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大规模调动官员与李克强发火有关？
习近平和李克强（图片来源:Feng Li/Getty Images）
2020年1月1日，中共新华社发布了8名市级官员任命的消息。这只是去年底以来，中共官场大规模调动的最新动态。
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大批官员发生调动。“长安街知事”说，这次的官员跨省调动由中央组织部部署，已经涉及到了24个省市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早前透露，12月的23日和24日两天，就有14位厅级官员跨省出任地级市（区）党政一把手，另有12位厅级官员异地调整。
美国彭博新闻社总结了12月21日到31日最近中国官员调动的情况，发现32名被调动的市级官员中，29人是跨省区调动，其中21人是1970年之后出生。这当中，大部分被调动的官员都曾在某地长期工作，多数具有较高学历。
如1975年出生的重庆荣昌区常务副区长唐毅出任内蒙古乌海市委副书记，明年将任市长；1977年出生的清华大学硕士王立奇曾在黑龙江省任职超过14年，被任命为甘肃酒泉市委副书记，明年将担任该市市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地级市市长。
据“长安街知事”说，这次中组部组织开展跨省、区、市交流干部任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组织工作重要指示”，涉及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彭博新闻社报导认为，这次中共中层官员调动的规模史所罕见。报导引述专家分析说，中共这种大规模跨区调动官员，是为了破除过去“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状况，也是为了打破地方利益形成的政治僵局。
有关“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意思是中共最高决策层的指示仅仅在他们居住的中南海里打转，下级官员拖延或不予执行。这被认为历来是中共体制病中的痼疾。
当局也早已承认，目前怠政风气流行。官媒公开报导说，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因官员怠政而“发火”，甚至一度用茶杯敲砸桌子，但仍无济于事。
在今年1月中纪委文章列举的官场弊病中，其中“打太极”是中共官员从政的潜规则之一，哪怕民声鼎沸的问题，官员往往会用一句“这个问题很复杂”的话，推脱责任和敷衍问题；即使当局出台政策，也会被官员以“不完整”、“不科学”、“不实际”等各种理由不予理会。
另外还有官员“有好处就上、有利益就占、有空子就钻、有风险就逃”等。文章还专门提到偷奸耍滑、虚伪浮夸的“虚功之法”，以陕西秦岭违建别墅问题为例，称因陕西官场阳奉阴违，习近平不得不六次批示。
中共四中全会10月底结束，在五千多字的四中全会公报中，提出所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一再强调“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共《人民日报》12月5日刊发山西省新任省委书记楼阳生的谈四中全会的署名文章，主要内容为所谓“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强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之下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分级管理和财政关系。
楼阳生文章大篇幅提到要做到维护习近平核心，称“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云云。
刚由山西省长升任山西省委书记的楼阳生，是习近平的浙江旧部。
按照惯例，在中共举办完如十九届四中全会等大会后，靠拍马屁上位的党政军大员必定表态拥护核心。但这次情况有些不一样，各地诸侯中象楼阳生一样对习表态的寥寥无几，连向来表忠最卖力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也没作声。
楼阳生讲话主要谈央地关系也引人关注。分析人士人为，这一次由习近平自己的亲信来定调央地关系，或有警告意味，意在敲打地方大员。
旅美学者程晓农有文章分析说，现在中共党内有三种人让习难以入眠：一是看笑话的，二是不作为的，三是盲干的。而习对官员的离心离德也心中有数。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二次会议上的讲话首次曝光，内容主要是与四中全会决定相关的所谓“制度自信”及“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2020年第1期，刊登了习近平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警告全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强调“毫不动摇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又要求“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等。
北京独立政治观察家白信去曾发文指出，中共高层在政策和立场的犹豫不决，不同部门的分歧越来越公开化。这既体现在中共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国资或民资、对坚持市场开放或保护主义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对贸易战中中国所持强硬态度的质疑，更围绕着是否拥护“定于一尊”还是反对个人崇拜、警惕文革重来的交锋上。
文章说，中共任何口头上对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高调宣传，并不能掩盖他们对自身执政有效性的怀疑，而且这种对专业能力的怀疑很容易扩散成为对高级官员们效忠的怀疑。这也许是在对美贸易战受挫以来中国高层政策摇摆的关键原因。
习在讲话中并特别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9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闭幕并发表公报，特别强调其党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论作家陈破空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王沪宁编出的名词，来掩盖极左路线，实际就是要强化党领导一切，主要内容就是整党。”
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青则表示，共产党从来不遵守自己订的制度和法治，所谓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实是加强利用高科技、互联网、人脸识别等高科技进行监控，是开历史倒车。
英媒BBC也援引香港时评人刘锐绍指出，所谓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是用经济、政治、监控等手段保证中共执政。
北京文史学者张先生则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四中全会公报，归根结底是中共享各种方法巩固其统治权：“党领导一切，这就是四中全会的唯一议题，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议题。党领导一切要进入以下几个领域，首先是党的自我治理，经济、监狱、军事等等，基本上是全面奏响了一个重新进入文革状态的号角。”
另外，中国学者邓聿文在《习近平的党国统治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名号》一文指出，所谓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即是习近平的新党国体系或模式，这种“类极权”可概括为党在国上，党大于国，党国一体，党即是国。体现在党内关系上，就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习近平。中共要把建政以来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7年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和制度模式，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治理模式形成激烈竞争。
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青也对大纪元分析说，四中公报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句话也反映了中共仍想把中共的治理模式面向世界，王沪宁将这种模式取名为“中国之治”，准备推广到其它国家。
法广报导则认为，美国副总统彭斯与蓬佩奥也在此前后发表对华演说，无形中透露了美国已有预案，他们已认识到中共这套制度是敌视普世价值，挑战美国，向世界推广的党国治理模式。美方已正式明确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指出美国一直非常珍视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今天的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民并非一回事。这令北京恼羞成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