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印钱速度大增
人口问题的讨论,明显升温。
4月10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发言称人口转折点会对消费需求产生不利影响;4月15日,央行工作论文直面老龄化和少子化。
少子化问题为何产生?
房子会吃人(口)!
1 房子会吃人
从现象观察来说,买不起房,结不了婚;买不起学区房,孩子上学难。房价高了,人(口)就被吃掉了。
从本质挖掘来说:高房价的背后无非是卖地太贵了,货币太多了。背后是财政土地依赖问题,是货币宽松依赖问题,但终归是金融深化问题。
金融深化以M2/GDP为参考,数值越大,金融深化程度越高,数值越大,无非就是资金都去炒金融了,干实体的相对少了。
实体的工资差距更小,岗位更多,有利于资源平均分配,有利于社会养孩子。而金融岗位少,工资差距大,做金融的越多,越有利于少数人霸占多数资源(有人很多房,有人没有房),不利于社会养孩子。金融深化是少子化的重要原因,金融深化程度高,零和博弈就厉害,养孩子就困难,人口就被吃掉了。
无论你是从现象观察还是从本质挖掘,房子都是会吃人的。
房价越高,吃人越狠。
2 通胀也吃人
钞票印的越多,房价涨的越快;房价涨的越快,钱都去炒房了,通胀就会越低。
高房价的另一面,是它避免了资金去炒作基础民生。高房价低通胀,固然会导致少子化,但如果不买房也不结婚,个人生存还是很容易的。而如果通胀高了,连个人生存都困难了,肯定就更不会想要生孩子了。可想而知,如果通胀高,少子化现象会更加明显。
通胀,也是会吃人口的。
3 两害取其轻
钞票是要印的,印钞肯定是有问题的,无非是选择的问题。房子涨只不过是养不起孩子,通胀涨是连自己都养不起了。
两害取其轻,让房子涨是个很自然的事,但问题是,如此印钞,通胀会一直低吗?
3月,美国通胀2.6%,超出预期——而美联储的目标是平均2%。
4 稳供给就是稳通胀
关于通胀走势,笔者的观点一直明确看涨。但有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就是只要供给(产能)没有出现问题,哪怕印钞再多,恶性通胀几乎也不可能发生。
通胀会不会发生,关键问题在于供给会不会发生问题。中国是世界工厂,很大程度上,中国供给会影响世界的通胀。
对比中美两国疫情应对来看:
1)美国疫情期间侧重于以政府加杠杆方式向居民发钱。特征是需求复苏较快,产能复苏较慢。
2)中国侧重于以政策推动银行信贷,让企业加杠杆,特征是产能复苏较快,需求复苏较慢。
美国需求复苏快,3月,美国CPI为2.6%,但中国官方CPI只有0.4%;3月,美国PPI达到4.2%,创2011年以来最大同比涨幅,中国PPI为4.4%,比美国还高。
上游PPI上涨,总会向终端需求传导,但这种传导要途径下游企业,如果下游产能相对过剩,就会发生传导不顺畅,如果能保住下游产能,就可以为压低通胀作出贡献。
很明显,中国疫情政策为压低世界通胀作出了贡献,而背后是中国PPI向CPI的传导显然更加的不顺畅,中国(至少是下游)产能明显过剩,下游工厂面对去产能问题。
如果中国下游开始去产能,供给就会发生改变,通胀就会失去压制。
5 一醉解千愁
时间已经来到了后疫情时代,疫情应对面临退出。
1)中国的问题是企业猛加杠杆后,企业如何去杠杆的问题。
2)美国的问题是政府猛加杠杆后,财政赤字如何平衡的问题。
对美国来说,赤字平衡无非是发债和加税。但加税杯水车薪,发债还是得指向印钞(印钞买债,将赤字货币化)。
对中国来说,企业加杠杆时,银行放宽了风险控制,这部分风险在企业加杠杆阶段并未暴露,而如果企业去杠杆,风险就会暴露并会传导给银行,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风险如何解决?掩盖中小行风险还是指向印钞。
6 进入反转,螺旋压缩
不知是不是意外,中美两国疫情应对政策非常互补,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两国疫情期间的印钞约束。
美国需求复苏,以中国商品输入(贸易逆差)压低CPI,放大了印钞能力;中国产能复苏,以出口创汇(贸易顺差)和金融开放(金融顺差),来放大印钞能力(外汇占款——基础货币——M2)。
中国承接了美国通胀转嫁,放大了美国的印钞能力;美国输出了贸易逆差,放大了中国的印钞能力。至少在疫情期间,中美的印钞能力是内外双循环,螺旋放大的。但当美国出现市场加息的时候,放大过程就会反向。
中国的出口创汇能力和吸引金融项资金流进能力会下降,影响中国印钞能力下降;美国进口商品压低通胀的能力也会下降,影响美国印钞能力下降。反复循环。
螺旋放大变成螺旋压缩。
中国出口创汇能力:3月,以美元计价,中国出口增长30.6%,进口增长38.1%,进口反超出口,贸易顺差显著收窄;
中国金融项顺差能力:3月,海外投资者持有的中国政府债券价值2年以来首次减少;
美国压低通胀能力:3月,美国CPI超预期,达到2.6%。
从3月数据可以发现,内外双循环反向反馈已经出现,印钞能力螺旋压缩开始。印钞能力的螺旋压缩,会加速中国下游去产能进程,推动通胀反弹。
7 政治问题会否发生?
通胀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内政治问题。为了抑制通胀,各国或许会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来抑制通胀上行。
逻辑来说,如果通胀进一步上行,中国或限制以大宗资源为原料的商品出口,来压低本国通胀;而美国或限制大宗原料包括粮食等出口来压低本国通胀。
于是,政治问题可能会相互推高对方的通胀,加速通胀上行。
小结:随着3月美国通胀超过2%,中美内外双循环放大印钞能力,开始反向进入螺旋压缩阶段,中国(开始是下游)去产能将开始加速。
只有产能出现问题,通胀才会出现问题。而通胀一旦出现问题,就要开始吃人(口)了!
无论是房子吃人,还是通胀吃人,本质都是印钞在吃人!……
中国央行最新的金融数据显示,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见顶。经营贷等资金违规进入楼市后,房地产市场过热引起官方注意,货币政策变化将很快传导到楼市。
中国央行日前公布的3月份金融数据显示,3月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9.4%,预期增长9.5%。中国3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3.3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预期为3.7万亿元。
M2是居民存款、企业存款以及现金的总和,相当于社会上的总资金量,M2下降可视为印钞的速度下降了。
数据表明,M2增速回归个位数的常态。对于M2来说,今年增速不会超过10%。即便超过,幅度也不会太大,而且很快回落。
另一个重要的金融数据--社会融资(社融)。社融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政府债券、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它是社会各界从金融机构里拿到的资金量(主要是借款)。社融增加越大,金融系统释放出的钱就越多。
3月份社融存量增长12.3%,低于前一个月的13.3%,最高的数字是去年10月份的13.7%。
可见,M2和社融的增速已经见顶,增速回落对打击资产价格。
最近几年,中国楼市最低迷的时候是在2017年-2019年上半年,而那时M2增速是在个位数,最低的一次到了8%。但到了2020年,因为疫情,货币因此变得宽松,M2反弹到两位数,楼市在2020年也蠢蠢欲动,热度上升。
尤其去年四季度以来,深圳、上海、杭州等一些热点城市房价涨幅明显扩大,官方追踪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有所增加,并有蔓延趋势。
3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月份房价数据。70个大中城市中,有56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较1月增加3个;二手房方面,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有55个,较1月增加6个。
所以,M2可视为是货币政策的温度计,货币政策则是楼市的温度计。
4月3日,中国官媒《经济日报》头版刊文称,今年以来,面对房地产市场过热苗头,多地出台楼市调控措施,出台相关政策,行政、金融、土地等手段多管齐下遏制楼市过快上涨势头,传递出“房住不炒”底线不容突破的态度。
官方认为,一些城市的房价上涨,与经营性贷款进入楼市有着密切关系。
天钧政经智库研究员任重道对此进行解读,其实这个事情早就存在多年了,地方政府也是心知肚明。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把土地卖出去,资金落袋为安最重要,一套房子总价的70%是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费,政府拿走了。房价越上涨,土地越好卖。而且中央不断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求各地调控楼市,地方政府早就恨的牙根痒痒了。
尤其去年突发的疫情,令地方财政更加吃紧,同时央行又释放出十几万亿的货币,地方政府已经蠢蠢欲动。去年出现多次调控政策一日游,就是松绑楼市的政策刚发布出来,地方政府就被上级政府或中央的住建部约谈,一天之后政策就收回去了。因此,对于经济未复苏、大量资金无处可去,地方政府自然睁一眼闭一眼,让一些资金违规进入楼市,推动房价上涨。
4月14日,据《第一财经》报道,经营贷绕道赎楼,信贷资金违规入楼市又一路径曝光。调查发现,除了购房以外,部分银行的经营贷抑或短期过桥资金还通过类似于“赎楼”的方式进入楼市,最终承接客户上一手的住房按揭贷款。
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房价处于上升通道,按揭贷款结清之后,客户可获得的经营贷额度更高。通过这种方式,客户不仅偿还了按揭,甚至还有结余,房屋出售之后,可以轻松偿还经营贷,在这个过程中,经营贷和过桥资金实际上产生了赎楼的效果。
疫情冲击经济令北京当局决定发行特别国债,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并未停息,学者指着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法》。5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到将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
港台时间5月25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披露,今年将制定长江保护法、乡村振兴促进法、期货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出口管制法。修改专利法、反洗钱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
此前在5月22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年财政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
抗疫特别国债发行期限以10年期为主,与中央国债统筹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利息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 本金由中央财政偿还3,000亿元,地方财政偿还7,0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早在3月27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就曾提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以及发行特别国债。
独立智库天钧政经发文《解读两会 发特别国债又想赖账?》指出,特别国债是财政收入不够时而发行用于特别事项的债,其未来偿债抵押物是未来财政收入,问题是如果财政收入够用,还用得着发特别国债吗?出钱买特别国债的是谁?如果是中国央行,那么就是无锚印钞。如果是银行或者市场交易就不算。但是实际情况可能不止这么简单,最后可能是国有商业银行出钱买债券,中国央行又以各种货币工具把这些债券拿去抵押提供流动性给商业银行,那么本质上和无锚印钞是一样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发文指出,财政赤字货币化往往意味着政府治理体系的崩溃,意味着政府行为没有法定的财经纪律约束,意味着政府可以无限度进行举债并通过发行钞票来享受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因此,允许财政赤字货币化就允许政府行为无纪律化,就会导致政府行为的失去规范,导致并意味着政府能力的崩溃和治理体系能力的崩溃。
5月14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撰文直言,不需要采取央行直接购买财政部债券的方式,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它政府债券。
姚洋认为,央行直接购买财政部的国债是不合法的。所以,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这项措施在法律层面就被否定了,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违反法,除非把法律给修改了。
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是要为财政赤字货币化铺路?
中共日前推出关于“市场经济改革”的万字文件,有报道称,中共面临内外夹击,往往中共遇到困难,改革呼声就会出现。海外政经观察人士王剑认为,中共最新文件暴露中共遭遇三大困境。
万字长文吹“改革”
周一(5月18日)晚间,中共推出关于“市场经济改革”的万字长文,涉及民营经济、资本市场、房地产税、利率市场化等议题。
文章提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变化,中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经济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等。
路透以“内外夹击下中国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两会或释放方向性信号”为题报道,称中共往往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出现改革的呼声。
中共官媒《中国基金报》则以“重磅”为题加以报道,称这是中共中央放的大招,信息量巨大等。
中共遭遇三大困境
海外政经观察人士王剑在5月18日的财经观察节目中表示,中共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用语言掩盖并强化一些东西,其中传达的信息就是中国经济遇到了困难。
王剑分析认为,中共最新推出的这份文件,内容空洞无物,但却暴露出中共目前遭遇到三个重大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中国经济正在失去活力,这是最大的问题。王剑举例说,中国长江以北的地级市,消费需求相当疲弱,晚上夜市基本没人光顾。
王剑指出,中共最擅长的事情是控制需求,中共自建政到上世纪80年代,物资都非常匮乏,百姓缺衣少食,中共当时采取了定量供给的制度,发粮票、油票、布票等各种票,限制百姓的消费。限量供应、定量供应,是中共玩的最熟练的事情。但目前出现的问题正好相反,不是供应不足,而是需求不足,这给中共带来的挑战很大,因为中共只会控制需求,不懂得刺激需求。需求不足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大,没有需求的经济,整个都失去了动力,失去了活力。
第二个困境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累积的问题到了今天演变成了一个个大雷,这些雷只要一炸,中国经济就会“血流成河”。这些大雷都不可能一次性解决,只能控制它,不让它恶化,所以,目前在中国经济的头顶上悬挂着一个个非常大的雷,这些雷都不能碰,要非常小心,不能让它们爆炸。比如中国的房价,那么高的房价,这是一个大雷;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也是个大雷,还有人民币汇率,货币供应失控,等等这些都是大雷。
王剑表示,在这次疫情当中,几乎所有的央行不断推出各种救助和刺激政策,像美联储,日本央行,欧盟央行,都是这样做的。但中共的央行几乎没有动作,因为到处都是雷,根本动不了,都被这些雷绑着。
第三个困境是,中国经济近十年积累的一些家底被迅速耗尽,随之而来的就是各个领域不断出状况,麻烦天天有,天天都在救火。这说明什么?说明以前当经济家底较厚的时候能镇的住的问题,现在统统开始往出翻。
王剑表示,中国所有的问题以前是用经济增长掩盖住了,但问题实际还存在,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后,许多问题都盖不住了。
王剑表示,中共最新推出的“经济改革”文件,反映中共施政的有效性正在丧失,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出现问题。
王剑说,中共权力来自暴力,但持续执政必须获得人民的授权,这是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中共政权一直没有获得人民授权,一直是专制政体,这时中共骗人民说,它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发展了经济,人民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所以它的执政具有合法性,这是中共的逻辑。但现在中国经济出现滑坡,而且没有复苏的可能,中共这个逻辑就说不通了,也就是说,目前,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连一个骗人的理由都不存在了。
中国财政部和中国央行历来存在部门之争,在疫情影响导致财政收入大减、需发行特别国债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更激起热议,央行的高级官员开始表态。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在一季度GDP同比增长为负值之后,二季度的经济更令各界关注。即将来临的中共政府“两会”,市场非常关注全年财政政策的力度。这不仅体现在财政赤字率的高低方面,也体现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抗疫特别国债的具体规模方面,以及财政资金的具体投向也是观察重点。
财政赤字率是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中国去年财政赤字率是2.8%,今年市场普遍预计将达到3.5%左右,这将是中国财政赤字率首次突破3%的心理防线。
5月18日,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疫情给财政收入带来的压力不减,今年前个四月延续同比两位数的下跌幅度:1-4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2,133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下降14.5%。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522亿元,同比下降17.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33,611亿元,同比下降11.5%。全国税收收入53,081亿元,同比下降16.7%;非税收入9,052亿元,同比增长1%。
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此前撰文称,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疫情对财政收入增长带来了巨大冲击,预计2020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将低于上年。通过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应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短期冲击和挑战。
5月18日,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撰文《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之我见》。文章写道:“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质是政府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是通过“借钱”(如向市场发债)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而是靠自己“印钱”来为赤字融资。这里说的“印钱”,即政府指定央行“印钱”,具体形式可以是让央行永久性地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更直白一些的“赤字货币化”推崇者认为,这些发给央行的债是不需要还的,政府也事实上不需要付利息,即使要付利息也可以再从央行借钱来付。
文章认为,如果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钱弥补赤字)这个口子,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约束机制)。历史上许多曾经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和发债度日的国家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上世纪70-90年代的智利和秘鲁、最近的委内瑞拉等都是例子。
马骏强调,从中长期来看导致如下恶果:
一、如果央行被迫为赤字提供大规模融资,会导致货币长期超发,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二、会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的泡沫,而房地产泡沫会严重挤出实体经济,并引发金融风险;三、会导致货币贬值。四、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危机,国家主权债的信用评级可能因此下降,融资成本上升;五、“赤字货币化”意味着政府部门、且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需要偿还。
5月18日,中国央行官方网站发布央行党委书记郭树清讲话的新闻稿。郭树清称,应对当前形势,务必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保持正常货币政策与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关系;二是稳增长、保就业和防风险、调结构的关系;三是国内经济循环和对外经济平衡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把握金融调控的节奏和力度。”
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讲话也在5月18日流传,他在“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称,中国货币政策要注意节约弹药,防止后续产生副作用,财政政策在此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也不够充分有效、顺畅,中国现有的金融机构和基层还是有紧密联系的,因此可以尽可能的利用创新方式使金融体系更好的服务于克服疫情。
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5月13日发文指出,财政赤字货币化往往意味着政府治理体系的崩溃,意味着政府行为没有法定的财经纪律约束,意味着政府可以无限度进行举债并通过发行钞票来享受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因此,允许赤字货币化就允许政府行为无纪律化,就会导致政府行为的失去规范,导致并意味着政府能力的崩溃和治理体系能力的崩溃。
如何恢复经济,大陆经济界众说纷纭。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较系统提出财赤货币化之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导,刘尚希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专题会议上表示,在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可以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
刘尚希认为,特别国债的预算规模可以考虑达到5万亿,分次发行,央行扩表,零利率购买。实际执行下来,可以小于5万亿元,但基于当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预算规模可以大一些。
刘尚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论调提出后,遭到了大陆部分金融界人士的反对。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阮加表示,财政部不可向中央银行透支,这是底线,是法律,不可突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于表示,赤字货币化意味着政府行为没有法定的财经纪律约束,意味着政府可以无限度进行举债并通过发行钞票来享受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同时,赤字货币化等价于超级通货膨胀,这种预期会对市场运行带来超级扰动,也会形成对于政府治理体系的担忧。
据悉,1995年颁发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它政府债券。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一旦开了口子,未来将是一种比预算软约束更可怕的前景。而大规模财政赤字货币化将会加大汇率贬值压力,汇率贬值压力与资本外流相互加强,可能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扳机性因素。
此外,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吴晓灵认为,目前大陆很多经济政策不清晰,不适合推行。吴晓灵提出了4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一是财政政策是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为主,还是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为主;二是当前解决就业问题是加大政府投资或政府补贴投资为主,还是救助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为主;三是财政对困难人群的救助能否精准,减少跑冒滴漏;四是当前情况下用结构性信贷政策与用财政政策调结构哪个相对更有效率。
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又称政府债务货币化,指以增发国债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导致经济体系中货币供量的增加。简单来讲,是财政部出头发行国债以支持经济建设,投资者自愿认购,即财政赤字市场化;而由中央银行出头卖国债,财政用钱向央行要,形成了“国库通银库”现象,财政央行一体,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
《香港经济日报》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用还是不用,在5月21日即将召开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将见分晓。
而香港《明报》透露,本次中共人代会,中共会放水10万亿元人民币,以解经济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