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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企业的产业链重组巨变

作者:如松 — 已发布 2020-07-14 03:05, 上次修改时间: 2021-02-08 05:29
贡献者:淳真(责任编辑)
来源:看中国新闻网
过去数十年都是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时期,产业链越伸越长,国际企业的产业链分布在全球各地,最终的目的就是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是什么支撑着产业链的全球分布呢?主要基础之一就是信用的全球流动,外在的体现就是以美元欧元为代表的可自由兑换货币在全球流动。
国际企业的产业链重组巨变

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在美中贸易战爆发后已经开始启动(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在美中贸易战爆发后已经开始启动(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近期,国际巨头IBM关闭了在中国的科研机构“中国研究院”。在IBM网站上,中国研究院的网页还在,甚至上面还挂着招聘启事。但实际上,它已经被悄悄关闭,该机构为IBM全球12大研究机构之一。这意味着IBM将科研部门正式撤离中国,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对该传闻,IBM方面回应称,这是其对中国研发布局的变革,其中国开发实验室、IBM中国系统实验室和客户创新中心未来会继续作为创新中心助力中国发展。这可以理解为,IBM默认了其中国研究院将关闭的消息。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IBM关闭掉中国研究院呢?这背后有一些什么主要原因呢?

按照中国官方和新闻媒体报道的说法,当然是一贯的套路,说IBM撤离是因为中国科技的飞速进步,IBM在中国赚不到钱了,亏损严重。当然,这个说了一部分表面的事实,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没有说出来。

表面上来看,IBM的业务在中国确实是亏损越来越大。上周,IBM公司正式发布2020财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务业绩。财报显示,IBM第四季度营收为203.67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217.77亿美元相比下降6.4%,不计入汇率变动的影响为同比下降8%;净利润为13.56亿美元,每股收益为1.41美元,均下降了66%;基本每股收益为1.52美元,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本季来自持续运营业务的利润为19亿美元,同比下降56%。同时,IBM公司2020年全年营收达736.2亿美元,同比下降5%;合并后净利润为55.9亿美元,同比下降40.7%。

而且,IBM已经连续第十个季度没有出现收入同比增长。从股价上看,更明显。2013年以来,尤其是美国股市近年来整体大幅上涨,但是IBM股价却是一路向下。

值得注意的是,接连不断的收购行动,让IBM的财务压力持续提高。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末,尽管IBM持有143亿美元现金,但公司长期债务总额达到了惊人的615亿美元,远超苹果、Facebook等科技股中其他竞争对手。

IBM的整体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下滑,财务压力增大,所以裁剪IBM中国研究院这样的机构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IBM中国研究院实际上大量进行的是基础性研究,也就是自身并不能产生多少直接的经济效益。IBM日子红火时,补贴这类研究型的机构没问题。但关键是,IBM自身也有些江河日下。所以,首先裁员裁机构,节约开支也就在情理之中。

但细心的人应该发现,IBM在全球有12家类似中国研究院的研发机构,除了美国本土的3家之外,在全球其他国家还有9家研发机构。为什么先关闭的是中国这个唯一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的研发机构?按理说,中国的人力资源和相关成本更便宜,不应该首先关闭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联系起IBM的研究内容以及这两年中美技术脱钩大博弈来说一下。

二十多年来,IBM中国研究院成为很多研究人员的“梦中职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拥有中国甚至世界一流大学的博士和硕士学位,顶峰的时候曾经有上千名研究员,可以说阵容相当庞大。

IBM中国研究院的研究领域横跨多个学科及行业,重点研究课题包括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物联网及认知计算的技术创新及应用,在电力与能源、物流与供应链、医疗、电信及金融服务等领域均有相关解决方案。

纵观25年发展历程,此部门研发出了许多知名的科技成果,其中包括2011年诞生的认知计算领域著名人工智能程序“沃森”。这个研究曾被看好用作医疗辅助人工智能系统。据称只需将患者个人信息输入系统,系统便基于大量的医学研究、医学指南、临床试验等信息,推荐合适的治疗方案,供医生参考。

我们看一下,不管是IBM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还是物联网、云计算以及传统的计算领域,可以说都是有独门绝技的。这些技术也都是中国面临着西方封锁,需要重点突破、重点攻关的卡脖子技术。

在这个时候,IBM首先裁掉中国研究院这么高端的科技研发部门,可能不单单是因为IBM整体的业务亏损这么简单,更多的原因应该是像美国制裁华为一样,配合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因为,任何一家在中国从事高技术研发的西方巨头,都会面临着中共强制技术转让,或者窃取技术的风险。这一点从前面撤离中国的一些企业就可以看出端倪。

2010年,谷歌宣布退出中国市场。2015年3月,雅虎宣布退出中国市场,雅虎北京研发中心宣布关闭。2019年,亚马逊宣布退出中国。同一年,甲骨文正式关闭在中国的研发中心;2020年,三星基本关闭了最后一家在中国的手机工厂,退出中国。苹果、富士康现在也正在大规模撤离。

按照中国官媒的说法,这些巨头之所以撤离,是因为中国华为、腾讯、阿里、百度这些企业强大了,这些外资巨头在中国赚不到钱,被中国企业打败灰溜溜夹着尾巴逃走了。当然,这都是给韭菜打鸡血的说法。

三星工厂撤出了中国,虽然三星在中国市场手机销量不断下降,但是并没有影响三星的世界手机销量第一的地位。而独自垄断中国国内市场的华为反而日薄西山,2020年第二季度,华为手机则达到历史巅峰,成为全球销量第一。但是刚刚出来的消息是,2020年第四季度,苹果以8190万部的出货量跃居全球第一,华为则在该季跌出前五,出货3300万台,同比下跌41%,这意味着六年来华为首次未进入前五名。在美国的制裁下,华为的手机缺芯,出货量将继续萎缩,直至手机业务死亡是必然的。而且目前,拜登政府还在延续对华为的制裁措施,未来华为的电信业务垮掉也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再来来看看另外一个巨头,谷歌撤出了中国,但是云服务反而成为谷歌的杀手锏,越来越强,规模越来越大。反观百度,还是靠卖假药广告和制造噱头为生。

如果按照中国官媒的逻辑,现在华为和百度都不行了,三星和谷歌这些当初在中国竞争不过中国企业导致亏损的巨头是不是该回来了?但是,这些撤离的巨头,没见一家回来。关键还是在美国这几年的高压制裁下,中国的产业链转移的大趋势已经形成,不可逆转。这些巨头的撤离,可以说都是顺着中美关系大洋流的方向在行动。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脱钩,加剧了这些企业的撤离,而这些企业的撤离,带动着一条条产业链离开中国。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很多人认为拜登上台后,会缓和和中国的关系,会对中国妥协。但是目前很庆幸,没有看到丝毫这样的迹象。

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没有撤销,对台湾的承诺在继续增加,拜登就职典礼破天荒邀请台湾代表参加,更是激怒了中共政府。美国新国务卿布林肯在台湾、南海、新疆问题上继续强硬,中共战舰挑战台湾,美国的罗斯福航母已经开进了南海,他刚上任几天就被中共痛骂胡说八道,和蓬佩奥被骂“人类公敌”有的一拼。拜登和全球所有大国领导人几乎都通话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和习近平通话,习近平可能也等得不耐烦了。

而在产业链的转移上,拜登政府基本上也是延续了川普(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拜登政府上台之前,他们就已经作出了把IBM研究院撤出中国的决定。其实是他们已经打听到了拜登政府接下来的方向。比如说,典型的就是最近拜登出台的美国政府采购美国生产商品的决定,可以说是对美国制造业的一个巨大支持。每年5000多亿美元的政府采购量,会刺激多少美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制造业回流呢?真是一个巨大的制造业发动机。这就是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重振制造业的巨大信号。

高科技产业撤离中国可被视为受到政策影响,但是劳动密集型工厂撤离中国,让中国也是捏了一把汗。去年,很多著名的国际跨国巨头撤离了中国。而就在最近,一家老牌的德国国际电机巨头也撤离中国。

德国企业德亨电机(深圳)有限公司1月20日向员工发通知,由于贸易政策和供应商多方原因导致成本增长,集团公司决定于1月底将KPO和KPS产品线从深圳工厂搬迁至印度工厂。

公开资料显示,德亨电机1947年在德国成立,是国际老牌电机及周边电子组件研发制造企业,在家电、工业自动化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德亨电机于1996年进入香港,2011年在深圳设立独资制造企业,主要负责生产BLDC电机和相关驱动泵产品。

电机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解决了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就业问题。这家公司生产技术非常成熟,其实就是以劳动密集型和低成本原料作为基础,对成本变化非常敏感。现在搬到印度,可以说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所以现在看来,不管是高端技术产业,还是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些产业链转移出中国的大方向还是没有变。一旦欧美疫情缓和,这种转移还会加速。

所以,不管是IBM中国研究院还是德国机电巨头撤离工作,也不管是华为手机出货量跌破全球前5名,还是说英国再44个敏感领域限制中国人员,都是沿袭的中美技术脱钩这个大方向。

产业链是中国在全球横行无忌的主要底气所在,不断窃取科技成果是其可以不断苟延残喘的主要原因。现在看来这两条路都慢慢被堵死了。中国去年的经济反弹也只是回光返照,之后必然是长期的衰败和萧条。

 

 

IBM中国研究院(IBM CRL)是IBM在全球12所实验室之一,近日被曝已经全面关闭,引发业界震动。IBM方面也对此做出了回应。这是继雅虎、甲骨文等企业之后,又一家关闭大陆研发中心的大型跨国公司。

近日,多位大陆网友以及微信公众号“新智元”等多家自媒体曝出,IBM中国研究院已经关闭。

网友@马力在知群透露,自己曾在IBM工作,同事确认IBM中国研究院已关闭,“主要是内部的调整,原来的大Boss退了,毕竟研究院本身很难盈利。”

随后,IBM方面做出回应,称“为了以最佳的方式支持中国客户的人工智能和混合云转型之旅,帮助他们把握国家投资于新基建和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历史机遇,IBM正在变革我们在中国的研发布局。”

IBM的回应被指是默认了中国研究院关闭一事。

IBM中国研究院(IBM CRL)于1995年在北京成立,位于中关村软件园内,是大陆第一家由跨国公司成立的研究机构,也是IBM研究院(IBM Research)在全球的12个实验室之一。2008年,IBM中国研究院在上海成立了分院。

IBM中国研究院的主要研究课题包括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物联网及认知计算的技术创新及应用,包括参与研发人工智能程序“沃森”。

2020年下半年,IBM公司曾因一份名单一度成为焦点。“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调查发现,2020年8月泄露的一份195万上海中共党员名单中的成员已经渗透到美国、英国、澳洲等西方国家,比如IBM在大陆的分公司内至少有20多个中共党支部和808个中共党员,其它还有百事可乐、3M、陶氏化学公司等多家企业。

在IBM中国研究所关闭的消息曝出之前,IBM于1月22日公布了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四季度财报,显示IBM连续第四季度营收下降,降幅创五年来最大。这份财报公布后,IBM股价下跌,跌幅一度达到7%。

自由亚洲电台1月25日引述金融学者司令的评论表示,IBM现在关闭了中国研究院令人感叹,“IBM中国业务曾经的辉煌为IBM在中国拓展其相关市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现在它退出中国市场确实有多方面的原因。”

学者司令分析,IBM中国研究院关闭,应该是拜登政府延续了川普(特朗普)的中国政策:“拜登政府上台之前,他们就已经做出了把IBM研究院撤出中国的决定。其实他们已经打听到了拜登政府接下来的方向。”

江西景德镇学者李桥认为,“我看到(IBM中国研究院关闭)也是挺感慨的,多少科技巨头曾经在我们心中是一个巨人,不可能倒下。但是,我们见到一个、一个的巨头倒下。IBM中国研究院全面关闭,或许这种调整是被迫的。一方面中国和欧美的关系出现重大波折,中美是否朝着脱钩方向发展,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近年来,几家大型科技公司相继关闭了大陆研发中心,比如甲骨文(Oracle)2019年关闭了大陆研发中心,同时裁员大约900人;雅虎2015年关闭北京研发中心。

 

 

高科技产业撤离中国可被视为受到政策影响,但是劳动密集型工厂撤离中国,让中国民众捏了一把汗。

德国企业德亨电机(深圳)有限公司1月20日向员工发通知,由于贸易政策和供应商多方原因导致成本增长,集团公司决定于1月底将KPO和KPS产品线从深圳工厂搬迁至印度工厂。

熟悉电机产业的深圳一外资企业工程师廖先生说,电机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解决了中国的就业问题:“这家公司搬走还真是挺奇怪的,他生产的这种电机基本上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他的生产技术非常成熟,其实就是以劳动密集型和低成本原料作为基础,这种企业从中国搬出去,确实挺奇怪的。”

公开资料显示,德亨电机(Hanning)1947年在德国成立,是国际老牌电机及周边电子组件研发制造企业,在家电、工业自动化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德亨电机于1996年进入香港,2011年在深圳设立独资制造企业,主要负责生产BLDC电机和相关驱动泵产品。

 

 

最近,随着iPhone 12的日益火爆,iPhone的主要代工商富士康又再度回到了大家的视野之中。不过,这次回来的消息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富士康似乎要从中国离开了?难不成之前说的不要让富士康跑了,富士康这是真的要跑了吗?

一、富士康真要跑了?

据美国媒体11月27日最新消息,美国科技巨头苹果的产品“代工大户”——鸿海打算将旗下部分iPad和MacBook生产线从中国转移至越南。据悉,按照鸿海的规划,该集团打算将在华30%的生产线移出海外,以便尽快摆脱对中国市场的生产依赖。

日经中文网11月25日获悉,鸿海已经对越南新增加了2.7亿美元(折合17.7约亿元人民币)投资,打算进一步扩大生产,目前已经率先启动了液晶显示屏的生产。数据显示,截至10月15日,越南今年出口的计算机和机械设备金额约达53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整整多挣了近130亿美元(折合约873亿元人民币)。甚至有媒体发出预测,到2030年,以越南、泰国等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将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中心。

尽管越南等国家不断在电子设备领域“发力”,希望能分得更多跨国巨头的生产制造大单,但事实却是,不少巨头却只敢将低端制造放在此处,涉及到产品研发以及高端生产,还是找回了中国供应商合作。当前,越南在多个领域的设备零部件原料都依赖中国进口。其中,纺织业就有超54%原料要从中国购买。今年8月下旬,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Intel)也宣布要对越南增加投资,扩大越南CPU处理器的产能。

后来也发现,随着三星、英特尔等海外巨头欲在越南扩大产能,越南自中国进口集成电路等零部件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数据显示,从2016年8月至今年5月,越南每月自华进口的集成电路产品的1亿美元增长至将近12亿美元,月度平均增速超过30%。今年5月22日,已有不少媒体曝出,苹果自己也将旗下AirPods Pro耳机产品部分生产转移至越南。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之前三星集团关闭了自己在长三角的工厂,还是要将自己的生产线转移到越南去,无独有偶,不少之前在中国大规模生产的国际企业都开始将生产线转移去了东南亚,大家不禁要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富士康们真的要跑了呢?

二、富士康的生产线转移到底该怎么看?

说实在,大家每每看到中国生产线转移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紧张的感觉,毕竟当前中国是世界有名的制造业大国,属于世界工厂,中国最依靠的就是这些国际制造业巨头在中国的生产集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巨头离开的确会容易让人引起紧张情绪。根据富士康在中国官网的描述,1988年投资中国大陆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壮大,拥有百余万员工及全球顶尖客户群,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科技制造服务商。2002年起位居中国内地企业出口200强榜首(2019年进出口总额占大陆进出口总额的3.53%),2005年起跻身《财富》全球企业500强(2020年位居第26位)。一家占据中国进出口总额3.53%的公司如果真的离开了,可能对中国的制造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这件事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首先,世界制造业的转移是一个大的趋势。根据国际产业经济学的逻辑进行分析,从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的全球布局其实一直处于不断转移的状态之中,最早的世界制造业工厂是集中在欧洲,英国、法国、德国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崛起的工业化强国,当时从伦敦城出发整个英伦三岛几乎都是制造业的工厂,之后随着英国人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英国的制造业成本不断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的制造业开始向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以及自己曾经的殖民地美国转移,这实际上是制造业转移的第一次。之后,美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底特律更是全美的制造业基地,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制造业成本也在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全面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就成为了承接美国制造业转移的基地,于是就诞生了大家熟悉的亚洲“四小龙”和亚洲“四小虎”,这是第二次转移。再往后,随着这些地方的成本上升,恰逢中国改革开放,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洼地,所以大量的产业开始转移到中国,所以我们看到了中国成为了继日韩之后的世界工厂。但是经过了改开的四十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成本也在开始上升了,正如同11月29日的一则新闻,日本企业株式会社村田制作所的子公司升龙科技宣布撤离深圳,其原因就是深圳当前土地的价格正在呈现出比较高的快速上涨的趋势,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园目前在租的厂房租金在24元/平方米/月上下,而且还在不断上涨,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红利消退,企业撤离也就变得非常正常了。

其次,中国面临的产业撤离到底该怎么看呢?其实早在10年之前,我们就在不断讨论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也同样是10年之前,富士康的连环跳楼事件实际上引发了大家对于富士康这种近乎苛刻的代工模式的大讨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南沿海这些低产业附加值的代工企业的确成为了大多数人声讨的对象,对于中国当前来说,“三来一补”的代工模式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符合中国市场的实际,但是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低端的代工制造业不仅浪费着中国大量的资源,而且还导致了大量的产业长期处于低利润的微笑曲线低端,当年几百万件衬衫换不回一架飞机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顺应世界产业转移的趋势,趁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是一件坏事。

第三,对于这样的产业转移到底该怎么办?虽然说中国没必要过度担忧产业转移的问题,但在实际应对的时候还是要反思。人们一直在说对于产业转移要“腾笼换鸟”,现在低端产业要转移走了,但有没有办法把高端产业给承接起来呢?这需要借助中国的高质量劳动力的优势,推动用真正的先进制造业来替代传统的低端产业,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特高压、新能源汽车等高端产业来真正形成产业的替代,只有这样的话才有可能不让富士康们的离开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冲击。

富士康要跑了吗?如果真要走了,没必要强留,需要沉下心来好好反思……

 

 

苹果公司要求富士康从中国转移部分iPad和MacBook的组装零件至越南,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公司将生产多样化,以最大程度降低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影响。

据《路透》报导,美国总统川普任期间,针对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提高进口关税,并限制供应使用美国技术生产的组件给认为有国安风险的中国公司。川普也鼓励美国企业将生产转移出中国。

对此,台湾制造商担心遭到贸易战波及,已经转移或正在考虑将一些产品的生产线,从中国转出至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家。

一位知情人士指出,富士康正在越南东北部的北江省(Bac Giang)建设制造iPad和MacBook的生产线,预计于明年上半年上线。知情人士透露,“这个多样生产化以降低贸易战的影响是苹果要求的”。

台湾富士康在一份声明中则表示,“作为公司政策问题,出于商业敏感性的考虑,我们不对任何客户或其产品的任何方面发表评论”。

 

 

在华美企史丹利百得撤离深圳,给予高额补偿受到员工称赞,但是,网传文章指其给员工的经济赔付超过了中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应责令其整改。
史丹利百得是美国史丹利百得集团(Stanley Black & Decker)在深圳投资的独资公司,坐落在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捷和工业城。是一家集设计、研发和制造为一体的电动工具制造企业,公司主要产品:吸尘器、电钻、电锯等。

早在1995年,百得总部率先在中国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建立亚洲生产基地,同年,百得与香港捷和合资的捷和百得在深圳沙井成立。2010年3月15日,拥有167年历史的史丹利公司宣布与拥有100年历史的百得公司合并组建为史丹利百得集团。2019年,史丹利百得集团在美国500强排行榜中位列第228位。

今年8月,史丹利百得刚刚被深圳官方表彰为坚守先进制造标杆的老牌制造企业。但是,10月26日,史丹利百得正式发布提前解散公告称,公司自即日起全面停止生产经营活动。这让外界颇感意外,众说纷纭。

史丹利百得这次到底遣散了多少员工,说法不一。公司内部人士透露员工数是830多人,具体补偿方案为:N+1+X+2000,其中N为法定标准补偿金,X代表工龄奖励补偿,2000为10月26日当天签约的奖励金。

据《界面新闻》11月2日报道,员工透露,有个部门经理拿到了64万,因为他的工龄20多年。“26号上午几乎全部签完了,整个过程很顺利,赔得那么高,没有谁不愿意签”。

史丹利百得在员工们心中是家好公司,“从这个厂出去的,你随便问哪个,没有多少人说不好。”

公司员工其中绝大部分直接能找到工作,很多当天就在其它工厂入职。据伟创力电子设备(深圳)有限公司的招聘人员讲,他们招了约200名由史丹利百得出来的员工。

内部管理层人士透露,史丹利百得要搬往苏州和越南,“电动工具生产线搬到越南,越南那边的分厂去年已建好,由于疫情耽搁了,吸尘器生产线搬到苏州。”

据官媒《证券时报》报道,史丹利百得在捷和工业城的租期明年到期,由于租金涨得太高,难以承受,而苏州的地是史丹利百得自己的。

由于土地厂房租金、员工工资、原材料成本等要素成本上升,深圳近年来陆续有企业外迁,在深圳周边、内地以及印度、东南亚等地有计划地开展产业转移,史丹利百得只不过是其中一家。

据《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显示,2018年,深圳有9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外迁,约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1%。此外,近三年外迁的192家企业中,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共27家,占全部外迁企业的37.5%。

此外,一些知名外企如飞利浦、三星电子、爱普生、奥林巴斯等也陆续撤离了深圳。

而史丹利百得这样被员工称赞的好公司,却成为一些中国大陆媒体攻击的对象,在网络流传的文章《美企史丹利违背劳动合同法,超额支付经济赔付,劳动监察部门应责令其整改》中,引用了媒体记者的报道称,史丹利百得深圳公司关门时,给员工的经济赔付超过了中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文章依据中国的劳动合同法,结合深圳2019年的人均工资,进行了测算:最高标准,3倍的人均工资赔付,也只能赔付30多万,而史丹利百得给某经理却支付了60万,很显然,这远超出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同时,还有一位工作了八个月的员工,获得了经济赔付是2万多。毕竟,按照劳动合同法,也就只是一个月的工资补偿而已。

如此以来,文章得出结论:史丹利百得用超额经济赔付,这不但违背劳动合同法,而且还有两个阴谋,包括收买人心和给国内企业挖坑,因此呼吁劳动监察部门干涉。

对此,从事人力资源行业的人士评论说,若是企业在解除劳动合同时,愿意支付更多标准的经济赔付,这只能说明企业有人性,只能说明企业也有经济实力承担赔付,更说明这样的企业才是真正值得员工选择与热爱的。

 

 

截至今年8月末,中国央行外汇占款连续七个月下降,并且在疫情的影响下,中国外贸、外汇储备和外商投资都面临严重问题。9月16日,中国发改委承认外资企业在撤离中国。

中国外贸、外汇储备和外商投资都面临严重问题

中国经济连年下滑,在疫情的影响下,对外出口下降也导致外汇储备下降。据中国央行官网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末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为211,684.91元人民币,比上月末减少38.25亿元。

2020年1月末,央行口径外汇占款比2019年12月增加57.17亿元,此后逐月降低,截至8月末,已连续七个月下降。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截至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646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02亿美元。早前多家媒体和分析机构表示,中国有2万亿都是外债,即实际上中国只拥有一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而外汇占款在下降,表明有外资在撤离中国。

9月16日,关于近期有外资企业外迁的报道,中国发改委回应称,“近年来,受要素成本上升、中美经贸摩擦等影响,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部分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调整生产布局,应该讲这一现象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

而在6月4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发布会上称,“目前,中国没有出现外资撤离、产业链供应链外迁的情况。相反,由于中国稳定的营商环境、较强的综合竞争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许多跨国公司正考虑在中国扩张产业链”。

实际上,多个国家的企业在不断的撤离中国。

例如,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日本出台政策,补贴日本企业撤离中国,搬迁到日本或者东南亚,当时第一批有87家日本企业撤离。

根据日本《日经亚洲评论》9月9日报道,申请政府补助离开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数量从第一轮的87家已经激增至第二轮的1,670家,申请金额是政府预算余额的11倍,显示日企将生产线撤出中国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财经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次1,670家日本企业完全撤离中国,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可想而知的,中国的产业链将大范围塌方,这也应该算是美欧日台重组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汇占款

中国的外汇储备来源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中国依靠出口产品到其它国家赚到的钱,一个是海外发行债券借来的钱,还有一个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资金。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乏力等现状,中共权贵阶层持续将资金转移到海外,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不断下降。中国资金外逃,也会导致外汇占款下降,这是相对外汇储备额外增发的基础货币,中国央行要回收这部分资金,这样内地资金供给趋紧。

在中国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中央银行通过收购外汇资产形成外汇储备,因收购外汇而导致的人民币投放,即反映为“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占款。其中,中国央行和商业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进行外汇交易,是将三者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线索。

回顾2015年和2016年,外汇占款与外汇储备同时大幅下降,一方面,这是在人民币持续单边贬值情况下,中国央行抛售外汇储备维稳人民币汇率的结果;另一方面,银行结售汇长期逆差也体现了资本外流的压力。三项数据之间往往可以相互印证。

从外汇占款的形成来看,其增减需要中国央行通过外汇交易才能实现,外汇占款减少与央行卖出外汇、买进人民币的操作有关。

 

 

在华日本企业正在积极响应其政府号召,撤出中国。不久前,日本政府推出一项补贴政策,对撤出中国的企业给与补偿,首批申请搬迁补助的企业近90家,但第二批截至7月底,申请企业近1700家,表明日本正在将产业链撤离中国。

日本在华企业退出中国的速度超出人们预期。据《日经亚洲评论》近期报道,日本政府在2020年的补充财政预算中,促进国内制造业的计划有2200亿日圆的专项资金。在今年6月结束的第一轮招标中,政府批准了57个项目,共87家企业,总金额达574亿日圆。但是第二轮申请于7月结束,收到1670份申请,其申请金额达政府预算金额的11倍,高达165.7亿美元。

据《自由亚洲》电台9月14日报道,山东大学金融系毕业的学者司令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很多国家政府意识到不能将产业链全部放在中国,必须重构产业链:“不仅是这些企业从中国撤离,很多在异国投资的企业,涉及到医疗行业的都出现了回归本国的趋势。其实世界很多国家看到中国拿着口罩进行政治要挟的时候,这些国家都在出台政策,让该国的企业回本国。”

中国生产劳动成本提升 贸易壁垒等不确定因素多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投资成本增加,也是外资撤离的一个重要考量。据日媒报道,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作为制造业投资地的吸引力正在下降。日本对外贸易组织(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2019年对日本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中,中国的制造成本为80,越南略低,为74。日本对外贸易组织将日本的制造成本作为100的基数。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外资撤离中国主要还是因为赚不到钱:“如果在中国赚不到钱的话,他就要撤。受疫情影响,不要说日本在华企业,就是本地的中国企业今年效益都不好,那你想想日本在华企业效益能好吗。他回国这些(企业)肯定都是效益不好的,赚到钱的肯定不走。”

2018年美中爆发贸易摩擦以来,已有大量日资企业撤离中国,比如百年相机巨头奥林巴斯宣布在华停工;欧姆龙精密电子也宣布苏州工厂关闭;日本电子零件大厂日本电产(Nidec)转移至墨西哥;三菱重工将部分生产线转移至本国;东芝机械从上海转移到泰国;爱丽思欧雅玛公司迁至韩国仁川;ASICS(亚瑟士)运动产品、夏普电器转到越南;松下、尼康、索尼等日企将生产线都从中国迁出。

美日等国策划脱离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早在今年4月7日,安倍首相主持内阁会议,决定了《紧急经济对策方案》,支持日本企业在中国等海外投资的生产据点回归日本国内,或者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当时很多业内人士还在分析,日本不会将产业链迁出中国,但是仅相隔三个月,情况却发生了巨大变化。

学者认为,由于新冠肺炎波及全球,导致欧美等西方国家损失惨重,各国都意识到这些低附加值产业对国家的重要性,于是美国、日本等国政府鼓励本国企业从中国撤离,摆脱对中国制造产业的依赖。

 

 

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9月3日在“美印战略伙伴关系论坛”(US-In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um,USISPF)视讯会议上表示,这场疫情大流行提醒全世界,应该重塑供应链,并以信任和稳定为基础,而非只考虑成本。

莫迪表示,除了地缘的便利外,企业也应重视投资地区的可靠性和政治的稳定性。

他的演讲中没有提及中共,但外界普遍认为,基于疫情和中印边境冲突的局势,莫迪的表述体现了各国企业将供应链移出中国大陆的趋势。

莫迪同时提到,印度今年以来已经吸引超过2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谷歌、亚马逊,以及阿布达比主权财富基金都已经宣布了在印度的长期投资计划。

今年印度政府启动了三大招商刺激措施,分别是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电子元器件及半导体制造推动计划,以及电子制造集群计划。目前已有二十多家外企承诺投资印度,包括苹果三大代工厂(富士康、和硕和纬创)和三星手机,未来印度还将对制药业、汽车、纺织品和食品行业提供投资刺激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在莫迪演讲的同一天,日本经济产业省启动了第二轮企业搬迁补助申请,在“日本-东南亚国家联盟供应链弹性的名单”中新增了印度和孟加拉两国。

此前日本4月份宣布22亿美元的企业迁出中国补助方案时,仅涉及日本企业离开中国后回到日本或前往东南亚国家。

另外,在9月2日,印度、日本和澳洲的贸易部长做出决定,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弹性的供应链,强调了建立自由、公平和可预测贸易环境的必要性,并建议亚太地区有同样主张的国家加入。分析认为,三国此举是为了减少对中国制造业和贸易的依赖。

印度国防参谋长拉瓦特(Bipin Rawat)也出席了9月3日的“美印战略伙伴关系论坛”。他表示,四方安全对话(Quad,包括美国、印度、日本和澳洲)可以确保印度洋地区和周边所有地区完全拥有航行自由,不必担心任何国家独占这片海域,印度近来已经与美国达成了几项协议,改善双边战略合作。

自今年5月份以来,中印边境爆发多次冲突,最近是在8月末。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引述消息透露,印度一支特种部队击退了共军。9月初,印度再宣布禁用118个中国App,并收紧对中共背景非营利组织的签证审查。

 

 

专家表示,印度对中国应用程序(APP)的抵制可能会有助于本土科技公司的发展,但也为美国科技巨头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些美国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将印度视为其未来增长的一个关键驱动力。

中企的惨痛教训:中共外交政策劫持了他们的业务

中印冲突促使印度加大抵制中国产品。6月中旬,中印军人在喜马拉雅山区的拉达克发生流血冲突,造成至少20名印度士兵死亡。印度随即在6月底禁止了包括中国知名社交软件抖音、微信和阿里巴巴旗下的UC浏览器等近60款APP。

8月31日,中印再传军事纠纷,加剧两国紧张局势。本周三(9月2日),印度再度禁止了118个中国APP,包括腾讯和网易的主要热门游戏,以及百度和支付宝等服务。

印度通信和信息技术部声称,这些中国APP“从事有损国家主权和完整的活动”。印度政府还声称,这些服务将公民的数据发送到位于印度境外的服务器上。

加拿大多伦多咨询公司“创新未来中心”(CIF)的地缘政治专家阿比舒尔·普拉卡什(Abishur Prakash)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财经新闻CNBC,“中国(中共)的外交政策劫持了他们的业务。”

普拉卡什认为,中国(中共)与印度的地缘政治给中企在全印度范围内开展业务带来不利影响。

印度政府此次行动,主要瞄准的是中国APP。但彭博社等多家媒体上个月报导称,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通讯也将被排除在印度的5G测试之外。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印度将跟随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将华为排除在5G网络建设之外。

对中国技术的打压为印度和美国科技公司带来机遇

针对印度在禁止APP和技术方面的强硬立场,美国地缘政治情报平台“Stratfor”战略分析副总裁罗杰·贝克(Rodger Baker)对CNBC节目“Squawk Box Asia”表示,部分原因是印度在力求推动本国技术,真正激励印度技术业的发展,并试图将自己也定位为其它国家能够投资技术发展的地方。

印度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对于中国科技公司来说,印度很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寻求在国外市场进行扩张。

“中国科技企业知道,其在全球自由扩张的日子已经结束。”地缘政治专家普拉卡什说。

同时,这也给美国科技巨头在印度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印度市场被他们誉为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他们也曾试图突破这个市场,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中国应用被禁,给印度业界留下了一个很大缺口”,Counterpoint Research的研究总监尼尔·沙阿(Neil Shah)告诉CNBC,这为美国和其它地区的成熟企业提供了更多机会,以扩大市场份额。例如,印度禁止TikTok,使TikTok竞争对手“Instagram Reels”受益。

地缘政治专家普拉卡什表示,尽管印度已经在打造自己的国内软件产业,但其在硬件方面,比如芯片,还是落后。

"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在寻找一个新的硬件制造基地,以及一个新的消费群体。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普拉卡什说。

硅谷押注印度

硅谷的科技巨头们一直在寻求扩大在印度的业务。苹果在该国仅有1%的市场份额,去年开始销售在印度组装的iPhone XR手机。苹果还表示,“渴望”在印度开设第一家零售店。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印度的智能手机市场由小米和三星主导,它们共同占据了超过50%的市场份额。

Counterpoint Research的研究总监沙阿表示,苹果不仅将印度视为智能手机需求的关键市场,还将其视为一个制造地点,因为该公司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印度拥有超过5亿智能手机用户,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随着消费者在未来几年购买他们的第三或第四部智能手机,他们倾向于购买更好的手机,这为苹果在高端市场带来了机会。”沙阿说。

脸书及其WhatsApp服务,以及谷歌的Android和YouTube平台也在印度受到了欢迎。

最近,脸书和谷歌向印度数字服务公司“Jio Platforms”一共投资超过100亿美元。“Jio Platforms”拥有多个品牌,其中包括其电信业务Reliance Jio,该公司凭借有竞争力的价格迅速发展,成为印度用户数和收入排名第一的移动运营商。

“与印度最大、最具雄心和影响力的电信公司合作,给他们(脸书和谷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以巩固他们在印度市场的地位和规模。”沙阿说。

 

 

外交部、经济部、美国在台协会(AIT),以及日本、欧洲驻台代表处合办“重组供应链”论坛,并发布联合声明,美国在台协会与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将会强化供应链重组,以及韧性的谘商与合作,特别是在资通讯及医疗领域。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近日对台湾经济前景表示,多数民众尚未明显感觉台湾经济好起来,但台湾经济领先指标已经有显著上升。

美台欧日合办“重组供应链”论坛 声明要安全不受政治胁迫

中央社报导,目前正值捷克参议院院长维特齐访台,外交部、经济部、美国在台协会、欧洲经贸办事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及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4日下午在远东国际大饭店共同举办“重组供应链:促进理念相近伙伴间之韧性论坛”。

包含外交部长吴钊燮、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郦英杰、欧盟驻台代表高哲夫、日本驻台代表泉裕泰,以及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同台出席致词。

会上发表巩固供应链联合声明,该声明表示,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不断冲击全球供应链,美国在台协会与中华民国针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将会强化供应链重组,以及韧性的谘商与合作,尤其是在资通讯及医疗领域。

声明内文还包括了鼓励合作伙伴将供应链布局在距离本国或是理念相近经济体附近之位置,跟理念相近的伙伴携手合作依据共享价值与标准,以及最佳做法发展新的供应链,来建立能够应对危机的供应链网络,并确保供应链的安全以及不会遭受政治的胁迫。

为了加强此伙伴关系,声明表示将增加台湾内外举办会议的频率与规模,且扩大讨论的范围,拓展理念相近国家,以及经济体伙伴关系的深度与广度;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网络”;协调线上的代表团或是派遣代表团实际赴第三国访问,以协助供应链的重组;跟可靠的伙伴分享最佳之做法,借此鼓励并支持供应链的重新布局。

至于在理念相近的优先区域,则是强化供应链的韧性,例如东协、印度、捷克、匈牙利、波兰,以及斯洛伐克等维斯格勒四国集团(Visegrad Goup),此举也将能够巩固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及美国的印太战略。

台湾人经济观感呈“黄金交叉” 谢金河:指标已显著上升

自由时报报导,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透过脸书表示,根据民间机构调查发现,国人长期以来对于台湾的经济都是十分悲观的,“这也难怪柯文哲市长一直用这个既定印象说台湾经济回不去了”,但此现象到2018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看好的比例在上升,看坏的比例在下降,至于看坏台湾经济的民众则是下降至近六成,看好的民众近四成。

谢金河还提及,这个现象与股市扭转空头排列的黄金交叉有些类似,大多数的民众还没有明显感受到台湾经济好起来了,但若大家从台股挑战13000点,2020年土地交易创下新高及企业投资热闹滚滚来论,台湾经济的领先指标已经显著上升,这个看好,看坏的比例很可能不久后会呈现交叉。

谢金河表示:“最近我遇到几个经济预测机构负责人,我都跟他们说,预测机构过去两年的数字全都杠龟,各家预测值都比台湾公布的经济数据少1%到2%,我都提醒他们要加油。今年在疫情笼罩全年的情况下,经济预测难度加大,不过大家回头看看新加坡,韩国,香港,日本及其他东恊国家的经济表现,大家一定会更加珍惜我们的经济表现。”

 

 

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郦英杰今天(9月4日)说,台湾及他国企业日益认识到将未来寄托于中国所导致危险,许多台湾企业正试图与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经济体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未来世代供应链。

AIT与中华民国外交部、经济部、欧洲经贸办事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及外贸协会4日举办“重组供应链:促进理念相近伙伴间之韧性”论坛,各国驻台馆处代表出席,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Miloš Vystrčil)、AIT处长郦英杰、欧盟驻台代表高哲夫、日本驻台代表泉裕泰、外交部长吴钊燮、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致词。

郦英杰致词说,“我们非常高兴,尽管在后勤及政治上有种种挑战,这一次捷克访团仍然克服万难来到了台湾。我们要大大肯定维特齐议长展现的远见及领导力。”

他想先和捷克访团的朋友分享一些好消息:就在上周,AIT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一同发表了“5G安全共同宣言”,呼应了捷克政府于2019年五月一场具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中所通过的“布拉格提案”——“布拉格提案”是一套为研拟5G网路安全的共同作法、所制定的重要准则。

“维特齐议长及其代表团的台湾之行正好彰显,在确保你我未来繁荣及国家安全的众多关键领域当中,台湾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打造供应链的韧性,仅是台湾在后疫情时代所将扮演的许多关键角色之一。”郦英杰说。

郦英杰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很高兴能与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主办这场论坛,探讨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共同合作才能进一步强化供应链韧性,以预防未来的危机,并为此预做准备?”这次疫情曝露出过度依赖单一国家或供应商提供医疗器材及药品等关键物资,乃至具战略重要性产业之材料供应,所带来的高度风险。

“美国政府正在采取全政府作法,因应供应链重组的趋势”。他说,大家知道这是今天在座每一位都面临的挑战,“而我们希望与各位一起合作,着手应对这项困难但重要的大工程。我们的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使我们成为天生的伙伴;而我们也相信,只要携手努力,我们就都将更加茁壮,成就更多效益”。

他说,在为后疫情时代进行规划,并评估全球供应链必须做出哪些改变时,有一件事是无庸置疑的:台湾已经一再展现,在迈向更加永续的全球经济的路途上,台湾是可靠的伙伴,也是关键的要角。

“台湾这次出色的防疫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但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且让人深受鼓舞的,还有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伸出援手,协助美国及世界各地其它国家应对疫情。

郦英杰说,过去八个月来,AIT一直在与台湾政府、产业界及学术圈等各界的工作伙伴相互讨论,研究美台在供应链重组的议题上可以如何共同合作。他要呼吁台湾把握这次独一无二的好机会,共同参与全球供应链的重塑,并借此造福世界。

“我们知道台湾已位于本区域高科技供应链的中心。”他说,过去30多年来,台湾公司也是协助中国发展资通讯和其它供应链的业界主力;但相较于中国公司,台湾公司遵守法治,并坚持保护智慧财产权,台湾及他国企业也日益认识到将未来寄托于中国所导致危险,开始寻找替代的生产中心。

他说,随着日益认识到将未来寄托于中国所带来的危险,许多公司——包括台湾企业——也已开始寻找其它的替代生产及制造中心。对此,台湾经济部已推出多项台商回台投资计划;而自从相关计划于2019年一月推出以来,已成功吸引超过333亿美元的投资回流台湾。

“然而不是所有台湾公司都能轻松把业务从中国搬回台湾”。他指出,台湾土地、能源及劳动力确实较有限。因此,许多台湾公司正试着与美国及其它理念相近经济体建立伙伴关系,一同打造未来世代的新供应链。要帮助各经济体、产业及公司打造安全的供应链,将需要所有人一起携手努力。他希望今天活动为这项困难但至关重要的过程,带来进展。

他表示,大家知道本周稍早美国宣布了将与台湾一同举办一场“经济商业对话”。“美国期望借此深化美台在各项优先领域中的经济关系,而科技和医疗产品供应链的重新布局,正是我们要最优先关注的首要事项”。

最后,他想回到共享价值的议题。供应链重组看起来好像主要只和国家安全有关,尤其是经济利益方面,好像只是关乎确保供应永远能够满足需求。“但今天在座的各方,之所以能在供应链重整此一至关重要的艰钜议题上,成为并肩作战的好伙伴,其实正是因为我们有着共享的价值”。

他说,如同台湾,捷克共和国也已艳惊世界,转型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一大民主社会及成功经济体。台湾及捷克的成就,象征着在任何情况下,民主及创新的火花都能璀璨长存;台湾及捷克的典范,也鼓舞了邻近国家及世界各国,大步迈向更加自由且繁荣的道路。

他强调,事实上在座的每一位,都因为共享价值而紧紧相连;这包括共享的政治价值观:像是坚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尊重人权,以及捍卫新闻、言论及宗教自由。这也包括共享的经济价值观:像是坚持自由市场、私部门主导的永续成长、创新和创业家精神,尊重智慧财产权,以及遵守国际规范。

“这同时还包括我们共享的国际价值观。”他说,像是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国际援助和人道救援,并提出解决方案而非问题。“而接下来,将引导我们重新布局未来世代供应链的,正是这些共享价值观”。

他要再次感谢欧洲经贸办事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湾外交部、经济部及外贸协会,大家共同举办这场重要的论坛,并一同携手并进。

 

 

9月4日,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传三星在中国大陆唯一一座电视工厂10月底可能停产,并将其出售给电视代工厂。目前,三星电子正在商讨员工补偿方案。

据了解,天津三星电视工厂目前拥有3条电视组装线,623名员工,原本是三星电子海外重要的电视生产基地,可以满足三星电视中国市场及部分海外市场的需求。
但是,三星电视市场份额也被中国品牌厂商不断侵蚀,销量持续下滑。2019年,三星电视在中国市场销量仅剩100多万台,占比2%左右。

“目前,三星电视海外订单交给越南、印度、巴西、欧洲、墨西哥等电视工厂,再加上中国不断上升的人工成本,这可能是天津三星电视工厂停产的原因”,消息人士分析指出。

其实,近三年来,天津三星电视工厂一直在减少人员,降低产能,削减成本,以维持运营。此前也有消息传出,三星电子考虑削减天津电视工厂生产,因为其电视销售正在放缓,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

与此同时,三星电视还将一些低端电视产品交由高创、康冠、瑞轩等电视代工厂生产,并计划释放更多的电视订单,在越南扶持韩国电视代工厂汉索科技。三星在中国销售的高端电视——QLED电视——一直由天津三星电视工厂生产,如果天津三星电视工厂停产,三星高端电视可能由接手天津三星电视工厂的厂商负责生产。

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在跟一些电视代工厂交涉,希望将天津三星电视工厂出售给旗下没有电视品牌的一些代工厂,所以富士康、群创、TCL SCBC、冠捷等电视代工厂都没有机会。

消息人士进一步指出,三星电视的代工厂瑞轩非常希望收下天津三星电视工厂,其高层已经两次拜访三星电子韩国总部,商谈收购事宜。如果瑞轩能够成功拿下天津三星电视工厂,不仅将获得三星高端电视的代工订单,还有望提升电视代工水平。

据了解,天津三星电视工厂项目公司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2010年年底,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天津三星电子显示器有限公司和天津通广三星电子有限公司进行合并,形成现在的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LED液晶电视、液晶模组等产品。

 

 

欧盟委员会周四(9月3日)宣布把用于生产电池的原材料锂加入欧盟关键原材料清单,并制定计划确保绿色复苏所需的原材料供应。

欧盟委员会说,欧盟的原材料来源需要多元化。关键原材料清单从原来的27项增加到30项。原清单里的氦气被去掉,又增加了锶、锂、钛和铝土矿四种金属。

欧盟委员会说,病毒大流行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因此关键原材料的供应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执行机构。该委员会副主席马罗斯•塞夫科维奇(Maros Sefcovic)表示,“我们不能让目前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转换成对关键原材料的依赖。新冠疫情打乱了我们的战略价值链,这使得问题更加突出。”

为此,塞夫科维奇在一份声明说,欧盟委员会将在几周内建立一个欧洲原材料联盟,首先关注对再生能源、国防和太空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稀土和磁铁。

预计从现在到2050年,欧盟需要的金属锂将会增加60多倍,所需的钴将增加15倍以上。这两项材料主要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在同一时期,欧盟所需的永久性磁铁里包含的稀土量将增长10以上。

欧盟还确定了增加欧盟回收关键材料的目标,并准备着手打造欧盟与加拿大和非洲国家之间的供应伙伴关系,并探明欧洲是否具有开采这类材料的能力。

目前,欧盟需要的稀土材料98%来自中国;98%的钴来自土耳其;78%的锂来自智利;71%的铂来自南非。

塞夫科维奇说:“我们必须实行供应多样化,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以确保在欧盟范围内落实最高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另据消息,欧洲投资银行(EIB)已承诺投资10亿欧元,以支持整个欧洲的电池产业的发展,包括为原材料的提取和加工提供融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欧美企业不断涌入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这背后实际就是冷战结束所带来的红利。
在这样的时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环顾四周再也没有了战略对手,对资本和企业的管控意愿下降。

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国际资本疯狂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的转移,美国之所以准许这种转移,是因为认为自己已经天下无敌,这就是没有战略对手之后的结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形成了难得的红利时期。

随着欧美资本不断进入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就业机会增加,财政收入加速增长,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以财政投资支持的基建活动如火如荼,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发展。

这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窗口期,是历史赋予的重大机遇。

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

在这样的时期,欧美社会有什么需求,直接在国际市场上以国际贸易的方式向其他国家购买就是了,也就让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以贸易顺差体现出来的资本收入,就也是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方式之一。

这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是十分庞大且长期持续的。

2019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开支一共有4.407万亿美元,这其中有两项支出是最大的两部分:其一是美国退休人员的社会安全金(Social Security)1.046万亿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3.73%,这部分支出形成了美国社会购买力的一部分,其中的一部分会流入国际贸易中,成为需求方;排在第二位的是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项目,合计是1.037万亿美元,占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3.53%。这部分购买力进入市场之后,也有一大部分会成为国际贸易的需求端,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核心力量。欧洲和日本的情形也与美国类似。

由此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医药中间体、原料药、成品药的供给端,这是经济全球化之后欧美医疗产业基地外置之后的必然结果。

在这样的过程中,欧美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形成的贸易顺差,就成为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入,这就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基建活动。

这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好日子”。

美国态度骤变:禁止资本外流

然而,目前风向变了。

三、四十岁以上的人们,应该还记得国际影像市场上原本有两大巨头,美国的柯达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日本的富士。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两大巨头都进入了困难的转型过程。

柯达公司在保留部分影像业务的同时,开始进入制药产业。今年7月,柯达公司获得了美国政府7.65亿美元的贷款,这笔钱用于生产非专利药品的原料。美国政府在宣布这一计划时表示,对柯达的贷款旨在减少美国对外国医疗产品的依赖,重修美国国产药品供应链。

白宫发言人彼得·纳瓦诺(Peter Navarro)表示:“如果说我们从疫情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美国人对外国生产的关键药品的依赖已经达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柯达公司总裁吉姆·康丁尼扎(Jim Continenza)表示:“柯达非常自豪能成为美国加强自给自足行动的一部分,生产确保我们国民安全的关键药品原料。”

2016年,柯达开始生产药品原料,现在美国政府的这笔贷款能大大提升柯达在纽约州和明尼苏达州的生产线,预计柯达制药的生产设备全部投产后,将有能力生产美国约四分之一非专利药品中的原料,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消息一出,柯达公司的股价旋即出现了暴涨。

其实,美国并不仅仅向柯达注资,还正在向三十多家本土医疗企业注资,可以预计的是,美国医护产业很快就会实现自给自足,摆脱对国际贸易市场的依赖。

这背后的含义是,美国已经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在世界上像唯一的超级大国那样呼风唤雨,苏联解体之后的“红利”窗口已经丧失。今天,一旦继续将本国的需求寄托在国际市场上,当重大事件来临之时就会受到别国的制约!这说明美国已经又有了敌手。

此时,美国唯一的做法就是限制资本外流,比如,7.65亿美元资本不再进入发展中国家形成对外投资,而是留在本国进行投资以增加自给能力,当自给能力提升之后,相关的进口需求就消失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也就消失了。

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当美国再次有了“敌人”之后,就不再准许资本外流,这会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的方式壮大敌人;相反,必须将就业机会、财政收入留给自己,壮大自己的综合实力,以再次开启与战略对手对抗的时期!

从财政上观察,这与美苏对抗没有差别。

各国将开启“自给自足”模式

美国限制资本外流之后,就形成了“自给自足”模式,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就失去了资本输入。可是,没有资本收入就没有进口,也就被动开启了“自给自足”。所以,柯达总裁说到的“自给自足”就是最亮眼的词汇。

五月,印度总理莫迪要求印度要追求“自给自足”。在中国出现了“内循环”的描述,与“自给自足”有什么差别吗?

有洞察力的人,都可以看到未来的结局!

最近几天,很多专家(包括一些退到二线的高官)都在讨论自给自足或内循环的概念,焦点集中在能不能实现这个要求。但是,在主要国家之间进入对抗时代之后,各国还有别的选择吗?没有!因为美国再次放眼四顾,发现自己又有了对手之后,就必须加强对资本和自身供给链的管理,强化自己的综合国力,以重新进行国际争霸。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人们是否喜欢,“自给自足”都会成为未来这个世界上最热门的词汇——没有之一!

每个国家最终都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只是需要开启土地的赡养能力与人口数量之间、土地的赡养能力与人们生活水平之间的调整过程,这就是未来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逆全球化,这就是逆全球化之后的自嗨模式!

逆全球化会带来什么?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来说,这意味着:

1、就业机会不断流失。如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报道,7月27日,越南警方逮捕了10名非法进入越南的中国公民,警方说,这些中国公民希望前往芽庄(Nha Trang)和岘港的工厂工作。这样的事情在媒体的报道中已经多次出现,这就是就业机会不断流失、就业越来越困难之后的结果。想想次贷危机之后遇到的企业用工荒,十年时间恍如一梦,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出现了彻底的逆转。

用工荒时期是工作找你,今天是你找工作,所以请珍惜你的工作。用工荒时期是工作找人,也就意味着谁都可以混日子,但人找工作的时候,就需要凭本事吃饭,这也算是另外一个含义的“自力更生”。

2、没有了源源不断的资本输入,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将会停滞,尤其是扣除通胀之后的财政收入、购买力会出现收缩,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基建活动嘎然而止。

由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进行基建活动产生了对贱金属的庞大需求,也就生产了大量的伴生白银,当它们的基建活动嘎然而止之后,贱金属的需求将不断走低,相反,国际白银的供需局势将剧烈地逆转。

3、既然人员的非法入境已经开始出现,意味着包括出口在内的产业活动开始低迷,出口受到制约就意味着进口将很快受到制约,商品价格的内外价差开始形成并加大,物资和商品的“非法入境”就会出现。传统上对这种特殊的商业活动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走私”……

随着对抗时代的重新回归,世界将出现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划时代的,会明显改变所有人的命运!

 

 

8月8日消息,中共商务部长钟山近日接受中共官媒新华网采访时说,“受疫情冲击,全球跨国投资大幅萎缩,一些国家鼓励产业回流,国际引资竞争加剧,中国产业向外转移压力加大,利用外资困难增多。”“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而就在4天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有关“一些政府向企业提供撤离中国的‘搬家费’”的问题时称,中国没有出现、也不会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产业链供应链外迁的情况。

实际上,在美国和日本政府宣布将资助本国企业离开中国后,目前大批企业正在着手与目标国家进行商议、申请等事宜。日本已经有至少87家企业拿到了政府补助,决定回流日本或转往东南亚。

另外,东南亚国家正在纷纷布局,吸引外资,间接驳斥了汪文斌上述言论。印尼总统佐科威(Jokowi)最近就公开表示,在去年中美贸易战期间曾经错过了外企离开中国潮的机会,没能积极吸引外资,当下不能重蹈覆辙,一定要把握机会。

印尼官员早在今年5月就透露,佐科威已经与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进行了磋商,有几家美国企业有意从大陆转移至印尼;日本松下(Panasonic)、电装(Denso)等几家大型跨国企业也已做出相同决定。

马来西亚政府6月初宣布,对在大马投资超过5亿令吉(约1.17亿美元)的外企,提供15年免税优惠。缅甸优先审核本国财务稳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合资项目;泰国6月中旬宣布计划扩大对医疗和制药行业投资者的免税优惠;越南从今年8月开始取消对欧盟产品的49%关税,并在10年内达成零关税。

在中共商务部长钟山承认产业移出压力大的半个月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承认“当前外贸企业反映突出的问题是订单在减少。订单是外贸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基础,订单少了,企业发展的空间就小了。”并说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李克强这番表述被指是他5月末公开说中国有6亿人平均月收入1,000元之后,再次披露了中共当前的财政和经济真实困境。

最近,外贸企业大省广东省称“出台帮助出口企业拓市场、增订单,稳外贸‘税务8条’”,被指证明外资撤出大陆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中共商务部长钟山在承认外资移出的同时,也重复中共官方的一贯说辞,即中国有14亿人口,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外资加快脱离大陆的趋势已经成定论,而且不可逆转。

旅居美国的经济学家何清涟8月3日曾发表文章《痛失对美经济依赖 中国梦成白日梦》表示,中共高层虽然强调今后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但与美国交恶之后,中国对美国的技术依赖、金融体系依赖、贸易顺差依赖三个依赖将踏空。没有来自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多年来均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90%以上),外汇储备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法充当其它国家的大买家,自然也就失去了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控制力。因此,所谓中国“经济国内国外双循环”,事实上就成为只能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内循环”,习近平的中国梦也就成了白日梦。

何清涟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所谓“改革”是内部改革经济体制,所谓“开放”是利用国际投资与世界市场。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早就成了一个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的国度。一旦骤然失去,意味着中国经济濒临破产边缘。

 

 

最近,一个大新闻刷屏了海内外的财经界,就是日本已经公布了87家撤离中国的企业名单,而这些企业都将得到日本政府的补贴。这个消息一出来,再次引发了国际上关于外资和产业链撤出中国的大讨论。


今年4月份,日本政府宣布从通过的2020财年的补充预算中拨出2200亿日元,专门用于补贴日本企业将工厂迁往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其中,235亿日元用于促进从中国到东南亚的生产基地多样化。

我记得当时日本宣布补贴企业撤离后,随后美国有官员也宣布将要全额补助撤离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所以当时日美补贴企业一起撤离成为热点话题,引发了中国产业链大转移的危机话题讨论。但是现在看来,美国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列入国会批准的财政预算,可能要不了了之。印度直接禁止中国的70多个APP一样,基本上是人狠话不多,直接开干。反而是美国一直说要制裁抖音,现在还没有任何行动。可能是美国的决策程序比较慢一些吧,那我们姑且就等等看。不过,这次日本行动确实非常给力,说干就干。就像当初美国推出了TPP,而日本还在继续挑大梁一样。

我们看一下日本这次87家企业撤离的情况。日经新闻7月18日报道说,日本经济产业省7月17日非常低调地公布了第一批87家因为“撤出中国”,迁往东南亚或者日本本土的企业名单,这些企业将大量获得补贴。

年初日本政府通过这笔补充预算时,清晰地提到这个行动的目的,主要就是减少日本对中国的供应链过度依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和各方面的冲突加剧,增加了日本企业供应链意外中断的风险,日本需要维持关键零部件的本土化生产。这个措施算是未雨绸缪,毕竟如果中美贸易战继续打下去,总有一天美国会按照原产地对世界输入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比如,如果日本输入美国的产品中包含百分之多少比例的中国生产的零部件,美国可能会对日本出口的产品加征关税。那么日本要想自己的产品出口安全,当然就需要将这些零部件生产或者产品生产转移出中国。

对中国产业链依赖的第二个表现就是病毒爆发初期,日本在口罩、医用防护服等采购方面遭遇了严重挑战,当时这些紧急医疗物资的生产大部分来自中国,但中国面对全球急速增加的需求,无法满足日本,或者说中国利用口罩作为外交手段,对各国进行要挟和施压,这也让日本觉察到了将产业链关键部分放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危险的。这才是日本下定决心让企业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

安倍晋三于3月5日的“未来投资会议”上就说得很明确,他说,“在中国向日本出口的产品供应出现减少、整个产业链受到影响的担忧中,日本必须考虑让那些对一个国家依存度较高的产品和附加价值高的产品,生产基地回归日本国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尽量不要依赖于一个国家,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

在上周五日本政府公布的87家撤离中国的日本公司中,总共将获得总计700亿日圆(约合6.53亿美元)的资金。符合条件的企业,其产品涵盖航空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化肥、医药和纸制品生产商,其中包括夏普等很多知名企业,还有很多在行业里比较知名,但是我们叫不出名字的。现在一看,原来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有这么多,而且涉及的行业这么广。其中57个项目将从中国搬回日本。比如,家用产品制造商巨头欧亚马目前在中国大连和苏州的工厂生产口罩,无纺布和其他主要材料从中国公司采购;在补贴的帮助下,该公司将开始在位于日本北部宫城县的工厂生产口罩,所有材料都将在本地准备,独立于海外供应商。另外一家卫生用品生产商萨拉亚也有资格获得补贴,该公司的产品包括含酒精的消毒剂。这就是典型的医疗用品公司撤出中国。其他30家公司将把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包括生产硬盘部件的Hoya公司将迁往越南和老挝。住友橡胶工业将在马来西亚生产橡胶手套,而信越化工将把稀土磁铁的生产转移到越南。

我们知道,日本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之一,和港资及企业进入中国的时间差不多,比欧美企业进入中国还要早好几年。比如说当时的丰田“有路就有丰田车”的广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像三洋、松下、索尼、东芝、夏普、本田,这些都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品牌。

大约10年前,在中国所有的外商投资制造业企业中,日本企业的投资规模长期排在首位。后来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东海油气田、教科书和靖国神社问题交恶,中国爆发激烈的“打砸抢烧”抵制日货行动之后,日本企业开始有条不紊的撤离中国,有些干脆把当初巨额投资弄成的股权以一元人民币的象征性交易价格奉送给中国合作伙伴。前年,日本企业组团撤离,因为换汇问题被中国故意设卡,限制日企离开。后来日本商会专门组团来中国要求中国政府放行。而很多日本企业在从苏州撤离时,连机器设备都不要的,直接走人。在所有外资中,日本是撤离得最早的一批,和李嘉诚撤离的时间基本同步。

前段时间,索尼游戏因为被爱国小粉红举报事件,索尼宣布关闭在中国的所有PlayStation的网店和零售店,并称不保证今后会对中国营业。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经济环境恶化,中日经贸关系开始走下坡路的例子。

鉴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加上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深耕已久,预料撤走的主要是在中国生产对国外出口的日本企业。主要供应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产品,仍将维持在中国的生产,不会轻易撤离。当然,这是日企中的小部分,毕竟中国很多企业的替代能力都比较强,加上倡导经济内循环,他们恨不得日企都走光才好。他们会像挤走三星一样最终挤走所有的日企,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这两天,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7月19日,越南广南省出入境和当地公安边防局在边境抓获偷渡越南的24名中国人。越南媒体报道说,这些人原来是在南宁工厂打工的广西崇左人。因为大批企业倒闭,失去了谋生的活计,而越南广南省则欣欣向荣,他们准备去往一家名为夏普的日资企业干活。目前,这24人被越南公安当局每人罚款3000人民币,并全部驱逐出境

就像很多网友热议的一样,以前都是越南人偷渡到中国来打工,中国人买廉价的越南女人做老婆,但现在风水轮流转了,中国人居然去越南打工了,而且是用偷渡的方式。而中国人要去越南打工的企业,又恰恰是夏普这批刚从中国撤走的企业,非常讽刺,可以看出中越两国的国运已经开始反转了。

这几年从中国撤离的美日韩台等外资企业,很多都进了越南,到了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国家。据印尼CNBC新闻网7月20日报道,印尼佐科总统最近很高兴,他说,这周已经有7家外资企业从中国搬迁至印尼,总值为8.5亿美元,将创造3万个就业岗位。

前几天,台湾代工巨头富士康正在悄悄将生产重心从中国转移,计划在印度投资10亿美元,扩建其在印度南部的一家工厂,并在那里组装苹果手机。这个消息也是在国际上引起轰动,成为资本和产业链撤离中国的重要信号。

三星就更不用说了,基本成了越南的代名词。早在2012年,三星就在越南狂砸百亿美元投资建厂,之后越南逐渐取代中国,成为三星最大的生产基地。目前,三星在世界销量一半的手机,基本都是在越南生产的。三星产值已经占据了越南GDP的20%。三星的出口高达数百亿美元,占据越南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而中国曾经是三星的最爱!后来中国开始反萨德、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排斥韩国,导致三星、现代、大宇、海力士、乐天等一众韩国世界级的巨头组团撤离中国,将能解决无数人就业的数百亿美元的大蛋拱手送给越南。

耐克搬去越南了,苹果也搬去越南了,现在连高通也把研发中心建在越南了,而三星同时也开始在印度设厂。

除了韩国,欧美日本台湾的资本撤离到越南的也比比皆是。不仅如此,中国自己的很多企业,也因为生产成本和贸易战关税的影响,开始撤离中国。比如,2007年美的就在越南设厂,在越南最大的工业区之一的福东工业区,就有很多家中资企业。

外资走光了,就是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好时候。外资的撤离和中国高层正在计划启动的中国经济内循环以及和美元清算系统脱钩的构想也是不谋而合的。2020年6月18日,刘鹤副总理在陆家嘴论坛上做的书面发言说:“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这个内循环的内容在之前提过,大概就是对粮食、能源战略资源及民生产品,实施战时计划经济,立刻核查并充实粮食战略储备,确保全国人民的口粮无忧;统筹安排主粮生产,以及肉蛋禽鱼奶果蔬的生产总量,开荒种地,有专家甚至提到了在阳台上种菜;提前安排海外矿物、能源、农产品的原料储备及持续供应;对水、电、气、通讯、燃料、交通,实施国家战时统一管理及调配。

在美国的脱钩打击下,大量外资撤离后中国将失去大量的贸易顺差,现有的外储将消耗殆尽,粮食和能源是刚需品,外储耗尽后只有实行计划管制,可以说别无他法。这是中共自作孽,怪不得别人。

以单一国家和地区来计算,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排在美国之后;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排在美国之前。中国对日贸易长期获得顺差,贸易顺差金额排在美国、印度之后居第三位。无论从政治、外交、贸易还是地缘政治影响力来看,不考虑欧盟、东盟这样的区域共同体,就单一国家和地区而言,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无疑仅次于中美关系排在第二位。在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南海、中印边境以及香港问题和西方剑拔弩张的时候,处理好中日关系应该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举措。

可惜,中日关系随着经贸关系的降温不但恶化,安倍政府已经放弃了过去几年对中共不批评的态度,开始选择了坚决站在美国一方。我在之前就讲过日本有几个重要的动作,意义非凡。

日本最近也在对南海问题强硬表态,支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南中国海议题的声明,反对中国在南海扩张,让地区局势紧张。日本是继英国后,第二个站出來支持美國的,这意味着日本其实已经站在了美国一边。而且这些年,中国在亚洲军事力量的快速增长,也让日本感到了威胁。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也在积极扩张军事力量,美国也默许日本摆脱和平宪法的限制。

上周,美国决定向日本出口105架F-35战斗机,日本所拥有的F-35战斗机总数将达147架,仅次于美国。如果这批战机交货,日本将牢牢控制东海上的制空权,中国的空军将成为摆设。而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对出云号直升机航母舰进行最后改造,就是为了F35B最终能在上面垂直起降。如果改装完成,日本将增加7艘准航母。中国的辽宁号和山东号将成为靶子。所以,不管是日本购买105架F35,还是进行航母改造,可以说都是针对中共而来的。面对中共的威胁,日本需要武装自己,提升自身的防卫能力,保护国家安全。而美国也需要让日本摆脱和平宪法的限制,重新武装对抗中共,减轻美国全球的压力。日本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中国当然是看得清楚的,这也是日本正计划拒绝习近平访日的一个重要背景。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非常有意义,就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即将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彭博社10日报道,印度计划首次邀请澳大利亚参加今年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如果计划得以实施,这次军演将首次聚齐印、美、日、澳四国。因为之前,澳大利亚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所以对参加军演有所顾忌。美日印三国从2015年开始一直都在军演,但是澳大利亚一直没有参加。而今年澳洲在香港以及病毒来源调查等事情上对中国异常强硬,中国甚至以限制进口澳洲牛肉、大麦等产品来威胁,双方关系急剧恶化,所以澳洲也不会顾忌参加军演惹恼中国了。

而在今年,澳大利亚和印度签订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双方允许对方军舰进入自身军港进行补给和休整,并且澳大利亚和印度也建立了“2+2”防长、外长对话机制,可以说两国基本上宣布结盟了,因为都有对抗中共扩张的需要。特别是印度在这次边境冲突中被中共的狼牙棒给敲醒了,从政治、军事、外交、经贸等各方面对中国的全套反击措施,可以说是眼花缭乱,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可以成为以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的样板。

我们看一下这四个国家的位置就非常有意思。日本是亚太、西太海域的支撑点,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支撑点,而印度则是印度洋的支撑点,是中国周边实力最强的三个国家。随着这三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关联互动,日印、澳印、日澳这三对双边防务关系将会持续加深,日印澳的三边防务关系也将持续加强,从而将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由原来的三个支撑点形成一条从东亚太平洋海域—南太平洋海域—印度洋的一条完美的弧线。最终和美国的亚太战略完美融合。从东海到南海到印度洋,中共将陷入四大强国的包围之中。

内忧外患,被孤立和隔绝将会是中共以后长期的状态,贫困和饥饿也将是中国人以后很长时间要面对的问题。既然选择了与文明世界为敌,就要做好和全世界脱钩的准备;既然选择了经济“内循环”,就是选择了和过去20年吃饱饭的日子一刀两断。自己选的路,含泪都要走下去——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就行!

 

 

就在欧美、日韩等国积极鼓励本国企业离开中国大陆之时,更多大陆本土企业也正在移出生产线,转向东南亚地区,而这正是中共官方所称大陆对东盟国家贸易总额上升的主因。

《日经亚洲评论》报导,根据中共海关总署1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东盟成为大陆进出口总额最多的地区。

其中,更多大陆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东盟国家,是贸易额上升的主因之一,大陆出口的主要零部件中很多在东盟国家的工厂进行组装。

以越南为例,根据越南外国投资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陆企业对越南的投资同比增加14%,在主要国家中增长率最高;2019年投资越南的总额同比增加75%。

中共官媒人民网14日高调宣称“上半年东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其它大陆媒体多有转引,但内容中并未提及大陆企业移出生产线这一因素。

分析认为,疫情冲击导致大陆外资撤出、订单减少的情况下,大陆本土企业的出走,将令大陆就业情况进一步恶化。但是,如果企业继续留在大陆,则面临疫情加剧所致停工停产,以及因贸易关税增加的风险。

7月14日,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宣布香港将不再享有自由贸易优惠地位,美国对香港也同样将征收高关税。这意味着大陆企业将无法再继续将香港作为躲避关税的贸易通道。

另外,此前欧盟是大陆进出口总额最多的地区,如今被东盟取代。市场分析认为,与近来中共所作所为备受国际谴责有关,包括中共隐瞒疫情、大外宣造谣病毒来源、出口劣质防护用品、5G产品涉嫌非法监控和偷窃资料,以及强推“港版国安法”等,欧美等国家正在减少依赖大陆市场。

不过,中共在东南亚也正面临风险,比如疫情导致中共在东南亚的大型“一带一路”项目几乎完全停摆,南海争端持续等。

中共在宣称“东盟是其最大贸易伙伴”时,恰好是美国就南海问题发表声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13日在声明中表示,中共对南海海洋资源权益的主张“完全违法”,美国支持东盟国家的立场;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蒂尔韦尔(David Stilwell)14日表示,美国将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援相关国家。

 

 

此时,由于产业链分布在全球,各国都可以实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利润,各国就拥有了比较充分的外汇储备(这就是信用储备),也就拥有了比较充足的进口能力。

要特别说明的是,全球可以实现工农业产品自给自足的国家很少,比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影响到至少44个需要外部粮食援助的国家,而全世界只有约5%的国家(即十余个)能够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当各国的进口能力得到提高之后,就可以提升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推动极度贫困的人口数量下降。

这种信用的全球流动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无论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过去曾多次申明这一点,就不再赘述。

但从2018年中美爆发贸易战开始,直到本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大爆发,让多数国家都深刻地认识到这种产业链的全球分布体现出了严重的弊端,只要有一个国家提高出口关税或限制部分关键商品与零部件的出口,遍布整个世界的相关产业链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甚至停摆。

最典型的是,美国一旦限制部分高端芯片的出口,全球电子行业就会陷入寒冬、甚至成为僵尸;疫情时期一旦主要国家限制医疗用品的出口(或者有倾向性地出口),部分国家的医护部门就只能陷入了困境,这会严重威胁本国病患的生命安全。

地缘政治矛盾越来越剧烈,一旦主要国家之间爆发战争,不仅会破坏交战国的产业链,还会摧毁全球产业链,让全球经济一夜入冬等等。所以到现在,多数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全球产业链的缩短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欧美日都在极力通过行政力量推动产业回归,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政府的行为,未来,很多国际大公司也会重组、压缩自己的产业链,降低不可控的诸多因素所带来的投资与经营风险。

既然产业链缩短已经是必然,那么,未来的产业链主要会集中在何处呢?

第一,主要设置在本国或本地区,源于本国企业对本国的政治、法律环境是最熟悉的,更容易控制非市场风险。

第二,哪部分市场对本企业更重要,就将主要的产业链集中设置在何处。对于欧美日等国的国际企业来说,本国市场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石,这就决定产业链回归本国或本地区是一种必然。

回家,就成了今天全球绝大多数国际企业的唯一选择。

当国际企业回家之后,世界各国所追求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当然是自给自足!源于随着国际产业链回家,信用就无法在全球顺畅地流动,很多国家的进口能力就会被削弱,大家(尤其是石油和农产品无法自给自足的国家)就只能开始追求自给自足。这也是十分无奈的选择。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在6月提出了一项名为“Atmanirbhar”的新政策,用英语解释为“自给自足或自力更生”。

是莫迪自己主观希望推行“自给自足”这样的新政策吗?本人认为不是,这是这个逆全球化时代(信用无法在全球有序流动)唯一的选择,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每个人都只能是一粒水滴,说的也是这个含义。

偶然之间又看到下述一段话,值得留意的是“内循环”三个字——2020年6月18日,刘鹤副总理向陆家嘴论坛发来书面致辞称:“我们仍面临经济下行的较大压力,但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全球产业链重组,虽然会姗姗来迟,但总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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