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音十二律和十二平均律的最早发现
（明 朱载堉《乐律全书》 十二平均律正律管）
大家通常以为中国古代只有五声音阶——宫、商、角、征、羽，对应现代西洋乐谱中的do、re、mi、sol、la。中国古代音乐以五音为主，但也有七声调式，“变征”和“变宫”便是西洋乐谱中的fa和si。其实中国古代音乐的律制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所谓“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音”（《左传》），也就是说虽然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不管多么纷繁的音乐和音阶形式，五声都是最重要的正音、基本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金木水火土）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五声、五色、五味都对应着五行，所谓“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孙子》）。五行的变化产生了万事万物；五音的变化也演绎出丰富的音律乐制，其中就包括最早的十二音阶。
仔细说来，其实早在上古时期中国就有了十二音阶了（十二律吕）。《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昔黄帝令伶伦（注：伶伦是黄帝的乐官）作为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注：荣将为黄帝的大臣）铸十二钟，以合五音，以施英韶（注：英韶指华美的音乐）……命之曰《咸池》”讲的就是黄帝命伶伦作音律，伶伦依据凤凰的鸣叫声制作出十二根竹笛子，完成了十二律吕；又和荣将一起铸造了十二个大钟，用以和谐五声，展现华美的上古音乐《咸池》的故事。
而在历史文献中，最早详细记录求律方法的是春秋时期的《管子》，管仲（管子）为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且精通音乐。他所记载的求律方法称为“三分损益法”，根据“三分损益法”得来的十二律就是“三分损益法十二律”。而西方最早使用类似方法求律的是希腊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比管仲晚了一百四十多年。
关于十二律吕的名称，在今天看来这些名字非常诘屈聱牙了，其实它们也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哲理呢。按照《国语·周语下》记载：十二律吕分为六阴律、六阳律。阳律称为“律”，阴律称为“吕”。六律为“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指“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
五音十二律，五音对应五行，按《礼记·月令》记载，十二律吕对应着十二个月份：“孟春之月，律中太簇……”“孟春”就是一月份，对应的音律是“太簇”。“太簇”也作“大簇”取万物簇生之意，这个时节，阳气萌发，东风化解了寒冷，冬眠的动物也开始活动，鱼儿游到冰面下，鸿雁从南方飞回来了。接下来二月份是“仲春之月，律中夹钟”，依次到“季冬之月，律中大吕”，“季冬之月”——十二月。而如果将对应十二律的每个律管中以葭灰（芦苇灰）填实，当某个月份来临时，与之相对应的律管中的葭灰就会飞动起来，叫做“吹灰”。真可谓“圣人作乐以应天”，音乐和天地相合，律管也可探测时令节气的变化，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既然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那理想的音律应该是循环一次能够完美地回到高一个八度的主音上，开始新一轮的循环，但是几千年来，东西方的各种音律的方法都无法解决这个基本的问题。直到明朝的皇族王子朱载堉，在他的《新法密律》中提出的十二平均律才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音律无法复原的基本问题。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他用八十一档的大算盘，计算出半音之间的音频比例，精确到小数点后面24位，令人叹为观止。朱载堉本身是位文理精通的奇才，融会贯通天文、历法、数学、舞蹈及乐理等领域，被称为“东方艺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在研几探赜的路上，悟到大道至简至易的道理，“以浅近之辞，发挥高深之理，以幽微之数，研究迂阔之学，得其精而忘其粗。”
后来，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很可能是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从中国传到了欧洲。现在的西方音乐体系，正是以此为最重要的定律基准之一。真可谓天下世事一盘棋，当中国戏曲杂艺百出的时候，西方也跨入了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一批震古铄今的古典音乐之天才巨匠， 西方音乐开始走向顶峰，从为宫廷和舞蹈演奏音乐助兴开始， 专门演奏交响乐曲的管弦乐团日渐发展完善。
时光荏苒，几百年后的今天，神韵艺术团交响乐团植根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融合东西方正统音乐的精髓，以西方管弦乐为基奠烘托中国乐器的特色，以古老中国音乐的旋律韵味为基础，用西方管弦乐来表现神韵所需要的效果。很多观看过神韵交响乐演出的观众都说：“神韵正开创着古典音乐的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