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宁汉合流 共产国际武装中共早有安排

1927年国方宁汉合流之后，中共“八·七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特使罗易（曾在印度“贩卖”军火）、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武汉政府（跨党）农业部部长谭平山，曾在武汉召开秘密三人会议。会上，谭氏力主鄂湘赣三省工农革命群众，跟随中共秘掌军队返回广东，和当地工农革命群众一道再组新军，重作北伐，夺取政权，一统天下，因为——据俄国近年方才公开的该会会议记录记载——“收复广东很有必要。那里有三十万支步枪，有同国外联系的港口，有财政资源……”，谭氏如是说道。[1]

先插一句：根据谭氏此语，读者可以明白无误推出：共产国际对于国共分裂之后即行武装中共一事早有安排，以往中共官修党史向称鲍罗廷、陈独秀、张国焘等，于宁汉合流之后几个月内奉行退却主义，全为不确。共产国际的策略应是，先行缓兵之计，一俟重兵返粤，沉着首启广州起义（而非毛躁首启南昌起义）；广州有港可接火炮、甲车等（如上所述枪支已有），可行重拳出击；而赣鄂湘没有一处临海。斯氏凭什么要对十倍弱于本人的蒋氏投降呢？此时英美德日并无介入，且对蒋氏秉持敌对、观望态度，并无针对苏联的“势力均衡”操作出现。

据时任广州政府炮兵总监的邓演存（邓演达胞兄）等数人的记述，北伐发动之前，苏联曾经几次派船秘运军火到穗，其中规模最大一次，接援方面征用了“四五十艘大驳船转运了四五天才运完”。[2]北伐军出广东后，作者相信，应当仍有苏船运送军火来穗，但是这些军火，必然既有明供北伐军的，也有暗供共产党的。作者猜测，李之龙率中山舰碇黄埔，当与秘运“暗供”饷械有关，但他可能将此一天大秘密带进了坟墓。

上述情状已为《共识网》2013年1月7日所发布的作者文章《踏察南雄县钟鼓岩疑为陈济棠协苏联济中共军火库日记》所记载，此不多赘。需要补充的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有一复制展品，一位陈姓当事人回忆：行军途中周恩来令其速赴上海，请党中央电报告知莫斯科及时由符拉迪沃斯托克起运军火到起义军即将占领的汕头。由于配合不当，仅仅占领汕头七天的起义军没能等到苏联船只，就被迫撤走了。当时媒体报导，后有两艘“吃水很深”的苏联货船曾在汕头海域“游弋”数天，然后不知去向。作者于此文估计二船应是驶往广州，由已被苏策反的陈济棠代收此船武器——即上述三十万枪及相应数量子弹，运到南雄梅岭南面钟鼓岩大溶洞隐藏，以后逐日使用挑夫运往井冈山、闽粤赣苏区。

“岭南大儒”袁伟时教授1960年代曾住我家楼下，两家颇为稔熟。2015年再度见面，袁氏认为这一发现虽然重要，逻辑推理亦为合理，但却仍为孤证，需要再添证据链环。2016年初，作者为此再度细阅共产国际档案，竟然又与此三十万支步枪相遇。在撰于1930年11月30日的《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对中国红军部队的总的评述（截止1930年11月15日）》中，盖利斯确认：红军人员总数为五万四千，步枪总数为三十万五千，机枪总数为七十，迫击炮总数为十三，山炮总数为二。[3]

五万四千官兵即有步枪三十万五千，枪数乃是人数的五点六倍，若无巨大仓储，可以做何解释？难道迄今人数尚自不足六万的红军此前消灭了百万白军？没有百万，缴获不到三十万。有此胜绩垫底，已可直捣南京了，还要什么续反围剿、万里长征？

当时乃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来指导中共军事行动。最先派来中国的军事代表是盖利斯，这是一名一只胳膊有残疾的苏联红军军官，直接受苏军总参谋部情况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领导。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对其依靠更多，几乎所有有关红军的作战训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在他之后来到中国担任军事代表职务的是弗雷德。这位来自德国的中校所起的作用看来较盖利斯要更明显。众所周知，1933秋天派去江西中央苏区，并成为红军军事顾问的德国共产党人李德（即奥托·布劳恩），就是在弗雷德的领导下工作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修荣主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有没可能两处译错数字？这得他来回答。只有再度查阅复印原档，或者再度询问俄方档案管理机构两种选择。黄氏在前言中说，译文曾得中俄两国专家反复校译，订正。

有此三十万枪，除了1927年首打潮梅之外，不难推出，以后几次再打潮梅，目的应主要是接收苏援重型武器如山炮及炮弹，以及子弹、电台、钱款，因为枪支已足。但是除了漳州一役之外，全不成功，对手仅是张贞等小小军阀，四破围剿神勇在此没现。

顺便说说：1932年漳州一役，红军施压募捐，得到银元现金一百万有零，物资价值四十万银元。征用漳州大卡车、黄包车、挑担夫运往瑞金。《共识网》2015年4月3日所发布的刘统文章《红军长征是多面化的，历史真实不应掩盖》说道：

苏区的中央财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历来不统一。毛泽东虽然被夺了权，但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掌管着苏维埃银行。毛氏兄弟掌管着一笔秘密的巨款，大概有两百万左右，藏在石城县的秘密山洞里。直到国民党的军队快要打到石城了，毛泽东才让毛泽民把这笔巨款取出来，这笔巨款就当了红军长征期间的活动经费。

据信，这两百万银元应包含漳州款一百万。红军占领漳州三十八天，其中罗瑞卿和杨成武率兵进驻漳州市石码镇三十七天，超额完成筹款十万银元任务。作者推测刘统所说毛氏兄弟掌管的两百万石城巨款，另一百万全部或者部分乃为苏方秘运漳州之款。一部汽艇就可完事。罗杨另一任务，应是在港等候接受此款。此后应由林彪部队保护这两百万银元长征之前不被“财政不统一”过早“分享”。遵义会议毛氏上位，当是枪杆子、银码子“两手都硬”起了关键作用，眼光非凡哪！

当时龙海市石码镇月港，作者最近亲往漳州调查从博物馆老照片中得知，仅为条石入水陋港，不能停泊大船。苏方为中共制定先在华南后往西北割据的长远战略，包括占领汕头、厦门接受苏援饷械任务，其重要性类似围棋活眼。1927-1934七年当中，只有攻占漳州勉强接近实现此一目标——再占厦门已不可能，列强军舰急速开到漳厦海面来行阻止，何况厦门当时有道海峡隔开陆岛。很难想象苏方不屑利用此一机会接济中方一次。遂行接济至少可令中方相信苏方言出必行，不必再像李大钊曾因说动郭松岭反奉之后，却没得到苏方践行诺言出兵援助一事那样陷入绝望。据载，中共动员了近二十万民工为其接力挑运漳州款物。[4]漳州距离瑞金二百六十三公里，每公里应有七百五十民工接力挑运。如果事先没有想到可能要运山炮以及炮弹，一两百万银元，四十余万价值物资需要这么多人来运吗？估计十分之一就可以了呀！不是还有很多士兵壮丁吗？

中方长征之前兵败，许为重视枪忽视炮所致。山炮可被拆卸，分件人工搬运。1946年后，苏方在东北为中方提供了大量日制、苏仿美制火炮以及充足炮弹、日军熟手，训练了大量炮兵。经此变革，四野以及其他各野如虎添翼，两年八个月就可翻盘，击败蒋军。1950年初，斯大林在莫斯科对周恩来说，中共本可提早多年获得胜利。言下之意，作者理解，乃指中共一度曾是“炮盲”或者运气不佳。海运不成，本可改取空运。依照李德传达弗里德指示，中方曾在瑞金修建一个机场，应是主要用以空运火炮部件以及炮弹，缷后再行组装。此事当时为何未能成功，仍需调查。苏军顾问多曾经历一战，俄军早已由枪战为主转为炮战为主，他们当然不会设想中方长久停留在枪战为主阶段。在1929年下半年的中东路战争中，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拨出“火炮、机枪等”，在苏联境内华人当中组建两个旅合四个团，“不问枪”。[5]

细节决定成败——未曾诚服推广“轻型火炮拆卸之后人工搬运”，导致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晚了多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黄修荣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实质应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和资料丛书》，二十一卷当中，十二卷（第一、三、四、七、八、九、十、十三、十四、十五、十八、十九卷）属于以前基本未公布过的档案，译自俄方联合德方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17-1949）》1994年俄文版，收录重要档案档八百二十三份；九卷属于曾在中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过的“资料”。粗略计算得出，十二卷档案共有约五千七百有效页（去掉人名索引、勘误和一部分目录后的前言、各部分的说明），含有涉及苏联1917年至1943年援助中共（包括北伐国共合作时期，因为此时国方亦给共方发钱）金钱、武器、顾问、留学、出版、赎人等内容达到百分之十一即约六百三十页。而据俄方联合德方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17-1949）》1994年俄文版绪言所说，这本文集仅仅收入了一小部分此种档案。俄国学者亚历山大·V·潘佐夫的《毛泽东传》“深挖”了三千三百二十八份苏联有关援助中共的绝密档案，是上述八百二十三份的四点四倍！按比例，沈志华私人购得苏联档案恐怕也是沧海一粟。

有理由认为，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情报局馆藏有关武器援助中共的绝密档案，乃属价值最高——行动胜于语言嘛，但是目前公布得最少，后学应当竭力促成它们公诸于众。没有这一部分的充分解密，研究苏中二共关系，可能多半还是流于抓瞎。国防部的档案不等于参谋部的档案，俄国公布的共产国际以及苏联档案应该只是后二者以及参谋部与其沟通之时递交的文件。非常奇怪，作者在上述十二卷中，没有见着一份有关实施漳州战役过程、结果的档案！貌似极为绝密不能公开。

（2016年6月16日于梅县松口梅教祖宅结稿）

[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罗易1927年6月8日于汉口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一份电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黄修荣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四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马贵凡等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310页。

在接受、转运、储藏、看守这批枪械的负责人中，应当有人知道它们是储备步枪且预设藏留在广东。但从现有旧有、新揭史料中，我们找不到他们的踪影；如今可以确定的知情者，仅为罗易、谭平山、陈独秀三人，而据有现有文献记载判断，三人以后均没透露这批储备枪械藏于何处。作者首先怀疑，中共方面最早的知情者，乃是叶挺。叶正大将军能回想起什么吗？

[2]邓演存等：《略记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决策及苏联顾问在广东的工作》，广州市政协文献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267页。

[3]《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对中国红军部队的总的评述（截止193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黄修荣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马贵凡等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92页。

[4]珍夫《漳州战役纪实》（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6），179页

[5]《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黄修荣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八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马贵凡等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