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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大爆炸真实死亡人数与应勇的副国级前景

作者:夜话中南海 — 已发布 2021-06-24 04:40, 上次修改时间: 2021-07-04 03:44
贡献者:淳真(责任编辑)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在《夜话中南海》的上篇文章《何立峰已经贵为习近平第一宠臣》里,我们已经分析到了虽然现在的刘鹤又有一项“重任”上肩,但正可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明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上退出政治局,后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上退出国务院内阁几近肯定。而最可能接替他现职的人选是陪同习近平出镜最为频繁,堪称习近平第一宠臣的何立峰。
十堰大爆炸真实死亡人数与应勇的副国级前景

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左)和湖北省长王忠林(右)。(网络图片)

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左)和湖北省长王忠林(右)。(网络图片)

 

当然,这里说的只是“最大可能”,而不是百分之百的肯定。因为距二十大召开毕竟还有十六、七个月的时间,而中共高层换届定盘的时间节点基本上都是召开全国党代会的当年六月,也就是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而在这一年时间里,什么样的意外都可能发生。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现任湖北省委书记应勇眼看晋升副国级的时日一天天接近,却万万没想到十堰市的一场燃气大爆炸,令他的仕途前景立刻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

去年底,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曾发表《中共二十大人事布局加速五位大员占得先机》一文,把应勇与现任上海市长龚正、现任天津市长廖国勋、现任贵州省委女书记谌贻琴、现任辽宁省委书记张国清并列为在二十大上晋升党国领导人的最可能人选。

一个月前,也是这家多维网,又发表了标题为《中共二十大布局:王忠林晋升背后应勇入局势头强劲》的分析报道文章,说是后疫情时代的湖北武汉官场近日迎来重大变动。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时期,赴湖北省会武汉“救火”的王忠林近日正式由武汉市委书记升任出任湖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成为中共官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王忠林的职务变化,不仅仅是他个人获得中南海认可,更代表着一个群体的仕途走向。在湖北,特别是武汉新冠疫情肆虐的时候,王忠林并非唯一一个“救火队员”,现任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是相比王忠林职务更高的“救火队长”。他当时从上海市长任上临危受命,空降湖北出任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此番仕途更进一步,也让应勇的未来充满想象空间。有分析指,这位64岁的正部级官员在明年中共二十大上进入中共政治局,将是大概率事件。

如果没有发生十堰大爆炸案的话,笔者十分认同如上多维文章中对应勇政治前景的分析和推断,而且同时认为,从应勇在中共十九大之后一步步被习近平重用之始,应该说就已经为他在未来中共二十大上的仕途和职务走向有了预案--那就是,进入中央政治局,而后接替郭声琨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法委书记两项具体职务。

截止目前,中共连接好几届中央政法委书记都是由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的位置上,晋升上去的。但未来二十大上,这种“接班”形式肯定不会再现。因为近四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期间,随着郭声琨晋升政治局委员并接任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他原来的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职务被比他年长一岁的赵克志接任。所以在明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和习近平同庚、届时年过六十有九的赵克志只能退休,而几乎没有可能更上一层楼。

所以,应勇本人心里也十分明白,只要不出意外,在湖北省委书记的任上“站好最后一班岗”,他的未来仕途走向即使不是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也应该会是一届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

但是,正所谓天算不如人算,十堰大爆炸的一声惊天巨响把个应勇从官梦中警醒。

也是这家多维新闻网,抢在第一时间接连刊发了两篇评论文章《“半夜惊醒”的应勇》和《湖北十堰爆炸前一小时发生了什么应勇半夜震怒》。

文章分析说:临近中共百年党庆,湖北省的一场意外事故显得有些突兀——6月13日,十堰市发生天然气爆炸,共造成25人死亡、138人受伤,已属于特大安全事故。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在处理此次事故的专题会议上称,“当领导干部要有半夜惊醒、睡不着觉的警觉,不要当得那么潇洒、那么甩手。”他说,此次事故“损失极其惨重,后果极其严重,教训极其深刻”,“要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严格落实党委政府属地责任……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氛围。”

言下之意,习近平建党百年大庆的“良好氛围”已经被这场惨烈的市区中心大爆炸给破坏了。这就是为什么,远在北京中南海的习近平也被“半夜惊醒”,当即指示要把爆炸案提升到“增强政治敏锐性”的高度,认识其严重性。

用多维文章的话说:是次事件的发生不仅令湖北省高层紧张,甚至也可见当下正在筹备中共百年党庆的中南海高层极为震怒。事实上,湖北十堰燃气爆炸并非近期中国仅有的一次安全事故。事发后,北京调查认定是这是一次安全责任事故,而这也促使人们反思,当下中国何以一而再再而三遭遇类似事故突袭。事件令刚刚从新冠疫情中逐渐恢复常态的湖北政坛倍感压力,尤其是在中共百年党庆前夕,如此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令当地措手不及。事发后,湖北省委书记应勇以及刚刚“取‘代’转正”的湖北省长王忠林,再加上分管生产安全的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李乐成等,先后抵达现场组织救援。

尤其是应勇,因为在新冠疫情中临危受命主政湖北立功,政治声望日隆,甚至被外界认为有在中共二十大“入京”的潜质,孰料突遭如此重大考验,平添不少仕途阴影,故应勇在此背景下唯有努力表现挽救形象。

多维的分析文章还特别举出了陆昊的例子,说是2016年,时任黑龙江省长的陆昊在龙煤问题上出现错误表述,公开否认龙煤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的事实。据其在当年两会期间的表态,应是误信了错误报告才做出如上断言。2018年3月,陆昊在十九大后意外前往国务院主持自然资源部。作为十九大前的明星官员,陆昊的去向曾被外界想象数种可能,执掌国务院部委无疑是最不理想的一种。这或许可以解释应勇为何会发出“半夜惊醒、睡不着觉”的感叹,那些时刻可能发生的意外虽然并不必然导向何种后果,但足以令为政者夜不能寐了。

不过相比于较自己整整年轻了十岁的陆昊,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已经是他应勇的最后一次机会,正所谓“不进则退”。

关于湖北大爆炸的事故经过和官方在第四天即宣布的“调查结果”这里不详细介绍,简言之就是抓了八只替罪羊。而蹊跷的是,在大爆炸第二天宣布死亡人数已达二十五人之后,关于该事故的后期处理,特别是在医院抢救的三十八名危重伤员的结局,就不再被追踪报道了。

笔者看到有中国大陆网友的质疑跟帖,说是“在现场找到十二具遗体之后,送进医院的当夜就死了十三个,那么接下来其他那些伤员是否都救活了,有没有陆续因抢救无效而不幸死亡的?”

其实,当局被迫公布的那二十五个死者,都是在现场发现的遗体而不是死在医院或者送医的路上。其中第一次公布的十二人,是本月十三日先发现的遇难者遗体数字;第二次公布的,是截止次日凌晨再发现的十三具遇难者遗体数字。

而从常识角度,那一百三十多个伤员,特别是其中的三十八位重伤者中,如果全都被保住了性命,或者仅有少数三、两人抢救无效,应勇的湖北当局应该大吹特吹,宣传为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所致。但事实正好相反,各大参与伤员救治的医院均奉命不得“擅自对外接受采访”。原因为何?

也许,会从中共当局对所谓“安全事故”的定级划分找出答案。

几年前,有“好事者”发现,在中国大陆各地陆续发生的“安全事故”被公开出来的死亡人数,多有三十五人的“巧合”。

起因是2014年12月31日晚,应勇当时是正部长级专职市委副书记的上海市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发生群众拥挤踩踏事故。此后,应勇主管的上海宣传部门对外宣布,这次践踏“致35人死亡,42人受伤……”。

用《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的话说,此条消息即为“神秘的35人”谣言的触发点。为此,“人民”特奉命披露了中共当局内部规定的“安全事故等级分界线”,说是实际上,死亡人数“36”、“37”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数字,也不是事故等级的分界线。事实是,造成30人以上死亡的安全事故,都属“特别重大事故”。

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2007年颁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

(四)一般事故……。

由此可见,再如今对外公布的二十五人死亡、三十八人重伤的数字,决定了湖北的这场大爆炸属于“重大事故”,而不是前面引述的多维文章作者所认为的“特大安全事故”。

《南方周末》曾经刊登过《明规则与潜规则透视"特别重大事故"追责惯例》一文,说是"特别重大事故"近年来基本上都由国务院调查组负责调查,"重大事故"则往往权归地方。而地方官员为什么在一旦发生属地内的安全事故后,要力保死亡人数在三十人以下,重伤人数在五十人以下?《南方周末》给出的答案是:在2001年起实施的《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中指出,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而2004年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规定领导干部因工作失职造成连续或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特别重大事故的,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或"重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

该“规定”的附则专门解释"主要领导责任"是针对"直接主管的工作",对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负直接领导责任,而"重要领导责任"是针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这往往对应为某部门分管的副职是主要领导责任,而主持全面工作的正职是重要领导责任。

中共“人民网”曾经转载《法制日报》的报道文章《官方明确事故等级确定标准失踪人员按死亡人员统计》,说是因事故造成的失踪人员,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后(交通事故、火灾事故自事故发生之日起7日后),按照死亡人员进行统计,并重新确定事故等级。

中共相关法律也规定: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7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另外,中共相关法律虽然也规定了“事故处理的情况,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有关部门、机构向社会公布”,但同时也附加了一句“依法应当保密的除外”。

我们不妨等到七月十三日,看看中共当局对这场湖北十堰大爆炸案还有没有死亡人数增加的公开通报。但笔者强烈倾向于相信,为了力保应勇未来还是能够晋升副国级,刚刚出任湖北省长不久的王忠林明年仍能够有接替应勇省委书记职务的政治前景,这次湖北十堰大爆炸的死亡人数,说什么也不能让它达到三十名的上限。

 

 

2019年底湖北武汉疫情爆发之前,当时的蒋超良和王晓东都是因为他们湖北省党政一把手职务背景,而顺利进入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如果继续顺利的话,两人的政治前途都很可能会进一步看好。没想到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后,此二人一时惊慌失措,只能被动听命于国家卫健委领导和“专家”们的“建议”,按照习近平“关键和危难时刻更要讲政治,更要时刻不望增强政治敏锐性”的指示,故意瞒报和迟报疫情,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全球。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按照昨天刚刚发表在多维网上的评论文章标题形容,就是“中南海态度迥异,湖北党政主官同境不同命”。署名穆尧的文章回顾说:自2020年2月份,北京为应对湖北疫情征调浙江系出身的时任上海市长应勇主政湖北,两位明星官员、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省长王晓东便踏上了不同的仕途路径。尽管去年初,湖北之疫情应对二人皆有责任,但是很显然,中共对他们的处理手法差异极大,颇令人值得玩味。

蒋王同样被问责 处理结果各不同

最新消息,中共最终并没有因为COVID-19疫情在湖北的最初扩散而迁怒原湖北省长王晓东。这一在疫情之初,面对媒体镜头就应对疫情准备频繁出现口误的地方大员,6月23日被任命为中国全国政协下属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的副主任,算是对他提前下台的一种“安慰”。而蒋超良2020年2月份被免去湖北省委书记一职,甚至连交接班的机会都没有得到,便消失在中共政坛。此后,蒋超良这一罕见出身于金融系的地方大员,在2020年10月份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出现,表明蒋超良并没有被免去中央委员身份。但尴尬的是,北京虽然没有对其进行公开批评,不过“裸退”一身轻,表明完全无意给予其任何宽宥的信号。

而对于王晓东,中共非但没有在2020年2月同步将他免职,甚至还允其留任,戴罪立功。据称,王晓东自此冲锋陷阵应对疫情堪称宵衣旰食,直到同年9月份,忽传出因抗疫压力大而中风入院一个多月的消息。尽管转年(2021年)5月份,王晓东依然在疫情后被提前下课,仅仅61岁便失去仕途未来,不过直到今次转岗全国政协算是“平安落地”,所获待遇至少要远比其搭档蒋超良优渥许多。

事实上,直到目前,北京并没有公开问责过王晓东,甚至还给予其如此体面的“退场”方式。要注意,北京这一难得的“宽容”安排还是在王晓东的“大管家”、原湖北省政府秘书长别必雄已然因涉贪落马的背景下做出的。这显得更为不同寻常。

由此可见,当年中共当局在大役当前政局一片混乱的时刻,做出撤换蒋超良,留用王晓东的决定,很明显是从湖北省委和省府工作的过度和延续性角度考虑的。

蒋超良已被内部宣布处以党内“记大过”处分

正如前面引述的中所回顾的那样,当时的蒋超良连个与继任者应勇当面交接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得到。那么不妨设想,假如当时习近平一气之下把个湖北省委书记和省委第一副书记兼省长一起撤换,只会令湖北省委和省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局面变得更为混乱和失序。而在应勇接替了湖北省委书记和王忠林接班了武汉市委书记之后的整个“非常时期“里,当时侥幸获许留任的省长王晓东内心也已经十分清楚,自己不过是在扮演一个“工作过度”的角色。无论他再怎么任劳任怨地在应勇面前表现,自己从一线职务退出是早晚的事情,中央是断然不会给他新的机会的,根本就无所谓“戴罪立功”。

试想,为了证明中共对湖北省委“问责”的“力度之大”,习近平既然已经对蒋超良“挥泪斩马谡”,对资历比蒋超良要浅的王晓东应该也不会存有“不忍”之心。

如上多维穆尧的评论文章中还分析说:本来,蒋超良出生于1957年,若非疫情影响,大概率可以稳坐位置到2022年前后,甚至也不排除有更进一步,或至少于全国人大或者政协“赋闲”一段时间的可能。

如果没有去年爆发的武汉新冠,蒋超良在明年中共二十大上继任中央委员,然后在后年三月的全国政协会被安排一届副主席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人算不如天算,不但蒋超良再无前途,明年才满六十二岁的王晓东也百分之百分会不再出现在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里。而在后年三月召开的十四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时年六十三岁的王晓东如果健康不出问题,应该会连任一届委员;而去年三月即已经被内部宣布处以党内“记大过”处分的蒋超良,则笃定不会被安排任何一种“发挥余热”的二线职务,无论是全国政协还是全国人大。

蒋超良是戴相龙的亲信 与王歧山关系并不密切

当然,他蒋超良毕竟是“专业人士”背景的前中共高官,退休后在其“专业”场合抛头露面的机会还是会有的。有心人都可能会记得,当初无论是从中央金融系统转战地方,出任吉林省长和日后再异地和升迁为省委书记职务的当口,无论是中国大陆境内还是外界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他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歧山之间的关系。

当时的一家中国大陆境内媒体如此介绍蒋超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第一经济大省广东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冲击。蒋超良被火速派往人民银行深圳和广州分行,协助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的王岐山处置金融机构风险。3年后,金融风暴过去,蒋超良也返回北京,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此后,许多境外媒体在关乎蒋超良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中,都引述了如上内容。但这段报道与事实是出入的。

事实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在与李鹏进行国务院总理职务交接班工作的朱镕基向江泽民推荐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岐山到广东省委任省委常委,一个月以后,即被“当选”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而在此之前,也是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之前的一九九七年三月,时任央行银行司副司长蒋超良被外放,出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行长、党组书记,官至正司局级。也就是说,当年蒋超良赴广东的时间比王歧山要早九个月。

王歧山到广东处理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蒋超良由深圳分行平调至正在组建的广州分行,任行长、党委书记。根据其官网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于1998年12月成立,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根据授权在广东省、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省(区)履行中央银行职责。分行机关内设38个处部室。下辖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1个,省会城市中心支行2个,地市中心支行31个,县(市)支行161个等,足见其权力之大,规模之广,毫无疑问是中国央行系统下辖的最重要的一个分行,重要性甚至不亚于“上海总部”。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的人民银行早在朱镕基时代即已经建立和健全了“垂直管理”制度,即下级银行行长是由上级银行党委任命,地方省级和副省级待遇的市分行行长都是由中央银行党委任命,等于是中央银行的“派出干部”,组织关系上都不隶属于当地党委和政府。

也就是说,蒋超良在王歧山去广东之前,即已经出任的深圳分行行长是时任央行行长兼党委书记戴相龙任命的。而在王歧山担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期间,蒋超良由深圳分行行长转任广州分行行长也是戴相龙决定,而不是他王歧山决定的。

当然,绝不排除当时的蒋超良被王歧山认为是执掌广州行有利于配合他王歧山应对金融风暴的工作,所以王歧山向戴相龙建议了调蒋超良去广州分行的可能。毕竟王歧山在赴广东之前晋见江泽民和朱镕基时,即获得了“中央金融系统会全力配合你,中央组织部、中纪委都会全力支持你”的承诺。

接下来,在深圳和广州的表现令戴相龙等人十分满意,蒋超良于二零零零年六月被调回北京央行,被直接安排在戴相龙身边担任银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虽然当时还暂时是正司级局待遇,但二零零二年三月,他即被中组部安排进入“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随被身边人士相信“前途无量”。

蒋超良调回央行五个多月后,王歧山于二零零年年底被朱镕基召回,官升一级,获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他当年的密友王小强在回忆文章中介绍说:“2000年12月7日,香港媒体报道王岐山调回北京。这是一次升迁,王岐山的级别从副部级升为正部级。这位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出色工作得到肯定,他成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主管经济改革部门的部长’。”

上述总结,是王歧山和蒋超良当年在工作关系上的“交集期”的全部。由此可见,所谓“蒋超良是王歧山大秘”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当然,习近平当年提拔蒋超良先任省府一把手,再任省委一把手的两个决策过程里,受过王歧山蛊惑的可能不是没有。毕竟蒋超良当初在央行深圳和广州分行的行长任职期间的专业表现和敬业精神,令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和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王歧山同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时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正省部级)周小川,被宣布接替戴相龙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此之前,戴相龙所交待的“后事”之一就是向中组部推荐安排蒋超良到地方“挂职”锻炼,于是蒋超良便被安排为湖北省的副省长。一年多后平级调回北京,出任了中国交通银行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随又先后转任刚刚“改制”的国家开发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党委副书记和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

当时曾有消息说,因为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的背景特殊,所以出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之始即被明确为正部长级。正因为有如此背景,陈元于二零零八年九月下旬被宣布转任该行董事长和党委书记,行长职务交给蒋超良之后,周围人纷纷祝贺蒋超良荣升正部长级。谁料中组部紧接着便内部宣布了从此国开行和其他--诸如建行、交行等级别相同,都是副省部级机构的通知。而蒋超良到任之后,很快感觉自己不过就是陈元的傀儡,完全没有“行政一把手”的自主权,所以便央求中组部给自己“换一个地方”……。

 

 

原湖北省长王晓东与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皆被中共当局以应对疫情不力问责下台或辞任。如今王晓东已在闲职履新,但蒋超良仍下落不明。

王晓东转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

据大陆官媒报道,中共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6月23日闭幕。会议增补王晓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现年61岁的王晓东是江西信丰人,曾在江西、贵州任职,做过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常务副省长。2011调任湖北省委常委。2016年9月起,王晓东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党组书记、代省长;2017年1月起任湖北省省长。2018年2月24日,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九届中共中央委员。

武汉疫情问责 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仍下落不明

2019年12月,武汉疫情爆发后,当地因瞒报和迟报疫情,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全球,引起全球的问责声浪。

2020年2月,疫情高峰期,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及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被免职。原上海市长应勇及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分别接任湖北省委书记及武汉市委书记。而王晓东曾在疫情危急期间,医疗物资紧缺时,接受央视采访声称,“物资储备充足”备受舆论批评。

去年5月下旬,中共两会期间,王晓东一头白发现身湖北代表团,引外界关注。同年9月,王晓东被传因抗疫压力太大而中风入院,此后接连缺席多项重要活动,一度引发其已经出事的猜测。

大陆媒体报道,5月7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决议接受王晓东辞任湖北省长一职。但王晓东自始至终未有露面。如今王晓东“入京”被安排闲职,被认为软着陆,直到退休了事。然而,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仍下落不明。

现年64岁的蒋超良被认为是中共副主席王岐山的亲信,曾长期在中国国有金融机构任职,历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等职;2014年后历任吉林省副书记、吉林省省长、湖北省省委书记。

蒋超良2020年2月13日被免职湖北省委书记,3月6日,辞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北京至今也未公布其另有任用的消息。

 

 

2019年底武汉爆发COVID-19疫情,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被撤职,时任湖北省长王晓东虽然未被问责,但也在今年卸职并调任全国政协任职。近日,美国媒体披露王晓东早在贵州省任职期间曾被中纪委约谈的内幕。

据中共官方公开资料显示,王晓东,1960年1月出生,1960年1月出生,江西信丰人。曾历任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江西省委社教办副主任(正处级)兼省委政策研究室党建政法处处长,贵州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副秘书长、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兼贵阳市委书记、贵阳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湖北省委常委、副省长,湖北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兼副省长、代省长、省长等职务。

其中在江西省、贵州省任职期间,与前江西省委书记、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有交集。官方资料显示,刘方仁,1936年1月出生,陕西武功人。曾历任兵器工业部5727厂副厂长、党委委员,江西省九江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江西省委副书记(当时在省委常委排名仅次于江西省委书记,时任省长排名第三),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贵州省委书记等职务。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专栏文章披露,王晓东在中共江西省委机关任职期间,被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刘方仁相中,从江西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调到省委办公厅,成为刘方仁的专职秘书(副处级)。1993年6月,刘方仁调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随后,他再次将王晓东调到自己身边任职,担任贵州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王晓东于1998年10月晋升为省委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后,刘方仁向中共中组部报请让王晓东升任贵州省委常委,中组部以担任正厅级官员时间很短为由否决了。刘方仁安排王晓东出任贵阳市委书记,最终晋升为省委常委。

文章披露,刘方仁以贵州省委书记身分在贵阳市某发廊认识了一名洗头妹郑四妹,便指示他的专职秘书王晓东暗中调查这名女子的背景。王晓东得知郑四妹与当地一名包工头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后,亲自上门警告包工头,后者自然顺水推舟,不但鼓励郑四妹与刘方仁交往,而且主动登门送给刘方仁89万美元现钞。

升任贵州省委秘书长之后,以照顾自己亲戚为由,王晓东要求中共贵州省政府给郑四妹安排工作,于是郑四妹成为一家银行的办事员。她与刘方仁保持关系直到后者落马。

在刘方仁因受贿落马之后,中共中纪委在调查过程中约谈时任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的王晓东,他出卖了刘方仁,并交代了郑四妹与刘方仁的关系。换来的是,王晓东于2007年5月被中组部任命为贵州省委常委兼副省长。

这是王晓东在刘方仁落马入狱后反而得到升官的原因。

 

 

因2019年底武汉爆发COVID-19疫情而卸任湖北省长的王晓东,在尚未到退居二线的年龄转任中共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近日,美国媒体披露了40岁就担任省部级官员的王晓东晋升速度飞快的内幕。

官媒《北京青年报》称,王晓东自从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毕业之后就在江西省委任职,曾担任江西省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省委社教办副主任(正处级)。10年后,1993年10月王晓东跨省平调任贵州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随后历任贵州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委秘书长等职务。

40岁时,先是调任贵州省贵阳市委书记,随即升任贵州省委常委。11年后,王晓东调任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历任省委专职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湖北代省长、省长。

在2020年9月至11月期间,王晓东曾经长达42天没有公开露面。据大陆资深媒体人“长衫无脸生”引述湖北官场人士透露,2020年9月21日,王晓东参加中共官方举办的湖北省抗疫表彰大会后不久突然中风。有可能是因为他最近在疫情期间工作压力太大有关。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和调养,病情已好转,可以下床活动,说话和表达能力也恢复正常,表面上看没有留下后遗症。

2021年5月7日,中共湖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前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升任湖北副省长、代省长,王晓东卸任。6月23日,中共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宣布,增补王晓东为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自由亚洲电台专栏文章称,王晓东在中共江西省委机关任职期间,被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刘方仁相中,从江西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调到省委办公厅,成为刘方仁的专职秘书(副处级)。3年之后,刘方仁想办法安排王晓东升为正处级官员。

1993年6月,刘方仁调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随后,他再次将王晓东调到自己身边任职,担任贵州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

文章引述贵州省委工作人员透露的消息,当时王晓东称呼刘方仁为“首长”,并非称呼“刘书记”,非常会拍马屁。随后,在刘方仁主政贵州省期间,王晓东官运亨通。很快在1998年2月,王晓东以省委副秘书长兼任省委办公厅主任,晋升为正厅级官员。仅过了8个月,1998年10月,晋升为省委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

此时,刘方仁向中共中组部报请让王晓东升任贵州省委常委,中组部以担任正厅级官员时间很短给予否决。2000年1月,王晓东被从省委下放到地方,出任中共贵阳市委书记;同年12月才正式被中组部批准晋升为副省级的贵州省委常委。

 

 

前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前湖北省长王晓东,成为这个祸患的替罪羊。除了如上二人以外,因病毒的武汉暴发被当成中共与习近平替罪羊的其实还有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

原武汉市长被安排为湖北省政协排名最后的副主席

至于时任武汉市长周先旺,虽然当时是如同时任湖北省长王晓东一样,没有和同级党委一把手同时下台,但显然是因为周先旺接下来非但没有“戴罪立功”,反而是在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举出了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即已经把疫情及时上报中央的事实,把锅甩回给了“一直都是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习近平,所以被迫辞去武汉市长职务之后,被安排了一个闲职---湖北省政协排名最后的副主席。

如上四人中,王晓东及周先旺下台后均有政协去向的行踪可查,而蒋超良下台之后,因为其十九届中央委员的牌位仍还保留,所以在去年秋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被拍到一张照片。但当时的所有现场照片和电视新闻报道的画面中,却找不到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马国强的身影。

原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下落不明

也就是说,从去年二月下旬被宣布免职至今,一年零四个月过去了,这个马国强仍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虽然说外逃“投敌”的可能性不大,但习近平当局对此种可能一直在严加防范是毫无疑问的。

如今面对来自整个世界的彻查病毒是否源自实验室的日益强大的政治和外交压力,习近平当局最担心的具体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对外解释二零一九年秋的武汉军运会之前就已经由湖北和武汉当局上演了一出防止外军运动员携带“新型冠状病毒”进入武汉的所谓“紧急处置”秀。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是这场“紧急处置”秀的总指挥,他现在去向不明,已经不太可能公开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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