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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开始滞涨

作者:蛮族勇士 — 已发布 2020-07-20 16:35, 上次修改时间: 2021-03-15 20:53
贡献者:新宇(责任编辑)
来源:看中国新闻网
让我们先从两组价格数据开始本文的论述。居民消费价格一直维持着上涨趋势,6月份的消费物价同比涨幅2.5%;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一直维持下跌趋势,6月份的工业出厂价格跌幅3%。如下图所示,近一年来,这两者之间的差值从2个百分点,逐渐放大到了5个百分点,表现出清晰的两极分化趋势,这种分化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信号:消费端出现通胀迹象,而生产端则出现萎缩迹象。这两个现象合在一起,就是经济学上最大的麻烦:滞涨。
中国经济开始滞涨

2000年以来中国历年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情况一览(亿元人民币。作者制表)

2000年以来中国历年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情况一览(亿元人民币。作者制表)

 

消费是中国经济三驾马车在GDP中权重占比最大的一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大。但是,去年中国的消费是严重拖了中国经济后腿的,成为最大的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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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万亿亿元,比2019年下降3.9%。我们看到去年出口同比增长了4%,投资也同比增长了2.9%,都高于去年全年GDP的增速,2.3%,但是唯有消费是萎缩的,而且萎缩了3.9%。说明中国去年的国内消费表现非常之差。当然这和中国因为疫情封锁,导致旅游、餐饮、住宿、娱乐等行业、交通等行业被限制有关。

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人的储蓄已经被房产掏空,可支配收入几乎都用到了房子上。没有剩余的钱来消费。加上去年国内的工厂外迁、倒闭,导致失业人数快速增加,同时民众收入下降,出现了很多房贷逾期、信用卡还款逾期的现象,消费缺乏动力。

2020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只有3.5%,差一点就没能赶上全年2.5%的消费物价涨幅。而消费支出则萎缩了3.8%,这不光是从1990年以来的首次消费支出萎缩,更是中共建政以来的首次!这组数据的难看程度绝无仅有!这意味着城镇居民在收入丧失增长性的同时,主动压缩了日常消费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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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的购房总支出规模为13.90万亿,比2019年的12.45万亿,增幅达到11.6%。在居民消费性支出显著萎缩的背景下,购房支出依然大幅增长,这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房产的热情,真的是节衣缩食,也要买房。买房,乃是国人人生中的头等大事。

把居民购房总支出13.90万亿,对比14.44万亿的城镇居民收支结余,占比为96.2%,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96%的结余都用在房子上了。这还是在城镇居民压缩了日常消费支出的背景下才达到的数据。城镇居民艰难积蓄起来的那点家底,就要被房地产市场完全吞噬干净了。这意味着从2020年开始,日常消费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之间,已经构成了绝对对立的关系,此消彼长。要继续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日常消费领域就必须要萎缩!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去年以来消费越来越萎缩的主要原因,因为老百姓的钱都被房子吞掉了,没有钱可以用来消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想尽办法抑制房地产的主要原因,今的限制银行放贷就是一剂猛药。但是就我看来,要真正控制住南方城市房价上涨的势头,不启动房地产税的话,是很难控制的。

对目前处于生产过剩的全世界来说,是消费为王。一个国家的消费强劲,经济表现一般就会好,在全世界贸易中就有更多谈判的筹码和话语权。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要提出“内循环”促消费的主要原因。因为中国只有消费起来了,能消费绝大部分工业品,才能不求人。但是从上面这些数据来看,中国的消费还是很惨淡。说明中国经济自生性的增长还非常脆弱,中国经济复苏基础不稳。

不控制住房地产,习近平提倡的“内循环”可能也没有什么指望。他提这个概念,主要也是因为美国在贸易战中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及后面推行的脱钩政策,让习近平想不求人,不依靠美国的市场,来发掘国内的市场。但是老百姓都被房产榨干了,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的国家,怎么有消费能力?怎么进行“内循环”?去年消费萎缩3.9%就很好打脸了习近平,现在官方媒体好像也很少提“内循环”的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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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房地产榨干了居民收入之外,还有一个挤压消费的主要因素就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非常严重了。

最近中国的物价大涨,特别是蔬菜价格,涨得非常快,猪肉、牛羊肉这些高大上的就不说了,价格涨势迅猛。比如生长周期短、调味用的大葱价格已经到8、9块钱一斤,大白菜已经不是白菜价了,据说很多低收入家庭已经快吃不起了。有人就说,中国的GDP都100万亿了,但是老百姓吃不起大白菜,但是中国前不久还召开了脱贫表彰大会,非常讽刺。GDP增长了,但是老百姓生活更艰难。根本上还是印钞吹起来的经济泡沫,老百姓没钱消费。

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失业问题还非常严重。前年800多万高校毕业生正好赶上去年疫情,就业困难,再叠加今年毕业的900万大学生,可以说,国内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根据民间的调查,中国的真实失业率大概在20%左右。大家想想,这样的失业率,消费怎么能好得起来?而这样的失业率,也和产业链转移出中国相对应,同时也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跌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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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房地产吞噬储蓄还是通胀以及失业问题,中国的消费在去年萎靡的态势,在今年也不会改变。因为这些萎靡的因素都还在。

所以整体来说,中国经济自生性的增长还非常脆弱,中国经济的复苏基础非常不稳。这种不稳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投资上看,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是支撑今年投资的主要力量,但受房地产调控、政府收入和举债能力制约,投资增速难以进一步上升,未来甚至面临回调压力;制造业投资则受企业盈利和经济增长预期影响无法有效提振,制造业投资萎缩。

第二,从出口上看,中国去年出口超预期高增主要得益于防疫物资和“宅经济”相关出口、订单转移至国内替代他国产能,这种10%左右的出口增速是不正常、不可持续的。随着欧美日以及其他制造业大国疫情逐步缓解、经济逐步恢复、疫苗大面积使用,这些非常时期的商品出口是不可能支撑起中国出口的高增长,今年中国的出口可能无法复制去年的辉煌。

第三,从消费上看,当前消费和就业很低迷,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冲击更大,低收入人群、应届大学毕业生、农民工等就业形势更严峻,居民收入增速显著放缓,预防性储蓄上升,都不敢消费,中国消费动力枯竭。这是最大的隐患。

第四,从国际环境看,海外疫情仍未有效防控,中国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摩擦没有解决,全球经济前景黯淡,外部严峻形势冲击中国经济平稳复苏。拜登上台后,没有取消已经加征的关税,围堵中国的战略还在进行,产业链转移也没有停下来。美国两党对中国遏制的共识已经达成,加上产业链的加速转移,中国经济基本面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好的。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老百姓被房子掏空了六个钱包,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没钱消费,大部分人口消费能力一穷二白。中国四十年经济成就,竟然还有10亿没什么消费能力的穷人,就算3亿多有些消费能力的,不过是依托高房价,都是账面资产。千万富翁吃泡面的现象很多。一旦房价泡沫破灭,这批人瞬间将被打回原形。

所以,不要说中国GDP突破100万亿,就算有1000万亿,就算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只要还有6亿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的人,就说明中国的经济隐患重重,暗礁险滩到处都是,稍有不慎就会翻船,未来会非常悲观……

 

 

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GDP能保持2.3%的增速,外贸是最大功臣,第二大功臣就是投资的拉动。

2018年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峰值年份,此后就开始连续下降。2019年大幅萎缩了13.2%,其中第二产业投资(也就是实业投资)大幅萎缩了31.5%。2020年,在各种所谓的新基建投资概念的炒作背景之下,固定投资依然增长2.9%,其中第二产业投资萎缩8.5%。当然了,地产投资还是比较火爆,2019年增幅9.9%,2020年虽然收益疫情的冲击,但是增幅还是高达7.0%。

从这组数据中其实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是中国的实体经济投资萎缩非常严重,第二产业投资萎缩8.5%就说明了去年全年,虽然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9%,但是制造业投资是严重拖后腿的。其次,去年固定资产能保持2.9%的增长,房地产功不可没。去年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增幅高达7%,基本上弥补了制造业投资大跌的窟窿。

这些年来,我们都在说中国实体经济衰退,房地产在疯狂发展,可能还没有具体概念。我来和大家分析一组数据,可以看出实体经济的衰退有多快,房地产的发展有多疯狂。

2018年实业投资规模较地产投资规模高出足足97.8%,到2019年只多了23.4%,再到2020年,更是只多了区区5.5%!经过这两年的此消彼长,地产投资规模和实业投资规模已经非常接近了。按这种趋势,2021年,地产投资规模将会压倒实业投资规模,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行业资金投向。

2020年流行一时的新基建概念,其实全都是投向各种实业,比如数据存储中心、5G基站、充电桩等等。与此同时,金融系统发布了史上最严的地产融资三条红线政策,力图阻止资金流入地产开发领域。然而到了最后,我们一看数据,还是地产投资稳赢了实业投资。似乎任何政策,都无法真正打消资金涌入地产领域的热情。当然了,这也一定意味着2021年,房地产管控政策还会继续加码。

去年年底,各大银行也被划定了房贷的红线,限制银行资金投入房贷的比例。对房地产资金的釜底抽薪,将是2021年房地产调控的最大杀手锏。

大家想想,一个正常国家要发展,实业投资应该占最大的比例,这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但现在完全不是这个概念。虽然投资整体是在增长,但实业投资大幅度萎缩8.5%,说明中国经济脱实向虚太严重了,越来越不正常。而这些和之前分析的中国实体企业破产、倒闭以及外资撤离、内资转移到东南亚的趋势是对应起来的,和失业人数大幅增加也是对应的。

而现在,2020年实业投资规模已经被房地产赶上来了,中国的经济已经完全靠房地产来拉动,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这就是该增长的不增长,反而在下降,不该增长的又在疯涨,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是很闹心的。但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为了抢夺全球经济增长第一的宝座,塑造大国抗疫取得“辉煌成就”的形象,也只有冒险在2020年启动房地产这个夜壶了,来抵消制造业投资的下滑。

过去这20年中国楼市的繁荣,让很多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中国房地产泡沫永远不会破。当大多数人有这种想法,就说明楼市泡沫差不多到了要破的时候。

中国目前北方城市的房价基本是普遍下跌,比如说北京郊区、天津、青岛、济南、郑州、东北等一些大中城市,房价下跌20%到50%都是很常见的。北方经济下行和人口下降,成为房价的最大威胁。人口和资金从北方流出,转向南方的深圳、上海、杭州等城市,这才是去年南方城市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而且中国的房产贷断供现象,法拍屋以及白菜价的房子越来越多,前段时间北京郊区甚至还出现了因为房价下跌30%多之后,免费送房子的奇葩事情,当然要还的房贷也是一起送出去。这些现象都说明中国的楼市泡沫破灭已经开始在局部出现,是否会成为全国现象,或者说是否会蔓延到南方,还有待观察。

但是,伴随着今年中国今年货币政策转向正常,货币开始紧缩,加上银行的房贷紧缩以及中国消费、出口的萎缩,就业问题的严峻,居民收入将会进一步下降。目前,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90%以上都投入到了房地产,这是房地产动力衰竭的体现。今年,房地产铁定是不会有去年南方这种火爆的场面了。中国的房地产越来越呈现出泡沫化,动力衰竭,不可持续。

一旦房地产投资快速萎缩的话,2020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驾马车可能也要熄火了……

 

 

在北京的A先生向记者透露,2020年他有从自己公司账户取出两笔钱做周转资金,总金额没有超过6万元人民币。2021年报税完毕后,A先生接到北京税务部门的罚单,总金额近20万元,A先生和会计反复核对才发现是支取的那两笔钱忘记交税。A先生在北京的公司属于小规模,经营才刚刚起步就要面临巨额罚款。A先生表示,自己当初支取的钱需要补税,税额刚好为3万元,按北京税务部门规定拖缴税款超过3万元就属于恶意逃税,会被税务部门重罚。这次无心之过让A先生损失惨重,半年的利润都交了罚款。

A先生表示,因为疫情公司经营受到严重影响,政府非但没有为小微企业纾困,还加紧税务审核无非就是想多收罚款,像A先生经营的小公司会计都是外包出错在所难免,但是税务部门不听你解释,他们就是通过罚款创收。A先生还介绍,自己的朋友响应国家号召在霍尔果斯自贸区开了公司,政策规定在霍尔果斯设立公司享受5年免税支持。然而,今年出税务部门打着查税务犯罪的幌子,要求在霍尔果斯开设公司的法人补税,补税期往前倒4年,这就是说该免的没有免,很多公司一年的利润都交了税款。

此外,A先生还感叹大陆生意难做,他举例,如果一个小规模法人的公司年利润100万人民币,首先需要缴纳25%的企业营业税,公司法人需要把钱提出来需要再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公司户头还必须留一笔保证金,最后到手的钱不如北京一个白领拿的多,但公司法人所担负的风险要远高于一般打工者。生意难做,生活不易是A先生2020年度最大的感受。

2020年12月,一篇名为《困在花呗里的年轻人》刷屏网络,文章指出,中国使用消费贷款的人群中近半数都是90后,在亚洲同龄人中排第一。文中的年轻人柒柒使用支付宝花呗,四年下来,一笔一笔的贷款加起来最后滚到了将近30万元,而她的月薪不过6000元左右。文中的年轻人柒柒只是花呗大军众的一员,在90后人群中,收到工资的第一时间还花呗的借款逐渐成为普遍现象。

2019年底,尼尔森出过一份号称是首份《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报告说,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总体信贷产品的渗透率已达到86.6%,44.5%的年轻人都背有债务。负债的青年人自嘲是“负债者联盟”,也赤裸地揭开了这个疯狂消费社会背后的残酷一面。

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至2020年年底,大陆住户居民存款总额达到了93.44万亿,人均储蓄额为66740元,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达到6.67万元的平均数,给国家拖后腿了,其实目前大陆还有5.6亿人存款为零。中国长久以来都是“储蓄大国”,但是随着中央和地方的大规模举债,中国已经从“储蓄大国”变成“债务大国”。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大家的生活变得如此艰难。人们的钱包都被“谁”掏空了。结合新近出炉的GDP数据做对比,2020年,中国土地财政收入首次突破8万亿大关,达到84142亿元。大陆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为100124亿元,也就是说财政收入的84%来自于卖地。实际上,大陆超过33个城市卖地收入超过500亿元,刷新历史记录。50大城市总计土地出让收入超过42058亿元,同比上涨幅度高达18%。当然这也是大陆经济一骑绝尘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此疯狂的土地财政策略必然影响房价走向,人们指望共产党降房价愿望更加遥遥无期。共产党通过土地霸权掏空了年轻人的钱包,他们还嫌一个不够要掏空“六个钱包”。

2015年,中共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中国新生人口出生率下行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善,反而极具恶化。2020年部分城市人口出生数量来明显低于2019年。专家预估,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不到1.5,国际学术界定义,总和生育率2.1为“低生育率”,低于1.5时称为“很低生育率”,低于1.3时称为“极低生育率”。显然,中国还是没能跳过“低生育率陷阱”,参照中国实际情况说白了就是“未富先老”。

按照正常国家范例,遇到此类问题需要政府增加福利、降低税收、增加就业机会,以释放红利改善社会经济结构,但中共是绝对不会藏富于民。显示摆在人们面前,在共产党的代理下,“中等收入陷阱”、“未富先老”等攸关国家命运、人民福祉的难题,中共一个都没迈过去。这就是为何生意人哀叹生意难做民生多艰,年轻人手中无钱不敢生也养不起,但政府却靠资源垄断无限压寨百姓,敢问苦难何时才有终结之日?

 

 

中国经济连年下滑,又遭遇疫情重创,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基建、房地产、出口,未来增长动能何在?专家指当局要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不要天天想着高精尖的东西”。

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而中国经济动能正在减弱,虽然许多企业预期疫情一旦结束,全球需求将会反弹,但对于国内外的疫情反复仍存忧虑,担心对业务运营和供应链进一步造成困扰。

这一点可以从制造业的关键数据看出来,2月1日,财新/Markit联合公布,1月经季节性调整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降至51.5,创七个月最低。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评价称,制造业速度明显放缓,“供给、需求复苏动能减弱”。

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中共政府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基建、房地产投资和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这些增长引擎逐步衰减、消退。

2月11日,《财经》杂志发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的访谈文章。他认为,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讲,扩大内需重要的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还有约9亿人低于中等收入标准,也可看成低收入群体。“我前段时间提出一个想法,今后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使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一倍,达到8亿至9亿人,也就是让4亿至5亿的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使得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多数,目前这部分人的主体就是处在城乡转换过程中间的农民工。”

刘世锦认为,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包括住房、社保等各方面问题,安居才能乐业,将这些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这部分人群的需求潜力才能够释放出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则认为,要促消费就要让广大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得更快。如何增加?第一、提高农民工工资,第二、完善社保,第三、脱贫。

中国贫富差距仍然客观存在,对此,樊纲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创造就业的问题,然后更好地发展各种传统产业,包括一些低端制造业。“我们还有大量的人需要就业”,“不要天天想着高精尖的东西,而忽视实业发展。”

高精尖指的是高级、精密、尖端的技术或产品。

不过,要促进消费增长也不容易,因为中国通货膨胀严重,民众购买力下降。

2月1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1月份经济数据,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一降一升,在去年同期高基数的情况下,1月CPI同比下降0.3%。

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称,1月食品价格环比上涨4.1%,其中鲜菜、鸡蛋价格分别上涨19.0%和11.1%,猪肉、羊肉价格分别上涨5.6%和2.7%。

在2020年1月,CPI同比涨幅达到5.38%的高点,这意味着2021年1月的CPI数据看似较低,但物价同样高企,处于高通货膨胀状态。

一般定义超过3%为通货膨胀,超过5%就是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中国民众的收入情况却堪忧,中国总理李克强去年5月28日在记者会上说“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这句话引发舆论热议。

不久前的1月18日,官方发布了中国经济2020年全年的成绩单。独立智库天钧政经研究员任重道从和民生最相关的收入、消费和脱贫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从数据可以看出,所谓的经济内循环重要的支柱--消费不振,内需低迷,其中关键原因是民众收入减少和物价快速上涨。

所谓的国内循环主要靠提振内需,刺激中国民众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受到疫情的影响,消费数据不乐观。同时大量家庭债务成分都是房屋贷款,长期来看百姓们的消费能力被透支,消费增长被竭泽而渔。

 

 

本文主要讲述的是消费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矛盾。

众所周知,从2017年初正式启动“地产去库存”政策以来,居民负债买房是支撑中国经济维持正增长的第二大支柱(第一大支柱是政府债)。2020年过去了,我们很有必要作一番全年回顾,看看老百姓还能不能一边消费,一边买房(说明一下:本文的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

首先放出来的,是1990-2020年的城镇居民收支情况表。各位可以先好好看一下,尤其需要注意居民收入和支出的同比增幅数据。2020年,居民收入和支出增幅创下了近20年来的新低,甚至低于经济遭遇重大困难,被迫启动千万国企工人失业的1998年。

2020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只有3.5%,差一点就没能赶上全年2.5%的消费物价涨幅。而消费支出则萎缩了3.8%,这不光是从1990年以来的首次消费支出萎缩,更是建国以来的首次!这组数据的难看程度,是绝无仅有的。这意味着城镇居民在收入丧失增长性的同时,主动压缩了日常消费性支出(解释一下:这里的消费性支出不含购房支出)。

体现在具体的消费数据上,当然就是各项重点消费品的显著萎缩。首先放上最重要的日常消费品:手机的销量。

2020全年,中国手机销量同比萎缩20.8%,有数据以来的第二大萎缩幅度,并且下半年较上半年而言没有任何改善。手机是居家办公的重要工具,在新冠疫情的严格管制之下本来应该是要实现正增长的,不过老百姓今年实在是没有能力换新手机了,只能是旧手机凑合着继续用,于是就出现了目前这样大幅萎缩的情况。从趋势上看,手机销售已经连续萎缩了4年,2021年的手机销售也不会有什么起色。这也就是小米这种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做信息生态链条,在游戏分成、可穿戴和机顶盒领域挣钱的原因。OPPO和VIVO的信息链业务开展得很一般,2021年的日子估计很难熬。

接下来我要给出的是我特别关注的啤酒指数。啤酒是城乡基层老百姓的最爱,是消费力强弱的终极体现。喝着啤酒啃肉串吹牛,是从写字楼的底层白领,到工厂里的资深钳工的最高生活梦想。因此每年国内的啤酒产量,可以最为直观的体现最广大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2020年中国啤酒产量同比萎缩9.4%,延续从2014年以来的萎缩趋势。与手机销量持续萎缩的趋势相互印证,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在持续减弱,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主动压缩消费的背景下,城镇居民的收支结余勉强实现了正增长,从2019年的14296元增加到了2020年的16827元,增幅17.7%,看起来好像还不错。这里我不厌其烦的说明一下,收支结余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居民收入在扣除生存必须的消费性支出之后的结余,是用于奢侈性消费的基础,同样的,也是用于购房的基础。2020年,城镇居民情愿压缩生活必须的消费性支出,也要维持收支结余部分的正增长,其目的,当然就是为了继续购房!

下表给出的是1998年启动商品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历年的商品房市场销量以及老百姓的购房支出。此处的历年购房支出按照20年平均还本法进行推算,购房利率统一按照6%进行推算,与实际情况不会有什么出入。

根据测算,2020年中国的购房总支出规模为13.90万亿,较2019年的12.45万亿,增幅达到11.6%,坚定了维持住了从1998年至今的增长势头。在居民消费性支出显著萎缩的背景下,购房支出依然大幅增长,这真是非常扯淡的事。在中国老百姓眼中,真的是节衣缩食,也要买房。买房,乃是国人人生中的头等大事,没有之一。

接下来我们拿购房支出与城镇居民的收支结余数据进行一下对比,看看购房支出占了收支结余的多少比例,也就是购房负担率。老读者都知道,这种数据对比我们每年都会做一次。在今年老百姓压缩日常消费的背景下,了解购房支出的负担率的演变,显得尤其重要。

2020年,居民购房总支出13.90万亿,对比14.44万亿的城镇居民收支结余,占比96.2%,虽然没有2019年超过100%那么夸张,但也是史上第三高的水平。这还是在城镇居民压缩了日常消费支出的背景下才达到的数据。而城镇居民的累计购房负担率,也就是从1990年累计至今的三十年的收支结余,已经有84.8%,被房地产市场吞噬了。按这种趋势下去,只要再过5年,城镇居民艰难积蓄起来的那点子棺材本,就要被房地产市场完全吞噬干净了。

这种数据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从2020年开始,日常消费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之间,已经构成了绝对对立的关系。要继续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日常消费领域就必须要萎缩!并且,这种情况如果不发生根本改变的话,5年以内,除了房地产市场之外,其它各行各业,大部分都要关门大吉。

这种前景可能吗?这不是瞎扯淡吗?如果中国居然真的纵容这种情况发生,那不是要天下大乱吗?所以2020年以来,顶层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打压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先是2020年中的时候给地产企业设定三条红线,严压负债率;到了年底,又给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设置两条红线,限定银行发放房地产相关贷款的总比例。整体而言,中国是打算通过这种种金融管控措施,压缩流向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将更多的资金留在消费领域。

而在老百姓这边,对房地产的坚定信仰,则根本不容易被打破。尤其是老百姓买房抗通胀的预期,坚定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2020年国家公布的消费物价涨幅只有2.5%,但是老百姓自己知道,物价涨得都上天了。以前大老爷们在街边的理发摊上推个板寸只要20块钱,现在没有30块钱根本下不来。问问理发师傅为啥要涨价?师傅理直气壮:“因为肉价涨了,我要吃肉。”这么多年了,唯有房价能够追上通胀的速度,老百姓除此之外任何风险对冲手段都没有。兑换美元这种事,在越来越严厉的外汇管控背景之下,其实也不适合普通人。2020年8月份之后其实已经有了一波货币大放水,2021年的货币政策估计会更加宽松。老百姓除了继续节衣缩食的买房抗通胀,还能怎么办呢?

老实说,事情发展今天这一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唯一的期待是,在两三年内,人类的科技能出现爆炸性的突破,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比如,人工智能真的实现模糊思维能力;又或者在动力领域实现便携式强力长效能源,比如随身核发动机,钢铁侠的动力技术真正能够实现。唯有如此,科技投资将迎来一次爆发性的增长,全球的消费力也将迎来一次全面提升。但如果第四次科技革命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突破的话,那中国现在消费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根本冲突,其实是无法解决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的。很多时候,让矛盾最终爆发,让财富化为乌有,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运行方式啊。

 

 

随着2020年多个因素叠加冲击,各地基层财政入不敷出,公务员收入减半,甚至拖欠、缓发。为解困境,地方政府不惜违反禁令,通过民间融资等手段借债。分析人士称,大量的隐性债务令当局无法掌控,从而加大社会不稳定因素,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据官方《瞭望》新闻周刊报导,2020年,由于疫情冲击叠加经济转型等因素,多地财政收入增速普遍下滑。与此同时,当局要求的减税降费、民生保障等财政刚性支出持续增长,一些地方基层财政收支矛盾愈发突出。

报导称,少数基层财政供养人员已经受到财政紧张的影响,绩效奖金等薪酬出现一个月至一年不等的缓发。东部某地级市的公务员告诉媒体,其日常收入包括基本工资与奖金津贴两部分,数额基本相当。当地有的县区公务员只有基本工资能正常发放。

近年来,受当局环境保护政策影响,持续清退污耗产业,地方财政本就增收缓慢。2020年,在疫情、经济下行等大环境冲击下,更是捉襟见肘。

在东部某山区县,今年 1~10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才8亿多元,下降幅度达两位数。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亿多元,同比下滑约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则达24亿元,同比增长5%。

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减收压力也同样巨大。沿海某地级市10多个县区中,2020年1~10月份仅有一个区财政收入正增长,降幅达两位数的区县有4个。

该市一位财政干部对媒体表示,当地财政支出70%用于“三保”。2020年全市财政收入预计下降4%左右,但财政支出增长达3%~5%。通过压缩一般性经费,当年全市减少了5%的财政支出,但仍然无法缓解资金矛盾。

《瞭望》新闻周刊报导称,压力之下不少地方加大发债力度,政府负债率快速攀升,少数地方甚至再次出现违规举债迹象。

而据官方统计数据,2020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超过6.44万亿元,比2019年增长逾47%,创下地方债发行量历史新高。

财政部部长刘昆去年在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强调,要高度重视防范债务风险工作,不能因为应对疫情就不重视债务风险,不能因为财政困难就违规举债制造新的风险,绝不为解决短期问题而留下后遗症。

有业内专家指,资管新规之后,借道信托、委托债权、承兑汇票、信用证等各类非标业务违规融资通道被堵住,隐性债务融资方式愈加隐蔽化,一些融资租赁、私募、定融等民间俗称的“非非标”融资业务逐渐抬头,成为一些地方置换处置隐性债务的主要方式。

多位受访财政专家认为,地方政府违规举债不仅存在债务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资金成本高企等问题,一旦到期难以偿还,还可能引发与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纠纷,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也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全国整体公共债务风险难以准确评估,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也会随之攀升。

 

 

码农卖白菜 中国经济一叶知秋

作者: 程晓农

中共每年年底会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置下一年的经济工作,这种例行公事往往是官样文章,没有新闻含量。今年则不然,官媒的相关报道中诸多线索一一曝光,从中可以发现不少事关中共经济命运的变化。《淮南子・说山训》里有句话,一叶知秋,后来成了成语,意思是从一片树叶的凋落知道秋天的到来,比喻通过个别的细微迹象可以看到整个形势的发展趋向与结果。现在从中国互联网巨头纷纷“码农卖白菜”,亦可一叶知秋,看出中共面临的经济困境。

一、财政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已告失败

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是“三驾马车”,靠消费、投资、出口这三匹“马”来拉。今年第一、第二季度因为疫情猖獗,所有经济活动都处于半停顿状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是,一季度GDP下降6.8%,二季度下降3.2%,这种局面在预料之中,这两个数据只会少报,不会多报;三季度经济活动开始复苏,国家统计局公布,三季度经济增长4.9%,这个数据只会多报,不会少报。今年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7个百分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0.6个百分点。如果只看消费和出口,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只有2.3%,但当局采用了经济刺激方案,通过政府投资来强行拉动经济,造成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了2.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一半多是靠政府投资制造出来的。

当局用政府投资强行拉动经济,主要是三个手段:一,扩大中央财政赤字1万亿;二,发行1万亿元特别抗疫国债;三,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专项债发行数量额外增加了1.6万亿元至3.8万亿元。三项合计,2020年用来强行拉动经济的财政投资达到3.6万亿至5.8万亿元,占GDP大约3-5%。然而,用占GDP大约3-5%的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过是2个百分点而已,明显是得不偿失。明年当局已经不愿再这样做了,因为会造成更大的财政困难和潜在的金融危机。

政府花了3.6万亿至5.8万亿元投资,通过各种渠道分散到各行各业中,最后都用在哪些方面呢?投资主要是三大方向,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2020年1月到9月制造业投资下降6.5%,基础设施投资只增加0.2%,而房地产投资却增加3.8%。这首先说明,由于民众收入减少、失业大增,因此消费疲软,哪怕政府大力鼓励制造业投资,这3.6万亿至5.8万亿元的政府投资基本上没能用在制造业投资上;其次,尽管地方政府大量发行基础设施方面的专项债券,但这些钱多半用于还旧债,并没启动多少新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再次,中央和地方政府刺激经济的巨额投资放出去后,最后绝大部分进入了房地产公司,改善了房地产公司因为住宅卖不动而非常紧张的资金链,也让它们增加了一些房地产投资。

中南海意识到财政投资拉动经济政策的失败,所以在2021年将收紧财政开支,也不再允许房地产泡沫继续膨胀。从今年的经济动向看,明年的经济可能比今年还糟:消费疲软会加剧,这将进一步导致制造业萎缩;虽然今年年底前出口一度走热,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买家担心中国疫情复发而采取了提前补货的紧急措施,明年的出口依然困难;而投资又失去了方向,今后不能投资房地产了,也就不需要很多基础设施投资,而制造业在相对萎缩的情况下无意增加产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匹“马”都趴下了。

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目光“远大”

12月18日中共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这是当局布置下一年经济工作方针的例行会议。会前在北京的《多维新闻》在12月7日的文章《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四大看点值得关注》中承认,疫情抑制了消费倾向和消费预期,消费恢复明显滞后。因此该文预测,这次会议可能会关注如何促进消费。但这个预测似乎错了,实际上中南海的目光好像颇为“远大”,它当前更关注科技攻坚和产业升级。

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般都将财政、货币政策作为首要内容,而此次会议列举2021年的重点任务时首先强调的是科技和产业自主。为此中共领导人在会议上提出,要强化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盯住战略性需求导向,把高端芯片、高端数控机床、喷气式发动机、关键原材料、新能源等领域作为重点创新方向。

中国经济真的高枕无忧,到了一门心思追求“高大上”的经济发展目标的时刻了?其实,中共高层之所以如此考虑,与中美关系的未来格局有关。据《多维新闻》12月19日的文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服下两颗“定心丸”》介绍,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重点放到战略产业的突破上,其实是为了解决中国在发展和安全上的重大难题,而这个难题的根源在于“美国遏制”。

三、走出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多维新闻》12月19日的文章提到,尽管中共内部有观点认为,若拜登就任总统,美国的对华遏制和科技封锁将有所缓和,但中南海的战略研判没那么乐观,其考量是,美国的对华遏制具战略性、整体性,不会随总统更替而变化。为了避免被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重要科研院所及高校作为“国家队”的角色,实行科研力量配置和资源共享。这个思路与上世纪毛时代军工科研和军工产业的“攻关”模式基本相同。

当然,中共经过几十年处心积虑地从美国盗取科技知识和军工机密,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科研基础,其实力与毛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套举国体制自身的无效率和浪费,已经反复被前苏联和中共建政后的现实所证明;倘若举国体制真能带来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中共也就不会对美国的科技封锁那么担忧了。事实上,川普(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把中共盗取科技知识和军工机密的“门窗”稍微“关小了”一些,中共就立刻面临“发展和安全上的重大难题”。

中共的“国家队”都是张着双手向“国家”无止境地索要资金和外汇的单位,只要给它们下达国家任务,它们的“伸手派”“张嘴派”嘴脸就马上暴露无疑。而中共其实并没有金山银山供它们挥霍,于是,当局也把眼光投射到那些多金的民营企业身上,希望它们能配合政府,慷慨解囊,为发展政府想要的重点产业投资送钱。

事实上,中共对自主技术开发的前景并不乐观,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部署颇有“卧薪尝胆”的意味。

四、“断链”的“世界工厂”没有明天?

自从中共爱上了“世界工厂”这顶桂冠,其媒体经常强调,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完整、最系统的产业链,地球离不开它。然而,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却道出了当局目下之尴尬。据《多维新闻》12月19日的文章介绍,中国政府认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中国必须具有更加坚实和可靠的产业供应能力和对关键核心产业的掌控。

那么,这个多年来“配套完整”的产业链系统如何在一年间就失去了“安全稳定”呢?其原因是中共不愿承认的。过去几年来,出口产业链当中具中枢地位的外企和中国企业为了避免美国提高关税带来的压力,纷纷出走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或撤回本国。不仅仅是下游的组装企业带走了订单,而且还带走了一些上游零部件制造企业。那些上游企业如果不跟着下游客户迁移出国,就只有倒闭一途。以致于现在越南的外国移民中突然出现了几十万“中干”(来自中国的干部),即为了保住饭碗而跟着东家转移到越南就业的原在华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这些企业的出走,就是“世界工厂”的各种产业链突然失去“安全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原来“配套完整”的产业链系统突然失去了若干重要环节,实际上就成了无法顺利运转的“断链”,剩下的上游厂家自然就成了“无水之鱼”、“无土之木”,只能纷纷裁员关厂。于是广东多地的工业园区出现了大范围厂房空关,甚至拆厂房盖住宅。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补齐各种产业链的短板,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多维新闻》12月19日的文章甚至提到,今后中国政府必须承受可能的失败,“忍受可能长达几年、十几年的投入产出的倒挂”;还要“顶住国际产业巨头的产品冲击和价格打压与诱惑”。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为了救活“产业断链”,中共将不惜成本,投入大量资金去研发技术和设备,对产业链上原来依靠外企采购的关键零部件实行“进口替代”,以便修补各种“断链”;而挽救“世界工厂”可能需要“长达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那些出走厂家早已把产品送到了美国的商场货架上,而修补后的中国产业链即便可以出货,也可能式样落后、质次价高,缺乏竞争力。即便如此,中南海也下定决心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否则,“断链”的“世界工厂”就没有明天了。

五、互联网巨头“卖白菜”

正当中共为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修补“断链”的“世界工厂”挠头之时,它却发现,那些坐拥巨资的互联网大公司变得越来越“不务正业”。最近一些互联网企业相继投入大量资源,进入生鲜食品社区团购行业,试图利用自己掌握的海量数据、先进算法和雄厚资本,掌控生鲜团购,也就是批量卖菜。

互联网企业被认为是高科技企业,现在把经营重点放到卖菜上,放弃了高科技的发展,虽然来钱快,却可能挤垮原来的网购生鲜食品企业,还可能形成日用食品销售业新的垄断。微信公号“人民日报评论”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社区团购”争议背后,是对互联网科技巨头科技创新的更多期待》,此文引述习近平的原话,“掌握着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巨头,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求、有更多作为。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随即市场监管总局宣布查办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投资公司等三家企业,各开出50万元罚单。

中共为何对大民营企业如此不满?不是因为这些企业新的经营做法触犯了当局的“奶酪”,而是因为,当局看到经济局势恶化的危险,希望这些有钱的企业为挽救经济出力,把资金投入高科技突破或产业链修补这个政府急需的方向上去,而不是避难就易,热衷于“卖大白菜”。那么,为什么这些互联网巨头不约而同地都想“卖大白菜”,它们拥有大批经验丰富的码农,难道只会做“卖菜”这种生意吗?

其实,互联网巨头们过去这两年对开发新的业务市场和运用投资创造回报,已经动足了脑筋。它们在企业服务平台、物流公司或面向消费者的文娱传媒公司方面的投资,去年仅号称互联网巨头的BATJ(百度、阿里、腾讯、京东)和TMD(今日头条、美团、滴滴)这7家公司就有67个项目,金额达217亿。但是,随着民众的荷包渐渐收紧,这些投资的回报越来越少。不是这些大公司无能,而是经济环境的恶化令它们十分无奈,于是就看上了为十几亿人口吃饭服务的食品供应行业。在这个最传统的行业里,社区团购关系到4万亿生鲜食品的经营和批发零售,是老百姓吃饭的来源,也是整体经济萧条之后中国经济最后还相对稳定的商业领域。高科技大公司用“码农卖白菜”,是因为只剩下“白菜”可以卖了。

六、中国经济局势恶化,企业走投无路

其实,早在2018年底,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就发表报告称,中国的新型经济(指与高科技相关的产业)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下降,且新兴行业的财务健康状况自2017年开始迅速恶化;相对规模的停滞不前和企业财务健康的恶化都表明,中国新型经济的光芒似乎愈来愈黯淡;收入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正在侵蚀企业的财务健康,加上消费和家庭收入放缓,为中国是否可以依靠新经济来推动经济升级划了问号。

该行对中国内地传统和新兴行业的3,000家上市企业进行分析,并对比它们2014年以来的财务健康情况,发现了两个事实。首先,新经济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下降;在新经济行业,国内上市企业的份额略有缩小,而全球同业企业的相对份额更高并仍在上升。第二,新兴行业的财务健康情况自2017年起迅速恶化,毛利缩水,偿债能力恶化。

该报告指出,2019年中国新经济的投资已经骤减,因为新兴行业的收入增长率由2017年的25%降至2019上半年的-8%,甚至低于传统行业。这表明,在整体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新兴行业既不能削减成本,也无法提高收入,其投资回报率已经降至低于传统行业的水准,未来前景不乐观。

法国外贸银行2018年底的这份研究报告其实给出了中国经济大致的未来前景。新型经济虽然是中共高层寄予极大期望的经济升级动力,但这些行业本身受制于经济下滑、居民收入减少、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大环境,不可能有成长空间。中共指望通过发展新型经济来拉动经济,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中国经济的颓势,岂是互联网巨头们可能扭转的?中南海始终不愿承认的现实是,高科技公司想“卖白菜”,正是中国经济苦无出路的真实写照。但是,生为中国企业,这些民营大公司并不能真正地在商言商,它们必须为党国“尽忠”,至于会不会投资“打水漂”,就只能明知不可为也得勉力为之了。民营大公司如此,党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强调一下,自2008年之后,整个世界经济都是自上而下的,主要经济体都是围着货币政策这根指挥棒转的。

而中国稍有不同,中国是围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基建)两根指挥棒转的。但财政政策必须配合货币政策,其实还是围着货币政策转。

既然是自上而下,经济走势、资产价格等等都是政策动向和政策约束两点决定的,跟经济内生动力、基本面啥的,其实没多大关联!直白点说,经济有没有动力,股房还能不能涨,就看印钞有没有受到约束!

2008年至今,为什么杠杆率一直涨?无非就是:缺少印钞,经济就没有动力!

一 刮骨疗毒?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1年的要求是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

参考2019年稳杠杆阶段来看,M2同比增速8.7%,名义GDP增速7.8%,两者之差0.9%。假设0.9%这个数值是稳杠杆的参考标准,2020年M2超过名义GDP已经达到9.5%,超标10倍,M2需要大幅压缩。

然而,M2一旦进入拐点,资产价格压力随之而来,合格抵押品随之减少,社会融资随之收紧,资产价格和债务将迅速进入爆破准备!

刮骨疗毒,做好准备了?

二 饮鸩止渴

2020年中国经济怎么稳住的呢?

前三季度名义GDP增速1.4%,11月M2达到10.9%,货币增速8倍于名义GDP增速,经济稳住了。

杠杆率奇高,天量债务的成本,当然会侵吞经济活力!如果没有债务大面积爆破消减债务成本,那得多么深度的改革(激发经济活力)才能抵消掉债务对经济活力的吞噬?

债务爆破会疼,深度改革就不疼?

回头看一下2008-2020的数据就十分清楚,只要债务还没大面积爆破,想拉动经济其实就只有放水一条路。

自2015年开始去杠杆,杠杆越去越高,为什么?无非就是债务和资产价格爆破太疼。

刮骨疗毒很疼,还是饮鸩止渴吧!

三 庞氏债务弃疗?

利率刺激会延后(半年左右)传递给社融,形成货币和信用的四象限;

1)2020开年后,宽货币+宽信用;

2)2020年5-11月,货币政策边际收紧,但传递给社融延后,这段时间为紧货币+宽信用;

3)2020年11月至今,紧货币传递至紧信用,社融调向,随后央行货币政策转宽,近一个月以来为宽货币+紧信用。

既然2021年定调为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那么预示着自2020年11月开始的宽货币或难以延续超过半年(超过才能传递给宽信用),紧信用将成常态,庞氏债务这是弃疗了?

从本次定调来看,基本确认还是外压(汇率)优先,庞氏债务躺地等死!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天雷滚滚来!

提醒一下各位,天雷无眼,谨防误伤!什么理财啊、股票啊啥的,能少碰尽量少碰,那些玩意儿现阶段绝对是风险比收益高!

 

 

程晓农:中共欲脱困,奈何命不济

当前中共在经济上面临前所未有、又难以解脱的经济困境,而它把经济脱困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搞定拜登上,但如果拜登成了白等,中共也就白等了。川普的对中共不利的各项政策不但会延续,而且会升级,将进一步加剧中共的困难。

一、中共经济困境加剧

目前中共的经济面临严重困境,单单靠可以采行的经济政策已经无法脱困。

去年美团CEO王兴的一句话广为流传,“2019年是过去10年里最差的一年,却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一语成谶,今年中共果然看到了无可救药的经济艰困。任何国家的经济都只能靠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来支撑。中国经济从2018年开始走下坡,拉动经济的“三匹马”即出口、消费、投资当中,出口和消费这“两匹马”已经倒下了,而中共唯一寄望的国内投资“这匹马”最近也趴下了。

中共长期以来曾依靠盲目扩大出口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暂时繁荣,但今年以来出口严重受阻。虽然11月因美国商家为避免中国疫情重现而囤货,国内的出口厂家则在国际海运费暴涨的情况下不惜血本地抢订舱位、赶时间出口,使得当月出口小有上升,但明年的出口前景依然暗淡。大批外企已经撤离中国,其余出口企业也越来越难支撑下去。深圳和广州的出口工业区大批厂房空置,甚至开始拆厂房改建住宅。

国内消费方面,由于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同时工资开始下降,尚能就业的家庭眼看收入不保,只能看紧荷包,节衣缩食。冬春的疫情之后,餐饮业没能迎来“报复性消费”,却迎来了顾客的“报复性存钱”。以往颇为大方的年轻消费群体明显地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减弱。如今国内餐饮业流行的口号是,最重要的就是活下来。在不少城市的商圈里,大批店铺关张倒闭,时尚店面门可罗雀,取而代之的是销售清仓货的大量地摊在勉强求生。

二、金融风险“灰犀牛”

中共对扩大出口和刺激消费其实已束手无策,而唯一剩下的拉动经济的手段,即继续推动房地产开发,也成了自我伤害的“毒药”。

过去十多年来,中共习惯于靠基础设施投资带动房地产开发,银行贷款的四成以上投入了房地产业,再加上P2P网上借贷(peer to peer lending,即个人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直接借贷)的资金,国内投资早已变成了房地产导向。现在这条路走到尽头了,房地产的新买主越来越少,很多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吃紧;而房地产业的萧条造成房地产公司的银行坏帐迅速上升,已经严重拖累银行业,金融危机的阴影开始出现。在这种危险状况下,中共不得不加强金融监管,防止银行垮下来。

去年中共开始监管P2P网贷,随即互联网金融业掀起爆雷潮。今年11月28日“中国经济网”报导,“全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的约5千家逐渐压降,到今年11月中旬完全归零。”许多人把积蓄投进P2P网贷,结果却赔光血本。《上海证券报》11月30日又报导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发表一篇文章说,房地产是现阶段中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灰犀牛”这个比喻源于经济学家米歇尔·渥克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指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中国的房地产业从此再也不是拉动经济和刺激人们买房的动力,反而成了当局颇为恐惧的金融危机起源。银行在短期内或许可以暂时自保,但房地产的荣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虽然还没进入全面抛售房地产的恐慌阶段,但指望房地产带动投资、刺激经济的道路从此终结。

一个国家如果出口受阻、消费收紧、投资无路,经济和就业只会日益下滑,苦日子就在眼前。这个苦日子,不仅是民众、特别是中低阶层的苦日子,也是中共各级政府的苦日子。中共今后会面临很多现在还难以想像的艰难岁月。

三、拜登救中共?

中共抱着拜登上台的侥幸心理,希望他能让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弦更张,从而使中共籍此脱困。最近中共外交官先后三次讲话,向美国的拥抱熊猫派提出了要求,想给今后的中美关系划道儿。

12月3日中共驻美大使在中美研究中心年会上说,为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实现真正改善,双方都必须表现出善意和诚意。12月5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上表示,中美两国没有理由不合作,没有理由拒绝共赢的未来。12月7日外长王毅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视频交流,提出了12字方针,即“重启对话、重回正轨、重建互信”,作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目标。王毅还就中美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对美方的要求:第一,美方应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中共期待并相信美国对华政策迟早应回归客观理性;第二,中美应开启各层级对话;第三,中美可以在应对疫情、推动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找到合作切入点。

中共外交官提出的这些对美外交原则、方针、要求,都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双方必须恢复到奥巴马时代的双边关系,即中共认可的所谓“客观理性”的模式;在这一前提下,中共的要求是,双方的对话必须限制在疫情防控、恢复对美大规模出口、空谈气候暖化这几个方面。

中共没说出来、但明显包含在上述原则和要求背后的实质想法是,美国必须彻底抛弃川普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比如不许追究疫情扩散的责任、不许对华保留关税、取消对华技术管控、取消对中共官员和中共党员入境美国的限制、取消对美国投资购买中共公司证券的限制、放弃军事上对中共的防范、取消对中共间谍的防范等等。一句话,中共只接受对中共有利的美国政策,而川普的对华政策必须全面改正。

中共这个中美关系清单为何如此强硬,等于要完全推翻川普行政当局过去四年的对华政策?因为它认定拜登会上台,而且拜登肯定是逢川必反,在对华政策上会与中共同心同德。然而,今年中共对拜登的指望陷入了艰难的煎熬。

四、美国总统大选结果需待明年1月6日

这次总统大选中,以几个摇摆州为代表的大规模选举舞弊被揭发出来后,其计票结果遭到严重质疑。12月7日美国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对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选举程序提出异议,认为他们违反了宪法。有19个州的总检察长跟进支持。但美国最高法院12月11日拒绝受理此诉讼。至此,走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来审理选举争端的可能性消失了。

12月14日各州议会的选举人团将分别开会,投票选择各州认定的总统和副总统。但在几个摇摆州,州议会对州政府提交的计票结果有严重质疑,这些州的选举人团会议将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尚不得而知。不管各州的选举人团会议投票选择的总统是何人,一切都要等到明年1月6日美国国会两院的联席会议对各州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进行认证。

而12月16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将举行关于选举舞弊的听证会,这场国会首次关于2020年选举舞弊的听证会将揭开多个州的选举舞弊真相。该委员会主席、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员詹森(Ron Johnson)指出,大部分美国民众认为,2020年的选举结果是不合法的,明显存在违规行为且尚未得到充分审查,“解决疑虑的唯一方法是充分的透明度和让民众知情,那将是听证会的目标。听证会的目的是确定选举中的主要问题,提出问题,希望提供一些答案,并确定需要加强的地方。这不仅仅是有关这次选举的问题,而是影响未来的选举。”这个听证会将对1月6日的两院联席会议产生重大影响。

2021年1月6日下午1点,美国联邦参议院议长将主持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50个州要向国会报告本州选举人团选举的总统、副总统人选。在这个法定的会议上,美国宪法赋予了美国国会成员一项权力,只要有国会议员认为,某个州或某几个州的选举系统非常糟糕,以至于不能相信这些州提交给美国国会的选举结果,那么,这些国会议员就不会承认该州递交的计票结果,他们因此有权推翻任何州一级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当一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对任何一个州提交的选举人团的选举结果持反对意见时,就立即触发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全体投票,以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该州提交的这些选举人团票。根据联邦法律,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辩论被限制在两个小时内。

五、拜登和中共可能白等

在2021年1月6日下午的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若某些州选举人团的选举结果无法被接受,根据美国宪法的第12修正案,将改由联邦众议院投票决定谁是总统,而联邦参议院则决定谁是副总统。在这种情况下,众议院的投票不是以议员个人为投票人,而是以州为单位,由各州代表团来投票。每个州的代表团有1张票,赢得多数州代表团票数的人将成为总统。在美国50个州代表团中,共和党至少控制26个,因此对川普获得多数票、赢得连任有利。

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中共将非常难过地必须继续面对川普总统,而所有现在中共与拥抱熊猫派的协商、勾兑都全部失效。因此,中共的如意算盘会完全落空。中共把经济脱困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搞定拜登上。但如果拜登成了白等,中共也就白等了,经济脱困的期待也白等了。川普的对中共不利的各项政策不但会延续,而且会升级,加剧中共的困难。

中共从一开始就打错了算盘,今后它很可能将进一步面临来自川普行政当局的各方面压力;然而,中共的特点是,越弱越凶,它会继续扩军备战,而这样的战略方针只会把有限的经济资源投入无穷无尽的军备开支当中去,进一步加剧民众的苦日子。

 

 

自今年7月份以来,中美利差持续稳定于250基点附近,11.20日一度突破252基点,再创历史新高。

何种因素在影响中美息差持续扩大?中美息差有没有压缩空间?

如果中美息差不能压缩,如何实现降息?如果不能降息,如何平抑债市风波?如果债市风波无法平抑,会发生什么?

一 外升内贬的结果

从购买力来看,2020年1-10月,中国CPI均值3.04%,美国CPI均值1.22%。2020年至今,人民币购买力相对于美元缩水约2%。从汇率来看,离岸人民币自2020年开年的6.9672升值至目前的6.5552。年内至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幅度约6%。

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外升内贬缺口继续扩张!

从购买力平价关系可知,外升内贬缺口会(通过跨境物资流动)自动聚拢。想让缺口不聚拢,就需要一个支点将缺口撬开——支点就是中美息差。

外升内贬缺口越大,要求中美息差越高。随着外升内贬缺口扩张,中美息差年内走阔约27基点。反之,如果外升内贬的缺口缩小(渠道无非是人民币内升和外贬),中美息差就会下降。

中美息差走阔是外升内贬的结果。

二 无锚印钞的结果

法币,包括美元和人民币都是信用货币。

一个企业的信用来自哪里?要么就是企业长期运转良好给人信心,要么就是有抵押物。两个都没有,哪来的信用?

货币信用同样如此。要么是货币长期(百年以上)信誉良好,货币信用以历史背书;要么就是抵押物背书(金本位、银本位就是以抵押物背书)。

1971年之后,美元脱离金本位,美元失去抵押物背书(多数人认为现在美元是以国债为抵押,事实上以国债为抵押是自己对自己授信,谁会相信一个企业自己对自己授信的信誉?国家同理,国债抵押印钞就是彻底的无锚印钞),实际上美元是无锚印钞,但美元尚有历史信誉来作背书授信,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元无锚印钞的影响。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元价值相对(其他货币)比较稳定,币值长期较为稳定赋予美元较强的信用。

人民币的历史则较短,币值历史震荡幅度也较高,很难以历史背书增信。1994年之前,人民币需要解决国企困难、解决银行困难、解决财政困难,最终结果都指向失控的无锚印钞。

没有背书作为约束,就很难控制无锚印钞的冲动,这导致90年代人民币内外双贬。1993年中国通胀高企,1994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直接跳贬近半。

1994年之后,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转向以外汇抵押(美元抵押)为主。由于美元也没有实际抵押物(仅以历史信用背书),1994年之后,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实际上是间接以美元历史信用进行背书。外汇抵押印钞模式增强了人民币信用,人民币应用场景扩张,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1994-2014年,人民币信用极高,这段时间,人民币长期具有升值压力。

2015年人民币汇改和股灾之后,为稳定资产价格,中国央行开始创新各种放水工具驱动M2增长,实际上是重返无锚印钞。此后,人民币基础货币中无锚印钞比例迅速提升,无锚印钞增多必然伴随着人民币货币信用的下滑。

2015年1月,人民币基础货币28.83万亿,外汇占款27.07万亿,外汇抵押印钞占比基础货币的94%,无锚印钞6%;2020年1月,基础货币32.16万亿,外汇占款21.24万亿,外汇抵押印钞占比基础货币的66%,无锚印钞34%;

近年以来,人民币无锚印钞占比大幅提升,货币信用下滑,随之被迫以利率升高作出补偿,从而驱动中美息差扩大。反之,如果人民币无锚印钞占比下降,中美息差就会收缩!

中美息差扩大既是外升内贬(实体)的结果,也是无锚印钞(金融)的结果。

而压缩中美利差的方式是:

1)外贬内升压缩裂口。人民币对外贬值多会伴生输入性通胀(对内贬值),以外贬内升模式来压缩中美息差需要辅以货币收紧来压制(内贬)通胀,否则就会变成外贬内也贬,无法顺利压缩中美利差。

2)减少无锚印钞。也指向货币收紧。

可以发现,压缩中美利差的两种方式,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就是收紧货币。要想平抑国内债市风波,需要以货币放宽作为前提;货币放宽需要中美息差收缩腾出空间;中美息差收缩,需要以货币收紧作为前提;货币收紧了,还如何平抑债市风波?

钢丝不能一直走下去,平息债市风波已几不可能,信用利差将被继续推高!

信用利差极低,代表优质资产难寻,这是滞!但货币量极多无处可投,这是涨!信用利差极低代表金融滞涨!信用利差升高,代表货币恐慌性流出金融市场,喻示金融市场(开始是债市,进而波及其他金融市场)货币量减少,信用利差升高是金融通缩的迹象。

货币是有成本的,金融市场流出的货币必然急于寻找下一个目标去博取收益:它会去哪里?它能去哪里呢?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告,10月中国CPI同比上涨0.5%,创11年新低;10月中国CPI环比下跌0.3%,略有下降。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2.1%,环比为0。

从环比来看,PPI平稳,而CPI下跌,或喻示部分通胀因素被工厂(产能过剩恶性竞争)消化。从同比来看,CPI创逾10年新低,喻示债务无法稀释,内债压力恶化。

01 CPI同比大跌而环比微降

原因:

1)人民币持续几个月升值,猪肉等农产品进口量翻倍增长,输入性通缩因素会压制了价格上行,升值趋势延续与CPI环比下降0.3%较为匹配。

2)CPI同比涨幅创逾10年新低,但环比仅微降0.3%,这种反差的形成主要影响因素是2019年4季度通胀基数较高,造成同比(与去年同期对比)剧烈下降,但环比数据(月度对比)波动微小。

两个原因来看,2019年4季度基数较高是影响10月通胀同比数据创出新低的主要原因。通胀下行有利于汇率(减少进口),却不利于债务。

02 人民币制约有所减轻

1)内通胀因素。CPI同比数据得到控制,货币政策制约有所下降。

2)汇率因素。自5月末开始,人民币货币政策收紧,导致热钱套息流入,驱动汇率升值。至11月份,人民币一度升值至6.5区间。价格变动本身是影响预期最直接的因素,这有利于改善人民币汇率预期,刺激海外资金惯性流入,惯性流入可以降低中美息差上的要求(已经从250基点降至235基点),有利于人民币货币政策放松。

从央行表态来看,11月6日,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在答记者问时确认:“资金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要有确定性的预期”。表态确认了中国央行正试图放宽货币政策。背后是人民币汇率已超央行预期升值,10月份通胀同比创11年新低也有利于释放人民币货币政策空间。

央行的放水意向没有问题,但国际收支平衡挤压之下,放水空间存疑。

03 双重掣肘

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市场经济体总会受经济和金融双重掣肘。在多年来全球流动性宽松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外债水平都在不断上升。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出口导向,贸易依存度较高,疫情冲击打击本国优势产业,引发外需萎缩,可能加剧本币的贬值预期,会进一步增大了外债偿还压力。

缓解问题需要进行利率上的拉升和通胀上的控制(否则就会导致进口增多,外汇流失)。这是土耳其、阿根廷等国家的本币利率都很高的原因,这也是中国自2020年5月末以来货币政策收紧的原因。

(跨境)金融的掣肘让新兴经济体有加息和抑制通胀的压力。但多年的贸易依赖形成的内需低迷、产能过剩以及天量内债等因素,又需要以利率下行稳定经济、以全民通胀消化债务。经济掣肘让新兴经济体有降息和推升通胀的压力。

新兴经济体的两难!

04 中国能破局吗?

2020年的1-5月份,中国央行选择了稳定经济,在两难问题上,很显然这会面临金融掣肘。可以发现在1-5月,人民币利率下行稳经济导致跨境金融遭受到较强压力,人民币汇率一路贬值,中美息差(贬值压力的数据量化)一路扩大。

央行一再强调资金要进实体,对资金流入金融严防死守。一季度中国CPI超过5%,如果大量资金涌入实体显然会将通胀推得更高,但央行仍然要求资金要进实体,目的之一就是防范对跨境金融产生压力,这又会形成反向掣肘。而6-11月,央行选择的是稳金融,中国无风险利率迅速上行,十年国债收益率一升再升,两难问题将面临实体的掣肘。这必然会带来经济上、内债上的压力。

2020年11月6日上午10时,中国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其中提及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银行的增量)15000亿元,但前三季度GDP增量(全部实体的增量)为9941亿人民币。所有实体增量加起来,比商业银行增量(利润)还少了5000亿。即全国实体埋头苦干三个季度,一算还不够商业银行利息。

强调一下,实体投入的是人财物,而不只是财(银行贷款只是财);商业银行也只是金融机构之一而不是全部。更夸张的是,商行利润1.5万亿,这是在金融对实体让利1.25万亿之后实现的。这种背景之下,如果没有较高的通胀来稀释实体债务压力,债务风险已经十分严峻,贷款应延尽延政策(风险推后)一旦结束,恐怕马上就会爆发风险。

或正是因为风险如此逼近,在跨境金融风险有所缓解的情况下,央行正试图放宽货币政策。中美十年国债利差已经从10月中旬的250基点附近下行至235基点,显示出稳金融(稳外债)向稳经济(稳内债)切换的迹象。

但意外发生!……

随着辉瑞新冠疫苗重大突破,十年美债收益率迅速飙高,目前已经创出自2020年以来的新高。这种情况影响之下,中国无风险利率是否还具有下行空间又成疑问!

如果不能顺利放松货币政策,如果不能驱动通胀上行,内债压力如何破局?

小结:

经济和(跨境)金融双重掣肘之下:内债要么通胀稀释,要么违约刚爆;都将遭遇(跨境)金融掣肘;

外债要么加息稳定,将遭遇经济掣肘;要么违约刚爆,将遭遇金融掣肘。

破局已失去了可能性,风险爆发是一种必然。而CPI同比创出10年新低,迅速放大了内债压力!

 

 

习近平日前到深圳,强调要把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引擎,但根据当地民众反映,自从贸易战开打以来,工厂外移、倒闭,工业区日渐萧条。专家认为,这说明内循环不足以替代外销订单,七成企业选择外移。

有中国公民前往深圳宝安区实拍当地工业园区的景况,发现许多工厂捱过了疫情,苦撑到10月份,原本期待旺季订单能够逆转亏损,11月马上到了,订单还没来;有民众前往深圳松岗街道、龙华区,过去人山人海的景象不复存在,多处厂房空无一人,招工、找工的人都少了;网友提到,曾经是世界级代工厂的城市,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工厂倒闭。

深圳日益萧条 外移、倒闭潮袭来

广东某食品供销公司经理吴欣(化名)告诉,广东、深圳许多工业区普遍萧条,从今年4、5月到现在,比较明显的就是今年疫情以后,很多商户、酒店、门店、工厂,大量倒闭。连汕头那边做玉器、做珠宝的工厂,也倒闭或搬迁。

吴欣表示,大量的企业搬走,主要原因是工资贵,房租方面也居高不下,二、三手转租的厂房,房租不一定降得下来,企业很难维持。

从江西到深圳打工的农民工曾先生,从事家庭清洁服务业,对于景气好坏也深有感受。他说,今年很多行业都不大景气,他自己的工作,上半年感觉还影响不大,但是到了下半年,特别是十月份,感觉明显没有去年好。

“因为行业不景气,造成很多人收入不景气,就影响了我的工作、我的收入了,今年十月份的收入,比去年少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曾先生说。

厂商外移越南、柬埔寨 大量失业

吴欣提到,美中贸易战后,大量的企业移到了越南和柬埔寨,不仅外资企业,很多中国厂家也搬过去了。

他说,“现在招工也困难,现在很多厂商都转到越南和柬埔寨了,那边整个劳动成本比较低,加上现在美国制裁,很多中国制的商品,就受到限制,因此,包括很多中国厂家也搬到越南。”

曾先生说,工厂搬迁以后,对于底层打工仔的影响比较大,“很多普通打工的,都面临了失业,如果工厂没有了,低端打工的就业就麻烦了。”

外贸企业即使国外没单 也做不了内销

根据渣打集团10月27日公布2020年度大湾区调查结果,受到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与疫情影响,43%企业更积极考虑转移产能,另外有近25%受访企业出于其理由也考虑迁厂,合计有近七成企业正考虑将产能移出中国。

宏观经济学家吴嘉隆表示,针对大湾区企业的调查结果,说明国外订单在流失,尤其是来自美国市场的订单在流失,同时,国内需求又填补不上来,“这反映内循环有很大压力,国内需求不足以填补国外订单的流失,企业衡量整个经营环境恶化,只能选择撤出。”

有做外贸的网友提出一个观点,外贸企业不做内销,是因国内订单质量很差,好一点的,可以收回九成的账款,差一点的就血本无归,而且即使能收回九成款项,也要耗费极大精力,很没有效率,其它外贸企业即使没单,也不做内销的主要原因。

习推动大湾区 民众对未来感到悲观

两周前,习近平特地来了一趟深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集会,他长篇谈话强调要建设深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

习近平将深圳定位为大湾区“引擎”,是否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并且提供优惠政策?吴欣连说“没有”。

吴欣强调,美国主导的关税战和贸易战,使得中国制造成本垫高,当局提出以内循环来应对,但是民众并不看好。

吴欣说,“老百姓普遍比较悲观,最坏的情况就是内循环嘛,内循环以后就变成第二个朝鲜,所以说有这个担忧,回到人民公社、供销社的时代,对形势比较悲观。”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昨日起一连四天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进行工作报告,并将审议俗称“十四五”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

为拥护“习近平思想”,中共政治局会议九月廿八日即先公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明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将在五中全会审议该条例,奠定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颜建发昨日受访表示,习近平对自己没信心,才要修订党的工作条例巩固领导中心。

在内政上,中共对于香港、西藏、新疆、内蒙问题,处理不好民怨四起,外部又有美国总统川普制裁、“五眼联盟”围堵中国,全球只剩下伊朗与中国较好。

颜建发分析,若五中全会中共没有提出二十大接班人,代表习近平未来将继续执政,若有提出接班人,习近平这两年将会跛脚,既然中共要修工作条例来拥护“习核心”,提出接班人选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官媒对外宣布,“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颜建发评估,中共“十四五”规划,会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方式,以“内循环”为主,成为中共政策主线。

 

 

本文将会详细讲述今年1-3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在表面上的经济复苏迹象(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复苏)背后,正在剧烈翻涌的债务浪潮(按例说明一下,本文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和央行官网)。

首先给出的来自于央行的社会融资增量表。注意,这里使用的是“增量”概念,也就是前后时间节点的债务余额相减,得出的净增加量。央行口径的社会融资,已经囊括了大部分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债务,当然了,还有一部分地下债务,比如民间借贷无法纳入这组数据,不过没关系,现有的数据量已经非常丰富了。

今年1-9月,全社会融资增量达到惊人的29.62万亿,较去年全年的25.67万亿,高出足足15.4%。第四季度全社会的借债活动当然不会停下来,按现在这个趋势,今年的融资增量超过35万亿,毫无问题。我再强调一次,这里的数据是增量概念而不是存量概念,是全社会债务的净增加值。每个统计期内都有新发的债务,也有偿还掉的本金,如此一增一减,相互折抵之后,差值就是增量。一年内的增量债务超过35万亿,在一年前都是很难想象的。

在分项数据上,政府债券前三季度的增量规模为6.73万亿,占全部债务增量的比值达到史上最高的22.7%。较2019全年的政府债增量4.72万亿,高出42.6%。注意,这里的政府债数据只包含以财政名义直接发行的国债和地方债,不包含地方政府以各类融资平台公司名义所借的城投债。城投债其实是计入了央行的企业债这个分项数据之中。根据WIND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城投债的净融资规模(也就是增量规模)为16542亿,较2019全年的10397亿,高出了59.1%。

如果将城投债也计入广义上的政府债数据之中的话,那么,今年前三季度这种全口径的政府债务增量规模,就达到了8.39万亿,占全社会融资增量的比值达到28.3%。按照目前政府债继续突飞猛进的趋势来看,到年底这个比值超过三成,一点疑问都没有,远远超出2019年全年的全口径政府债务增量占比22.4%{(4.72万亿+1.04万亿)÷25.67万亿}。并且,在这里你们一定要知道,就真正的政府债务规模而言,政府债券+市政债这种明面上的债务,只是政府债的冰山一角。事实上,还有所谓PPP模式,所谓明股实债模式,所谓担保模式,等等等等隐藏债务。就今年这种鼓励政府投资的风潮之下,隐藏债务的增量规模相信同样也是突飞猛进,不过由于不可能存在权威数据,这里就不做分析了。

各位,即便只针对明面数据来说,政府债增量达到全社会债务增量的三成,这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政府从今年开始,成为了支撑社会经济运行的绝对主角,与居民和企业并驾齐驱,牢牢的占据了舞台的一角,构成了政府、居民与企业三足支撑的全新格局。在这种格局之下,其实政府、居民与企业的债务,成为了相互牢牢绑定的勾连关系,任何一方均与其它两方的利益深度绑定,不可分割。同时,这也意味着有任何一方掉链子,这个三足支撑关系就会坍塌。

当然了,在这种三足支撑关系中,政府的偿债能力是最受质疑的,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一环。居民债务和企业债务出问题,只不过是局部出问题,风险很容易被隔断。今年居民债务其实扩张力不足,远远不能与政府债相提并论。今年前三季度的居民债务增量占比只有20.7%,较2019年的29.0%,剧烈下降了8.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老百姓已经没法再迅速扩大债务了,借钱买房已经借到极限了。不过在整体上,近期内老百姓的债务炸弹普遍引爆的可能性不大。中国人毕竟都是老实人,不吃不喝也要还债的心理惯性还是存在的。但是政府债如果出问题,那就是整体出问题,牵连范围极广。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继续深入研究政府的财政收支数据。说明一下,下表中的国债和地方债数据,是发行数据,不是增量数据,没有扣减当年度的还本规模。

上表最关键的数据,就是涂为黄色的收支缺口率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已经达到了29.1%,由于最后一个季度是财政支出压力最大的季度,而财政收入并没有可以大幅增收的余地,各行各业的日子其实都不算好过,都指望政府能提供更多的税收优惠,以恢复元气,所以预计全年的收支缺口为35%左右,总赤字规模7.5万亿左右。

这个惊人的财政赤字数据,就是今年政府债剧烈扩张的根本原因。为了应对今年的新冠型经济萎缩,中国最大的应对办法,始终都是推动投资。无论是新基建还是旧基建,本质上当然都是投资依赖。民间投资的力量跟不上,就只能是指望政府投资。政府没钱投资,那就借债。于是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萎缩,今年前三季度全口径财政总收入19.62万亿,同比全年同期的20.38万亿,降幅3.7%;另一方面,政府的支出持续扩张,今年前三季度全口径财政总支出25.34万亿,同比去年同期的24.04万亿,增幅5.4%。如此一减一增的结果,就是今年前三季度的财政总赤字达到5.72万亿,同比去年同期的3.65万亿,增幅达到56.7%。各位,这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数据上的具体体现了。如果这种幅度的财政赤字增幅都不算积极的话,那就没有积极这回事了。

不过麻烦的事情在于,即便是现在政府债务规模增幅达到了5成这种惊人的程度,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依然不算好看。今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43.65万亿,同比去年同期的46.12万亿,绝对值萎缩5.3%。

今年6月份以来,固投萎缩幅度在缓慢缩小,从上半年的萎缩5.8%,逐步下降到前三季度的萎缩5.3%。不过四季度北方地区的施工难度极大,也不可能再大规模的上项目,所以今年中国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大概率是没法转为正增长了。最好的局面,也无非是全年萎缩5%。

最麻烦的事情在于,民间投资跟不上节奏。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从2015年达到峰值64.2%之后就出现了下降趋势,2019年下降到56.4%,今年前三季度继续下降到55.9%。如果今年最后这个季度,无法想出办法刺激民间投资的热情的话,那么,大概率这个比值会下降到52%左右,到明年就会下降到5成以下。这意味着明年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投资责任,在经济的三足中,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借更多的政府债。

然而,要恢复民间投资能力,前提是恢复民间的消费能力。民间投资往往都是投资于消费领域,开餐饮店小卖铺服装鞋袜店之类。这些投资的单宗规模不大,零散琐碎,但是在我们的身边随处可见,集合起来的结果,就是占了全社会总投资规模的五成以上。这种小店投资热情,是可以被消费力萎缩轻易摧毁的。而且这种热情一旦被摧毁,想要再建老百姓的投资热情,简直是千难万难。一个投资小店失败的人,会将他的失败教训传递给他所有的亲戚朋友,阻止至少20个想要投资的人。就现在的数据趋势,2019年的民间投资规模已经萎缩了21.9%,2020年在各种针对小微企业的财政刺激政策之下,这一个季度以来的民间投资萎缩幅度缓慢下降,截至3季度末的萎缩幅度为7.9%。这个民间投资的同比萎缩趋势,是我个人对经济的一个重要观察视角:任何时候,只要民间投资萎缩幅度重新上升,就说明这一轮以政府债务扩张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刺激政策失效了。对这一关键数据,本公号也将会保持长期关注。

而评估民间投资热情能够维系的最重要的先行指标,其实是客运量指标。所有的消费都建立在出行之上。无论是购物还是吃饭还是K歌还是旅游,都必然会体现在客运量数据中。国家统计局的这套客运量数据,事实上是包含了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数据的,是将网约车数据一并包含在内的,是评估消费趋势的最重要的参考数据,没有之一。

截至9月底,中国的客运量同比依然是萎缩49.0%,依然呈现清晰的腰斩迹象,没有复苏。关键的是,今年十一长假期间的客运量情况也没有复苏。铁路部门发布的数据,今年十一期间的日均铁路客运量1586万人,而2019年十一期间的日均铁路客运量为1971万人,今年同比萎缩19.5%。八天长假依然没有激发老百姓的旅游和消费热情,这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老百姓缺乏消费热情,很快就会传导到投资端,摧毁民间的投资热情。然后,为了维持投资规模,政府必须挺身而出,承担更多的投资责任,从而借更多的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过程,将会构成中国经济的常态。而要在根子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恢复老百姓的消费力。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难,毕竟,老百姓连债务扩张的能力都丧失了,当然也谈不上消费扩张了。

 

 

中共五中全会将至,习近平频频提出经济“双循环”的概念,现在似乎全国已经将双循环,尤其是内循环当作大事来抓。那么,对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在华外国企业又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战略的转向呢?一些在中国的美国企业代表们表示,他们对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跃跃欲试,但也对北京当局宏观政策说一套作一套感到失望及不安。

从今年五月开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把经济双循环战略挂在嘴边。从政治局会议到南巡深圳,习近平反复提及,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大时代,调整中国经济对外国经济的依赖,鼓励中国内部消费及内部创新。

美企看双循环:中国经济不得不面对的转型挑战

“这所谓的双循环几乎让所有人都困惑……,实际上就是试图让中国经济对外国技术降低依赖,……试图往供应链更有价值的上端发展。”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葛国瑞(Greg Gilligan)22日在美国非营利组织Concordia举办的一场有关美企看中国的活动上解读。

葛国瑞在中国经商超过25年,担任过包含麦当劳在内多家美企的中国代表或顾问。他观察,中国意识到过去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拆大建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持续,加上美中贸易战及疫情的影响,"双循环"规划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

“美国约有70%的经济活动来自消费者。在中国,我认为目前处于略高于50%的水平。在2003年Sars大流行期间,中国的这个数字仅约30%。”葛国瑞认为,中国当局设定目标希望往继续刺激国内消费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中国内需市场潜力大但外企担忧民粹抵制潮

这块中国经济内循环的潜在大饼,美国企业看到机会,却也对政治的不确定性有所保留。

通用汽车(GM)中国公共政策与政府关系副总裁谢崇伟在同场会议上细数着中国汽车市场的数据。“上周五的数据,中国每1000人的拥车量为约150,美国每1000人的拥车量为约800,欧洲约600。我们估计中国大概能达到400,意味着两到三倍的巨大成长潜力。”

不过,谢崇伟提到了过去当中国外交上与别国发生冲突后,外国汽车品牌受到影响的几个案例,比如2012年中国的反日抗议活动,导致丰田等日系汽车销量暴跌;2017年反韩风潮起,导致现代等韩系汽车销量大跌,至今仍未恢复。

谢崇伟坦言,这一波美中对抗的氛围对美系汽车有影响,虽在可控范围之内,但他最大的担忧仍是中国消费市场的稳定及持久性。

中国承诺保障外国投资、知识产权外企:说一套作一套

其他几位分别来自科技、能源、生化产业的美企代表也有相同的担忧。英特尔(Intel)中国企业战略办公室总经理布伦特・杨(Brent Young)形容,随着贸易战升温,美企在中国正面对一个紧张的环境。

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万立帆(Fernando Vallina)则说,如何控制调整现金流,以及判断中国投资市场的长期情况是他最大的挑战。

“我们花很了多时间试图弄清中国政府政策在短期或长期对产业的影响。”美国陶氏化学(Dow Chemical)大中华区政府事务总经理徐旸举例,当习近平许诺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企业却不太明白这些宏观的大政策到底是什么意思?又会如何落实?

葛国瑞说,这类政策的不透明或不到位,也发生在中国政府多次承诺要保障外企的投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上。
“这些问题令人担忧,因为宏观政策跟实际行为往往不够一致,也就是说,中国权力高层提出了我们(外企)期望的政策。但是实际并没有按照我们希望的、实现公平竞争的方式来实现。”

葛国瑞提到,日前对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调查报告发现,约七成受访企业尚未有将供应链迁出中国的计划,但对大环境的不确定感,在2020年格外令外企感到担忧。

 

 

内需是什么?

内需就是国内居民的消费,消费的多少取决于人口多少和收入水平。中国比美国多了10多亿人口,人均收入已跨入了所谓“中等国家收入”水平行列,为什么内需还连年不足?中国人的消费能力都哪去了?

看完了以下两个实例,你就会找到答案。

第一个例子:假设在新疆某个地方发现了一个金矿,当地政府从广东招商来一个投资者,建了一个矿场。矿主雇了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收入1000万。矿主把收入中的50%作为工资发给工人,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这些工人从工资中每年拿一万租房子,剩下四万用作消费,娶老婆,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

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当地的住房就会出现需求的增加。于是,矿主就投资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还要吃要喝,所以他又投资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新的工人,这样工人的妻子就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因为人口增加,就业增加,本地的消费需求就变的更大了。

第二个例子:同样假设在新疆某个地方发现了一座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收入1000万。但是现在矿主只把收入中的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工人得到这些钱只够他们填饱肚子,没有剩余的钱租房子,没有剩余的钱谈恋爱和娶老婆,只能挤在工厂的窝棚里。

矿主虽然一年赚了900万,但本地都是穷人,没什么消费能力和商业生意需求,生活条件也很差,他就只能把赚得的钱投到其它地方去。

这样发展50年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和一些小商业外,依然没有发展起来别的产业。金矿挖完后,矿主带着巨款走了,留给当地只是污染、失业和贫困。

这两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拉美和美国不同的发展模式。拉美国家大多独裁,大资本家垄断国民经济,社会贫穷的同时伴随严重的两极分化。相对来说,美国实行的是宪政体制,虽然也有贫富差距,但相对而言,人均收入的差距并不很大,民富国强。

拉美贫穷并不因为自然环境不如美国,而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居民的财富积累缺乏可持续的增长能力,这不是居民没有劳动的创造力,而是劳动和财富分配制度方面出了问题。

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拉美的问题?

在政治上,今天的美国人应该感谢华盛顿,他为美国缔造了一个科学的国家管理体制;而在经济上,美国人应该感谢亨利・福特,因为他一手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

其实,美国梦的缔造者不是美国总统,而是亨利・福特。在古今中外众多商业人物中,亨利・福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他用他的T型车缔造了美国最初的中产阶级,并将美国社会第一个引入了现代社会。

福特说:“我要让我的工人买得起我的T型车”。于是,他给汽车厂的工人发高工资,同时还创造了流水线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在福特公司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汽车公司的同时,汽车工人有了钱,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费,于是中产阶级诞生了。

当美国完成西部扩张后,在领土扩张上已没有回旋余地时,美国发现了另外一个经济增长的金矿,这就是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正是他们带动了巨大的社会内需,支撑起美国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美国是一个3亿人口的国内消费市场,但美国从来就是一个主要依靠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中国有13亿人口,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但却年年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和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不是怪事吗?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正像上面的第二个例子,我们社会的收入增长并没有最大可能地分配给老百姓,而是最大可能地分配给了政府和资本所有者(资本家)。政府投资能带动消费吗?少得可怜。先不说政府投资中有多少重复建设和无效工程,政府投资产生最直接的效果是增加了社会的产品生产供给能力,使得生产能力进一步过剩。

比如,新疆是一个资源大省,堪比中东的很多国家,按道理当地人民应该很富裕。但事实恰恰相反,新疆很穷!可见,一个有资源的地方并不见得能因此发展起来,这取决于政府是否真正把老百姓的收入和利益放在第一位。

中国人还不富裕。我们的钱本来就不多,却被装在少数人的腰包。中国人本来就不富裕,还要顾及养老、看病、孩子上学等。经济情况稍微好一点的人,其实也很纠结,挣的钱在银行压一块,在房子上压一块,在股市里套一块,看起来不少,但是转不动,都是死钱。

当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买一个小房子的时候,当一个家庭的孩子上学就要掏空家里的积蓄的时候,当在股市上投了钱就相当于给政府捐款一样的时候,当一个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大款吃一顿饭的开销的时候,我们能指望老百姓不去省吃俭用、不去疯狂存钱、不去为养老发愁吗?能指望银行里那几十万亿的存款转化为巨大需求吗?

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是要走向美国,还是变成下一个拉美?这必须要考虑清楚!

 

 

信息表明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堪忧,面临5.77万亿至6.51万亿的资金缺口。近年来,北京当局不断强调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过目前情况堪忧。

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大陆有1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2家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平安银行、广发银行、兴业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恒丰银行)、134家城市商业银行、19家民营银行、1,500家农村商业银行、694家农村信用社、1633家村镇银行、41家外资法人银行、1家住房储蓄银行、1家直销银行。

中国央行和银保监会网站9月30日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涉及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

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了中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进入处置阶段时,可以使用合格的资本和债务工具,通过减记或转为普通股等方式吸收损失;要求中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通过公开渠道向投资者和公众披露总损失吸收能力相关信息,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明确了特殊情况下中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达标时限等内容。

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是指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发生危机时,可用于吸收损失以保护公共资金的资本和债务水平的要求。按要求,大型银行需要在2025年1月1日前达标。

国际评级机构标普于今年8月25日发表报告,截至2019年末,中国四大行距离TLAC要求相差2.25万亿元;如果不进行新的融资,四大行截至2024年将面临5.77万亿至6.51万亿的资金缺口。

标普全球评级分析师黄翰屏说,投资者很关心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是否达到TLAC要求,因为这关系到银行的资本结构、融资成本,以及在危机发生时获得额外支持的机制。

由于中国经济连年下滑、武汉肺炎疫情等因素,中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以来最大的利润降幅。国有大银行、股份制银行上半年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了12%和8.5%,二季度利润同比下降了27.9%和26.6%。

与此同时,中国银保监会官员日前披露,中国银行业8月末不良贷款余额为3.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13%,比年初上升0.11个百分点。四大国有银行资产合计占银行业总资产的逾三分之一。

中国银保监会已敦促各银行处置更多坏账,要求它们今年处置3.4万亿元不良贷款,比2019年处置的坏账高出近50%。

9月22日,美国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发布《中国经济风险矩阵》研究报告指出,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经济体现出鲜明特征:高度的政府控制,直接的信贷流动。但是,这些因素也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严峻挑战。

另一方面,中国对金融管制的措施更加严格。中国民众到银行提取20万以上现金,需要提前预约及申报需提供取款用途、存款来源等信息。6月10日,中国央行发布了关于开展大额现金管理试点的通知。先在河北省开展,再推广至浙江省、深圳市。而河北省自今年7月起试点,私人账户取款10万元就要预约申报;浙江省、深圳市自10月10日起试点。试点为期2年。

据《自由亚洲》电台10月1日报道,云南一银行客户王先生说,他在网上银行转账5万元被阻止:“岂止是20万元,现在打款5万元,网上银行都不行,需要到银行去办理,超过20万需要报备。前几天,我转过一次6万元钱,网上银行就不能转,他说你的可用余额不足,但是我账面上肯定有,只好第二天去银行办理转账。”

中国工商银行客户王先生说,以前从未发生类似情况:“以前在网络银行手机银行转账,转个5万、10万都没问题,这是前几天刚刚碰到的事情。”

河北商人孙先生表示,除了遇到转账限制,就连开一张增值税发票都要登记:“我们现在开一张增值税发票,都要把身份证号码,开票人,写清楚。如果你是去不是你本人的公司,被人帮你代开,连代理人的身份证号码,姓名都要写,还有电话号码。现在开张发票都需要填这些。他们现在经济方面的管控愈来愈严厉,这个很讨厌。”

 

 

9月28日,中国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公开演讲称,需要破解控制疫情和复苏经济等三个难局。并且,他再次分析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经济“双循环”政策存在的问题。

楼继伟:破局不会在2020年

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中国产经新闻报社、网易财经联合主办的2020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在上海举行,主题是“全球共破局”。

9月28日,据网易财经报道,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在论坛主题演讲环节表示,一是要破解控制疫情和复苏经济的难局;二是要破解逆全球化僵局;三是全球与共,“这就难了,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折腾”。

楼继伟认为,本轮逆球化的思潮是逐步兴起的,已经有大约10年的过程。全球化是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以及跨境投资,是基于规则的各国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按照比较优势,产业链、供应链分布到全球,提高全球经济的效率。在给所有国家带来红利的同时也有副作用,比如传统就业机会的转移和收入分配的改变,这种改变有利于大型跨国公司和资本,不利于发达国家中低收入者的就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楼继伟举例进行解释,“电商平台的兴起,使得不少实体店倒闭,甚至大型购物中心也在倒闭或者转型,不少传统就业岗位流失”。

什么时候才能好转?

楼继伟表示近期不乐观,“目前全球杠杆率高企,相对于经济基本面,金融资产存在泡沫,在疫情得到控制,经济逐步恢复之后,极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需要退出,如果退出节奏不当,引发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强烈的危机,不是没有可能。危机有可能触发共识,合作共破局。但不会是2020”。

并且,他再次分析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经济“双循环”政策存在的问题:“目前由于体制机制改革还不到位,国内的需求和供给还没有很好的动员起来,内外循环的结合还有障碍,因此结构性改革和依法治国是关键”。

习近平的经济“双循环”政策怎么样?

从供给侧改革到经济“双循环”的政策,习近平的表态释放出不同的经济信号。

中国经济连年不断下滑,北京当局早前提出的经济内循环政策,被外界解读为是闭关锁国。后来,其又提出要推动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主持会议时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据《财新网》9月24日报道,中国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撰文分析历年的经济决策。

楼继伟分析经济“双循环”的政策认为,从国民经济角度看,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增加国民收入,也会增加国内需求。重要的是解决好制约“双循环”的堵点:第一,坚定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坚定地推进依法治国。第三,要降低基础设施和准公共设施的用户成本。第四,要坚定的维护和改进国际规则。

楼继伟强调,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规则的对外开放和依法治国,应当是要点。“特别要提醒,既然是客观规律,政府有意按双循环优化产业链布局是做不到的,竞相动用公共资金抢占技术新高地是做不好的,得不偿失,还会引起国内外的误解。”

另外,习近平经济“双循环”的政策也遭遇挑战:企业订单下降,民众收入不如以往。

据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9月26日报道,中国传统产业的商品需求疲软,导致数百万名工人失业。

报道称,以纺织业知名的广州桥南新街有不少求职者,但一名自湖北赴广州求职的农民工表示,她现在的收入恐怕比6、7月时更低。每天上午7时开始,轮班上工14小时,但半个月仅能赚取人民币2000元。除了房租,还得负担家乡年迈父母及小孩的花费,“我努力工作,但仍不够支应家庭开销”。

一名小型成衣厂业者也表示,因为新订单的不确定性太高,现在已无法雇用全职员工,只能聘临时工。在业界10年,但从未见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找工作,且与过去几年相比,现在的薪水不仅较少,也更加不稳定。

报道分析认为,这将为北京当局所提出的“双循环”政策带来挑战。因为在外部环境不佳的情况下,该政策侧重利用中国的内需市场,驱动经济成长。若中国2.7亿名农民工的收入没有获得保障,消费的动力也将减少。

 

 

疫情肆虐全球、重创经济,如何帮到最需要帮助的人?发达国家在疫情期间给出的答案是:直接补贴给最需要的人。这其实是高明的一招。

马云说,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才是实实在在的内需力量,而不仅是富人的消费。拉动居民消费,从根本上说还得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要让中低收入群体的钱包鼓起来。

不过,这也没想象中那么容易。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做了一番估算,如果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13万,农村达到6-7万,内需和经济内循环可能就更容易一些。

这是什么概念?

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万元出头,其中城镇居民4.2万元,农村居民1.6万元。也就是说,要拉动内需促进内循环,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要提高三至四倍。

从以往的经验看,要实现如此增幅,需要大概15年左右的时间。

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0.5%,年内首次转正,但1-8月累计同比仍下跌8.6%,消费回升的态势正在趋缓。中国消费者信心依旧低迷,同时也印证了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判断:今年消费因疫情受到较大冲击,成为经济恢复的薄弱环节。

钱包的厚度直接决定消费的力度。上半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1.3%,收入少了,自然没法买买买了。

真金白银的补贴,简单但精准有效。

中低收入群体,普遍对价格极为敏感。价格高低一毛两毛,甚至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消费决策。

今年又逢疫情爆发,以旅游、出行、住宿、餐饮、电影等为代表的“享受型消费”是受此次疫情冲击的重灾区,旅游业被按下暂停键,餐饮业被迫停止迎客,电影院关闭,航空业在生死线上挣扎。

无论收入高低,解决温饱之后,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生活追求。对比中美两国居民消费数据,目前中国差距不小。美国人均消费一年超过4万美元,也就是27万元人民币左右。中国人消费表现如何?

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不到2.2万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约2.8万元,农村居民1.3万元。两者差了10倍以上。

提振消费,根本上还是要增加居民收入。从政府层面来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教育、医疗、住房体制改革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从供给侧改革到经济双循环的布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表态释放出不同的经济信号。中国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撰文解析从赵紫阳到习近平的经济决策,认为真正的供给侧改革按经济双循环布局做不到。

中国经济连年不断下滑,北京当局早前提出的经济内循环政策,被外界解读为是闭关锁国。后来,其又提出要推动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主持会议时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据《财新网》9月24日报道,中国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撰文分析历年的经济决策,并用贸易依存度度量。

在经济学上,外贸依存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也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的国际市场开放程度的指标之一。 如果把出口额和进口额与国民生产总值进行比率,外贸依存度又可分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其计算公式分别是:出口依存度=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进口依存度=进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楼继伟认为,与中国相比较而言最有可比性的是日本。在1990年以前,日本的贸易依存度长期不足20%,在此之后逐步上升,现在约为30%。日本的变化很有启示意义,于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日元升值,解除贸易保护,更为尊重知识产权。

楼继伟称,1978年以前,中国贸易依存度不足10%,是典型的封闭型经济体。1978年以后,早期通过补偿贸易和吸引外资,贸易依存度抬升,到1985年达到了23%。“赵紫阳总理批示,‘我们应当实行沿海地区国际大循环战略’,加以肯定。这是一个重要节点,贸易依存度逐步提升到1993年的32%。”

1994年,外汇、外贸体制改革。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贸易依存度逐年抬升,到2006年达到顶点为67%。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启动,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农民工红利”逐步消失,贸易依存度逐年下降,到2019年为35%。

楼继伟坦承,从国民经济角度看,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增加国民收入,也会增加国内需求。重要的是解决好制约双循环的堵点:第一,坚定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坚定地推进依法治国。第三,要降低基础设施和准公共设施的用户成本。第四,要坚定的维护和改进国际规则。

楼继伟强调,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规则的对外开放和依法治国,应当是要点。“特别要提醒,既然是客观规律,政府有意按双循环优化产业链布局是做不到的,竞相动用公共资金抢占技术新高地是做不好的,得不偿失,还会引起国内外的误解。”

在2019年中共政府“两会”期间,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采访了楼继伟,他表示,“中国制造2025”这个战略不应提出,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该计划说得很多,做得很少,是浪费公款。

随后,在2019年4月4日,北京当局免去楼继伟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职务。日本《日经新闻》4月5日发表英文报道《中国免去改革派一官员职务,他曾指“中国制造2025”浪费》。报道说,这是北京当局在经济问题上对异议的容忍度减少的迹象。

另外,即便是官媒,对于经济双循环的布局也有质疑。

中国官媒《新京报》8月6日发文《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持久战”,意味着什么?》称,未来的双循环中,外循环会越缩越小,中国将可能主要通过内循环来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

文章称,内循环离不开消费。欧美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是靠促进消费得来的。“当我们谈到消费时,就不得不说一说中国的房价了。中国房子的市值,已经超过了美、欧、日所有房产的总值。”

文章表示,中国总理李克强曾提到,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约10亿人口月收入在2,000以下。“所以,如果要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房价就得降下来。虽然我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有消费的需要,但需要并不是有效需求,即这些需求其实很难实现”;“以当下国内的收入水平,除非中国房价下跌,否则内循环是无法提振消费、消化过剩产能的”。

 

 

人民币又升值了,9月17日,人民币汇率盘中一度升至6.73,续创2019年4月份之后的新高。

贬值预期与汇率现值背离

几日之前,笔者发文认为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适逢近日人民币升值,读者留言诸多疑问,这里笔者尝试尽量清晰的解释一下贬值预期和汇率现值的区别。

1)贬值预期。汇率决定于两个货币之间的相对强弱,贬值预期是市场认为一种货币相对于另一种货币未来贬值的可能性。利率平价关系,如果市场认为一国的货币具有贬值预期,那么资金外流套利就会推动其货币利率升高,直至套利空间消失,利率的升高恰好可以补偿贬值的预期。所以,贬值预期可以通过两种货币利差的波动被准确衡量出来,虽然当前人民币汇率和2019年4月基本平齐,但中美利差却从当时的60基点左右扩展至目前的246.9基点,这是贬值预期大幅加强的数据量化。

2)汇率现值。汇率现值=贬值预期+其它影响(息差、央票、消耗外储拉升汇率、资本管制等)。汇率现值涵盖了贬值预期,但又不同于贬值预期。有贬值预期不一定会贬值,其它影响可以覆盖掉贬值预期,汇率不但不会下降还会上升,这正是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但如果维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手段不具有可持续性,贬值预期就将是灰犀牛风险,但风险落地时刻受到控制能力和市场情绪的双重影响,而情绪具有多变性,导致具体时间点很难被精准预测。

但灰犀牛风险是一定会来的。

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的背离

对于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来说,也同样有相类似的背离。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显示,8月份,中国外汇储备增长102.18亿美元。

但央行外汇占款显示,8月份,外汇占款减少38.25亿人民币,外汇占款7连降!

大致上,外汇储备变动=外汇占款变动+外储资产名义价值变动。

外汇占款下降显示的是外汇实打实的流走了;外汇储备增长则是以美元计价名义价值上涨了(但以SDR计价,外汇储备的名义价值是减少了)。

而外汇占款的的7连降则是外汇持续流走的表现,是对贬值预期的进一步确认!

人民币外升内贬

年后至今,人民币已经美元升值3.2%,即对外升值3.2%;年后至今,前八月CPI均值3.53%,即对内贬值3.53%。

而美国前八月CPI均值为1.2%,很明显,美元购买力的下降幅度较人民币小。

从购买力平价来说,购买力下降更多的货币具有贬值潜力(这也正是人民币贬值预期扩大的原因),但实际上,人民币反而升值3.2%。

对于出口企业来说,今年以来的外升内贬大约将在宏观上增加6.73%的企业成本,出口企业生存率将受到极大的考验。

这种背离会压制出口创汇能力,导致这种背离趋势无法持续。

人民币内贬的形成

消费环节的价格决定于供给、需求和成本。很多人错误的只从供给和需求出发认为经济会陷入通缩!

本质是,哪怕需求再萎靡,也不能长期让供给价格下降至成本线以下,而高房价对外渗透决定了供给成本是一直在上涨的。

人民币升值会通过打压出口而下压经济,也会通过刺激进口而打压经济,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工业原料价格下降(影响PPI下降),8月中国PPI为-2%,但CPI仍为2.4%。

PPI下降受人民币升值、消费萎靡影响,表现出“滞”的特征;CPI上涨则更多由于高房价(货币驱动房价上涨)向流通环节(超发货币由上游向下游传导)渗透,导致流通环节成本居高不下,从成本上驱动CPI上行,表现出“涨”的特征,高企的房价决定了“涨”的特征具有内生性和顽固性,很难被人民币升值彻底压制。

而人民币外升内贬将加剧中国经济“滞涨”特征。

 

 

种种迹象显示,外资和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仍然缺乏信心。美国在华外汇经纪商OANDA安达近期宣布将于10月底关闭所有中国大陆客户的交易账户。另外,中国券商近期接通知,暂缓披露8月份经营数据,这都引起各方猜测。

中国开放金融业但外商反而跑路

美国外汇经纪商OANDA安达近期向其客户发出通知称,将于今年10月30日下午两点(北京时间次日凌晨3点),关闭所有中国大陆客户的交易账户。官方通知如下:“尊敬的客户,经过内部业务审核,我们将不再为所有中国居民提供交易账户。我们通知您我们将关闭您的交易账户。感谢一直以来您对OANDA支持。”

安达是货币数据和外汇交易领域的领先企业,为各种机构和投资者提供杠杆交易、支付和数据服务,开立交易账户、模拟账户。就在两天前,OANDA安达宣布将永久关闭外汇论坛。目前,在FX110网外汇交易商栏目OANDA首页评论区,已有投资者反映交易账户被强行关闭。

早在去年6月中旬,OANDA安达就发出通告,暂停受理中国大陆新客户的申请,而原有客户的交易及出入金不受影响。当时安达的解释是“大陆业务调整”。

在美国要求中国撤销壁垒的压力下,去年7月20日,中国对外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将原定于2021年取消基金管理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但是这一措施并未能停止外国金融企业撤离的步伐。

据《自由亚洲》电台9月15日报道,河北大学金融学者孙大力说,中国对金融货币的实际控制加强,导致外资企业撤离:“像安达这些外汇交易公司,其实整个中国金融领域的这种垄断性,可能会导致世界所有金融服务领域企业都会撤出,因为经济活力没有了”。

孙大力说,中国对企业的控制无处不在,即使开放国内市场,其控制欲随时爆发,外资企业无反抗之力:“这几十年所谓的改革开放,无非是在经营权上打转,这个经营权已经到了瓶颈。随着这一年国进民退,国有垄断所有权在不断贬值。国进民退之后,经营权在不断被压缩,所有的经济活力都在挣扎。不管他们公布的经济数据是什么样子,结果都是有偏差的。”

券商接指令禁披露每月经营数据

另据《第一财经》网站9月15日披露,按照惯例,证券公司在每月10号前会披露上一个月的经营数据简报。但目前已进入9月中旬,全部上市券商的8月月报却都迟迟未至。《第一财经》获悉,券商于近期接到相关通知,要求暂缓披露8月经营数据。有中小型券商投资者关系部人士称,于上周接到相关通知要求暂不披露8月经营数据。至于10月份会不会发9月的经营简报,仍要等待通知。

中国上市券商按月公布经营数据的规定于2010年6月出台,其后,每月发布一次,内容包括当期营业收入、当期净利润、期末净资产等数据,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它财务信息等。

北京学者王女士说,目前经济形势严峻,百姓如砧板上的肉:“我感觉我们已经进行‘内循环’了,我们应当在这场风暴中心,只能听天由命,现在好像是砧板上的肉,现在真的要彻底进入内循环了。”

未现报复性消费民企信心脆弱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9月1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整体来看消费恢复是在稳定进行。

有学者认为官方在误导社会大众,当前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的动力不足。

另一项重要经济指标显示,仍然看不到经济强力复苏的前景,1至8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仍然下跌2.8%,显示民营企业对前景信心不足,不敢贸然投入资金。

中国民众在网络上讨论,有的人说,“我也想消费,没钱”;也有的人说,“大家都不知道今年冬天啥样,钱自然是保在手里,需要用的时候起码能拿出来”;还有人说,“没钱,乱消费啥,高端的又消费不起,还不是存着买车买房,给未来做投资”。

 

 

据《香港经济日报》9月8日报导,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瘟疫之后,对参与去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全国4万余户受访户进行了两轮电话回访。

在两项回访中,3月份时,民众对2020年的消费估算会减少9.4%;到5月时,减少的幅度增加到17.3%。3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下和3万到5万元的低收入家庭减幅更大一些。

研究结果显示,消费预算估算减少主要是因为民众实际收入和预期收入减少,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阶层,收入差距在瘟疫以后扩大了。同时,低收入阶层的金融资产也不足,面临流动性约束。

另外,从企业来看,阿里研究院在瘟疫以后对小微企业在2、3、4、7月各做了一轮调研,结果显示4月份以后,小微企业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订单不足,7月份这个现象更加明显,业主的情绪在7月份变得更加悲观。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增长仍在下降区间,使正在恢复的经济面临需求制约,经济继续复苏受限。

另外,据《南华早报》报导,有中国第一线的业者表示,目前中国国内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并没有想像的高,即使是在消费能力较好的城市也很难做生意,且业者们都必须降价求售。

华为前海外经理Jack Wang在2019年辞职后,回家乡河南经历了两次创业失败后表示自己高估了大陆的需求:“民众的消费能力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好或高。”

广州经营黄金和珠宝连锁店的Xu Fa则说,今年在全国各地的珠宝连锁店消费已大幅减少,钻石等非黄金产品的销售也很惨淡,去年定价为9000元的商品,现在售价约为5000元,Xu表示,中国所有类型的零售商都在清仓跟降价。

面对中共当局近来大力宣传的依靠内循环发展经济,Jack Wang怀疑中国能否依靠国内消费来消化大部分中国庞大的生产力。

研究供给方改革的北京私人智库负责人Teng Tai也认为,中国不可能仅依靠国内市场让其庞大的制造设备维持运转。

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则表示,居民消费下降,可能成为大陆经济大循环的阻力。以为只有投资才能拉动经济是个严重的认识误区。中国投资率已持续过高,目前仍在43%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而消费率显着过低,特别是居民消费还不到GDP的39%,大幅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过高的投资率导致投资效率愈来愈低,资源大量浪费,而民生领域的若干关键缺失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分析人士文小刚表示,中共想依靠内循环达到经济持续发展的想法是痴人说梦,举个例子,大陆的服装厂生产了世界80%的服装,一旦内循环,大陆如何消化这么多服装?届时80%的服装厂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反过来会继续造成消费下降。简单说,如果内循环可以搞好经济,中共还搞“改革开放”做什么,事实是大陆经历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的财富老百姓没有获得多少,他们没有获得“改革开放”的红利,财富都进了官员的腰包,所以民众的购买力不高不足为奇。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1.2万亿元,消费的经济贡献率达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已连续6年成为第一动力。

 

 

9月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房地产蓝皮书,提及房地产是经济的最大系统风险。近期中国各地再次发布多种楼市调控政策,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发布全国七折卖房的促销措施。

9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房地产蓝皮书: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17(2020)》(以下简称《蓝皮书》)显示,除少数三、四线城市和个别地段、个别楼盘外,整体上房价大涨大落都是小概率事件;疫情对2020年住房交易会有短期影响,对房价总体走势影响则是极小概率。

《蓝皮书》显示,综合各种相关因素分析,近两三年内中国房价总体上将维持高位盘整态势,预计2020年住宅价格波动在正负5个百分点之间时,住宅市场应该看作是总体稳定的。对于房价高位盘整的判断基于三个理由:

其一,房价大跌极少可能。中国城市人口增加的基本居住需求、市民改善性的居住需求和危旧房改造升级需求三者叠加效应依然继续,住房供给不能满足居住需求的总体态势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根本改观。

其二,房价大涨缺少动力支持。从现实来看,中国房价已在高位,大涨之后要有一个喘息期,继续快速上涨既乏力,又将面临较高的市场风险。从中央的决策意愿来看,对房地产调控从紧的政策方向也不会变。

其三,防范房价大跌风险。虽然中国房地产调控的决策思维惯性依然强烈,但调控目标转向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中国社科院的房地产蓝皮书也符合北京当局的意图,即不想让房价下跌而进行所谓的“稳房价”,用行政手段“冰封”住楼市,减少楼市的流动性。

同时,中国社科院认为,2020年商业不动产市场将迎来较大冲击和更大的不确定性。2020年中国拟开购物中心仅874家,同比减少11.4%,为三年来最低。综合疫情及往年开业情况,预估2020年全年实际开业购物中心数量约400家,购物中心空置率预计再提高,租金收益也会有一定下降,预估减少10%~20%。

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也开始发布促销措施。

9月6日,恒大连夜召开集团营销大会,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主持会议。恒大确定了一系列的促销措施:未来一个月内,恒大在全国的楼盘全线七折;9月和10月份销售目标单月1000亿元,累计2000亿元;额外折扣,网上卖房2000抵20000、清尾最高88折、每天10套特价房源,给予额外97折等。9月-10月再推40多个新楼盘。

有人算了笔账,一套原价100万的房子,多重折扣之后,只需58万元即可成交。

“全国楼盘七折”对于经常打折促销、且折扣力度不小的恒大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恒大此前如此促销还是在疫情形势最为严峻的今年2月份,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

房地产关乎民生,近几个月北京当局不断发声要推动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而内循环最重要的就是内需,这是官方近年来发愁的事情,百姓们不舍得花钱消费。

中国官媒《新京报》8月6日发文《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持久战”,意味着什么?》称,未来的双循环中,外循环会越缩越小,中国将可能主要通过内循环来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

报道称,可参考国际“外循环”的逻辑来配置中国的“内循环”:依区位因素区分中国为不同区域,比如中低端产业转移到中西部等劳力、土地相对便宜的区域,高端产业则置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城市。

不过文章称,内循环离不开消费。欧美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是靠促进消费得来的。“当我们谈到消费时,就不得不说一说中国的房价了。中国房子的市值,已经超过了美、欧、日所有房产的总值。”

文章表示,中国总理李克强曾提到,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约10亿人口月收入在2,000以下。“所以,如果要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房价就得降下来。虽然我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有消费的需要,但需要并不是有效需求,即这些需求其实很难实现。”

官媒强调,“以当下国内的收入水平,除非中国房价下跌,否则内循环是无法提振消费、消化过剩产能的。”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力主内需市场的“双循环”是中国在动荡敌意中繁荣的“战略抉择”;但专家认为,中国人民的购买力不足,财富集中于国家与少数富人的分配不均,是造成中国消费者支出疲软的主因,所谓双循环战略根本难以成功。

南华早报报导,学者质疑中国能否将其成长引擎从国家领导的投资及出口转向消费者支出;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指出,习近平的新战略只是经济朝消费再平衡的旧计划,但该计划得大规模将财富从国家转移至家庭,此过程并不容易达成。

中国消费购买力日益衰弱

广州珠宝商徐发说,“拜金价劲扬之赐,第二季的需求量,特别是黄金较第一季恢复,但非黄金产品,例如钻石的销售十分惨淡”。

他说,为了减少库存与产生足够现金流,去年九千人民币的商品如今降价到五千元,“全国各地卖场看到的各类零售业者都在砍价拍卖”。

在江西贩卖豆腐乳的罗兆琉说,去年前八个月他以每罐十二元价格卖出十六万罐产品,但今年同期仅十万罐,这显示相对贫穷的消费者已将生活支出删减到见骨,“除了米与食用油外,所有物品的销售皆下滑”。

官方数据显示,被用来衡量整体消费者支出的零售销售今年前七月较一年前萎缩约10%,由于该数据包括政府在商店与餐厅的支出,实际的萎缩幅度应该更大。

中国疲弱的消费支出凸显其财富分配系统不利于一般家庭,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因记录片《美国工厂》而知名的全球车用玻璃最大制造厂福耀集团总裁曹德旺曾说,中国有九至十亿人口“没有任何消费力”。

北京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说,中国不可能单靠内需市场支撑其庞大的制造业部门;他指出,“中国一年生产一百亿顶帽子、一百亿双鞋子、三百亿件服饰及两亿台笔电,不可能在内需市场销售所有这些产品”。

 

 

近几个月北京当局不断发声要推动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而内循环最重要的就是内需,这是官方近年来发愁的事情,百姓们不舍得花钱消费。

中国经济连年不断下滑,北京当局早前提出的经济内循环政策,被外界解读为是闭关锁国。后来,又提出要推动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上周又提出“国民经济循环”,暗示不会闭关锁国。

中国官媒《光明网》9月1日发表文章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经济内循环先是老百姓有消费的欲望和能力,然后有实体企业的正常生产,另外就是健康运营的市场秩序,这样才能形成循环。”

不过,百姓们舍不得花钱消费,则是令北京当局发愁的一件事情。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上周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就“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进行了发言。他说,要着力推动解决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想花钱、放心花、合理花”的问题,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提供动力。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经济学者杨绍政认为,中国民众有没有钱才是关键因素,但是:“中国国民有没有钱不能一概而论,根据李克强提供的数据,中国有6亿人,他的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还有3.6亿人,他的人均月收入是1000至2000元。对于这一部分群体来讲,他们只够基本简单需要,不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

中国官媒《新京报》8月6日发文《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持久战”,意味着什么?》称,未来的双循环中,外循环会越缩越小,中国将可能主要通过内循环来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

报道称,可参考国际“外循环”的逻辑来配置中国的“内循环”:依区位因素区分中国为不同区域,比如中低端产业转移到中西部等劳力、土地相对便宜的区域,高端产业则置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城市。

不过文章称,内循环离不开消费。欧美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是靠促进消费得来的。“当我们谈到消费时,就不得不说一说中国的房价了。中国房子的市值,已经超过了美、欧、日所有房产的总值。”

文章表示,中国总理李克强曾提到,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约10亿人口月收入在2,000以下。“所以,如果要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房价就得降下来。虽然我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有消费的需要,但需要并不是有效需求,即这些需求其实很难实现。”

官媒强调,“以当下国内的收入水平,除非中国房价下跌,否则内循环是无法提振消费、消化过剩产能的,这也是为何国家一直在强调房住不炒的主因。因此,如今的中国楼市似乎已经到了非降不可,至少是不能再往上涨的时候了。”

近来有中国消费再次降级的讨论,当经济下滑时,就会出现消费降级,也就是民众会选择价廉的商品,导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这一点从上市公司公布的财报可见一斑,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公布的2020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方便面营收平均每天超过8,200万元人民币。而上市公司涪陵榨菜半年卖榨菜收入逾10亿,这都引发中国消费再次降级的关注。

 

 

最近,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一季度外债数据,从2018年开始,外债总额头寸每个季度都在上涨,从2017年末的17579亿美元上涨到了2020年一季度的20946亿美元,增加3366亿美元,其中2020年一季度增加373亿元。

2020年1月末、3月末、6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分别是31154.9亿美元、30606.33亿美元、31123.28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持有的外币,外债是中国需要用外币偿还的债务。用外汇储备减外债这种方式计算,截至2020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净额只有9660亿美元。这是近十年来的最低值,也是首次外汇储备净额低于1万亿美元。

通常,中共政府都会吹嘘中国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是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外汇很多,中国的民众搞不清楚原由,也觉得中国很有钱,自信心爆棚。但是,如果通过刚才说的计算一下外汇储备净额就能发现,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有2.1万亿美元的外债,剩余外汇储备也只剩下9000多亿,就能发现中国的外汇储备其实并不多,就像一个人号称有1亿资产,但这1亿中有9900万是银行的贷款,他的净资产实际上只有100万,这样算下来,这个亿万富翁其实是资产还不如你的人。

大家也不要觉得中国外汇储备净额还有9000多亿美元,就很了不起。如果我们将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润全部算下来,至少有2万亿美元,而我的保守估计是有5万亿美元左右。就算按照2万亿计算,这意味着这些外资全部要撤离的话,中国政府掏空3万亿的外汇储备,还要倒贴1.1万亿美元给外资带走,所以这已经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负债已经远远高于资产,外汇储备已经破产!

其实,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看到中国外汇储备出现的危机。我们就来看看历年来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情况:所有的外汇结算都要通过银行,可以看出,自从2014年开始,经常性账户(贸易项下)持续处于逆差的状态,而为何中国能够长期保持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靠的是资本性账户主顺差,资本性账户主要是指国外对华投资和短期投机的热钱进入,但是自从2020年开始,资本账户流入急剧下滑。

一方面是外资流入放缓,另一方面是外债增加,导致外汇储备净额持续下降,这到底会有什么影响?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17.23万亿元,进口14.31万亿元,贸易顺差2.92万亿元,这个只是货物贸易数据,如果再加上服务、技术类贸易,比如华为支付给高通18亿美元的技术服务费,就出现了贸易逆差。

外债增加更是非常明显,中国地方政府、银行和非金融类企业都借了大量的外债,合计有2.1万亿,刚才都说了。其中大部分都是向美国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借的,借债的主体为中国的国有银行、房地产企业以及地方融资平台,这两年都是还债的高峰期。

其实,中国外汇储备之所以这一年来没有跌破3万亿,这些融资平台在海外大规模借债是功不可没的。但是纸包不住火,外债屡创新高的背后,是中国外汇储备金额的大幅度减少,已经跌破了1万亿美元,可以说是中国外汇储备报警的一个信号。

现如今的外汇储备情况并不乐观,每年进口货物、服务、技术需要2万多亿美元的资金,可是外汇储备金额已经不足1万亿美元,国际资本投资中国的速度又在放缓,外汇储备的压力很大,有很多的商品不得不向外国进口,比如航空发动机、芯片、专利技术、铁矿石、石油等,甚至还有大量的粮食农产品,比如玉米、大豆。这些刚性的物资进口,一年至少就是几千亿美元。所以,按照这个局面推算,中国外汇储备净额也只能维持2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外资这两年内加速撤离,两年还撑不到。

一旦外汇储备不足,将会面临非常被动的局面,内循环和提倡节约粮食的一个重要原因,发展内循环经济就是为了摆脱对进出口的依赖,开脱国内市场。但是目前国内市场上的内销产品都竞争异常惨烈,PPI指数不断下降就是工业品消费萎靡的主要证据。而最近不断提出的节约粮食则是为了减少粮食进口,说白了就是外汇枯竭了,有限的一点钱要省着花了。

所以,能砍的项目就是出境旅游、留学这些项目了。以后,不要说出境旅游是奢侈品,就算是出国留学,也可能会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留学欧美,可能会被作为一张打击欧美的政治牌。所以,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很多海外留学生蜂拥回国,我就说这可能是一张单程票。很多人以后再也无法出国。其实,这种情况现在已经被不断验证了。

控制资本外流、吸引外资流入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工作。今年以来李克强主导的国务院不断出台招商引资的措施,比如放开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从业限制,还有前几天的出台的额数十项招商引资新政策,其实就是为了扭转资本外流的态势,来哄骗外资进入中国,维持中国的外汇储备,替政权续命的操作。

可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然不能实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宽松了,人民币和美元利率之间没有利差,没有坡度。从疫情发生之后的货币政策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只有3月16日和4月3日宣布了定向降准,央行基准利率并没有下调,1年期LPR利率也只下降了0.3个百分点,这和欧美国家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

央行只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短期逆回购来频繁调整货币政策,期限一般为7天,大面积的宽松放水显然不会出现,但是股市和楼市对货币政策非常敏感,8月11日,央行公布的7月份社会融资数据不如预期,上证指数立马调头向下,而在8月12日开展1400亿的放水之后又反弹向上。

可以说,目前中国央行是左右为难,不大放水吧,股市、楼市等资产受不了,资产价格将大跌,一幅死给你看的架势。而且,不管是政府债务、企业债务这两年都是到期的高峰,一旦不放水,债务链条立马崩断,今年银行债务违约、企业债务违约不断增加,甚至富人理财的信托都开始违约了,可以说就是很好的证明!

但是放水呢?问题更大。央行可以短期放水是建立在欧美国家货币政策极度宽松的条件下,随着欧美经济复苏,他们的宽松政策也会收紧,这个时候为了保障外汇储备不外流,吸引外资不外逃,只能收紧货币政策,从6月份开始的这波A股牛市还撑得下去吗?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而前几天公布的居民储蓄存款大搬家就是一种末路炒作的明证。中国央行8月1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新增人民币存款仅803亿元,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分别少增28197亿和5617亿元;企业存款减少15500亿元,同比多减1600亿元;居民存款减少7195亿元,同比多减6163亿元。不管是企业还是居民,这些搬家的存款很大部分都进入了股市里。这次A股会不会成为屠宰场,真实谁也说不好。

而楼市也是一样,没有天量资金的支持,本已摇摇欲坠的房价将彻底露出原形,久盘必跌就是未来楼市的写照。其实,现在很多地方二手房挂牌量都开始暴增,二手房卖出去越来越困难了,现在央行的放水不仅不能进入楼市,反而还被严格限制。

所以,现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就是:想放水,但又不敢明目张胆放水,只有偷偷摸摸的放。水是坚决不让进入楼市的,只能最终进入农产品、粮食等领域。而今年,资金大量进入农产品市场其实已经有先例,结合今年中国粮食大约有20%左右幅度的减产,再想想今年节约粮食的各级政策,一轮史诗级大通胀将呼之欲出了!

所以这一轮做下来,楼市、股市泡沫最终必然会破裂,但是通胀和外汇控制也会突飞猛进!冰火两重天的经济现象,即将呈现在我们面前。

 

 

中共银保监会日前公布商业银行第2季度运营成绩,其中不良贷款率1.94%,创十余年来官方数据最高水平。但业界认为真实情况远高于此。中共高层也自曝,今年不良贷款继续大幅增加。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内外形势严峻,一旦美中金融脱钩,银行坏帐恐将引发金融风暴。

中泰证券报告中表示,截至6月末,银行板块个股隐含贷款不良率平均在10个百分点左右,个别个股估值隐含的不良贷款与关注级在内的贷款,差距甚至在10个百分点以上。

不良贷款率指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贷款按风险基础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等5类,其中后3类合称为“不良贷款”。

坏帐传导滞后 不良资产还将持续积累

中共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8月13日在党媒新华社上自曝,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新的不良贷款正在上升,预计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未来不良贷款上升压力较大。

郭树清自曝金融风险,说明问题严重。他预计今年全年银行业将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比去年的2.3万亿元加大了力度,因为很多贷款延期,估计明年的处置力度会更大。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陶金解释,第2季度不良贷款的增加是反映第一季度在疫情冲击下企业财务和现金流状况的恶化,未来不良贷款还会持续积累。

银行贷款或八成集中在政府信贷

据资深财经媒体人王剑观察分析,中国银行业贷款多集中在中共政府相关项目的信贷,占比或高达八成,其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s)拿到非常多的银行贷款,加上国有企业、政府基建项目等。民间企业很少能申请到银行贷款。

欧洲天钧政经智库研究员任中道也表示:一些城市商业银行是地方政府在控制着,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城市投资公司,利用这些银行吸收公众存款,然后放贷给自己的投资平台,相当于左手倒右手,一旦出现债务问题,随即转嫁风险。

国内外形势严峻 银行坏帐或引发金融风暴

最早提出中国债务风险的财经专家朱夏莲,曾于2016年初接受财经电视网CNBC访问时指称:考虑到影子银行的风险,中国实际的不良贷款率达22%。而2015年末官方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67%。

2017年8月,朱夏莲发表报告估算中国金融体系的坏帐总额达51万亿元人民币,是官方界定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总额的5倍以上。这表示坏帐比例为34%,远高于该年6月底官方认定的5.3%。

大陆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形成,除了无原则地给国有企业输血外,金融学者何军樵认为,还有贪官和企业勾结套取银行贷款等原因。因为中国是中共掌控一切,地方政府和官员要钱,常向银行索取。

轰动一时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恒丰银行”于2019年8月遭当局接管,便是一例。该行前一年(2018年)年底登记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635.61亿元,不良率28.44%。然而,在2016年财报中披露的不良贷款率仅1.78%。

何军樵认为,在目前国内国外形势复杂情况下,中共企图通过核销坏帐和印钞方式来推迟银行倒闭,可能不再有效。一旦与美国金融脱钩,恐引发系统性金融风暴。

 

 

今年上半年,佛山官方公布的GDP增幅为-7.5%,位列中国主要城市倒数第二,仅高于遭遇封城重创的武汉。其实佛山由始自终也没多少宗确诊病例,至今为止的确诊人数只有81人,并且早已全部出院。然而佛山是整个珠三角执行防控最严厉的城市。根据官方开始至今的通知,2月19日之前如果有佛山的企业擅自复工的话,甚至可以被视为刑事犯罪。佛山所有的城中村严禁外地租户(主要租户当然就是各类企业的打工仔打工妹)进入,并且这种禁令大部分持续到了3月底。

由于佛山市一级政府的实际权限很小,城市管理权限基本上都下沉到了区政府,乃至是镇政府,区镇级政府是没有大局观可言的,它们为了确保“零确诊”的政治业绩,当然可以无视经济发展大局而强硬执行所谓防控措施。这就导致大量的企业迟迟不敢复工,并严重拖累佛山经济。

很早之前就说过,不让企业尽快复工,那市场订单就会被其它竞争性城市抢走,连渣子都不会给留下来。一步迟步步迟,最后就会被市场远远的抛在后面,连对手的车尾灯都看不到。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而上半年佛山经济的特征,恰恰就体现了这个规律。

在具体数据上,我们先来看最重要的投资数据,毕竟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的最关键因素。2020年上半年,佛山市固定资产投资萎缩18.4%(这是统计局口径,大家都知道这个梗),而全国的固投萎缩幅度仅仅只有3.1%(也是统计局口径)。佛山的固投萎缩幅度较全国高出足足6倍!

对于佛山这个珠三角经济规模排名第三的重要城市来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最关键的第二产业投资,佛山上半年同比萎缩27.8%,而全国仅萎缩了8.3%。第二产业投资是实业投资,是必须持续投入的,一条生产线落地之后是必须持续维护与技术更新的。现在佛山的实业投资出现了远远超出全国的降幅,意味着佛山的企业基本上处于等死的状态,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复工复产,或者是复工不复产。而要印证这一点非常容易,只需要看看佛山的客流量数据就行了。作为一个高度依赖外地打工仔回流的城市,如果其客流量数据太难看的话,意味着广大的打工仔没有回来,那城市经济当然也会陷入剧烈萎缩之中。

所以我们来看客运量数据吧。佛山上半年客运量同比减少72.9%,而全国的同比降幅仅为54.8%。佛山的客运量降幅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客运量数据与实业投资数据全都处于暴跌状态,两者构成相互印证,说明佛山经济根本没能从严厉的防控措施中走出来。

更直观的数据体现在就业数据上。2019年底佛山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就业人数150.5万人,一季度末147.3万人,到6月底继续下降到135.7万人。半年时间,就业萎缩了9.8%。注意,这里统计的还是规模以上企业,那些遍布镇街小巷里,“前店后厂”模式的小微型制造企业,没能纳入统计之中。这些企业才是佛山经济的灵魂,它们的就业萎缩情况,必然远远高于规模以上企业。

下面的数据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列举就好了:在消费上,2020年佛山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03亿,较2019年同期的1753亿,降幅14.3%。而全国的降幅为11.7%。在外贸问题上,佛山今年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同比下降8.5%,而全国的降幅为6.6%。

上面所有这些数据,都会在两个终极数据上体现出来:在财政收入上,今年上半年佛山全口径税收同比下降16.3%,而全国的下降幅度为11.3%。在房地产市场方面,上半年佛山的销售面积同比萎缩24.9%,而全国的平均萎缩幅度也只不过是8.4%。

总结起来看,一方面,佛山政府收不到税了,另一方面,佛山市民也买不起房了。这两点,就是佛山最严厉的防控措施,所必然付出的代价,是数以百万计的市民集体失业的代价。

 

 

人类在经济学领域,自从19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之后,就不再有任何新的学术进步。对于1970年代爆发的经济滞涨,到底应该动用什么样的经济手段来进行遏制或者缓解,人类根本一点思路都没有。好在美国熬到了1980年代之后,信息技术革命爆发,人类一步步的走进信息互联网时代,技术革新带来了新的投资,提升了老百姓的消费力,美国这才从经济滞涨的深坑里爬了出来。

到了今时今日,换成中国站在了经济滞涨的深坑边上,目前这种消费与生产价格分化的趋势继续演化下去的话,再持续半年,中国就彻底掉进坑里了。麻烦的是,中国最擅长的经济发展手段——投资,也已经走到了极限,丧失了增长性。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呈现出清晰的逐年下降趋势,2019年全年的投资降幅为13.2%,今年上半年的降幅为5.8%。注意,对于固定资产投资而言,增幅只能发生在上半年。无论是大企业增加生产线,还是小老板扩充门面,大多数都会在上半年完成投资,以便在下半年获得收益。如果上半年的投资都是萎缩状态的话,那下半年会萎缩得更厉害。所以2019年上半年的投资增幅仅0.6%,到了年底就变成了萎缩13.2%。今年上半年的投资已经直接萎缩5.8%,下半年的萎缩周期一到,还不知道会萎缩到什么程度去。

各位,现在已经不是2008年。2008年的时候全社会的固投规模只有10万亿出头,所以政府出台一个4万亿投资计划,很容易的就能拉动经济。现在的全社会固投规模已经超过了50万亿,再来一个4万亿,就好像是毛毛雨一样,根本就没有刺激作用。想要刺激经济恢复增长,财政投资规模必须达到15万亿以上的等级。而2019年我国的财政总收入规模也就是27万亿,想要支撑15万亿的财政投资,是绝无可能的。

更麻烦的是,民间投资的热情已经消失了,2013年后民间投资的增幅就剧烈下降,到2019年下降到负值,-21.0%,今年上半年为-12.4%。民营企业家不愿意投资了,要实现投资增长,只能指望国家财政,这意味着财政投资的压力还要再翻倍。这种情况简直就是无解。当然了,好玩的地方在于,房地产开发投资还是正值,不过增幅也只有1.9%。这个数据,乃是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的第二差值,仅比2015年的1.0%稍微好一点。

投资手段指望不来,那就只能指望居民的消费能力了。这里最合适使用的数据,就是城镇居民的收支数据。我这里给出的是1990年至今年上半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数据。这一数据的演变情况,可以清晰的看出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变化情况。

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税后收入)增幅放缓,始于2012年;而支出水平放缓,则始于2013年。到今年上半年,收入绝对值增幅只剩下1.5%,低于同期消费物价涨幅2.5%,这意味着城镇居民收入在事实上的萎缩。而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支出则萎缩了8.0%。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半年度级别的消费支出萎缩,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一直期待的“报复性消费”,根本就没有出现。

中国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支撑,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对国人来说,是信仰一般的存在。

房地产市场,今年同样丧失了增长性。今年上半年的商品房销量同比萎缩9.7%。结合近年来的数据来看,今年的市场萎缩延续了持续萎缩的趋势,这已经是无从抵抗的大势了。毕竟老百姓手里的钱也不是无限的,近年来老百姓手里的每一分闲钱都拿去买房了,今年连收入都丧失了增长性,再指望整个房地产市场持续增长,也是不现实的。

然而,在房地产市场萎缩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炸弹:地产企业的巨额负债。下表是地产企业的整体现金流情况,我们可以惊讶的看到,其实地产企业从来没有拿走过利润。恰恰相反,每个地产老板都将自己挣到的每一分钱都重新投入到了买地开发之中,并且为了扩大开发规模,还大肆借债。下表中的经营净现金流,每一年都是负值。这个负值窟窿当然就是靠借债来填的,也就是地产公司的整体实际负债。

2014年的时候,地产企业的债务窟窿达到了峰值的5.71万亿,此后为了帮地产企业走出财务陷阱,中国开始了地产涨价去库存运动,地产企业的年度债务窟窿到2018年下降到3.85万亿,不过2019年,由于市场丧失了增长性,于是这个债务窟窿重新增长,达到4.28万亿。今年上半年的债务窟窿2.65万亿,按这个数据翻倍算的话,今年的窟窿又会超过5万亿,重新回到2014年的水平。

整体来说就是,地产企业通过多年的借债增长,累计积累了54.82万亿的债务,手上还拿着79.27亿平米的在建项目。各位,如果伴随着地产市场的逐渐萎缩,地产企业的现金流整体断裂的话,这个50多万亿的债务炸弹爆发出来,这是中国经济根本承受不起的。地产市场,是万万不能持续萎缩的,是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必须要维持的。

然而,在金融体系那边则尴尬的要命。在经济嗷嗷待哺期待货币大放水的时候,央行居然陷入了被动缩表的尴尬状态之中。

中国的央行资产主要由两项组成,第一项是外汇占款,也就是兑换外汇而印出来的基础人民币;第二项是对商业银行的债权,也就是央行通过各种粉借给商业银行的钱。这两个手段,是我国扩张基础货币的主要手段。2013年以后,我国印钱的模式变了,从此前的兑换外汇,变成了第二项,借钱给商业银行。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商业银行自己是花不了钱的,它们必须找到最终的借款人。

2014年的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商业银行把股民当成最终借款人,数以万亿计的银行资金作为炒股的配资,借给了股民。然而这种依靠股民借债吹起来的股市泡沫根本就没有可持续性,到2015年6月份之后股市泡沫破灭,留下一地鸡毛。所以2015年,央行资产剧烈萎缩了一次。

此后,商业银行找到了新的借款人——购房者!老百姓借钱买房,成为了银行资金的主要流向,这就是地产去库存政策出台背后的经济必然性。体现在数据上,就是新增居民贷款占总贷款的比值,越来越高,2015年的占比还只有30.9%,2016年就暴增到49.9%,2017年甚至达到了历史峰值52.7%。2018年和2019年的地产市场其实已经丧失整体上的增长性,不过居民贷款占还是维持在45%左右。到了今年上半年,由于地产市场的继续萎缩,居民贷款占比下降到了27.9%,全年占比能不能上升到40%,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没有了购房者这个最终的借款人,央行借给商业银行的钱,其实是花不出去的,商业银行迫于无奈,只能把钱还给央行,于是央行居然被迫缩表。这就是最尴尬的情况:开不动的印钞机。虽然每个人都想央行开动印钞机印钱,但是央行居然印不出去。实在要印的话,就只能是凭空印,直升机撒钱。这种印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非常深刻的教训,在当下消费物价已经涨起来了的情况下,等闲绝对不敢走到这一步。

所以,现在看来看去,这个滞涨阴影,居然是摆脱不了了。如果再结合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化等情况来看的话,这简直就是中国经济不可承受之重。

 

 

7月30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召开,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式,定调部署下半年工作。会议指出,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要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和效益。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要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协调配合,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

这与政府工作报告中“引导广义货币政策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上年”的措辞形成明显对比。

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信号出现了。

一 被动收紧 or 主动收紧?

实际上,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信号在本轮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已经出现。

以SHIBOR(3M)来观测,早在5月底,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边际收紧,SHIBOR利率走势中已经表达出了政策信息,政治局会议上则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在笔者之前的文章中,多次表达观点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无法持续宽松,内通胀外汇率将形成货币政策的制约。但当前CPI低位,内通胀制约下降。而外汇汇率的制约,实际上也有一点空间。

据笔者长期对汇率跟踪观察,央行在考虑外汇汇率制约上,已经不太关注经常项(进出口贸易)问题,关注重点在金融项上,央行货币政策的底线是不造成金融项资本外流。

从这点来考量,央行货币政策尚有一点空间。

上图是美中十年国债息差和人民币汇率的对应关系,显示海外热钱在持续流入中国。从历史关系来看,人民币汇率贬值至7.2仍然可以维持金融项平衡。

外管局数据已经验证了上图的历史正确性。2020年1-5月,上图两条线交叉穿越,大体维持同向波动,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中,资本和金融账户(热钱)1-5月累计顺差17亿美元,金融项基本平衡。但到了6月,两条线走势分化,随后,6月资本和金融账户大幅顺差236亿美元,与上图反映出的热钱流动趋势完全一致。

由此也可以确认,外汇汇率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制约未至边际,内通胀也保持在低位,当前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并非完全被动。

二 主动收紧的理由

中国主动收紧货币政策的动机或源于以下几点:

1)美元指数持续下滑的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的边际收紧,有利于引导海外热钱流入中国,海外资金流入既可以补充中国流动性,也有利于减轻人民币汇率压力。通过引导热钱流入,经常项逆差和汇率强势就可以并存,也就是“里根大循环”模式。

2)根据利率平价理论,美元指数下滑与美债收益率下滑形成严重冲突。两者同时走低将导致美国资金加速外流,资金外流将导致美债缺少买家,从而迫使美债收益率升高,最终驱动利率平价。而美债收益率升高将会导致中美国债息差收窄,加大中国资金外流风险。中国提前主动收紧货币政策可以预留对抗未知风险的政策空间。

3)疫情得到控制,金融风险重新开始得到重视,宽松货币政策加大了中国发生金融危机风险。

早在2015年,中国就提出了去杠杆目标,为什么要去杠杆?无非就是为了防范金融危机。但实际上,自2015年开始的去杠杆几无成效。

2016年,中国宏观杠杆率239.7%;

2017年,中国宏观杠杆率248.1%;

2018年中国宏观杠杆率239.3%,是提出去杠杆目标后,仅有宏观杠杆率有所下降的一年,随即去杠杆引发2018年年末的暴雷潮,去杠杆戛然而止;

2019年,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至245.4%;

2020年一季度大幅飙升至259.3%;

2020年二季度再度飙升至266.4%。

宏观杠杆率决定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几率,还决定了危机的破坏程度和危机蔓延的范围。

三 杠杆率如此之高,为什么危机还未爆发?

流动性突然枯竭从来都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就源自流动性的突然枯竭,流动性与两个因素有很强关联性:

1)恐慌情绪

完全由流动性驱动的市场会因缺少基本面支撑(当前经济负增长而股市屡创新高就是一种完全由流动性驱动的市场)而极其容易发生恐慌。而当市场发生恐慌之时,每个人都惧怕债务收不回来,资金借出方就会惜贷(尤其是没有保险覆盖的那部分资金),挤兑随之发生(挤兑不仅仅表现在居民挤兑银行,还可能发生在银行间市场,比如包商银行事件之后,银行间市场减少对中小银行的资金借出,就是对中小银行资金的挤兑),流动性随之蒸发。历史上多数危机在宏观杠杆率还比较低时就已经爆发,这是因为情绪具有多变性,这导致宏观杠杆率很难积累至如此之高。而央行的兜底,让宏观杠杆率可以一高再高。

2)央行干预

现代央行已经脱离了金本位的制约,名义上央行有无限放水的能力,央行大力度释放流动性可以缓冲恐慌情绪诱发的流动性蒸发。对央行能量的信心,也有助于平抑市场恐慌,带来狂热情绪(风险偏好升高),当人们不再忧惧资金损失之时,流动性就会自动出现。央行放水会产生双重释放流动性的效果。

如果没有央行的存在,那么每一次市场情绪由狂热向恐慌的转变都会产生一次或大或小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模式将是高频度低量能。但有了央行的存在,小的危机就可以被解决,代价是每一次危机获得解决,都伴有流动性大幅宽松,表现为基准利率的逐级下降,直至利率归零。

在流动性较弱的市场中,狂热和恐慌效果也比较小。随着流动性的一再增强,狂热和恐慌的效果也在迅速增加。每一次流动性释放在刺激狂热压制恐慌的同时,也在制造未来更大的恐慌。

人具有厌恶风险的天性,这决定了恐慌的对情绪的影响将远超狂热,流动性越充沛的市场,恐慌情绪起效越迅速、越有力。

随着央行利率归零,人们会对央行是否还有能力平抑如此迅猛有力的恐慌发生疑问。疑问一旦产生,流动性蒸发问题将变得棘手,央行单方面释放流动性会无法得到市场的呼应,甚至于央行释放的流动性会完全被市场恐慌所窖藏。

这个时候,流动性危机就会在多次被扑灭之后最终爆发,随之金融危机彻底爆发。

在一个流动性异常充沛的市场,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已经将未来的流动性充沛纳入预期,预期未来整个社会将在流动性充沛的基础上运作,但一旦发生央行无法迅速平抑的恐慌,流动性骤然消失,整个社会的运转基础就会消失。

社会运转会骤然停顿,金融市场危机迅速向实体经济扩散。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由流动性骤然消失而引发,并迅速向实体经济扩散,美国经济迅速由增长变为萎缩。

央行的干预,让金融风险可以久拖而不爆发。但也正是因为央行的干预,将危机的爆发模式由高频次低量能硬生生改造成低频次高量能,历史上百年难遇的危机在近代频繁发生,危机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深,皆是央行的功劳。

哈耶克在其《货币的非国家化》中认为各国央行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四 直面金融危机?

从次贷危机解决过程来看,美联储货币宽松自2008年一直持续到2015年,这代表修复一次大的市场恐慌耗时极长。短时间内宽松政策退出极其容易导致恐慌情绪的反复,或会诱发二次灾害。

但在持续半年的大力度宽松之后,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试图转向边际收紧,然而这个时长并不足以彻底修复疫情所带来的市场恐慌。受到流动性充沛刺激而临时升高的风险偏好,会伴随流动性下降而下降,恐慌情绪非常容易反复。

举个例子方便大家理解,拿中国房价来说,2008年房价大跌,至今房价已持续上涨10多年,2008年关于房市的恐慌情绪已经伴随着时间逝去而被完全修复。这个时候即算流动性收紧,恐慌情绪也不会反复,收紧流动性不会产生恐慌性抛房潮。但假如2009年央行突然收紧流动性,房市的恐慌情绪就很容易随着流动性的下降而上升,2008年房价下跌诱发的恐慌情绪就会反复,高概率会诱发恐慌性房产抛售潮。

由上可知,除非中国已经做好了刺破泡沫直面金融危机的准备,否则的话,个人不认为中国央行具备退出货币宽松的条件,流动性的收紧很快会诱发恐慌情绪反复,货币政策将再次被迫放宽。

直面金融危机的准备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做好,个人倾向于认为货币政策会持续宽松,直至内通胀外汇率的制约临界,货币政策空间完全消失,最终直面金融危机。

节点何时到来?大概以月计量!

 

 

中共砸钱大搞基建工程,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筹集资金,今年以来地方债激增。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盈利能力差,从去年12月首现城投债违约之后,今年中共城投债违约风险正在上升。

7月21日消息,根据中诚信国际的估算,今年以城投有息债务为主的隐性债务持续增加,2019年隐性债务已高达30万亿(人民币,下同)至43.2万亿左右,是显性债务的1.7倍至2倍。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中旬,大陆各地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共发行3.3万亿元债券,比去年同期发行量增加50%,金额是去年全年发行量的四分之三。

从用途看,城投公司募集资金仍然主要用于“借新还旧”,这部分占比约76%,且同比增加6个百分点。

去年12月大陆首次出现城投债违约,城投非标融资产品违约事件也频频发生,近两年涉及10个地区的30家城投平台。

城投债务违约风险增 投资者:付息不还本 利息也拖延

近期最受关注的是贵州省独山县400亿地方债。独山县的融资平台多达36家,截至目前仅被曝出的违约和逾期非标融资产品就有13个,涉及融资规模超过30亿元。

有投资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现在独山县对待债务问题的方式是“付息不还本”,利息也大多拖延支付,已经有投资者因此出现生活困难。

7月21日消息,去年12月6日出现的大陆首只违约城投债——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开发集团的“16呼和经开PPN001”,在去年12月9日偿还了一部分违约资金后,剩余部分无力偿还,最终由金谷银行负担,金谷银行向该城投公司投放15.28亿元信贷资金。

7月16日消息,中诚信国际将贵州省另一城投公司——贵州遵义市播州城投公司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其旗下债券的中证隐含违约率均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其中“17播投02”已进入高隐含违约率债券行列。

截至目前,播州城投存续债券规模13.4亿元,均将于2024年到期。播州城投的实控人是遵义市国资委。

今年5月份,辽宁省营口沿海开发建设集团的“15 营口沿海 MTN001”城投债出现不确定性。尽管最终足额兑付,但市场分析其中存在很大隐忧——该城投公司主要依靠土地转让业务,去年净利润下滑28%,今年第一季度营收下滑62%,整体有息负债超过34亿。

 

 

中共高层最近在8天内2次召开企业家座谈会,21日由习近平主持的会议上包括中共国企和几家外企。对习近平再提“经济内循环”,分析认为,中共为了政权,既不想让外企离开,又要拚命地维护中共企业,但是目前大陆的经济颓势已经是不可逆转。

此次习近平主持的企业家座谈会与李克强主持的相距大约一周,那次是在7月13日,但不同的是,当时邀请的是学术界、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以及海尔集团、拼多多等企业的管理层。

21日座谈会上的企业家包括来自中共国企海康威视、中共国企中国中化集团,以及美国企业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和日本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高管。

习近平再次提“经济内循环”,同时又称“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

而路透社引述分析表示,习近平的话是定调了大陆经济要转向“内循环”。

参与21日座谈会的中共国企中,包括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海康威视,其因参与中共打压和监控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所以被禁止在未获得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购买美国企业的零部件。

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海康威视这种企业获邀发表意见,说明中共还是要拚命保自己的企业,这也是在保政权。但是,“习近平可以说是‘顾头不顾腚’的状态,想全面顾周全,却是什么都顾不全。”

对于“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的说法,秦鹏认为,之所以一些外企也被邀请,是因为“中共现在非常担心这些外资企业继续外逃,会摧毁中国制造的(全球)市场地位,导致国民经济衰败”。

但是市场普遍认为,外资撤离已经是事实。最近美国和日本的企业正在加速撤离大陆,比如日本政府决定斥资20亿美元帮助企业,已经有87家企业接受了首批援助决定离开大陆;美国科技巨头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都在扩大其在印度等亚洲其它国家的市场。

此次习近平仍然重提“对企业减税降费、减租降息”,但一位餐饮业经营者表示,这些只是在新闻中听过,并没有落实,什么补贴都没有,也没提供便利,银行的贷款都是给有关系的国企,他表示,早已习以为常这一点。

 

 

7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声称“给大家鼓鼓劲”,要求实施好外商投资法。不过,外资不断撤离,外贸出口也受重创,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堪忧。

习近平找企业家谈谈心

据中国官媒7月21日报道,习近平说:“我们召开一个企业家座谈会,一是同大家谈谈心,二是给大家鼓鼓劲,三是听听大家对当前经济形势、‘十四五’时期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出席该座谈会的有国有企业负责人、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管理人员和个体工商户代表。数据显示,到2019年底,中国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个体工商户带动就业人口超过2亿,是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

习近平说,“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要实施好外商投资法,放宽市场准入,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外资撤离 外贸受阻 李克强也很着急

7月14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半年度贸易数据,其中上半年中美贸易顺差减少10.8%。而中国总理李克强称经济衰退影响前所未有,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2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2%,降幅较前5个月收窄1.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71万亿元,下降3%;进口6.53万亿元,下降3.3%。

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说,中国外贸发展面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加之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下半年出口形势依然复杂。

李克强7月13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认为,今年疫情的冲击、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影响前所未有,形势依然严峻,“要做好继续打硬仗的准备,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李克强表示,中国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要稳住经济基本盘,努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发展普惠金融,增加信贷投放,降低融资成本,帮助大学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就业”。

不久前李克强主持召开稳外贸工作座谈会称,近几个月外贸有所回稳,下一步外贸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对此必须有充分估计和准备;要按照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要求,落实各项助企纾困政策,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研究出台稳外贸稳外资的新措施。

而胡春华作为分管三农和扶贫的副总理,7月9日出席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凸显中国外贸受新冠疫情影响而形势危急。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全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电视电话会议9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胡春华强调称,“外贸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稳住外贸外资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内容。在国际环境和全球疫情形势严峻复杂情况下,要全力保住外贸外资市场主体……要把保市场作为稳外贸最紧迫的任务。”

之前北京当局多次提及的是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是中共政治局在2018年7月30日会议首次提出。

据《路透社》报道,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认为,下半年的外贸还是存在不确定性,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疫情的反复,如果出现反复可能会影响到外贸的预期,以及全球经济,导致外需疲弱出口订单萎缩。

新冠疫情影响,中国传统的外贸行业遭到全面洗牌,外贸订单有一部分已经彻底消失。而其余的订单转向线上平台销售,传统的小商品城外贸批发、工厂外贸直销类从业者面临生存危机。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分别主持经济会议,凸显疫情港版国安法等因素的内忧外困之下,中国经济到了岔路口。

7月22日,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称将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鼓励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创业。并表示要“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的,按规定给予创业补贴、担保贷款、税收优惠等支持。”

李克强表示,灵活就业是稳就业的重要途径。个人的创业、网络零售、移动出行(注:成为网约车司机)等均属于灵活就业形态,对这些行业需要包容审慎监管。

有网络评论指出,所谓灵活就业是失业的一种粉饰性说法,中国经济是处在衰退下滑的状态,对于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当局束手无策,只能不断创造各种新词汇来蒙蔽民众。

而在7月21日,在央视荧屏消失二十多天的习近平终于“现身”,在北京参加一个企业家座谈会并讲话。他说:“借此机会,我向广大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个体工商户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官媒《新华社》则刊发习近平在会中的完整讲话,他提到三大重点: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和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尽管习近平又强调“六稳”与“六保”,还提出要落实纾困惠企政策等,但外界认为,这是暗示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无法再依靠外需,中国经济处于内忧外困。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际,中国官方公布二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2%,从而避免了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经济虽然有反弹,但是,要应对从内部经济增长不平衡到外部国际关系恶化的重重难题,中国经济到了岔路口。

针对中国官方经济数据出现反弹,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Alicia Garcia Herrero)7月21日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背后与投资复苏(尤其是国有资本投资)推动的恢复密切相关。不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缓慢和失业率问题,抑制了需求的复苏进度。”

报告指出,中国二季度经济增速较好主要反映在经济生产方面,但消费的恢复速度相较之下仍表现滞后,6月零售额同比下降1.8%,部分原因是疫情导致失业人数增加,并影响家庭收入增长,抑制了需求的复苏速度。

经济咨询公司凯投宏观中国经济学家普里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近日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尽管复苏应该会继续,但其速度将受到失业率上升和政府支持减少的限制。可自由支配的个人开支很容易受到病毒再次爆发的影响。”

同时,肆虐中国南方多个省份的洪水打断了经济复苏的步伐。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的消息,6月以来,长江流域降雨量较常年偏多四成,其中中下游较常年偏多六成。

中国券商国泰君安宏观团队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汛情将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通货膨胀构成负面影响。他们预计,本轮洪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约0.5%。

在外需方面,中国经济至少有40%依靠外需,即出口贸易,并直接影响2亿人的就业。由于中国复工早于其他主要出口国,这帮助中国企业填补了全球供应缺口,但考虑到世界主要国家仍在努力控制疫情的蔓延,这些经济体将面临更长的经济冲击,从而会减少对中国商品的需求。

此外,中国经济前景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外交关系恶化,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都有和中国经济脱钩的迹象。

据《美国之音》7月23日报道,夏威夷东西中心资深研究员饶义(Denny Roy)认为,“今年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来说是糟糕的一年,中国与几个重要国家的关系同时遭遇一定程度的危机,中美关系恶化是其中最严重的。”

从一些中国企业家的表态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活下去成为许多企业的目标。

 

 

我们从全球金融廉政(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GFI)组织2012年10月27日刊载在了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杂志Economist上的数据推论中共在过去20年中,大约共向海外转移资产达10万亿美元之巨。

我们在视频中给出了具体的计算方法,并由此分析了这笔钱的丧失对于中共意味着什么,以及对于中国在后共产党时期的经济重建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提到了今天美国国务院的重要声明。具体内容请见视频。

全球金融廉政(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组织考察中共洗钱数量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比较中国自己公布的进出口额和各国公布的对中国进出口总额。二者数据应该一致,但他们发现了巨大的鸿沟。

这种洗钱的方法,称之为misinvoicing。举例来说,我买了一个东西,支付了1,000美元,你给我开发票的时候开800美元,那么剩下的200美元,你就可以替我直接存在国外的银行上。

仅仅在2011年,用这种方法洗钱的金额就达到了$430billion。2011年,中国官方给出的进出口总额是多少呢?是3.6万亿美元。这么算下来,洗钱的百分比占官方公布进出口总额的12%。

全球金融廉政组织用这种方法统计,发现从2000到2011年,中共就把3.2万亿美元洗到了海外。但这并非唯一的洗钱方法,GFI估算,这11年间,中共总共洗钱的数额为3.79万亿美元。

因为报告是2012年发表的,所以没有了2012年以后的数据。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共在2012年之后一下子就变得廉洁了。所以我们按照同样的比例去推演,从2012年之后,中共每年的进出口总额平均增长6%,我们姑且以为洗钱的比例也维持不变。

这就是一个等比数列的求和公式了,从2012到2019年一共8年,大约又洗出了4.255万亿美元($430 billion*[1-1.06^8]/[1-1.06]=4.255 Trillion)。

因此中共20年间,用开假发票的方法,就洗钱大约7.5万亿美元。加上其它洗钱渠道,一共洗出了8.83万亿美元(我们使用GFI报告中的比例,[3.2+4.255]*3.79/3.2=8.83Trillion)。

如果加上一带一路,海外直接投资项目等转移资本的方法,总计估计中共转移到海外资产达10万亿之巨。

现在中共面临着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美国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来到美国,中共洗到海外的钱那就基本泡汤了。

 

 

据英国《卫报》报道,本周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商业领袖举行了罕见的会议。习近平承认病毒大流行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习近平在会议上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我们维持我们的战略……我们将在危机和动荡中找到机会。”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导习近平的讲话时用的标题是:“同企业家座谈,习近平传递了信心!信心!还是信心!”对中共当局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中国领导层由于执政党内部的错误估计和扼杀党内不同意见而陷入僵局,现在要面临一个艰难而日益敌对的国际环境。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中国与印度发生了致命的边界冲突;中国与英国所谓“黄金时代”突然终结;中国与澳大利亚进行口水战,使两国关系接近历史最低点;中国在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受到国际谴责;中国进一步陷入与美国的竞争,迫使各国需要选边站,而各国越来越倾向选择美国。

中国公司和公民已经开始在国际社会受到日益增加的不信任感。现在有59家中国公司被排除在印度之外,其中包括微信和抖音海外版TikTok。印度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TikTok三分之一的全球用户在印度。中国华为公司已经失去了在欧洲的重要据点,英国(与美国保持一致)宣布将阻止这家科技巨头。

随着各国欢迎逃离香港的人们,中国可能面临人才流失。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反对中国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和其他新疆少数族裔,许多人呼吁对中国采取制裁和法律措施。中国科学家、学生和其他人等在国外受到了更多的审查。

圣地亚哥加州大学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说:“这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中国似乎在追求自己的狭隘利益,而不是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这意味着其他国家将建立各种障碍。这将产生实际成本,不仅是声誉成本,还包括经济成本。”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向国际社会保证其崛起是和平的,不会试图推翻现状。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强势姿态。

中国官员加大了攻击西方的力度,批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的反应,捍卫其在新疆的政策,驱逐外国记者,并迅速在香港实施安全法。

北京也发现自己陷入了与传统上不被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的对抗。在澳大利亚要求对中共病毒进行调查之后,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80%的关税,并判处一名澳大利亚男子死刑。随着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的引渡案件继续进行,中国法院已开始正式起诉两名加拿大人。日前,中国向钓鱼岛(尖阁列岛)派遣船只伤害了中日多年的和解,日本保守派议员现在呼吁政府取消习近平的国事访问。

过去几个月来,中国领导人的行为令国际专家感到困惑,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做出这些决定,这些决定究竟是由谁做出的。有一点很明显,习近平的中央集权化导致了更多国际社会的反弹。

谢淑丽说:“实际上,中国领导层很少与各国同时打架。”“中共的决策过程出现了破坏。这是邓小平所谓的“权力过度集中”导致政策失误。为什么会导致政策失误?因为没人敢告诉领导者这是一个坏主意。”

在中国国内,随着经济复苏,中国面临着高失业的威胁。疫情爆发后,网上审查制度似乎有所恶化。那些表达了对政府或其对疫情处理批评意见的人已被拘留,其中包括著名的法律教授和年轻的活动家。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说:“中国人民可能已经开始接受自己的国家正处于与美国的冷战中,未来似乎非常不确定,他们将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现在一切都变了。”

 

 

习近平7月22日在吉林省四平市考察,重点了解粮食生产情况。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或证实严重中国粮食危机。而习走访农民合作社,也引发中共农业政策走回“计划经济”的猜测。

据中国官媒23日报导,习近平22日突然到东北产粮区吉林调研。报导称,习近平到了四平市梨树县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官方发布的视频中,习近平站立在玉米地旁对村民说:东北太重要了。

资料显示,四平是吉林省的一个地级市,地处辽、吉、蒙三省区交界处,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宜生长多种农作物,是有名的东北三大粮仓之一。

习近平还说:“这次来主要是看庄稼,现在的长势很好。这里的优势是地势平坦,人均耕地多,最主要还是黑土地,要保护好黑土地,这是耕地里面的大熊猫。”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吉林省铁岭农民张一群说,她是从新闻报导中得知习近平到梨树县。她说,她家周边的玉米没有习近平看到的玉米那么好:“我家住在铁岭,今年东北就是大旱,根本就不下雨。我们这里就下了一场雨,苞米(玉米)连到腰这么高就秃掉了(旱死了),那就彻底扔了,不能除棒(收玉米)。我们家的早苗小棒(玉米秸秆)也不带点(结玉米),因为旱。”

习近平在考察一个农机农民合作社了解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经营情况时称,要在全国实施各种不同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对此,农民张一群说,中国南方下雨洪涝、北方无雨干旱的情况至今未得到解决,庞大的南水北调工程并未让东北受惠:“能解决啥问题啊?要是说旱了,苞米的谷粒长不出来的时候,人工降雨也对老百姓有利啊。现在仅有秸秆没有棒(玉米棒)有啥用啊?老天爷不下雨,旱得没有棒,习近平来关心关心,棒就出来啦?”

此外,习近平又考察了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生产基地,了解粮食生产及黑土层土地保护及生态环境等情况。

今年中国27个省发生水灾,暴雨洪涝灾害导致南方多个省份的大片农田和农业设施被淹、被毁,成熟的早稻因强降雨无法收成,未成熟的早稻灌浆结实受阻;旱地作物也遭受渍涝灾害。

本周四,新华社报导说,在湖南省安乡县大鲸港镇,14000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但中国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却称,上半年,中国夏粮达到2856亿斤,同比增长0.9%,再获丰收,秋粮生产基础较好。这些官方数据被网民认为虚假。

自由亚洲称,今年6月开始出现大暴雨和洪水,当月农作物几乎失收。习近平此次去吉林考察,其实主要是想确认下半年东北粮食产量。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走访农民合作社后,《因地制宜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迅速成为各大党媒报导的重点。这引发中共农业政策左转的猜测。

中共曾在1950年代启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归“国有”,为“计划经济”作铺垫。但近年来,中国虽然也有部分农村地区尝试机械化耕作的合作模式,但官方几乎从未使用“农业合作化”这一名词。

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到东北产粮地视察,凸显当局面临粮食危机困扰。今年以来,由于全球疫情已令进口粮食造成困难,加上最近的洪灾受灾区域是产粮地,粮荒已成现实。而粮食出现危机,将直接威胁到中共政权的稳定。如果结合前一天习近平在北京开企业家会议提及“内循环”,应该是当局做了最坏打算,要再度“闭关锁国”,走回“计划经济”的老路。当然,毕竟是不同时期,官方的包装表述会不一样。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中国大规模采购美国玉米和大豆。而在洪灾影响农作物的情况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林考察,不止是因为粮食危机,还涉及多个经济领域的麻烦。

美国农业部(USDA)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中旬美国玉米和大豆的周度出口销售触及数年高位,一周玉米出口总量达到254.8万吨,为2018年3月以来最高,大豆出口总量则达到266.6万吨,为2018年12月以来最高。

这受益于中国的大规模采购。截至7月16日当周,中国订购美国玉米196.7万吨,为有记录以来最大单周玉米购买量。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还显示,美国对中国的大豆销量升至169.6万吨,为2019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另外,美国农业部7月23日称,民间出口商报告中国购买了13.2万吨大豆,准备在9月1日开始的2020/21销售年度交付。

中国方面上周表示,将继续履行今年一月份与美国达成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除此之外,肆虐中国的洪灾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也是中国加快进口粮食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国长江流域连续两个月的强降雨已导致多省市河流水位暴涨,引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洪灾。同时,人们对全球最大的水电工程--三峡大坝产生担忧,三峡水库的水位一度比汛限水位高出15米多。

中国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陈桂亚对官媒表示,7、8月份,三峡水库要留出充足的防洪库容来应对上游可能发生的更大洪水。“三峡工程并不能包打天下,有了三峡工程并不意味着长江中下游防汛就可以高枕无忧。”

中国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最近在一场记者会上称,在出现“黑天鹅”事件的情况下,过大的洪水有可能超出现有工程的防汛能力。

这将会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中国应急管理部介绍,洪涝灾害已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61.6亿元(人民币,下同)。有专家估计,今年洪水目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GDP的比重为0.09%。截至7月10日14时,受洪涝灾害影响,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27省(区、市)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已达到2,983千公顷。

7月23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七月份全国猪肉平均批发价格为47.75元/公斤,同比增长101.92%。

江海证券认为,洪水对农产品价格的推升作用已经开始显现。从近期的猪肉价格和蔬菜价格走势来看,洪涝灾害已经使得近一个月以来猪肉和蔬菜价格出现了超季节性上涨,且涨幅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诸多分析皆认为下半年将发生粮食危机:疫情未消散,近期又饱受暴雨、洪灾侵袭,长江流域灾情不断扩大,大部分农田都被洪水淹没,广西也爆发蝗灾,大量蝗虫吃光农作物,农民苦不堪言。

7月21日,据《路透社》报道,据三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国计划动用国家储备稻米和小麦。政府可能在第一批销售中出售约1,000万吨稻米,“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抑制价格。”

7月24日,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吉林考察时强调,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绿色农业,“我十分关心粮食生产和安全。”

吉林松辽平原素有“黄金玉米带”和“大豆之乡”的美誉,是中国粮食主产区之一。

《新华社》7月22日报道称,“吉林省的玉米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佳,平均容重700克以上、角质率80%以上、含油量比其他地区玉米平均高出0.3%、蛋白质含量平均高出0.5%......一项项权威检测数据,直观地展现了吉林玉米的品质。高淀粉玉米、高油玉米、糯玉米等专用玉米品质均优于国家标准,是食品、饲料和工业原料的优质选择。”

中粮生化能源榆树公司负责人表示,将玉米淀粉转化为氨基青霉烷酸,该产品是青霉素、阿莫西林等药品的原料。

并且玉米还涉及玉米油、玉米纤维饲料、玉米蛋白粉、生物天然气、纤维素乙醇、乙醇产业链等。

同样,大豆也涉及到很多用途,可以用来生产豆粕和豆油。豆粕可以用作生猪饲料、蛋禽、肉禽鸡饲料、活牛等其他饲料以及大豆蛋白。豆油以及菜籽油、棕榈油可用作食用油和工业用油。大豆卵磷脂在糖果食品工业、医药、造纸和制革的方面广为应用。包括做成润滑剂、建筑材料、发泡材料等等。

习近平强调粮食生产和安全,不止是因为粮食危机,还涉及经济多个领域的麻烦。

 

 

这几天,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动静都很大,可以说明里暗里又杠上了,当然主要是因为经济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而这次习近平躲开东南方的洪灾区,跑到东北去考察,就考察了四平城,也就粮食安全和农村合作社发表了讲话,可以说都释放出了很多倒退的信号。


上次李克强把6亿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这个数据抛出来,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可以说是打脸习近平的小康社会。随后推行的地摊经济,也是暗示着中国产业升级彻底失败,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结果被习近平的马仔蔡奇在北京抵制,随后地摊经济紧急叫停。

而这段时间,习近平经常提到经济内循环,他在两会上提到的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循环结合的提法,其实就是经济内循环的标准说法。后来刘鹤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也说的是这个意思。而且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重庆前市长黄奇帆都在发表和美元脱钩的讲话,基本这些都是贯彻习近平经济内循环的思想。

上周,习近平抛开李克强,也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美国代表企业微软和日本代表企业松下都参加了,汪洋、王沪宁、韩正也参加了,但是李克强却没参加,比较奇怪。一个座谈会都可以露面,却不能去水灾现场,也不参加防汛会议等。确实说不过去。

在这个会上习近平的主要讲话的重点就是老调重弹,重复了“六稳”、“六保”。同时为自己的经济开倒车的行为作解释,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还称“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并还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会上的讲话,更像是为过去至少半年的种种失误辩护,中共高层谁也不愿意承担搞坏美中关系的责任,谁也不敢承担搞坏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责任,更不敢承担隐瞒疫情的责任。现在包括经济在内百业萧条,更是举步维艰,陷入绝境。

之前就说到,这几年习近平主推的公私合营、重建供销社和农村合作社,到引导青年到农村创业以及对待外资和美国的态度,以及这次习近平在东北的考察,可以说都透露出了终止改革开放,和文明世界脱钩,开倒车进入计划经济的信号。

而最近,对于这个信号有几大反击实践,确实非常耐人寻味。7月26日,南方报系的《南风窗》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国内的自媒体上广泛流传,而且在海外也被引用。虽然说得比较委婉,但是已经说明他们非常勇敢了,而且特体现出了国内理性的民众的忧虑。文章的题目叫《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而是能不能延续改革开放》,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标题就能大概猜到文章内容说的什么。在中美两国互相关闭领事馆的时刻,发表这样一篇文章的用意,其实是非常明显的:美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习近平搞的终结改革开放的闭关锁国和经济内循环,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更深层次的意思是说,习近平搞终身制、当皇帝的行为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同样也是《南风窗》杂志,在7月23日的微博上引用了维克多•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的一句话:“这是黄昏的太阳,我们却把它当成了黎明的曙光。”这句话的用意其实也非常明显,中国现在是黄昏的太阳,40年改革开放的大门即将关闭,国运将尽,很多人的命运将很悲惨。但是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认为中国可以取代美国,是国运上升的时候,好日子还在后头。

而最近任志强被开除党籍和许章润教授被嫖娼,其实说明的是体制内的商界和学界存在的对这种开倒车行为的抵制,就像有网友说的,他们两个人,是在若干年后回头看时可以为这个体制保留一点颜面的两个人。不知道大家是否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像三峡大坝的表决,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是反对的,这三分之一的人也是属于为这个扯淡的体制留一点颜面的人。如果是全票通过,就像香港国安法一样,那就太扯淡了。

抵制包子帝的当然不止是民间,还有中共高层。而最近一个李克强讲话的短视频流出来了(我在推特上发了一下,一天不到阅读量接近20万,转推600多,点赞近2000)。李克强在里面说:关起门来搞发展是行不通的,开放对人来说跟空气一样,不可缺少,否则就窒息。这个讲话说的非常明显,就是反对习近平所谓的经济内循环的说法的,内循环的就是要关起门来发展,但是李克强认为这样会窒息。

这种跟习近平唱反调的行为,非常明显是典型打脸习近平的言论,就像当初放出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一样都是挑战习近平的权威。说明中共高层内部分歧已经开始公开化了,经济路线争论的背后,是中共两股政治力量的较量,党内斗争呈现加剧的趋势。

习近平在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之后,就直接去了东北,毕竟东北很安全,没有洪灾,洪灾之后习近平就没有去过东南方,上次去的是宁夏,这些去东北。但是不幸的是,自从他去了之后,辽宁大连的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听说已经封城,据说要对全城600万人做作检测。说习近平是瘟神,一点都不为过。

他这次去东北做了几件事,我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7月23日,习近平到长春空军航空大学视察,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也特意赶来。习近平再次向党内各派警示,仍然牢牢掌握着军权。他还特意参观了四平战役纪念馆,并说了他精心准备的话:“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一定要守住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我们知道四平战役中,中共伤亡非常惨重,当时连长级干部死了很多,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绞肉机。毛是想通过这个战役打赢后,作为和国民党和谈的筹码,因为当时中共军力是没有把握打赢国民党的,而且也是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争取时间。

但是,习近平不理解四平战役的意义,他把考察四平作为对美强硬的一个暗示,其实就是在两国外交关系降至冰点后对美国发出的警告,暗示中共就算和美国实力差距再大,也敢于亮剑,死多少人都不怕,不惜和美国血战到底。

这让我想到了前几天有个体制内的军事专家说的,中国可以和美国打核战,中国就算死亡10亿人,也还有4亿人,美国如果死亡3亿人,基本就没人了。这个和当年毛说牺牲西安以东和美国打核战如出一辙,都是屠夫刽子手的冷血言论,体制内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如果死的十亿人中有这个专家的家属,他还会这样说吗?更何况,美国真要和你动手,战损比会是这样的吗?当年上甘岭,美军牺牲几百人,中共部队损失几万人,美国民众都觉得是屠杀。如果现在要干仗,中共能扛得住几轮打击?别说你有核武器,这点家当形不成威慑,除非是俄罗斯的核武器。

所以,从习近平考察四平可以看出,中国对美还会继续强硬下去,两国关系已经没有缓和的空间了,夹在中美之间的人要自己掂量。

在习近平的行程中,他还重点考察吉林的产粮区,突然开始强调“农业合作化”。此举除了凸显中国粮食危机外,似乎也释放了农业政策左转的信号。

7月22日,习近平考察了吉林省四平市下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习近平站在玉米地旁对村民说,东北太重要了,东北黑土地是战争年代“中共革命巩固的基础”。习近平还说当地“走出了一条符合省情、县情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并称要“走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在全国不同的地区实施不同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当天,《因地制宜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迅速成为各大党媒报导的重点。

中共领导人这种公开表态和行动,一般都带有特定政治信息。习近平走访农民合作社,并力挺“农业合作化”,似乎也在释放某种政治信号。

中共上次“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1950年代的毛时期。中共通过这次运动,将刚刚分给农民的私有土地又收归“国有”,为实现所谓“计划经济”作铺垫。

近年来,中国虽然也有部分农村地区尝试机械化耕作的合作模式,但官方几乎从未使用“农业合作化”这一名词。如今中共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和美国开始脱钩,经济濒临崩溃。中共可能通过走回“计划经济”来加强社会控制,以求继续维持政权。

这可能意味着,自从改革开放之初小岗村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将终结了,中国将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农村生产合作社的道路,而这条路也意味着粮食短缺的开始,粮食危机不远了。

今年上半年旱灾,北方的小麦是大面积减产的,但是中国农业部说的是夏粮丰收创纪录,产量达到了1.4亿吨,比2019年增加了24亿斤,明显是谎言。从6月份开始,中国东南方27省洪灾,水稻等主粮势必大幅减产,像湖北的江汉平原、湖南的洞庭湖平原以及江西的鄱阳湖,很多粮食主产区都是绝收的。

而中国2019年粮食的总消耗量是7.7亿吨,其中说的资产6.6亿吨,进口1.1亿吨。这意味着今年中国的秋粮产量必须达到5.2亿吨,否则就需要增加粮食进口量。但是按照目前的形式很困难,自己生产困难,国际上有没有这么多粮给你进口也是问题,因为今年全球粮食是普遍减产的。而中国的粮仓基本是空的,前段时间中储粮黑龙江肇东的粮库被举报,其实很能说明问题。所以,今年秋粮收成绝对会出问题,粮食的问题从今年起会正式引爆。

所以,习近平在吉林的讲话里强调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的位置,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人民日报等很多官媒头条也都纷纷报道这条消息,并重点强调粮食安全,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

客观地说,作为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粮食生产是不能出问题的,所以国家领导人每年强调一下也是正常,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今年的情况非常特殊,首先是中国今年灾害非常多,从疫情到旱灾、冰雹灾害到蝗灾、到水灾,可以说,上帝的十灾在中国基本上演了一遍,所以这个庚子年是非常诡异的。再加上全世界实力最强、也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美国和中国脱钩,加上今年国际粮食生产普遍遭灾,习近平强调粮食安全和这些要素结合起来,就会让人产生非常丰富的联想。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主张大家囤3-6个月的粮食,当做买保险的主要原因。因为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奇怪。

当初,习近平在担任副主席出国访问接受采访时就说过:“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荒,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现在看来是没有输出这两样,但是输出了病毒。由此推演,这个革命和饥荒输出也已经不远了。

这两天,浙江杭州萧山区下面的瓜沥镇发的一个“退苗还粮”的通知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通知明确要求,所有土地,包括口粮和承包地,都不得种植多年生经济作物、苗木及挖塘养殖水产。现在已经种植多年生经济作物、苗木的要尽快移除,口粮地、承包地养殖水产的要自行恢复到可以种植粮食作物为止。

这个通知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明显,今年粮食生产严峻,必须先保住口粮生产,其他的苗木等经济作物以及水产养殖,全部要退出来,意味着很多已经这样做的人要损失惨重了。今年疫情的时候已经看到过几例这样的地方通知,但是没有这次通知这么强硬。如果这样在要求在全国铺开,那么说明粮食生产已经非常危险了。

网上有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的视频讲话,他说中国不会发生粮食危机,我想用四句话,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粮食年年丰收,库存比较充足,口粮绝对安全,饭碗端在手里……

很多人表示,不说还好,听到他这样一说,就是暗示要囤粮的意思了……

 

 

习近平在上周二(21日)的企业家会议上说,中国经济要发展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特朗普上台后开打贸易战,很多人说,过去三十年美国领导的全球化已经完结。习近平跟着不断在世界经济论坛等场合大谈中国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话。现在习忽然说中国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看来北京已经认清形势,准备从回四人帮、华国锋时代的自力更生路线,走向我一直估计很有可能出现的朝鲜化。

就算在瘟疫肺炎肆虐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失速多年,城市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去年共青团中央发表《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提出要动员学生党员、团员下乡,兼职基层干部,还要争取在2022年之前组织超过一千万人次大中专学生下乡,“参与当地思想、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建设”,还说要“把农村青年留在农村、把城市青年吸引到农村”。最近,中央组织部、民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七个政府部门,更发布了《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通知》。新的遍及全国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如箭在弦。

过去不少经济学者已经指出,当年毛泽东要搞上山下乡,就是因为苏联切断经济缓助之后,中国城市工业投资大滑,进入萧条,青年失业严重,所以便要赶年轻人下乡干些纯粹消耗精力,毫不提升生产力的重活,减轻失业青年聚集在城市引发社会政治动荡的风险。现在中共又发动知识青年下乡,可见经济危机的严重。

最近中国官方发表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由负转正。官方喉舌和华文亲共媒体,当然大肆鼓吹中国战胜瘟疫经济反弹。但就算我们假设有关数据是真的,我们观测中国经济数据,还有一个法则,便是每次看到经济反弹之后,都要看看在一到三个月前的新增贷款数。

按照这个法则,你便会发现中国在今年3月和4月的贷款,同比增加了六和九成,远高于2009-10年回应全球金融危机的贷款大跃进。可见最近的那丁点经济反弹,乃是国有银行疯狂放贷推动重复建设或豆腐渣工程急速上马推动。一轮反弹之后,将是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呆坏账。这是不断加重剂量吸毒,以追求越来越短暂和微弱醒神刺激的故技。中国经济早成行尸走肉的坏鬼隐君子。

一些唱好中国经济的论者,喜欢夸大中国的“科技创新”。但中国的科创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单从数据上看,中国注册的专利数量,是全球之冠。但早前《彭博》已经发现,这些专利,超过八成是登记之后三年内就没有人付钱续期的垃圾专利,毫无商业价值,应该是机构拿了研究经费瞎拼指标用的假发明或没用发明。

吹捧中国者近年流行说中国有新四大发明: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和共享自行车,便更是无耻。这些技术,早在欧美日已经成熟。中国只是用霸凌、抄袭、偷窃等手法据为己有制造廉价山寨货。中国吹嘘自己走在尖端的人工智能发展,优势也只在于私隐不受保护的庞大人口提供的大数据。至于运作数据的演算程式与平台,中国还是要靠美国。现在美国要堵截中国活摘科技的渠道,习近平的科技创新春梦口水泡,唯有提早爆破。

中国唯一创汇赢利的出口业、粮食、和高科技都靠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现在习近平盲打乱撞,逼出个美中脱钩,中国的损失远大于美国。难怪王岐山也要暗示,全国要准备吃草了。

 

 

中国(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与企业家座谈时提出中国经济要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道路。他说,“中国必须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中国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有前中国政府官员私下表示,所谓“内循环”就是要自力更生。眼下,中国官媒和官方背景学者开始为内循环经济的概念造势。

在北京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之际,习近平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提议有何新意?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讲授谢田表示,习近平提出 “国内大循环”是在中国经济遭受美中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

他说,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其经济早就在外资和外国市场的拉动下发展成外向型经济,转向所谓“内循环”,尤其是在中国与西方关系不断趋紧的背景下将使经济面临更多挑战。

他说:“你如果没有外循环的话,换句话说你不跟外界打交道,你真是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你那些关键的技术得不到,外汇短缺也会有问题。中国实际上最大的局限,一个是自己研发没有力量,它抄袭和偷窃嘛,实际上技术上的短版制约了中国工业、经济进一步发展。还有一个它出口市场萎缩让外汇储备也减少。”

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表示,中国走“内循环经济”的道路,也就是靠内需拉动经济会面临非常现实的困难,即中国存在居民收入普遍不高的问题。

李恒青说,虽然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中国人均收入达到3万元人民币的水平,但由于中国贫富差距悬殊,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人数其实有限。

他说:“李克强总理透露出来,现在在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人民币,(这)引起全社会的哗然。在这个基础上,北京师范大学搞了一个调研。这个调研的结果我倒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然后在这6亿人中有5亿5(千万)是月收入低于1000;在5亿5(千万)里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块;其中有2亿2千万的人月收入低于500块;有546万人是没有一点的收入。”

 

 

最近,美国白宫推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这份对华战略报告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军事发展、虚假信息散布活动,以及侵犯人权行为等许多领域的政策做了全面评估与批评,承认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决定改变对华策略,采取公开施压的方法,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领域的扩张。

这种状态对哪一方有损?当然是中国,这是可见的现实。因为事实上,没有美国在基辛格之后奉行的“接触、合作、影响、改变”方针,没有自克林顿以来几任美国总统努力将中国从“经济合作伙伴”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并在前面冠上“重要”的定性词,打开美国大门,任由中国来去,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北京自夸各国经济依赖中国,独独忘记自身依赖谁

我曾写过《各国经济依赖中国》系列文章三篇,谈中国夸耀世界各国对华经济高度依赖,并成功地将这种经济依赖转化为政治要挟,但中国独独忘记自身其实是个对外依存度相当高的资源稀缺国家,尽管中国是不少国家的矿产、农产品、工业制造品的最大买家,是非洲国家的最大投资国,还能四出挥洒金钱购买影响力,比如今年接连三次给WHO开出一张比一张庞大的美元支票,但这豪情挥洒金钱的阔绰,全仗着那巨大的外汇储备。

如果不是数量巨大的中美贸易产生的顺差,以及美国资本如过江之鲫夹着装满美元的皮包来到中国,这外汇储备就不会如此庞大——如果有人看到此处暴跳如雷,还请稍安,请看下面的数据。

在不少人以为外汇储备是中国政府的资产或者中国人民的财产之时,我就解释过,所谓外汇储备,每一分都对应着负债,是中国央行通过外汇管制,从外贸企业、在华外资以及各种美元储户那里“借”来的。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主要来自于中美贸易(中美贸易战之前,90%以上,请记住这个数据);美国资本也是在华投资位居第一的最大外资,国际社会普遍预测在疫情之后各国将与中国“脱钩”,其实主要是美国脱钩,其它国家不得不跟着脱钩——从主观愿望来说,那些对华经济高度依赖的国家,没有哪国想主动脱钩,德国现在还在努力维系对华关系,指望汽车行业能够依靠中国续命。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努力培养与吸纳,中国政府当中人才济济,上述这一最清楚明白的事实,却没有人敢向“当今圣上”讲明。遥想2017年4月6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晤时,习近平金口玉言说出“有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国内宣传部门对这段圣旨还配乐朗诵,诵乐之声犹在,就变成要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为敌,完全忘记了中国那3万亿外汇储备仓库的货源主要来自哪国了。

硬数据支撑的中国对美依赖现实

中国对美的经济依赖,就其大者说,有技术依赖、金融体系依赖、贸易顺差依赖。技术依赖一事可以写出千言万语,这里仅举一例,千人计划网罗的技术偷窃者,90%以上待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里;金融体系依赖,中国虽然想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另起炉灶,但从成为IMF五大储备货币之后,人民币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升反降(我写过文章,列有各国贸易结算使用人民币的数据及各国互换货币数据变化)。本文仅举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来自哪国为例: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多年来都很庞大,中美贸易战开打前的2017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开打,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降反升。2019年6月,美国公布数据,2018年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下降1.7%,一共6,168亿美元,为2013年以来首次下降。但仅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就接近4,200亿美元,占美国对外全部贸易逆差的67%以上。从中国来看,当年全部对外贸易顺差2.92万亿元人民币,按央行宣布的全年平均汇率1美元=6.89人民币折算,为4,236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除了可怜的不到40亿美元来自于与其它国家的贸易,仍然主要来自于美国。

关于2018年的两国贸易数据,还有一番嘴仗。在美方公布数据之后,为了不再用庞大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刺激美国,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说,当前美方对中方的贸易逆差数字只有1500多亿美元,根本不是所谓的4100多亿美元(原文如此,有意比美国少说100亿),美方夸大了与中方贸易的逆差。次日,美国对此回应发文反驳,再次确认了自己核算的数据。差距缘何产生?原来,美方计算包括中国通过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其它国家贴牌“生产”然后绕道进入美国的“中国制造”——与中国打交道多年,美国多少学了一些乖,中国则只算从自家直接出口美国的“中国制造”。

贸易顺逆差之争就不说了。这里只让大家有个概念,中国经济对美依赖程度有多大:中国说1500亿美元,美国说4200亿美元,两者相差2700亿美元之巨。这个数字有多大?有两个数据做参照:2018年芬兰的GDP总量约为2,700亿美元,美日之间的贸易总额为2180亿美元。

失去美国依傍,中国经济颓势渐显

从中美贸易战开打两年多来,中国经济显现颓势成为事实:

1. 外汇储备减少,挣扎于警戒线边缘。

中国为何特别在意外汇储备,我早在2016年写的那篇《中国经济的堡垒战:“保卫外汇储备”》中谈过。中国一直仰赖对美贸易顺差来平衡外汇收支,而中美贸易战步步升级,中国对美出口开始下跌,于是,中国是否会出现外汇短缺,就成为国际金融界和国内中产阶层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警戒线,如果外汇储备跌破警戒线,中国将面临外汇短缺。一般人看到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个庞大的数字,都会以为中国哪会有外汇之忧?其实,这庞大的外汇储备当中,六分之五不可随意动用,因为另有主人,借一时可以,久借不行;剩下的六分之一远不敷用。想了解详细情况,可去看程晓农《人民币贬值的背后:中国的外汇储备之谜》(澳广,2019年12月8日)一文。

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为什么还能维持在31,000亿左右?原因是中国想了一招,通过较高利率吸引外国投资机构购买中国债券,用掉期操作的方式维持外汇储备总量。川普入主白宫之后,美国资本回流约1万亿左右,但因美国国内两党斗争激烈,民主党想方设法用各种理由弹劾总统,有近5000亿美元资金并未投入实业,在股市与债市徘徊,不少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据中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末,境外机构持有的人民币债券规模达21,877亿元——也就是说,中国的外汇储备与外商投资,当中有3000多亿美元属于这种债券。

2. 对外投资势头减弱。据路透社引德国官方数据,中国在去年德国的外资排行榜中跌出前三甲,位列美英瑞士之后为十多年来首见。5月11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经济咨询公司荣鼎集团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下降趋势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开始。2019年,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平均每个季度是20亿美元,但2020年头三个月,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实际上已经停止,只有两亿美元。但美国公司宣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在华投资项目总额为23亿美元,只比2019年季度平均值略低一点。我在推特上指出,中国在德、美投资减少,实际上是外汇储备紧缩的反应。

3. 人民币被九个主要国家踢出货币互换协议。武肺疫情席卷全球,各国因“封国”而在实体经济领域被区隔开来,但这种实体经济“去全球化”现象反而导致对美元需求更强烈,以至于出现“美元荒”。为解决这个问题,3月19日,美国与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新加坡、瑞典等央行签订规模分别为6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与丹麦、挪威、新西兰央行签署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期限至少为6个月,到2020年9月19日为止。作为IMF列为全球五大储备货币的人民币根本不在这个协议网络之中。中国当然也闻出其中危险的味道,4月下旬,中国央行推出数字货币(DCEP),宣称这是全球第一大主权数字货币,将挑战美元霸权——但没有全球金融体系霸主美国背书,这种数字货币算是中国的自我娱乐。

川普曾讲过,美国再造了中国,中国不服气,多方驳斥。但平心静气看历史,美国对华态度确实决定中国能否获得发展机会、以及多大的发展机会,也决定中国的国际地位。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深刻检讨在中国的失败,从此,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自力更生”了二十多年,连毛泽东都得承认这个中国“一穷二白”,连吃饱饭都困难。直到中美建交之后,中国逐步被导向国际体系,才有今天的经济成就。

中国当局的错误在于错误估计形势,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总想与美国一争雄长。在长达两年逐步升级的中美摩擦中,美国将中国依靠的肩膀抽走,中国失去了这一依靠之后还浑然不肯承认事实,终于迎来了经济的严寒。

 

 

中共政治局日前召开的会议提到要打持久战,中国经济要“国内大循环”。但是,外贸熄火、内需不振,当局还是要走大规模投资基建拉动经济的老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所说的已经成为事实,两年来世界政治和经济等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成为北京当局对当前外部环境的官方判断。

7月30日举行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强调,“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并且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性较大”,因而需要“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经济学上,经常把投资、消费、出口,看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过,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瘸了俩。

7月29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针对中国的外贸企业订单减少等突出问题说:“当前外贸企业反映突出的问题是订单在减少。订单是外贸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基础,订单少了,企业发展的空间就小了。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把已经确定的减税降费等助企纾困政策落实到位,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当前尤其要针对外贸企业订单减少等突出问题,推出有效措施支援拓市场、增订单。”

台湾《中央社》8月1日的报道认为,中国经济实行“内循环”后,将对产业造成负面影响,首当其冲就是原本以出口为主的企业,难以立刻出口转内销,就会有破产倒闭的风险;而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又会加大原本国内市场的竞争,对原本竞争力不强的企业造成冲击,这些都将导致一部分人失业或薪水减少。

分析还表示,依靠“内循环”拉动经济本身就很难做到,李克强说,中国有6亿人平均每月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下同),而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高房价对财富的“绑架”,也令各种产业无法依靠内需消费。

曾担任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余永定为亚洲新闻频道(Channel News Asia)撰写一篇文章,在文中提到北京当局在今年下半年面临的两难局面,如果放松财政政策,公共财政将会显著恶化;但以削减开支填补收入缺口则会影响增速,后果不堪设想。

北京当局需要以快速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但是,余永定认为,经济增长多年来一直受到有效内需不足的制约,而疫情则加剧了这种境况。

余永定认为,在中国GDP中占比55%的消费,在一季度下滑19%后,二季度又下滑3.9%。他认为无法指望消费回弹刺激增长,唯有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带动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三类。余永定说,在房地产投资增速不足,制造业投资更可能拖累增长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基建投资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作为官方学者,余永定并不避讳站在政府的立场,他的文章清晰地揭示了当局的意图并为此提出应对之策。

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出来,8月4日,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今年累计发行地方债37,586亿元,其中,新增债券28,290亿元,再融资债券9,296亿元。新增债券完成全年发行计划(47,300亿元)的59.8%,其中,一般债券发行5,629亿元,完成全年计划(9,800亿元)的57.4%;专项债券发行22,661亿元,完成全年计划(37,500亿元)的60.4%。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融资,投资“铁公基”(指铁路、公路和基建)拉动经济的方式在过去十几年来成为当局的固定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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