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教授：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得不到真实情报
有关习近平被政敌糊弄，备受假情报困扰，此前也有不少报导和分析。（图片来源：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看中国记者李文隆综合报导）知名美国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卜约翰，9月6日刊发在《香港自由新闻》上的这篇文章认为，如果北京的情报收集方式不加以改革，通过多种方式获得香港的真实信息，北京将会重复同样的错误。
卜约翰现为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的名誉教授，他于2011年至2017年曾担任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对于为何会出现情报不真的情况，卜约翰文章分析认为，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就是该党的运作就好似在一个狭窄的回声室中一样，基于意识形态来决定什么样的看法是允许的，什么内容可以向上报。
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
卜约翰表示，在香港的中共官员扭曲信息，主要上报上级想听的内容。这是一种常见的“官僚主义疾病”。
9月8日，呼吁美国落实《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祈祷会”。（图片来源: 看中国摄影图 庞大伟）
另一个造成假情报的情况是，中共严重依赖自己在香港的那圈子人得来的报告，包括设在香港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的代表们。中共对这些人的任命是基于几个考量，包括忠诚度和可靠性。对中共来说，这些人是“可信的”，不可能颠覆中共这条大船。而从其他渠道来的信息，中共根本就不在意。对于一个与大陆不同的、在半自由和开放环境的政治体制运作下的香港来说，中共的这种做法是一个灾难。
文章说，在当前的政治危机中，在香港的那些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们大多保持沉默，当被北京当局督促时，他们便公开表达党的立场。
比如，当一位商界领袖响应该党的号召，谴责所有暴力行为，而不仅仅是抗议者的暴力行为时，该党公开抨击这名商界领袖。也就是说，与党中央步调一致高于一切。
文章指出，因为这个党强调要这些代表们正确而一致的发声，因此，他们往往都非常谨慎。他们担心做错了对保住中共给的头衔不利。因此，在危机中，香港人不能依赖这些代表们来公平地调解纠纷。而这些跨境关系扩大了香港的官方回声室效应。北京也同样不能通过在香港部署的人员获得可靠情报。
卜约翰预计，北京会让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对假情报负责。但是，如果北京不对党内收集情报的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革，以允许通过更多的多样化方式弄清真实情况，那么就将会继续重复着与过去一样的错误。而该党更准确地认识到香港发生的事情为时已晚。
有关习近平收假情报误判形势，此前有类似报导和分析。
7月初，《香港01》引述接近北京消息人士的话，“反送中”浪潮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令北京高层感到错愕。因为当初中联办、港澳办等部门呈上去的报告写得颇为乐观，但结果却完全不是那回事。
消息人士说，为此，习近平酝酿对香港整个工作系统展开大检讨，同时严查香港假情报来源。
港人“七一”反送中（图片来源:看中国摄影图 明月）
香港《苹果日报》7月12日报导称，习近平曾在7月1日大游行当天下达指令，要求香港“不许流血”，并勒令林郑召开记者招待会安抚民怨，同时亦表达了对中联办和港澳办错判形势的不满。
资料显示，香港事务是由中共中央港澳协调工作小组负责，现届成员有五人：组长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韩正，副组长政治局委员兼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尤权，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组员包括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和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
据媒体人何频分析说，中共的港澳事务架构中，韩正的态度就可以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但韩正和杨洁篪是江泽民派系的，而张晓明和王志民的背景都是曾庆红，故此，香港现在就是江曾时代留下的系统，习近平手伸不进去，水泼不进，港澳系统成了独立王国。他认为习江一直争夺港澳控制系统，这就是香港为什么制造这个乱局，为什么会往坏的方面处理？
就在最近，路透社8月30日曾引述几名知情人士披露，香港港首林郑月娥在今年夏天早些时候曾向北京提交一份评估抗议者的五项主要诉求的报告，并建议撤回引渡法案的修订，但遭到中共的拒绝。一名中共高级官员透露，这份报告被提交给了由政治局常委韩正领导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这名官员也证实，中共拒绝屈服于任何抗议者的要求，并想让林郑采取更多主动行动。
该报导只是提到，习近平“知道这份报告”。很显然，韩正对林郑的撤回修订建议的否决起了决定作用。
直到8月29日至31日，王岐山到广东考察“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几天后，9月4日，特首林郑宣布正式撤回送中修例。
王岐山被视为习近平最信任的左右手。《日本经济新闻》9月6日报导，王岐山到广东名为“视察”，实为向香港政府传达习近平的密令。
分析认为，林郑最终撤回修例，并非个人动机和决定，多与北京精心策划的棋局有关。林郑服软是港人抗争、美中贸易争端、中共及港府内部意见分歧，和官僚利益得失权衡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