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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帮韩正年初下令销毁武汉肺炎病例样本

作者:王友群 — 已发布 2020-02-28 20:10, 上次修改时间: 2020-03-05 01:21
贡献者:天涯(责任编辑)
来源:看中国新闻网
武汉肺炎爆发以来,中共政府对外隐瞒疫情。2月26日,财新网一篇报导追溯武汉最初数例病例确定为“武汉肺炎”的时序,同时披露湖北省政府早在1月1日就已下令停止将武汉肺炎的病例样本送验,已有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且不得擅自对外透露相关消息。
上海帮韩正年初下令销毁武汉肺炎病例样本

湖北政府早在1月1日就已下令停止将武汉肺炎的病例样本送验,且不得擅自对外透露相关消息。(图片来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湖北政府早在1月1日就已下令停止将武汉肺炎的病例样本送验,且不得擅自对外透露相关消息。(图片来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习新成立的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刻意排除了主管国家卫健委的韩正,同时撤换了湖北及武汉的主要负责人包括湖北卫健委主任。主要原因在于,韩正在贸易谈判和香港搅局都失败后,利用卫健委系统以及江派在武汉的代理人在疫情初发关键阶段用假情报误导了习近平,延误了防控瘟疫的宝贵时间,让习近平为瘟疫承担罪责。

在去年12月24日,武汉的医院已发从新冠病毒患者身上采集病原样本送交测试,测试单位最早12月27日已把结果反馈给医院,并上报给了卫健委和疾控系统。但卫健委和疾控系统在1月7日习近平召开常委会之前,并没有全部如实汇报给习近平,而是强调了海鲜市场作用和“可防可控”。1月3号韩正主导的卫健委甚至发出“销毁病例样本、禁止透露样本信息”的3号文件。直到1月9日央视才报导专家组是1月7日晚21时才测出了新型冠状病毒。这是央视在谎报。

因此,实际上这是韩正主导的卫健委系统和王沪宁主导的宣传系统联手隐瞒了最初的疫情,导致瘟疫疯狂蔓延。江派断定:习的保党情结和中共隐瞒实情的体制必然会导致疫情扩散,他们可以坐收其成,把罪责推给习近平。所以,习排除韩正说明习已经察觉了江派的阴谋。

 

 

中共当局隐瞒,致使武汉肺炎疫情迅速向全国及世界扩散。近日,陆媒纷纷披露,中共国家卫健委封杀疫情资讯,最终导致疫情大爆发的内幕。有分析指,在各方推责中,主管卫生的韩正孙春兰或被触及。

武汉早在去年12月初就发现疫情,根据武汉市长周先旺在央视上表述,以及疾控中心专家的佐证,疫情早在12月就上报中央了。中共直至今年1月20日,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才在央视首次披露武汉肺炎“会人传人”,但此时疫情已失控。

陆媒《新京报》日前报导,全国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专家卢洪洲透露,上海公共卫生中心早在1月5日已向上级提交了正式的疫情报告。卢洪洲表示,在上报的“过程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报告是盖了我们单位正式的章,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报告,这就说明了我们的重视程度,包括后面的几个报告。但是非常遗憾,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财新网》2月26日发表《独家:新冠病毒基因排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文章,早在去年12月底之前,已有至少9例不明肺炎武汉病例样本完成基因组测序,显示为“类SARS冠状病毒”,陆续上报卫健委和疾控中心。湖北省卫健委及国家卫健委分别在1月1日和1月3日要求销毁已有样本,还下令不得擅自对外透露讯息,从而错失防疫先机。

《财经》揭露湖北卫健委隐瞒疫情,就在钟南山公布“人传人”之前,先后有两个专家组赴武汉调查,但两批专家均未明确公开提及病毒会“人传人”。

第二批专家组的一位成员对《财经》说,“我们听说(医护感染)消息,就联系院方,因为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医生,联系完了人家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实话。我们也没办法,因为很明确是属地管理,我们接到的这个指示是地方为主,国家专家组帮忙、指导、辅助。”

当时陪同专家组的人有当地医院的院长、医务处主任和湖北省卫健委的人。上述成员说,当时讨论的时候,我们要求实报。卫健委的领导当场就说,“你们是不是怀疑我瞒报啊?”

上述成员说:“我们一直怀疑有人传人,但就是没有证据。”“没有告诉我们实情,从现在真实的情况看来,他(湖北卫健委)在说谎。”

钟南山将矛头指向卫健委。2月27日,钟南山在广州市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去年12月31日,研究机构就已明确,疫情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今年1月3日,病毒就已经成功分离出来;1月7日上报联合国。这些信息同步报给了地方CDC和国家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亦报给了卫健委。但在此后的十余天里,公众对疫情几乎一无所知。

此外,香港《南华早报》2月28日也披露,上海公共卫生中心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张永振主导的团队,早在1月5日分离完成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但自1月3日以来,当局未公布病毒的危险性与人传人的警告,该实验室遂于11日公开了调查结果。翌日(12日)上海公共卫生中心被上海市卫健委勒令关门整改。报导透露,该中心没有得到有关对实验室关门整改决定的任何解释,他们提交了4份报告,要求重新开放实验室,但未收到任何答复。

中共国家卫委健的顶头上司是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孙春兰。应对这场疫情,中共成立了中央指导组,组长是孙春兰,而副组长是后来空降到湖北坐阵的习近平亲信、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

今年5月将满70岁的孙春兰,中共政工干部出身,从工厂到妇联,再到工会,数十年“专注”群众团体工作。1990年代孙进入辽宁省委常委,再升任省委副书记,2001年接替薄熙来兼任大连市委书记;胡锦涛掌权时期她主掌全国总工会,2009年空降福建,成为封疆大吏;中共十八大后成为政治局委员主政天津,2014年接替落马的令计划,出任中央统战部长。中共十九大后她接替刘延东出任副总理,主管科、教、文、卫。孙也是中共在卫生健康领域的负责人。

观察人士认为,《财新网》、《新京报》、《财经》这些文章,看似在揭露中共,但是指向的层级仍然有限,应该是得到了最高层的允许。随着民间怒火越来越大,不排除韩正孙春兰未来会被问责,甚至有更多的隐瞒疫情的内幕出现。

 

 

王友群:江泽民亲信故意隐瞒病毒源头?

近日,原央视主持人李泽华,暗访武汉病毒研究所时,被跟踪,之后被失踪。神秘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再次引起关注。

P4实验室被怀疑是病毒源头

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先进的研究最毒病毒的机构。这个实验室是2003年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对中共内政外交重大问题“最后说了算”时开始兴建的;据知情人士讲,该实验室长期由江泽民长子江绵恒在幕后操控。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不少人怀疑,甚至肯定,这场大瘟疫是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人工合成”病毒外泄所致。

比如,美国《生物武器法》的起草者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教授弗朗西斯.博伊尔就很肯定地说,新冠病毒具有潜在的致命性、攻击性,具足生物武器的所有特征,它就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

中共国家卫健委的封口通知

(1)电话通知。2月16日,网上发布了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给员工发送的一封邮件的截图。发送日期是2020年1月2日上午10点28分,标题是:【重要提醒】关于严禁披露“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相关信息的通知。

通知说:“现将昨天接到的国家卫健委电话通知内容传达如下:国家卫健委明确要求,所有与此次疫情相关的检测、实验数据以及结果、结论,一律不得在自媒体和社交软件公布,不得向自媒体(包括官方媒体)、合作机构(包括技术服务公司等)透露。还请大家一定严格遵守。”根据这个邮件,国家卫健委电话通知的时间是2020年1月1日。

(2)书面通知。1月3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科教函【2020】3号文件)。通知说,针对近期武汉肺炎病例样本,依据目前掌握的病原学特点、传播性、致病性、临床资料等信息,在进一步明确病原信息之前,暂按照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类)进行管理,相关样本的运输应当按照原卫生部《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要求进行;病原相关实验活动应当在具备相应防护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

相关机构应按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提供生物样本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做好交接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取得病例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各类机构承担病原学检测任务所产生的信息属于特殊公共资源,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相关论文、成果发表须经委托部门审核同意。”

上述两个通知透出三条重要信息:第一,不准有关人员向外界透露消息;第二,非国家卫健委认可的机构不准检测病毒;第三,此前一些机构的检测结果全部作废。

中共故意封杀已有的检测结果

据大陆财新网2月26日报导,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赵苏披露,其所在医院去年12月24日将首例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患者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NGS检测,3天后,即12月27日,检测机构电话通知检测结果“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至12月底,国内已有多家NGS检测机构,如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等,相继检测出武汉新冠病毒,并指出其具有高度传染性,也上报相关政府部门。1月3日,国家卫健委发布3号文件发布,将上述多家NGS的检测结果全部封杀。

中共武汉市公安局的封口通告

2020年1月1日,在国家卫健委电话通知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的同一天,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的通告。真相是:这8人都是医生,他们只是在微信朋友圈向亲朋好友转发了他们了解的真实信息。

中共央视等党媒的封口宣传

武汉市公安局的通告发布后,1月2日、3日连续两天,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反复报导8名医生“散布谣言”被“依法查处”的消息。全国各地党媒紧跟央视第一时间转发了这个消息。这就意味着从中央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始全面封杀有关武汉疫情的真实消息。

中共党媒向全世界散布“假消息”

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1月5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1月10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王广发说,整体疫情“可防可控”。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 月12 日至17 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无新增病例。1月15日,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1月19日,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答记者问时说:“病毒的传染力不强”,“可防可控”。现在已经曝光的事实证明:上述消息都是假消息。

习近平1月7日的指示被隐瞒

1月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会上,习近平专门就防控武汉新冠肺炎作出指示。但是,当天新华社的报道只字没提。

在武汉市长周旺先1月27日、武汉市书记马国强1月28日将责任推给中央后,2月15日,“求是网”发表习近平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开头第一句话就是:“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这是习近平对上述地方官向中央推卸责任的回应,也是对有人隐瞒他1月7日指示的回应。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综上所述,从去年12月武汉“不明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到今年1月20日前,下至8位医生的口被封了,上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口(指1月7日习近平的指示)被封了。谁干的?为什么?

封8位医生的口,是中共宣传机关和中共政法机关合伙干的,封有关基因检测公司科技人员口的,是国家卫健委干的。中共宣传机关的最高主管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中共政法机关的最高领导是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中共国家卫委健的顶头上司是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郭声琨、王沪宁、孙春兰都是江泽民的亲信。

王沪宁等为何要封口?为何散布假消息?

再回到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的问题上来,5个疑点值得关注:

第一,新冠病毒的E蛋白和M蛋白,与P4实验室石正丽团队在云南马蹄蝙蝠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的E蛋白100%一样。专家认为,当病毒发生跨物种感染(从动物到人)时,这个E蛋白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一定会发生变异。现在,它现在一点没变,很反常。新冠病毒的S蛋白的4个地方发生变异。专家认为,这是一种精准变异,自然变异的可能性是十万分之一或更低;“人工变异”的可能性更大。

2015年,石正丽等在美国发表一篇论文,谈到她们已“人工合成”一种新病毒,亦称“杂交病毒”、“重组病毒”、“嵌合病毒”;用它去感染小白鼠,结果,实现了跨物种传播,小白鼠肺部病变严重,无药可医。

在中国,唯一能够“人工合成”并外泄病毒的,最大的嫌疑就是武汉P4实验室了。石正丽却说:“2019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我石正丽用我的生命担保,与实验室没有关系。奉劝那些相信并传播不良媒体的谣传的人……闭上你们的臭嘴。”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既然与你无关,干嘛像泼妇一样骂街?

第二,2月15日,网上传出消息说:武汉感染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也就是第一例病人,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女研究生黄燕玲;黄是在做实验时被泄漏的病毒感染,之后,传染给别人;黄已经死亡。查找“零号病人”,对于查找病毒源头至关重要。如果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做实验的黄燕玲是“零号病人”,那么,“武汉病毒研究所是此次大瘟疫的源头”可确定无疑。

非常反常的是,中共至今没有公布“零号病人”的任何信息。对于网上提出黄燕玲是“零号病人”的说法,只要中共安排黄燕玲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公开澄清一下,所有谣言不攻自破。但是,至今为止,中共的做法是:辟谣,但不让黄燕玲公开露面。为什么?

第三,2月17日11点51分,网上出现一则微博称: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陈全姣实名举报所长王延轶是病毒外泄的罪魁祸首。对此,中共也辟谣了。但自称陈全姣亲属的人发布消息说,举报属实,陈全蛟已被抓走。有关举报的微博发布至今,陈全姣没有公开露面。为什么?

第四,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1月2日发送的国家卫健委电话通知的邮件,至今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辟谣。由此可推断:(1)这个邮件是真实的;(2)这个邮件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内部人发到网上的;(3)武汉病毒研究所内部有不满王延轶的知情人向外界揭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4)这个揭露问题的人很可能被抓起来了。在网上发布王延轶邮件的人是谁?

第五,从武汉病毒研究所被全球聚焦,王延轶被起底以来,没有关于王延轶公开露面的任何消息。王延轶现在哪里?

上述五个问题,第二、三、四、五个问题,很容易解决;至今,中共一直讳莫如深,不让外界得到真实的答案。这只能说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严重问题,病毒很可能是它的P4实验室“人工合成”并外泄的;江泽民的亲信王沪宁、郭声琨、孙春兰早就知道这些内幕。

或许这正是王沪宁等1月1日至19日下封8位医生的口、上封习近平的口,并向全世界散布假消息的真正原因。

如何看待习近平在此问题上的责任?

1月7日,习近平就防控武汉肺炎疫情作了指示,这是否意味习近平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我认为,可能了解一些,但不是全部真实消息,关键消息可能被隐瞒了。

习近平对疫情的了解,肯定来自有关部门和分管领导的汇报,这个有关部门应该是国家卫健委,这个分管领导应该是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国家卫健委和孙春兰汇报到习近平那里的疫情是真实、客观、准确的吗?很可疑。

举一个旁证。去年12月25日香港区议会选举,从港府到中共驻港联络办到国务院港澳办,汇报给习近平的都是亲中共的建制派将获胜的好消息。结果是:建制派惨败,仅得59席,民主派大胜,获388席。由此可见,习近平听到的都是假消息。

为防止有人骗他,习近平采取了四个重要措施:(1)由习的亲信、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任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以制约组长、副总理孙春兰;(2)派中共军队首席生化武器专家、少将陈薇到武汉参加防控工作;(3)免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的职务,由习的亲信应勇任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任武汉市委书记;(4)由国家监察委派调查组抵达武汉,全面调查最早发布疫情消息的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

虽然习近平现在是“习核心”,但是,由于他前五年反虎打虎“擒贼没擒王”,没有抓捕江泽民、曾庆红,中共十九大以来,江、曾及其亲信不断给习制造麻烦,令他听不到真实消息,政令难出中南海。

结语:

进入2020年,历史已发展到“天灭中共”阶段,中共将在内斗中彻底解体。此次瘟疫大爆发,很可能是江泽民、曾庆红在中美贸易协议、香港问题上置习近平于死地失败之后,跟习近平的最后一次生死大较量。

 

 

【热点互动】陆媒重磅报导:基因测序12月底即知结果!

星期三大陆媒体财新和财经发表了两篇重磅报导,揭开了在疫情早期有关基因测序和专家组到武汉调查的一些内幕,也引发了民间更多要求追责的声浪。而另外一方面,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大流行似乎已不可避免,美国已经出现了两例社区感染的案例。

嘉宾:
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萧恩博士
分子生物学专家:陈师众博士

主持人: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今天是2月28日星期五。星期三大陆媒体《财新》和《财经》发表了两篇重磅报导,揭开了在疫情早期有关基因测序和专家组到武汉调查的一些内幕,也引发了民间更多要求追责的声浪。而另外一方面,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大流行似乎已经不可避免,美国已经出现了2例社区感染的案例。那么今晚我们请来俩位嘉宾持续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一位是在现场的评论员,他是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萧恩先生,萧恩先生您好。

萧恩:方菲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主持人:好,谢谢。那么还有一位是通过电话和我们连线的分子生物学专家陈师众博士,陈师众博士您好。

陈师众:你好,各位观众好。

主持人:好的,谢谢您。在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个新闻短片。

大陆的《财新网》26日刊登文章,题目是《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文章显示,早在去年12月底之前,武汉多家医院已经把至少9例不明肺炎的样本,送交给不同的基因测序公司检测,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也就是发现了一种和SARS类似的冠状病毒。业内人士立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把检测结果报告给医院,也上报给卫健委和疾控系统。

然而,1月1日,湖北省卫健委电话通知基因测序公司,要求停止进一步的检测,已有的病毒样本一律销毁,不得对外发表相关论文和数据。随后1月3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也发布了通知,做出了同样的要求。

《财新网》披露,最早去年12月27日,一家民营企业就检测出病原是“类SARS冠状病毒”;几天后多家民间机构也得出类似结论。部分医务人员通过内部渠道得知后,立刻意识到其危害,例如李文亮医师。他们小规模地向亲友预警,却遭到警方训诫,宣称他们散布谣言。

直到1月9日,当局才终于对外宣布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此时距离民间机构最早测出“类SARS冠状病毒”已经过去了10多天,在此期间,民间机构的测序结果被当局封杀,当局也没有及时启动高级别的响应机制,甚至多次发布误导性的消息,导致社会缺乏防范,错过了防疫黄金期,最终直接造成疫情的大爆发。而《财新网》的这篇报导,很快又被官方封杀。

陆媒披露基因测序及时判定”新冠病毒” 卫健委维稳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也欢迎您通过手机简讯,或者在youtube上观看直播来跟我们互动。萧恩博士我想先请您来谈一谈这两篇文章,一个是我们刚才看到新闻中提到的财新文章,其实还有另外一篇是财经的报导,它那个报导主要是采访了一个,第二批专家组去武汉的其中的一名专家,那么就说到他们当时去武汉调查,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请您谈一谈,一个就是对于财新网的这个报导,因为您本身也是搞病毒学的,那其实对基因测序这方面是很熟悉的,您觉得这个报导,您看出了什么样的门道?然后有什么样的价值?另外有关财经的那篇也请您评论几句。

萧恩:好,先说财新网这篇文章吧,因为我之前好几年都是做基因测序的,而且就是做病毒基因测序的,所以其实对这还是比较熟悉。看这个报导的时候就觉得满痛心的,因为我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些民营的机构,不管是广州的“微远基因公司”,或者是龙头老大“华大基因”等等,还有北京的“博奥医学检验所”这几家公司,它都是在国内相当有名的、相当成熟基因测序的公司。而且要在收到样品,能够在72小时之内把整个序列分析出来,不仅仅是测出来,还要分析出来的话,其实这是很多这些科研人员或者是他们公司的人员,真的是要加班才能赶得出来,而且要比较高的专业知识能够判断出来。

就是很可惜,看完那篇文章就觉得很痛心,因为他们已经在1月3日之前,多家公司都已经很明确的测到,这是一个“类SARS冠状病毒”的基因,是很明确的了。但是这样的消息却不能够带动整个防御机构,整个疾病控制中心或者卫健委做出一个更积极的防疫的措施。虽然说在1月6日国家的疾控中心内部是启动了二级响应的机制,但是并没有带来整个社会上的一个反应。那就是说你做这个疾控中心是为了什么?你不是为了公众嘛,你不是说我只是为了我这个工作有一个交代,好像我也启动了二级防疫,但是公众不知道啊。而且你明明知道这是很可能会有人传人的,而且从这些报导也很明确的看到,当时第二批专家组到武汉的时候,已经是很明确的,他们想要追查到底是不是人传人嘛!

主持人:1月8日他们到的。

萧恩:对,到了那边的时候是要追查这点。第一组专家其实也很关心是不是人传人,但是当时武汉方面没有跟他们交代,已经有医护人员感染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好可惜错过了一个非常黄金的时间,就是12月底到1月初这段时间,如果你即时对公众预告的话,真的是有一个黄金时间能够即时让公众积极预防。而且我们知道中共官方已经是内部通知的,所以会看到在1月3日武汉海军方面已经开始封锁他们的基地对不对?

主持人:没错。

萧恩:所以它内部其实是通知下去,所谓的比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响应是还要早,其实消息已经在中共高层还有军方已经是传下去了;可是对民众却无所交代。

主持人:对,我觉得看这个报导,我也是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喔,原来在1月3日之前已经有这么多人,对这个病毒了解了这么多。但是这些信息却没有转化成对社会的这样一个防控和一个早期预警。

萧恩:对啊,而且也不仅仅是这些基因测序才说明问题,因为像李文亮医师之前用基本的核酸检测,他也知道这个是“类SARS病毒”。那还有武汉另外一个医院的张继先医师,他也是就是在12月26号他就有收到了4例,当时所谓不明肺炎的病人,那他也一检测就知道这也是类似SARS的情况,还是因为他坚持一定要上报上去,所以湖北才没有压住这个事情。所以其实真正的这样子,相当于我们说民间英雄的人,真是起了很大作用。如果他们也不坚持的话,这个事情就不知道要隐瞒到什么时候,就更惨。

主持人:那您觉得《财新》报导中,它提到两个很关键的信息,一个是1月1日湖北卫健委打电话给这个基因公司的人,说样本要销毁,然后不能再检测。另外,1月3日国家卫健委又发文件,也是类似的。这个样本销毁不能再检测,这是什么意思呢?

萧恩:如果咱们稍微引伸一点的说,我觉得国家卫健委通知他这个三号文件,国卫办的三号文件,在1月3日发出来,实际上相当是一个维稳办的工作。就是说卫健委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当地武汉的很多医院,他们跟不同的基因测序公司有合作,有的是跟上海的这些研究机构有合作,所以把样品收集到就寄出去了,让各地查。那卫健委就发现这个事情如果控制不住。

主持人:喔,我就不能让各地查,是这意思吗?

萧恩:就不能让各地通过商业的这种关系让他们去测序,而要指定的部门去测序。然后同时也发现这个运作过程有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已经是满危险的一个病毒,但是各地寄出去样品过程中,可能发现有不安全的做法,所以这个通知里面强调,这个寄出样品要符合一定的安全标准等等,也提到这点。

所以我觉得反过来也说明,其实当时连医院方面再寄送样品到这些公司的过程中,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病毒有多危险,所以很多样品的包装、邮寄过程中,可能也会带来传染风险都有可能。这说明这个寄送中也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那最可怕的就是说不让你再继续检测,而且拿到了样品要嘛销毁,要嘛交给专门的机构去保藏,但是这是一句话,很可能公司直接就销毁掉了。

主持人:对,没有提专门机构好像都是哪一家。

萧恩:另外有个条文有提到,但没指明是哪个机构;所以这就是一个模糊概念,对吧。然后这些样品其实是早期病原体是非常宝贵的,如果让这些机构销毁了不是非常非常可惜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一个问题,实际上武汉当地湖北的疾控中心,很多事情他们是没有作为,甚至是反向作为的。

因为包括在这么多病人的病例已经收集过来了,而且你也知道那么多病人跟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时候,这个疾控中心没有从华南海鲜市场收集其它的样品,去做进一步的检测。所以当中国的第一批和第二批专家到武汉以后,他们一找根本就要不到专门的报告,然后说你们做了什么调查?调查出什么结果。都没有,所以专家组到武汉的时候,就是一头雾水。

按理来说你当地的疾控部门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应该马上去调查,因为很明显,至少说有几十例的病例是跟市场相关,那你不应该去做一些基本的疾控中心要做的事情吗?你疾控中心不是测序专家,也不是医生,那你疾控中心做什么?你做什么工作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说明这里面是有严重的渎职的问题,再加上高层卫健委机构的隐瞒,他们起到的是维稳办的作用。

但现在换一个角度来说,现在这个时间,财新财经这两个机构能够把这个报告还能捅出来,我觉得也有一点作用想甩锅给地方,因为在这个报告明确说明了地方的不作为,湖北官场把这个事情压下来嘛对不对?!所以一定程度上替中央解压,所以让它漏一点,但是也不能够太长时间,我觉得有这样的嫌疑吧。

陆媒报导显示  每个层级都有责任  最根本是体制问题

主持人:财经的报导似乎是把这个责任推给地方,但就不知道民众买不买账的问题。那我也想问一下陈师众博士,您看了这两篇文章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想,您觉得这两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

陈师众:第一篇要我个人看,就是说有关测序的这篇报导,它有信息价值。第二篇报导呢就是为什么没有发现有人传人的那个专家的辩护,他反而有负面的教训的价值,让老百姓知道他们是怎么推责任的。其实这里面我觉得缺少了一个,到现在为止在对我们看到的,对这场瘟疫的行政管理也好,官方的处理也好,其实我还不太看得到从法治,或者说这个结构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其实刚才这两篇报导的问题也好,我们所谈到的很多问题也好,其实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这个传染病防治法是很早就,人大就已经设立了,通过了。那么最新的版本是2013年,和这个相应的配套的还有一个就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有应急事件的管理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就是SARS之后国务院通过的,当时是卫生部的吴仪签字公布的。其实这里面再加上国务院的《信息公开条例》,这些都提供了法律上的,法规上的这些依据。就说明这个都该怎么做。其实这个传染病防治法上面就说得非常清楚,该怎么去做。

那么这些专家组他应该是知道这个,因为按照这个刚才说的传染病防治法,最重的是说甲类和乙类,甲类的传染病只有两种,鼠疫和霍乱。乙类就多一些,但是乙类里面有几样;非典SARS是要按照甲类来处理的,还有感染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等等这些,它是要按照甲类传染病来预防控制的措施。那么就是说当他一旦知道是这依类型的传染病的时候,那专家就得立即,这是预防机构的各级专家就得立即去疫原地。那么如果是按这个时间来算的话,其实这个专家组去都已经远远的晚于这个法定的时间。连丙类的传染病那个专家都得在12小时之内,得去疫原地。

主持人:《财经》说第二批专家组,是1月8日,第一批应该是12月31日就去。

陈师众:那就晚,必须立即就去了。连丙类都应该是12小时内派专业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的这些问题,我稍微引伸说一下,就是很多的问题现在都说不清楚,到底是包括要不要复工?其实在传染病的防治法里面的第42条里面的第二款就这么说:传染病爆发流行时,各级机构是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布。其中第二项说的就是停工、停业、停课。

也就是说当这个传染病爆发,只要它还在爆发、流行时,你就得这样做。所以我就是想这个已经现有的就依法。不是说依法治国吗?那这些法律、这些法规都在,也用不着哪个领导人亲自下令,1月7日就怎么样,做什么指示,这都不需要你做指示。

主持人:所以您的意思是说,财经这个报导让您得到的反面教训,就是说这些专家组其实并没有尽到责任,是这个意思吗?

陈师众:整个的机构、整个的政府都没有尽到责任!那里面的人员也没有尽到责任。我是非常的认同萧恩刚才说的,这个事情非常可惜。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其实这个国家是有技术的,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是“类SARS病毒”,其实SARS它是对这个病症的描述,就是所谓传染病,我刚才说传染病法里面那个非典型性的肺炎对吧,它是得按甲类传染病来做。

那么我们有技术,这个技术已经查知它跟SARS是同源的,其实它只要是跟SARS同源的,那么你就不用去再去证实什么“人传人”,你既然是SARS,那就应该已经想到是人传人。所以我们有技术,也有知识;我说的有知识,就是这些不管是专业人员,特别是后来去的那些专家,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的,他最起码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学术份量。

为什么他们一旦能够宣部的时候,他们都赶着去投稿呢?很明显的知道这件事情的份量;他至少知道学术上的份量,自然也知道对公众的影响的份量。那么其实也有现成的法律,法律规定了这些专家的责任,那缺的就是什么呢?其实缺的就是这个社会整个这个机构它不运作。这个人他也没有道德上的责任,这些专家他有这个技术,有知识,但是他偏偏就没有对社会的责任。

主持人:好的,谢谢。萧恩博士我想问您一下,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这些专家应该足以认识到这个东西的严重性。但是1月1日湖北卫健委让他们不要再做测试。然后1月3日国家卫健委又发了这个信息;之后一直到1月9日才开始承认有这样一个病,但是并没有采取太多的措施,因为1月19日还有万家宴嘛。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么多的信息,不能转换成防控机制的运作呢?

萧恩:我觉得确实是整个体制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专家。你比如说第二个《财经》的报导提到专家组去到武汉去了以后,在卫健委的领导陪同下到这些医院去,然后想了解医护人员有没有感染。卫健委特别感兴趣这个,这个是他们去的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要确认有没有“人传人”嘛,如果只要是确认有医护人员感染,就是非常明确人传人,还不要说什么有限的人传人,疑似的人传人,都不需要,如果一旦有医护人员感染,就是人传人对吧。就知道这些最核心的问题啊,卫健委到这些医院,到金银潭医院去了,居然说在这些领导的陪同下,他不能够了解到实际情况。

主持人:对,他说医生都说没有,那边的人都说没有。

萧恩:对,但他心里还是很怀疑对不对,他如果真的要坚持,比如说我一定要去有护士感染的地方或者什么地方,如果再坚持的话真的是有可能,我就一定要查明这一点,而且那么多医院,《财经网》报告里面也说有医护人员感染,打电话去这些医院核实,就说明它去不了那个医院,只能打电话核实。那国家专家组有什么用?明明知道这个医院有人给你透露消息说有医护人员感染,你都不敢亲自去查,对不对?这个说明你这专家组本身也是碍于官场的机制,你也不敢顶撞这些医院领导或者是卫健委的领导;最后说了半天还要对外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人传人。不是没有足够证据,你可以说我拿不到证据。

主持人:对,你可以说:没有任何信息,能够让做出是不是人传人的结论。

萧恩:你的话语完全可以调整让人知道你已经尽力,只是拿不到,被当地隐瞒下来了,对不对?

主持人:那当地为什么要隐瞒呢?因为这个很关键,他说当地是个很主要的责任方。

萧恩:这确实也牵扯到当地官场,整个文化的问题。因为财新网的报导里面提到,这些专家人员甚至有说:如果是在广东或其它地方,他们不会这样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广东有过SARS惨痛的经验教训等等,牵扯到地域方面,官场的区别这个问题,同时也牵扯到整个体制。毕竟当时1月7日以后中央那边习近平已经告诉他,要注意节日气氛,所以最高上面的指示不明确,或者说潜台词是要把这个事(疫情)压下去。

主持人:所以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您完全不认为是湖北当地的责任?或者不限于湖北当地的责任?

萧恩:都有,不能说完全不是,他们肯定是在基层起了很大的反作用,而不作为、渎职肯定都有。但是根源上是上面,如果中央卫健委即时上报,中央领导要求马上就要做为第一级的应急处理来对待这个事情,那下面也不敢怎么样。上面不明,下面再瞒着,所以整体上机制的腐烂在这两篇报导中充分显示出来。我觉得中国老百姓要追究责任,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你应该看到的是整个体制的腐败。

主持人:对,这个文章中提到的不管哪一方面,医护人员也好还是专家组也好,还是湖北卫健委,还是国家卫健委,它全都提到了。它只是没有提到更上,但是大家都知道1月7日不是给过指示吗?所以1月8日专家组去的时候就面临了这样一个局面。

萧恩:最后不得已钟南山出来,对不对?

主持人:都已经1月20日了。

萧恩:对,而且因为他是在广东知道人传人传播链,他去以前心里已经知道人传人了。到那当然就宣布出来了,因为知道摀不住了。

主持人:是,陈师众博士您怎么看追责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武汉的作家方方在文章中也写,她说所有相关的这些人,我们武汉人民是不会放过的。那您觉得如果受到追责,哪方面的责任在您看来更大呢?

陈师众:我先要说一下刚才说的所谓专家说医生不告诉他。我们也问一问,医生为什么不告诉他?医生不告诉他对医生有什么好处?这些医生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这么严重威胁的医生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其实我不相信这句话。从这个医生的行为上也是跟他说的是相反,8名医生肯定知道对自己是什么威胁的,这些专家什么要说医生不告诉他?其实这些专家他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官,因为没有官的任命他也当不了专家,就是整个这样一个体制对于老百姓不负责任。要说追责,得把这个问题解决,就是最根本的一个体制问题。咱们就说从古到今作为政府来讲,不管是中国古代说是受命于天的皇权,还是现在民主国家的受权于民这样的政权也好;不管是哪种政权型式,做为一个政府来讲,从古到今它的职责都是治理好天下,使百姓安居乐业。这从古到今没有可改变的。但是偏偏在共产主义这种制度之下,整个政权到具体的官员都是极力推卸,这个体制就让它推卸对社会的责任。

所以你发现像共产主义这种制度,它都是社会资源随意挥霍、随意贪污,那么就造成社会百孔千疮。所谓的基础结构通通是不合格的,这种不合格的设施碰到天灾人祸是最容易出事的。平时官场都可以压得住,不让老百姓知道,但是地震、火灾、水灾、天灾这些它挡不住的时候呢,就直接会暴露体制的百孔千疮。所以这个政权最忌讳的就是这种天灾人祸。它所有的官员从低到高首先得练就的一个本事,他想在官场上能升上去,首先得能压得住天灾人祸,不让自己参与造成百孔千疮得以暴露。这其实是反社会、反人民的一个体制。这样一个体制今天不出事明天会出事,明天不出事后天会出事;从SARS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其它的传染病也都出现过,只是当时给压住。这次太大了压不住,这个是体制的根本问题。但是这个体制它还冠冕堂皇,就像我刚才说的传染病的那个法,其实按照那个法,其实是有法律责任的,里面连法律责任都制定的清清楚楚。将来有一天人们回头,传染病不用新的法律,不用再去健全,现有的法律就去追究这些专家也好、地方的疾控中心也好、地方的政府也好,一直到国务院,都没有一个逃的过去。这个东西不是谁推责任的问题,都有责任!而这个责任的根本就是这个体制。

中共体制下政权稳定高于生命  疾控中心(CDC)只能听命于党

主持人:最近我们看到钟南山他也说了一句话(也是跟责任有关),他说:中国的疾控中心CDC地位太低没有什么行政权力,是技术部门,应该把中国的CDC部门让它有更多的行政权力,甚至可以向社会发布疫情。您觉得他的建议有没有道理?

陈师众:有道理也没道理。他说把CDC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抬高这个是有道哩,但是现有的法律已经给予它这个责任了(刚刚说的传染病法已经有了)。其实这种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特别是甲类、乙类这种传染病,法律公布的非常清楚,就在国务院的卫生工作部门,职权已经在它了,传染病法里面疾控部门责任是什么?职权都给了它。它自己不去用,然后再推责,当然它钟南山他是说:虽然法律给了我这个责任,可是党中央没给我这个权力(这里牵扯党政分家的老话题;邓小平时代党政一度是在试图分家,现在党政又合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有道理;但是现在法律给疾控中心权力已经够了。我就是想提醒更多的观众,从法律这个角度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情况,那么可能会发现有更多,更有力量的东西都已经存在了。更有力量的措施、更有力量的法律工具,都已经有了。

主持人:萧恩博士您看美国这边CDC好像还真的权力挺大的。它说美国处于爆发的初始阶段,川普总统还在维稳说:“我们这个没有什么,风险很低”。但是CDC似乎发的讯息似乎和总统是不一样的。您觉得在中国CDC在中共的体制下,可能被赋予这样的行政权力吗?

萧恩:当然相当难的啦,中国的CDC本身就属于卫健委下面的。然后本身确实是一个技术官僚部门,其实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一月初的时候我上中国的CDC网站上去找,关于武汉疫情,你很难找到;整个网站上要找到这个公共告示,在一个角落里面要点进去才能够看到。所以它其实,你说中国CDC有这个责任,法律授予它这个责任。其实在这个行政体系下它是一个很小的技术部门,而且像是小娘养的小部门。一般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个疾控中心就是国家不愿意拨钱的,就是很小的一个部门。虽然好像在全国建立了疾控监督的这个机制,信息相互沟通的机制;虽然建立了这样的机制,可是你没有真的决策权。你也没有办法即时对外随时的更新你的公报,而这些权力全部受到卫健委控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可能像美国CDC在高官和政府各个部长、卫生部长,都出来一起对外共事,显示这件事情的份量。你比如中国的CDC,也可以向中国的卫健委上报,也可以向中央汇报。但如果是为人民负责的,就一起来把事情公告出来嘛!你为什么要内部搞一个二级响应机制?但对外却不公开呢?所以中共本身政权的利益不是为老百姓负责的。我觉得就是刚才陈博士说的,这个核心的问题,除了党政不分家以外,还有它的利益的问题。中国CDC的机制不是说为老百姓负责;美国政府至少说出来,我第一个任务就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安全啊等等⋯⋯。这是第一位的。所以美国可以把副总统派出来领导,中国共产党这样体制挺难的。技术官僚,疾控中心它是一般的技术官僚。

主持人:不管怎么样都要听命于党。

萧恩:听命于政治官僚,然后党又不是真的为老百姓考虑。

主持人:就是说这个政权稳定,它是第一位。

萧恩: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看到这篇文章后,对这些科技人员我真的感到很悲哀。他们做了很多杰出的贡献,但是没有转化为能够拯救老百姓这样的一个真的财富,一个真的机遇,对不对?很多很多做疾控的人,一辈子都想说有个疾病爆发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快速的找到这个病毒,让人们能够更早的提防。

主持人:能够帮助控制。

萧恩:一辈子的梦想,但是你在这个体制下就是不行。

钟南山称病源不一定来源中国  网友评代党甩锅

主持人:根本实现不了。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另外钟南山语出惊人讲到:“这个新冠肺炎发生在中国,但是这个病源不一定来自于中国”。当然很多网友讽刺说:“这下甩锅甩到国外去了”。您怎么看他引起争议和讨论的这些话呢?

萧恩:我觉得钟南山这个话,有一个大问题,他没有提出证据在哪里?他说这个话的医学方面报告的证据是什么?如果你要这么说至少你要告诉民众对吧?你为什么这么想?当然现在过去二个月里面,一下子涌出很多关于新冠状病毒的报告。你是根据哪一篇这么说的?我可能猜到你是哪一篇,但是你不说我也不想替你背书。钟南山没有告诉老百姓是以什么为根据的。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猜的是哪一篇?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姑且就叫它阴谋论吧),说病毒是美国造的,或者是美国的流感其实是死于新冠肺炎什么的。

萧恩:那个不算是科研报告。

主持人:那个不算,但是钟南山的说法跟这种传说是比较吻合的。

萧恩:对啊,所以我觉得等于没有根据说出的一个推测,等于替这些阴谋论去背书了嘛,对吧?另外一个他这个说法,其实有偷换概念的地方。什么叫病毒的来源、起源、发源呢?随便举个简单的例子,如说禽流感H5N1这种高致病型的禽流感,它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1959年,最早也不是在中国发生的,对不对?你如果说这个病毒的发源在哪里?去追查。但这个有什么关系呢?现在爆发的就是现在的事情对不对?还有伊波拉(Ebola)病毒,更早也是在非洲刚果。但是到2014年爆发的时候,并不是从刚果起来的,而且刚果本身后来也是有多起伊波拉的爆发。那人家都是说今年你在刚果爆发了,对不对?今天在利比底亚爆发了。那么你现在中国你不管这个病毒哪里来的,你现在2020年就是在武汉爆发了不是嘛!所以你这个是偷换概念让人去想,这个病毒来源是在哪里?其实本身也是偷换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里面好多东西是愚弄百姓的。

主持人:陈师众博士,您怎么看钟南山这个话呢?

陈师众:我只能这么说,钟南山这个话没有任何含金量。只能从另一方来说明共产党人所说的制度优势,或者是四个优势,四个信息,什么文化信息。这个制度优势是什么呢?在中共我可以胡说八道不用负责任。就是我钟南山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说英语的人最多的国家。别人拿他也没有办法。这其实也可以说是精神病人的优势。精神病人他有一个优势,杀了人以后他可以不负责任;但是人家也就把你当成是精神病人。这一次瘟疫的爆发,其实是把中共共产制度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彻底的暴露,剥了个干净。让人家知道你(中共)就是一个精神病人,你(中共)这些人都是可以胡说八道的,完全不负责任的这样一种人。

我还要补充一下,刚才说的,就是说到底是不是技术官僚?我刚才找到了,我直接去找出来,就是传染病法第三十八条:国家建立传染病疫情讯息公布制度。那么到公布的时候呢,它就规定了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这个信息。那么各种疾控的机构,就是国务院的卫生行政部门的一个部分。而且这个里面还讲到“医生”,每一个医生每一个就是检疫人员。他都是国家这个传染病的疫情监测的部分,他见到以后他都有责任去调查、去汇报。所以这8位医生做的事情,完全都是合法的,都是有义务的。所以这些他们想说自己没有职权,其实是逃不过去的。

美国开始出现社区感染  民众该做何准备?

主持人:好的,谢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很快问一下萧恩先生。昨天川普总统就疫情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加州就出现了第二例,就是社区感染的一个案例。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社区感染”?另外,您怎么看美国疫情的下一步发展?包括民众应该做什么准备?

萧恩:我觉得现在确实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刻。一般的社区感染主要是指你没办法追踪出最初的病人,或者说是病源。是怎么感染上的你不知道,一般来说,你会知道一个病人得病了,他怎么传染的,他的紧密接触者是谁?然后进一步扩散,你知道这个过程。等到真的是社区感染,好多人同时得病,或者是你有一、二个案例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感染上的。那基本上就是一种社区感染,这是基本上的定义。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加州最新的消息,加州已经检测了8,000多个疑似的病例,那其中也有30多个已经是确诊。这种情形说明美国也处在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关键的时候。就像意大利一样,意大利爆发这个疫情的地方,当时有很多中国温州人从中国大陆逃到那边去。而温州是除了武汉感染人数最多的第二个大城市,这么多温州人因为有生意的关系,跑到了意大利,结果带来了当地的传染。那现在加州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是因为有很多中国大陆人居住在加州。也有很多人近期内是从武汉,或是从中国其它地方到了加州。所以加州会最先出现这个社区感染,我并不会觉得很奇怪。甚至加拿大我都觉得它也会出现,像是温哥华等等,很多跟大陆有往来的地方是很危险的地方。现在像纽约也是一个风险。我就觉得这几个大城市,就是美国最初的三个港口城市:旧金山、洛山矶和纽约。这三个城市是最危险的城市。所以我说纽约的观众,真的还是应该要非常警惕。

主持人:美国国土安全部好像建议民众去储备二周的水和食物。

萧恩:这个我觉得也是为民众负责的一个建议。因为一旦一个社区发现案例的话,很可能是很难追查到,仅仅是几例接触者。只是自己的家庭成员隔离起来就可以的,往往社区里面一整个小区或一大片就会隔离开来。我相信纽约如果有发现类似于加州情况,它也会很快宣布进入警急状态。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会面临在一个小区里面,可能要隔离二周的时间。因为基本上潜伏期平均值是14天,所以建议储备二周的食物,这算是有道理的吧!这三大城市的居民可以考虑这种建议,算是比较稳妥。但是我觉得最要紧的应该是准备一些口罩啊!还有其它消毒药等等⋯⋯,那些食物其实倒是第二位。最主要是保护自己的这些消毒液啊!防护的东西,口罩啊,这些多备一点!

主持人:好,还有一分钟时间我也请陈师众博士很快补充几句。

陈师众:我觉得美国人也好,其它国家的人也好呢。这个疫情如果有爆发,其实追根溯源还得追到中共早期对疫情的隐瞒。它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隐瞒,它是对全世界的隐瞒。而且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放大对全世界的隐瞒,它把这个制度优势也扩大到联合国去了。其实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都一定会追究这件事情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知道在美国很多的实验室说是很快就能够检测了。希望这个迅速透明的这个机制能够建立起来。

萧恩:能够建立起来,我觉得美国这方面会非常快,一旦行动起来美国会非常快。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节目时间很快又要到了,我们也感谢二位的精彩点评。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

 

 

最近网上流传一篇署名翟鹏霄的长文“到底谁把武汉新冠病毒雪藏了13天?”该文在本周三被封杀,今天又重现。这篇长文以《第一财经》整理的疫情发展时间线梳理出一个事实:一月上半月,武汉疫情被“雪藏”的时间段与湖北和武汉召开两会时间相重叠。

这篇文章引用《财新》的实地采访展示,武汉当地的一些事实与官方的通报不相符:比如从1月3日到15日这13天,光是确诊的医务人员就有5名。最早一例是1月7日。李文亮医生则在1月12日出现症状住院。武汉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影像科医生告说,“我们所有医院的医生都知道这个事不对头,因为我们看到的情况和现实报出来的情况差太远了。”这位医生说,肺部间质性改变以往非常少见,他所在的科室每次遇到相关影像,甚至会引起科室内的学习讨论。但在1月15日,他所在医院的发热门诊一天就能发现50个此类病变。

在这样明显人传人的现象面前,为什么有关部门和专家却一直对外宣称“没有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为什么在15天的时间里,武汉卫健委的病例通报为零?该文指出,疫情“沉寂”的十多天,刚好跟武汉市、湖北省“两会”的召开时间一致。

该文还透露:第一份提出“人传人”的报告,即不来自武汉,也不来自国家卫健委,而是来自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袁国勇。他带领团队1月15日在港大深圳医院确诊一家6人感染病例,其中5人近期到过武汉,将病毒传给另一人。这个“人传人”的例子被袁国勇用书面形式,发送给中国疾控中心CDC主任高福和广东省CDC,提示人传人和无症状感染的风险。3天后,钟南山院士1月18日到访武汉,袁国勇一同到达。1月19日钟南山结束武汉考察,对外发出“人传人”警告。

该文作者翟鹏霄说,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份来自武汉之外的报告,钟南山院士是否会在18日来武汉,医护人员感染的消息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公众宣布。

李文亮医生是8位“造谣者”之一。…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里,一步一步地提示着我们错过的每一个机会,每一个节点:12月30日,武汉错过了他的“哨音”。1月12日,当他重症入院的时候,正在调研的专家“错过”了他的病例。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一位医生正谈在ICU病床上,心里在想:“通报怎么还在说没有人传人,没有医护感染。”

而武汉的多数医生,尽管接诊越来越多的类似病人,看到不寻常的肺部病毒感染和明显人传人的迹象,却不敢公开发声音,因为他们“怕被警方传唤。”

 

 

陆媒《财新传媒》和《财经》周三(26日)报道,揭露了武汉肺炎疫情遭国家卫健委和武汉官方封锁的内幕,中共宣传部门迅速封杀了这两组报道,并向多个自媒体施压。另外,前央视主持人李泽华早前辞职到武汉,寻找疫情真相,被国安搜查,至今失联。

《财新传媒》的侦查报道指出,科研机构早于去年年底就已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但最后有人下达指令,要求销毁样本,并禁止发表论文。据报道,去年12月27日,实验室“广州微远基因”就已经完成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并立即分享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并专程前往武汉,向当地医院和疾控中心汇报交流。但1月1日,武汉卫健委疑似受上级指令,要求参与检测的协力厂商机构不得泄露相关资讯,必须销毁样本,并禁止发表论文。

报道又指,1月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卫办科教函(2020)3号,对武汉不明肺炎的病原检测进行限制;1月5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也从武汉中心医院送检的样本中检测出了该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并且当日即向上海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报告,并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防范措施。

但从此后事态的发展显示,这场最初有包括微远基因、华大基因、中国医科院、上海公卫中心、武汉卫健委、武汉疾控中心、国家疾控中心、国家卫健委都知情。

另外,《财经》杂志周三亦采访国家卫健委第二批赴武汉专家组织成员。据报道,这些国家专家组成员,也遭资讯封锁。湖北各个医院、湖北卫健委、疾控部门,以及湖北地方政府,都直接参与了对国家专家组隐瞒信息。该专家组成员称,正是这种瞒报行为,导致他们做出了“人不传人”的结论。

其间,尽管湖北方面发布了两份“情况通报”,但文件对已日趋严重的社区传染和医护人员感染,均避而不谈。此后共有2369人参加湖北和武汉市两会,一直到1月17日,官方对疫情都秘而不宣。

迄今为止,外界还不清楚湖北方面瞒报是地方行为,还是来自中共中央高层的指令。而此事的当事方微远基因、华大基因都没有回应记者的采访请求。

《财新》和《财经》的两组报道发表后,立即在大陆的社交平台遭“洗板”(争相转载)。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财新》和《财经》的官网上都已无法看到相关报道。但来自的民间、甚至是部分网站的接力传播,却仍在继续。

而早在上月23日,国家疾控中心病毒所研究员孟昕亦在社交媒体披露,在1月7日他们就分离病毒成功,但根据上级指令,报告被锁进保险柜不得泄露。直到1月19日,全所还在开大会传达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的指令,要以“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学第三”。直到疫情蔓延到境外,此事才全面“穿崩”。至此,官方系统性瞒报过程已基本清晰。

而曾属中共体制内官员的曹先生告诉记者,体制内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这个瞒报并不是地方和职能部门的决定,而必须是最高领导的指令。因为按照处置程式,下面的官员不敢隐瞒不报上级,但在上级没有做出决定时,他们也不敢披露。但现在的态势是大家都知道事情闹大了,谁也不想背这个锅了,所以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辩解。

曹先生说实际上最上面那个人他是知道的,那是他压下来的。下面肯定往上报了,你汇报上去以后,要上面说怎么做你才能怎么做啊。什么叫讲政治啊?说白一点就是听话。这一次这个事一旦发现自己要成为背锅人的时候,很多人他不愿意背锅的,他多少要说一些东西出来嘛。这个说法也得到了资深观察人士林嘉伟的证实,他认为,因为事态严重,民愤极大,在疫情结束的时候,可能会抓几个替罪羊。

 


该报导指出,武汉中心医院去年12月18日收到首起病例,24日将患者样本送往“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基因定序,27日获得检测结果,显示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到去年底,武汉各家医院采集至少9名不明肺炎病例样本送验,都显示是“一种之前未有的冠状病毒”。

12月29日,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通知省、市、区三级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处置工作流程,同时全面展开流行病学调查。然而,在此可能遏止疫情的关键时刻,一名基因测序公司人员却在1月1日接到湖北省卫健委官员的电话,要求他停止将武汉肺炎的病例样本送验;而已有病例样本也要就地“销毁”,且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如果你们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报告”。

1月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份国卫办科教函(2020)3号文要求在进一步确定病原消息前,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外提供生物样本和相关讯息,已获得样本的机构或个人,应“立即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保藏机构保管”。

有病毒学家透露,通知下发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度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样本。

或许正因如此,中科院病毒所尽管去年12月30日取得样本、1月2日完成病毒基因测序、5日分离出病毒株,但迟迟未对外公布。

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邮报》27日报导,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贾撒列维克(Tarik Jasarevic)证实,北京当局未在第一时间通报前线医护人员感染“武汉肺炎”的资料。这是世卫首次直接承认中共政府的防疫缺失。

而关于中国第一线医护人员感染肺炎的相关数据,直到疫情爆发超过1个月后,才首次由中国疾控中心在学术期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表示,至少1700名医护人员感染病毒、5名医护死亡,且该项统计数据直到2月14日,才获得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开证实。

 

根据陆媒《财新网》报道,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赵苏曾表示,该医院去年12月24日将首例华南海鲜市场的武汉肺炎患者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基因检测,3天后(12月27日),检测机构以电话通知,检测结果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同时当天就有研究者从一名早期病例的样本上获得接近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并与医院及疾控部门沟通,却未获得回应。

联合新闻网引述报导提到,当武汉市中心医院医师李文亮等人在12月30日透过微信群组发布警告讯息时,他们的言论被官方“辟谣”,且还遭到警方训诫,此外,根据一位基因测序公司的人士透露,他在1月1日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名官员的电话,该官员告知如有武汉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就不要再检了,而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全部销毁,他还警告不能对外透露样本消息,也不能发布相关论文和数据,“如果你们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报告”。

该报道称,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在1月3日立即发布文件《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讯息,据病毒学家透露,通知下来后,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据该报道强调,中科院病毒所从12月30日拿到病毒样本并入库,到进行病毒分离,完成病毒基因测序,分离得到病毒毒株,直到1月11日对外公布病毒基因组序列,距离12月27日第一例基因测序确定新冠病毒,已经过15天,那几天本应是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但大众却浑然不知。

 

 

中共卫健委网站27日忽然发布一条原先没有公开过的消息:“1月14日已召开全国电视会议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与此同时,财新网26日上传《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的独家报导现已经显示“404”。

卫健委今次会解封此信息来表明一个半月前就已部署疫情工作,其用意不无缓冲财新这篇报导的杀伤力,因为它投掷出了一个重磅弹“3号文”:1月3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国卫办科教函(2020)3号〕《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针对近期武汉肺炎病例样本,暂按照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类)进行管理。

报导称,“3号文”进一步规定,各相关机构应按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提供生物样本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做好交接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疫情防控工作期间,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

现在或可重新厘清一些人事物背后的黑手,其中显然少不了卫健委这1月3日正式出台的“3号文”。

如湖北省卫健委官员在疫情前期的颟顸底气,财新报导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资料。

如央视多个频道在1月2日、3日连续两天,反复报导李文亮医生等8人造谣事件,达到了“3号文”想要的效果与目的,就是让李文亮等知情的一线医生噤若寒蝉。

特别是,“3号文”1月3日下发这天,正是武汉市“两会”新闻通气会,会上宣布1月6日至10日两会如期召开。

同样地,卫计委自曝“1月14日已召开全国电视会议部署疫情防控工作”,这场会议在全国各省区市设分会场,但开会内容没有及时对全国民众公开,也就没有提醒全国民众注意防护戴口罩,简直就是暗地护航湖北省“两会”(1月10日至17日)的开幕闭幕。

同时,这场会议的存在与曝光,无疑让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现任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走下神坛。合理推测,钟南山即便没有参加这场会议,也应获悉会议内容;甚至在卫健委“3号文”出台这时候,钟南山或许已知“新冠病毒肯定人传人”。

在财新这篇报导之前,外界普遍认为直接引起了李文亮等武汉医生们注意的这例样本──2019年12月30日得知检测结果,是最早一例确定武汉病毒为(类)SARS冠状病毒的。

但财新报导溯源,首例在2019年12月27日即出结果,检测机构是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没有给出书面报告,只是电话通知武汉当地医院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在这里,财新报导补上一块信息拼图,与首例信息高度契合的,是微信公号(小山狗)在一篇“记录一下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经历”文章中提到:基本可以确认这个患者的样本里面确实有一个跟Bat SARS like coronavirus类似的新型病毒。病毒基因组序列,资料同时也跟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分享。

公开信息,广州微远基因科技公司CEO李永军,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生物信息分析员。中国医学科学院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医学科学学术中心和综合性医学科学研究机构,上级机构是卫健委。

在《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这篇报导中,除了“3号文”,其余内容都在梳理一件事,即在2019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于9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样本被从武汉各医院采集,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一种类SARS冠状病毒。

而这透露两点重要信息,一是新冠病毒的警报哨音在2020年1月1日前后就已经响成一片。二是武汉地方医院和多家检测机构都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一种类SARS冠状病毒,传染性再低,也低不到哪里去了。

虽然财新这篇报导已撤下,但撰稿记者的点评被记住:这些检测结果也陆续反馈给医院并上报给了卫健委和疾控系统,但他们等来的是一份国家卫健委的“3号文”。这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哀,也是武汉悲剧的源头之一。

从首例基因检测结果到卫计委正式宣布病原体为新冠病毒,延误的这宝贵15天,本可以救治多少生命,包括李文亮在内的武汉医护人员。舆论不能不问,卫健委“3号文”是谁批的?

 

 

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前,去年12月微信就开始严格控制相关的信息传播。含有数百个关键词的信息被过滤,其中包括批评中共政权的帖子。

周二(3月3日),多伦多大学Munk全球事务学院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在一份报告中说,早在去年12月,微信就开始过滤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帖子。

这份报告称, 微信过滤了“很多”与冠状病毒有关的帖子,并在今年2月扩大了过滤范围。被过滤的内容包括对政府的批评,所谓的疫情谣言和猜测,以及有关李文亮医生的帖子。

1月1日~2月15日间,研究人员发现516个与冠状病毒有直接关系的关键字组合上了微信的黑名单。

2月份,微信扩大其关键字组合的黑名单:1月1日~31日间,微信过滤了含有132个关键字组合的帖子;2月1日~15日间,微信过滤了含有384个关键字组合的帖子,比两周前翻了一倍。

公民实验室的副总监格利特.尼什哈达(Masashi Crete-Nishihata)对《大纪元时报》说:“中国的社交媒体公司须对其平台上的内容承担责任。如果他们不控制平台上的内容,就会受到政府的惩罚。西方社会把这种制度称为中间责任制(intermediary liability),中国人把其称为自律。”

公民实验室的研究员花几个月时间,用中国大陆、加拿大及美国的手机号做实验,找到微信过滤数百个关键词的证据,以阻止网民批评中共政权。

例如,美国的微信用户向中国的微信用户发送一个帖子:“美国疾控中心称,勤洗手比戴口罩更能有效防止冠状病毒的蔓延。”中国的微信用户收不到这个帖子,因为它包含微信过滤的关键词组合“美国疾控中心+冠状病毒”。

关键字组合由一个或多个关键字组成,当组合中的每个关键字都出现在一个帖子中,该帖子就会被过滤,尽管每个关键字不挨在一起。
曝光被过滤的关键词组合

这份报告称,“许多”过滤原则可能会阻碍网民了解如何预防疾病的“重要”信息。该报告曝光了被微信过滤的几类关键词组合:

与冠状病毒相关的关键词组合: 习近平+疫情蔓延、习近平+疫情+肺炎+中央、习近平+疫情+政府+负面、习主席+疫情+凝聚力等;

与中共相关的关键词组合: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威胁+这个时代、武汉+中共+危机+北京、举行+批评中国+两会期间+隐瞒、断崖式下跌+疫情防控等;

与港台相关的关键词组合:香港+林郑+呼吁+病毒、发起罢工+五大诉求+员工阵线、台湾+大陆+病毒+外交部等。

公民实验室在报告中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社交媒体严格控制有关冠状病毒的信息。信息过滤在疫情刚爆发时就开始了,并不断扩大范围。”

 

 

看中国网友
2楼
说明周先旺完全是撒谎。他根本不是等中央的批准,而是对内销毁犯罪证据,对外公开否认疫情,并且大搞“万家宴”令病毒大范围扩散,然后再向上“甩锅”,这一系列动作说明他就是参与者。
2020年02月28日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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