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前董事长孙亚芳是国安部？

据《香港经济日报》2019年6月11日报道，华为的全球网络安全和隐私官萨福克（John Suffolk）10日在英国表示，华为前董事长孙亚芳曾与内地情报部门有关连，但否认公司会因而被迫与内地情报部门合作，又强调公司无义务为北京进行间谍活动。

萨福克重申，公司不会为了满足北京要求，而削弱自身产品安全，也欢迎外界分析华为的产品。

有议员问到北京当局是否在华为不知情下，将其产品安装后门程序，萨福克没正面回应，只表示美国曾经采取同样伎俩监听全球通讯。



此外，委员会主席兰姆（Norman Lamb）指控华为提供并协助新疆公安局监视与侵犯人权。萨福克表示，华为只是为这些特定事件的合作伙伴提供技术服务，并与新疆的第三方供应商签订合约，强调新疆事件应由政府规定对错。

当萨福克被问到是否从新疆监控获利时，他表示：“是，我们是一个商业组织。”

报道称，整个听证会充满火药味，英国保守党议员路易斯（Julian Lewis）表示，“如果将华为与二战时为纳粹德国生产毒气的公司比较是否合理。”

萨福克回应指，“如果你问我应否无视法律，我肯定你可能会说不应无视。”

路易斯又质疑称，北京当年通过法律，规定当局有权要求相关机关、组织和平民，向安全部门提供必要支持、援助和合作。萨福克回应指，法律字眼模棱两可，与北京当局进行长时间澄清后，确信华为不必从事间谍活动。路易斯最后表示，萨福克的回应令人难以置信。

资料显示，孙亚芳，1955年出生。1992年，孙亚芳进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作，1999年，孙亚芳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年3月22日，华为正式公布新一届董事会成员，梁华接替孙亚芳出任新董事长。那么孙亚芳究竟与中共情报部门有什么关联呢？或许可以从她的神秘色彩以及她在华为内部的角色上得到一些答案。大家知道，去年3月份，孙亚芳离开了连续工作19年的华为，这让外界相当意外。不知道她的离开是不是与美国的调查有关，反正就是在敏感时刻隐身了。从那以后，外界关于孙亚芳的消息更少了。

华为前副总裁李玉琢在《一路直行：我的企业理想》中，多次提到任正非“对公司高层干部，不给面子，不顾人格”的责骂，实为狼爸。但是曾任6年华为高层管理的汤圣平认为，孙亚芳比任正非“更甚”，是一个“虎妈”。他在2003年撰写的《走出华为》一书中指出，“孙亚芳过于直率，控制欲强，亲和力较差”，“甚至对于很多人，孙亚芳比任正非更加严厉”。书中提到，一些人事任命和重要文件，只要孙亚芳看过同意，基本就可以通过了。全公司只有任正非和孙亚芳两个人是以“总”来称呼——“任总”、“孙总”，其他副总裁都要出现姓名。甚至任正非也得客客气气地称孙亚芳为“孙总”。书中特别提到一件事，在一次高层会议当中，孙亚芳直接顶撞了任正非，让任正非一度在众人面前张口结舌。

任正非喜欢骂人，而孙亚芳骂起人来一点儿也不逊色。据华为内部员工在网上的留言：“在华为，只有孙对直接下属的训斥和任正非有得一比，甚至对于很多人，孙亚芳比任正非更加严厉。女人细腻，必然关注细节，而我们的孙总无论是地位还是她的个性都迫使她面对细节时就要把你揪出来。华为的市场员工都知道，你如果没打领带，在展览会上被孙总看见，你的下场可就惨了，且不要说孙亚芳的火爆脾气，她暴风骤雨般的批评根本就让你找不到机会出口。在我所经历的场合，除了副总裁徐直军敢和孙顶几句外，其他人对孙亚芳向来都退避三舍，从不正面顶撞。”

孙亚芳被贴了很多标签，比如“华为女皇”、“国务卿”、“政委”等。“女皇”指代的是她在华开疆辟土中取得的成绩，“国务卿”指的是她在华为对外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政委”说的是她对任正非思想的影响和在公司内部协调中的作用。对于孙亚芳，任正非的评价非常高：“那么多年富力强的副总裁群策群力，不如孙亚芳片刻的思考”。他说孙亚芳有能力而且英语好，适合对外协调，而他自己适合战略和安内。汤圣平也在书中表示，在任正非的眼里，那么多华为副总裁，竟然都不如孙亚芳。这些反映出孙亚芳在任正非心中的地位，以及她在华为的实际地位。什么样的人会让任正非这么器重呢？孙亚芳并不是华为创始元老，半路才进入华为。但是却在进入华为6年后，1998年只有44岁的她，被任正非任命为董事长。

在华为众多的职员当中，任正非为什么单独青睐她呢？

我们先来看看她在1992年进入华为前的履历：

孙亚芳和任正非是贵州老乡，出生于1955年，同样是军人出身；
1982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获学士学位；
1982年，孙亚芳在新乡国营燎原无线电厂工作，任技术员；
1983年，她在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工作，任教师；
1985年，在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工作，任工程师。

1987年，任正非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部门任职十四年后退伍，以2万元注册资本创办华为。在岳父、时任四川省副省长孟东波的帮助下，拉到了交换机（PBX）业务，从一家香港交换机生产公司的销售代理起步。据日本媒体报导，孟晚舟的外祖父孟东波，与中共已故领导人周恩来关係密切，是周恩来祕书杨超的密友，而且长年在中共军队任职。不过，孟东波的这个身分似乎比较保密，具体工作不为外界所知。在中共官方网页上，有关孟东波的介绍非常简短，只有他出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祕书长、冶金部基建司司长，四川省冶金工业厅厅长、省经委主任，以及中共渡口市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与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等任职经历的寥寥数语。报导分析，任正非入伍后从事情报工作，很可能与孟东波不无关係。

不到两年，华为就在资金上面临无法逾越的困难。彼时，还在为国家安全部从事通信研究的老乡孙亚芳，因为非常看好华为的模式，出手相救，利用自己的关系贷款，帮助任正非渡过了资金难关。1992年，孙亚芳进入华为的时候，华为要开发一套数字程控系统，却无法从银行贷到款。这时候，孙亚芳又充当了天使的角色。出身通信业的孙亚芳对市场发展趋势非常敏锐，她提出，“只有运营商赢得利润，赢得生存能力，设备供应商才能生存。”于是，华为与全国21家省会城市邮电系统，联合发起成立合资的莫贝克公司。对华为来说，这不但解决了早期研发的大量资金需求，而且绑定了市场主要客户源。在邮电系统一方，华为承诺给邮电股东们的年分红高达30%，双方实现了双赢。而在电信部门工作多年的孙亚芳，成为华为与电信合作这一重大战略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人。

还有一种说法是，孙亚芳是在国家安全部的安排下，帮助并加入华为的，实际负责与各国政府和军方之间的业务。关于孙亚芳“救助金”的来源，美国情报中心曾公开透露是政府提供。美国国防部二○○八年对国会的调查报告指出，华为公司的两位灵魂人物－－现任总裁任正非、董事长孙亚芳的出身背景十分特殊。任正非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部门任职十四年后退伍，创办华为公司之后，凭借其岳父四川省副省长孟东波的势力，在中国西南军区取得程控交换机庞大市场，奠定华为公司成为“电信帝国”的基础。《产经新闻》今年12月9日报导，有确切信息透露，任正非早年在中共军队中，接受的训练就是搜集情报，曾任军内通讯工程师。

报告说，华为现任董事长孙亚芳，大学毕业后在中共国家安全部(ＭＳＳ)从事通信工作多年，与华为一直有深度的联系，在国安部安排下，一九九二年加入华为，实际负责与各国政府和军方之间的业务。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被指为中共总参的下属机构。中共总参下设多个特务机关。

1990年代末，新兴的网络信息自由流动给中共统治带来威胁，北京产生了管控网络的需要。因此，中共在2000年代初期迅速开发建立了长城防火墙（GreatFirewall，缩写GFW，俗称“大墙”）以及稍后公安部主导的“金盾工程”。GFW和金盾工程都具有封堵网络的功能，两者虽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也有所区别。GFW主要功能是监测和阻断，监控国内外信息流通，主要由中共网络管理部门主导。而金盾工程属于中共公安部业务系统，包括建设整个网路互通和大数据库，其功能除了过滤信息之外，还包括监控国民、舆情分析甚至部署打压抓人等。

可以说，华为迅速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电信商，就是伴随著金盾工程的开发一起「成长」起来的。早在2000年12月，陆媒就有报导称，中共公安部的重点工程——政府上网工程正式开通运行，该工程使用的核心设备是华为A8010 Refiner接入服务器。报导还称，这是华为产品「服务公安金盾工程的又一大单」。另据中共官媒报导，2002年9月，时任金盾工程办公室主任李润森等参观了华为的研究所，对华为参与「金盾工程建设」和相关领域的探索表示肯定。当时华为产品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的金盾工程项目中。在2004年前，华为给金盾工程设计的组网方案就被刊登在大陆网站上。

不论是部署GFW还是金盾工程的过程中，华为作为中共掌控的一个主要电信设备制造商，都提供了关键的设备支持。据清华大学毕业的网络工程师虞超介绍，中共网络监控系统的主要缔造者方滨兴，当年将这些工程的主要硬体合同给了曙光和华为，国外硬件思科等采用的很少，因为对国外设备不信任。虞超还表示，GFW技术开发需要尖端的网络技术，中共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它的“匪底子”——哈工大、中电三零所、总参五十六所、国防科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等中共军方机构和院校。而在金盾工程这个国内监控系统的建立过程中，华为的作用就不再限于提供设备，而是参与开发了许多关键的技术工程。

陆媒2014年7月报导，华为已经为公安部门开发出一个所谓“IT化平安城市解决方案”，其核心技术就是为维稳系统日益增长的视频监控数据提供优化的存储方案。所谓“平安城市”，是中共公安部打造的所谓“综合治理部门”，亦即“维稳系统”，这个系统是金盾工程的升级版，其核心内容就是对社会的全方位监控，大数据处理是其技术核心。本世纪初，“平安城市”工程首先在北京市宣武区、杭州、苏州、济南等城市开始试点建设。

2004年6月，公安部、科技部在北京、上海等21个城市启动了第一批科技强警示范城市创建工作。2005年8月，为了以点带面，公安部进一步提出了建设“3111试点工程”，选择22个省，在省、市、县三级开展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试点工程，即每个省确定一个市，有条件的市确定一个县，有条件的县确定一个社区或街区为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的试点。经过十余年的精心打造，“平安城市”工程目前已基本覆盖国内地级以上的城市区域，县级城市和乡镇区域也已经开始被全面纳入中共的监控视野。

2016年9月，华为官网推出一期《平安城市特刊》，内容包括“向协作式公共安全演进”、“新ICT，新变革”、“打造平安城市开放平台”等，继续为中共维稳系统“添砖加瓦”。今年，网络传出一份华为公司2015年的内部保密资料，叫做“VCM操作指南”。该资料在华为官网上只对华为VCM用户提供下载，而华为VCM系统唯一的用户是中共公安部门。该资料被用来培训中共网警。资料介绍，华为的VCM就是对监控视频内容进行实时分析处理并报警，是金盾工程和大数据的一部分。中共用它来严密监控老百姓，大大提高了监控效率。近年，中共得以多次镇压包括老兵维权及P2P金融难民维权等大型维权事件，并能精准拦截、“点杀”重点维权人物，华为创建的这套监控系统实属“功不可没”。

2016年11月，《纽约时报》披露，由中国上海广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Adups)编写的一款安卓手机程序，已经被预装在全球超过七亿部手机、汽车和其它智能设备上运行。该程序会将用户的几乎所有信息每隔72小时就发送到中国。而华为和中兴，正是广升公司的主要客户，接受广升提供的软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