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彻底改写规则的《中国标准2035》

中国“十四五”规划大幅提高科研投入的目标，明确科技自主路线；为应对中国挑战，美国政府可能推出冷战以来最有力的产业政策，确保在关键技术上的领导实力，也试图摆脱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一场“决斗”已经展开，胜败如何关系重大。

新科技生态下 中国力图超越美国

肖先生是中国一家主要互联网云技术公司的物联网(IoT)技术科学家。在他看来，美国技术和美国企业主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是明日黄花。

“云、手机和4G是1848年美国淘金时代的锹和牛仔裤，是工具。”肖先生(化名)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这个战场，淘金也掏完了，淘金的工具也淘完了，战场已经结束。”

这位要求匿名的无线通讯技术科学家说，信息通讯技术下一个“淘金潮”将是物联网的时代，而中国将成为万物互联时代的科技主宰。

“从移动互联网的手机、云和4G，到现在需要边缘计算和设备，这五个东西将成为未来五到十年争夺的战场，下面十年的淘金时代的基础设施是这五个基础……在这个五个技术的象限里面，中国的生态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完整。”

肖先生所在的云计算+物联网行业将成为中国科技实力、甚至是国家整体经济动能的新增引擎。中国政府最近在“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定为“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到2025年，中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从2020年的7.8%提升至10%，“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要超过 17%。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2020年11月公布的对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指导建议中，立下了在2035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并表示要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等前沿领域。

战略目标显然是引导中国科技政策的重要指向。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科技与国防政策研究员科隆·科钦(Klon Kitchen)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正确地认识到，要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保护和追求自己的利益，它需要成为几个新兴技术产业的领导者、甚至是唯一的领导者……如果中国想树立他们寻求的那种国际影响力、并利用这种影响力，在这些行业中的领导地位将是必不可少的。”

面临冷战之后最大威胁？中国刺激下美国重提产业政策

面对中国试图成为世界科技霸主的野心，一向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可能拿出冷战后少见的政府引导措施。

长久以来，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一词在美国的决策环境中并不受欢迎。以政府力量干预资源配置被视为对自由市场的不正当干预，将公共经费投入科研也属于这一范畴。

根据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FR)的分析，美国政府一般只会在应对危机和外部威胁时实行某些产业政策，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二战时期的工业动员、以及冷战时期的美苏太空竞争。

美国国际战略咨询与商业发展公司马丁—克伦普顿集团(Martin+Crumpton Group)战略情报部门执行总监瑞瓦·古戎(Reva Goujon)认为，在中国继续推行加速研发投资的政策、试图超越美国的同时，美国如何以产业政策应对是更值得外界关注的决策转折点。

古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为其战略技术目标砸下重金，这自然地催化美国提高研发支出、加强投资筛选、提供税收抵免和其他激励措施以促进美国技术制造和创新。”

她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美国看到，一种转变正在浮出水面 - 立法者和企业都在适应产业政策和‘大政府’的新时代，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大国竞争的大环境下，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不足以保护国家安全利益。”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2月24日签署行政命令，指定联邦政府部门对全球供应链和美国在关键行业的潜在弱项进行百日评估，其中包括半导体产业中的制造和先进封装供应链、用于电动汽车等产品的高容量电池产业供应链、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物和战略材料供应链、以及与制药和活性药物成分有关的供应链。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最近也表示，在这些领域上的竞争要求“美国进行循序渐进、大胆的公共投资，使我们保持领先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的跨党派议员领袖也宣布正在合作起草立法，为在关键产业中打赢中国提供上千亿美元的资金。

美国国会研究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今年1月对中国“十四五”计划目标的分析中说，中国为了发展规划中优先的战略技术，正在优先努力通过尚未受到限制的国际途径获得外国技术，例如在开放技术和基础研究方面建立伙伴关系，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以及通过人才招揽计划吸引外国专家到中国工作。

这份分析报告建议，美国需要警觉中国获取美国开源科技和基础研究成果的意图，并考虑是否应加强出口管制、以及如何通过贸易政策确保供应链安全，并与盟友和伙伴展开技术合作。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科钦表示：“‘产业政策’这个词充满了某种政治分量。”

科钦认为美国并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以举国之力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但他表示：“在国家安全利益制约下的合理的贸易政策和连贯的经济政策，美国绝对会去利用，而且可以利用。”

战略情报问题专家古戎强调，美国目前并未对如何运用产业政策达成一致。

她说：“政界人士普遍认为有必要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但在策略上不太统一。例如，在什么情况下，出口限制和学术交流限制会对美国的创新文化、市场竞争力和人才吸引力产生反作用？即便是重新制定特朗普时代的规则，让限制不那么集中在一般的消费者应用产品上，而更多地集中在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筛选上，这也需要时间。”

基础研究 中美仍有差距

有分析认为，中国最高领导层尽管大肆宣扬在新型武器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但清楚地认识到到自己在“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的科学基础受制于美国。

为了真正实现科技实力的“自立自强”，中国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把基础研究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

不过，即便中国计划在基础研究领域连年加码投资，但整体投入水平与美国差距明显。

中国官员说，2020年中国基础研发投入在总研发经费的比重是6.16%，约为1504亿元(约合231亿美元)，并推算这个数字到2025年可以达到2800亿元(约合430亿美元)。

相比之下，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20年的一份报告，美国2018年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支出为970亿美元，约占美国研发总支出的17%。

不过，美国政府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占GDP比重多年来停滞不前，这引起国内科技政策分析人士的长期诟病。

战略情报专家古戎说：“中国增加研发投资的意图与美中争夺技术主导地位的斗争紧密相连。尽管美国的研发支出总额早已超过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但自1995年以来，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呈陡峭曲线上升，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却在下降并停滞。”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2017年，联邦政府的研发投资占美国GDP的0.6%，而私营部门的研发投资占当年美国GDP的2%。

中国市场吸引力不减 但技术脱钩不可避免

中国的科技环境对美国的科技界从业者仍有很大的吸引力。科技媒体Protocol 3月15日发布的对美国科技行业从业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支持与中国科技公司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不过，美中科技供应链彼此脱钩似乎已经势在必行。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的“中国战略组”(China Strategy Group)去年秋季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说，回归到特朗普政府之前的那种美中关系“现状” 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美国的政策目标。

报告说，美中两国的内在趋势必然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技术产业分离，虽然这一过程可能充满紧张和混乱，但从长远来看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科钦说：“需要理解的一个重点是，中国自己也在追求脱钩。中国已经下令自己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再使用美国的IT设备，也正在迅速发展国内先进半导体等方面的技术基础。因此，无论美国想要选择做什么，中国都会推行经过深思熟虑的脱钩战略，这对未来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性的。”

科钦说，鉴于中国的军民融合路线、以及中国政府与其工业之间的关系，美国已经意识到，如果供应链通过中国，“将面临不可接受的间谍活动和其他供应链中断风险”。

他说：“美国的目标是减轻不可接受的风险，同时尽量保持(与中国的)合作。还有待观察的是，有多少合作是可能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将由中国共产党决定，以及它选择如何采取行动。”

不过，在中国云技术公司科学家肖先生看来，在他的行业，外国企业在未来几乎不可能再打入中国市场。

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客户多，需求、消费者多……从业者也多，中国的从业人员已经掌握了相关的技术。”

“未来不是外国很难打进来中国，而是中国会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要反向渗透到欧洲和美国。因为生态在中国，美国和欧洲没有任何可以和中国竞争的机会。”

前中国工信部长周日表示，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供应链，但距离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还要30年的时间。

近年来，在国内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占全球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生产从汽车到工业机械的所有产品。但是，其产业对半导体等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依赖已经成为其战略上的弱点。

路透社报道，中国前工信部部长苗圩周日（3月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政协会议上发言时称，中国成为制造强国还要30年。

苗圩任中国工信部部长十年后，于去年卸任。他目前任中共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圩说，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成就很大，但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基础能力依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条’风险明显增多。”

路透社报道称，随着中国经济转向基于服务的模式，有污染烟囱的工厂被封，制造业产出在经济中所占比例下降。2020年，中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稍高于四分之一，是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苗圩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得过早、过快，不仅拖累当前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时表示，制造业的创新远远不够，企业需要应对“瓶颈”技术，以实现全面创新。

苗圩讲话中也提到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局面未得到根本改变。

中国工信部原部长说，很多问题制约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

苗圩说，企业税费负担依然较重，制造业的财政支持亟待加强，但创新和高科技人才的短缺也严重制约了该行业的发展。

根据《中国标准2035》行动纲领显示，含盖IC设计、虚拟现实、智慧健康养老、5G关键零组件等领域都要制定中国国家标准。未来，“中国标准”想要转成“国际标准”。

一个技术行业机构告诉CNBC，被大肆宣传的《中国标准23035》将面临许多挑战。

《中国标准2035》是一项雄心勃勃的15年蓝图，预计北京将在今年发布。它将列出中国为下一代技术设定全球标准的计划。

标准的制定对于我们当今所使用的技术（例如4G移动网络或Wi-Fi）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们是技术规范，不仅概述了技术的工作原理，而且还概述了互操作性。这是可以出国还能使用移动网络的部分原因。

通常，标准的开发由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和专家主导。但是随着《中国标准2035》的出台，北京正在推动国内公司和专家成为下一代技术制定标准的主导力量。

咨询公司Horizo​​n Advisory的联合创始人艾米丽・德拉・布鲁耶尔（Emily de La Bruyere）告诉CNBC的“超越山谷”播客说：“这是为未来世界设定规则的野心，尤其是在我们进入新技术时代时制定的技术规则。中国标准2035是实施该战略的工业计划。”

《中国标准2035》用意何在？

布鲁耶尔解释说：“最简单的答案是，（可能）有一个按照中国规则运作的世界，这些规则同时存在于虚拟和现实领域。”“这意味着中国具有这种固有的产业竞争优势。它还具有固有的信息优势，这不仅意味着北京能够在安全和商业意义上收集关于世界的更好信息，而且还能够塑造这些信息。”

总部位于美国的行业机构，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ITI）亚洲政策高级主管内奥米・威尔逊（Naomi Wilson）表示，中国的尝试将面临挑战，宏伟的计划可能无法取得其大肆宣传的效果。

威尔逊说，多年来，中国已经发布了许多战略计划，这是针对国内公司和专家的最新计划。

威尔逊在接受CNBC的“超越山谷”播客采访时说：“（该计划的）目标受众是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中国公司和中国技术专家。因此，这的确意味着要用溢美之词，有点像比赛日鼓舞人心的说辞。”

威尔逊认为，标准流程和标准制定并非一帆风顺，也不是技术竞争力的全部终结所在。这是整个过程的一个阶段，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但绝不是一次彻底改写技术未来规则的机会。

标准由行业机构制定。通常，一个领域中的许多公司和专家会聚在一起提出他们的设想。他们提供了建议，然后经过多年的完善，围绕特定技术制定了最终的规则集。威尔逊认为，这一过程意味着中国要进入并主导这一过程将非常困难。

威尔逊说：“这些论坛是基于规则，基于共识的，行业驱动的论坛，确实有这些……长期建立的程序来防止这种不当影响。”

在《中国标准2035》推出之前，中国政府曾致力推行《中国制造2025》。但是该政策争议不断，遭美国认为中方透过政府的补助及不正当的保护措施，窃取国外的智慧财产权以实现政策，最终演变成中美贸易战导火线之一。以至于中国官方下令禁止媒体提及《中国制造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