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元老评林彪：功劳最大，下场最惨

2011年，黄永胜长子黄春光、邱会作长子邱路光对媒体谈了林彪“九一三”事件。在九届二中全会上，90％的中央委员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毛泽东不容否定文革，所以毛在1971年夏天南巡，就开始做局倒林，最后把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都抓起来了。

九届二中全会 9成中央委员对文革不满

据黄永胜长子黄春光说，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黄永胜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毛泽东突然通知，让黄永胜上庐山开会。黄上山以后，毛直接把黄接到他那儿，跟他谈了很长时间。毛泽东一提到张春桥，黄永胜就说张春桥是叛徒，他看不起我们军队这大老粗。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黄永胜是从心底反对的。

邱会作长子邱路光则表示，文革中，毛泽东对黄永胜是抱有重望的。什么重望呢？说穿了，毛是想让黄倒向他个人的怀抱！实际上，军权不在林彪的手上，林彪的权力都是和毛泽东连在一起的。如“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等等，林彪没有单独调动一个连的权力。实际的军权在黄永胜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手上，林彪只是个挂名。那时候，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像部队的调动，毛泽东批准后，都要经过黄永胜和总参作战部发电报生效执行，而林彪却不能命令黄永胜调动部队。如果黄永胜被毛拉过去了，那毛泽东就不需要林彪了，毛对林彪冷落，甚至让林下台就是迟早的事儿。

据黄春光分析认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把矛头对着张春桥。实际上，对着张春桥就是对着毛的文革。刚开始，毛泽东也没觉得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当会上群情激愤，大家都攻张春桥时，毛泽东就愤怒了。200多个中央委员，90％的中央委员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这才引起毛的愤怒。

毛泽东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对文革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这么大的一股潮流。毛对文革是不容否定的。所以，为了保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跟着他打江山的人。

从庐山下来以后，毛一直抓着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不放，主要是因为林彪的软抗，一直拒绝检讨。毛搞政治斗争的一贯做法是，让你服，让你写检讨，然后把检讨锁在保险柜里，什么时候敢不服，就拿出来收拾你。同时，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态度，让毛捉摸难辨。所以，毛在1971年夏天南巡，开始做局倒林。

黄永胜没想到毛对他下手这么狠

黄春光说，1971年，“九一三”事件出来后，其父黄永胜实际上就靠边站了。那几天，黄永胜的心情非常不好。在他看来，国防部长林彪“跑了”，他这个总长能脱得了干系？！在他那个位置上，肯定是在劫难逃啊！因此，他看到林彪的照片就来气，说：“跑什么跑？！害死人！”于是，他就把过去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都烧了。

黄春光觉得林彪“跑了”，这不是小事，就劝其父黄永胜给毛泽东写一个检讨。但黄永胜认为自己没犯新错误，不愿写检讨。

没两天，周恩来让邱会作找黄永胜谈话，谈完话以后，黄永胜告诉儿子黄春光说：“看来没事了，毛泽东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带话过来了。”这是黄永胜为宽儿子的心，他没想到毛泽东后来对他下手会这么狠！

林彪另立中央？

邱路光表示，“九一三”事件后，给林彪扣的帽子是“另立中央”，这纯粹是瞎扯！林彪就是搞政变，也不会先到广州另立中央。难道林彪不知道广州是毛泽东的天下，到广州另立中央，有人拥护他吗？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没有一个人会跟着他；即便是黄、吴、李、邱，也根本不会跟他去的。林彪怎么会那么傻？林彪也是身经百战的精明人，怎么会在广州搞政变，另立中央？这都是瞎编的！你说他“走为上计”，跑掉了，还有可能；但说他要另立中央，纯粹瞎扯蛋！至于说，林彪知不知道飞机去苏联？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汪东兴向毛建议抓捕黄吴李邱

黄春光透露，“九一三”事件之后，抓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汪东兴向毛泽东提的建议。这是王洪文后来告诉邱会作的。江青在法庭上说，自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泽东让她咬谁，她就咬谁。黄永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汪也是毛的一条狗，干了不少坏事。

邓小平要给毛泽东找替罪羊

邱会作之子邱路光表示，邓小平上台后，把江青“四人帮”和黄、吴、李、邱搞在一起公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给毛泽东找替罪羊。他认为毛泽东挺对不起黄、吴、李、邱他们这些父辈。他们从娃娃开始就跟着毛泽东革命，跟部队走了一辈子，结果怎么样？

究竟谁应该对文化大革命负责？邱路光认为这是个大问题。并不是完全由林彪、“四人帮”负责，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他当然要负主要责任。

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一样，容易的早就平了，剩下的都是难平的。不算1979年以後，之前的冤案，至今没有平反的还有两个，一是高饶反党联盟，现在看，哪有什么联盟嘛，反高岗的倒是有一个联盟，刘、周、陈、邓嘛。 第二个就是林彪反党集团。林彪和他手下的黄吴李邱，其实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这么多年过去，没有发现政变的证据。所谓反党集团是捏造的嘛。

高岗与林彪很有渊源，115师就是红一方面军加陕北红军嘛。解放战争在东北，两人也配合默契，林彪会打仗，高岗善于组织後勤保障、搞经济建设，两人惺惺相惜嘛。高岗和彭德怀关系也很好，彭德怀说抗美援朝的胜利主要靠了两个麻子，一个高麻子高岗，一个洪麻子，就是志愿军的後勤司令洪学智嘛。後来高岗挨整，林彪、彭德怀心有戚戚，但毛主席吹了风嘛，所以都不再为高说话。六年後就轮到彭德怀倒霉了嘛，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被打成反党集团，林彪也上山批彭嘛。再过十二年，林彪也倒霉了，下场更惨，尸骨无存嘛。中国人形容下场最惨的有两句话，一句是“死无葬身之地”，二是“家破人亡、断子绝孙”，这两条，林彪全占了嘛。一家三口，死在异国他乡，尸骨不全，惨绝人寰嘛。

林彪对党的功劳最大

军事将领中，林彪对党的功劳最大。主要体现在两个历史阶段，一是长征，他率领的一军团，对于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居功至伟，当然这时彭德怀也有大功嘛。二是占领东北，这对于我党夺取全国政权是决定性的。七大选出11名政治局委员，派去东北4个，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可见这个宝押得有多重。林彪这时只是中央委员，彭真是东北最高首长——东北局书记、东北联军政委，但後来局面不利嘛，毛下决心易帅，把东北交给林彪，任命他做东北局书记、东北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成了他的副职。这个决策在今天很难想象嘛，用一个中央委员当书记，用政治局委员当副书记。这就是战争年代，夺取胜利是第一位的，其它顾不了那么多嘛。事实证明，主席的这个宝押对了，林彪不负重望，拿下了东北，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挥师百万大军入关，一直打到海南岛。

古语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林彪真正做到了这一条。东北战场，他乾纲独断，谁的帐也不买，甚至在战略上坚持自己的判断，给中央发报说“请主席头脑清醒思考之”。这样的话，连彭德怀也不敢讲嘛。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美军仁川登陆，金日成招架不住，向主席求援。主席召集政治局会研究出兵，大家都不赞成。林彪明确反对嘛。主席心中的挂帅人选，第一是林彪，第二是粟裕，结果这两个人都称病。这件事主席对林彪产生了成见，多年後还说“给林彪发了转业费”嘛。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要与主席分出是非曲直，这就犯了主席的大忌；而林彪在关键时刻，始终维护主席的威信，是毛的铁杆粉丝嘛。1958年主席头脑发热发动大跃进，造成大灾难，1959到1961年，农村饿死3000万，城市经济也出现严重困难。主席一看事情搞砸了嘛，宣布退二线，把刘少奇推上一线，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刘当选国家主席，从此中国两个主席并列嘛。经过三年整顿，实际上全面纠正了毛的大跃进错误，经济有了起色，建国以来第一次执政危机，成功化解了嘛。

七千人大会林彪保驾有功

按照党章，1961年应该召开党的九大了，但这时开九大，主席能不能保住领袖的位置，至少毛自己没有把握嘛。林彪笔记中分析毛，“他最大忧虑在于表决时能得到多数否”。从1961年1月开过八届九中全会後，五年里没有开过中央全会，更不要说党代表大会嘛。工作怎么布置呢？主席很聪明，他不开有法律效力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而是开“中央工作会议”。我们党历史上最有名的中央工作会议，要数1962年春节期间在北京开的“七千人大会”。全国的县委书记、厂矿书记都来了嘛。刘少奇作报告，反思三年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过去总讲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这次恐怕要反过来。彭真也说，毛主席有错误，也要检讨。关键时刻，林彪出来保驾嘛，他在大会上发言说，毛主席最实事求是，总是离实际不远，总是八九不离十，过去几年我们遇到困难，是因为没有按毛主席的意见办。主席带头起立鼓掌，说“讲得好”，还叫他整理成文章，发给全党学习。这次保驾，对主席至关重要嘛。毛四年後拿下刘少奇，决心也来自这个时候嘛。

主席发动文革，最坚强的盟友是林彪。主席有30年没有穿过军装了，1966年却穿上新军装，表明了他要依靠军队嘛。林彪1959年主持军委後，把军队变成毛卫队嘛，树立一个榜样叫雷锋，核心不是什么做好事助人为乐，而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嘛。没有林彪，毛很难发动这样一场颠覆全党的政治运动。

林彪难逃兔死狗烹

李锐同志说过，毛主席最喜欢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林彪。这是很准确的。但再喜欢，也是工具，一旦用不着了，或者刺手了，就兔死狗烹嘛。九大以後，刘、邓、周的势力都受到致命打击，毛威望空前，成为红太阳，这个时候，林彪的抬轿子，没有太大意义了嘛。张春桥、姚文元比林彪更有理论高度，是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衣钵传人嘛。林彪对文革不理解，对文革派看不惯，党内军内威望也太高，这些都给他留下祸患。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讲话暗批张春桥、姚文元，开始主席不以为意嘛，後来各小组讨论一呼百应，张春桥和姚文元跑来求救，抱腿痛哭，把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嘛。主席暗暗吃惊，林彪的势力超过了当年刘少奇嘛。这个时候，毛对林彪警觉了，不舒服了，想修理他嘛。但主席是策略大师，他写了一篇短文说“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如何如何，麻痹林彪嘛。林一方面觉得毛出尔反尔，耍弄自己，心里有气，但又被毛迷惑，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拒不出席批黄吴李邱的“华北座谈会”，也不给毛写检讨。在党内，从不检讨的只有毛和林彪二人嘛。而主席特别喜欢别人写检讨，不仅高级干部，就连身边的警卫、护士出了小错，都要写检讨书，有时一次还不行，要反复检讨多次。在他看来，写检讨体现了一种思想上的臣服，检讨书放在保险柜里，就是一个把柄，什么时候要搞倒你，把检讨书公布出来就好了嘛。邓小平为了出来工作，向主席多次写检讨，毛後来允许他恢复工作，但前提是把邓的检讨书向全党公布了，里边说“永不翻案”等等，成为邓的紧箍咒，一直到死，他都不敢做赫鲁晓夫的报告嘛。

1971年五一节，林彪拒绝上城楼，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再三哀求他才出来。和主席坐在一张圆桌，两人互相不理睬嘛。没有几分钟他就回家了。後来他求见主席，主席就是不见嘛。直到这个时候，恐怕主席还认为林是个“娃娃”，没当回事。7月主席开始南巡，一路讲党史，讲纪律，旁敲侧击，一贯手法嘛。这个时候，林立果想暗杀毛，但也只是纸上谈兵，没有具体实施。後来传达文件说暗杀计划被毛挫败，不是事实嘛。

最诡异的，是林彪女儿林豆豆居然成了周恩来的卧底。我党的情报工作有光荣传统。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傅作义、陈布雷的女儿都是中共党员，关键时候发挥重大作用。这个法宝保留到建国之後，各领导人的秘书、司机、厨师、警卫都由中办安排，等于是中办的眼线，一举一动，主席都能了如指掌嘛。直到主席死後，李先念去玉泉山找叶帅谈话，叶帅都要打开收音机，就是防窃听嘛，可见他对身边环境警惕到什么程度。林豆豆爱父亲，痛恨母亲和弟弟，总理大概利用她这一点，要她保护林彪，有情况就要向中央报告。叶群、林立果商量事情都背着豆豆，让豆豆更加怀疑。其实没有豆豆报告，中央警卫团也早收到密令，对林的一举一动严密监视嘛。

“9.13”坠机没有悬疑

总理接到林豆豆报告说林彪要跑，打电话问叶群调专机干什么，让林立果和叶群惊惶失措，9月12日毛提前回到北京，在丰台又找人谈话，风声传到林彪那里，林立果和叶群更慌乱了，他们心里有鬼嘛。刘少奇没有二心都死那么惨，我们可是真正有二心的，一旦被主席发现，那还了得嘛。他们动员林彪跑，林彪并不情愿，但吃了安眠药，判断力与行动力都有问题，帽子都没有戴就跟着上车了，57号文件说“仓惶出逃”嘛。林豆豆後来一直坚持林彪是被林立果和叶群劫持走的，因此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还坐了几年牢嘛，但她至今还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的飞机究竟是如何掉下来的，版本很多。主要是我们信息不透明，官方说法缺乏公信力嘛。但这些年出版了许多著作，包括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在香港出了回忆录嘛，应当说情况还是比较清楚的，特别是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当时都在一线处置，最了解情况，导弹击落的说法，子虚乌有嘛。苏联发射导弹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黄吴李邱都是9月24日才被捕的，之前一直参与军机，这时蒙古使馆工作人员已经看了现场，拍了大量照片送回国内，如果飞机是被击落的，当时就会有判断，但黄吴李邱也不知道有苏联导弹这回事。看来迫降失败坠毁，还是很可能的嘛。

有一种说法，说从黑匣子中听到飞行员潘景寅与地面的对话，论证飞机原来要飞广州，潘受汪东兴的指使，偷偷改变了航向，绕向北方，这是无稽之谈嘛。256号飞机的黑匣子至今被俄国密藏，中国怎么可能解读？如果当时有通话，吴、李都在空指，怎么会不知道？况且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证明，在去机场的路上，他听到後边坐的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可见预定的目的地就是苏联。从林彪特别是叶群和林立果的心理来看，既然逃了，就要逃到毛的控制范围之外，否则有何意义？王立军都明白这个道理嘛，林彪怎么会不懂？

林彪没有死党，他自己就是毛的死党

说黄吴李邱是林彪死党，广州军区也是林彪死党控制，都是瞎编嘛。林彪哪有死党？林彪本人就是毛的死党。空军司令吴法宪是林彪一手提拔的，得知林彪飞走後，他积极向周恩来建议派歼击机打下来嘛。海军政委李作鹏被指控放走林彪，事实上是周恩来一直不下命令封锁山海关机场，李作鹏说，只要封锁机场，十个林彪也跑不掉。他在牢里想了十年才明白，毛和周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他不跑嘛。总後部长邱会作，长征前负责掩埋物资，干完後差点被组织灭口，是周恩来救了他。黄吴李邱都是毛的信徒，周的粉丝，四个人都不知道林彪要逃，如果他们知道，没有一个会跟着走，在毛与林之间，他们只会选择毛。

主席的嫡系思想很重，他的嫡系就是“双一”嘛，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双一是主席从井冈山带出来的部队，是最亲的亲兵。黄吴李邱都是双一出身。而林彪是双一的代表，红一军团的创始军团长。历史上我军有四个山头嘛，朱毛的一方面军，贺龙、萧克的二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的四方面军，刘志丹、高岗的陕北红军，陕北红军後来合并到红一。长征後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五千多人，加上陕北红军共二万人，改编成115师，林彪当师长；二方面军二万人，改编成120师，贺龙当师长；四方面军经过长征和西征消耗，剩下的二万人，改编成129师，刘伯承当师长，原来的统帅徐向前，只是副师长。一、二、四方面军这三大山头，一直延续到文革，说到军队干部，首先要问是哪个方面军的。建国後几十年，主席一方面重用“双一”将领，他也懂得牵制的重要，有意用了一些四方面军的人做大军区司令，如武汉军区陈再道、南京军区许世友、沈阳军区陈锡联、北京军区李德生等，让这些人心怀感激，更懂报效嘛。林彪事件後，主席对“双一”不再倚重，反而重用四方面军的李德生、陈锡联。

最信任的人出了问题，老人家很尴尬嘛。所以主席表面上很旷达，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嘛，其实心头受到重创。历次被他打倒、整死的老干部，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反对他，要背叛他的，彭德怀至死都强调，我没有反对毛主席。而林彪对毛确有看法，笔记中称他为“老东”，说他一贯功劳归于自己，错误归于别人嘛。乳臭未干的林立果，竟直接对他动了杀心。刘少奇只是与他政见不同，从不敢公开批评他，而林立果主持的《571工程纪要》直接骂他是秦始皇、绞肉机、B52。我相信主席看《571工程纪要》时，肯定有三国王朗的心情嘛。所以林彪事件之後，主席又惊又气又羞又悔，急火攻心，七二年一月，肺心病发作，突然休克，几乎一命呜呼。虽然抢救回来，但元气大伤，从此健康每况愈下。那个自信、潇洒、谈笑风生的毛泽东消失了，变成多疑、易怒、伤感、衰老的老人家。

林彪事件宣告文革破产

1971年的9.13，对中国可以说是天崩地裂。它在事实上宣告了文革破产，毛失去了最忠实、最可靠的盟友，也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出了大洋相嘛。毛自己深知这一点，要求对他的个人崇拜降温。文革中兴起的早请示、晚汇报停止了，各地的主席塑像大部分拆除了，一大批将帅恢复工作了，毛主席像章也不用戴了，只有总理，一直戴到死嘛。

从表面上看，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是对立的，但江青背後是毛，江青的主张就是毛的主张。所以後来江青受审时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并不是乱说的嘛。林彪找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提出要发展生产力，被毛否定。林彪同情周恩来，曾要求军队系统支持总理的工作，九大後的政治局，一多半都是军人，大都很尊重周恩来嘛。林彪死後，军队系统对江青集团的权力制衡被打破，王洪文被作为接班人调入北京，十大成了副主席，四人帮正式形成，周恩来的日子从此更难过了嘛。他虽然跃升为党内二号人物，但这是最危险的位置，刘少奇、林彪的下场放在那里嘛。所以周恩来事实上成为四人帮，也就是主席的打击对象，这都是後话了。

文革十年，林彪事件恰好处于中间，前五年可以说是狂热发烧，後五年逐渐降温。林彪对文革是有责任的，首先他做了毛的坚强後盾，其次是把毛捧上神坛。在中国大历史上，他充其量是杨秀清、石达开，不大可能得到正面的评价，但对我党来说，他真是一个大功臣。党内不给他平反，让四野的干部寒心嘛。四人帮被抓後，黄吴李邱以为平反的时机到了，说我们一直和四人帮做斗争嘛，结果不但没有平反，还被送进了秦城，之前在北京卫戍部队监护，基层干部都很客气，现在正式成为囚犯，还要和四人帮同时受审。

权力中心就像绞肉机

林彪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人生的跌宕起伏嘛。林彪1907年出生，18岁考上黄埔四期，20岁参加南昌起义，23岁当军长，25岁当军团长，30岁任115师师长，指挥平型关战斗，39岁成为“东北王”，42岁成为“中南王”，48岁授元帅衔，51岁成为党的副主席，58岁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64岁葬身蒙古荒漠。林彪受过枪伤，身体不好，他也深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建国後以养病为由，蛰伏了十年。但毕竟是凡人嘛，按捺不住，想在政治舞台的中心表演一番，结果折戟沉沙嘛。

回头看这些开国将帅，凡能超脱的，或者早早就被边缘化的，都以高寿善终嘛，像朱德、徐向前、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原二方面军创始人萧克，只授了上将衔，1958年被彭德怀批判後赋闲，他与林彪同年生，但活到2008年，享年101岁，写了部长篇小说，得了茅盾文学奖嘛。而处于权力中心的，都被整得七荤八素，像彭德怀、贺龙、陈毅、罗瑞卿。风流上将黄永胜，建国後一直在广州军区，司令员当得好好的嘛，杨成武下台後调进北京任总长，主席对他极为器重，秋收起义的子弟兵嘛，筹备九大时让黄永胜参加人事小组，还提名他进常委，其中不排除有拉拢他牵制林彪的考虑，可以说一时风光无限嘛。可是不到三年，就关起来了。1981年公审後假释，已经是肝癌晚期，医院住了两年就死了。比萧克少活了30年。所以呀，权力中心固然风光，但也很危险嘛，在阶级斗争年代，就像林立果说的，权力就是一架绞肉机，今天绞别人，明天自己就被推进去了嘛。

我戎马一生，没有多大功劳，也没有多高的权位，但能坐在历史舞台下边观看一幕幕活剧，就很幸福嘛。现在除了血压高一点，没有其它毛病嘛。争取向萧克同志看齐，活到100岁嘛。

《吴法宪回忆录》免不了有不少掖掖藏藏之处，但毕竟提供了一些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第一手材料，也算这位原中共空军司令对文革研究作出的有益贡献。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有要犯中，也只有他一人有勇气写自传。

中共干部七千人大会上拥毛不拥刘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中说：三年困难时期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工作中出现急躁情绪，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泽东阅后召集中委扩大会议，印发刘的报告稿，要大家看看能不能用。见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毛只能自己出来说：“从1961年11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一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毛的表态震动了高干，纷纷转向，“完全同意”毛意见，形势当然“一片大好”。吴法宪说：“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可见，在毛那里，形势判断并非需要来自客观事实，仅仅只是中共自己的主观判断，故而才会不顾已经饿死四千万人仍然力挺“一片大好”。

刘少奇不服，尽管修改稿中删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会发言中仍引湖南农民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公开顶毛，因此深深得罪于毛，使毛看到刘已不听话。

吴法宪挖出“七千人大会”之所以拥毛不拥刘的深层根源：“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者。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的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误、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革命。”

吴在回忆录中多处认错道歉。如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中央文革开会面对面批判陈再道、钟汉华，中将吴法宪出于“无产阶级革命义愤”打了上将陈再道一记耳光，真正的以下犯上。吴还检讨了自己“错误地批判朱德委员长与李先念副总理”。

周恩来动员各大城市蒸馒头做点心空投井冈山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捧毛发言，保驾有功，但林彪私下承认说了违心话：“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但毛对林彪讲话十分感奋，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看了会使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大家学习。”文革爆发后，尽管林彪地位日隆，但“林彪对于‘文革’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实在令人感叹其先见之明。

文革初期几十万红卫兵涌上“革命圣地”井冈山，山上很快断粮，上山学生们竟有饿死。周恩来动员赣鄂闽浙粤等大城市蒸馒头做点心，再由空军飞机空投。“我们前后一共向井冈山空投了半个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数的学生们免于饿死。不过，最后还是饿死了极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因为饥饿一下吃多了，撑死的也有。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井冈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圣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吴法宪认为毛搞红卫兵大检阅有心理享受的原因：“像这样面对面接受红卫兵的顶礼膜拜，毛泽东自己可能也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然而，数百万人拥京，交通、住宿、粮食全线告急，周恩来实在没办法，只得向毛请求限制进京人数。毛不满意：“现在才接见了六、七百万，少了，要再加一倍，还要保吃保住保行。”毛高高在上发指示，只考虑政治不考虑经济，不管衣食住行这些麻烦事儿，才会有如此“无产阶级领袖的大气魄”。八次大接见后，幸亏73岁的毛自己吃不消，终于说了一句“不能再见了”，下面才敢发通知阻止学生进京。吴感叹：“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知道给国家、社会和有关地区的政府、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幸亏是毛泽东最后自己受不了了，如果当时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接见人数再增加一倍的话，情况不知会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其实，毛搞大接见还有一层未被揭示的政治因素：向刘邓等党内反对派显示政治实力——我在中央高层可能不占“多数”，但在人民群众中却是绝对“多数”。

江青教训周恩来 林彪教训江青

江青、叶群两大夫人参政——出席中常会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全是毛的安排授意。江青训周恩来一节，其它资料都是旁听旁闻，吴可是亲历者，描绘尤为精细，相信会令很多“周迷”大吃一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对周大发雷霆：“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勉强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会场一片寂静，只有康生出来敲边鼓：“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只好点头称是。“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

还有1967年2月20日，林彪为保护萧华痛斥江青一节，其它资料说得都很粗略，吴法宪详叙头尾，音容宛然，包括吓坏了的叶群哭抱林彪，强阻他拉江青去见毛。吴的分析也甚到位：“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林江矛盾由此一直延续到“九･一三”事件。当时中央高层敢于当面斥责江青，除了毛，就只有林了。

王关戚倒台 专案组阵容庞大

王关戚倒台一直语焉不详，吴一一交待原因。本来，毛还想保一下戚，毛十分器重戚本禹，说过“我写了那本《新民主主义论》，这本《文化大革命论》要由你来写了。”江青也经常带着戚进进出出，戚的锋头一时超过张春桥、姚文元。戚因此有点飘起来，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讷，引起江青警觉，便对毛说戚改造不了，要把他拿掉，毛同意了。1967年底，逮捕戚时，戚根本没想到：“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他这时才想到求助法律。戚对江青还抱幻想，临上车前，连叫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

“九･一三”以前，共成立14个中央专案组，成员多为抽调的军师级干部，约500多人。周恩来半个月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大会，4、500人全部到会，从晚上八九点开到第二天拂晓，真到累得不行了才散会。吴法宪认为将彭德怀冤案的责任算到黄永胜头上是不公正的：“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账，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账呢？”“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

14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谢镗忠，“九･一三”后，只剩下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其他都被“拿掉”了。自然文革结束后，一个都没有“挺住”。

吹捧毛的副词首创者竟然不是林彪而是邓小平

第一次读到“二月逆流”谭震林讲话的全版本，尤其是最点睛“三不该”——“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想来想去，自己不该那么早参加革命，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着毛主席。”不久，毛当面挖苦谭震林：“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着我革命，那你可以退党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65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此后，毛一直忌恨谭，既不让谭家党支部停止对谭的“内部批斗”，其它四帅二副总理都得到“解放”，也不让谭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

“二月逆流”发生后，毛怕老帅受批判后有异动，派人去西山监视徐、叶、聂三帅，生怕他们搞军变。幸亏“卧底”空军副司令王秉璋两个报告都说老帅受批判后有转变，一致认为文革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到很大作用，这才解除毛对三帅的怀疑。而停止老帅家中的党支部批判，居然是林彪的建议。林向毛建议：“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不过，从1967年2月开始批起，一起批到1969年4月结束，四帅三副总理还是被整整批了两年多。

九大时闹得轰轰烈烈捧毛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创者原来不是林彪而是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