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警告亡党

号称“逢九必乱”的2019年刚过，亲共港媒刊发官方学者专访，大谈亡党危机及试图保党的办法。近年包括习近平在内，已经频频警告将要亡党。更有习近平的高级幕僚对海外爆称，北京高层已经走投无路了，每个人都清楚这个体制已经完了。

1月5日，亲共网媒《香港01》刊发了中共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房宁的专访。房宁并不否认中共将亡，他认为历史周期律是存在的。他说，目前最高领导人有很强的危机感，“⋯⋯随着执政时间延长、各种社会矛盾积累以及自身懈怠，有可能会逐渐瓦解，这是个规律。”他说这个问题十八大以前存在，十六大、十七大再往前也都存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强调过，只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更突出了。

房宁表示，“执政时间越长、党的规模越大、国家越发展，应该说这方面的风险越高，懈怠的风险也越高。所以要千方百计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还是要看实践。”

事实也是这样，早在多年前，从中共高层到中共中央党校，就在思考中共政权面临终结的问题。

胡锦涛2004年8月已经警告中共的腐败愈发不可收拾，它将证明是致命的，甚至亡党。

2015年6月中旬中南海在政治局举行的扩大生活会上发放了一份报告，列出中共“亡党”的六大危机，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信仰、前途等各个领域；报告并指局部政治、社会危机已经处于爆发、蔓延、恶化状态。

根据调研报告，从中共中央、地方巡视、考核结果来看，中共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平均合格率仅达1/4左右，而地方基层单位、县级党委不合格及表现差、需改组的“领导班子”高达90%以上，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共党组织的根已经彻底烂掉。

同是2015年，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纪委第52次常委会上，公开承认中共体制已经濒临崩溃的临界点。王说，党内腐败堕落状况、规模、深度已经到了变质、崩溃的临界点，“这不是你承认不承认、接受不接受的严峻事实。”

王岐山还直言：“这当然是体制、机制上出了大问题。”

2015年8月上旬中共高层召开北戴河会议，期间专门召开了退休高层的座谈会，退休高层强调“党内腐败、社会民怨民愤”等，在说到中共面临“亡党危机”时，还出现痛哭场面，会议多次被中断。

经过习近平在第一任期联手王岐山强力反腐之后，中共的腐败并无根本减弱，腐败官员层出不穷，同时“怠政”“懒政”流行，被认为是各级官员对反腐的一种另类抵挡方式。大外宣媒体也刊文哀叹：如今在中共十九大之后，种种为官不为显示反腐更加纷繁复杂，并非易事。

过去的2019年，中共政权面临重大危机，香港民主抗争、中美贸易战、猪瘟疫情以及成长趋缓的经济，更为严重的是国内民怨积累多年，象火山一样，只不过被强制高压掩盖而已。不少观察家都认为，中共统治不出几年就会崩盘。

在2019年7月1日中共自定的所谓“建党日”之前，习近平6月24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警告称：“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

习近平这个“危险无处不在”说法，在外界看来，无疑是一种变相的“亡党警告”。

2019年底，在英文《大纪元时报》资深记者杨杰凯（Jan Jekielek）的“美国思想领袖”节目的专访中，现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和中国历史教授的林蔚，在谈到中国时局时说，因为对现实缺乏正确的认识，根本不知道民间实际情况，现在的中共政府是想到哪儿做到哪儿，功能极度失调，解决方案更无从谈起。

林蔚指出，中共政府非常清楚它已死到临头。他透露，一个和习近平关系密切的中共高层幕僚曾坦率的对他说，“林蔚，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每个人都清楚这个体制已经完了，我们进了死胡同。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这里处处是雷，踏错一步就可能会粉身碎骨。”

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在2019年10月2日公布习近平的一篇内部讲话文稿，习在讲话中继续早前抛出的“斗争”逻辑谈党建。习近平在讲话里回顾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原因，习说，“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

自由亚洲电台的一篇报导指出，习可能还是希望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故此强调首先要让党员回复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做起。报导引述旅美中国时事评论人士谢选骏指，实际上，中共大部分党员和干部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早已荡然无存了，他们现在几乎处于怠政状态，大家都观望着习近平独自折腾。

《看中国》专栏文章〈习近平演讲为何引用蒋经国座右铭？〉指出，纵观古今中外，对于失败的政权，首脑可能要面对坐牢甚至更不堪的惩罚。但当下根除中共是最重要的。如果习还有一丝清醒，猛回头，站在人民的权利立场考虑，抛弃共产党的那一套理论，政权尚能平稳过渡，不但能保命得平安，更能顺势确立真正意义上的大中华联邦。不过这种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近期习近平言论不时透过各种管道发出，其中习罕见称只有中共自己能打败自己，话中有话，自相矛盾，一方面似乎对于其党“强大”到无人能敌自负满满，但另一方面又对亡党危机难掩忧心忡忡。习说中共自己打败自己，很可能会一语成谶。

习提前频发“亡党”之声

最新这一波中共意识大恐慌，始自今年7月1日前后，这一天也就是中共自定的所谓“建党日”，当天也早已被国际上定为“退党（中共）日”。在这之前，习近平6月24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警告称：“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

习近平这个“危险无处不在”说法，在外界看来，无疑是一种变相的“亡党警告”。

9月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一个培训班开班仪式上讲话，高频率使用中共原教旨党话“斗争”，尽显党性之暴烈，肃杀之气弥漫。

9月16日，中共党刊《求是》重发习近平5年前的讲话文稿，声称照抄他国政治制度会葬送中共前途，注意习用的是仍然是不吉的词“葬送”。这番话的潜在背景可能就是，党内很多声音提出要政改？

10月2日，中共刚刚搞完劳民伤财的建政70周年大阅兵，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一年多以前的一篇讲话，大谈“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习还声称，其党有8900多万名党员、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第二人”。

习的前述这些“豪言”，不如说是“危言”说辞，归结起来可见，他在为保住共产党政权，做最后的努力。

但是，没有人认为有人会跟着习折腾，中共大部分党员和干部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早已荡然无存了。他们现在几乎处于怠政状态，大家都观望着。最近当局不断抛出的贪官，很多都被强调所谓政治不担当、违背中共初心、对党不忠诚等意识形态罪名，甚至阅读境外书刊也被列为大罪，可见中共本身已经风声鹤唳，唯有不断对敢于“不忠者”杀鸡儆猴。

而从正面这方向，我们也能看到，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乃至海外，人们都可以了解到一个退出中共组织的全球性浪潮，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这是一个在悄然改变中国的行动。据网上数据显示，目前以真名或化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含团和队）已超过三亿四千万人（其中党员人数不详）。这个运动关系到一个中共内心极度恐惧的事实，就是中国大陆许多人、特别是官员，因为不能向中共退党（中共也不许退），于是公开以真名、化名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退。这样就形成了一股精神力量，也就是“身在曹营心中汉”，共产党号称九千万党员，当中相当部分已经不能算是它的人，一旦天下有事，关键时刻他们会助力变局。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为了利益暂时还没有声明退出，他们或许对共产党邪恶本质认识未清，自认为可去可留，但此时不切割未来是否有机会就难说了。另外，固守中共的人当然还是会有，纵然有也不多了，当他们慢慢看出其党的高层也在谋后路、忙着往海外资产转移的真相，他们也会发生变化。

“斗争”将加剧 中共亡于自败

那么，习所说的中共的下场既然是自己了断，又将会如何演变呢？其实前述这项退党运动一方面是催化作用，换句话说，是一个精神觉醒运动，另一方面也是需要等待着变化。真正的这种变化需要一些触发点，在极权维稳之下的中国，这些时局突变的触发点，现阶段不太可能出现在街头，极有可能就是习所说的，来自党内斗争，最终搞定中共的，正是它自己。

近期由“三呆国师”王沪宁牵头进行的中共找“初心”主题教育活动，其实就是一项清党行动，习高声向全党吆喝“斗争”，背后藏着对不同势力的敲打和清算意图。

这段时间许多分析都认同，美中贸易战打打停停，中共政权赖以维持执政合法性的经济已经不行了，失业暗流涌动，民心开始不稳，香港民众抗争，让中共进退维谷，加上美国在中共人权迫害问题上频频出手，涉及制裁的法案一个接一个，北京当政者压力山大。这些是表现在外的，习近平和一众高层，真正不可告人的难度是党内反对声音四起，高层权斗你死我活，开会吵得不可开交，出来还要装着没事“秀团结”。

留意到10月8日中共人大首次以立法方式，准备将禁止“反党”引入到全体公职人员中，这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的文件明确拟规定，公开发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改革开放的将被开除。这说明，不但是中共党内，整个中共体制内将被严控。但反过来看，立这法的潜在背景就是，证实整个体制内官员，都在反共，甚至是反习了。

但是这种高压的维持能长久吗？萧墙已生祸乱，尤如一个病人已无药可救待死，即使如习所说刮骨断腕，也无治。

三股势力和三类人？

曾有论者分析现在有三类人是习要防备的，一是常委中对习不满，敢和习唱反调，敢对他玩阴阳两手的人；二是红二代和官二代中，因为习搞钱搞到他们头上对习不满的人；三是党内其他一些反习势力或者不合作势力，或者搅局，甚至背叛，向海外通风报信的人。

这种说法略为偏重于各种势力对习本人的威胁，其实，中共不倒，另一个人上台也改变不了中国，故此我们更应该上升扩大到对中共本身的威胁来看待。

笔者早前有篇文章介绍过，9月4日网络上传出一段神秘录音，一名疑似中共高层官员透露出美中贸易战已引发中共统治危机，经济硬着陆会带来中国巨大的变化。该官员提到，目前中共高层有三股势力在斗争，但谁上台对中国都是危险。（详见：神秘高官曝三股势力党内斗 鹿死谁手？）

笔者有讲过，这段高官录音虽未经证实，但所说的情况与中国政局基本吻合。说到三股势力，网上有说法认为，有关应对贸易战，中共高层有所谓洋务派、帝师派和元老派，习介于之间不知听谁的，其中元老派挺帝师派。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起码将元老们划一是不恰当的，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李瑞环等人和江泽民、曾庆红同盟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说中共高层“三个势力在斗争”，其实就是所谓习派、江派、团派，太子党势力则交错其中。但是，如果从意识形态去分，不分派别，中共体制内，应该还是常规的左中右三派，尽管倾向开明的右派在严控的国内舆论中似乎没有表现，甚至被封杀、失声。当然，这里的划分并不包括民间的异议人士，只是党内部分。

中共独裁专制铁幕下，民意难以抒发，但推崇“斗争哲学”的中共，党内斗争从来没有停过，往往在关键时期爆发。至于这种斗争怎样突然加剧，成为引发中共全党分裂，体制内全员参与抛弃共产党之后的重新分野的变局？我们拭目以待。

由于涉及高层换届，近期当局正在加强对新晋人选的审核，据报其中有关财产公示和家属在海外居留权、国籍等是重点审核项目，王岐山对此有惊人表态。不过，现任中共高层成员本身问题严重。近年中共亡党危机加深，体制内知情者透露，中共高层一度有近九成随时准备外逃。

严审新晋高层财产和家属国籍

据港媒《争鸣》4月号披露，中共党国要人的家属国籍属于防扩散资料，暂被列入防扩散资料的包括：

1、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5人（包括已被开除的）、中央候补委员171名（包括已被开除的），其中至少有115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有子女在外国持有居留权或持有外国国籍。

2、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161名（包括已开除的），其中有40多名常委有子女在外国持有居留权或持有外国国籍。

据悉，由于已在位的这些委员、常委难以整体撼动，当局唯有在新进入的官员审核方面下功夫。

港媒报导说，在3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岐山手握审核十九大人选大权，要求可能进十九大的准中共中央委员、准候补中共中央委员、准中共中纪委委员必须公示财产及配偶子女在外国的居留权和外国国籍，并放话“动真格的，不存在退让、妥协、再搁置的空间”。

王岐山还惊呼：如果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班子，都经受不了这一役，那不是要全线崩溃吗？

传中共高层近九成随时出逃

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在《大纪元》2016年12月30日刊发的专访中披露，自江泽民贪腐治国以来，中共权贵阶层整体加剧腐败，在亡党危机中计划外逃比例惊人。

辛子陵说：“十八大之前李源潮做了一个调查，十七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纪委委员的家属子女已在国外定居、买房，准备弃官逃跑的占了85%以上。‘六四’以后，可以说是共产党在江泽民腐败治国的影响下急剧地沉沦，腐败堕落的官员数量之多、级别之高都令人瞠目结舌！所以习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讲，应该承认我们党走到一个亡党毁国的边缘。”

与此呼应的是，香港《动向》2012年曾引用中共官方内部权威机构所作的统计，调查结果竟发现，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

据维基解密曝光，中国大陆贪官在瑞士银行有5000多个人账户，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央级大员，从副总理一级、银行行长、部长到中央委员，很多人拥有账户瑞士。此外，在香港工作过的局一级官员大部分也有瑞士银行账户。

中共权贵阶层在海外的巨额隐秘离岸资产早前被曝光，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2016年初公布的“巴拿马文件”披露，至少9名现任和前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亲属，以及还有一批省部级高官卷入事件。

除了中共高层，底下的官员也随时欲外逃。2015年5月16日，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曾在中共党媒撰文，公开承认现时中共官场中，有官员“身在曹营心在汉”，家属、钱财转移到国外，随时准备“跳船”。

据中共官方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显示，38.9%的公职人员认同配偶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对这一问题公众的认同度为34.2%，46.7%的公职人员认为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其中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均超过半数(53.3%、53.4%、51.7%)，且官职越高，越认同裸官。

香港《争鸣》杂志此前报导，2015年6月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中，一份党建调研报告中罗列了中共“亡党”的六大危机，并指局部政治、社会危机已经处于爆发、蔓延、恶化状态。六大危机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信仰、前途等各个领域，显示体制腐败带来的吏治腐败已经无药可医。

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全文刊登王岐山讲话。王岐山引述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七个有之”说明中共面临的种种问题：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有之。

王岐山说，有人嘴上喊“四个意识”，在会议上对中央大政方针表示“拥护”，但在饭桌上、私底下说的却是另外一套。

他并点明有人搞政变，“更为严重的是，甚至还有人为实现政治野心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搞分裂党的图谋活动，严重威胁国家政治安全。”

王岐山在讲话中承认，中共面临的风险挑战，“最根本的挑战来自中国共产党内”，“是长期的、复杂的和严峻的”。

他特别提到中共党员的信仰危机，举例说，巡视发现有的中央部委司局级干部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都答不全，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入党年份。还有的党员说，如果补交党费就要退党……“有的党员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被立案审查当天公文包里还带着香灰。”

王岐山透露，“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22人，给予纪律处分的中管干部212人；谈话896人次，函询1863人次，了结2753人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0余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0余万人。截至2016年8月底，全国共查处“四风”违纪问题近14万起，处理官员18余万人。

习近平、王岐山和官方媒体都不止一次公开提到中共面临亡党风险。

去年9月9日，王岐山在北京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外方代表时，就提到共产党“可能面临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枯竭，直至丧失执政地位”。

今年4月15日，有中共官方背景的“学习小组”微信公众号引述习近平的话称，中共“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中共的大规模制度性腐败，始自江泽民上台之后，并加速恶化，至今腐败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政权和社会危机深重。

至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认将王珉等四名中央委员会成员开除党籍，清除出中央委员会。本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已有24人落马，超过中共建党至十八大前的被撤同级别人数总和。

六中全会以所谓“从严治党”为主题，并出台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监督条例》。而此前在今年7月1日中共建党日，习近平发表的长篇讲话也特别提到，中共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表示要从严治党。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问题专家李天笑在海外媒体分析认为，习近平是想通过从严治党来打击阻碍他进行改革的江派。不过，中共的体制是一个邪恶体制，已经病入膏肓了，从严治党就是以毒攻毒，最后必定灭亡。

时评人士文昭在《新唐人》11月8日访谈节目中认为，从根本上来讲，中共出台两文件是要严明家法，清除党性不纯者，以渡过危机。但客观上来讲，反而会激化共产党内的矛盾，加速中共解体。

他认为，六中全会纪委全面扩权，威压官场，会方方面面都会激化中共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的社会环境跟八十年代已不一样了，“现在的官员已经体验过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生活，你现在要他回去当清教徒，不跟从还拿着反腐的鞭子去抽着他，官员心里的抵触怨恨情绪可想而知了。”

香港《争鸣》杂志7月号披露，每年“七一”前夕，北京当局都会出台一份关于“中共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工作”的总结报告。今年的报告主要基于中共中央派出的几百个巡视组、工作组、调查组、蹲点组所反馈的情况。

据指，目前在职的中共党员中，合格的在职党员仅为2.2%，离退休党员干部也大部分不达标。

中共政权摇摇欲坠，去年6月中旬中南海在政治局举行的扩大生活会上发放了一份报告，列出中共“亡党”的六大危机，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信仰、前途等各个领域；报告并指局部政治、社会危机已经处于爆发、蔓延、恶化状态。习近平也在会上警告亡党危机。

根据调研报告，从中共中央、地方巡视、考核结果来看，中共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平均合格率仅达1/4左右，而地方基层单位、县级党委不合格及表现差、需改组的“领导班子”高达90%以上，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共党组织的根已经彻底烂掉。

中共高层多次谈及面临“亡党危机”

事实上，习近平、王岐山、胡锦涛等在不同场合承认中共面临“亡党危机”。

2004年8月，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发出“亡党危机”警告。

去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纪委常委会上，首次公开承认中共体制已经处于濒临崩溃的临界点。

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如果任凭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

2015年8月上旬中共高层召开北戴河会议，期间专门召开了退休高层的座谈会，退休高层强调“党内腐败、社会民怨民愤”等，在说到中共面临“亡党危机”时，还出现痛哭场面，会议多次被中断。

中共党员出现拒交党费 羞于提党员身份

目前，在中共党员中拒交党费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的党员羞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5月9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报道，有的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的党员不及时足额交党费。山西20多家国企的党员补交了8900多万元党费，天津60多家国企补交了2亿多元党费。

不仅如此，甚至有陆媒以《中纪委机关报：有大学生应聘时羞于提党员身份》为题称党员“羞于提党员身份”。

《湖北日报》今年3月报导，该省某市一个镇政府的王某某等8名党员干部，为了出入境方便，隐匿“党员”身份，将政治面貌填为“非党员”，工作单位填的是“个体户”或“无业”。但游玩归来，他们又重新捡起党员干部身份，将旅游费用在镇财政报销。

文章披露，有的大学生党员毕业应聘时，也羞于提自己的党员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