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 中国私企宿命

四九年中共夺得政权后，从1950～1953年，在国内全面推行了暴力、血腥的土地改革，不仅所有被划为地主、富农们的全部家产被洗劫一空，而且对他们和他们的亲属进行惨无人道的斗争和折磨。数百万的地主、富农被野蛮地残杀，从而彻底消灭了农村的精英阶层，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那些在运动中用地主、富农们的血，纳了投名状的大批流氓、地痞进入乡村区县行政机构，成了中共在农村依赖的中坚力量。在完成土改后，中共的下一个围猎目标就是城市里被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者。

作为中共“共和国”国旗上一颗星的民族资产阶级，在1949年9月通过的相当于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于是从1949年起，赤手空拳进城的中共，除没收的蒋政权所谓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人在华的资产外，并没有任何家底，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不得不依靠“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者来发展经济，放手让私人企业发展，以维持新生的政权。

刘少奇1949年春上，在天津和工商界人士座谈时，高度赞扬了资本“剥削有功”，信誓旦旦地保证，在新政权私营企业与公有企业是长期并存的，让资本家们解除顾虑，吃下这颗“定心丸”，大展身手去发展经济，大家一起发财，并亲切地称民族资本家是“自己人”。由此在一个近代历史中少有的和平时期，当时的中国私有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据统计，1949年中国有私有工业企业12万3000个，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到了1952年，私有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到80%，处于绝对优势，为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毛在抗战以后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后来的《共同纲领》，都吸收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精髓，因而在国共内战和四九年建政后，得到了各阶层的支持和拥护。但这只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是一套骗术，他们从来就没有准备真正实行过。于是一旦他们夺得了政权、度过了建政初期的困难，觉得政权稳定了，马上就过河拆桥，凶相毕露。他们骨子里就是极权独裁，就是一切财产都要归于一党所有，所有的财产都要抢到手，要强行没收，不论是明抢，还是暗夺。

农村推行合作化，农民被赶进农业社，被画地为牢圈在农村后，全国除这些由民族资本家控制的工商企业外，其他各行各业和部门已全部在中共的掌控之下。在这些部门，民众不仅思想、言论被控制，择业、迁徙自由也被剥夺，完全要由组织来分配、调动。也就是说，中共从经济上扼住了每个人的脖子，离开他们就没有了饭碗。

二

中共岂会放过工商业这一大块肥肉，让其脱离极权的魔掌。于是从1953年开始，中共开始在一些私人企业强行入股，就是加入“公共股份”，并且派出干部以公方代表的身份经营和管理企业。私人企业家尽管仍然持有多数股份，但是却要将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权交给公方代表。

1954年9月2日，政务院通过了《公私合营暂行条例》，1955年下半年，大中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趋势。11月，中共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对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领导，尽快推动运动向纵深发展。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所谓‘公私合营’，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按1956年高潮时的政策，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年座上宾的资本家也再不是中共的“自己人”，而成了“被改造”的阶下囚了。也就是说，公私合营后，每年企业向原私股持有人支付5%的定息，作为分红，期限20年。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低于多数企业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1966年9月，国家停止发放定息，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按照现在的观念，等于一夜之间私人股份被收归国有。

对于这种明抢暗夺的土匪行径，为什么没有反抗，没有抵制？经过土改、三反、五反等历次血腥、残酷的运动，面对滚滚的人头和累累的尸骨，资本家们早已吓破了胆。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吆来喝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坦白”做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上海在“五反”运动中，四个月内自杀的资本家及家属就多达876人。就是奉公守法、唯中共政策是从的不少资本家，也惨遭莫须有的罪名被迫害。

在抗战中为国家和民族做过巨大贡献，内战中也给予中共直接帮助，曾被毛表彰过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四大代表之一的卢作孚即是突出一例。1950年6月，卢作孚率100多条船从香港回归大陆，希望借此为“新中国”出力。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运动中，组织居然指使其养子在大庭广众下“检举揭发”卢如何“拉拢腐蚀国家干部”的“犯罪行为”。卢于1952年2月8日，被迫抛下妻儿悲愤自杀。

被以虚构和莫须有“贩卖假药、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罪名枪决的“大康药房”老板、年仅29岁的王康年，当年犹如妖魔，成了中国大陆“罪恶的不法资本家”的代名词。后来周而复又以其为原型，在反映上海五十年代初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的小说《上海的早晨》中再次鞭尸。轰动上海的上海“冠生园”品牌创立者冼冠生，也因不堪凌辱跳楼身亡。据说当年上海市长陈毅每晚坐在沙发上品着香茗听取秘书汇报时，总要悠闲地问上一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意思是问又有多少资本家商人跳楼了。

在勒紧政治绞索的同时，套在资本家脖子上的经济枷锁也日益加重，政府从银行贷款、原材料的采购，产品的行销，甚至税务、工商管理、消防、卫生等诸方面设置障碍，予以卡压。工会又积极组织工人们和资本家斗争，不断要求提高薪金，致使不少企业的运行成本大增，资本家的利润被一再挤压，企业经营困难重重。巨大的压力使很多人失去了继续经营的信心，希望通过公私合营，渡过难关，趁机放掉企业这个包袱。

对于中共的过去、今世无人不晓，他们就是当年苏俄一手包办和用卢布豢养的组织，他们以苏俄为师、马首是瞻，夺权后又一边倒向苏俄。他们的祖师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就对国内所有富人痛下杀手，不仅抢劫了他们的全部财富，还让没有来得及逃到国外的数百万地主、富农、资本家从肉体上消失。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描述的“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杀光另一半俄国人”。几百万中国地主、富农和前朝的遗民们横尸荒野，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资产阶级已被列为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的对象，因此无论他们对于合营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无济于事，反对，只能是螳臂挡车，顷刻就会被碾得粉身碎骨、灰飞湮灭。

如果能识相积极拥护合营，表示进步的愿望，还有可能取得政府表面上的信任，换取一定的政治资本，又可摆脱企业经营上的困境，名利双收，两全其美。而且表面上毕竟没有被无偿抢走，是赎买，还有五厘定息可拿。于是在这样的血腥恐怖震慑之下，资本家为了保命，纷纷将企业股份无偿地捧给了政府，将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权拱手献给政府，从而使中共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抢劫。

一篇文章曾以《比鸦片和妓院还厉害》为题，调侃了公司合营的公然掠夺：“天津十八街‘麻花大王’李富贵用死面兑发面，热油烫面，糖水和面，炸出的麻花香脆酥甜，发大财后吸食鸦片，破产将铺面转让给伙计刘老八。刘老八苦心经营，发财后狂嫖滥赌，破产将铺面转让给伙计范家兄弟。哥俩起早贪黑，发财后兄弟俩发誓不吃喝嫖赌。然后天津解放了，然后就是公私合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三

对于这区区的五厘定息，中共也是耿耿于怀的。这些“人还在，心不死”的资本家，在随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大部分中了“彩”。不仅定息被依“法”剥夺，而且被扫地出门，送到荒无人烟、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夹边沟、兴凯湖等劳改营，几乎都被虐待致死。侥幸漏网没有戴上“右派”桂冠者，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恐怖年月里，整天耳边“不劳而获的剥削分子”的非议和恐吓不绝于耳，于是只能乖乖地将定息拱手相让，以表示愿意接受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原定的二十年定息，被当局无理由地宣布停止，实际上，此时还领取定息者早已经微乎其微了。

夺得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权后，那些当权者将原来懂经营、有技术的资方人员完全排斥在外。他们自己对企业的经营没有兴趣，更没有能力和责任心，而只是醉心于政治和阶级斗争，以“外行领导内行”而理所当然。于是在大的政治气候影响下，无论是国营，还是公私合营都处于“大锅饭”的无序运作中，生产效率奇低。从1956年全面公私合营，到1966年文化革命全部企业都转化为国营，中国经济一路下行，加之多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到1978年GDP仅占全球的1.8%，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为何中国的经济在几十年里会发展到几乎崩溃，除政治大环境的决定性因素外，僵化的国有经济体制也是致命原因。国营企业是“国有国营、官办官管”的，“政企不分、高度集中”是其先天的弊病。企业如何经营生产，生产何种商品和多少数量，商品从何种渠道、以什么的价格出售等等，这些都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也不是由企业来决定的，而完全由国家计划来制定。企业职工和管理人员的工资由国家计划决定，企业获得的利润，无论多少，都归国家所有，这些都导致企业失去了活力和进取意识。而且国有经济管理人员懂业务的内行极少，官僚主义、瞎指挥相当普遍，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等腐败现象十分严重。职工缺乏生产积极性，工作不上进，出工不出力，因而国营企业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全民负责”，实际上无人认为自己所有，也没有人对企业负责。

四

毛死后，面对崩溃的国民经济，邓小平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并从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允许民间重开私企，才可挽救中国的经济，就像农村只有包产到户，将土地的经营权完全交给农民，才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97年又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造，提出“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在经济改革时，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同步，尤其是极权、独裁、一党专政这些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被更强化，于是在进行国营企业的改制中，一些国企被私有化，大量的国有资产廉价、甚至无偿地被权贵和他们的后代侵吞，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与此同时，将对中国经济曾作出巨大贡献、把前半生全身心投入企业的几千万国营企业职工，以“下岗”的方式扫地出门，让他们自生自灭。

在陈云“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放心，不会挖祖坟”的组织原则下，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安排做高干，家里的其他人就“下海”敛财。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此发过一个文件，正式成为官方政策。于是上行下效，变成举国上下的不成文规定。于是改制后的国企、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型要害国企高管，成了清一色的红二代和官二代。比较著名的如，把持央行的陈云之子陈元、电力系统的李鹏之女李小琳、中石化的陈同海等。他们直接控制了这些部门的命脉，呼风唤雨，成了既有高薪又有股份、富可敌国的土皇帝。而利用父辈权势，空手套白狼把国企“私有化”到手的下海“衙内”们狂舞长袖，利用经济双轨制的便利和“红色血脉”的优势，疯狂地洗劫国资，大发不义之财，个个成了腰缠万贯的土豪富翁。

在发展私有经济的大潮中，在优厚的引资条件诱惑下，大量境外资本涌入，或独资、或合资，以不同的形式投资于许多经济领域，不少有识之士抓住机遇纷纷“下海”创业，一时私有企业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由于政策的松动，数亿家徒四壁的贫困农民进城务工，成了血汗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廉价劳动力，支撑起私有经济的基础。一些私企利用贪官污吏们权利出租的便利，官商勾结，大发不义之财，很快暴富起来，并向政界渗透，成了红顶的企业家，民间的土豪。那些攀不上高枝的一般私企，在高额税费的盘剥和各种监管组织的勒索下，只能用小打小闹的行贿来偷漏点税，打个擦边球躲避监管，以降低成本，当然还有压榨农民工的血汗来赚得利润、惨淡经营。

经四十年的发展，私营企业已占据整个经济的绝大多数，高达75%，私营企业也积蓄了大量的财富，有些企业已是富可敌国。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至少50%的GDP，60%的税收，70%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而占有超过70%资源的国企，创造了不到30%的GDP。

五

对于占据半壁江山的私营企业这块肥肉，当局自然不会任其自由发展脱离自己的手心，现在“割韭菜”时机已到，于是实质是抢劫的二次公私合营的出台也就顺理成章了。前不久一个自称是“资深金融人士”的吴小平撰文鼓吹“中国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应逐渐离场”。此“小平”非彼“小平”也，不过一介名不见经传的草根耳，尽管他给自己堆砌了众多华丽的唬人头衔。但此石破天惊的短文，犹如八级地震，立刻在私有企业间引起剧烈的震荡。一个半瓶水局外人的一篇不经意的网文，能让众多企业家犹如面临灭顶之灾的深渊，惊慌失措乱了方寸，狼奔豕突随时准备拔腿开溜，可见当前这个经济生态已恶化到了何种地步？不过也有人忧心忡忡道，“如果他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官方代言，言人所不能言呢？”

其实，当局觊觎私企并非始于今日。作为极权独裁政权，他们时刻都在琢磨如何将所有民众牢牢的掌控在他们的手心里，而用经济办法，有时候甚至比直接动用政治、国家机器和武力手段更有效。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人权状况人们还记忆犹新，不仅农民被圈在农村动不得身，就是城市居民也被一纸户口和“单位”牢牢地捆绑在原地，没有任何迁徙、择职、换工作的自由。许多夫妻两地分居数十年不能“调”到一起，任何人只要离了所在“单位”，在社会上就完全无法生存。每一个人的事业、前途、命运，甚至婚姻、健康，事无钜细都掌握在组织和单位手里，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这也是极权独裁政权控制百姓最有效的手段，从前苏联到金家王朝的朝鲜都是这个路数。所以任何人都只能做驯服工具，不得有任何丝毫的不满和反抗，否则根本不需动用专政手段，只要停了你的工作，不发工资，就只有死路一条。

有人曾以《敢踢蒋介石的刘文典反右时怎没了脾气？》为题的博客，津津乐道地讲述当年与蒋冲突而猛踹其肚皮的轶事，似是有种的真汉子。可在1957年的反右中被划为“中右”后，他别说以当年的勇气去踹毛，就连面对任职的云南大学校长和系主任，他也不敢造次。起初他的检查“避重就轻”，批判漫不经心，既然自己不肯“脱裤子”，那么组织就强行“割尾巴”了。经一轮又一轮的“群众大批判”后，刘文典终于身心疲惫，倒了，终于在批斗会上低头“认错”，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我的问题最严重，我需要改造。”昔日大师，低下了高贵的头，完成了随波逐流的自我作践。当然，同时，他的精神和生命一起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一个深夜，他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

一向刚强固执的刘文典，为什么平生第一次违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怕断粮！三十年代的刘文典，可以“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即使被开除了，也不愁没地方继续工作，所以他能够“不畏强权”，连老蒋也敢踹；但五十年代的刘文典，工作都是统一安排，组织安排什么你干什么，本校开除你就等于全国没你容身之地，口粮就彻底没地方领了，怎还敢跟领导“斗气”，更别说“踹人”！当然还有怕杀头和被侮辱。这就是用经济手段控制人有效和厉害的缘由。当年他敢踹蒋，虽是刚烈，可也深知绝对安全，蒋可怀恨，却不能把他怎样，既不能办他，也夺不去他的饭碗。

六

新一轮的“公私合营”在本质上与一个甲子前的没有区别，都是巧立名目的非法掠夺，但在具体操作上却更隐蔽、更有欺骗性，难度也远大于前一次。当局无法如上次一样以血腥屠杀的恐怖来威慑，而且无法公开阻止私营业主的合法移民和资金的出逃，只能以见不得人的阴损手段逐步蚕食。

夺取民间财富是一场革命，虽然看不见硝烟，刀不血刃，往往伴随的是家破人亡。自去年以来，全国稍具规模的民企老板出境受限，被关门“打狗”，其实有远见的私营主早已资金外逃。

老谋深算、能看到十步以上棋路的李嘉诚绝非浪得虚名，他居安思危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危机，于是在他人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时已开始布局并实施了“大撤退”，不停抛售旗下产业，赶在新一轮“公私合营”的“打土豪、分田地”之前，顺利完成了名下资产的战略转移。许多人以此判定李嘉诚撤资的英明，自然同时也造成了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于是2015年9月15日，新华社了望智库发表了署名“罗天昊”长文《别让李嘉诚跑了》，文章提及“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这篇文章的流氓逻辑是你在我这里赚了钱，就由不得你说走就走。按罗天昊的说法是因为权力帮助过李嘉诚，所以他应有感恩之心，不能过河拆桥。这种公然对私营业者、对资本家的仇恨的言论，居然获得了朝野一片欢呼和支持。殊不知“不要让李嘉诚跑了”这种几乎是绝望的恐怖嚣叫，引起了比李嘉诚撤资更大的恐慌，这种赤裸裸的黑道威胁，人们都知道藏在背后的杀机，再不跑，就晚了！犹如一家正在遭遇挤兑风波的银行，这时候贴出一张限制取款的告示，只会刺激储户更疯狂的挤兑。

李嘉诚与权力的合作或是合理合法的，或是有原罪的。若是合理合法的，则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承诺的优惠，是两厢情愿、互惠互利的合作，也就谈不上谁欠谁。李嘉诚赚到金山银山，那也是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如何重组、撤资都是个人自由，他人想拦也拦不住。而如果权力与李嘉诚的合作是带有原罪的，既然是双方合作，就不能只问李嘉诚一方，没人相信权力会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首先就要查处的是权利的腐败。于情于理于法，都没有理由阻挡李嘉诚的撤资，又不能不顾国际舆论，对李嘉诚这样有国际影响和声望的大亨耍流氓动粗，公然撕下脸皮，像绿林好汉一样让其留下“买路钱”，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将捞得“盆满钵满”的财富堂而皇之地带走，除了在心里暗暗骂娘，竟无计可施。

直到现在才看清真相者则为时已晚矣，中共出台了多项政策阻止资金出逃，资金的控制与人的控制都在加强，银行对百万美元以上的存款都已在控制之中，已难以抽资难以抽身。说到底，大部分、尤其是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块头私企，其发家致富都和官商勾结分不开的，中小私企也几乎没有屁股干净的，这与“无官不贪”的政界官场真是相映生辉，这也是其原罪。对此当局和业主们都是心知肚明的，因而当局想办谁，谁就难逃，这和官场上只要提溜一个出来没有一个是不贪的一样。用民间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不义之财都是利用共产党的权得来的，共产党现在用权再以“割韭菜”甚至“砍树”的办法夺回去，于理于法并无不可，也是易如反掌。私营主如果为了保命，只有乖乖地交出手中的财富，否则就会大祸临头。

七

明眼人不难看出，他们这就是要回到毛时代，要仿照毛时代的经济政策进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推行第二次“公私合营”。中共十九大前就已对私营企业从成立党组织开始，实施了组织上的控制。

在中共十九大的记者会上，就有中共官员称，截至2016年底，中国14.7万家国有企业中有93.2%建立了党组织，273万家私人企业中有67.9%建立党组织，10.6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有70%的在华外企建立了党组织，达到7.5万家，并且参与公司的决策权。那么进入私企和外企的党组织由谁养着？当然是这家公司。因为共产党本来就是一个寄生组织，它自己不生产，它和它的各级组织都依附在国家的机体上，吸百姓的血，吃民众的肉。现在到了私企和外企，顺理成章地就要就地吸血，它们就像蚂蝗一样，盘附在哪里就紧紧地在哪里吸血。

董事会是民主机构，在董事会的决策过程中，西方人是根据股权来决定投票权。但是，按1%股份加入董事会的中共，绝不会满足于只有1%的投票权，甚至会要求决定权，这就是中共的潜规则，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会把手伸得长长的，用他们的“长臂”管控企业的一切。这些企业及其董事会如果不由专业人员决策，而是不得不接受党组织或党委的决定，就已经变成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而成了政策机构。中共现在不仅是要控股，还要企业变成党产。

八

9月11日，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在浙江杭州的一个座谈会上讲话，要民营企业“只有以职工为本，让职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共同参与企业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才能激发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实现企业与职工的共赢发展。”，并要求“各级人社部门要与工会、工商联加强密切配合，积极参与厂务公开协调工作机制，支持工会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认真履行人社部门职能职责，主动做为。”

其实当前就是在国营企业里，他们从来也没有“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那些官办的工会只是当局的另一个办事机构，既不是工人自己选举、认可的，又不代表工人与工人的权益，更不会为工人争取福利，在他们的眼里工人不过是会说话的机器。

人们没有忘记，2018年7月下旬，深圳佳士科技部分工人发起的要求组建工会的抗争行动，曾引发外界广泛关注。随后，全国一些左派工人和大学生陆续前往深圳声援，到8月24日遭到警方彻底清场镇压。数十名工人和声援学生被带走，四名工人被刑拘，面临起诉。10月19日有北大学生在网上发起寻找因赴深圳声援而一直失踪的前北大反性侵学生岳昕的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发起信表示，担心刚刚毕业3个月的岳昕被彻底“消失”在人间。

现在他们却居心叵测地要“私企的党组织要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各级人社部门要与工会、工商联加强密切配合”，其司马昭之心不是昭然若揭吗？他们再次触及到了民营企业的敏感神经，他们关心私企工人是假，他们“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是假，其要害、其真实目的则是以工人的名义达到由“党组织”全面掌控私营企业的目的。

由于中共对民企发展政策上诸多歧视，例如，银行贷款利率高于国企贷款，一些行业和资源被国企垄断以及法治环境恶劣，甚至动用环保、卫生、消防、税务、海关等来设置障碍，造成了私企经营的困难，以致逼其关停。去年以来，环保部就门以环保不达标为名，整顿、关闭了大批私企，结果企业倒闭，员工失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正和一甲子前，作为“公私合营”的前奏，对私企实施的套路如出一辙，目的就是阻断其发展道路，不得不俯首让出企业，被国营吞并。

普通的私企，又极难从金融部门正常融到资，即便侥幸贷到款，也是门槛很高、条件苛刻。一般这种贷款都需质押，不少私企其固定资产早已在前期的融资中抵押出去，那些上市公司只有股权质押一条路可走。因着股价随时都在变动，债权人自然要考虑股价下跌的风险，质押价格至少要打个对折，甚至是3折才能贷到。这就和进当铺一样，再贵重的物品在那里也只能和白菜一个价。通常若抵押股值下跌超过20%，就触及警戒线，抵押人就要拿钱来补仓；如果股价继续下跌至30%，就触及强制平仓线，券商就可以把手中的股票强行出售。此时，该公司股价本已岌岌可危，再被抛售，就死定了。

由于国家体制和非市场经济的局限，中国股市本来就是一个不规范、充满欺诈和陷阱的圈钱场所。许多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报告弄虚作假，加上大量权贵的内部交易，对一般股民来说，股市就是被剪羊毛、被掠夺的代名词。例如，前不久报导的前安徽付省长周冬雨就曾利用内部交易，在股市非法获利多达3.5亿元。而那些惨淡经营的上市私企，在祸害股民的同时，却也被股市拖累，直至破产倒闭。

今年以来，整个股市跌跌不休，近期又遭一轮暴跌，一度创近四年新低，以股票质押贷款的上市公司面临断头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国资频频出手“接盘”上市公司，已经成为近期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大特色，这个现象自2018年9月以来更加明显。

摆在这些私企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倒闭关门，要么被国企趁危抄底并购。有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0月16日，A股市场有2163只个股存在股权质押，其中有982只股价跌破预警线，584只跌破平仓线；大股东涉及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有1900家，其中大股东质押比例超过70%的上市公司有840家。股市狂跌，私企市值不断蒸发，国资接盘变得更容易，2018年9月以来个案频传。统计显示，至今至少有50家民营上市公司宣布获国有资本入股。中国私企正陷入改革开放4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

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战的硝烟，使私企，尤其那些出口型的私企更是雪上加霜，跑路、倒闭之潮犹如雪崩，国企改革遥遥无期，加上要私企退出的风声越来越紧，人心浮动。财经界盛传，今年迄今376家上市公司386位董事长离职，占A股3551家上市公司九分之一。不仅董事长们跑了，高管们也跑了。今年1000多家A股公司逾8000名董事高管离任，理由不一，却被指为想学李嘉诚、马云要跑得快，否则就跑不掉了。

九

为了稳住阵脚，给急速下行的经济制动，中共高层纷纷出面，突然改了口风，又言不由衷地说要支持私企发展，并打气、给予解困的政策。前不久刘鹤携“一行两会”一把手集体喊话，要地方政府纾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困境，但前提是其“有发展前景”，即是有选择的。国资委彭华岗则在10月15日表示，国资收购民资上市公司，是一种正常的市场化行为，是国企和民企互惠共赢的市场选择，不存在谁进谁退的问题，更不涉及意识形态。刘鹤毫不回避地指出：“社会上所谓‘国进民退’的议论，既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国有银行或者国有企业进行帮助甚至重组，是帮助民营企业度过难关，恰恰体现国企和民企相互依存、相互合作，我认为是好事，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

自从《人民日报》创刊起就有群众吃“定心丸”的报导，70年来一共1840篇报导的标题或内容含有“定心丸”。并且有意思的是，从《人民日报》创刊始初，“定心丸”一词就是跟人民的私有财产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但凡有“定心丸”的报导，都是跟老百姓对被侵占或没收私有财产有关，也从侧面看出社会关于私有财产的忧虑自40年代末至今贯穿始终。（《私产焦虑与“定心丸”：70年“定心丸”史考》,王明远，《中国数字时代》，2018年11月3日。而且作者总结出：“吃‘定心丸’的对象主要是民营企业、农民、外资企业，而从来没有国企、干部；‘定心丸’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近一半文章是2007年以来发表的。）

“狼来了”喊多了，就没有人再相信了，定不了心的“定心丸”吃多了，也就没有人再会去吃。

中共当局又派“定心丸”了，当然，这都是在目前不得已而为的权宜之计，他们看到私企扩张发展占有大量财富时，就露出杀气腾腾的狰狞面目，以无其不用的各种阴损、流氓手段来剪羊毛、砍树，恨不得一口将其并吞。而他们将经济折腾到奄奄一息时，又想起让私企来补窟窿，做炮灰。私企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一只可随手使用的夜壶，用得着时可拿过来拉屎撒尿，用不着时即可一脚踹得远远的。

一个甲子前的那场公私合营的血腥历史还没有从国人心中抹去，第二次公私合营又已正式拉开帷幕。

第二次“公私合营”的大潮或迟或早会以不同的形式涌来，这是私企躲不过的劫难，并终将遭灭顶之灾，这就是中国私企之殇和宿命，也是中共的极权独裁本质所决定的。“公私合营”真能挽救目前经济的颓废？将所有私人资本统统收归国有真能使国富民强，民众过上幸福、富裕的日子？历史的经验早就告诉我们，如果驱私济公有效，中国的经济1956年公私合营后，经二十多年的折腾，在1978年何至于几近崩溃？尽管当局惧于经济形式的恶化，公有化的步子目前似乎有所收敛，似乎在为前一阵忘乎所以的“失言”和泄露天机而现出的凶相“补妆”，那只是下手前的必要准备，就像吃羊前的狼在磨牙一样。

其实，这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宿命，只要民生稍有进步，国家经济稍有发展，就有“伟大领袖”降世，就有“红太阳”升起，就有“核心”冒出，他们不折腾到崩溃是绝不会收手的。历史也早已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凡有伟大领袖的地方，那里人民就有无尽的苦难。

每年过年都会听到“恭喜发财”的老调，在距今半个世纪之前，那时上海还未易帜，过旧历年时这句老话就如同顺口溜，碰到亲朋不约而同脱口而出。中共建政后什么都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土改时的贫下中农，气势何等逼人；地主富农则性命难保，幸能存活者终身劳苦，还累及子女，所以在穷富颠倒许多情形下，当时还有谁敢说“恭喜发财”呢？

我生不逢辰，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我也可以当上共青团团员，但四九年时我已当上了老板，虽比地富好些，还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头衔，似可苟安一时；可是我的感觉已经大不相同了。

共产党来了，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语言、文词也得从头学起。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大喇叭里传来的恶狠狠的女高音，高叫要“清一清，算一算”伴随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尖锐的歌声，马路上人头拥挤，大家在等着看前一夜的突袭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谁。

“来了来了……”大客车上满载着反绑的人，一辆一辆地开过去，整整一夜，也不知抓了多少人？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后一批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清一清”罢；至于“算一算”，也不知找谁算？怎么个算法？当时我的政治智商等于零，我想我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从来不过问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分分做自己的买卖。之前抗日胜利，我从重庆到上海，听到没有离开的同业们说，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产党是中国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不反对他们，这“算一算”总不会算到我头上来吧。

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在大陆留下很多物资。美国各牌汽车多需要修理，我们做的刚巧是汽车材料生意，开始同三野（第三野战军）交易。此时我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不敢多赚他们的钱，老老实实只求过太平日子。共产党警告干部说上海是个大染缸，要当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现在我们正和他们接触，万一哪位干部出了什么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们也特别提高警觉接待这些客户，绝不请客送礼。到他们办事处去连系工作时，看到干部们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住在国民党高官留下的高级公寓，使用的家俱竟是长板凳和像课桌一样的三屉写字台。他们赤脚困地板，怎不令人肃然起敬？由于他们缴获的美国汽车都要修理，我们的生意也做得火红，这光景持续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为止。三反是针对共产党的干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可说是五反的前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干部在外采购，有否接受资本家的接待、送礼，或者拿过回扣，这笔账往后在五反时是要和资本家算的。每个单位都搞得轰轰烈烈，这就难为了奉派在外的干部们了，因为他们就是三反的主要对象。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着；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

三反的浪潮将过，五反正待开场。此时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已迫不及待派干部从各地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陆续上门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每天一早，店里的电话响不断，都是“快叫店负责人来我处交代问题”的，我们三个人只好分头准时赶去受审。

我们交代行贿多少钱，还得与他们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这可难了，只好硬着头皮听斗吧。这段时间店里还会有电话来找，职工回话说：“老板都出去交代问题了。”但对方不饶，一定要问清楚所去单位的电话号码，然后去电连系，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单位，罪还没有受够，不停地有电话来叫……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

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电话前去受罪，有一天我们等到上午十时多，一通电话也没来，心想今天怎么会如此太平？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今天是到店中检查。他讲过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后，接下来就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

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着，以防我们自杀。

这种青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这股大浪即将临头，但又绝对不愿暴露个人隐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

当时刚好有两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抬到殡仪馆，抬手累了，在半途放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们自杀的店门前。自杀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还到我家来过，我听他讲话很消极，还劝过他：“我们只有逆来顺受，至多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看来还不致会杀头……”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对他竟难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而去了。

五反是专门对付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们在被关之前，也曾讨论过该如何应付？当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当然走坦白之路，对五反自问：第一、我们对来店的干部，一贯战战兢兢，连一枝烟也不敢敬他们，怎敢向他们行贿？第二、我店经销都有发票可查，平时税务局管得极严，从未有偷税漏税的前科，我们的账目非常清楚，可向税务局专管同志去了解。第三、怎样算盗窃国家资财？我的店从未盗卖过国家一草一木，如果说有赚钱没亏本就是盗窃的话，我们把盈利全部捐出来好了。第四、反偷工减料，我的店从未制造或修理东西，只是贩卖而已，也从没以次级品充好货给买主。第五、至于经济情报，我的店根本搭不上界。这些是我们真实的想法，五反工作队怎么搞，我们就照这样去坦白，还能如何？

第二天一早，队长到我房间，先问我：“你是常州人吗？”又说：“我们常州有句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你知道吗？”我说：“知道知道。”然后他又不嫌烦地交代了五反的政策。最后总结说：“你的店五毒俱全，彻底坦白还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讲得义正辞严，威仪吓人。但我想到旧社会黑道掳人勒赎，苦主为了保全性命，只好火速筹款赎人，听到绑票案的人都会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想不到这句话竟会用到我身上来了。

什么五反？只不过是向工商户伸手要钱，否则叫我们好看罢了！我心里已作好准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给他们，所以我日夜思考过关。

几天来工作队看我交代比较具体，就开始对付我。

我的店倒有一件真正违法的事情。我们经营的货物，都是从国外来的，进货款都要外汇。广州地下钱庄专门与进口商套外汇，我们汇人民币给他，就可以在香港拿外汇，然后办货内运，这原是习惯做法，因当年共产党亟需美国的汽车材料，现在车修得差不多了，又反过来算这笔外汇账。可是广州那家钱庄的所有客户往来账本又已全部落在工作队手里，他们用这一点威胁我说：“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们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

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

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队长所以如此说，自是按五反对我店的要求而来，同时也听了店中职工的检举揭发。当时老板既无解雇职工之权，职工对老板的态度也大大的改变。但工会指示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比过去对老板还巴结。这次他们奉命对老板检举揭发，各人都有一套本账。谁对老板财产检举得少，谁在五反运动中立功就最高，所以尽管胡说乱道。因此我所坚持的十万元之内，与他们所说的数字比较起来竟是鸡毛蒜皮。既然如此，我们总归是完了！共产党就是这样来搜刮工商界吗？我越想越不对头，坚持了几天，谩骂、威吓、疲劳、审问，终于使我垮了下来，反正是完蛋，完就完罢！

我被逼得无路可走，这时说老实话，根本已行不通；出于过关免死心切，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即使把三个老板的私产都加进去，也还差得远，根本不用辩论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

工作队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还不知道怎突然会被释放？我说：“这笔大生意，队长和你们都谈不成，逼到我头上来了。我们谁也受不了这样无限期地关在这里日夜批斗，只有求释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只好胡说以迎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活着回去。”但他们一听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关了三周之后，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

第二天队长率些干部找上店里开职工大会。开会前队长首先宣告我可以坐下来，另两位站着被斗。原来因为我算是坦白过的，故而有此区别对待。此会主要宣布本店老板已经“彻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作为从宽处理。（如果是第一档，就要送法院去坐牢）此后队长和我谈话，就换了一副面孔，以同志般的态度，要我留在工作队参加五反，主要是在下一波的五反中去现身说法，戴罪立功，因之我才稍稍了解工作队的情况。

工作队人员是由机关部队的干部凑成，副队长是当地公安局派来的。五反开始是先搞典型户，来我店共有五十位干部，由队长带头，搞好我店之后，这五十位干部都当上了队长。我参加了上海市十六万工商户的全面五反，分别在几处开大会说明五反政策，并上台现身说法。主要是讲“五反的坦白从宽，已在我店落实；即使罪行再大，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以和我一样从宽处理……”一时间我这个谎话连天的人，竟成为面临五反难关的工商户羡慕的对象，屡屡上了报。

在我店近邻有一家商行，专营进出口轴承，也是三个老板，他们被隔离交代，最后只有其中一位写了坦白书，我看到那个人情绪特别低落，当他们交代可以通过的那天，我趁监视他的人不在的片刻，进去对他说：“你们的问题已交代好，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在我离开他约二小时以后，他趁看守他的值班干部一时松懈，竟由二楼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呜呼。

其实当时政策上并没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时还留着我们这些人“生蛋”。

可是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所以在运动中宁可走上绝路。当时报纸重点报导工商界的罪行，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头送到抗美援朝前线去的都是腐坏的食品，这是奸商图利陷害志愿军的滔天大罪，言之凿凿，闻者发指；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想法。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工会，工人监督生产，怎么会出这伤害志愿军的怪事？大概前方需求多，生意做大了，五反中很有油水可榨，所以先送他一项重罪，要他自动自觉把钱拿出来。

此时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板们，所闻、所见、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胆战心惊。想想与其蒙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资本家们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罪行。

倒是小道新闻常传闻又有人自杀的消息，人们听了也习以为常，人死多了好像也不算一回事，南京路上的冠生园，原是几十年的老店，上海市民多在那里吃过饭。老板冼冠生在上海也小有名气，平日克勤克俭，孜孜于自己手创的企业。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放弃上海的生意，跟随政府内迁，当年到过重庆、昆明的上海人，看到冠生园如遇故人。这位先生也是一位爱国而有骨气的人，五反运动逼上门来，他竟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该处是闹市，过往的人也多，这件小道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随着时日的迁移，五反全胜收兵，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的资本家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厂店。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发誓再也不做生意了。“再做就是孙子王八蛋！”打算消极地对付未来的岁月。可是当时百废待举，还亟需进口物资，尤其是美封锁禁运的东西（美国汽车材料当然在内）。此时五反对我店的处理通知也来了，计行贿罚款……亿元、补税及罚款……亿元、盗窃国家资财……亿元、总计是廿八亿元，（币制未改前的“亿”，即改革后的“万”，廿八亿即廿八万）。并说明这是经过核实后的“宽大处理”。我们吓呆了，这个天文数字压下来，教人怎么生活下去？想想我反正不干了，债多不愁，听便罢！

单就上海市来说，五反退补也是当局的一笔巨额收入，必须慎重处理，于是把其中大户拣出七十四户，我店也名列其中，由市政府在市府大礼堂召开七十四户大会。我们接到奉召彷如惊弓之鸟，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去报到，由潘汉年副市长主讲。想不到对我们这批“待罪之身”态度非常和蔼，讲完充满人情。他温文尔雅，不失书生本色，尤其表现出很体贴资本家经过五反之后内心的创痛。我还记得他当场吟出“马后桃花马前雪，那得令人不回首？”的诗句，对我们抚慰有加，鼓励大家重振精神去经营事业，政府一定会多方照顾。

他尽量避免说五反退补的话，着实为大家打气。所以我们在日后一段时期中，能买到出口商手中的外汇，用来购进急需的美国汽车材料。为了缴付巨额的五反退补，我们不得不从消极，当上自己发誓的“孙子王八蛋”。税务员每天来店坐索，有钱就拿走，这样持续了二年多之后，好不容易把这笔巨债还清，而店已空空如也了。

五反前来我店购货的干部，至今从来也没见过，大概都因三反中有问题被调离了原单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买过十万元货物的干部（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是道地的北方人），来沪顺便来我店看看，他说早已不搞采购了。我还记得他说过的话：“他妈的！三反时冤枉我拿了你店一万元回扣，我被斗得死去活来。被逼承认后才得过关，不但自己当上了贪污犯，也连累你们犯了行贿罪……。”没错，在我们五反行贿罚款当中，确有这一万元在内，但事已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五反运动已成了历史。中国大陆走社会主义道路，运动不断，死了几千万人，搞得民穷财尽，下一代却都来个突变，让自己的子弟们先富起来。于是原来的首长们摇身一变，当上了……公司的董事长、总监什么的，他们当官几十年，从来不懂得商情，假公济私倒是天生内行。这样上行下效，各地都又“恭喜发财”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