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将不再是东方明珠

中国经济连年下滑导致财政收入减少，疫情叠加各类灾害同样重创经济，作为政府“钱袋子”的财政出现问题，令习近平心焦。同样令其担忧的还有外汇储备，对外要偿还的债务已经高达2.5万亿美元，能创汇的出口贸易正在萎缩。外汇储备不足怎么办？中共把目光瞄向香港近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蠢蠢欲动。但是，美国制裁的“核选项”还没有使出来。

官方不久前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看似靓丽，但实际上意义确实不大，完全依靠“强大的”国家统计局就可以解决数据问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中国经济怎么转型？消费低迷、内需不振怎么办？房价这么高，房子卖不动了，在房地产上游和下游的40多个产业的产品又该怎么卖？中国央行放水，物价已经上涨，通货膨胀严重；不放水，多个行业捉襟见肘。地方政府想靠投资拉动经济，但是债务已经很高了，而且之前投资的项目基本不赚钱，如果地方政府再举债建新城新区，可能下个月债务的利息就还不上了。多收点税行不行？大量民营企业已经命悬一线，再加税就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减税的话，民营企业能好过点儿吗？公务员的工资、军队给养，各级党委、领干薪不上班的人那么多，退休官员福利待遇的资金也还没着落，还有那么多国家依靠大撒币进行援助......

习近平愁的白头发更多了，为中共二十大连任铺路，没钱谁听他的话？中共的“枪杆子”和“刀把子”用来铲除异己、镇压国内百姓，对外武力恐吓，这一切都是需要资金的，钱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资金不充裕，同时债务却越来越多。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中国全口径外债规模接连九个季度上升，首次突破2.5万亿美元，并创下历史新高。从期限结构看，中长期外债占45%；短期外债占55%。

不可忽视的是短期外债规模约1.4万亿美元。短期外债主要是本国金融体系及个人在境外进行股票、权证、债券、外汇、黄金、期货等金融产品或者房地产、公共事业建设等等各种谋利行为的投资，并且投资期限小于或等于一年的，均为短期外债。短期外债具有流动快、规模大、风险高的特点。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3.2万亿美元左右，其中有1.07万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债，一年内要偿还外债1.4万亿美元。也就意味着，如果可以赚取外汇的外贸出口一旦出现问题，中国的外汇储备即刻捉襟见肘。近几个月的官方数据显示，新出口订单大幅回落，这反映海外供需缺口修复，下半年出口的增长不可持续。并且，大中型企业与小企业差距持续拉大，反映成本上涨，对下游企业利润的挤压显现。另外，就业景气度不佳。

在这种情况下，进口额却在增加，毕竟工业原材料、能源和粮食等，都需要付出真金白银的，都要用美元、英镑、欧元等去购买。

例如，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可以了解到的信息是，主要的粮食进口都在激增，这个现象表明中共政府正在国际市场疯狂购买粮食。在官方宣称粮食连年丰收的情况下大肆购粮，背后原因必然不简单。实际上，粮食进口大幅度增长，很多中国人可能觉得没什么，也许是粮食价格下降了，提前购买储备起来。其实不然，从国际粮价来看，一年多来，已经连续上涨，中共政府大量进口粮食称得上是不计成本。

中共真正能动用的外汇，只有四千亿美元左右。外汇供给一旦出现波动，就必然影响到人民币的币值，影响到国内的资金供给。

实际上，中共寄托希望的外贸出口若出现萎缩，香港的外汇储备就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香港金融管理局7月7日公布，香港于2021年6月底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为4916亿美元。

在2019年就有传闻称，香港的外汇储备被中央政府调用，香港金融管理局当时予以否认。但是，现在港版国安法已经实施，在爱党人治港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调用香港的外汇储备，谁会说个“不”字？

不可忽视的一个事情是，前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此前透露，美国拥有实施制裁的核选项，“真正的武器在于会否限制美元的使用或是美国金融体系的运用”。

所以，在美国核选项没有使用的时候，现在也是各类公司、团体、机构和投资者做出抉择的一个窗口期。

有大陆媒体报导指，去年12月深圳在服务“双区”建设专项招聘公务员考试中，首次设立港澳选拔职位，近期拟录用四名香港籍公务员。
“双区”是“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简称。去年10月，习近平在深圳特区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言，全程几乎没有提及香港，仅强调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又指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深圳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习亦提及鼓励港青北上发展等。

这表示习近平打算以深圳取代香港，将香港沦为大湾区的一个普通城市，而深圳则成为大湾区的“重要引擎”，即深圳带动香港发展，香港沦为支援的角色，彻底扼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去年7月1日，港版国安法推出后，香港的国际角色日益淡化。港府除了大力打压民主运动、整肃传媒和教育界，还收紧各类查册，包括公司查册。

前公司注册处处长钟悟思在4月底撰文反对，认为收紧公司查册会削弱商业问责的透明度，增加企业舞弊机率。换言之，林郑政府旨在配合北京当局，破坏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切与国际接轨的优良制度，令这个东方之珠黯然失色，以此凸显毗邻城市——深圳的小小光芒。

今次4名香港人受聘于深圳政府，毋容置疑也是政治挂帅，配合习近平去年的讲话。事件在香港未引发热议，港人的嘲讽多于认同。始终在香港的发展机会和前景都远优于深圳，而且香港公务员的工资待遇不俗。人往高处走，过去30多年期间，每日都有150名持单程证的大陆人赴港定居，很多新移民虽然嘴上讨厌香港，但身体却很诚实。若真的让他们放弃香港身份，想必没人会做。

据大陆新闻指，4名港人中，一位名为赖宇辉的青年获聘于深圳金融监管局。他表示自己在80 多人中脱颖而出，还称“不少香港公司员工都在主动学习普通话、主动了解大陆文化，希望能更快融入大陆市场。如今，港澳青年拥有了在大陆体制内发展机遇，可以更好服务大陆高质量发展。”

不知赖宇辉的言论是否出于真心，听上去和官方的宣传口径十分一致。这四位港人想必已经成为当局对其他港青洗脑宣传的典范。树立宣传典范，也是中共千变万化的洗脑方式之一。就如当年的雷锋、焦裕禄等，被塑造成英雄人物，通过他们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做法行之有效。

近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还表示，将与广东省、深圳市签订协议，让两地公务员互换“挂职”交流，交流计划重点放在粤港澳大湾区。 “挂职”又是一个中共体制内的做法，香港人闻所未闻。根据大陆网站给出的解释，“挂职”是锻炼干部的一种方式，在不改变干部行政关系的前提下，委以具体的职务到其他地方来培养锻炼的一种临时性任职行为。

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曾表示，日后希望引入规定，要求香港公务员必须在三年试用期间，到大陆“挂职”一段时间，才获长期聘用。这表示，当局计划把香港公务员“干部化”，把服务市民的香港公务员变成只要效忠共产党就可以贪污、腐败的“党干部”。

综合香港众新闻、苹果日报报导，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纽约《华尔街日报》共同公表新一份“全球经济自由指数”。香港去年以89.1分位列第二，但在今次排行榜中直接被除名，去年排35名的澳门同样是榜上无名。

这意味着过去连续25年雄踞该排行榜首位的香港，失去一个重要的经济自由评分，自此与排名107位的中国一同评分，属于“多数不自由”类别。至于榜首则由去年超越香港的新加坡蝉联。

传统基金会在报告解释将港澳除名的原因，指只会计算独立主权国的经济自由。香港和澳门本来作为特别行政区，为居民提供比中国普通公民不同和更大的经济自由，“然而近年来事态发展已明确表明，这些政策最终都是由北京控制”。

基金会在报告续说，日后如有需要，会在有关中国的篇幅中讨论香港及澳门经济自由发展。对于中国，报告指其限制香港自治、迫害新疆维吾尔少数族裔，还有北京的网络攻击等，都导致其广泛地失去信任，动摇国际关系。

传统基金会前主席Edwin Feulner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香港过去两年失去政治自由及自治，令这座城市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其它主要商业中心，如上海和北京“几乎难以分辨”。

Feulner曾多次访港，指香港过去是开放及连结亚洲及西方世界，但如今香港与英国普通法、言论自由及民主的连结大幅减退，感叹北京已同化（assimilation）了香港。他忆述出席1997年的主权移交仪式时，担心香港会变成中国另一个中型城市，“令人伤感地，这正正发生了。”

在2020年，香港在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跌至第二位，25年来首次输给新加坡。传统基金会又发文预测，北京在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将是香港作为全球领先金融贸易中心终结之始”。该文章指，香港约有9,000间外资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美国公司约占1,300间，这些公司都在评估国安法带来的威胁，并开始撤离香港。香港金融市场对中国以外的上市公司、投资银行和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显然正在减弱。但中国面对这种情况下，仍然会坚持自己的脚步，“对香港人来说将是一场悲剧。”

香港政府过去时常引述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排名，向外界吹嘘香港作为最自由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通往中国的理想门户。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腾华去年回应排名下跌时称，相信与香港2019年经历的困难有关，但维持香港社会成为非常开放自由经济体的基本因素，不会因此被动摇。

2019年，香港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反送中运动，这场抗暴之战维持一年之久，可谓全民参与的一场社会变革，香港玄学家杨天命也不例外。2019年6月30日，有年轻抗争者以死明志，IFC通往香港站的天桥位置一跃而下，杨天命在脸书上发帖，恳求年轻人：一个也不能少了！流涙、悲痛；请保留实力，让我们与你们并肩而行，你们不是孤独的！至此，他成为抗争路上的同路人。

有人曾引述中共报章说法，指年轻人收了钱才参与抗争的。杨天命为年轻人辩护，表示要用多少钱才能收买一个人愿意冒着生命，牺牲大好前途去做这些“傻事”？若真有所谓“强大外国势力”的保护，他们为何要担心被捕？“他们其实很‘怕死’。但他们怕同路人死，多于怕自己死……”

香港是一条南龙 为中国吸纳财富

今年57岁的杨天命日前向《苹果日报》表示，因为自己支持抗争，收到很多恐吓电话和短信，也有亲共人士抵制他的算命馆。时逢黄历新年，他推出牛年的运程书《春牛图》，他批算过，香港和台湾的运势都欠佳。

他预测香港的地运已经结束，“因为香港最重要的是西南面见到水，之后北面见到水，整个香港北面见到水的是中环、金钟和铜锣湾一带，香港在行九运，即2024年之后，金融经济中心的运气减弱，而中国和俄罗斯在北面都见不到水，运气都不好；香港是一条南龙，是整个中国向南发展的一条龙脉，香港好，中国才会好，香港帮中国的吸纳财富，如果香港失去这个能力，中国都富裕不起来。”他又指，上海无法代替香港，如果上海可以代替香港，好久之前就代替了，为何现在还做不到？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一块福地，如果中国的领导者，肯在香港放宽自由，恢复以前的制度，香港就会不停地为中国赚钱。

坚持留港 相信香港有希望

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环境越来越严峻，民主力量被连根拔起，民主派人士接连被捕；外企纷纷撤离香港；与此同时，还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大批港人变卖资产，移民海外。本身为加拿大公民的杨天命却选择留在香港。他坚定地表示：不会离开，并指之所以在2000年回流，是因为热爱香港，即使目前政治环境和之前天差地别，但是相信有天意，香港会康复！因为香港始终有一群人，在默默耕耘，尽力做他们应该做的事！

另外，他表示，太太和两个儿子在加拿大温哥华生活，他们同样爱好和平和自由，也在加拿大参加当地的游行示威，支持香港。也正因为至亲都在海外，他反而觉得安心，可以发表政见，而无需担心家人被恐吓、被跟踪等。

遭恐吓 生意受损 但未曾后悔

杨天命自从表态后，就受到各方压力，除了恐吓，生意也大受打击。以前他有很多大陆客人，他也会去大陆为客人看风水，现在这些生意都没有了。但他表示，自己未曾后悔过，“多赚一份不多，少赚一份不少，真的没有后悔。”“我是香港人，为什么不发声？这是我一出生就有的自由。”

今年是深圳特区成立四十周年，据港媒报导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南下出席相关庆祝活动，近日广东、深圳严阵以待，大批特警驻守街上，多地禁止使用无人机。昨日，中央亦公布方案给予深圳更多改革自主权。有时事评论人认为地处大湾区的深圳会成为北京当局“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预计深圳国有资本将对香港传统金融资本进行吸收、改造，进一步弱化香港地位。

据《苹果日报》报导，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参加深圳特区成立四十周年庆典。昨日北京当局公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下文简称《方案》)，赞扬深圳之余，亦给予当地更多改革自主权，似乎为习南下造势。据悉习近平这今次除了会出席四十周年庆典，也会视察当地的科技公司。

深圳市委日前召开第十五次全会提及，要打造畅通的国内循环，及参与国际循环的“深圳样本”，评论人士认为习南下深圳，将向外界表现其深化改革的决心。时事评论人吴强表示，在中央决策中，习近平一直扮演着双重角色，即毛主义旗手和邓改开旗手，一方面习近平学习毛泽东推进公私混改，抓捕党内外异议人士，令中国向毛时代倒退；另一方面，习又南下出席深圳纪念活动，支持深圳进一步开放，这是营造他搞经济促开放的形象。吴续指，习近平要继续扮演具有毛和邓双重特点的第三代领袖的形象，而深圳是他凸显自己支持市场开放的一方面。翻查记录，2012年习近平上任中共总书记后，首次出巡的地点就是深圳，可见其对深圳的重视。

深圳特区成立四十周年的正日是8月26日，但是按照以往惯例，因要迁就国家领导人行程，“十年一大庆”的活动都不在正日举行。吴强认为，今次习近平南下深圳的意义重大，形容类似当年邓小平南巡，指习试图在历史上为自己留下记载。

中央昨发布的《方案》重点提及要发展金融，放宽市场准入，并增强深圳在“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引擎功能”。对此吴强表示，《方案》在大湾区融合中，强调以深圳作为中心，发挥驱动功能，并提出发展高科技、金融等行业，习近平的用意一方面是回应党内批评，在国际上确立一些所谓自主创新的产业；另一方面亦表现出习近平对香港金融体系的不信任。

吴解释，习近平此举不但弱化香港，深圳未来更将会成为统战、吸纳香港的主要城市，令整个大湾区变相“公私混改”。他表示，“深圳的国有资本对香港传统金融资本的吸收、改造，会在未来的大深圳湾的计划中体现出来，这是深圳未来的定位，不仅是所谓的金融中心、高科技样本，同时也是吸收和统战香港的地方。”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有消息指习近平将于12日早上抵达深圳，深圳和广东多地如临大敌，多地公安、特警严阵以待，其中包括深圳、东莞、中山及汕头等地禁止民众使用无人机。深圳莲花山11日起封闭、五星级洲际酒店亦被征用。

据《香港01》接获消息人士指，习近平将于12日（周一）早上抵达深圳视察，并于同日晚上观看演出活动；《南华早报》引述一名知情人士表示，“我们收到的最新命令，是在周一（12日）前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报导还指出，习近平此行将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澳门特首贺一诚，不过尚不确定这两名特首是否将单独和习近平会面。

香港《苹果日报》则指出，习近平南下前夕，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等人已南下深圳和广东，为习近平南巡作准备。亦有民众表示，在前海见到有警车停在各处路口的隐蔽处，另有10多名便衣人员，戒备森严。该民众还询问一名拦住他的便衣，是否有国家领导人前来，对方回应没有，另一名便衣则不准他拍摄，车队离开后，他看到现场便衣喊着代号，说车队到了什么地方，气氛紧张。随后有消息指，当时是正先行视察的丁薛祥。

此外，深圳和广州多地近日也有特警车出现，有广州民众11日表示，多条街道都有特警车戒备。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南下前，广东多地公安都已下“禁飞令”，禁止在城市使用无人机，深圳管理部门也发通知，要求从10月11日至17日深夜，全市所有个人及单位都不准使用如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若要想在此期间飞行者，必须获军方、民航空中管制部门等批准。

而东莞和中山公安局发出的“禁飞令”提到，要“维护庆祝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活动举办期间周边地区空中安全，杜绝各类违法违规飞行活动发生”。东莞的禁飞期横跨整个10月，中山的禁飞期则从10日到本月20日。

另外，深圳地标莲花山从11日起封闭，洲际酒店也被征用。

网传洲际酒店紧急发出通知，称因“政府专项接待要求”，从10月10日到14日暂停对外营业，禁止任何外部人员进入酒店。有商家原本预定在该酒店的活动也被迫延期。

据了解，习近平在2012年12月中共“十八大”后，甫上任即南下巡视广东等地，南巡行经路线和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路线中的广东段大致相同，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陪同。习近平上一次南下是2018年10月22日港珠澳大桥开通之时。

而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于1980年8月26日，过去每逢10周年，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胡锦涛都会南巡深圳。

北京称港商“不是自己人”

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中国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对受危机影响的香港的投资力度”（China prods state firms to boost investment in crisis-hit Hong Kong）。指出近日中国政府召集百家大型国企在深圳开会，要求参加会议的100余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高级代表承诺，更多地投资于包括房地产和旅游业在内的主要香港行业，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并稳定金融市场，尽其所能帮助政府解决香港面临的最严重政治危机。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借高级代表之口说出：“香港的商界精英肯定做得不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我们中的一员。”（“The business elites in Hong Kong are certainly not doing enough.Most of them are just not one of us”）。

这句话表明：香港商界精英过去依靠中国政府赐予的特权寻租、分利，在陆港两地市场通吃的政商结合之路已走到尽头。即便在香港，这些富商聚财的房地产等行业也将由国企接管。

目前并不清楚国企加大投资力度的具体做法，但原则已经定下：“中国国有企业不仅仅是持有香港公司的股份，还被要求控制公司并拥有决策权”，要求香港富豪出让部分股份并让国企掌握控制权，是其可能的一种方式。估计反送中以来在北京眼中表现不佳的企业将会优先排在被收购行列。

我在《“二次回归”是陆港的共同噩梦》一文中谈到，结束官商共治模式是“二次回归”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中央政府与统战对象香港商界精英之间出现裂痕并非始于“反送中”运动。早在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发生之时，香港商界大佬很少有人表态支持政府。《中国日报》为此于10月25日发表英文文章《香港大亨不愿意在“占中动荡”中站稳立场》（“Roundup：Hong Kong tycoons reluctant to take side amid Occupy turmoil”），点名批评指香港富豪李嘉诚态度模棱两可，李兆基、郭鹤年、吴光正等富豪则保持沉默，未曾表态支持香港警方处理示威的手法以及香港特区政府。

北京对港商的看法：寻租、分利，却不肯尽政治义务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商界大亨确实依靠中央政府的荫蔽寻租分利。相关研究认为，1978年到1997年，是香港商业和政治的关键二十年。除了主权移交，还有数项相互交织的变化，包括去工业化、英资撤退、本地商业集团化、混合型商业出现、政治机构重组，以及政治本身的再定义，引发了一波经济结构重组。制造业迅速被服务业取代，后者包括银行、地产、旅游和物流等。这个过程形成了一些财阀型的大型企业集团，典型案例就是李嘉诚家族的长江控股，其旗下拥有大量不同行业的公司和控股公司，涉足超过50个国家。研究者认为，李嘉诚上世纪50年代在塑料制造业起家，而其产业真正的集团化始于1979年，当年他从英国商行手上买下了和记黄埔，李氏商业帝国即从这里奠基，此后与北京结成亲密政商关系，得到北京支持，更是得到长足发展。

其他财阀的情况与李嘉诚类似，由于因为这些财阀商业集团与北京政府的密切关系，陆港之间的地缘经济迅速融合，这种融合包括港资进入大陆、大量陆资进入香港，以及跨境商业运作的出现。香港本地和大陆的资本越来越多地合并，形成了共生关系，并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发展了大量商业项目和关系网。1997年香港回归之时，十大香港华人商业家族（包括李嘉诚家族、李兆基家族、郭得胜家族、吴光正家族和郑裕彤家族）已经控制了占香港股市市值45%的资产。这种天量财富，对于财阀在政治中的角色有重要影响，这些人都得到北京赐赏的黄马褂——全国人大、政协常委等荣衔，在本港亦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

但天下之事，往往是兴一利必有一弊，中资进入香港，改变了香港的财富版图。在1997以后的20年中，香港本地资本的显赫地位逐渐被笼罩于大陆资本的阴影之下，尤其是与国有企业有关的陆资。至2016年底，香港市值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半是陆资，包括腾讯、中国移动、中国建设银行、中海油、中国工商银行、中信集团、中银香港、中国银行、平安保险和中国海外发展。只有四家公司，包括长实（李嘉诚家族）、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家族）、恒生银行和港交所，可被视为香港本地企业。与1997年香港股市市值45%的资产由十大本地企业把持相比，变化之巨，让香港商界产生受挤压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之后，中港企业交叉持股日渐普遍，这导致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产生了新的混合型商业模式。这种混合型商业的运作基于不同的经济理性，不仅是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还得尽政治义务，充当北京在香港维稳的长臂。

李嘉诚为何会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

在中央政府眼中，依靠北京政治加持成就商业帝国的李嘉诚至少有三次对不起党与政府：

第一笔：从2011年就开始不动声色地从大陆撤资，不断抛售中国资产，自2011年以来就没有在大陆拿地，2012年之后就没有再购入香港的土地，撤资规模以千亿计，据说撤得很干净。当时中国舆论对李嘉诚跑路表示不满，言论中都涉及李嘉诚商业帝国形成的特点。李嘉诚是港商中与北京最高权力走得最近的巨贾，作为香港商界顶尖精英，曾受到中共历届领导人接见。自邓小平于1978年及1990年两度接见李，让他受到最高权力的“加持”，李嘉诚在香港与大陆可谓通行无阻，其特权超过任何太子党成员。那篇《别让李嘉诚跑了》说得很直白：“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历任中央领导人对李嘉诚提了哪些要求》一文更是挑明了这意思：李家资本是中国政府用政策与特殊待遇喂养的名外实内的资本，本应“与国同休”，如今国家经济困难初露，李家就携财外迁，实在是大大辜负了党的殷切期望。

第二笔：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发生，李嘉诚不肯表态支持北京与香港政府。

第三笔：今年反送中以来三次发言都未表态支持政府，先发表“黄台摘瓜”广告，暗指中央政府对香港严苛，继之又发表“盼年轻人体谅大局，而执政者能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的骑墙言论。

有此三笔旧债新帐，李嘉诚必须成为《人民日报》等官媒的批判目标，批判文章连“巧言令色，鲜矣仁”这种重话都用上，恐怕看得香港富商们心底直冒寒气。

最后对本文做一归纳：自2014年占中运动发生后，北京就在思谋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实施“二次回归”。促使北京提前结束官商共治模式的原因，一是在反送中运动中，香港商界精英如李嘉诚等对抗议者持同情态度，让北京再也无法忍受，认为“官商治港”导致贫富差距日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是真正的乱港之源，如今中央政府不想再成为香港财阀的替罪羊。二是国泰航空员工参加反送中，据说得到公司支持。北京对此气不打一处来：仗着公司有英国资本，就敢跟中央政府对着干？干脆让国企进驻，控制企业员工的饭碗，不服从者不得食。

黄之锋等香港抗议者代表希望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哪怕香港经济将因此急剧衰落、失业上升也在所不惜；北京则加紧推进“二次回归”计划，让中国国企全面掌控香港经济。无论两者实现哪一种，对香港都是灾难；两者全实现，香港将再也不是东方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