梭伦、苏格拉底等人的最前方。对于寻找在天主教之外另一典范的伏尔泰，孔丘带来了无穷的可能。

“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幸福、最体面的时代，就是人们都遵循他的教导的时代。”

在中国延绵五千年的政治中，伏尔泰看到了一种开明的君主制，以及其理性、注重礼仪的文明风范。对于中国的文官他大为赞赏， 在伏尔泰眼中，中国的自然神学是解开欧洲心结的一把钥匙。中国独特的道德科学“是最重要的科学”，而中国文官所展现的“礼貌和尊严是欧洲最机敏的权臣所不及的。”

桀骜不驯的伏尔泰成了孔子在欧洲的第一弟子。他在家中长年悬挂一幅孔子的画像，并盛赞中国敬天敬地的自然神学。

“当其它民族还在崇拜偶像时，中国人便认识了真正的上帝，并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天坛祭祀上帝。”

在《对话：中国答疑》（Dialogue：Chinese Catechism）中，伏尔泰想像一名孔门弟子和一位名叫芤的王子的对话。在这两人关于天的对话中，伏尔泰阐述了自己的理念。这种随性的创意正是当时欧洲盛行的中国风的做法。

在伏尔泰依据元杂剧《赵氏孤儿》而改写的《中国孤儿》中，文学中的“中国风”达到了顶峰。《赵氏孤儿》是第一部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戏剧，由我们所熟悉的、乘坐海之女神号抵达中国的马若瑟神父所翻译。依据伏尔泰自己的说法，为了反击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对中国缺乏道德力量的诋毁，他伏案写下了《中国孤儿》，并特意把剧中的背景从春秋时期换成赋予戏剧张力的成吉思汗铁骑入侵中原的时代。据伏尔泰的题词，这是“根据孔子的教导改编成的五幕剧”。剧中，女主人翁伊达梅的坚贞无私展现了儒家的道德感化力。无论剧中的中国显得多么陌生，这是欧洲第一孔门弟子为中国人的道德操守做出答辩而作的剧本。

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波茨坦王宫，伏尔泰曾待了三年，在“莫愁宫”图书馆中丰富的东方藏书中倘徉。在这期间，伏尔泰建议腓特烈二世在御花园中盖一栋中国式建筑。这就是一直屹立到今天，饰以金色蓝色饰物、有如童话中搬出来的中国茶屋。正是在这莫愁宫中，伏尔泰写出了轰动法国的《中国孤儿》。

1755年，《中国孤儿》在巴黎法兰西剧院首演。整个巴黎上流社会的人们穿上华贵的盛装，乘坐轻便的马车来到了剧院，剧院前的广场上挤满了马车。马儿仰着颈子嘶鸣，空气中弥漫着马儿浓烈的体味和汗味，暮色中人声鼎沸，有一种在巴黎少见的兴奋。当时一位剧评家这么说：“全国都来了，上演这出悲剧是一件国家大事。”

这时距离凡尔赛宫举行《中国皇帝》跨世纪的盛宴刚好半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伏尔泰被关入巴士底狱又放出来，在英伦、普鲁士游学了一圈，吸收了英国的牛顿主义、洛克的经验论之后回到了太阳王不在已久的巴黎。同时，耶稣会士翻译的中国典籍在巴黎大量印行，传遍了欧洲。

汉诺威的中国人

“天穹是我的祖国，所有正直的人是我的同胞。”（I hold Heaven for my fatherland and all right-thinking men for my compatriots.）

莱布尼兹可说是17世纪末的中国通。对那遥远的文明，他是最公正，也是最热心的宣传者。他曾开玩笑说应该在他的门上贴一张纸，上头写着：“中国知识部门”。

和当时欧洲的许多人一样，对于莱布尼兹来说：“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生活方式、艺术与手工艺，甚至其游戏也与我们格格不入，就像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一般。”然而和他的同侪不同的是，莱布尼兹绝不要求中国人成为欧洲人。相反的，以一种近乎天真的好奇心，他努力去理解中国文明。从哲学到养蚕取丝，中国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这位心怀宇宙的全才（universal man）。他深信对于当时正在寻找文明道路的欧洲，古老的东方古国提供了一个值得尊敬的典范。“毫无疑问，中国人掌握的许多自然奥妙和工艺技术，我们还从未探索过。”

“我认为这在当今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我们欧洲，（西方的交流）都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事。如果有机会，我会很乐意地为它做出贡献。因为我们能够几乎像注射一样把我们的知识在一瞬间传授给他们，我们一样能够从他们那里一下子认识一个崭新的世界。若不通过这种交流，我们不知道要用多少世纪才能掌握这些知识。”

莱布尼兹很早就看出来中国人“在观察方面高我们一筹，而我们的强项则是理论思维。中国人应当与欧洲人交换礼物，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明灯点燃另一盏明灯。”“我们的相遇和交流意义重大，它会孕育出千万美好成果、无数发明创造。”莱布尼兹所做的许多努力正是为了让这东西文明的交汇结出丰盛的果实。

1697年，莱布尼玆把传教士的通信编辑成《中国近事》，并亲自给这本书下上这个附标题——“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书中，举凡中国的养蚕纺织、造纸印染、冶金矿产、天文物理都囊括在其中。序言中他写道：“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由中国派传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 就像我们派传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那样，是很有必要的。”

读到《中国近事》后，白晋特地写信给莱布尼兹，并把《康熙帝传》寄赠给他。在与白晋的通信中，莱布尼兹惊喜地看到了邵雍的六十四卦次序和方位图像，发现道家的两极说和他发明的二进制不谋而合。欣喜之余，他写信给康熙大帝，要求加入中国籍。另外，在彼得堡，他曾建议彼得大帝送一台自己制作的演算机复制品给康熙帝，并希望俄罗斯成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

像是开启了一个百宝箱，在莱布尼兹这儿，中国激发了他无限的想像力。莱布尼兹关于中国的奇想之一是他写信给太阳王，建议以汉文这稀有的象形文字为基础，创造一种世界语言，在全世界通行。 他甚至宣称，这将成为新的启蒙运动学者的语言。

在莱布尼兹深厚的哲学体系中融入了中国哲学的影响。莱布尼兹对中国的热情延续终生。一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还在进行关于中国人宗教思想的手稿——《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

航向中国

“中国，世界上最高贵的地方，宇宙的中心点，在所有阳光得以照射、万物得以存活之处，那是最荣耀的帝国。”（那法瑞Domingo Navarrete《那法瑞修士游记》）

悠久的古国文明成了欧罗巴反思的参照。中国平等的教育制度影响了英国的教育改革，中华帝国五千年平和稳定的政体也使长年征战的欧洲反省自身的政治体制和难以解决的宗教纷争。对于中国的考试制度，欧洲人也大为赞叹，认为是选贤和善用人才最好的制度，可以供贵族制度十分严谨的欧洲参照。17世纪末，欧洲农业陷入困境。在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的推动下，中国重农主义影响了法国。

在千年来儒家的经世治国中，欧洲学者看到了完美的模型，甚而提议在欧洲“移植入中国的精神。”对于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中华帝国奠基在最高的伦理原则之上。对他们来说，利玛窦所批评的中国人缺乏尚武的精神不是懦弱，却是一种美德。十九世纪初，在英国的布莱登宴会厅，中国文官穿官服、百姓生活的巨型彩色图像高挂在四壁，成为人类的典范。直到今天，这些巨幅画像依然悬挂在吊灯高悬、富丽堂皇的宴会厅中。

大量出版中国典籍文献的巴黎成为汉学之都。1814年，法兰西科学院创设汉学讲座，中国研究正式进入西方学术界。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的《道德经》打开了欧洲讲究逻辑和推理的脑壳，影响了欧洲的现代人文学科。

到这里，一个世纪前太阳王使者出发去中国的使命可以说是美妙地完成了。正如莱布尼兹所期盼的，东西两大文明之光的交汇开创了炫目的辉煌。然而在人类历史的大戏台上，狂涛随时准备着吞噬最丰盈的果实，把人一切的努力毁坏。

被遗忘的传奇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过去300年间人类在地球上蜕变的故事。由於戏台横跨海洋和欧亚大陆，要看明白这场历史大戏，也得把时间拉长，才能看明白人类近代文明史这一出戏背后蕴藏的，要叫所有人惊奇万分的谜底。

我们在上几章所描述的欧洲中国热这段历史表明了在十九世纪前，亚洲对欧洲的影响不可低估。如果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一段历史竟然陌生得仿佛不曾发生，我们在这300年间经历的蜕变一定是深刻而又奇异的。

十八世纪初，欧洲全才莱布尼兹写信给康熙帝，要求加入中国籍。在中国人挤破了头移民欧美的今天，这根本是天方夜谭。就像是我们穿polo上衣、阿迪达球鞋，十八世纪的欧洲贵族以穿中国绸袍为时尚。来自中国的昂贵的瓷器、丝绸衣袍被大量仿制，成为那一季人们的最爱。欧洲时尚中心巴黎出现了移植入中国技术的瓷器厂、丝绸厂。

直到十九世纪，亚洲对欧洲的影响深入了思想、制度、农业、时尚、生活各领域。剥去中国风里面所含的东方主义成分，曾经，长达一百年，欧罗巴为中国神魂颠倒。一百年不算短。在那传奇一般的欧洲百年中国热之后，是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我们把那段历史抛在脑后，甚至在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奇闻时大为惊诧？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大略地勾勒出这300年间的大变局。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将聚焦在改变历史轨道的几桩关键事件上。

陨落的太阳

在晚年，太阳王经历了多重的挫败和怆痛。在政治外交上，冗长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使得法兰西的海陆军损失惨重。虽然最终法兰西赢得了这场战争，然而之后签订的乌德勒支合约放弃了法兰西在海外的部分领地，使得路易十四的威望大大降低。

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驱逐胡格派教徒这件事一直不为人所谅解，然而不少学者们同意，太阳王做的许多引起争议的事，在那个时候是唯一的选择。对于路易十四来说，他深知自己无论怎么做，都会受到指责。而我们记得，坚守天主教王国是太阳王挑在自己肩上的使命之一。

就在战争带来的多重损失之时，1709年，一场大寒害导致谷物严重欠收，饥民大量死亡，无异雪上加霜，把法兰西社会领上了崩溃的边缘。

在个人生活中，路易十四也遭遇了接连的打击。他不但晚年丧妻、失去王太子，在一场猩红热中，皇太孙勃艮第公爵、孙媳妇、曾长孙接连逝世，使得他的王位继承人不得不跨越两代，落到了才5岁的曾孙小路易身上。不久我们会看到，这一继承人的危机将直接影响日后法兰西的盛衰。

1715年9月1日，凡尔赛宫外的广场上，臣子百姓翘首等待路易十四最后的消息。自从马利打猎回来，国王卧病在床二十多天了。整个法兰西都知道国王如何的勤奋，即使在每周一天的休息日或卧病时，路易十四都会召开会议听取大臣的报告。对于太阳王，百姓依依不舍，或许他们以为这位治理法国长达72年、超出了他们自身年岁的君主是永生不死的。

这一天清晨，路易十四与世长辞。窗外的广场上响起来“国王驾崩！国王万岁！”响亮的呼喊。曾有人描述在路易十四去世之初，人们欣然欢庆，以为战争、重税将随之而去。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太阳王成为人们发自内心怀念的真正伟大的帝王。

路易十四之死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分界点。没有了太阳王，辉煌的凡尔赛宫黯然无光，法国历史上的伟大世纪随之结束。太阳王的继承者面临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以及接连而来的狂飙。随着路易十四的逝去，欧洲的文化及政治版图急剧变化，人类历史进入了另一阶段。

满清皇位的继承人

“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成为的模样展示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去瞻仰史上最伟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波维尔Pierre Poivre（1719年–1786年）,《哲学家游记》

这位史上最伟大的人指的是借着白晋在巴黎出版的《康熙帝传》，一夕之间在欧洲声名远扬的康熙帝。还记得在御船上聆听耶稣会士演奏小提琴、在黄河边测量水位、多才多艺的中国皇帝？现在，让我们把场景调回中华帝国的京城，那中国热向外辐射的起点。

创立满清的女真族是发迹于中华帝国东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猎人和骑手、射手的气质。康熙帝在骏马背上的风采，他一生中猎获的猛虎和奇兽，白晋都已介绍给了欧洲人。善猎善骑的女贞族性格热烈直率，从皇帝到皇子大都如此。

康熙55岁那年，在巡视塞外返京途中，他把众人召到行宫前，令皇太子跪在地下。之后发生的事让那天所有在场的人永世难忘：康熙帝流泪历数太子的罪状，之后扑倒在地，痛哭不起，命人将太子拘执。皇子们围上前去，叩首流涕。（《大清圣祖实录》）

之后，在二废二立太子之后，不管人们怎么叩求，康熙不再立皇太子。满清帝国大位的继承人成为所有人的心头忧。晚年的康熙帝形销骨立，和他传遍欧洲、盛年时两颊丰盈的画像判若两人。

康熙帝的驾崩

1722年，康熙帝在南苑围场打猎时略染风寒，折道返回京城，在畅春园的清溪书屋静养。关于康熙突如其来的驾崩，当时住在离畅春园不远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以及同时代的刘奭留下了这些记录。

“突然，仿佛是从畅春园内传来阵阵嘈杂声，低沉混乱，不同寻常。基于对国情民风的了解，我立即锁上房门，告诉同伴：出现这种情况，或是皇帝死了，否则便是京城发生了叛乱。为了摸清叛乱的原因，我登上住所墙头，只见一条通衢蜿蜒墙下。我惊讶地看到无数骑兵朝四面八方狂奔，相互之间并不说话。观察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听到步行的人们说：康熙皇帝死了。

“第二天，我…原想去宫里向康熙皇帝之死表示悼念，却始终没有获得允许。”——马国贤神父《京廷十有三年记》

“上驾崩后，内侍扶御銮舆入大内，相传隆科多先护皇四子雍亲王回朝哭迎，身守阙下，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入。”——刘奭《永宪录》

康熙驾崩后六天中，京师九门紧闭。当时的九门提督隆科多兼任步兵统领，京师戒严，即使是皇子皇亲，没有奉旨不得进入。当大丧正在进行之中，康熙帝的第四子胤禛宣读了大行皇帝的遗诏，宣布由他继承皇位。就这样，雍正登上了大位。

围绕着康熙迷雾重重的驾崩有许多费解的事，然而由于正史中许多真相被湮没，今天我们很难还原那关键的历史场景。从康熙驾崩那一天起，民间及史学家投注了许多心力去解这团迷雾，直到今天，依然有学者提出新的证据和论点，讨论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专业。

新帝的风格

关于新登基的雍正，欧洲传教士们留下了一些记载。在他们的记载中，这位新帝展现出和康熙帝迥异的风貌。

“皇帝说：‘虽则每一种宗教本身都是好的，但它们的信徒中间总会有坏人，这些人违犯教义和教规。对于这些坏人必须加以处置，但处置他们并不等于压制他们信的宗教。我为了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杀了成千上万的喇嘛，毁掉了多少喇嘛庙呀！’

“为了表明他的这些论断的正确，皇帝两三次放声大笑。他说话时口若悬河，充满自信，我们这些教士既没有机会回答，也不敢提出异议。而且，谁要是用不妥当的答话来打断皇帝的讲话，这本身就是有危险的。在召见前太监们就曾几次提醒我们，在皇上面前讲话要小心。

“当我们走出了皇宫的外宫门、太监们又把我们叫回去，让我们拿皇帝赐给我们每个人的哈密瓜。我们跪着受了礼，又在太监面前磕了三个头谢恩，每人拿着自己的哈密瓜出宫。”——严嘉乐神父致兹维克尔的信，北京，1725

史料中，雍正二年三月初九日载：“此役，岳钟琪以数千军奔袭敌穴，斩杀数万，俘获亦数万。”与耶稣会士严嘉乐在这里记载的相吻合。

在还没登基之前，胤禛潜心修禅多年，并且服食道士金丹。然而对于来自西方的天主教，他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这一点从他和欧洲传教士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而对于这位新帝与其父迥然有别的风格，传教士们也仿佛有什么预感似的，深感不安。

禁教与锁国

围绕着中国信徒能否祭祖的中国礼仪之争一直没有平息。1707年，罗马教廷派遣的特使铎罗在江宁发布禁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耶稣会士为康熙大帝翻译出这道禁令之后，康熙帝冲冠一怒，颁布天主教禁令，并说：“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然而在康熙朝，天主教禁令并没有严格实施，凡是在华传教士在京城领了票，表明允许教徒履行中国礼仪的，依然可以在中国留下来传教。

雍正即位后，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雍正元年底，1724年1月颁布禁教令：“所有西洋人除在京效力者，一律遣往澳门。”在外国传教士哀切的祈求下，雍正同意在澳门之外，另辟广州为在华传教士的遣送地。同时，全国多座教堂被毁坏，改为天后庙、武庙、谷仓，满人、汉人或被严刑逼迫，或被拘禁，被迫放弃信教。不愿离开中国的传教士潜入内陆各省，艰苦而危险地继续地下传教的工作。从此，掀起了一场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宗教迫害。

“从北京一封接一封信传来，告知刚刚掀起的对信仰基督教的人的迫害。北京来信说在所有的旗营里正在极严格地搜查入基督教的满汉官兵，用严刑拷打逼他们放弃信仰，同样的命令不久也将传达到富尔丹。”——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1736年，北京

“我每天晚上去安陆，天不亮就回到船上。路上或街上都空荡荡的，我没有发现有人注意到我，但是看到我们多年用作祟拜耶稣的神圣教堂，如今被异教徒们占据了，挪作他用，往往又是做偶像崇拜用，我心里深深地痛苦不已。

“几乎同时，我从各方面得到消息，在南昌山、谷城、光化等县也做了类似的搜查。从衙门官员那里得知，是皇帝下旨搜查的，皇帝得知好些传教士不再在广州露面，他们进入了其他省份，藏在基督徒家里，那些官员并不攻击基督教，但是要给他们钱，基督徒们凑了一笔钱给他们。”——顾铎泽神父致某神父的信，1730年

许多学者同意，与海禁、闭关相比，禁教是真正意义上的锁国。雍正禁教之后，在传教士寄回欧洲的信中，中国的形象丕变。随着这些传教士被驱逐，东西方之间那一座耗费了几代人的心血、一砖一石搭起来的文化桥梁从中间断裂。此后，满清帝国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蜕变中的满清帝国

在他生前，康熙帝展现了亲民而磊落的君主典范。他南巡六次、西巡五次、北巡则更是频繁，骏马背上的身影遍及国土。南巡时，御船泊在水上，皇帝在灯下读书一直到午夜。即使骑马或舟车劳累一整天，康熙帝都会挤出睡眠的时间批阅奏折，从不留到第二天。

出巡时，康熙帝亲和地让百姓贴近自己。关于这一点，随行的耶稣会士留下了生动的记录。

“他亲切地接近老百姓，力图让所有人都能看见自己，就像在北京时的惯例一样，他谕令卫兵们不许阻止百姓靠近。所有的百姓，不管男女，都以为他们的皇帝是从天而降的，他们的目光中充满异常的喜悦。为一睹圣容，他们不惜远涉跑来此地，因为，对他们来讲，皇帝亲临此地是从不曾有过的事情。皇帝也非常高兴于臣民们赤诚的感情表露，他尽力撤去一切尊严的夸饰，让百姓们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传下来的朴质精神。”——南怀仁《鞑靼旅行记》

“在皇帝用餐时，他发现有几个农民的孩子在远处瞧着他，于是他命人把小孩带到近处，给他们吃馒头、肉和糕点。孩子们跑回家去，很快又回来了，每个孩子都带着一个篮子，皇帝便命人用他桌上的食物装满孩子们的篮子。”——《张诚日记》

雍正的治国风格完全不同。他不爱骑马打猎，在位十三年中除了谒东陵，不曾出巡，却把自己关在宫中，细心批阅了数目惊人的奏折，留下数十万言的硃批。仔细阅读这些硃批，可以一探雍正的心事和性格。此外，雍正打贪官出的招数猛烈，效率奇高。与宽仁的康熙帝相比，满清的吏治之风顿时一变。

在清帝国，雍正烙下了与其父有着天壤之别的烙印。比起康乾两朝，雍正一朝的文字狱规模更大、牵连更广。此外，雍正设立了七年的观风整俗史，并编写奇书《大义觉迷录》，勒令全国郡县学官人手一册，全国人人学习，还让控诉皇帝十大罪状的曾静巡回全国宣讲，忏悔改过。在今天看来，这一“反面教材”的推行和日后新中国的文革整风的确有那么一丝雷同之处。

朝鲜史料中记载：“清皇（雍正）为人自圣，多苛刻之政，康熙旧臣死者数百人。”（《朝鲜李朝实录中国史料中的中国史料》）同时，在整个雍正王朝，胤禛的许多兄弟下场十分悲惨，这也是人们在讨论雍正时难以回避的史实。

关于雍正的治国风格，著名史家钱穆论道：“我们现在看他的朱批上谕，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是如何统治中国的。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的。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学家史景迁也讨论过雍正监视着帝国子民的动向，曾在硃批中要求官员查明夜行船只的目的地和满族士兵的行踪。

在这深入私人领域的高压统治下，汲汲于吸取西学、慷慨大度、与西方传教士以礼相待的中华帝国逐渐蜕变。中晚期满清内闭的性格日渐打造成形，并催生了犬儒风格的乾嘉考据之风。

1735年，胤禛神秘骤亡，留下另一个历史上解不开的谜。康熙帝生前十分喜爱的孙子：乾隆登基。乾隆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释放被雍正囚禁的皇族臣子。在被囚多年的康熙之子中，最受瞩目的是乾隆的十四皇叔，也就是当年平西藏后凯旋返京时十分风光的抚远大将军胤禵。

对很多人来说，胤禵被释放的那一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传说康熙的第十四子关在那里，现在无人再提起他了，好多人都认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打开了重重大门才找到囚犯，他根本不知道他四兄（雍正）已死，他的侄子已经登基即位，因为围墙太厚了，无论外边发生的事情，还是外边议论的事情，他什么都听不见。

“尊敬的神父，您可以想像这位被禁闭了十二年的亲王一旦被从可怕的黑暗中拉了出来是多么惊讶，多么快乐。过路人看到那队人马走进牢里都停下来观看。人们马上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每个人都想看看遭难亲王被释放的情景。消息马上传到北京，十四亲王府离这队人马进入的城门比较近，老百姓们成群结队地跑去迎候，为了表示他们的快乐，他们都跪着迎接他，手里拿着香向他磕头。”——巴多明神父致杜赫德神父的信，1736年，北京

雍正元年起，满清的大门朝世界关上。自信大度、把古文明的硕果传向欧罗巴的中华帝国不再。神州大地笼罩在一片迷雾中。

在接下来的近三百年间，欧洲人痴迷向往的东方古文明经历了一场剜心透骨的蜕变。与此平行，在地球的另一端，欧罗巴刮起了一场把全人类卷入的“狂飙”。

在整个十八世纪，欧罗巴吸收着各种思潮带来的养分，在自己强壮的胃中咀嚼着，消化着，长成一个令人生畏的巨人。在这巨人不断变化的视野中，遥远的中华古文明也在不断变化。到了十八世纪晚期，东西方已各自蜕变成全新的文明。在这全新而陌生的两个文明之间，一百年来的水乳交融、吸收互补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过去。当东西方文明一起把久远前擘画的蓝图忘记，不可避免的，人类文明走进了一条渐行渐窄的胡同。

下面，我们将看见在这近三百年间，人类文明自我消解、自我否定的过程。“惊心动魄”四个字不足以形容这一场翻天覆地的人类悲剧。

太阳王不在世的日子

路易十四留给他的后代的，是一个从极盛开始衰落的法兰西。5岁就继承王位的路易十五容貌俊美，被称作受人喜爱的路易十五（Le Bien-aimé），然而他没有曾祖父的果断睿智，更缺乏曾祖父的君王风范。不但如此，他优柔寡断的性格、糜烂纵欲的私生活动摇了君主制的根本，七年战争更使得法兰西经济受到重创。逐渐的，路易十五成了被百姓仇恨的君王。

从他手中，他的孙子路易十六承继了因参与美国独立战争而欠下的四十亿里佛国债和社会秩序混乱、濒于崩溃的法兰西。对于这一位不喜爱曝光在公共仪典下的君王，辉煌的凡尔赛宫显得太过耀眼。他搬离太阳王的国王卧室，另辟一套私密的居室。太阳王不在世之后，凡尔赛宫鼎盛的日子一去不返。

1788年7月，鸡蛋大小的冰雹从天而降，一下下敲打着农田，大片的田亩收成全无。一场大旱灾加上酷寒的长冬，使得法兰西的面包严重短缺而又奇贵。死亡率节节攀昇，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高雅的建筑、一座座街灯、雕像不能填饱人们的肚子。已濒临破产的法兰西雪上加霜：在英法通商条约的冲击下，大批企业倒闭，到了年底，有8万人失业，成千上万的人涌进巴黎，底层人民饥寒交迫，节节升高的怨愤伴随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而愈来愈大。

1789年5月5日，为了解决空前的国家危机，王室召开停了一百多年的三级会议（教士、贵族、平民）。由于贵族阶级拒绝合作，占全国95%人口、税务负担最重的第三等级（包括所有农民、工人、商人、军人、工匠、地主以及资产阶级）组成国民议会，准备立宪改革，成立君主立宪。

由于路易十六解聘了赞成改革的财务部长，国王和国民议会的冲突升温。七月，与叛乱的百姓站在一边的巴黎叛军攻入巴士底狱，取得弹药和兵器。十月，法国大革命出现了奇特的一景。在隆隆的鼓声和暴民劫持来的大炮坐镇下，7000名妇女从巴黎市场游行到凡尔赛，从一扇没有守卫的门攻入皇宫，杀了国王的几个贴身侍卫，把路易十六挟持出来，一路“护送”到了动荡不安、饥饿的巴黎。回程时，游行队伍多达6万人，护送队伍的国民卫队把大块面包挂在刺刀上，一些市场妇女兴奋地骑在缴获的大炮上，游行者高举长矛，矛上是凡尔赛宫中遇害士兵的头颅。

改变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了。

来到巴黎，国王和王后一家人被囚禁在极不舒适的杜伊勒里宫。和“国王是绝对的主人”的太阳王时代相对照，十八世纪末的法兰西已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

面对着为饥饿与愤怒（还包括窥觑王位的贵族）所煽动跟王室反目成仇的人民，路易十六虽然抱着良好的意愿，却缺乏危机处理的冷静和智慧。最终，由于难以接受国民议会对天主教的严酷迫害，1791年，国王一家打扮成平民从杜伊勒里宫逃出，他们的仆人则打扮成贵族。第二天，国王被人认出，在百姓沉默的注视中，王室一家被护送回巴黎。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波旁王朝被推翻。第二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广场上爆发出山崩一样的欢呼声：“共和国万岁！自由万岁！”大家不停地呼喊着口号。所有的拳头紧握着，所有的帽子抛向了空中，所有的怒火似乎在压抑了几百年后，忽然像火山一样，可怕地爆发了。十分钟后，人们发疯一样地涌向断头台，用手绢、领带、帽子，一切能够携带的东西涂抹着路易十六的鲜血。 《善良的暴君——路易十六和法国大革命》

太阳王和路易十六在位期间相隔只有60年。这60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竟把享有绝对王权的王室推向如此悲惨的结局？纵使太阳王卷入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大同盟战争”及重税制度被历史学家认为是法兰西财政及社会危机的最初之因，然而在太阳王巨大的光热下，这最初之因无法酿成巨灾。即使是路易十五、十六接续的平庸统治、性格缺陷及持续的战争和天灾，也不是法国大革命必然的原因。

要理解法国大革命背后深层的因缘，我们还得挖掘更深。和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变化一样，思想上的变革是法国大革命根本的推动力。在整个太阳王世纪，新思潮的种子在欧洲播下，从社会、政治思想到法律、科学，欧洲受到了全方位的冲击。启蒙运动人物如伏尔泰、卢梭对于君主专制、宗教专权的愤怒，他们对自由、平等赋予感染性的言论打开了人们心底地窟的一扇门，燃起了革命的烈火。从欧罗巴内部，好比一万匹脱缰的野马，有一种难以遏制的狂野的力量企图从既有的现状（所谓的旧制度）中挣脱出来。

被作为武器的中国哲学

面对五千年中华古文明，欧洲人的心理是复杂的。从好奇、迷恋到随心而用，欧洲学者从中国寻找文明的灵感。随着中国典籍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这古文明的智慧被欧洲知识界转化为自己需要的养分。然而由于文化上巨大的差异和西方文明的优越感，一种强加的曲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上面我们提到，对于早期启蒙运动，中国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然而让我们提醒彼此：对于进入近现代的中华帝国，事情往往不尽如人意。仔细探究，中华文化在欧洲所起到的一些作用往往出人意表，甚或要叫我们大惊失色。为了挣脱西方一千多年来的天主教统治、绝对君主制和封建贵族制度，欧罗巴把中国理性、平等的儒道传统变作了手里的矛，转身击向弊病丛生的天主教教会，击向千年来欧洲文明的核心。

我们还记得，在离家乡十万八千里的东方古国，传教士夜里点亮灯，一个字一个字把象形文字变成拉丁字母，印出来厚厚的一册册典籍，好叫欧洲人理解这敬天敬地的古老文明。然而不久，这些虔诚的教士们发现自己的心血——这古国的智慧被曲解成另外的东西。对于孔丘所崇敬的抽像的天，西方学者似乎很难有真正的体悟。似乎是这样：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中国人心目中非神格化，然而崇高而具体的天始终难以进入西方人的心中。莱布尼兹、白晋等人从儒学思想及理学的“理”中看到了一种与基督教在精神上并无分歧的自然神论（这样的看法，其实，也带着强烈的目的性），而到了沃尔夫（就是那位由于讲授中国哲学的优异性而被驱逐出大学的教授）手中，这样的自然神论距离无神论危险的接近。

对于启蒙时代的作者如伏尔泰，他们所理解的中国自然神论是攻击天主教专制的一把好使的武器。耶稣会士们万万想不到，自己呕心沥血喂养大的果实竟然会被反转过来，成为攻击教会的利器。中华古文明敬天的传统成为欧洲人手里的一柄矛——到了这里，距离启蒙运动无情地批判世界上硕果仅存的东方文明只有一步之遥。这正是历史叫人哑然失色的地方：下一步，中国古文明成为欧洲知识份子袭击的对象。

就像他在《波斯人信札》中犀利的嘲讽巴黎人和巴黎文化，孟德斯鸠把中国描述为一头怪物。由于没有“法”的精神，中国使用棍棒来管理人民。“中国的专制主义拿自己的枷锁来武装自己，因而变得更加残暴。所以，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其原则是恐怖。”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一种是卖出用的，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法意》

在《论科学和艺术》中，卢梭以中国文明为例，证明他的“文明否定论”。他诘问：中国的文明并没有使中国人更有道德，也不能免除他们被异国征服。“他们所堆砌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出什么结果呢？结果不就是住满了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吗？”

曾经被视为文明乌托邦的东方古国一翻身，成了被无情地批判、落伍无用的老古董。

新欧洲

有如夜里汹涌而至的海涛，启蒙运动冲击上了太阳王的文化王国。

1717年，太阳王辞世两年后，伏尔泰写诗嘲讽法国宫廷的骄奢，被关入了巴士底狱。1721年，孟德斯鸠发表《波斯人信札》。和当时大部分关于路易十四时代的作品不同，这是一本无情地嘲讽巴黎，也就是嘲讽法兰西文化的作品。1728年，孟德斯鸠几经波折，终于进入法国科学院。1746年，一直被法兰西宫廷视为危险人物的伏尔泰也终于进入了他梦寐已久的法兰西学院。当这些启蒙运动的剑客进入了路易十四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们明白，太阳王力挽狂澜、竭力阻挡的新时代剧变不可挽回地到来了。从这里开始，人类将经历长达三个世纪、波涛汹涌的变化，从外表直到心灵，人类逐渐变得陌生，不可辨识。

像是一座巨齿轮，一度一度的，欧罗巴悄悄转移自己巨人的躯体，直到她完成了一百八十度脱胎换骨的蜕变。十八世纪晚期，欧洲对中国的痴迷已转为一种抗拒和尖刻的嘲讽。大步迈向未来的欧洲不再需要古国温和的节制和道德，也不再崇尚她唯美而柔软的丝绸和易碎的青花瓷。在列国前扑后继争夺殖民地、挖掘金矿铁矿的时代，船坚炮利的欧罗巴与老子的无为、孔丘的中庸距离何其遥远！

孟德斯鸠提出实行三权分立以限制君权，否认君权神授；卢梭大谈自然和人生而平等说；伏尔泰则大声疾呼人们从宗教专制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和他们锐利的思想一样，这些启蒙作家的语言够辛辣，带有一种物质性的渲染力，煽动了人们的愤恨和渴望，而这愤怒和渴望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在读了他们的东西后，路易十六大吃一惊：“这两个人（伏、卢） 光用笔杆就能断送我的王朝。”随着启蒙时代的推进，欧罗巴推翻君主专制只是时间问题。

在社会结构和生活上，和启蒙运动一起席卷而来的工业革命彻底解构了传统的生活，把人类领入了全新的生存方式。在工业革命时代，人类的外貌也生出了变化。迫于工厂每日长时间体力劳动的压力下，欧洲男子的平均身高从1.73米下降到1.67米。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这时代的剧变在人类身上烙下的印痕。

帝国主义登上武装的高船，向亚、非洲扩张。法兰西也加入了英格兰、荷兰，在远方开疆辟土。同时，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地球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烟囱、浓烟、齿轮、蒸汽火车出现在地平线上，英伦式的工业风景结合着人类内在激变的旋风，从内到外，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诞生。

和当时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一样，马戛尔尼伯爵熟读了莱布尼兹有关中国的著作，还有杜赫德图文并茂的《中华图志》。不久，他将率领英国使节团出使中国。对于自己的这一使命，马戛尔尼充满了兴奋和期待。

一个我们熟悉的故事

和当时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一样，马戛尔尼伯爵熟读了莱布尼兹有关中国的著作，还有杜赫德图文并茂的《中华图志》。不久，他将率领英国使节团出使中国。对于自己的这一使命，马戛尔尼充满了兴奋和期待。

1793年，英国使节团抵达了中国。看到梳辫子盘髻的妇女时，马戛尔尼赞叹道：“我被她们的外貌所震惊，不禁要像莎士比亚的米兰达在《暴风雨》中那样喊：‘噢，奇迹！这么多美丽的人！多美丽的人啊！噢，真是美好的新世界，竟然有这般美丽的人存在！’”

第二年三月，英国船舰从澳门驶离中国。在这之后，马戛尔尼说出了截然不同的一番话来：“中华帝国只是一艘陈旧的破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得它在近150年的时间内没有沉没。它那庞大的躯体使得邻国望而生畏，假如不幸由一位无能之辈掌舵，那它的厄运就降临了⋯⋯即使不会立刻倾覆，也会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最后在海岸线上撞得粉碎。”

自从禁教和锁国之后，清帝国已从康熙帝时代的好奇、勇于吸收西学蜕变成了这艘西洋人眼中破旧失修的战舰。和百年前从中国启航的“海之女神号”抵达盛路易港时的盛况相比，这艘破旧的战舰不由叫人哑然失色。时光犹如变戏法一般，在人类文明的大戏台上洒下了迷离的光影。

英国使节团到访中华帝国的故事早已写入了今天的教科书。下面是1698年，第一艘来自法国的帆船——“海之女神号”抵达广州港口时，法国传教士和清廷对船长觐见康熙帝时的礼节问题所做的讨论。从康熙帝和乾隆帝对待外国使节不同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东西方文明在这一百年之间各自的变化。

“待钦差说罢，我们传教士排成两行按华俗行九跪之礼以感谢王恩。这一切发生于众目睽睽之下，大批在场的百姓很快把这一消息传遍全城，大大提高了传教士在广州的威信。

“由于谢恩时需跪拜并举行类似臣服和效忠的仪式，我和刘应神父便说明，昂菲特利特号（海之女神号）船长作为最伟大最强盛的西方君主的官员，他无法按中国方式完成仪式；因为伟大的西方君主接受臣服而不臣服任何人。中国官员答道，只要仪式依对两国都体面的方式举行即可，也就是说部分依华俗、部分按法礼。为此，他们建议德拉罗克先生面朝北京方向，恭听站在对面的巡抚宣读帝王豁免船只税收的圣旨；德拉罗克先生可以或是戴帽下跪，然后行法国式屈膝礼表示谢恩，或是如他愿意，也可脱帽躬身，再行法国式屈膝礼谢恩而无需下跪。”——《白晋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拉雪玆神父的信》（1699年，北京）

在这里，清廷在外交上所展现的理性和大度是之后的满清所没有的。即使是热爱西洋音乐和西洋建筑的乾隆也缺乏他的祖父康熙帝那种坦荡雍容的自信。

抵达京城不久后，英伦使节团启程前往热河避暑山庄向高龄80岁的乾隆拜寿。关于英国人僵硬、无法屈膝下跪的一双长腿，我们都已听说过。然而让我们提醒自己：这些英伦使节来自于当时海上霸业如日中天、自称是“地球主人”的英格兰。他们在这东方帝国旅途中的心理状态值得我们关注。

在热河，英伦使节们夹在所谓的“南蛮西夷”中，在夜里苦立几个小时，终于等到了乾隆皇帝在威武的侍从护卫下，像神一般君临现场。不幸的是，他们的身子弯曲的不够低，高高浮在各国使节当中，被皇帝一眼瞧见。此后，英国使节团和清廷的关系节节恶化。最后，这个来自“地球主人”的使节团被命令在一夕之间整理行装，不得不放弃大量个人物件，仓促而又狼狈的离开中国。

关于这一趟东方帝国之旅，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写下这句话：“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怀着耻辱与挫败，原本带着巨大的希望来到中国，冀望能和这富庶的东方国家通商的使节团灰头土脸地回到了英伦半岛。这之后百年间发生的事已成为历史。

火烧圆明园

上一章中我们提到过，随着时代的大变革，欧罗巴对中国的态度从早先的崇拜和痴迷一变而为轻视和嘲讽。这一嘲讽结合著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动力，导致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抵达了高潮。

关于鸦片战争，在出征之前，英国国会有过激烈的辩论，最后使英国决定出兵的是一位议员激情的一段演说。这位议员就是当年使节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当年他还是个孩子，随父亲赴中国时，因为他会说一些汉语，乾隆从自己腰间解下荷包赏赐给了他。

我们记得圆明园。这一座梦幻式的花园中有来自太阳王的使者的心血：那传出美妙西洋管弦乐的奇谐趣楼，还有楼前随音乐起舞的大水法。1860年，圆明园如梦似幻的美景和亭台楼阁，连着她精雕玉琢的西洋楼在大火中烧了三天三夜。随着大火逝去的，是三百名太监、宫女、工匠和这一座雨果笔下人类梦想极致的花园。

圆明园的毁灭也象征着太阳王和康熙帝联手打造的东西方文明交辉的幻灭。直到今天，圆明园大水法断裂的大理石、西洋楼的石壁倾倒在地下，在一片废墟中默默诉说那一段人类文明自我毁灭的故事。

“一处处熊熊燃烧的大火和一堆堆的瓦砾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大火已经殃及附近众多的农民房屋。我们走出圆明园的大宫门，兴奋中带着一丝感伤，回首望去，只见火苗跳跃着、飞舞着，像一道道飘动的垂花饰和花彩环，点燃并吞噬了一个个门扇。与此同时，一根巨大的黑色烟柱从大宫门倒塌下来的屋顶那里升上天空，给这幅火焰构成的生动画卷加上了一道边框，火舌呼啸着，劈剥作响，仿佛为周遭的毁灭而欢呼。”

“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飘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轻风，将这浓密的黑云刮到我们的营地上空，继而推进到整个北京城。尽管都城与圆明园相距甚远，但浓烟带来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落在大街小巷，无声地述说和揭露王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在这两天里，营地和圆明园之间，日光被天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周围的地区也是一片昏暗。”——英国领事兼翻译郇和、英军中校吴士礼等目击者回忆

诸神离席

在过去的三百年间，人类文明经历了一个自我消解的过程。首先，启蒙时代把中华古文明对天的信仰叫做自然神学，也叫非超自然的信仰，并用它来攻击西方文明传统的一个核心——基督教/天主教。伏尔泰盛赞中国的自然神学理性平和，而把基督教的信仰称为迷信。他出版的一本本攻击基督教、教士的小册子有如锐利的刀刃，在法国大革命时起到了致命作用。

此后，基督教经历了刻骨铭心的蜕变。十八世纪之前，天主教教会统御整个欧洲。到了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把万物之灵的人类称作猴子的后裔。到了这儿，千年来人类深信不疑的创世说被彻底撕裂。当人类宣称自己是猴子的后裔而不是上帝创造的生命，人类的集体蜕变已经完成。对于接下来的发展，或者，我们不需太过惊讶。

在二十世纪前夕，无论是哲学或文学作品中，“上帝已死”成为一句时髦的话。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欧美教堂一座座被废置或移作他用，大量信徒流失。在物质主义的氛围中，无神论取代神学，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虽然基督教和梵蒂冈始终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维系着显着的地位，然而在人类的集体意识中，原本主宰人类心灵的上帝逐渐在地平线上向后撤退。

釜底抽薪一般，人类文明失去了生存的大背景。切去了天和众神，人类失去了生活的磐石，也失去了道德的座标，成为浮荡在空间中的无根的生灵。仔细思索，我们将发现现代文明的一切变化都来源于这最根本的蜕变。

在当代，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表现正是无神论刻下的烙印。而上帝撤退之后留下的空白是如此巨大，远远超出了人类的预期。上帝撤退之后生出来的无底黑洞是人类无法填补的一个深渊。在失去了所有尺度的今天，人们逐渐看出来：切去了宗教，切去了中国哲学中的天，以人为中心的权力意志正是今天社会失序的症结所在。

世界上幸存的古文明

拆卸了基督教之后，中华帝国成为欧洲的下一个目标。继启蒙时代中晚期对中华文明的诋毁，在十九世纪，一艘艘配备炮火的高帆越海而至，来到了边界洞开的古文明门口。仿佛是为了消去中国人在漫漫五千年中深厚的业力，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三次革命，中华帝国的磨难一个接一个接踵而至，一直到二十一世纪。

1901年，为了保护受义和团攻击的在华侨民，八国列强联合出兵从天津出发，南下京城。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在京城焚烧掳掠，留下了惊人的历史图景。联军骑马进入紫禁城的背影更是一个超现实的景象。在上腾的火焰和炮火的硝烟中，八国联军穿不同军装、蓄不同款式胡须的士兵狂欢饮酒，欢庆1901新年，即二十世纪的第一个新年到来。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两百年前凡尔赛宫（还有意大利各城市）举行的《中国皇帝》盛宴和嘉年华，或许，我们能记得当年欧罗巴是如何进入十八世纪的。

在八国联军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之后，清帝国的气数已尽。1901年，距离满清亡国正好十年整。之后，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经历了三场革命：孙中山先生带领的国民革命；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大革命。

为了避免从地球上被除籍，这古国一回又一回改变了自身的道路。十九世纪以来，世界上唯一幸存的文明古国汲汲于所谓的“现代化”，向西方亦步亦趋，邯郸学步。途中，中国走上了一条致命的岔路。东方古国一步一步成为血旗下的“新中国”。六十年来，神州大地被西来的幽灵窃据，在一场接一场的腥风血雨中，从根部摧毁了民族的命脉。

十年文化大革命遥遥呼应半个多世纪前的法国大革命，把古国人民变成了无法无天、斗天斗地的新人类。到了这里，从精神到物质层面，中华帝国的拆卸工程已告完成。在新中国变异的遗传基因下，出现了这幸存的古国的一枚膺币。犹如世界史舞台上叫人痛心的一幕悲剧，中央帝国埋头改造自己。

欧洲百年中国热成了不堪回首的往事。在西方列强的大军临阵下，东方古国成为败北的文明。然而我们不该忘记，这是世界上幸存的唯一古文明。屹立在一片现代废墟中，这古文明的意义是什么？而当来自上天的古文明成为现代科技文明的手下败将，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

二十一世纪回眸

在今天，失控的道德和所有尺度的腐蚀已把人类拖到悬崖边上。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断崖上回望，或许，我们才能看出来三百年前太阳王朝向康熙大帝伸出的那一双慷慨手臂的深远涵意。

太阳王世纪被赋予了东西方文明互补的机遇。朝向开化迈步的欧洲需要的正是这敬天法地、注重道德的古文明的典范。对于骁勇善战又高傲的安格鲁撒克逊人、高加索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民族，儒家的中庸和道家的无为是最好的中和剂。而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写实绘画、管弦乐也都是西方文明来自于天的精髓，赋予了注重神思气韵的古文明坚实的养分。

1789年，欧洲百年中国热终结的这一年，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不可挽回地失去了。站在二十一世纪往回望，人类文明走的一条路历历在目。而事物的迁化带有一种难以抗拒的腐蚀性，往往是在大错已铸之后，我们才看见那难以收拾的苦果，幡然醒悟。

上天苦心安排的这一场东西方文明的交会是一场错失了的历史机缘。错过了这千古难逢的机缘，东西方文明朝着另一方向前行，一直走到了今天。人类在太阳王逝世三百年之后所抵达的境地是如此惨烈，我们得追问：这一切是否有一个更高的因由？

跋 太阳王不在世三百年

走入太阳王留下的遗产——凡尔赛宫，犹如走入那伟大世纪的遗址。然而太阳王留给人类的文化遗产远远超出了这些可见的事物。那些不可见的，对于人类心灵有着深远影响的事物，那些在整个人类文明留下深远印记的事物，以及太阳王擘画的世界文化蓝图，才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凡尔赛宫被暴民多次洗掠，宫中富丽的家具、壁画、挂毯、吊灯被洗劫一空，门窗被砸毁。1793年，宫内残余的艺术品和家具运往卢浮宫，全欧洲王室艳羡的凡尔赛宫沦为废墟。

1833年，凡尔赛宫经历了修护工程，恢复了昔日的荣光。现在，凡尔赛宫成为一座历史博物馆，每天数以万计的人从世界各地前来，在这无垠的艺术宫殿中徜徉。再一次，气势恢宏的穹顶壁画、镜厅中闪烁的水晶吊灯和数千面镜片又如同太阳王在世时一般，焕发着无伦的光芒，把三百年间潮起潮落的一幕幕大戏洗净，只剩下众神的雕像，这永恒的元素：金、水、火。前庭中，阿波罗依然雄鸷的坐在马车上，驾驭着骏马从深海破浪而出，君临天下。

三百年如白驹过隙，凡尔赛宫毁灭了又重建，仿佛不曾经过那暴烈的火和兵器。仿佛那一切都不存在，唯有这永恒的艺术穿过时间出现在人们眼前，完好如初。

在二十一世纪，像是赋予人类的第二次机会，那逝去的历史机缘正在悄然重返。带着所有她辉煌的果实，那被抛弃的古国文明正在重新回到人们的视平线。那一艘来自中国的巨船已再度起航。当那一艘荣耀的船再度出现在走到了尽头的人类文明前方，不知不觉中，她已成为今天人类“进步文明”的解药。和三百年前错失了的历史机缘，我们再度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