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和武汉官场大洗牌

武汉肺炎肆虐两个多月，重灾区湖北省及武汉市高官终于有人去职，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日前被免职。上海市长应勇调任湖北省委书记，有人戏称为“英勇就义”（普通话“应勇救疫”的谐音）。有评论认为，由于中共高官的任免仍是黑箱作业，问责却成为权斗的工具，习近平只重用其浙江旧部“之江新军”抗疫及主导港澳事务，凸显北京用人危机，朝中无人。但习家军在湖北的这场恶战胜算难测。

武汉肺炎的起源是天灾还是人祸，已有各方分析，综合媒体报导，外界认为武汉、湖北及中国隐瞒疫情导致病毒全球扩散无可争议。吹哨者李文亮医生染疫死亡还未能解除被公安训诫的惩罚，让民众的怒火越来越公开烧向中共，包括习近平。

习近平2月10日露面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后，抓紧向地方官员问责。2月13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被免，分别由上海市长应勇、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顶上。但2月15日党刊披露，习近平2月3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表示，1月7日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引发习涉与湖北官员互相甩锅之嫌。

因为与之相对照的是，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晚受访时称，疫情“披露不及时，这点大家要理解”，称他早于1月初已向上报告，“我作为地方政府，我必须获得授权后，才能披露疫情”。日前出版的武汉官网《汉网》更发表了一篇替他叫冤的文章，称周先旺早在12月，已经把相关情况上报了国家卫生部门，专家组也到武汉调研，并给出了“初步结论”，“这位市长亦非专业医学出身，遵从专家的建议又何错之有？”

法广评论说，周先旺如此大胆，大约知道自己已经是煮熟的鸭子，无处可逃，与其乖乖的当替罪羊，不如先把中南海早知道武汉疫情这件事捅出去。至少，北京罢免他，或许还要向他问罪的时候，他已告诉世人，他所做的都是在执行中央的指示。周先旺这一招比较狠。

也是在2月13日，中共再宣布免去张晓明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之职，由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兼任。外界认为，蒋超良与张晓明的去职是中南海问责湖北官场、整顿港澳系统的直接信号。

《苹果日报》发表评论说，13日同时公布的湖北省和国务院港澳办人事异动，新任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甚至现任中央赴湖北抗疫指导小组副组长陈一新，都是习近平嫡系“之江新军”。这让人感觉其实是夺权，但更让人感觉习近平已陷用人危机，只能在小圈子选人。

评论指，应勇在上海市长任上政绩不彰，调往湖北升官，有人戏称为“英勇就义”。

习近平在湖北官场的清洗不止蒋超良和马国强，此前湖北省卫健委系统有多人被免职，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空降”任职湖北省委常委，并兼任湖北省卫健委书记和主任。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担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同样处在风口浪尖的湖北省长王晓东，以及武汉市长周先旺，料也难逃清洗风暴。

《北京之春》发表的张杰评论则直指：北京撤换湖北官员是蠢招，习家军斗不过九头鸟。

张杰表示，习近平上任以后，就一直强调忠诚和反对两面人，对湖北官员的甩锅行为，他想换上自己的嫡系习家军是可以预料的。

现年63岁的应勇是习近平在浙江的旧部，曾与习在浙江共事6年，被外界认为是习家军的代表人物。现年58岁的陈一新是浙江人，长期在浙江从政，也是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时的旧部，被视为“之江新军”的重要成员。年近58岁的王忠林是山东人，履新前任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长期在中共政法系统任职，时间近20年。尽管王忠林没有与习近平共事过，但据说出身政法系统的他，深受习近平信任。

张杰认为，习近平清洗湖北、武汉官员的目的重在维护中共政权的稳定。习近平在接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时说自己一直在亲自指挥防疫工作。既然习近平集权力于一身，他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员引发官员群体的不满和愤怒。

另外，张杰认为，临阵换将是兵之大忌，不利于稳定军心。新来的应勇和王忠林对武汉情况不熟，与下属也没有默契，容易造成政令不畅达。况且临阵换将容易朝令夕改，甚至引发湖北官员的抵制。不如派出副国级的能干官员如汪洋坐镇武汉。

文章还说，湖北人号称九头鸟，他们性格既有北方人豪爽，又有南方人的精明。他们对自己信得过的官员愿意舍命，对自己看不起的官员也会制造事端，让他们很难堪。湖北官员是个庞大的群体，关系盘根错节，利益交错。蒋超良和马国强被免，湖北官员人心不稳，惶惶不可终日。官怨或最终转化为民怨。故此，习家军空降湖北大战九头鸟，胜败难测。

武汉肺炎疫情肆虐之际，身兼中央指导组副组长坐镇武汉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日前开会研究床位、方舱医院、医疗物资紧缺问题，指目前武汉还有一大批危重和重症病人，数量仍在增加。因此要争取各地驰援武汉。

这个信息却罕见地是经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官方公众号于16日公布的。这说明什么呢？

笔者认为，政府官员处理天灾人祸，理所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在中共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由这个党的暴力机器发言人来发声，又颇为不正常，不寻常。

其一，由中共政法委来宣布武汉疫情工作情况，说明中共的刀把子已直接介入全国特别是湖北的疫情处理宏观协调，意味着当局要用强硬的维稳手法处理，这呼应了习近平此前下达给政法委系统的2020年确保政治安全指令，意思就是在疫情防控中，首先要考虑保政权稳定，然后才是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也是当局在去年12月就爆发疫情但向中国民众隐瞒的原因。而这会让中共打着抗疫的旗号制造更大人道灾难，因为即使同样是强制隔离，在中共专制体制下的做法，与正常社会是不一样的。而且，当局会为了政权稳定，会继续隐瞒不想公开的情况，并对敢于反抗者下狠手。

本来，对于维稳，是中共从上而下，数十年来一贯的，故此才有去年12月李文亮等8名“吹哨者”被警方“训诫”一事。而自从湖北高层换人，以及陈一新坐阵之后，据武汉当地朋友反馈说，现在舆论方面更显一片肃杀，对言论的管控加大，当局对敢于揭露黑幕的人士的打压加强，这当然是因为中共政法委正式插手的原故。在天灾人祸中不忘镇压人民，也只有专制的政权才会这样做，是为暴政。

其二，中共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代表中央指导组发声，背后显现中南海权斗鬼影。

习近平不想当头，而是让李克强挂帅的所谓中央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唯一副组长是搞舆论管控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笔者之前讲过，文宣维稳是软刀子，无非是下下禁令、删删帖子，做些愚民洗脑宣传，真正要动手抓人、杀人还要靠政法刀把子。政法系在这个领导组的代表是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部长赵克志，目的就是干的这个。

但这个中央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并没有陈一新。陈一新本身是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作为习的浙系旧部，他可以说是习在政法委的心腹，这次以中央指导组副组长的身份坐阵武汉。

搞这个中央指导组，显然是高于湖北省委，包括新任省委书记应勇，当然，之前是为了架空蒋超良为首的湖北省委，现在的对象是应勇，应勇也是习家军，未来会否与陈一新发生内讧也难说。

同时，在这个中央指导组中，组长是钟表工出身、能力平平的副总理孙春兰，现在从陈一新的强势表现看，等于把孙春兰也架空了，由他直接对习负责。

更值得注意的是，已有李克强挂帅的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现在又搞个中央指导组，等于把李克强也架空了。

故此，归结认为，这次陈一新以中央政法委的名义发号施令，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方面是习近平以心腹陈一新，架空了李克强、孙春兰和应勇，直接操控着疫情重灾区湖北的运作，这正呼应了习近平之前所说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但真正要问责时，李克强作为中南海疫情处理的最高责任人，则必然要背锅。

另一方面，长期作为中共维稳暴力工具、在迫害人权方面积累大量血债的政法委，已经冲在疫情处理的最前线指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将会制造更大人道灾难，而瘟疫从来都不是因为人类的抗击而消失，习近平也说要等4月高温时杀死病毒（有专家说法认为，这个病毒未必怕高温）。

其实，按中国正统文化，自古以来，人类出现大灾难均是道德不行、世间人心混乱、政权败象频现的时期。当权者需要及时省视自身德行、检讨施政，包括开仓济民，同时引导人民重德行善，祈求上天护佑。如今天灾人祸频频，特别是大疫当前，北京的当权者不反思是否应放弃罪行累累的共产党一党专政，检视问题的体制根源，从而还权于民；不将已没收的天量贪官赃款释出以救助百姓，在实行基本防控措施的同时注重加强人道支援配套，却一味强化高压统治，只会令事情变得更坏。

2月13日，湖北官场突发变动：上海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出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出任武汉市委书记。

就在12日晚，蒋超良还主持了新冠肺炎工作会议，学习习近平当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有关防控疫情的讲话精神，而马国强也在2月10日与记者见面，介绍入户排查的“高比率”，并宣布要在11日完成所有疑似病例的检测。两人卖力定目标、喊口号，自责、道歉，但没能保住乌纱帽。

事发突然，但不出外界所料。本次疫情在全国和世界蔓延，对人民生命安全造成重大损害，并重创经济，中共当局隐瞒情况，误导公众，民愤极大，武汉、湖北和中央三级都难辞其咎。几周前，武汉市长周先旺受访时，明显把责任推给中央，不甘心“背锅”，此公开“对抗”极其罕见，透露中共内斗激烈。

2月8日，中共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被调任湖北省常委，10日接手掌管湖北省卫健委，兼任党组书记和主任二职；同一天，中共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以中央指导组副组长的身份南下、坐镇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显然，蒋超良的省委指挥系统被架空，钦差大臣出马，被视为整肃湖北官场的序幕。

2月12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就疫情防控召开会议，并研究了其它事项。次日，官方即宣布湖北两名高官任免的讯息，想必人事调整即在“其它”之列。那么，接下来轮到谁？湖北省长、武汉市长、副市长？

值得注意的是，应勇、王忠林和陈一新都具有政法系统的背景。应勇是二级大法官，曾担任浙江省监察厅厅长、浙江省高级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院长、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书记。

王忠林一直在山东工作，从枣庄市公安局起步，后升任当地检察院副检察长，之后在山东多个地方任职，官至济南市长、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

山东知名打黑记者齐崇怀曾披露，他因得罪地方官员蒙冤入狱，在滕州监狱服刑快期满时，2011年，时任滕州市委书记王忠林专程到监狱和他谈话，谈了一天，其后公检法联手炮制材料、构陷齐崇怀，给他加刑8年，“从公安局、检察院到法院，24小时材料就出来了，就把起诉书送到我手里了。”

陈一新曾任武汉市委书记，2018年3月，他被调任中共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当年9月4日，陈一新在政法高层工作会议上强调，政法委将培养政法网红大V，研究网络斗争新战略、新战场、新战法。

目前，这三人接管武汉，凸显中共力求维稳。只要政权的稳定被置于首位，人民的各项权利就不可能得到切实保障，生命安全将继续受到威胁。迄今，武汉10万或数十万病毒感染者以及上万死者已经用健康和性命做出了悲惨的证明。

忧政权不保 习派政法系心腹坐阵武汉维稳

在消息风传3天后，浙江官场出身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南下湖北一事终于得到证实。2月10日，中央政法委官方公号长安剑披露消息，早在2月8日，陈一新已经以中央指导组副组长的身份南下。据称，陈一新一到武汉就通过武汉市各区官员微信群向众人“约法三章”。

公开资料显示，生于1959年的陈一新，长期在浙江从政，具有“浙江系”官员的标签。他曾与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有过交集。在习近平任职期间，陈一新于2003年7月，被提拔为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后又兼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从2012年开始至今每年，陈一新都有晋升。

2012年，陈一新从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下到地方，任金华市委书记；2013年6月，调任温州市委书记，并于2014年12月跻身浙江省委常委，晋升为副部级；2015年12月，任中央深改办专职副主任。2017年1月，陈一新履新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2018年3月，陈一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

对于此次任职，官方报导特别强调，陈一新曾有五年时间在浙江省委办公厅任职党群政法处处长；近年来，也多次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参与主导政法工作会议。鉴于中共中央政法委是中共掌握整套维稳系统的机构，当局让其秘书长坐阵武汉，真实意图引起猜测。

据官方信息，2020年早就被北京当局定为政权大患、维稳空前之年。

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传达习近平指示：2020年中共政法委工作要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

1月20日，习近平首次对武汉肺炎疫情做出指示，在要求遏制疫情蔓延时，不忘强调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月25日才成立的中共中央应对武汉肺炎疫情领导小组，以管控舆论的常委王沪宁为唯一副组长，成员也多是严控舆论宣传和维稳的官员。

1月26日，中共官方通报，禁止医务人员通过面谈、电话、短信、微信、微博、邮件等方式在家庭聚会及公共场所向亲朋好友谈论关于疫情的进展、救治过程与防控等一切信息。否则追究法律责任，最高可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2月3日，中共政法委转发的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关于严厉打击涉疫情防控相关刑事犯罪的紧急通知》，禁止人民利用疫情传播、制造谣言，包含触犯所谓的“煽动分裂国家”或“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最高可被判刑15年。

2月4号，中共公安部召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第三次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强调要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捣乱破坏活动，要加强对机场、车站等人员流动场所的安全防范，要及时查处网上造谣滋事行为。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曾光早前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在这波疫情中，除了科学，官员还要考虑政治、维稳、经济、随春节而衍生的民生需求等问题，科学家说的话“往往只是官员决策中采纳的一部份”。

观察家认为，曾光的话说出了中共的防疫思路，生命不是第一考量，要第一考虑中共的政治、第二考虑维稳、第三考虑经济。生命连排第三的地位都没有。

疫情引发中共官场内讧 武汉官员罕见曲线抗命

武汉去年12月起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至今扩散全国及世界，中共当局被批涉严重隐瞒。但目前民间怒火多指出地方官员。网上流传一张网友制作的包括湖北武汉4名地方官员的“究责图”，分别是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湖北省长王晓东、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武汉市长周先旺，这4人被指为瞒报武汉肺炎疫情的主要祸首。

不过，武汉市两名党政一把手先后发声，疑似中共内讧迹象显示。

其中，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日接受央视采访时，公开把隐瞒疫情的事“甩锅”中央。周先旺承认披露疫情“不及时”，但希望外界理解地方政府公布讯息的难处，又指地方政府需要获得“授权”才可以披露。

中央社引述分析家表示，周先旺虽没有指名道姓，但暗示地方所有的政治决定都需要中央上级批准，导致无法快速行动。

媒体人何频指出，“周先旺清楚自己会成为代罪羔羊，所以向权力结构抛出挑战。”

《中国事务》网站主编伍凡则说：武汉市市长已经公开讲，中央要负责，你压制我不准我报道，不准我去公开。现在公开了却要我们负责。这个市长带头抗命中央了。

而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1月31日晚也曾在与央视节目中声称，武汉市去年刚开始出现数名患者后，卫计部门就将情况上报；随后多家医院于12月30日、31日也发现类似患者，因此将病情上报国家卫健委。马国强的意思，是武汉早已将情况上报国家卫健委，根本不涉隐瞒。

2月12日，武汉“汉网”刊出题为“‘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的喊冤文章。文章写道：“很多人说，疫情在全国的蔓延，武汉市长周先旺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可是又有谁去理性看待这位市长背后的无奈？”

文章辩解说：“早在疫情发生12月，武汉已将相关情况上报国家卫生部门，专家组一行也深入到武汉调研，给出了初步结论，这位市长亦非专业医学出身，遵从专家的建议又何错之有？”

法广报导认为，武汉“汉网”文章已经不是简单的甩锅，这段文字大有一箭三雕之势，“一、武汉市并非不动作，而是早在12月份就向北京中央上报；二、武汉市长的举动并非盲目，他向北京上报不仅是自己的决定，而且遵从了专家的建议。这等于表达了市长在疫情面前既有担当又有科学精神，何错之有？”

而武汉市长周先旺的做法被解释成“依法披露”，文章称，“当钟院士说出人传人时，这位市长又是冒着多大的政治风险，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封城指令？”法广评论说，“在武汉官网笔下，武汉当局做的合法合理，而且是冒着史无前例巨大风险的‘英雄’行为。”

数日前，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和市长周先旺已经公开“表示难过”，“要是更早一点采取措施就好了”，但是，他们必须要等中央“授权”。不过，两人的做法及随后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的相关表态被称为“甩锅”。

对于“汉网”的报导，法广说，有人分析说武汉当局不至于公开向北京挑战吧？有人认为是市长周先旺为他的后路抗争。

湖北现两套人马 蒋超良等人被架空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延烧之际，作为风暴中心的湖北省官场如何变动引人关注。

除了陈一新证实坐阵武汉，据陆媒报导，湖北省委常委会2月10日通过议案，决定免去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张晋的职务，同时免去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刘英姿的职务；职务空缺由早前新任省委常委的原中国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兼任。这是疫情爆发以来，首次有湖北高层官员被免职。

《希望之声》引用海外媒体报导说，习近平对武汉之事恼怒至极，数周前就已经决定对“湖北帮”动手。

消息人士透露，“湖北帮”人数众多，不少是江泽民时期提拔的高官，而“湖北帮”的人有湖北现任省委书记蒋超良，很多并非在湖北，例如，重庆市长唐良智、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等。习整治这些贪官的动手时间应该会在疫情之后，计划分期替换。

陈一新这次兼任的所谓中央指导组，也引起关注。

据大外宣《多维网》报导说，由国务院分管科教文卫的副总理孙春兰带队，中央指导组早在1月下旬南下湖北，孙春兰当时陪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疫情。随后，孙春兰率队的中央指导组成员名单曝光，除此次履新湖北省委常委的王贺胜外，还包括保障孙春兰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以及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张宗久、疾控局局长常继乐，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副局长刘明和社会司副司长孙志诚等。

报导说，这一中央指导组目前已经接管了湖北和武汉的主要防疫协调指挥工作任务。湖北省官方网站“中央指导组”活动专栏显示，自1月26日孙春兰随同李克强南下后，孙春兰所率领的中央指导组充当当下湖北防疫战的最高指挥者。

报导提到，与此相对，在中央指导组之外，湖北省党政主要负责人负责的另一套人马，也在中央指导组南下之时成立由蒋超良和王晓东任指挥长的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但报导批评，该防控指挥部前期动作迟缓、封城准备不足，导致民怨四起，且在与省红十字会系统就紧缺的物资调配发放问题发生协调不力、贻误战机等重大疏漏。虽然蒋超良、王晓东近日多次公开检讨。但他们显然已失去北京的充分信任。而在此之前，火神山医院的运作和武汉市民的生活物资供应问题已经交由军方负责……

报导因此认为，在此背景下，中央指导组虽不可能完全接管，但相信正如中国国内媒体所说王贺胜的履新意味着的是湖北人事调整的开始而非结束。最近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表示“研究了其他事项”。

夏小强：政令难出中南海 上海武警为何异动

疫情现状

为了营造疫情趋缓的气氛，中共官方公布的每日疫情数字也积极配合，连续三天的确诊和疑似感染病毒者人数都在下降。但是，专家们并没有像数字那样配合。

2月12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发出一条极高语言难度和技巧的形势判断：疫情下降的拐点已经出现，但上升的拐点也出现了。这种判断确实高明，无论最后疫情如何发展，预测都不会错，令人倾佩之至。

相反，2月11日，河南省卫键委主任、免疫学博士阚全程对目前疫情的判断却是：“武汉是爆发期，湖北是流行期，其它省市是流行前期。”其实，这种形势判断比较接近真实情况。

政令难出中南海

自从武汉封城之后，随着疫情扩散至全国各地，随后全国各省市开始实施自保措施，实际上全国各省地区已经出现各自为政的迹象，中共中央政府的政令已经很难得到有效执行。

习近平和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催促复工，11日上午，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共发改委在发布会上推出九项措施，要求企业尽早恢复生产。虽然从2月10日中国各地开始陆续复工，但仍有很多企业宣布暂缓开工，多个省市的交通停运，封路等管制措施仍在持续。

与此同时，当国监委的调查组已经到武汉、对武汉政府高层官员开始问责之际，武汉市长周先旺却仍然“甩锅”中央：

2月12日，武汉市官方媒体“汉网”发表一篇评论，再次推责，文章称：“早在疫情发生12月，武汉已将相关情况上报国家卫生部门，专家组一行也深入到武汉调研，给出初步结论，这位市长亦非专业医学出身，遵从专家建议何错之有？”

地方政府和官员敢于如此强硬对抗中央，反映出两种可能的状态：一是中共高层内斗激烈，周市长在高层有人撑腰；二是习近平权威减弱，政令难出中南海。

上海武警异动

今天的另外一个消息，信息量很大。据“央广军事”报导：

“星夜往返！上海武警驱车上千公里运防护服。近日，武警上海总队赴山东日照押运防疫物资。参与任务的官兵夜以继日驱车上千公里，顺利将5000件防护服押运回沪，前后总共用时28个小时。这批物资将陆续分发至上海各大医院供一线医务人员使用。辛苦了，武警官兵们。”

这个新闻首先释放的信息就是，中央政府对地方省市已经失去控制，不然上海地方政府就不需要派遣武装部队押运防疫物资，显而易见，这些防疫物资会遭到其它省市武装力量的抢劫和扣留。此前已经发生云南大理扣留他省物资的案例。

其次，重点来了：上海市政府出动武警部队，属于异常的情况，因为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是没有权力调动武警部队的。为什么？

2017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武警部队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归中央军委建制，不再列国务院序列。自此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各级公安部门无权调动武警部队。

对于习近平当局收回武警部队的指挥权，中共官方明确公开声称是为了“确保政治安全”。

在“确保政治安全”的背后，是为了防止武警部队参与江派针对习近平政变的再次发生。武警部队作为江泽民的私家军，在2012年2月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和随后的北京“3·19”政变中，薄熙来和周永康动用的都是武警部队。

武警“一统二分”旧制

中共武警部队其编制和兵役制度与军队大致相同，但与常规军队不同，武警主要是对内“维稳”的武装力量，是以暴力维护中共统治的主要工具之一。一直以来，武警在指挥领导体制是“一统二分”，即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各地公安机关分级管理、指挥，但以“两分”为主。

由于武警部队受中共中央军委与中共政府的双重领导。这种双重体制下，地方上的武警力量，通常受政法委系统及下属的公安系统来直接指挥领导，参与到各地的“维稳”工作中，中央军委只负责武警的征招和建制管理等，并不直接指挥地方上的武警部队。这就造成政府公安系统对武警事务有较大的话事权。

因此，公安部部长兼任武警部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各省武警总队也由省公安厅长兼任第一政委、第一书记。在实际上造成了武警部队的分权。在周永康当权时期，其曾任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部长，强力介入武警，并将武警司令员首次纳入中央政法委委员行列。这种体制，容易形成另一个强力重心。

武警曾是江的私家军

江泽民刚上台的时期，由于“杨家将”掌控军权，江不得不转而倚重武警，并为此花费巨资。武警在此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一度被海内外呼为“江家军”。

1996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武警部队总部由副大军区级升格为正大军区级，主官授上将衔，使武警司令员的级别与七大军区的司令员同级别。1999年新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视察武警北京市总队十一支队，从此中共加大了对武警部队的扶持。

此前，武警在中共武装部队的体系中本属于“偏师”，但此后逐渐发展到同中共陆、海、空三军以及第二炮兵地位相当，且规模越来越大，装备越来越精良，官兵待遇亦越来越高。中共武警人数发展迅速，外部估计，中共武警部队的总兵力估计达150万，包括超过半数的80万内卫部队。

大陆官方侵权事件越来越多，民众抗暴维权的群体事件也随着暴增。在2000年后，尤其是周永康接掌政法委之后，各地群体性事件不断。

武警成为了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民众的主要暴力武装。2006年，中国武警司令和政委撰文，要求部队向应付大规模群体事件方向转变，其实就是要准备应付大规模的民众请愿骚乱。

2006年，中国武装警察连级（中队）以下携械行动批准权力，下放给省级政法委。（团级（支队）行动则由中央政法委批准，团级以上行动仍需中央军委批准），导致各地动用武警镇压民众抗议的次数剧增。

武警是江派政变的后盾

武警军队化、地方化是此前江泽民及周永康的政法委对抗胡温中央的战略之一。过去十多年来，江泽民耗费巨资建武警部队，将武警部队发展成“第二权力中央”（政法委）的武装力量，藉“维稳”的名义，政法委和下属的公安系统可以调动地方上的武警力量参与对民众的镇压，并不受法律限制，中共军委难以插手。

被江派所把持的中共武警部队，涉嫌多次参与政变。江泽民、曾庆红、薄熙来、周永康图谋十八大后的政变从习近平手中夺权所倚仗的重要武装力量即是武警，包括王立军逃馆事件中，薄熙来曾动用武警包围美领馆，随后的3·19政变中，周永康动用的也是武警。

2012年的“3·19”政变中，驻守在中央政法委的武警特种部队对天鸣枪，与38军进行对抗。但38军的部队迅速将众武警缴械，当晚不少北京市民都听到枪声。事后有说法称，“3·19”当晚发生的是一场未遂政变，政变主角正是当时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目的是抢夺薄熙来案的关键证人、大连实德富商徐明。胡锦涛急调38军入京，同政法委大楼外的武警发生对峙。

武警部队在名义上是接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但其实际掌控权在国务院的公安部之下，其实也就是主要掌控在政法委手中。此前周永康任政法委书记期间，其年维稳经费曾经超过军费开支，到最后政法委权力坐大，成为“第二权力中央”，胡温“政令难出中南海”，很大原因就是周永康依仗其掌控的武警力量。用中共的话讲就是，周永康不仅手握“刀把子”，还握着武警部队这个“枪杆子”。

习近平清洗武警江派势力

习近平掌权后，武警中江派势力成为其一个严重威胁。有消息来源说，刘源此前曾对习近平直言：“两会前不管（武警问题），政变或难避免！”

习近平在军队展开反腐风暴，武警部队是重灾区，上届武警高层几乎被一锅端。

2016年12月29日，中共官方宣布，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武警部队原司令员王建平因涉嫌受贿犯罪，军事检察机关已对其立案侦查。王建平也成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首位落马的现役上将。王建平担任武警部队司令员时，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是他的直接上级领导，同时他也是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属下。习近平当局2014年将王建平调职，主要是为了将他调离武警权力基地。

中共2016年的六中全会公报中，证实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原武警部队副司令员牛志忠中将严重违纪，已被开除党籍。武警副司令员戴肃军中将2016年10月20日被带走调查，副司令员潘昌杰、副政委姚立功被免职。

十八大以来，武警部队被密集清洗，已有多名高级军官落马，如广东省公安厅党委原副书记武警少将蔡广辽、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司令员武警少将刘占琪、武警交通指挥部原政委武警少将王信、天津消防总队原政委武警大校徐豪元、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工程师武警大校缪贵荣、新疆公安边防总队原总队长武警大校张根恒、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副司令员武警少将翟木田、武警福建总队原司令员武警少将杨海、武警工程大学原校长武警少将沈涛、武警江苏总队原司令员武警少将于铁民等。

为何上海武警异动

问题回到现在，武警部队原先受地方政府和公安部双重领导的“地方势力”转变为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了，习近平上任后也对武警部队原本的江派势力做了深度清洗，既然是这样，那么上海市这次是怎么指挥得动武警上海总队的呢？

当然，一种可能是上海地方政府向中央军委请示获得批准，调动武警。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这个先例一开，各地将会纷纷效仿，形势将会大乱。

那么，最大的可能只有一种：在贸易战和武汉疫情的冲击下，中共高层的分裂加剧，内斗已经公开化，习近平无法有效控制全国各地政府，特别是江派势力盘踞的上海市。而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调动武警的新闻高调出现，也显得不同寻常。

2月13日，中共官方突然宣布：上海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出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出任武汉市委书记。

应勇原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长。不过，中共官方报导未提及应勇职位谁接任，蒋超良将调任何职。

财新网报导， 2月11日，应勇还在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持举行专题会。但在次日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应勇没有出现在参会者名单中。

此外，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出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和武汉市委书记。

武汉肺炎从最初发现病例、蔓延到大爆发，中共各级政府隐瞒疫情，特别湖北省当局更是被指应急危机能力低下，闹出红十字会丑闻，引发民怨沸腾。

被称为“湖北F4”的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及武汉市长周先旺被指是瞒报武汉肺炎疫情的主要祸首。

由于防疫不力，近期，湖北官场动荡，有多名官员下台。

1月30日，“一问三不知”的时任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被免职。

2月8日，前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王贺胜调任湖北省委常委，之后兼任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与主任两职。

2月10日，湖北当局宣布免去张晋的省卫健委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省卫健委主任职务。

就在湖北省委书记换马前，武汉官网“汉网”为武汉市长辩护的一篇文章引发外界关注。

12日，武汉“汉网”刊出题为“‘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的喊冤文章。文章写道：“很多人说，疫情在全国的蔓延，武汉市长周先旺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可是又有谁去理性看待这位市长背后的无奈？”

文章辩解说：“早在疫情发生12月，武汉已将相关情况上报国家卫生部门，专家组一行也深入到武汉调研，给出了初步结论，这位市长亦非专业医学出身，遵从专家的建议又何错之有？”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甩锅，早前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和中共武汉市长周先旺都曾甩锅中央，尤其是周先旺上中共央视，辩解没在早些时候对公众公布疫情，是因为没有得到中央的授权，公开把隐瞒疫情的锅甩向“中央”。

目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确诊和死亡病例仍在攀升。湖北、江西、辽宁和安徽已封省，四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与重庆实施了“封闭式管理”，至少有八十多个城市宣布进行“封闭式管理”。

武汉肺炎疫情失控，为平民愤，中共当局持续抛出替罪羊。今天湖北省委现人事变动，上海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任湖北省委书记。
中共新华社2月13日上午11时许发布湖北省委人事调整消息：应勇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蒋超良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公开资料显示，应勇，1957年11月生，浙江仙居人，曾在浙江任职多年，与习近平共事多年，被视为习家军代表。

蒋超良生于1957年8月，出身财经背景，长期在国有金融机构任职，担任过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以及吉林省省长，2016年10月，蒋超良担任湖北省省委书记。

蒋超良曾是王岐山的得力副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广东曾设“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是常务副省长王岐山，蒋任副组长。

据《湖北日报》2019年11月29日报导，11月28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在省委党校就四中全会发话，当中接连近十次提及习近平的名字，要求官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又说什么“在党言党，以身许党”之类党话。

但虽是王岐山旧部，并一度努力向习表忠，也难逃在关键时刻被拿下的命运。

现已失控的武汉肺炎疫情，中共被外界和民间批评涉严重隐瞒，特别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证实，中共在1月3日起就开始通报给美国，但大陆民众却蒙在鼓里，当局直至1月20日习近平做指示后，才听到官方专家说病毒会人传人。

民间一直在讨论疫情处理不力问责的问题，网上流传一张包括湖北武汉4名地方官员的“究责图”，分别是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湖北省长王晓东、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武汉市长周先旺，这4人被指为瞒报武汉肺炎疫情的主要祸首。

外界分析认为，在中共一党专制的体制下，地方官员都只是替罪羊。

法广刊文说，武汉肺炎疫情这么严重，为什么中共中央，国务院迟迟不表态，显然是因习近平没有表态。而中共官媒一直把疫情的全部责任压在湖北和武汉的主政官员头上。但其实这些地方大员们深谙北京政治，他们是随着习近平的声调起舞的。

《看中国》刊发的《李文亮枉死 中央与地方开始保权厮杀》一文则指出，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在这波疫情中，除了科学，官员还要考虑政治、维稳、经济、随春节而衍生的民生需求等问题，科学家说的话“往往只是官员决策中采纳的一部份”。

文章认为，曾光的话赤裸裸地说出了中共的防疫思路，生命不是第一考量，要第一考虑中共的政治、第二考虑维稳、第三考虑经济。生命连排第三的地位都没有。这个体制视人命如同草芥。强权之下无真相。

新冠肺炎疫情“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激战正酣之际，上海市长、资深政法官员应勇接替金融系统出身的蒋超良，出任湖北省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企业出身的马国强，出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这是继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出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后，湖北省委高层再有人事调整。
　　据新华网2月13日报道，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应勇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蒋超良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据悉，武汉市委主要负责人同时调整，王忠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武汉市委书记职务。
　　2月13日，湖北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玉良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湖北省领导班子实际，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
　　财新记者注意到，2020年2月11日，应勇还在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持召开专题会。但在次日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应勇没有出现在参会者名单中。2月11日王忠林还在济南布置疫情防控工作，但次日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济南调研指导疫情防控时，王忠林并未出现在陪同调研的名单中。
　　此次人事调整前一天的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要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加强疫情特别严重或风险较大的地区防控。早些时候的1月27日，习近平曾指示称，“各级党委要在这场严峻斗争的实践中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经受住考验”。
　　和近期重返湖北出任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的陈一新一样，应勇曾长期任职浙江。
　　应勇是十九届中央委员，现年62岁（1957年11月出生），浙江仙居人。他早年任职浙江公安系统，历任台州行署公安处处长、绍兴市公安局长，1995年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1999年起兼任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并明确为正厅级；2003年转任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长；2006年初重返政法系统，升任浙江省高院院长并跻身副省级，同时获任二级大法官。自跻身正厅级以来，应勇先后经历张德江、习近平、赵洪祝三任浙江省委书记。
　　2007年底，应勇告别家乡浙江，于2008年初当选上海高院院长。中共十八大后，应勇走上仕途快车道，2013年4月接班李希（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出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很快又于2014年6月再次接班李希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2016年9月，应勇获任上海市副市长，后明确为常务副市长，分管发展和改革（物价）、财政、税务、监察等。同时兼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两个重要职务，成为应勇主政上海市政府的“见习期”。
　　身兼两职四个月后，2017年1月，时年59岁的应勇补选为上海市长，跻身正省级，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政府一把手。时年63岁的上海原市长杨雄，则转岗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应勇的前任蒋超良同样是十九届中央委员，担任湖北省委书记两年多，现年62岁（1957年8月生），湖南汨罗人。蒋超良是金融系统出身，曾任央行行长助理、湖北省副省长、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2014年任吉林省长，2016年10月接班李鸿忠出任湖北省委书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2020年1月30日晚，蒋超良首次出席发布会并表示，“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的心情很沉重”，“向在这次疫情中失去生命的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
　　据《湖北日报》报道，2月12日晚，蒋超良主持召开湖北省委常委会会议暨湖北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指挥长会议。这也是蒋超良最近一次以湖北省委书记职务亮相官方报道。
　　武汉市委新任书记王忠林现年57岁（1962年8月生），山东费县人，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刑法专业，早年在枣庄政法系统锻炼17年，曾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等。在经历枣庄市峄城区委书记、滕州市委书记等职位历练后，王忠林于2011年底转任聊城市委副书记，2013年升任聊城市长；2015年7月转任山东省发改委主任。
　　中共十八大后反腐推进，在不到一年半之内，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原市长杨鲁豫双双落马，王忠林的仕途迎来转变。王敏2014年12月被查后，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接任济南市委书记。杨鲁豫2016年4月被查后，济南市长空缺超过半年，直到当年11月王忠林获提名，并于2017年4月正式当选市长。
　　王文涛、王忠林两名“救火队长”在泉城搭档一年多。直至2018年3月王文涛北上补缺陆昊出任黑龙江省长，同年5月王忠林接替王文涛出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也是近年来少有的由济南市长转任的市委书记。
　　与深耕基层多年的王忠林不同，被免去武汉市委书记的马国强由企业转岗政界未满两年。马国强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回族干部，现年56岁（1963年11月生），河北定州人。他拥有宝钢、武钢两家企业工作经历，早年任职宝钢集团，历任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及宝钢股份总经理等；2013年转任武钢集团总经理，2015年任武钢集团董事长。
　　2016年6月，武钢宝钢合并，重组后的宝武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大钢铁企业。同年10月，马国强任宝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2018年3月全国“两会”结束后，马国强由企转政出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并接班陈一新转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后的空缺，同年7月再接班陈一新留下的武汉市委书记职务。陈一新已于近日返鄂，出任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
　　2020年1月31日晚，马国强接受央视《新闻1+1》节目采访。被问到这段日子以什么样的心态工作，马国强称，“首先我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如果我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这样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我们可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小，结果没有这么严重，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
　　2月10日晚，马国强出席了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将加快检测速度，确保到2月11日完成所有疑似病例检测清零。而据《长江日报》微信公众号消息，2月12日，中央指导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武汉督导疫情防控并召开碰头会，马国强参加会议。这是其最近一次见诸媒体。
　　因防疫不力，湖北已有多名官员被密集问责。1月30日，在面对中央督查组时“一问三不知”的时任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提名免去该职务，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2月10日，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晋的省卫健委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省卫健委主任职务。
　　17年前的2003年4月20日，正当“SARS”疫情肆虐之时，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孟学农的卫生部党组书记、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任命高强、王岐山为卫生部党组书记、北京市委副书记，提名王岐山为北京市长候选人；4月2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

　　附：应勇简历
　　男，1957年11月生，汉族，浙江仙居人，中共党员，1976年12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法学硕士，二级大法官。
　　曾任浙江省台州地区行署公安处处长、党组（委）书记、地委委员、地委政法委书记，绍兴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市委政法委书记、市保密委主任、市综治委主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省禁毒办主任、省反恐办主任，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省高级人民法院代院长、院长、党组书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校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学院理事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等。
　　现任湖北省委书记。
　　十九届中央委员。（简历来源：上海市政府网）

　　王忠林简历
　　男，汉族，1962年8月生，山东费县人，198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
　　1980.09—1984.07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刑法专业学习；
　　1984.07—1989.12 枣庄市公安局法律研究室、政治部办事员、干事；
　　1989.12—1994.07 枣庄市公安局政治部副科级侦察员、副主任、正科级侦察员；
　　1994.07—1995.11 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区分局局长、党委书记；
　　1995.11—1996.10 枣庄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政委（副县级）；
　　1996.10—1999.01 枣庄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副县级）；
　　1999.01—2000.12 枣庄市公安局党委委员、交警支队支队长；
　　2000.12—2001.04 枣庄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正县级）；
　　2001.04—2002.01 枣庄市峄城区委副书记、副区长、代区长（1999.08—2001.07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2002.01—2003.01 枣庄市峄城区委副书记、区长；
　　2003.01—2006.06 枣庄市市中区委副书记、区长（其间：2004.07—2005.01参加山东省中青年干部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培训班学习）；
　　2006.06—2006.12 枣庄市峄城区委书记兼区委党校校长；
　　2006.12—2007.03 滕州市委书记；
　　2007.03—2011.11 枣庄市委常委、滕州市委书记兼市委党校校长（其间：2008.09—2011.06在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11.11—2011.12 枣庄市委常委；
　　2011.12—2013.03 聊城市委副书记；
　　2013.03—2015.07 聊城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5.07—2015.08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兼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5.08—2016.11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兼省区域发展战略推进办公室（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办公室、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办公室）主任，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6.11—2017.04 济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17.04—2018.05 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18.05—2020.02 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
　　2020.02— 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
　　（简历来源：中共济南市委官网）

　　蒋超良简历
　　男，1957年8月出生，汉族，湖南汨罗人，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198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12月参加工作。
　　1974.12—1978.08 湖南省岳阳地区工艺美术厂工人
　　1978.08—1981.08 湖南财经学院财政系财政专业学习
　　1981.08—1995.02 中国农业银行计划部科员、副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
　　1995.02—1996.04 中国农业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
　　1996.04—1997.03 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司副司长（1993.09—1996.07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货币银行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7.03—1998.11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行长、党组书记（正司长级）
　　1998.11—2000.06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00.06—2002.09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其间：2002.03—2002.05参加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2.09—2004.05 湖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2004.05—2008.09 交通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其间：2008.05—2008.07参加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8.09—2011.11 国家开发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党委副书记
　　2011.11—2014.08 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其间：2013.10—2013.12参加国防大学战略研讨班学习）
　　2014.08—2014.09 吉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候选人
　　2014.09—2014.10 吉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党组书记
　　2014.10—2016.10 吉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
　　2016.10—2016.11 湖北省委书记
　　2016.11—2017.01 湖北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2017.01—2020.02 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九届中央委员。（简历来源：荆楚网）

　　马国强简历
　　男，回族，河北定州人，1963年11月出生。
　　1980.09—1984.09 华中工学院经济管理工程系物资管理工程专业学习
　　1984.09—1986.08 北京钢铁学院管理科学系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
　　1986.08—1991.09 北京钢铁学院管理科学系财务与会计教研室教师
　　1991.09—1993.09 公派赴德国阿亨大学进修经济管理
　　1993.09—1995.07 北京科技大学财务处副处长、财务与会计教研室主任
　　1995.07—1997.03 宝山钢铁（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财会成本系统开发组组长
　　1997.03—1997.08 宝山钢铁（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资金处副处长
　　1997.08—1998.11 宝山钢铁（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资金处处长
　　1998.11—2000.01 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
　　2000.01—2001.03 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
　　2001.03—2005.10 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其间：2004.03—2005.01中央党校第20期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5.10—2009.04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党委常委
　　2009.04—2013.07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兼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3.07—2015.05 武汉钢铁（集团）董事、总经理、党委常委
　　2015.05—2016.10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016.10—2018.03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018.03—2018.07 湖北省委副书记
　　2018.07—2020.02 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
　　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简历来源：荆楚网）

看中国网友1楼
江派人物韩正是掌管卫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他扣下的呢？周先汪是撒谎，他并非等待中央的批示，而是先对大众说谎否认疫情，然后所谓的“甩锅”，这一系列动作是设计好的，背后有主谋。
2020年02月13日 1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